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裂與彌合

王澤正

摘 要：孫桂榮的文學研究涉及女性文學、青春文學、文學史理論、教學改革四個不同層面。她以性別文化、青年亞文化、大眾文化等視角作為切口，在目前往往于西方/鄉土、個體/大眾、過去/現在、民間/學院等二元思維中搖擺的批評格局中，注重挖掘共識性內質因素，建構起一道聯結社會現實系統與文學表意系統的橋梁。這種解決當下問題的“斷裂+彌合”式研究，以及為時代文化心理注入新意涵的學術理路，一定程度上彰顯了洪子誠先生所倡導的當代文學研究的“大格局”。

關鍵詞：孫桂榮;女性文學;青春文學;文學史;教學研究

1990年代以來，“斷裂問卷”“盤峰詩會”“思想界炮轟文學界”“韓白之爭”“當代文學兩極評價”等一系列標志性文學事件，不斷加劇著當代文學現場的復雜與斷裂態勢。藉此，當代文學批評的雙重裂隙也浮出歷史地表，即一方面是新生代/老前輩、學院派/民間派、文學界/思想界、內地研究/海外漢學、西方/本土之間的共時態裂隙，另一方面是傳統美學理論和批評范式面對后新時期文學時難以自洽的歷時性裂隙。然而在這種眾聲喧嘩的學術環境中，“70后”青年批評家們異軍突起，努力于亂石叢生的文學荒野中開辟另一條指向社會現實的分岔小徑，如賀桂梅教授提出“將中國問題化”①，借助國別文學視角探尋當代文學內在統一性的努力等，都可視作努力縫合這種話語裂隙的拓荒研究。而在文化名城濟南，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的孫桂榮教授秉持著于邊緣處問道的執著追求，在女性文學、青春文學、文學史理論、教學研究等領域不斷耕耘，她以性別文化、青年亞文化、大眾文化等視角作為切口，在振擺著西方/鄉土、個體/大眾、過去/現在、民間/學院等二元視角的文本結構中挖掘共識性內質因素，建構起一道聯結社會現實系統與文學表意系統的橋梁——不僅將文本對于人生的體驗與關注融匯到文學批評話語的讀解建構之中，還在字里行間流露出一個負責任的批評家飽含個體意識的現實焦慮。

這種對學界斷裂觀念的彌合意識首先體現在孫桂榮的女性文學研究中，她的相關研究積極彌合當下文學現場中暴露出的多種共時態罅隙。她首先試圖解決的便是學院與民間格格不入的雙軌脫節問題，像她采用大眾視角重新審視湖北文壇“直諫池莉”現象背后的深層內質因素，甄別帶有文學史與理論前見的專業性閱讀和普通讀者基于日常經驗而來的大眾性閱讀之間的差異，相關成果最終體現為學術專著《大眾表述與文化認同——池莉小說及其當代評價研究》。該著以中國社會、文學為新的闡釋基點，建構起融匯作家和批評家雙重經驗的一整套新的大眾理論體系，以彌合學院派和民間派的話語裂隙，哀梨并剪，別有洞見。應該說，孫桂榮建構的大眾理論體系確實意義重大。須知在現當代文學領域，“五四”以來，文藝工作者自覺追求先進理論的啟蒙品格一直備受推崇，然而在“自律性”之文學藝術讓位于“他律性”之文化工業的消費時代，這種過于重視高蹈理論追求的文學已然和普通讀者之間產生了距離感和陌生感，主流文學如今在民間的邊緣化處境便是例證。在這一背景下，重視彌合二者之間巨大罅隙的大眾理論體系則更凸顯出其時代價值。此外，關于西方和本土研究話語的兩種立場也引起了孫桂榮的重視，她在《現狀與問題——女性主義敘事學的本土化實踐》（《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4期）一文指出，女性主義敘事學是女性主義批評與敘事學研究相結合的產物，20世紀80年代在西方興起，是目前國際學術舞臺上方興未艾的“后經典敘事學”的一個重要分支。該文認為中國的女性主義敘事學分析實踐相對于理論建設與女性主義性別政治的內容闡釋來說尚處于邊緣狀態，在將西方理論本土化的過程中必須注意中國社會時代語境的流動性與漢語文學語境的特殊性問題。的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對象是本土文本，而我們的理論資源卻主要源于西方，這就需要研究者善于甄別西方話語與本土經驗之間的話語裂隙，避免陷入用我們的文本證明西方理論正確性的窠臼中?？梢哉f該文為彌合“女性主義敘事學”相關的西方與本土、理論與實踐裂隙指明了路徑，內容條分縷析，思想鞭辟入里。

難能可貴的是，孫桂榮的女性文學研究不僅在共時態裂隙上合縱連橫，而且在歷時性斷裂處深挖細掘，以求推陳出新、承續源流。其專著《消費時代的中國女性主義與文學》堪稱總結消費時代文學文本實踐的集大成之作，誠如書中所言，“或者說不同政治、經濟、文化地位的女性所占據的文化份額是不一樣的，其角色價值認證是有差異的，甚至可以說比照女性的當下生存現實是有嚴重偏斜的。本書試圖談一下中國各階層女性在當下女性小說形象塑造中的現實性問題，并以此來透視當下文化書寫中存在的暴露與遮蔽現象”②。該著不滿于傳統女性主義研究中對社會性別問題的忽視，也為解決新時期以來小說創作中出現的許多新現象和新問題，而采取將女性性別同其他階級身份構成（如白領等）的社會性在場聯系起來的研究路徑，這不僅突破了傳統性別本質主義將身體、欲望、社會性別不加辨析地捆綁在一起的思維范式，還展現出從單一學科視野下的純文學模式轉向多學科視域下的文化研究模式的新路向，使得相關理論更加完整和自洽，切中肯綮，高屋建瓴。更為重要的是，孫桂榮教授在對既往性別文化的歷時性反思過程中，結合世界性思潮對中國的影響，建構了新的理論體系。比如《“女權主義”與女性意識的文本表達——對當前小說性別傾向的一種思考》（《小說評論》2006年第3期）一文，指出了女權主義理論與其現實接受語境間的話語縫隙成為超越一切派別之爭的現代性焦慮之源，論證了精英女權主義向“日常女權主義”變異的可能，并提出“后女權主義”概念，使得歸納或命名當下女性意識的文學表達中所呈現出來的新情形新特點成為可能，可謂“取今復古，別立新宗”。

在研究視域的宏闊上孫桂榮也是獨樹一幟的。她的“80后”青春文學研究建構起了一座聯結青春在場書寫和文學普遍性問題的橋梁，一定程度上彌合了新生代和老前輩之間的觀念裂隙。首先映入孫桂榮眼簾的是韓寒等典型“80后”作家，她著手從內容角度深入剖析韓寒“意見領袖”“文化英雄”等標簽背后作家的本來面目。比如《韓寒：新世紀知識譜系中的深度索解》（《文藝爭鳴》2011年第7期）一文，認為韓寒與任何一個傳統作家一樣既有自己的文學貢獻，也有內在的缺陷與不足，將他推到文化先鋒位置的是這個渴望“另類英雄”的時代。該文立足于韓寒的文學寫作、公共言論和行為等考察，完成了對韓寒神圣光環的祛魅，文本通過對一個真實的“普通作家”的還原，巧妙地描繪出新世紀文學第一個十年的基本樣貌，藉此豐富了主流文學的知識譜系，視野開闊，考察精微。孫桂榮不僅在內容上爬梳剔抉，還在形式上輯佚鉤沉。比如《<最小說>與青春文學雜志書》（《文藝評論》2013年第3期）一文，文本從作為青春文學主要載體的“雜志書”入手，指出這種將雜志與書籍合二為一創造出來的文化類種，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早在1910年代的新文化運動時就已流行，認為這些絕大多數以“80 后”青春寫手為編輯主體、寫作主體與閱讀主體的雜志書，給一度沉寂的新時期文學期刊帶來了一絲活力與亮色。該文以《最小說》為例，細致探討了郭敬明團隊將文學生產融入文化產業的多種努力，及其在經濟效益、文化產業管理和社會效益上的成敗得失，深入淺出，張力十足。相關研究不僅從內容上改觀了學界對于“80后”文學的各種“標簽化”認識，還從形式角度肯定了雜志書文體的正統性，對于彌合新生代和文壇老前輩之間的觀念裂隙頗有助益。對于被排斥于主流文學之外的“青春文學”，孫桂榮不惜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去搜集資料、閱讀文本、考證文化，并在此基礎上撰寫專著《新世紀“80后”青春文學研究》，該書于2018年獲第16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優秀成果獎，為探尋“80后”青春文學和中國主流文學之間的審美相關性提供了可能，開拓了文學批評的新空間，推進了現當代文學學科譜系的建構與完善。

對于文學史理論的研究孫桂榮也用力勤勉，她從文體流變、文學傳播、文學譜系等多角度，積極探尋符合當代文學史寫作實踐的文學史方法和文學史觀，以彌合文學史理論與實踐的巨大罅隙。如所周知，隨著改革開放帶來的社會轉型，文化層面諸如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性別詩學、消費主義、新媒介理論等一大批花樣繁多的當代理論浸淫了整個文壇，催動著文學史研究從宏大的文學史功能、文學史方法論到細微的文學史書寫、文學史反思的全面革新，一大批新術語和新觀念由此產生。然而，不同于理論層面的一日千里，實踐層面的文學史寫作寸步難行，這并非是說文學史專著數量不足，事實上在“重寫文學史”思潮影響下的文學史新著已有數百本之多，但是“許多文學史恰恰就停留在對‘文學史’補充‘新材料’的層次上”③，或者“故作驚人之語、強做‘翻案’文章”④，“從而偏離了倡導者最初的理論宗旨和學術設想”⑤，這種理論與實踐的斷裂態勢也引起了孫桂榮的重視?！斗何膶W時代：“大眾化”文學的學術境遇》（《文藝評論》2006年第6期）、《新時期文學的經典譜系研究》（《南方文壇》2012年第2期）、《新時期期刊出版制度研究》（《小說評論》2012年第5期）、《非虛構寫作的文體邊界與價值隱憂——從阿列克謝耶維奇獲“諾獎”談起》（《文藝研究》2016年第6期）等文章堪稱相關研究的代表作，行文中摒棄謀虛逐妄的空洞言說，論述中凸顯共名時代的獨立思考，問題意識精準，觀點發人深省。尤其是《泛文學時代：“大眾化”文學的學術境遇》一文，指出在后現代大眾傳媒無孔不入的擠壓下，古老的文學藝術已經邊緣化的論調時有響起，文學的影響范圍似乎在逐漸縮小。該文認為文學與大眾文化的影響與反影響、滲透與反滲透，已不僅僅成為當代文學發展的直接動力， 也內在性地決定了這個時代大眾文化的發展方向。為此，孫桂榮通過理論倡導的尷尬、文本闡釋的失語與失范和“大眾化”美學原則確立的艱難三方面展開探討，指出泛文學時代的大眾接受中最活躍的“大眾化”文學反而成了專業文學批評中最薄弱的環節，并呼吁直面這種學理窘迫，構建新的“大眾化”批評原則。應該說，孫桂榮對于“大眾化”文學的研究綱舉目張，入木三分，并且這種系統的學理辨析，也為其文學史編寫實踐提供了相應的理論保障。迄今為止，孫桂榮在文學史書寫實踐層面已獨立寫作《中國當代文學思潮研究十六講》、編纂《變動時代的性別表達——新時期女性文學與文化研究文獻史料輯》，參與撰寫《中國當代文學50年》《中國當代文學新編》等，均在一定程度上彌合了文學史理論探索與實踐撰寫不甚平衡的尷尬。這些后續研究是對導師吳義勤教授所指出的她學術問題的回應與修正，克服了她原先理論建構有余、文本分析不夠扎實細致的局限，融“守成”與“出新”為一體，也從側面折射出孫桂榮嚴謹的治學態度和執著的學術追求。

最后，與大部分學者專治科研、很少真正做教學研究不同，長期擔任當代文學教研室主任的孫桂榮教授還做了切切實實的教學研究工作。像她所撰寫的《青春文學教學與中國當代文學課程改革》（《中國大學教學》2014年第1期）一文立足于“學生中心、成果導向”的教學原則，將青春文學教學納入到中國當代文學課程改革中進行系統論述，大膽改革教學計劃、增設青春文學的教學內容，總結出“一家之言”“結對共享”“爭鳴交鋒”“深化拓展”等教學四步驟，該文獲山東省教育科學優秀成果獎二等獎?！缎抡n標背景下基于初中生語文能力提升的青春文學閱讀》（2020年第12期）是孫桂榮最新教學研究成果，她立足于問卷調查，以具體調研數據論證了青春文學在中學生群體中的影響力，指出與其將青春讀物視為洪水猛獸嚴防死守，不如采取“大禹治水式”的疏導策略，允許中學生們去讀符合一定標準的青春文學讀本，如明朗陽光的勵志型青春文學作品等，這不僅避免了泥沙俱下中劣質讀物魚目混珠進入中學生閱讀視野的弊端，也具有切實提高中學生語文能力的優勢。需要指出的是，孫桂榮的教學研究不僅注重內部規范的調整，還積極尋找對接國際大環境的途徑，以期打通國內外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隔膜。她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研究生國際視野的培養》（《中國大學教學》2020年第8期）一文基于其長期給碩士生上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英語的經歷，指出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生雙語教學的尷尬處境，深刻探討了教學資源問題與教學方法論問題，在“教研相長”的雙向促進作用背景下分析了雙語教學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建設的促進作用，總結了對中國語言文學類研究生進行國際視野培養的經驗教訓。在對山東省各高校的教學情況做全面系統的調研后，她還結合自身參與的韓國梨花女子大學EGEP項目做深入分析。該文指出亞洲有些國家的人文研究已經采用工作語言為全英文、學術平臺全英文、成果考核以英文為主的模式，中國固然不必如此機械，但在非英語專業的科研人員與青年學子中鼓勵英語的學術使用是必要的，這也是全球化時代培養科研工作者與世界漢學直接對話能力，乃至中國學術“走出去”的重要途徑。

綜合來看，筆者從女性文學、青春文學、文學史理論和教學研究四個層面簡要梳理了孫桂榮的文學研究圖式，進而發現她不僅善于發現文學事件背后的深層斷裂因素，還自覺彌合相關縫隙，建構新的聯結話語，從而賦予文學批評語言以新的生機和魅力，也為時代文化心理注入新意涵。洪子誠教授曾多次表達過類似“當代文學是在世界大格局下發展”的觀點，指出“世界和平理事會”之于1950年代文學，“亞非作家會議”之于1960年代文學的重要影響，呼吁糾正當代文學研究對時代大環境重視不夠的弊端。以此為“前見”，我們再次審視孫桂榮的文學研究，發現其解決當下問題的“斷裂+彌合”式研究范式，能為時代文化心理注入新意涵的學術理路，以及在異動程度上彰顯出洪先生所謂的“大格局”。

注釋：

①賀桂梅：《民族形式建構與當代文學的局勢·結構·事件》，《文藝爭鳴》2021年第4期。

②孫桂榮：《消費時代的中國女性主義與文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38頁。

③④⑤吳義勤：《“重寫文學史”的難度與希望》，《當代作家評論》1999年第6期。

（作者單位：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 ）

責任編輯? ? 佘? ? 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