“新歷史主義”的理論來源及其效應
——以?？?、威廉斯、阿爾都塞為例

張俊華

(山東大學 文藝美學研究中心，山東 濟南 250014；南昌大學 藝術與設計學院，江西 南昌 330031)

20世紀七八十年代“新歷史主義”(“New historicism”)橫空出世，解構了傳統意義上對于歷史和文學關系的看法，讓人耳目一新。新歷史主義強調文學的歷史敘事功能，讓文學參與歷史敘事，瓦解了傳統意義上的歷史決定論；認為歷史敘事同文學敘事在本質上是相同的，歷史敘事在敘事的結構和語言運用上都有與文學一樣的文學性。新歷史主義將文學、文化、歷史三者結合起來，主張在文化的背景下追問事件的意義和人的所謂深層特質。

事實上新歷史主義并非一個全新的面孔，在新歷史主義出現之前就有很多思想家為之做了豐厚的理論鋪墊，筆者認為至少存有三種主要理論形態，即法國哲學家米歇爾·?？?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權力話語理論、英國文化理論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1921—1988)的文化唯物主義和出生于阿爾及利亞的法國哲學家路易·皮埃爾·阿爾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or,1918—1990)的“癥候式閱讀”為新歷史主義的產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這三者之間，看似差異很大，甚至完全不屬于一個話語體系，實則與新歷史主義有著很大的關系：?？碌脑捳Z權力理論直接影響了新歷史主義的核心理論——文學和歷史的關系；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為新歷史主義處理文學和歷史的關系找到了“文化”這把鑰匙；阿爾都塞的“癥候式閱讀”理論又為新歷史主義提供了開鎖的方法。美國新歷史主義的代表人物斯蒂芬·格林布萊特(Stephen Greenblatt)首創的文化詩學，就是以?？碌臍v史、權力、話語觀念為基礎，吸收、借鑒和揚棄了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并綜合了阿爾都塞的癥候式閱讀的方法而形成的?！靶職v史主義”一詞即是斯蒂芬·格林布萊特在20世紀80年代比較明確地提出來的，后被海登·懷特(Hayden White,1928—2018)稱之為一種文化詩學、歷史詩學。它打破了形式主義批評、新批評的局限，讓文學文本重新向社會、向歷史語境開放。

一、?？碌臋嗔υ捳Z理論

新歷史主義最新穎之處就在于對歷史、文學的解讀及二者關系的界定。舊歷史主義強調歷史一元論和歷史決定論，否認文學文本的歷史敘事價值。新歷史主義在注重“歷史的文本性”的同時強調“文本的歷史性”。這種理論的核心其實就是話語權力的問題。眾所周知，權力話語理論是?？碌暮诵睦碚?，詳細分析?？碌臋嗔υ捳Z理論就能夠舉重若輕地理解新歷史主義。

在?？碌睦碚撘曇爸?，隨處可見的是有關“話語”的討論。人類所有文化生活的形式及其范疇，包括?？伦约簩υ捳Z進行批評的知識考古學，他也稱之為“關于話語的話語”。然而，什么是“話語”？海登·懷特認為，可以用?？伦约簩︼L格的界定加以說明，亦即所謂“話語”，就是“某種恒定的言說方式”。因此，?？抡J為，言說方式同時也構成言說的內容，同樣的事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言說，而不同的言說方式言說同樣的事件，也就使同樣的事件具有不同的本質特性。例如，?？略凇动偘d與文明》(Folieetderaison)中便指出，不同歷史時期，對于“瘋癲”有著不同的意義界定。有關瘋癲的話語，自其產生于中世紀后期以來，便經歷了四次不同的意義轉換：在16世紀之前，“瘋癲”一詞，所指向的是某種神志不清、言語混亂的精神狀態；但是到16世紀，人們更傾向于認為“瘋癲”是不為一般人所理解與接受的某種人類智慧；而進入?？轮^“古典時代”的17、18世紀，“瘋癲”又被看作人類的一種不太令人喜歡的性情，它與游手好閑和懶散一樣，是某些人的惡習，因而“瘋子”被視同罪人，常與其他刑事罪犯關押在一起；到了19世紀，“瘋癲”不再等同于罪過，僅被認為是一種需要治療的疾病狀態，于是“瘋子”便被關進瘋人院由醫護人員看管起來；進入20世紀之后，弗洛伊德(S.Freud,1856—1939)通過對精神病人的反復觀察與研究，認為所謂“瘋癲”與“神智清醒”之間并沒有嚴格的界限，于是他對人類非理性的行為作出了理性的解釋，同時也把“瘋癲”病人置于心理醫生的權威之下進行精神分析。在長達四個世紀的時間流程中，“瘋癲”作為一種話語模式，經歷了四次變遷與語義轉換。因此，所謂“瘋癲”，與其說是一種話語形式，不如說已然直接構成了內容本身。因此，?？抡J為，話語并沒有確切的本源，它不過是產生于一個比喻的空間中，拒絕實在的空無，同時又指涉映照著這種空無——它想說出什么，但說來說去只有話語。它總是回到自身，把能指亦即說話的形式當作所指。事實上，它的結束也與它的開頭一樣，沒有規律可循，只是在虛無空缺之處殘留著些許“話語”的痕跡，這就是話語的本質。因此簡單地說：“誤用”，就是“話語”最為典型的辭格特征。?？聦τ诏偘d史的考查是對我們現有所謂正常運轉的社會秩序合理性的拷問，他用正常社會所排斥的瘋癲來追問社會權力的來源及其運轉機制。新歷史主義對于歷史的看法正是借鑒了?？碌脑捳Z權力觀。

因此，一種言說方式是否合理，不能從言說方式與客觀世界即“物的秩序”的對應關系中去尋找證據，而只能從話語方式本身的規定中去發現。當然，這些有關話語的規定，既有外部的規定，也有內部的規定。話語的外部規定，遵循著排異原則：包括某些習俗與禁忌，例如，什么樣的話題是可以說的，什么樣的話題是不可以說的；適合用什么方式來說(例如避諱)，以及誰可以說而誰不可以說(例如卑微者的自嘲)等等，當然，其中最為嚴格的禁忌還是談論性的話題以及與政治密切相關的話題。此外，還包括劃分和拒絕。例如，理性和瘋癲的劃分，以及對瘋癲的拒絕。事實上，人們無論在哪個時期都不讓瘋子說話。戲劇中瘋子只是假裝瘋癲以說出真理，心理分析中的瘋子也最終是由醫生代言。禁忌和區分最終歸結于真理與謬誤的終極劃分。以此為基礎，各種禁忌便披著真理的面紗而行使自然法則的權威。至于內部規定，則遵循著從屬原則：包括次級文本或評述文本對主元文本的從屬；以及對作者的從屬和對學科規則的從屬等主從性的規定。?？抡J為，每個社會、每種文明，都含有一套可以不斷重述與演化的元敘事，或者說基本公式乃至儀式化的文本，這些被說過一次的事情從此以后便保留下來，為后世之人不斷地奔走相告。例如，某些宗教文本或司法文本、文學文本或科學文本，都被視為原初文本，而其他話語都是對這些原初文本的評述和再現，因而被稱之為次級文本。這些次級文本，用舊瓶裝新酒的方式說著曾經“被說過”但也從未“被說出”的東西，雖然是追求“復述”與“同一”，但又略有些“異樣”與“陌生”。與此相應的就是對作者的從屬。?？轮^“作者”，包括科學的發明者、某個定理或者公式的提出者、文學或哲學文本的創作者。就文學文本的創作者來說，他們就是給予虛構的作品注入語言的統一性、文本的內在邏輯性以及虛構內容之與現實世界的相關性的那些人。作者的職責與任務，就是保證其作品在思想意義上的統一性。與作者和文本的從屬性相比，學科規則的從屬性就更加復雜并具有更多的強制性。因為學科規則是由眾多因素所制約的一個隱性機制，它不是某個人的發明，而是集群力量的結果。這種學科規則，雖然可能并未成文，也不是真實可觸的具體實在，但是一種學術范式。一個科學陳述的真假，必須在與之相關的學科規則之中才能得有效區分和真正理解，否則就如同落入萬丈深淵的石塊，得不到任何回聲與反響。19世紀奧地利遺傳學家蒙代爾的學說，就是最為典型的例證。蒙代爾的生物學說研究的是全新的對象，發表的是全新的觀點，卻完全不能被他同時代的生物學家所理解，因而不能得到應有的熱烈反響。因此，?？抡J為，要想說出真理，必須“已經在真理之中”。舊歷史主義的發展已經經歷了一個由建立到壯大再到穩固為人們日常觀念的過程。批判舊歷史主義就要運用舊歷史主義所揚棄和抵制的東西，新歷史主義所撿拾起來的文學就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因此，外部規定的“排異原則”是在橫向維度管理話語，而內部規定的“從屬原則”則負責在縱向維度管理話語，它們共同負責話語的生產和規范。但無論是外部規定還是內部規定，其諸多原則規范往往有賴于教育機制才得以集中貫徹與落實。教育機制引導人們進入并生產合乎規范的話語形式，類似于“瘋癲語”之類的不符合標準與規范的話語在教育機制之中則被完成剔除出去，使話語得以凈化處理。當然，也毋庸諱言，任何一種教育制度都是與政治密切相關的，教育不過是政治的一種手段，其社會功能就在于維護或更改對某種話語的接受或延用情況。這些規定的合法性與權威性，都是由權力機構來確立與維護的。話語的分配和禁忌以及允諾的狀態，無不沿著社會沖突的既往戰線而展開。某種話語一旦在社會沖突之中得以勝出，它便具有真理的合法身份，所有的學問與知識形成一個無所不包的話語體系，從而構成一個時代的人們無論如何也不能沖決而突圍的正規“檔案”和“知識型”。道理似乎非常簡單，某種話語一旦具有真理的合法身份，也就擁有了一切合法的權威。真理本身就能掩蓋真理的意志以及由這種意志所做的運作變換。因而話語本身的修辭性及其建構性，就被無所遺留地隱蔽了，呈現出神話的某種特性——帶有普遍性的所指，于是人們也就意識不到真理的意志及其相應的排異使命了。歷史上不乏遠見卓識的思想者，?？峦瞥缒岵珊桶退?，如尼采認為真理意志就是“權力意志”，他尋求以這種新的認識來推翻傳統真理、道德觀念和獨斷統治。?？略诜ㄌm西學院的就職演講中，就宣布要以這些人為路標，這也是對他前期工作的某種總結。?？聦ψ约涸谒枷胧费芯矿w系中的歷史定位是：質疑真理意志，把話語視為一個事件，廢除能指的統治；而這三個目標根本上就是一個：揭穿話語的構成性。

?？抡J為，自柏拉圖以來，真理意志就是內在于西方思想史的一個幽靈，總是試圖掩蓋話語欲望與權力目的，并聲稱為真理服務，總是試圖將能指轉變為所指，將“詞”轉變成“物”。這是“知識意志”的普遍形式。?？抡J為，這是一種“恐詞癥”，是西方哲學史的一種長期痼疾。自柏拉圖以來，西方思想就努力確保在思想意義與話語言說之間不留有任何余地，也就是說必須讓語言能夠完整無遺、足夠充分地再現思想意義，使語言成為一種純凈透明的媒質與載體，完完全全地溝通主體心靈與物質世界?！翱衷~癥”的背后是尋求控制的權力欲望，因為話語的肆虐與狂歡、意義的多元與枝分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它可能對占駐統治地位的人類主體及其理性以及大一統的國家體制與政治秩序構成直接威脅。而大一統的國家體制，對事物同一性及其內部秩序有著更為嚴格的要求。由此，?？绿岢鏊膽獙Σ呗?，就是他前期所建構的“知識考古學”，他用這種斷層切割的方法揭穿話語的構成性。

知識考古學恰恰是對思想史的摒棄，是對其前提和程序的有系統的拒絕。在此前提下，首先就不認同本原與真理，也不認同再現，因而拒絕客觀闡釋學，不將話語視為意義的再現和指涉，認為話語本身就是一種實踐，實踐本身形成了它們言說的對象?？脊艑W不尋求某種體系不斷完備的“光榮歷史”，而是分析話語運作機制。因此作品不是一個適當的研究單位，因為它只是話語規則的一個運用。其早期著作《瘋癲與文明》、《診所的誕生》(TheBirthoftheClinic)、《詞與物》(TheOrderofThings)都是在描述不同時代官方話語如何對待、歸類諸如瘋癲、健康、知識這類非實體的東西。話語成為物質性的東西，這才是思想的根源。第二步分析就是譜系學分析。它是考古學的進一步擴大?？脊艑W關注的是話語置身其中的體系，試圖分辨出排序、排斥、話語稀少性等原則；譜系學分析則質疑話語如何形成、如何被控制、如何發揮作用，這必然使它質疑權力。這種權力不是個人權威，而是彌散性、復雜性和戰略性的，無處不在，人們渾然不覺受其制約，它跟科學、知識、真理、常識、公理混同在一起。它是肯定性的、生產性的，構造出言說對象，創造大一統的社會和文化，借以管制人們的身體，規范人們的言行，成為囂張跋扈而又無所不在的“天眼”與“天網”以監臨天下，迫使天下之人對之認同、就范。

從對秩序合理性的拷問到對秩序建立的過程的追溯，再到對我們都崇拜的“知識”的祛魅，?？碌睦碚撔纬闪艘粋€完整的系統。他深信“知識就是權力”。我們可以看到?？聫摹霸捳Z”的分析深入權力秩序的重新解讀，上升到歷史的再認識。?？碌摹霸捳Z”理論——言說方式即言說內容的理論，在一定程度上解構了所謂的歷史本質主義。言說方式本身就是意義，是歷史的碎片化的記憶。言說在言說之前已經存在著語境的規約性，思想史是已經被規約過了的思想史。

新歷史主義的理論起點和核心就在于對歷史不同以往的認識。?？聫睦碚撋辖鈽嬃藲v史本質主義，實際上就給新歷史主義提供了操作性很強的方法論的具體內容。因此，幾乎所有的研究者在新歷史主義的理論架構中都能找到?？碌挠白?，產生“似曾相識燕歸來”的感覺，但是我們也應該清醒地看到新歷史主義缺乏?？吕碚摰纳疃群蛷V度。

二、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

新歷史主義的核心詞匯是文學、文化和歷史。新歷史主義對歷史是全新的解讀，對文學也是全新的解讀，它重新定義了文學和歷史的關系。但是新歷史主義絕對不是為了提高文學的地位而去否定舊歷史主義的觀點，這樣最終會走向虛無主義。新歷史主義是在“文化唯物主義”的基礎上選擇了“文化”而建立了“文化詩學”，究其本源，我們就要詳細分析“文化唯物主義”。

“文化唯物主義”(Culture Materialism)作為一個哲學學派，是由雷蒙德·威廉斯開啟并以之為代表的英國“折衷主義”思潮的重要分支之一。新歷史主義對于文化的重視也是其重要特點。哲學思想意義上的“折衷主義”(Eclecticism)大約在公元前1、2世紀起源于古希臘，但是它的興盛卻是在古羅馬。我們知道，充當現代西方哲學源頭的古典哲學，無論是柏拉圖學派、亞里士多德學派，還是斯多葛學派、伊壁鴆魯學派，以及與上述各個學派充滿斗爭的懷疑派，都是古希臘人創立的，但古羅馬人對這些外來思想的接受卻采取了實用主義的態度，將這些思想中適合自己的部分接受下來，并從而熔鑄出一套跟實際生活緊密關聯的思想體系。這就是所謂的“折衷主義”——放棄對于絕對真理的追求，放棄對某一類觀念體系的依賴，而在多種哲學觀念的比較接受中達到最大程度的可能。新歷史主義既是對歷史的一種新的看法和觀點，也是對“絕對真理”的再認識。

隨著“工業革命”和憲政民主的成功，英國在西方的全球殖民運動中逐漸獲取了主導地位，這一時期的英國哲學主潮，很大程度上也就有資格搬用古羅馬的經驗，獲得了接受外來思想并進而融會貫通的優勢。比如這時期的英國浪漫主義文學運動中的代表人物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他的作品中所體現出的宗教信仰與自然相結合的“同一性”就摻雜了基督教信仰與科學理性的沖突，二者通過英國柏拉圖主義和德國古典哲學，尤其是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著名的“三大批判”實現了折衷式的調和，讓他得以將精神、物質和神靈結合在一起，從而在19世紀初期的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的論戰中，站在旁觀者的角度，用相對冷靜與相對全面的目光來看待問題。(1)參見姜原：《哲學與信仰的有機結合——談柯勒律治對康德哲學思想的折衷接受》，《外國文學研究》2019年第1期。很大程度上，英國近代以來的“折衷主義”傳統，給雷蒙德·威廉斯提出文化唯物主義的系列論述提供了強大的思想前提，也為新歷史主義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

毛崇杰曾經在評述新歷史主義時，敏銳地將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的批評實踐稱為“后現代社會歷史和意識形態的文化批評思潮”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在毛崇杰看來，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的文化批評實踐，其突出的做法就是在他們的代表性論著及其經典性表述之中，把文學文本與歷史、社會和語言的研究結合在一起，試圖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與階級斗爭”學說的經典理論及其“世界觀與方法論”去歷史地、系統地研究這些橫跨了多門學科領域的文化闡釋問題。(2)參見毛崇杰：《新歷史主義》，載趙汀陽、賀照田主編：《學術思想評論》(第1輯)，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91頁。這一做法，可能是受到了美國人類學家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的啟發。哈里斯聲稱他的人類學研究以馬克思所謂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為核心，并因此格外重視人們的生存環境對于人類行為方式的制約。他的《文化唯物主義》(CulturalMaterialism)一書就以此為前提，試圖系統說明人們生產與再生產的方式決定了家庭經濟和政治經濟，而家庭經濟和政治經濟又進一步決定了一個族群或社會最為主流的行為與思想的上層建筑。哈里斯作為一個人類學家，曾對印度教徒中普遍流行的禁食牛肉風俗進行過研究。哈里斯指出，正是因為牛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禁食牛肉就成為一種傳統習俗而延續下來了。不過，哈里斯在印度柯拉拉邦訪問時，發現盡管禁食牛肉是當地印度教農民世代延續的風俗，但事實上，為了調節牛的性別比率，大量的小公牛被他們采用各種方式餓死了。所以，在禁食牛肉的前提下，因為各地的自然環境和物質條件的差異，導致人們做出了不同的選擇。(3)參見[美]馬文·哈里斯：《文化唯物主義》，張海洋、王曼萍譯，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9頁。當然，這種解釋不過是用事實推斷原因，不無簡化論的嫌疑，而且也不無社會進化論的影響，但哈里斯將人們對環境的適應作為解釋文化現象的做法，卻被威廉斯的批評實踐很好地挪用過來，所不同的是人類學中禁食牛肉的習俗在威廉斯的文化考古中變成了對一系列“關鍵詞”的考察。不過相比哈里斯取道科學認識論的“機械唯物主義”的簡單粗暴，威廉斯對馬克思主義的折衷，更多地承續了英國本土哲學傳統中的人文主義，并融匯了葛蘭西(Amtonio Gramsci,1891—1037)的“文化霸權”以及盧卡奇(Szegedi Lukacs Gyorgy Bernat,1885—1971)的“總體性”和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等思想觀念。

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的重要特征，是注重審美的實踐品格。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一文中，把理論和概念以及意識形態等所有與觀念形態相關的東西與社會實踐聯系在一起，而作為“折衷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代表，威廉斯正是追隨了這一思想路徑。他反對一切“系統化”與“抽象化”的形而上學思路，并且不再像正統馬克思主義者那樣，把文化視為對“經濟基礎”做垂直反映的“上層建筑”，而傾向于“文化活動是物質生產形式”。為此，他在有限的審美批評實踐中提出了“情感結構”，給文化走向實踐充當了中介。情感結構的美學意味，主要表現為諸多微妙難傳的個人化的審美體驗，但威廉斯顯然不滿足于此，而是更多地賦予這種體驗以“結構”的特性，也就是強調人們在欣賞文學作品時被喚起的“共通感”。而且，每個人的出身、閱歷、處境雖然迥然不同，但一旦被納入社會的整體化物質文化結構中，原本在理論上不可通約的情感結構，卻變得彼此可以領會、理解和溝通了。這樣一來，它就可以轉化為一種實踐意識，幫助人們在社會文化生活中包括社會審美實踐活動中做出判斷、選擇，決定有價值的路向。

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認為：文化不再是簡單的概念，涉及的領域“還關涉各種新型人際關系和社會關系”，“以及它作為另一種社會方式的獨立存在”。(4)[英]雷蒙德·威廉斯：《文化與社會》，高曉玲譯，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1年版，第21頁。他堅持認為文化是一種整體的生活方式，主要是針對資產階級之主導文化對人民大眾之從屬文化的控制。文化不再專指高雅的少數人的文化，而是包含了整個生活方式。文化是平凡的，它不過是普通男女集體經驗、記憶和情感的表達而已。簡言之，文化是由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創建、享有和認可的意義、價值和制度。這一文化向大眾性、物質性、歷史性實踐的轉移，是其“文化唯物主義”的思想基礎。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立足英國和歐美社會現實和文化實踐，突破了此前利維斯主義的精英文化路徑，重構了文化與文學研究的物質實踐性，發展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研究范式。威廉斯的這一對馬克思主義物質與文化關系的建構，很大程度上折衷了物質與文化的二元論，并因為自己對于生活實踐和文化傳承的青睞而納入了反抗20世紀以來的反映論批判的潮流。事實上，這一時期的語言學轉向、生活論轉向，無不與此相關。因為這樣一種轉向，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對待歷史(文化及其物質附屬物)的態度，就與各種后學觀念影響下的新歷史主義發生了關聯。

由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威廉斯的“文化唯物論”可以說是新歷史主義的歸宿。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在突出與強調文化的物質性與藝術的生產性的基礎上，重新構筑了社會結構與文化形態之間的互動關系，也就是“從社會語境即社會結構的物質條件來詮釋文化形態的新動向”，是對社會歷史的一種新的解讀方式。這既是對于包括文化人類學在內的諸多觀念體系的融合，也直接影響和啟發了更多人，嘗試重構文學與社會的互動關系。例如曾經師承威廉斯并在人生軌跡上與其有著諸多交集的新歷史主義代表人物格林布萊特就因勢利導地在威廉斯的術語基礎上創造了“自我塑造”“自我造型”“文化塑造”“文化造型”等等一系列新歷史主義核心語匯，并且把它們廣泛地運用到藝術鑒賞與文學批評之中?？梢哉f，文化唯物主義推動了文化研究和文學批評路徑的轉變，從而發現了文化的實踐性、物質性、構成性、動態性，以及最重要的文化與社會、歷史的統一性。從此文化不再是社會歷史的附屬物，而是恢復了其天然的實踐品格。

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使得新歷史主義具有實踐品格從而具備了很強的現實意義和價值，所以新歷史主義才為大家更廣泛地認可和接受?？梢哉f新歷史主義在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的影響下不管從理論根源和具體的術語運用都具備了可信度，使之不至于成為大家質疑的空中樓閣式的無根之談。代表新歷史主義之理論形態的“文化詩學”正是在文化唯物主義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起來的。

三、阿爾都塞的“癥候式閱讀”理論

如果說?？潞屯箤π職v史主義的影響是宏觀的，那么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代表阿爾都塞對新歷史主義的影響就是具體的和微觀的。一種影響深遠的理論必須有具備可操作性的方法論。新歷史主義強調文學文本的地位和作用，但是我們應該怎樣具體地去解讀文本，新歷史主義并沒有給出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而阿爾都塞的“癥候式閱讀”(Symptomatic reading)理論恰好應其所需修補了這個在方法論上不當有的缺環。

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和受其影響的格林布萊特的新歷史主義，應該說都是各路“后學”思想的一部分，而同時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總招牌下，它們又都是在“冷戰”與“后冷戰”的背景下與“非馬克思主義”的論戰中產生并因此而帶上了“折衷主義”的印記。我們知道，在“二戰”后的社會主義陣營中，蘇聯的“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曾經一統天下，而其所導致的結果就是使我們的理論家們像全副武裝的獵人追逐野獸一樣，瞪大眼睛四處尋找錯誤。然而脫離了教條主義之后，以“回到青年馬克思”為口號倡導人本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和折衷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又大行其道，并且相互辯論，以爭奪馬克思主義的闡釋權。相比較而言，人本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太過熱衷于青年馬克思的著作，以“人道”和“異化”為中心，而將馬克思中后期的相關著作束之高閣，僅僅將馬克思青年時期的著作作為全部理論解釋整個馬克思主義；而折衷主義者則是以與“人本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相論戰的姿態與角色出現的，他們主張將馬克思主義的整體思想與其青年時期調和起來，正如阿爾都塞所言：“他們不再通過《論猶太人問題》來閱讀《資本論》，而是通過《資本論》去閱讀《論猶太人問題》；他們也不再在馬克思的身上找到青年馬克思的影子，而是在青年馬克思的身上找到馬克思的影子”，也就是說，“為了使人本主義者不用馬克思的青年時期否定馬克思的成熟時期”。(5)轉引自丁浩：《結構化解釋：阿爾都塞對折衷主義范式的批判》，《哈爾濱學院學報》2019年第7期。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借助《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提出的諸多觀念，強調文化的總體性、物質性、實踐性，并以此修正了馬克思主義有關物質與文化二元主義的反映論，正符合折衷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的各個組成部分進行獨立分析研究的“分解式解讀”原則。依此原則，在我們面前所呈現的就已經不是一個理論的完整形態，而僅僅是有關馬克思主義但又互不關聯的理論碎片了。

對于這種折衷主義及其對于馬克思主義的分解式解讀，阿爾都塞在“保衛馬克思”的目標指引下給予了激烈批判。阿爾都塞雖然并沒有針對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發表過激烈言論，但針對折衷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論調，卻在總體上給予了否定，認為它同人本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一樣，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完成了與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共謀。(6)參見張一兵：《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潮(中)》，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0頁。事實上，作為人本主義者的盧卡奇、葛蘭西恰好構成了威廉斯的重要理論來源。對盧卡奇、葛蘭西來講，歷史只是表現為人的本質的展開過程，而恰恰就是這一點，用阿爾都塞的話來說，“生產關系、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社會關系被歸結為歷史化的‘人的關系’，即人與人之間的、主體與主體之間的關系”(7)[法]阿爾都塞、巴里巴爾：《讀〈資本論〉》，李其慶、馮文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版，第160頁。。像這樣一種對待歷史的態度，其實也正是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所堅持的，區別或只在于他將文化實踐也就是人類的社會活動的精神或物質的產物賦予了與物質基礎和經濟關系同等重要的地位，融匯或者說調和了他們的人本主義思想。不得不承認，阿爾都塞作為馬克思主義的保衛者，其學術眼光的毒辣與敏銳以及其理論判斷的精細與準確，因為正是這種對待文化及其歷史的折衷態度，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才為格林布萊特的新歷史主義充當了重要的理論前提。然而，饒有興味的是，作為折衷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激烈批評者的阿爾都塞也被“后現代”陣營所吸納，他的精神分析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及其“癥候式閱讀”方法，也一樣化作新歷史主義的理論資源和理論方法，從而一方面使得“后學”沖擊下的馬克思主義思潮更加撲朔迷離，另一方面也讓以格林布萊特為代表的美國新歷史主義文化詩學的理論來源更加斑駁陸離。

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重要代表，阿爾都塞的思想無疑是博大精深的，而無論是他通過對折衷主義的深刻批判所建立起來的裝置論的“結構化解釋”，還是解釋意識形態的多元決定論，抑或融匯了精神分析觀念與方法的“癥候式閱讀”，都啟迪了眾多的學者。新歷史主義的代表人物格林布萊特就首先在重新建構社會結構與文化形態之間的互動關系上，受到阿爾都塞“癥候式閱讀”理論的影響。然而“癥候式閱讀”的理論與方法，是很多人“閱讀”阿爾都塞的障礙，之所以如此，當然并非他沒能給這一概念提供清晰的界定；問題在于，它不僅是一個純粹的概念，而且包含了一套嚴謹和繁雜的方法。我們知道，“癥候”原本是一個醫學概念，它最初被弗洛伊德借用在精神分析中，宣稱“我承認自己向來很重視讓內對于精神病癥候的解釋，因為他曾將這些癥候視為占據病人心內的‘隱意識觀念’(idees inconscientes)的表示”(8)[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高覺敷譯，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201-202頁。?！半[意識觀念”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IntroductoryLecturesonPsycho-Analysis)中的一個核心概念，它作為人的隱秘的心理能量，在正常情況下受到了意識的壓抑，往往在意識壓抑稍有松動的情況下才得以顯示出來，這種被偶爾顯現出來的“隱意識”通常就被認定為“癥候”，也就是類似于疾病的諸多表現形式。

所謂“癥候式閱讀”，當然跟阿爾都塞所一直堅持的“意識形態多元決定論”有著更多的關聯。阿爾都塞認為，社會的意識形態作為國家機器的重要構成并不是鐵板一塊的，而是在內部充滿多種因素的相互矛盾和沖突，而作為我們閱讀對象的文本也一樣，它們內部的各種內涵也并不統一。那種試圖從文本中讀出某種一致性的理論或思想脈絡的做法，顯然建立在錯誤的假設之上。這個假設，按照藍江的介紹，就是“作者在書寫文本的時候意識是明確的，具有有意識地創造一個明晰可讀的文本的能力。同時，作者也有能力將自己的思想核心明白無誤地表露出來，并且作為直接的文本依據，來進行邏輯的演繹和推理，最終在大寫的一的線索之下，毫無困難地走向結論”(9)藍江：《癥候的精神分析與文本病理學——對阿爾都塞的“癥候式閱讀”的批判式解讀》，《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3年第2期。。阿爾都塞對于這樣的假設和自信顯然是否定的，所以，他給這樣的閱讀一個隱喻性的命名——“柵欄式閱讀”，認為那些貌似統一的思想脈絡猶如“柵欄”一樣，封鎖住了普通的讀者通往文本內在豐富性和復雜性的路徑。而事實上，阿爾都塞并不相信那些文本中被明確表達出來的東西，而是認為在文本的深層之下隱藏著某些未曾發覺的東西，這些東西有時候并不為它的作者所知道，當然也不能簡單地通過淺表層次的閱讀就可以把握得到，而是應該采用一種新的閱讀方法，試圖從那些平順光滑的文字表面之下探究那些以縫隙和漏洞等多種“癥候”的方式顯現的豐富的、駁雜的、內部充滿矛盾和競爭的內容。阿爾都塞堅信文本的深層次中隱藏著的那些東西正是新歷史主義所看重的，“癥候式閱讀”為新歷史主義提供了解讀文本的具體方法。格林布萊特在文學和歷史之中把文學的地位提得很高，認為文學參與歷史敘事，至于怎么處理文學文本的問題，“癥候式閱讀”無疑為格林布萊特提供了一種具體的方法。

綜上所述，新歷史主義是在20世紀后50年整個世界的人文思潮具備強烈的批判意識的基礎上產生的。沒有20世紀后50年思想家們對二元論的徹底否定、對本質主義的徹底解構、對羅格斯中心主義的批判就不可能產生新歷史主義。新歷史主義有自己的核心觀點，但沒有統一的理論形態?？梢哉f新歷史主義本身并不是一個有著嚴密組織體系的派別，而是一種由不同理論家提出的具有相似觀點的“灌木叢式”的理論形態，這些觀點大多是以前輩思想家的相關理論為基礎的借鑒與發揮。因此，這種“灌木叢式”理論形態本身就存在著內在的不確定性、外向的開放性以及結局的解構性。這就需要我們去揭示新歷史主義的理論來源及其效應，為更清晰地認識新歷史主義及20世紀人類思想的發展做有益的探索。筆者認為，對新歷史主義影響最大的思想家是?？?、威廉斯和阿爾都塞：?？碌脑捳Z權力理論直接影響了新歷史主義的核心理論——文學和歷史的關系：新歷史主義的代表人物格林布萊特的理論框架和術語都能看到他老師威廉斯的影子；而阿爾都塞的“癥候式閱讀”對新歷史主義則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