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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南京的官署志

2021-01-05 05:29李琳琳徐智明
江蘇地方志 2020年6期
關鍵詞:志書南京

◎ 李琳琳 徐智明

(南京市地方志辦公室,江蘇南京210019)

提 要:官署志是各官署纂修的本官署典章故事的專志,明代南京各部、院、寺等官署皆有纂修。從現存官署志來看,不僅在體例上具有“志”的特點,而且敘事“述而不作”,重在資料積累,完全是“志”的風格,應統一歸屬于“志”中“專志”類。官署志纂修具有連續性、官修性等特點,真實權威,鮮活可讀,為后人了解和研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資料。

在明代南京地方志纂修中,一個引人矚目的現象就是官署志的大量編纂,“諸部、院、寺繼作”[1],相互影響,蔚然成風。官署志,亦稱衙署志,就是各官署纂修的本官署典章故事的專志。從現存資料來看,明代南京的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六部,及翰林院、錦衣衛、詹事府、鴻臚寺、太常寺、欽天監、都察院、大理寺等官署都纂修了志書,而且有的官署還對志書進行續修、增修甚至重修。明代萬歷年間顧起元《客座贅語·南京諸志》記載,“南部”官署志有《吏部志》《戶部志》《禮部志》《兵部志》《刑部志》《工部志》《通政司志》《太常寺志》《南雍志》《舊京詞林志》《光祿寺志》《船政志》《船政新書》《江防考》《后湖志》《金陵玄觀志》《金陵梵剎志》[2],達17種之多。不過這僅是顧氏過眼的,實際數量應遠不止這些。研究南京歷史上官署志的概念界定、編纂緣起和價值影響,對當下部門志的編纂具有借鑒意義。

一、研究現狀

由于歷史原因,明代很多志書現已亡佚,其中就包括大部分南京官署志。今天,研究明代南京官署志,大多是從書目文獻中搜集相關線索,再去尋求實證,其中影響較大、成果突出者有張英聘、方駿、吳恩榮三位學者。

張英聘在《明代南直隸方志研究》中認為,“所謂‘官署志’,即各衙門纂修的政府部門志,是記載某一部門的志書”[3]105。她根據《內閣藏書目》《行人司重刻書目》《澹生堂藏書目》《萬卷堂書目》《脈望館書目》《玄賞齋書目》等明人書目和明清兩代筆記、文集、方志,以及今人的書目提要和有關著述,編寫了《明代南直隸專志、山水志、鄉鎮志等編修情況統計表》。據其統計,南京各官署部門纂修的志書有50余部。但因其制表的目的是為后之學者進一步研究提供線索,并未詳細考證實際存書現狀,所以在統計上存在重復與缺漏的情況。

方駿在其論文《明代南京官署志概說》[4]中認為,官署志是“一種記載政府某部門典章故事的可稱之為‘官署志’的專志”“明代官署志的編纂主要集中在輔都南京……除了南京太醫院、僧錄司、道錄司等不能肯定是否編有官署志外,所有其他留都衙門都先后刊印有各自的官署志”。他根據《客座贅語》《首都志》《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以及中國臺灣地區、日本的文獻目錄,作《明輔都南京各政府部門編纂的官署志》一表,收錄明代南京官署志30部,涉及明代南京六部及都察院、大理寺、光祿寺、太仆寺、太常寺、鴻臚寺、詹事府、欽天監、尚寶司、行人司、上林苑、錦衣衛等眾多部門。此表依據資料多來源于現代,所收書目不免有所疏漏。另外,他還在《現存明朝南京官署志述要》[5]一文中著重介紹了作者親見的《南京吏部志》《南京戶部志》《南京刑部志》《南京都察院志》《南京光祿寺志》《南雍志》《續南雍志》《舊京詞林志》共8部現存明代南京官署志。

吳恩榮《明代兩京官署志的纂修及其政治文化解讀》[6]一文,認為官署志是 “足備某一官署典故之總志”,并將其作為主要研究對象。他依據《千頃堂書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絳云樓書目》《傳是樓書目》等,對明代南京官署志的纂修情況進行了梳理,統計出明代南京官署志35部,對方駿的收錄有所補充,增加了夏時正《太常志》、宋欽《后大理寺志》、朱廷益《南京通政司志》、倪應眷《南京太仆寺志》、范景文《南樞志》、李邦華《南樞新志》等。在統計上增加了官署志作者修志時的身份等內容,并且成書年代查考也更加準確。但吳恩榮研究對象主要是“總志”,而將下一級志書,如內容只涉及某一分司的《南京五城都察院職掌志》《儀瓜工部分司志》《龍江船廠志》等摒除在外,值得商榷。另外,吳恩榮還有《明代兩京官署志體例的演變》[7]一文,專議官署志體例之演變。

在對官署志加以梳理的同時,三位學者也從不同角度探討了明代南京官署志纂修興盛的原因。張英聘認為,“南北職事繁簡不同”“北京各官署的職掌條例、人員更迭,已在實錄及各種典章制度專書備載,所以對志書這種存史形式的需求,相對南京則有所減弱”“南京與北京官署的職能有異”[3]106三個因素導致明代南京官署志大量出現。方駿認為,除了南京的輔都地位和南北職權輕重不同之外,官署志具有幫助官員熟悉本官署歷史、職掌及運作等實際功能,也是南京各官署大量纂修官署志的原因之一。吳恩榮則將明代兩京官署志的大量纂修放置在一起研究,得出結論:地方志與政書體系對官署典故的缺載是兩京官署志纂修的客觀需求;備官署典故以便本署行事及垂范后世是兩京官署志纂修的動機;文官治國及其文化意識是兩京官署志纂修所反映的政治格局與政治話語權。

明朝南京官署圖

二、官署志應為專志

地方志書,按照區域層次,可分為全國性的總志與地方性的方志(包括省志、府志、州志、縣志等);按所收內容的廣狹,又可分為涵蓋一地自然、社會、人文諸方面歷史與現狀的綜合性通志,和與之相對的專志包括專業志、部門志、專物志、專題志等。黃葦在《方志學》中有一段關于專業志與專業史的區別:“一是從取材上講,史以記往,志載古今;二是從結構來講,史體縱列,志體橫排;三是從文體來講,史重論說,志重資料;四是從詳略來說,史存大略,志求翔實?!盵8]把這段話看作是史與志的區別,也同樣適用。在此意義上講,現存的明代南京官署志“總志”《南樞志》《南京吏部志》《南京戶部志》《南京太仆寺志》,以及分司志《后湖志》《龍江船廠志》等,不僅在體例上具有明確的“志”的特點,而且敘事“述而不作”,重在資料積累,完全是“志”的風格,應統一歸屬于“志”中“專志”一類。前文引及的方駿即持此觀點,認為官署志就是專志。

從方志發展史上看,明代學者對于志書的性質已有明確的界定。什么是“志”,“志”如何纂修,是有“國標”的,這個國際就是明成祖永樂十年(1412)朝廷為修《一統志》而頒降的《纂修志書凡例》,共17則。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的由朝廷頒布的修志細則,該凡例明確規定志書采用門目體,一般并列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里至、山川、坊郭、鄉鎮、土產、貢賦、風俗、形勢、戶口、學校、軍衛、廨舍、寺觀、祠廟、橋梁、古跡、宦績、人物、仙釋、雜志、詩文25門,強調各門類既要敘述發展演變,更要敘述現狀。永樂十六年又對其稍加修訂,將原來的25門調整為26門,重新頒布,令各地遵行?!蹲胄拗緯怖匪岬男拗揪唧w要求,在纂修府、州、縣志中得到貫徹落實,在纂修官署志中亦有明顯的體現,并表現出專志的權威性、專業性和無可替代性。試以明代南京三部官署志《南京刑部志》《南京吏部志》《后湖志》為例,作一窺管之呈。

《南京刑部志》,嘉靖三十四年(1555)南京刑部山東清吏司龐嵩纂修。卷首刑部尚書陶尚德《南京刑部志序》指出,“國朝志一統外,司、府、州、縣仿之,胥藉有證,邇年諸部、院、寺繼作,而吾部志尚缺”,可見當時官府各有司衙門編纂本部門志書之風盛行。全志除卷首外,分原刑篇、司刑篇、祥刑篇、明刑篇4卷,不僅詳述南京刑部各司職掌,還明確記載了建筑規劃與用途、開支用度等內部事務,尤其是載錄了大量榜文、律令、誥書、條格、案例等法律文書,以及南京刑部洪武至嘉靖年間的官員職名、事跡、奏議、藝文等。卷首《南京刑部志敘總》指出各篇的意義,“是故觀原刑而知治之有本矣,觀司刑而知治之有制矣,觀祥刑而知治之有法矣,觀明刑而知治之有人矣”。該文對“史”“書”“志”加以辨析:“夫志,識也。識事之謂史,識言之謂書。合事與言、與人、與地,而悉識之謂志?!睂ⅰ爸尽弊鳛椤笆隆薄把浴薄叭恕薄暗亍敝Y合體,也符合今人對志書的定義,對當前仍有借鑒意義。

《南京吏部志》,天啟二年(1622)貢生王逢年重修本。志前有汪宗伊《南京吏部舊志序》,可知《南京吏部志》纂修沿革和篇目設置的變化。重修本篇目依次為:圣訓、圣政、建官、公署、總職掌、文選司職掌、考功司職掌(計典附)、驗封司職掌、稽勛司職掌、司務廳職掌(堂規附)、歷官表上、歷官表下、奏疏上、奏疏下、尚書傳、侍郎傳、郎中傳、主事傳、藝文上、藝文下。從結構上講,亦是典型的橫排豎寫式?!赌暇├舨颗f志序》稱,“南京吏部志者,志南京吏部之文獻也。是故觀圣訓,而欽若之心生;觀建官,而靖共之心生;觀公署,而匪懈之心生;觀職掌,而敬事之心生;觀歷官,而思省之心生;觀列傳,而尚友之心生;觀藝文,而稽古之心生,志之不可以巳也”, 其意在“備載全書,無忘事始,庶幾遵成憲者有所依據,議因革者得以折衷也”。王逢年自撰跋語落款為“天啟壬戌冬”,即天啟二年。志書中經常出現“今”“今年”等字樣,說明“天啟二年”內容也載入志中,可見王逢年《南京吏部志》內容古今皆載。他在跋語中說,纂修時“參以稗官,證以野史,廣以家乘,四出征求,不遺余力,據舊志而增補之”,所以這部志書所存資料豐富、翔實、可信,有極高的資料價值。另外,南京吏部尚書孫瑋在《重修南京吏部志序》中言,“兩京諸司各輯其志,以備一代正史毋有所闕”。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明代南京有南京的官署志,北京有北京的官署志,“諸司各輯其志”以保存資料,防止以后修史時出現資料的缺漏。這也再次表明,官署志是“志”,不是“史”,當時已有定位。

《后湖志》,現在通常稱其為“檔案館志”,萬文彩等續纂、陸鳳儀增補。后湖,就是今天的玄武湖。此書雖然以湖命名,但非山水之湖志,而是版籍制度之志。此書《凡例》稱:“此書之編,專以國家版籍為主,朝廷制度禁例為重?!蹦暇├艨平o事中潘棠《跋后湖志》說:“湖,明朝圖籍之府也?!彼?,《后湖志》是“圖籍之府”志,也就是關于后湖黃冊庫的官署志。全志所收內容既有“舊案所存”,也有“今聞見所及者”,“湖之源流,庫之規制,圖籍之目,官職之□,禁令之條,莫不粲然可見”。[9]除序、跋外,正文主要分為事跡、事例、藝文三部分共11卷。卷一至卷三為事跡,包括后湖沿革、后湖形勝、民數考略、黃冊數目、黃冊戶口、黃冊事產、黃冊庫架、進冊衙門、黃冊職名、大查職名、巡湖職役、后湖界址、后湖公署等。卷四至卷十為事例,除諸司職掌外,主要包括洪武十四年(1381)至天啟元年(1621)中間編制的黃冊和黃冊格式的詔令、各級官員相關奏章,以及關于黃冊交送、在庫工作的規章制度等,對今天研究明代黃冊制度、賦稅制度等有很高的參考價值。卷十一為詩文,分“大類”“詩類”兩部分,收錄與黃冊庫有關,可“備湖中故實”的詩文。另外,《后湖志凡例》稱,“凡為志者,必先分野……今以此書為本朝冊府而作,非其他志書可比,故不暇及此云”,點明了《后湖志》是“志”,但有別于府、州、縣志,而是“為本朝冊府而作”,是官署志也,所以涉及地理方面的內容就不去多說了。

三、官署志的資料價值

官署志作為專志,以部門劃分為界限,縱為經,橫為緯,反映官署建置沿革,上溯始源,下迄當時的現狀,系統、翔實地記載官署文獻檔案、職官人物,真實權威,鮮活可讀,為后人了解和研究提供了詳備的資料,因此如今越來越受到學界的重視。

首先,官署志在資料性上,有著政書、典章等文獻無法比擬的優勢。以六部為例,《諸司職掌》《大明會典》《皇明泳化類編》等政書,雖已經將各部職能較為詳盡的收錄其中,但是其官署位置、歷史沿革、各級官員及其政績等內容,無法全部收錄,官署志就可以彌補這一缺憾。比如潘煥宿《南京尚寶司志》,共20卷,分為寶璽志、符牌志、印信志、律令志、建置志、秩官志、公署志(附住宅)、職守志、事例志、儀規志、服器志、奉直志(附監吏)、公帑志、什物志、衙役志(附工)等,分類細致,內容繁多,但凡與尚寶司相關者,不論“職守之更張,事例之沿革”,還是“禮儀俸餼之損益,服食宦跡之臚分”,事無巨細,皆囊括在內,“其內容之全面,材料之豐富,志事志物源流之清晰,足見其不凡的文獻價值和史料價值”[10]。在“公署志”中,介紹了南京尚寶司府署位置:“東至梧川橋大街,西至后街河沿下,南至工部公署,北至兵部公署?!痹凇肮尽敝?,詳細介紹了籌備新官到任公宴的流程、弊端,及尚寶司卿傅宗阜為此所做的改革:

舊規書辦稟掌印者,先發票銀輸城辦酒,每桌銀二錢五分,無攢盒,發帖請光祿寺、六科同倍,如不來者送席,俱系本司公費支辦,照桌數稟明,注價發城備辦。舊規聞新任將到,預稟掌印者發中城備買執事,舊規貼本銀支辦,今有房租支辦,但城吏通同,馬上浮價虛報,溢至數倍。今定估實價,稍加寬剩,責令書辦制買,以杜冒費。[11]

這些記載為今天全面、具體地了解南京尚寶司提供了確實可靠的資料。

另外,六部皆有園林,六部之園林,政書不記,官署志則予收錄。明代吳應箕《留都見聞錄·園亭》記載:“六部各有園……禮、戶二部俱在洪武門之左,禮部有敞亭可憩,戶部有高樓可眺……”[12]這個內容其他文獻不載,而官署志中則有記述,如《南京吏部志》卷四“公署篇”下有“銓曹公署”和“文部園”的介紹,卷二十“藝文”收入徐必達所作《銓曹公署碑記》,詳述銓曹公署園內亭臺樓閣建制沿革等,里面還有關于云南漢族移民尋根中經常提及的地名——“柳樹灣”。

其次,官署志纂修的連續性,使其所收錄的資料完整、系統、連續,意義尤為重要。例如《南京吏部志》就有隆慶五年(1571)汪宗伊15卷本和天啟二年(1622)王逢年20卷本,南京出版社《金陵全書·乙編史料類》收錄的就是天啟二年本?!逗蠛尽酚姓戮拍辏?514)趙官纂修、張濟寬校的10卷本,嘉靖十八年(1549)萬文彩、李萬實續修的11卷本,另據文獻記載還有陸鳳儀增補本?!澳暇┫∫娢墨I叢刊”收錄的《后湖志》就是經過萬文彩等續纂、陸鳳儀增補的版本?!赌暇┬滩恐尽贰赌暇┥袑毸局尽冯m不是續修,但之前均有草創稿本,為后來修志打下了扎實的資料基礎?!赌暇┬滩恐尽肪硎住缎拗景赋省酚涊d,龐嵩是根據湖廣司郎中顧允揚訪得的前江西司郎中應廷育草創本,“再加采輯”而成。南京尚寶司雖無舊志,但有弘治年間韓鼎編撰的《尚寶司實錄》可供采擷。韓鼎,字廷器,成化十七年進士,曾任南京尚寶司卿,其《尚寶司實錄》在《千頃堂書目》和《明史》中皆有收錄。

再次,官署志的“官修性”,保證了修志資料來源明晰、內容準確。如《南京太仆寺志》,太仆寺少卿雷禮修,共16卷,卷一謨訓,“備書圣諭敕詔,以見圣朝崇重馬政,令甲昭然,臣子所當遵守”;卷二孳牧;卷三征俵;卷四關換;卷五儲買;卷六寬恤;卷七官寺;卷八屬轄;卷九規制;卷十丁田;卷十一種馬;卷十二草場;卷十三冊籍;卷十四俸徭;卷十五列傳;卷十六遺文。卷首錄有為修志書,廣征文獻而發布的《纂修寺志公移》,要求:“合關本寺煩為轉行所屬府州,轉行各州縣掌印官,督同管馬官,作速照依后開條款,逐一備查,詳造書冊送寺,以憑查修施行,須至關者”,還規定了所收文獻資料的范圍和內容,共10項?!赌暇┬滩恐尽芬嘤小缎拗景赋省?,提出:“此志書關系法司之風紀,必須提綴綱領,條目井然有序。六書分注,不致混淆;校讎文義,不致魚豕。則今日之編刻,信為修墜重典也,合行各司專吏一名,搜尋舊牘。本司官先盡所見草創成帙,山東司類編中間,筆削文義,悉取諸堂上裁定,然后就梓?!贝顺饰囊唷稗D各司遵照施行”。

為修志需要,通過有關機構而專門發布公文,既是其官修性的體現,也是官修性的權威展示,可以保障志書資料來源真實、內容準確。而且官署志的官修性,相較于舊志中的府、州、縣等志書,更甚一籌。今天看到的府、州、縣志,多是由當地政府行政長官主持,聘請史志專家或當地文化名人,組成修志隊伍,志書修完,纂修隊伍也就隨之解散。但官署志的纂修,卻不相同,大多由有司衙門主持,衙門各部門抽調人手,參與纂修,志修完,人還在。

另外,官署志所收資料之“?!?,更有針對性,方便后來人讀志、用志。要查閱明代六部的相關資料,《明史》《大明會典》《諸司職掌》等查閱起來繁瑣,但如果直接查閱各部官署志,既有目錄可以參考,又有分類好的資料可以使用,一步到位,省力快捷。尤其是一些史書、政書中比較生僻的內容,如明代與鄭和下西洋有關聯的龍江船廠的建置沿革、位置、材料、圖樣等,查閱《龍江船廠志》即可?!洱埥瑥S志》,南京工部主事李昭祥纂修,記載“洪武初年,即于龍江關設廠造船,以備公用,統于工部,而分司于都水”[13]以來至嘉靖三十二年(1553),龍江船廠的建置沿革以及典章制度。該志卷一訓典志:謨訓、典章、成規;卷二舟楫志:制額、器數、圃式;卷三官司志:郎中、主事、提舉;卷四建置志;卷五斂財志:地課、木價、單板、雜料;卷六孚革志:律己、收料、造船、收船、佃田、看守;卷七考衷志:稍食、餐材;卷八文獻志:創制、設官、遺跡。后設附錄。一志一卷,內附各種船圖26幅。志書所記之對象龍江船廠,是由工部都水司直接管轄的。作為一部以船廠為記述對象的官署志,《龍江船廠志》頗具代表性,可以反映明朝造船業的水平與基本情況,也為今人了解明代船廠的建制與管理系統提供了很好的資料。

由于地方性是方志最顯著的屬性,“不越境而書”“不越級而書”,因此各級各類志書在空間上有嚴格的限制。南京作為明代兩京之一,其機構的設置多為國家層面,像前面提到的官署,以及官署管轄的對象,如后湖黃冊庫、龍江船廠、明孝陵等,相關內容很難納入在地域上限定為記載“本級行政區域”的地方志體系中,而通過纂修官署志一類的專志則可以解決這樣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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