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冶山道院與朝天宮關系考

◎賀晏然

（東南大學歷史系，江蘇南京210000）

提 要：南京朝天宮雖定名于明代，但其所處冶山之名尚早于其地宮觀之建。南京本地的文史專家常以冶山道院與朝天宮互稱，認為朝天宮實質上有“地處冶山的道院”的性質。雖然這一提法與今日城市地理中兩個地名的大致位置有相符之處，但在朝天宮發展的過程中，兩者所指代的宮觀范圍和發展歷程都存在差異。厘清朝天宮和冶山道院之間的關系，對了解今日城市中這兩個活地名的由來，以及回溯冶山范圍內明清道觀發展歷史均將有所幫助。

引 言

南京朝天宮是明清以來南京地區最為重要的道教宮觀，清代同治以后其地道觀的性質雖然發生了改變，但周邊的宗教氛圍依然長久地影響著冶山地區的城市文化。目前尚能見到的地名“朝天宮”和“冶山道院”等，就是對這種城市文化記憶的反映。學界對南京朝天宮歷史發展的研究已經積累了諸多成果[1-4]，特別是對明初朝天宮高道群體的研究，揭示了其明代官方道觀的性質。但是對朝天宮清代發展的情況，目前還沒有細致的研究，對清代開始出現的冶山道院宗教建筑和朝天宮的關系，也未能得到準確的敘述。南京本地的文史記錄常常以民間的說法來解釋冶山道院和朝天宮的關系，認為兩個地名之間幾無差異[5]。這種解釋雖然也符合地方民眾對地域與建筑關系的認識，但是很難解釋朝天宮附近出現的以“冶山道院”為名的建筑官方命名的過程。實際上，冶山道院是清代晚期，特別是同治年間朝天宮主體建筑改建成學宮之后，冶山一帶持續保留的道教建筑群的代表，它一度以朝天宮下院的形式發揮著宗教、旅游、居所等多重作用，見證了朝天宮地區隱而不衰的道教傳統。本文嘗試在梳理冶山道院發展歷史的基礎上，將作為具體道教宮觀的“冶山道院”從籠統的“地處冶山的道院”（朝天宮）的性質中分離出來，這對理解朝天宮地區宗教建筑群變遷和城市地名文化發展均將有所裨益。

一、明清以來朝天宮建筑的發展

冶山，位于今南京城之西，本吳之冶官治。筑城衛之，故曰冶城。朝天宮是明代洪武年間對地處冶山的道教宮觀的賜名。洪武十七年（1384），朝天宮經歷重建，“至是重建，賜名朝天宮。設道錄司于內?！盵6]這是明代對南京朝天宮的首次重修，觀名由永壽宮正式改為朝天宮，開始兼有道教宮觀與全國道教管理機構的雙重身份。但是賜額之后的朝天宮建筑，尚不能承載百官習儀的功能，斷續的重建工作又持續到洪武二十八年（1395）。二十八年底，“重建朝天宮成，先是建是宮，凡正旦、圣節、冬至群臣習朝賀禮于其中。上以其制度未備，故命重建之。至是成，詔右演法曹希鳴住持?！盵7]至此，朝天宮建筑的皇家宗教、習儀、官署三大功能都已具備。洪武二十八年的重修也奠定了朝天宮明清道觀建筑的基本格局。

康熙六年《江寧府志》中“冶城圖”

朝天宮建成之后，其主軸建筑主要集中于山南，包括三清正殿，威靈、景德、顯化、寶藏傍殿等重要的殿閣[8]。同時，朝天宮山北（后山）的道觀建筑也開始逐漸發展。成化年間是明代朝天宮規模最大的一次重修，在恢復此前焚毀的前山建筑的同時，在后山建立了全真堂?！斗铍分亟ǔ鞂m碑》對成化年間重修后的朝天宮后山建筑即有記載：“山后，全真堂?！盵9]全真堂建成后一度衰敗，萬歷年間，禮部祠祭司郎中葛寅亮（1570—1646）又主持了對山后全真堂的重修。根據《金陵玄觀志》所載，重修后的全真堂包括“大門三楹，一楹作門，左右作住房。正殿三楹。左右靜室六楹，廚庫等房四楹?！盵10]《金陵玄觀志》前附有“朝天宮左右景圖”，可見萬歷重修后的朝天宮后山，有全真缽堂、圜堂和園池等建筑，已經初步具備了道院的規模，并尚有隙地可供拓展之用。全真堂的道士雖然在萬歷末年被迫遷出朝天宮，但是全真堂建筑應未隨之損毀。長遠來看，朝天宮道教建筑向后山的拓展為此后冶山道院在后山的建立提供了基礎。

清初的朝天宮，依然是南京最重要的道觀，康熙、乾隆二帝均曾親臨，并屢次重修?！翱滴跞?，南巡臨幸，皇太后賞銀一千兩修葺廟宇?！薄扒《荒?，南巡臨幸，大吏鳩工改作，重門直達，二十九年發帑重新?！盵11]明代遺留下的山南的中軸道觀建筑從清初到道光年間得到了妥善的維護，康熙六年（1667）《江寧府志》中“冶城圖”與天啟初年朱之蕃等所編《金陵圖詠》“冶麓幽棲”相比[12-13]，山南的主要道教建筑基本沒有改變。南京本地文人陳作霖（1837—1920）幼時所見朝天宮主體道教建筑的場景，宛然明代的建筑格局：“前重為神君殿，中為三清殿，后為玉皇殿，皆高臺納陛，翼以長廊。飛云、飛霞、景陽三閣，矗立于其東?！盵14]陳作霖也提到上述三閣是道士所謂“房頭”，可知朝天宮內根據師承關系、派系等，分為若干道士群體，各個院落之間有相對獨立的管理系統甚至經濟能力，此后冶山道院的情況可能也與此類似，因此在民國人的追述中冶山道院被稱為朝天宮所附道院。冶山道院建立之初大約和三閣一樣，具有類似朝天宮下院的性質。

清代朝天宮最重要的變化是山南道觀的絕大部分被改造成府學。早在清代嘉慶年間，已有改建朝天宮為府學的建議，“嘉慶間，府學大成殿災，時有建議者請遷冶城，改朝天宮為府學，而移道家神像于府學，未為無見，惜不果行”。[15]嘉慶、道光間改造未成的原因主要是朝天宮其地道士聚集，一時難以搬遷?！凹螒c道光中，宮觀尤盛，黃冠數百人，連房櫛比，鼓舞甿庶?！盵16]此時道士的人數也從側面說明了清代中期朝天宮道教興盛的景象。咸豐、同治年間，經歷了太平天國運動，朝天宮已不復當年氣象，僅存門堂、飛云閣、水府行宮數十間[17]。同治四年（1865）八月，在李鴻章（1823—1901）的主持下，移建府學、文廟于朝天宮遺址[18]。這次重建，修造了大成殿、欞星門、戟門、兩廡、庫房、官廳等，次年九月建成。曾國藩（1811—1872）于同治六年后，又增建崇圣殿、尊經閣、明倫堂、宮墻、泮池，名宦、鄉賢、忠義、孝悌等祠，教官衙署、牌坊等。同治八年七月，工程正式完成。經過這兩次重建，朝天宮道觀的性質實際上已被改寫。原本最為核心的三清殿等中軸建筑被文廟取代，東麓的宗教建筑也基本上被府學取代，在原朝天宮前山道觀范圍內，已經很難再見到宗教建筑，但原道觀所在區域依然被泛稱為“朝天宮”。

實際上，朝天宮其地經歷了長期的宮觀文化的浸潤，道教氛圍濃厚。雖然冶山的大部分區域被改造成學宮，但是其周邊依然保留了部分道教空間，其中原本不被重視的后山即成為朝天宮道士得以拓展道教活動空間的區域。朝天宮道士對朝天宮后山的經營從明代以來持續進行，后山的道教建筑在清代也得到了斷續的發展。其中的一些建筑很可能由于地處冶山，曾被籠統地稱為冶山道院，但是真正被命名為“冶山道院”的道觀建筑出現的時間要晚至清末，其出現與冶山宗教積淀和建筑發展密切相關。

二、清代“冶山道院”的建立

在明代的官方記錄中，目前尚未見到對冶山道院的記載，即使今日的口述材料也很難證明冶山道院之名在明代已經開始流傳，“冶山道院”之名是否在明代民間出現需要更多材料的佐證。作為獨立道觀的冶山道院建立的時間應不早于太平天國，同治年間朝天宮山南建筑的改造可能進一步推動了朝天宮道士群體向冶山附近道觀的轉移[19]。道觀建筑的消失并不意味著道士群體的湮滅，以“飛云閣”“飛霞閣”等為身份認同的道士到了清末依然存在，《莫愁湖志》中就記載了朝天宮道士沈春齡、許靜寧等與在地文士的交游活動，并稱他們為“飛云閣羽士”“飛霞閣羽士”[20]。冶山道院得名的時間有可能略晚于發展更為成熟的前山三閣，“冶山道院”匾額的出現為其獨立的道觀身份提供了證明。

作為獨立道觀建立的冶山道院的建立大約可以追溯到光緒年間。陳作霖《運瀆橋道小志》對冶山道院有詳細記錄：“由王府巷西出迤南，道西有甓門，額曰‘冶山道院’。一徑曲入，叢樹幽深，劍池山房之所在也。舊從飛霞閣歷階而下，今已隔斷，留為羽士之居。殿宇高涼，房廊虛敞。星冠霞帔，噓吸仙靈。過之者有飄飄凌云之致焉。院東月門中為竹居，合肥張氏所筑之精舍也。寥天一碧，潤滴琴書。逭暑延秋，此焉憩息。七賢六逸，把臂入林?！盵21]《運瀆橋道小志》成稿于光緒九年（1883），至十一年刊印[22]。從陳作霖的描述中可以看到，冶山道院懸有明確的匾額，是道士生活場所，環境幽靜，院落宛在。本與朝天宮飛霞閣相通，但隨著周邊環境的變遷，其內部的發展也愈加豐富[23]。

陳作霖提及的冶山竹居是晚清官員張士珩（1857—1918）的別墅。張士珩，字楚寶，晚年自號因覺生。安徽合肥人，是李鴻章的外甥。根據《清授光祿大夫四品卿銜張公墓表》，張曾“僑江寧，假冶山道院隙地，誅茆種竹，誦習其中，命曰竹居。既歸自天津，增筑韜樓，圍棋嘯歌，偶然自得。好靜坐，日有程限”。[24]張士珩《弢樓遺集》曾記，竹居最終建成的時間在光緒十年（1884）[25]，此時張士珩尚不足30歲，冶山道院的宗教氛圍很可能影響了他的生活，他在道觀中養鶴、修道，出版了一些道教養生的書籍。在《竹居外錄序》中他曾提及，“欲以道之真治身”，《外錄》多述佛道感悟，墓表中提及張士珩“晚耽佛老”，正與他在竹居悠閑的宗教生活相照應。

民國25年（1936），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理事會在提請辦理南京悟善社侵占冶山道院的公函中也敘述了這段歷史。該函稱朝天宮基地房屋年代久遠，因為經營不善，常被人占為私有。其中特別述及冶山道院被南京悟善社主持人徐悟禪侵占的情況：“南京悟善社主持人徐悟禪者，即前學宮（即朝天宮）奉祀官，聲名狼藉，夙為地方所惡，悟善社亦即其任內之遺物，早已名存實亡，徒供一二善棍招搖聚斂，如現被該社占用之冶山道院，明明為朝天宮附設道觀，年久荒圮，于清光緒九年合肥張芝寶[26]氏租借宮地，建筑竹居別墅時，曾一并捐資興修，并另出資贖回盜賣洲田，以作香火，縣諭碑記，班班可考?！盵27]在公函中，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明言冶山道院為朝天宮下院的事實，并詳述了冶山道院被學宮奉祀官侵占的過程。光緒年間張士珩在冶山道院左近興建別墅時，冶山道院尚有香火之需，應也有在觀道士的活動，可知至少在清末冶山道院依然保有宗教性質。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根據張士珩之子張佛昆提供的契約，要求收回朝天宮附屬的冶山道院和洲田，可知冶山竹居與冶山道院關系緊密，正與陳作霖在《運瀆橋道小志》中所述的情況類似。

民國年間，也出現了民眾以冶山道院為居所的記錄，可知民國年間道院的性質已經很難維持，土地被販賣、侵奪和擠占的情況多見。民國17年的《新都游覽指南》甚至有冶山道院已改為文廟的記錄，雖然該書對文廟改造和冶山道院建立先后敘述不確，但是可以作為了解冶山道院存續狀況的腳注[28]。根據南京本地的口述史，“民國時期，每值荒年由北方逃荒至南京的外地人，有一部分暫棲于朝天宮冶山腳下的冶山道院”。[29]冶山道院范圍內由此聚集了大量貧苦民眾，開始從道觀建筑轉變為密集的民居。1965年，南京市建鄴區政府重點改造了冶山道院，草房改瓦房2175平方米[30]。這可以作為估算當年冶山道院片區棚戶面積的參考。

綜上可見，作為道教宮觀的“冶山道院”出現的時間要遠遠晚于作為道觀的朝天宮，有可能是同治年間朝天宮改造成學宮之后，才助長了其發展。光緒九年，冶山道院的一部分被租與張士珩建設別墅，張氏別墅的景致與道觀的環境相互掩映，流露出濃烈的宗教氣氛。同時，至少在光緒年間冶山道院中尚有道士活動，而冶山范圍內的道士活動直到清末仍有記錄。民國之后關于冶山道院道士活動的記錄較少，但是借助地圖等數據，依然可以看見冶山道院的相對位置，在民國年間較為穩定地傳承下來。

《金陵省城古跡全圖》上的冶山道院

三、冶山道院的位置

關于冶山道院的地理位置，有東、北等不同的說法[31]。莊嚴（1899—1980）在民國年間過訪冶山道院時曾記錄“冶城東麓，別有小苑，甓門北向”，并指其即冶山道院所在[32]。莊嚴的文章發表于1966年，但他自述文章作于民國26年，描寫的應該是民國23年后行政院將朝天宮故地撥歸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建筑新址時的景象。更多的記錄還是傾向于描述冶山道院在山北，結合朝天宮山后宮觀發展和今日地名范圍來看，山北應該是更為核心的位置，或者說冶山道院相對于前山處于北偏東的位置。本節利用明清到民國時期的城市地圖數據，嘗試對冶山道院的具體位置進行分析。

清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上江兩縣志》中收有《二縣城內圖（第十三）》，朝天宮前山注明“朝天宮/新府學”，后山的位置標注有“劍池觀”之名，位于小王府巷偏西[33]。這是自晚明全真缽堂之后對朝天宮后山道觀較為明確的記載。參冶山道院也有劍池之景，其中并有劍池山房之稱，這一劍池觀所在位置很可能與冶山道院有所重合。并且劍池觀與朝天宮分別標注，也暗示了朝天宮后山道觀在清中期以后相對獨立的地位。同治十三年，朝天宮已被改造為學宮，劍池觀的創建或為適應這一轉變，〔同治〕《續纂江寧府志》即稱：“劍池道院，在朝天宮旁。同治中建，以處朝天宮羽流者?！盵34]

地圖上明確出現“冶山道院”字樣是在同治末光緒初繪制的《金陵省城古跡全圖》中，位置在朝天宮東北，大王府巷和易駕橋之間，雖然具體的區域不明，但是可以明確冶山道院和朝天宮分屬兩個地名[35]。但在光緒十一年（1885）刊印的《運瀆橋道小志》中附有一幅《運瀆橋道圖》，其中在冶山的背后，明確標出了“劍池山房”四字，山前標為“府學”，處于易駕橋與鐵塔倉之間[36]189?！哆\瀆橋道小志》作者陳作霖曾訪冶山道院，也明確知道劍池山房是冶山道院的一部分，不知未標注冶山道院而僅標出劍池山房，是否是因為在此前后張士珩等對冶山道院的改造，已經部分改寫了道院的性質，圍繞地理景觀“劍池”而存續的地名反而更為穩定地保留下來。大約完成于光緒末年的《陸師學堂新測金陵省城全圖》系中國人采用近代測繪技術實測的最早一幅南京城市地圖[36]99，其中在朝天宮東北方向，較為明確地標示了冶山道院的位置，西側與冶山山麓稍有距離，而東側則緊貼街道，形狀狹長。冶山道院的建筑在清末的范圍由此可以進一步明確。

進入清末和民國年間，冶山道院在地圖上持續出現。1910年日本松尾逸朗繪，重誠舍印刷的《南京覽勝指迷針》圖基本上繼承了《陸師學堂新測金陵省城全圖》中朝天宮和冶山道院的位置。在朝天宮的東北方向，標出了“冶山道院”，并且兩者之間有街道相隔[37]?！赌暇┯[勝指迷針》是一幅旅游地圖，對景觀位置的標注有時并不準確，但卻說明此時作為景觀的冶山道院是存在的，其與朝天宮之間也被分列為兩個景點。民國年間的南京地圖也多標注有“冶山道院”，如1928年8月南京共和書局發行的《最新首都城市全圖》，即在朝天宮之后注明冶山道院，與今日區域名稱方位類似[38]。

對冶山道院與朝天宮位置關系表述最為詳細的是大約繪制于20世紀30年代的《南京市市區一萬分一圖》，其中明確標注了冶山道院與朝天宮的相對位置，與今日的冶山道院片區基本重合[39]，顯示了冶山道院在民國年間的穩定發展。相對于此前地圖中的冶山道院，其與朝天宮的聯系更加緊密，邊緣也較為清晰：北達秣陵路一線，南抵朝天宮東麓，西邊與秣陵村相鄰，王府巷一側與街道略有間隙。這一位置范圍就是今日冶山道院街道與秣陵路之間包圍的被稱為冶山道院的區域，今日冶山道院街道東段、冶山道院小區和安樂園菜館的一部分應該是冶山道院曾經的范圍。

20世紀30年代《南京市市區一萬分一圖》上的冶山道院與朝天宮

由晚清以來的地圖和文獻資料觀之，冶山道院的建筑在清末的發展似乎并不穩定，反而是進入民國時期，道院的范圍被更為明確地記錄下來，其建筑范圍進一步向北擴張，逐漸形成了冶山道院區域的基本框架。民國以后，冶山道院的道士活動日趨沉寂，但是“冶山道院”之名通過街巷和小區持續的存留下來，其覆蓋的區域與道院曾經的位置高度重合，冶山的宗教歷史隨之成為長久的城市記憶。

結 語

通過對冶山道院發展歷史的梳理可知，今日冶山道院的地名是從晚清道觀“冶山道院”而來，此觀的位置在朝天宮東北，屬于朝天宮道教文化圈的一部分，有相對獨立的院落和匾額。隨著同治年間朝天宮改造為廟學，冶山道院成為朝天宮地區僅存的重要道教宮觀，對傳承朝天宮明清以來的道教傳統有所貢獻。民國以來，雖然朝天宮所在冶山一帶已經逐漸消除了道教痕跡，但冶山道院在城市記憶中無法抹除，今日南京尚有以“冶山道院”命名的街巷，且先后建立了以之命名的小區、住宅區、公園和商業經營場所，冶山道院小區轄于朝天宮街道之下，正是這種長久的宮觀關系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