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遷都六百年：“永樂北遷”的歷史回顧

◎ 夏維中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江蘇南京210023）

自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開始，到正統六年（1441）明英宗朱祁鎮最終確立以北京為京師、南京為陪都的兩京制度為止，明朝的定都問題前后經過長達70余年的反復最終塵埃落定。定都問題的長期反復，不僅是明代前期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對明初乃至后來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面都產生了廣泛、深刻的影響。而永樂十九年（1421）的遷都北京（以下簡稱“永樂北遷”），則又是其中最為關鍵的節點。因此，在永樂遷都600年后的今天，仍有必要重新回顧和紀念這一重大歷史事件。

一、朱元璋定都南京及后來的動搖

探討永樂北遷，首先要回到朱元璋時期的定都問新城，盡管存在著僭越的嫌疑，但其規格仍是王宮而非皇宮。不過，隨著對南方各路割據政權軍事斗爭的節節勝利，尤其是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九月消滅了強大的蘇州張士誠政權后，朱元璋決定稱帝建朝，為最終推翻元朝而作準備。次年的正月初四日，朱元璋在南京正式登基，國號大明，改元洪武。

在當時的《即位詔》中，朱元璋稱“告祭天地于鐘山之陽，即皇帝位于南郊”“立太社、太稷于京師”，由此可見，南京在開國時是被稱為京師的。當時的這種選擇，是必然之舉。不過，隨著徐達、常遇春等率領的北伐大軍不斷推進，如何控制遼闊的北方地區就成為朱元璋必須考慮的頭等大事，而南京作為京師的局限性也開始顯露。為此，朱元璋先是決定將開封作為北京，與南京呼應，建立南北兩京制度。不過，朱元璋派人在開封題上?，F在看來，朱元璋定都南京，是當時特定時代背景下的倉促決策，并非深思熟慮之舉。不過，這一決策很快就面臨著重大挑戰，定都問題也成為困擾朱元璋的一件大事。

南京明故宮模型

南京及其周邊地區，一直是朱元璋爭奪天下的根本之地。在占領南京整整十年之后的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八月，已位居吳王之位的朱元璋決定改建南京城。當時在舊城之東興建的實地考察后，又覺得開封及其腹地不僅民生凋敝，而且漕運條件也不理想，同時又是“四面受敵之地”，無險可守、無扼可據。在綜合考慮了各種因素后，朱元璋覺得開封不宜建都，隨即放棄了原先的計劃。

不過，朱元璋很快又啟動了另一項建都計劃，即在自己的老家臨濠（后改稱鳳陽）興建新都。洪武二年（1369）九月，朱元璋正式下詔，“以臨濠為中都”，并按照京師的規格修建其城池、宮闕。朱元璋之所以要迅速啟動中都建設工程，其原因主要有兩條，一是家鄉情結，二是為了控制北方地區。中都的營建，前后持續了6年，花費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而新建的鳳陽城，布局合理，規模宏大，在各個方面都要超過當時的南京。但令人難以理解的是，朱元璋在洪武八年（1375）四月巡視鳳陽回到南京后，就立即下令停止中都城的建設，其公開的理由竟然是勞民、花費過多。而當時的中都城建設實際上已經接近完成，且朱元璋之所以要不辭辛苦、親赴中都，其目的也正是為了“驗功賞勞”。后人推測，朱元璋放棄中都的理由，最主要的還是因為鳳陽不具備建都的條件。

放棄中都后的朱元璋，又重新將南京作為建設的重點，啟動了新一輪的建設計劃。洪武十一年正月，朱元璋下詔改南京為京師。經過十余年的建設，南京最終成為由宮城、皇城、京城和外郭組成的偉大城市，規制森嚴，規模宏大，氣勢磅礴。但晚年的朱元璋，似乎對南京并不滿意。其主要原因，據說是因為宮城地基出現了嚴重的沉降現象。而被其長期困擾的朱元璋，極有可能萌發了另建新都的想法。洪武二十四年太子朱標的關中之行，也極有可能與此有關。至于其遷都的目標是西安還是洛陽，則尚難確定。

明故宮遺址

不過，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標的意外死亡，加上其他方方面面的因素，朱元璋最終不得不放棄遷都計劃。他在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公布的《祭光祿寺灶神文》中，曾對此作過說明：“本欲遷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勞民。且廢興有定，只得聽天?！狈艞夁w都的朱元璋，改弦易轍，隨即下令有關部門編寫《洪武京城圖志》，分門別類，以圖文的形式對數十年來南京的建設成就予以固化，并廣為宣傳。朱元璋希望通過此書，來記載和歌頌自己在南京營建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時也不遺余力地強調自己定都南京的英明。杜澤在此書序言中的這段話，或許最能迎合朱元璋的心意：“伏惟皇上，神圣聰明，深謀遠略，建泰山不拔之基，為萬世無窮之計，詳內略外，經營邑都，其龍蟠虎踞之勢，長江衛護之雄，群山拱翼之嚴，此天地之所造設也?！钡?，這些歌功頌德之語，僅能迎合圣意、文過飾非、掩人耳目，而定都南京的局限性及其后果，尤其明朝如何有效統治北方地區等嚴重問題仍然存在。更糟糕的是，朱元璋為彌補不足而采取的某些措施，尤其是分封宗藩這一逆歷史潮流而動的舉措，不僅于事無補，反而適得其反，最終釀成了嚴重后果。永樂北遷之舉就與此有著直接的因果關系。

二、分封宗藩與靖難之役

永樂北遷的直接原因之一是靖難之役。引發這次戰爭的主要原因，則是朱元璋的繼任者建文帝朱允炆推行的一系列新政。而其中的削藩政策，即削減甚至解除朱元璋所封藩王的特權，則是引發靖難之役的直接原因。

在明代以前，中國歷史上雖然曾存在過分封制和郡縣制兩種政體，但到唐代，實行郡縣制已經成為共識。但朱元璋在立國之后，卻反其道而行之，聲稱“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衛國家，下安生民。今諸子既長，宜各有爵封，分鎮諸國”。洪武二年，朱元璋決定以親王府為中央之藩屏，并于次年公布了第一次分封名單和地點。按其制度設計，王府擁有巨大的軍權、治權等，以及王相、王傅等完整的官僚系統，實際上就是國中之國。洪武九年，朱元璋又覺得親王權力過大，便重新調整了政策。除廢除王傅、王相制而改為長史司體制外，朱元璋還規定王府只能保留三護衛，限制其兵權，同時推行食封制，剝奪其地方行政權，等等。盡管如此，王府仍保留了相當大的權力，對中央朝廷也構成了一定的威脅。為此，當時不少官員曾提出過反對意見。如洪武九年擔任山西汾州府平遙縣訓導的浙江人葉伯巨，就上書指出朱元璋有“分封太侈、用刑太煩、求治太急”三大錯誤，其中“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逾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為患難見者也”，要求朱元璋改變政策。但朱元璋對此一概置之不理，并又先后公布了第二批、第三批分封名單和地點。經三次分封，朱元璋的24個兒子和1個從孫先后被封為藩王，分鎮全國各地。這些親王或被安置在北方邊境一線（稱為塞王），或被安置在內地要害之處。

這一勢力龐大的利益集團，必然會對中央政權構成潛在的威脅。不幸的是，朱元璋的法定繼承人皇太子朱標的突然過世，不僅使年輕的皇太孫朱允炆過早地繼承了皇位，被推向前臺，而且也使原先相對平衡的皇權與王權關系面臨著失衡的危險。為消除這一隱患，年輕的朱允炆在齊泰、黃子澄等人的支持下，開始削藩，并先后廢除周王、湘王、齊王、代王、岷王等王，其矛頭直指當時年齡最長、勢力最大的燕王朱棣。

面臨巨大壓力的朱棣，在經過一系列謀劃之后，于建文元年（1399）七月初毅然起兵，由此掀開了一場歷時四年之久的南北戰爭，史稱“靖難之役”，其依據就是朱棣聲稱的《祖訓》中有所謂“朝無正臣，內有奸逆，必舉兵誅討，以清君側之惡”之規定。不過，朱棣的目標并不限于“清君側”一事，因為除了提出誅殺齊泰、黃子澄等力主削藩的官員外，他還從一開始就革除了建文年號，仍稱洪武三十二年。也就是說，朱棣從起兵之日起，就已不承認建文朝的合法性，并決心推翻建文帝，取而代之。

經過四年的拼殺，朱棣率領的燕軍最終在建文四年（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十三日，兵不血刃，順利進入京師。而建文帝則舉火自焚，以身殉國。朱棣入城后的第五天，在一番虛情假意的推讓之后，登基稱帝，改元“永樂”。朱棣宣布恢復洪武舊制，革除“建文”年號，并對數百位不愿意迎降的建文舊臣進行了大肆屠戮，史稱“壬午殉難”。經過這一清洗，建文舊臣幾乎消失殆盡，中央官員的組成結構也發生了顛覆性變化。這種變化的直接后果之一，是篡位的朱棣能絕對控制中央朝廷，并保證其統治意志和重大決策能獲得不折不扣的施行。永樂北遷，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一步步得以推進的。

三、永樂遷都的過程

遷都北京（北平）是朱棣的既定方針。在長達近20年的時間內，他精心籌劃，步步為營，克服千難萬險，最終實現這一宏大的目標，創造了歷史奇跡。

朱棣登基之后，首先提高北平的地位。永樂元年（1403）正月，朱棣接受大臣所謂古代帝王都將其發跡之地升格，而北平則是朱棣的龍興之地，也應按照朱元璋建設中都鳳陽那樣予以升格之建議，正式改北平為北京，改北平府為順天府。同時，朱棣又設北京行部，設尚書、侍郎及禮、戶、吏、兵、刑、工六曹郎中等職，取消北平布政使司，將其原轄府州縣改屬北京行部。在軍事方面，又設北京留守行后軍都督府，統轄60余衛的兵力。在文化方面，則添設北京國子監。此外，朱棣還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如免稅、賑恤、北平開中（鹽法）、輸米贖罪、移民、衛所屯田等，恢復北京及周邊地區的社會、經濟。經過這一系列舉措，北京的地位迅速提高，成為僅次于南京的重要城市。

永樂四年，朱棣開始為大規模改建北京城作準備。前期的工作主要是在全國各地采伐大型和珍貴木料，燒造各色磚瓦，調集全國的工匠開赴北京。而具體負責這些工作的文武官員，其品級之高可謂空前，由此可見朱棣對此的重視程度。

永樂七年二月，朱棣從南京出發，以天子巡狩的名義第一次北巡。這是朱棣登基以后第一次回到北京。當時陪同朱棣北巡的侍從官有五軍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錦衣衛等文武部門的官員。為了便于處理政務，朱棣還命禮部專門為這些部門鑄造了加有“行在”二字的官印14顆。為保證朱棣的安全，朝廷還專門組建了扈從馬步軍。其中南京抽調了步軍4萬人、馬軍1萬人，京外抽調了步軍2萬人、馬軍1萬人。

在此次北巡的近兩年中，朱棣至少做了兩件與北遷密切相關的大事。一是永樂七年為兩年前在南京逝世的徐皇后及他本人親自選定了墳山，將其封為萬壽山后開始營建山陵（后被稱為長陵）。放棄南京而在北京另選新址安葬徐皇后，充分顯示了朱棣遷都的決心。二是永樂八年親率大軍出塞北征，直至斡難河，打敗韃靼。而應對蒙古之威脅，則是朱棣后來北巡并最終北遷的重要理由之一。

永樂十年三月，朱棣將順天府由正四品升格為正三品，與應天府相同，同時啟動北京城新一輪的建設。為支撐北京城的大規模工程，朱棣在永樂九年疏浚會通河。永樂十一年二月，朱棣再次北巡，回到北京。此次隨行的部門更多，為此朱棣下令加鑄中央各部門官印。此時朝廷的權力中心，實際上已經轉移到了北京。

安葬徐皇后是這次北巡的重要內容之一。為此，朱棣提前一個月就安排相關人員先行護送其梓宮北上，并在兩個月后將其安葬于長陵。此次北巡期間還有一件劃時代的大事，即在北京舉行永樂十三年乙未科的會試和殿試。而作為科舉考試中最高等級的會試和殿試，本應在京師南京舉行。北京取代南京而成為會試和殿試之地，是朱棣發出的強烈信號。

永樂十四年九月，因漢王朱高煦異動，朱棣由北京南返，十月回到南京。十一月，朱棣主持召開了重臣會議，討論北京的營建和遷都問題。結果是君臣最終統一了思想，認為北京“河山鞏固，水甘土厚，民俗淳樸，物產豐富”，是“天府之國，帝王之都”，決定繼續營建。不久，朱棣又重新任命相關負責人。永樂十五年三月，朱棣從南京出發，開始了第三次北巡，五月到達北京，此后朱棣再也沒有回過南京。

永樂十八年九月，因紫禁城建設已經完成，行在欽天監選定次年正月元旦皇帝在新殿接受朝賀。朱棣要求在南京監國的皇太子朱高熾北上，同時撤銷了北京行部和北京留守行后軍都督府，并以京師模式組建行政和軍事機構。永樂十八年十一月初四日，朱棣頒布遷都詔。在詔書中，朱棣聲稱選定北京為京師是“惟天意之所屬，實卜筮之攸同”，而其“仿古制，徇輿情，立兩京，置郊社、宗廟，創建宮室”之舉，則是“上以紹皇考太祖高皇帝之先志，下以貽子孫萬世之弘規”的千秋大事，因此得到了天下的支持，即所謂“爰自營建以來，天下軍民樂于趨事，天人協贊，景貺駢臻”。詔書最后正式宣布永樂十九年正月元旦，朱棣“御奉天殿，朝百官，誕新治理”。

永樂十九年元旦（1421年2月2日），朱棣本人先在太廟祭奠朱元璋以上五代祖先神主，同時又命皇太子朱高熾祭天地壇，皇太孫朱瞻基祭社稷壇，黔國公沐晟祭山川壇。祭奠結束后，朱棣到奉天殿接受文武群臣、外國使節（包括鄭和第四次下西洋帶回的16國使節）的朝賀。正月十五日，又下令大赦天下。三月，在奉天殿首次舉行殿試。

四、永樂之后的反復

當朱棣沉浸于遷都的喜悅時，一場巨大的災難突然降臨北京。永樂十九年四月初八，北京紫禁城主體建筑奉天、華蓋、謹身三大殿因雷擊失火被毀。剛剛落成的新宮竟然遭此劫難，這不僅讓朱棣十分尷尬，而且在當時也被解讀為上天對人間的警告。為此，朱棣要求群臣檢討朝政，反省改過。而一部分原先反對遷都北京的官員，利用這一“奉敕陳言”的機會，開始公開批評朱棣的遷都之舉。原先被壓制的不滿情緒，由此開始彌漫朝野，遷都北京的合理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嚴重挑戰。

永樂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朱棣在親征蒙古的歸途中突發急病，逝于榆木川?；侍又旄邿氲腔?，改元“洪熙”。朱高熾即位后，隨即對其父朱棣的一系列政策進行調整，遷都問題就是其中的重點之一。

與朱棣不同的是，朱高熾對南京懷有深厚的感情。在永樂十八年底回到北京之前，朱高熾曾長期生活在南京，并在朱棣離開南京期間，以皇太子的身份在南京監國。更重要的是，朱高熾對其父的遷都之舉并不認同，此前雖礙于身份不便公開反對，但重新回歸南京應該是其真實的想法。

事實上，登基后的朱高熾，立即啟動了回遷南京的準備工作。為減小阻力，他首先對高層官員進行了人事調整。其次，又允許主張回遷的南方籍官員發聲，為回遷南京提供輿論支持。如永樂二十二年九月，監察御史蘇州人金庠奏請皇子率重兵鎮守南京，為回遷作準備。此年年底，監察御史吉安人胡啟先，也提議皇太子鎮守南京。而洪熙元年（1425）二月的南京地震，則為朱高熾提供了絕好的理由，回遷南京的進程由此加速。三月，朱高熾下令在北京諸司前加“行在”，同時恢復北京行部及北京行后軍都督府。此舉實際上就是取消了北京的京師地位。此年四月，皇太子朱瞻基由重臣陪護到達南京。而王景弘等一批高級官員也被派往南京，開始全面修繕南京宮殿等。但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原先身體一直欠佳的朱高熾，突然于五月十二日病逝。在其遺詔中，朱高熾明確要求遷都南京，其理由是北京建都，“南北供億，軍民俱困”。

北京故宮平面圖

不過，其繼任者宣德帝朱瞻基，對此卻并不認同。父子兩人在遷都問題上的態度，可謂南轅北轍。深得祖父寵愛的朱瞻基，自幼就跟隨在朱棣的左右，長期生活在北方，對北京有著較深的感情。因此，即位以后的朱瞻基，并不愿意遷都南京，但又礙于其父朱高熾遺詔的約束，也不便公開反對。事實上，當時要求遷回南京的呼聲仍然高漲。如洪熙元年閏七月有位叫尹嵩的低級官員，就上書朝廷，聲稱南京“江山雄固，水陸皆通。國用所需，民力易辦。供需漕運，與夫四方朝貢，道里適均，天下咸以為便”，如果“皇上回鑾南京，則深慰軍民之望”。至于北京，則應該轉換其功能，并將其改造成一個“固當世守”“以備邊防”的軍事城市。尹嵩的這種看法，在當時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力。

面對巨大的遷都壓力，朱瞻基連出妙招，一一予以化解。他首先在北京為其父營造獻陵，從而徹底排除了其歸葬南京的可能。而獻陵的修建，對阻止回遷南京也確實起到了關鍵作用。其次，朱瞻基在即位之初，先是繼續推進甚至擴大此前已經啟動的南京修繕工程。此舉可謂一箭雙雕：表面上可以昭示先帝的遺愿正在實現，而事實上卻成為滯緩回遷南京的冠冕堂皇的借口。不過到了宣德三年，朱瞻基又突然下令停止南京的工程，而這一舉措實際上就是朱瞻基放棄南遷的明確信號。與此同時，朱瞻基開始啟動北京城的大規模修繕工程，包括先前被燒毀的三大殿。此外，又宣布廢止北京作為行在或陪都的標志性機構，即北京行部和北京留守行后軍都督府。

盡管成功遏制住了將都城回遷南京的勢頭，但朱瞻基終其一生，始終沒敢去掉北京前面的“行在”二字，重新恢復其京師的地位。作為當時事實上的政治中心，北京有京師之實卻無京師之名，而南京的處境正好與此相反。這一尷尬局面的長期存在，嚴重影響到朝廷的行政效率，自然也引起了朝野的普遍不滿。正統六年（1441）八月，寧波府知縣鄭恪上書朝廷，提出具體解決方案。他認為，北京“諸司文移印章，仍尚行在之稱，名實未當”，因此要求將北京“正名京師”，而“南京諸司宜改曰南京某部某府”。該方案的核心內容，就是設立以北京為京師、南京為陪都的兩京制。這一建議，盡管曾被一度壓制，但最終還是成為后來打破僵局的基本思路。

正統六年十月，正統帝朱祁鎮（英宗）開始在奉天殿視朝，并移居乾清宮。為此，朱祁鎮派遣官員分別祭告天地、宗廟、社稷和山川諸神。不久，他又正式下令去掉北京中央諸衙門之前的“行在”二字，南京中央諸衙門則一律加上“南京”二字。至此，北京重新取得了京師的地位，而南京則降格為陪都。明初開國以來前后持續70余年的定都問題，至此終于塵埃落定。

五、永樂北遷的原因和影響

永樂北遷是一個漫長而又復雜的過程，解讀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原因和影響，至今仍是一項極具挑戰性的工作。

毋庸諱言，永樂北遷與朱棣本人的偏好密不可分。北京作為燕王封地，曾是朱棣長期生活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北京還是后來朱棣靖難起兵、爭奪天下的根本之地，為其推翻建文、謀取大位做出了重大貢獻，因此也被視作是龍興之地。與此相反，南京給朱棣留下的則是諸多的負面記憶。無論其理由多么冠冕堂皇，卻都不能改變靖難之役的本質，即朱棣以武力推翻其父親指定的合法繼承人建文帝，這在當時就是大逆不道的篡位。而朱棣進入南京以后對不愿合作的建文舊臣的殘酷屠殺，也突破了當時政治倫理的底線。以常理推斷，朱棣對這些行為應該是有極大的心理負擔的，因此也很難對南京產生親近感，更不會愿意長期在這里生活。遠離南京，回歸北京，對朱棣來說，大概是最好的選擇。

不過，相對于朱棣的個人偏好而言，促成永樂北遷更重要的因素是當時的特定歷史背景。朱元璋開國之初定都南京，固然無可非議，但南京作為首都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顯的。朱元璋在世之時，曾采取措施試圖彌補，但最終并沒有解決。如何有效地統治廣大的北方地區、如何防范退入蒙古高原的北元勢力，以及如何控制駐扎在北方地區的龐大軍隊等，都是永樂帝必須思考和解決的重大問題。此外，永樂帝還面臨著一項更大的挑戰，那就是如何將朱元璋建立的這個具有鮮明南方地域特色和局限的開國政權模式，改造成一個格局更大的真正的大統一政權模式。遷都北京，將政治、軍事中心重新回歸北方，雖不能完全解決上述問題，但確實是當時比較可行的應對之策。

永樂北遷這一龐大的工程之所以能夠完成，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得益于朱元璋留下的遺產。朱元璋開國之后，不僅社會日趨穩定，經濟逐步恢復，朝廷財政充裕，國力穩步上升，更重要的是，朱元璋建立起來的那一整套以小農經濟為基礎、以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為核心、以戶籍和土地控制為手段、以實物和力役征發為主體的國家管理模式及其強大的執行力，能最大限度地獲得和動員全國的經濟、社會等諸多資源，并將之有效地服務于各類國家和地方工程。永樂帝正是依憑這些遺產，才最終實現了其北遷的理想。當然，其付出的代價也是十分沉重的。也正是因為他的過度消耗，永樂之后的經濟、社會千瘡百孔。其難以為繼的后繼者，不得不推行一系列的整頓和改革舉措，以收拾殘局。

永樂北遷，改變了洪武時期確立的明代政治版圖，而北京和南京是受此影響最大的兩個城市。在元朝滅亡之后一度失落的北京，在永樂北遷之后又重新恢復了京師的地位，成為全國的政治、軍事、文化等中心。不過，在北京重新崛起的過程中，南方因素曾產生過重大影響。因此，相對于元代的大都而言，此時的北京城已經脫胎換骨。

而永樂北遷后的南京，之所以還能保留其陪都的地位，這一方面固然得益于朱元璋的祖訓，但另一方面也與南京本身的地位有關。毫無疑問，即使在政治功能下降之后，南京仍然是僅次于北京的城市。尤其是其位居江南的區位優勢，更是其他城市難以望其項背的。作為經濟最發達地區的中心城市，南京對當時朝廷的貢獻不可替代。在某種程度上而言，明代的南北兩京制是一種妥協的結果，因為當時的北京與南京，雖存在著相互競爭，但更多的是強強聯合，密不可分。對此，明人丘濬曾深刻地指出：“文皇帝遷都金臺，天下萬世之大勢也。蓋天下財賦出于東南，而金陵為其會；戎馬盛于西北，而金臺為其樞。并建兩京，所以宅中圖治，足食足兵，據形勢之要，而為四方之極者也。用東南之財賦，統西北之戎馬，無敵于天下?！?/p>

明代北京宮城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