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非遺保護“燃情”的歲月
——寫在《非遺碎墨》出版之際(代序)

張慶善

一

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出一本非遺保護方面的文集，雖然我是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一個重要時期的親歷者，或者說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參與者。盡管我對非遺保護工作始終寄予深深的感情，我也從沒有想過出一本書。我從來就不認為自己是非遺保護工作的專家，我只是一個工作者、參與者。當我的學生石中琪建議我把非遺保護方面的文章整理出書的時候，我是那樣的茫然，不知所措。我寫了多少稿子，講了多少次話，接受過記者多少次的采訪，我自己完全記不清了。這些稿子都在哪里，我更不知道。當中琪讓我看他在網上找到的我的一些文章時，我啞然失笑，因為我早就忘記了還寫過這些文章。

搜集這些文稿的過程，心中可謂五味雜陳，像是遇到了舊戀一樣，有激動，有幸福，有甜蜜，有惆悵，還有傷感，當然主要還是驕傲和自豪，是成就感，是責任感，是使命感。我常和他人說，在我的一生中有兩件事在心中的分量最重，一是《紅樓夢》研究，二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只要媒體上提到《紅樓夢》研究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事情，都會引起我格外的關注，感覺就像是說我自己的事情一樣，這些年一直是這樣。的確，在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剛啟動的時候，我就幸運地參與其中了，幸運地參與了一些重要的保護工作，幸運地成為那個“燃情”歲月的親歷者?！段业娜记闅q月》是一部電視連續劇的名字，是我很喜歡看的一部電視連續劇?；蛟S因為這部電視連續劇反映的是軍人題材，而我正好也曾經是一名軍人。這部電視連續劇無論是故事敘述還是演員表演都真實自然，所以我喜歡看?！队H歷非遺保護“燃情”的歲月》這個題目，就是受這部電視連續劇名字的啟發。我們當年在從事非遺保護工作的時候也的確稱得上“燃情”的歲月，盡管我們那個時候早已經過了容易“燃情”的年紀了。

二

我國的非遺保護工作是從2001年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昆曲為“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開始的，這次申報工作由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的專家具體承擔。但當年申報昆曲也僅僅是我國非遺保護工作的“開始”，因為當時上上下下對“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的認識極其膚淺，舉國上下對昆曲成功申報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布的“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的消息竟然無動于衷。直到2002年，我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才開始有了一點“文化自覺”。當時受文化部委托，中國藝術研究院承擔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古琴藝術為第二批“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的工作。2003年，文化部又啟動了“中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我是這個工程專家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為了配合文化部啟動的這項工程和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的工作，大約在2003年，中國藝術研究院成立了“中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國家中心”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兩個機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由我兼任主任，具體負責工作的是副主任高新生同志。當時成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主要任務是負責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工作。這個中心與后來成立的“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不是一回事。大約在2005年11月，中國藝術研究院根據工作需要，將中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國家中心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合并，成立了“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由我分管負責。后經中編辦批準，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正式掛牌成立，王文章擔任主任，我擔任常務副主任，田青擔任副主任。根據中編辦的批示，中國藝術研究院與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是并列的兩塊牌子。這樣做有利于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特別是有利于開展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申報工作，但實際上它就是中國藝術研究院下設的一個機構?？梢哉f，從參與中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與申報古琴藝術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布的“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開始，我算是參與了非遺保護工作。從“中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這個提法，你就會感受到時代的痕跡，而我國的非遺保護工作實際上就是從申報古琴藝術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和啟動中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才真正起步的。2003年，我國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古琴藝術為“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具體申報工作由中國藝術研究院承擔，我當時作為中國藝術研究院分管申報工作的副院長參與其中。說實在的，那時我的工作主要是服務，僅僅是“參與”，具體申報工作都是由音樂研究所的專家們做的，田青先生是主要的承擔者。我在《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清醒而堅定的守護者——談談我所知道的田青先生》一文中，已經寫了申報古琴藝術的情況，這里就不重復了。

就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而言，2005年是關鍵的一年，其主要標志就是這一年國務院頒布了兩個重要文件。一是2005年3月26日國務院辦公廳頒布的《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明確了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目標、方針、原則。二是2005年12月22日國務院頒布的《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不僅進一步提出“充分認識保護文化遺產的重要性和緊迫性”，還提出了“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指導思想、基本方針和總體目標”。國務院的這個文件把原先提出的工作指導方針明確為“基本方針”，這是非常重要的。這個文件明確提出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總體目標：“通過采取有效措施，文化遺產保護得到全面加強。到2010年，初步建立比較完備的文化遺產保護制度，文化遺產保護狀況得到明顯改善。到2015年，基本形成較為完善的文化遺產保護體系，具有歷史、文化和科學價值的文化遺產得到全面有效保護；保護文化遺產深入人心，成為全社會的自覺行動?！边@兩個文件的基本原則和基本精神，一直指導著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這兩個文件提出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基本方針、工作原則、指導思想至今也沒有過時。

2005年與非遺保護有關的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我國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第三批“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從申報古琴藝術開始,“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改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2001年我國申報的是昆曲，2003年我國申報的是古琴藝術，2005年又是申報年，申報什么項目呢？從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存續情況和各民族的團結出發，從文化部主管領導到專家學者都傾向于申報一個少數民族的代表作項目。后來確定申報新疆維吾爾木卡姆藝術，這與一位令人尊敬的老人有著重要的關系，他就是鐵木爾·達瓦買提副委員長。他對申報新疆維吾爾木卡姆藝術非常關心和重視，多次向文化部有關領導和部門提出意見和建議，并幾次把我叫到他的家里，因為那個時候文化部委托中國藝術研究院具體承擔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工作，而我又是具體分管這項工作的副院長。鐵木爾·達瓦買提副委員長建議成立新疆維吾爾木卡姆藝術保護協會，由我來當秘書長。我趕忙笑著對他說：“副委員長，我不是研究音樂舞蹈的專家，我是研究《紅樓夢》的。我根本不懂新疆維吾爾木卡姆，我當不了秘書長?！蔽蚁蛩扑]周吉先生：“新疆藝術研究所的周吉先生是真正的研究新疆維吾爾木卡姆藝術的專家，他最合適?！甭犃宋业脑捯院?，老先生還是用不可商量的口吻說：“我看你合適?！敝两裣肫甬斈觇F木爾·達瓦買提副委員長對新疆維吾爾木卡姆藝術的深厚情感及申報的急切心情，我還是很感動。不僅鐵木爾·達瓦買提副委員長對申報新疆維吾爾木卡姆藝術極為重視，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化廳也非常重視，他們做了非常扎實的申報準備工作。新疆藝術研究所的負責人李季蓮、著名專家周吉為了申報新疆維吾爾木卡姆藝術，不知到北京、到中國藝術研究院跑了多少趟，與我們一起研究修改申報文本。

除確定新疆維吾爾木卡姆藝術為申報項目以外，我們還提出與蒙古國聯合申報蒙古族長調民歌。當時之所以提出這個想法，是基于兩個重要原因：一是蒙古國已經成功申報了馬頭琴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我們已經意識到蒙古國第二個申報項目一定會是蒙古族長調民歌或呼麥，如果蒙古國再申報了蒙古族長調民歌或呼麥，而我們無所作為、無動于衷，那將是極大的失誤，也對不起內蒙古人民；二是根據關于申報“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的相關規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鼓勵兩個以上國家聯合申報，且聯合申報不占名額。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與蒙古國聯合申報蒙古族長調民歌，就有可能一次成功申報兩個“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項目。但那個時候，許多人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相關規定不熟悉，總覺得已經確定要申報新疆維吾爾木卡姆藝術了，再申報蒙古族長調民歌，不大可能成功，所以開始有關方面對聯合申報不太積極。為了推動與蒙古國的聯合申報工作，我和文化部外聯局國際處鄒啟山同志開車直奔呼和浩特。當時北京到呼和浩特還沒有通高速公路，只有一段剛剛修好的高速公路，還沒有通車，我們“違規”上了這段高速公路，記得開了一路沒有遇見一輛車。到了呼和浩特，當天晚上我們就與內蒙古自治區文化廳的負責同志研究分析申報蒙古族長調民歌的事宜，這引起了內蒙古自治區文化廳領導的高度重視。我們從呼和浩特回到北京沒幾天，內蒙古自治區文化廳藝術研究所喬玉光所長就來中國藝術研究院找我，開始了聯合申報的準備工作。喬玉光是一個非常好的蒙古族漢子，學問、人品、能力都是一流的。為了保證與蒙古國聯合申報工作順利進行，文化部還邀請蒙古國文化部門的有關領導、蒙古國長調民歌的著名藝術家到呼和浩特、錫林郭勒盟、二連浩特、北京訪問。蒙古國文化代表團還專門訪問了中國藝術研究院，我們就兩國聯合申報蒙古族長調民歌進行了充分的討論，并取得共識。2005年6月18日至22日，我率團去蒙古國訪問，在烏蘭巴托訪問期間，中國駐蒙古國大使館文化處給予了強有力的支持。文化參贊王大奇充分發揮他的聰明才智和談判藝術，終于促成了與蒙古國聯合申報蒙古族長調民歌。代表中國在聯合申報文本上簽字的就是他，可以說聯合申報成功他功不可沒。

這次我率團到蒙古國訪問，促成了聯合申報，非常高興。我和代表團一部分同志先離開烏蘭巴托回國，喬玉光所長等內蒙古自治區文化廳的同志留下處理一些具體事情。上飛機之前，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兩國聯合申報的文本中有蒙古國方面提供的地圖。我對喬玉光說，你一定要好好看看蒙古國提供的地圖和我們國家的地圖是不是一樣的，千萬不要出事。果然，喬玉光認真核對了蒙古國提供的地圖，發現蒙古國提供的地圖和我們國家印制的地圖有一點點差異，就及時替換成了中方提供的地圖，避免了一次事故。喬玉光無疑是聯合申報蒙古族長調民歌的功臣，對推動內蒙古自治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做出了突出貢獻。他后來從藝術研究所所長升為內蒙古自治區文化廳副廳長，這在全國的文化系統中是少有的，這與他在聯合申報蒙古族長調民歌、推動內蒙古自治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突出成績不無關系。今天回憶起當年為聯合申報蒙古族長調民歌所做的事情，很是有些成就感。后來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蒙古國蒙古族長調民歌聯合保護協調指導委員會和專家工作組”，我這個根本不懂音樂、更不懂蒙古族長調民歌的人竟成為這個指導委員會的一員和中方專家組組長。當然，我清楚地知道我這個“專家組組長”所能做的還是為保護工作扮演服務角色。

2005年，我們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新疆維吾爾木卡姆藝術及與蒙古國聯合申報蒙古族長調民歌，其實在當時遇到的困難是很大的。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審之前，我們得到一個重要信息，那就是我們申報新疆維吾爾木卡姆藝術可能有問題，原因是在前兩批申報中，有些國家已經申報了木卡姆藝術這樣的項目，我們此次再申報，很可能通不過。倒是與蒙古國聯合申報的蒙古族長調民歌估計不會有什么問題。這個信息讓我們壓力倍增，如果新疆維吾爾木卡姆藝術不能申報成功，那將意味著這一次我們國家單獨申報的項目一個也沒有了，更何況這是我國第一次申報少數民族項目，壓力有多大，不難想象。當時我們得到這個信息后，簡直不敢多想。我的壓力大，中國藝術研究院壓力大，外聯局國際處的壓力大，作為國際評委的張振濤壓力更大。

下面是我2005年11月9日的日記，重新翻出來，感覺非常有意思。為了讓大家也感受當年“燃情”歲月的那種氣氛，我在這里將我的日記原文照錄：

2005年11月9日(星期三)晴

上午到辦公室，找張振濤同志談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事宜。我向振濤提出幾個需要注意的問題：(1)我國和蒙古國聯合申報蒙古族長調民歌估計問題不大，但我國單獨申報新疆維吾爾木卡姆藝術估計會有一定的困難。主要是上一次(2003年)已有三個國家申報了相近的木卡姆藝術，而此次我國又與蒙古國聯合申報蒙古族長調民歌，我國實際上是申報了兩個代表作項目，因此我們應該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包括學術上的充分說明。我要求振濤就有關的內容寫好英文稿子，以便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相關部門及外國的評委們充分介紹我國的項目，爭取得到他們對中國申報項目的理解和支持。(2)我要求振濤立即向文化部外聯局國際處匯報，要求給予明確的指示和切實的幫助，如通過我國有關的外事機構與有關國家的評委溝通，以求得到支持。(3)請求文化部外聯局與國家文物局聯系，請國家文物局的專家給我們介紹他們參加國際評審的經驗和辦法。(4)請求文化部外聯局指示我駐法國的外事機構對張振濤給予全力幫助。(5)……(6)……我對振濤說：“你可是亞洲地區唯一的評委，你代表的是中國，一定要完成任務?！蔽乙笳駶勍暝捔⒓唇o文化部外聯局寫報告匯報。我感覺到振濤的壓力很大，與振濤談完話后，我開玩笑說：“振濤，完不成任務你就別回來了，是跳埃菲爾鐵塔還是跳塞納河，你選一個吧?！闭駶χf：“我別跳塞納河了，我會游泳，跳塞納河也淹不死我，盡折騰了。我還是跳埃菲爾鐵塔吧?！?/p>

今天再看當年的日記，忍不住笑出聲來，當年的情景就像昨天發生的一樣，歷歷在目。今天說這些事，像是講一個輕松愉快的故事，可是要知道，當年我們這些參與具體工作的人承受著多么大的壓力！當然，張振濤既沒跳埃菲爾鐵塔，也沒有跳塞納河，他圓滿地完成了任務。新疆維吾爾木卡姆藝術和蒙古族長調民歌，都成功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布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當評審會通過了我國申報的項目以后，振濤在第一時間從巴黎給我打了電話，接到電話以后我極為興奮，那天晚上喝了酒。張振濤是對我國非遺保護有大功勞的人，當年他是中國唯一的參加評審“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的國際評委，也是亞洲唯一的國際評委，他學問好、外語好、人品好。從那時至以后很長時間，他和我一樣，都為我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而努力工作著。

三

如果說2005年是中國開展非遺保護工作關鍵的一年的話，那么2006～2009年就是非遺保護工作最忙的幾年，也是最為“燃情”的幾年。

2006年2月12日是正月十五，由文化部等部門主辦、中國藝術研究院具體承辦的“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成果展”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田青先生是總策劃和主要負責人。這次展覽是中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影響最大的一次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成果展覽，是中國非遺保護工作的一個里程碑。從這次展覽開始，上至領導，下至普通百姓，對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其保護的認知有了一個質的飛躍。

2006年6月10日是中國第一個文化遺產日。當天晚上在民族文化宮舉辦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專場演出由田青先生主持，演出非常成功。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田青先生宣布演出結束后的情景，當時全場觀眾起立鼓掌足足有幾分鐘，場面十分熱烈，可見人們對非遺保護的認可。演出結束后，文化部周和平副部長在民族文化宮答謝參加演出的演職人員。大家歡歌笑語，場面熱烈。特別是來自少數民族地區的朋友們，他們從來沒有想到伴隨著他們生活的那些土得掉渣的民間藝術，能在首都的舞臺上演出，還受到中央領導和北京人民這樣的歡迎，他們非常高興、非常自豪。答謝晚會充滿了喜悅、歡樂、激情。今天想起當時的情景心情，還是很激動。那種真情、深情、激情，那種為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做出努力后的成就感和使命感，使當時的每一個人都激動萬分、感動萬分。

2006年7月13日，周和平副部長主持召開了“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這個專家委員會共有68名委員，馮驥才先生是主任委員，我很榮幸地成為其中的一員。這個“第一次”意義重大：一是68名委員包括民間文學、民俗、傳統音樂等各個領域的專家學者，以這個委員會為核心，團結聯系了全國各個方面的專家學者，為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評審、理論研究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二是文化部主管領導、主管部門非常尊重專家學者的意見，這對文化部關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正確決策是一個重要的保障。我國非遺保護的實踐證明，這個專家委員會對推動我國的非遺保護工作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2006年7月31日，文化部在黑龍江牡丹江市舉行“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會議”。這又是一個“第一次”，即第一次舉辦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會議。記得有好幾個省的領導都來參加這個會議，可見他們對非遺保護工作的重視。

2006年9月14日，“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在中國藝術研究院舉行掛牌儀式。王文章任主任，我任常務副主任，田青任副主任。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的成立，在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進程中無疑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當時文化部還沒有成立非遺司，由社文司負責非遺保護工作。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成立以后，我國的非遺保護的許多工作都由這個中心承擔。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依托中國藝術研究院強大的科研力量，團結聯系全國從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同志和專家學者，在推動我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2006年10月11日，文化部在甘肅慶陽環縣舉辦了“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經驗交流會”，會議具體籌備工作由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承擔。

2006年12月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蒙古國蒙古族長調民歌聯合保護協調指導委員會和專家工作組”工作會議在呼和浩特舉行，受大會委托，我主持討論并通過了工作章程和聯合公報。

2006年12月13日，“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暨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申報工作培訓班”在福建泉州舉辦。這次培訓班也是由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承辦的。

從年初的中國國家博物館的非遺大展，到年底在泉州舉辦的培訓班，把2006年稱為“非遺年”一點也不過分。這一年圍繞非遺保護做了這么多的事情，難怪在這一年評出的十大熱門詞語中，“非遺”就占了兩個：“非遺”“原生態”。

就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而言，2006年就是一個字：“忙”。到了2007年，還是忙。2007年有兩件大事要好好說一說：一是去巴黎，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舉辦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展覽和演出；二是在中華世紀壇舉辦了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專題展。

2007年4月16日，在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舉辦的“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藝術節”，無疑是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件大事。這次活動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主辦，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承辦。藝術節分為主題展覽和專場演出，充分展示了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和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豐富多樣，充分展示了中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努力和成就。這不僅是第一次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舞臺上向全世界生動展示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其保護成就，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史以來第一次邀請一個國家在其總部舉辦非物質文化遺產展演活動。當然，這次展演還有一個目的，即推動在中國建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支持的亞太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國際培訓中心。但是，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舉辦展演，談何容易？

2007年1月7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共關系與文化活動處處長愛麗絲女士到中國藝術研究院訪問，文化部外聯局的同志告訴我們，愛麗絲女士是一個非常認真負責任的官員，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一個十分重要的人物。我們要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舉辦非物質文化遺產展演活動，必須經過她的批準，因此愛麗絲女士的態度無疑是至關重要的。原來以為愛麗絲女士可能不是很好說話，談展演的事情不一定很順利，畢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還從來沒有允許一個國家在其總部舉辦這樣大型的展演活動。說實話，接待愛麗絲女士會有什么樣的結果，我們心里一點底也沒有。但令我們意想不到的是，與愛麗絲女士的討論非常順利，她對中國非常友好，尤其是她和田青先生一見如故，因而我們談展演的事就沒有任何問題了。在商談中，愛麗絲女士一再邀請田青先生盡快去巴黎訪問，落實展演事宜。愛麗絲女士是2007年1月7日訪問中國藝術研究院的，田青先生和孫濱是1月14日去巴黎考察、1月18日從巴黎回來的，可謂來去匆匆。田青老哥不辱使命，不僅順利地敲定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展覽演出一應事宜，愛麗絲女士甚至大方地免去我們所有的費用。田青先生靠他的個人魅力為國家省了20萬歐元的場地(包括展覽和演出場地)費及其他相關費用，按當時的匯率，大約200萬元人民幣。

2007年4月16日下午，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舉行了“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藝術節”開幕式，文化部周和平副部長陪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松浦晃一郎參觀展覽。當他們走到唐卡展品前時，唐卡藝術大師西合道向總干事獻了哈達。在剪紙藝術大師劉靜蘭的展臺前，劉靜蘭大師當場剪了一幅作品送給了松浦晃一郎總干事。劉靜蘭大師一邊向總干事介紹她的作品，一邊剪著手中的紙，頂多一分多鐘的時間，一件精美的剪紙作品就呈現在總干事的眼前，總干事真是既驚喜又敬佩。當天晚上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禮堂演出，我在寫田青先生的文章中已有詳細的描繪，不重復了。一句話，成功。當演出圓滿結束的那一刻，在場的每一個中國人都無比激動。教育部章新勝副部長激動地說，看了這場演出，對發達國家來說是震撼，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是鼓勵。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分管文化的副總干事也說，你們不是要申請成立亞太中心嗎？看了這場演出就沒有人會反對了，都會同意你們的申請。愛麗絲女士無疑是當天晚上最高興的人，此時此刻她的喜悅溢于言表。她的真誠、熱烈和對中國的友好也感動了在場的每一位中國人。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這位熱情幫助我們的愛麗絲女士。

現在該為建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支持的亞太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國際培訓中心多說幾句話了。隨著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深入發展，我們要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不可避免地要開展國際文化合作。我們需要國際社會真正了解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也需要學習國外成功的經驗，承擔起一個負責任的文化大國的責任，因此當我們聽說日本、韓國都有意申報亞太中心時，我們也要申報成立亞太中心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2007年，文化部正式致函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在中國建立亞太中心的申請，日本、韓國也相繼提出了申請。對于選擇在哪個國家建立亞太中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遺產處是要進行考察的，看看到底哪個國家更具備建立亞太中心的條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遺產處處長愛川紀子女士，是一位非常專業、認真的官員，她的態度無疑至關重要。因此對她來考察，從文化部到中國藝術研究院都高度重視。

愛川紀子女士對中國很友好，她對中國非遺保護工作的成就非?？隙?，但對建立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有些疑惑。我向她介紹我們國家建立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的情況時，她反復問，政府為什么要建立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呢？我感到她似乎認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主要是項目持有者的事，政府不能干涉他們擁有文化遺產的權利。我們反復解釋，建立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是我們國家非遺保護的一項重要舉措，是基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本質特征及其生存環境的需要而建立的。建立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不僅不會干涉項目持有者的權利，而且政府出臺相關的政策法規，投入資金，會更好地保護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為傳承人傳承提供有力的保障。反復介紹后，她總算是理解了。

接待愛川紀子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遺產處的官員和專家，我們非常需要一位既懂非遺保護又精通外語的專家來向他們介紹中國的情況。為了保證匯報的效果，匯報時必須直接用英語講。張振濤先生英語非常好，但由于他是國際評委，身份敏感，我們就需要另外找其他人，但又必須是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專家學者(因為亞太中心要設在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藝術研究院懂非遺的專家很多，但既懂非遺保護又精通外語的專家卻不多。有人向我推薦說，舞蹈研究所副所長江東的外語相當棒，在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學者中外語水平超過他的恐怕沒有幾人，這讓我非常高興。江東是研究中國舞蹈的著名學者，雖然這些年沒有參與非遺保護的具體工作，但他具有專業知識背景，“冒充”一下非遺保護專家應該沒有問題。我和江東同志一談，他一口答應，并且很有信心。這樣，剩下的事情就是抓緊時間準備匯報材料了。記得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遺產處來考察的專家匯報的那一天，江東特意打扮了一番，穿著一件漂亮的西裝，精神抖擻，流利的外語，瀟灑的風度，令外國專家刮目相看。匯報非常成功，甚至連考察專家提出的問題，他都能夠圓滿回答，可見準備之充分。說起來十分有趣，我們本來就是讓江東“扮演”一次非遺保護專家，不想后來江東還真成為我國第一個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發的具有培訓資質證書的學者。

2008年，中國、韓國、日本三國達成共識并簽署備忘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分別在三個國家建立“亞太中心”，中國的亞太中心以培訓為主，日本的亞太中心以研究為主，韓國的亞太中心以信息和網絡建設為主。2009年10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5屆大會審議通過了在三個國家建立亞太中心的申請。2010年5月18日，在中國藝術研究院舉辦了亞太中心揭牌儀式，文化部趙少華副部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伊莉娜·博科娃共同為亞太中心揭牌。

現在的年輕人估計根本就不知道我們當年這些“拓荒者”都做了什么，當然這都是無所謂的事。前不久，見到江東，他還說他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發的非遺培訓資質的證書，并問我們為什么不讓他去講課。是啊，江東是一個很優秀的學者，是研究舞蹈的專家，我們讓人家“冒充”完了，不再用人家確實有點不夠意思，我真是有點愧對江東了。我在主持亞太中心揭牌儀式以后不久，就因工作的原因，不再分管國家非遺中心和亞太中心的工作了。我們不能忘記江東為建立亞太中心所做的貢獻。

在我國建立的亞太中心是我國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領域積極開展地區和國際合作的重要平臺，為亞太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揭開了嶄新的一頁，對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框架下開展亞太地區多邊合作，維護亞太地區文化多樣性和創造性，促進人類共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2007年6月9日是我國第二個文化遺產日，我們在中華世紀壇舉辦了非物質文化遺產專題展。這是繼2006年中國國家博物館非遺展后的又一次非遺展覽。這次展覽定位為“專題展”，是為了更充分展示非遺代表作的魅力和非遺保護的成果。展覽分為五個專題：年畫、剪紙、皮影、木偶、染織。

2008年同樣是“忙”的一年，但這一年令我們永遠不會忘記的就是汶川大地震。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發生大地震，我那天正帶隊在陜西考察非遺保護工作?；氐奖本┮院?，我們就加緊籌備2008年文化遺產日活動。文化遺產日期間我們原來安排有非物質文化遺產專場演出，一個省一個專題，四川省演出的是“蜀風古韻——四川民族民間歌舞”專場，有汶川、茂縣等地的四個節目，其中還有羌族的非遺項目表演。鑒于汶川、茂縣是最嚴重的災區，我們請示有關部領導以后，打算去掉汶川、茂縣羌族的表演節目，以為他們不可能來北京了。5月15日，我讓國家非遺中心大型活動處負責人張定青同志與四川省文化廳聯系，四川省文化廳的同志告訴我們受災最嚴重的幾個地方的同志堅定地表示，一定要來北京演出，絕不向災難屈服。我們向部領導匯報以后，大家都非常感動。四川的節目原本安排在6月16日至18日，我們根據部領導的指示把四川的節目調整到6月14日晚上，因為這一天有中央領導觀看演出。那一天晚上，“蜀風古韻——四川民族民間歌舞”專場在民族文化宮演出，當來自汶川、茂縣戰斗在抗震救災第一線的羌族朋友出現在舞臺上時，全場的觀眾含著熱淚使勁地鼓掌，為四川加油，為汶川、茂縣加油。這一場演出既是非遺項目的生動展示，更是不屈的抗震救災精神的堅定展現，至今我都不會忘記當時的激動場景，我從中得到的震撼和感動一輩子也不會忘記。

2008年6月17日，文化部在京西賓館召開了“災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座談會”。文化部領導要求，由國家非遺保護中心組織相關專家去四川災區考察，決定讓我去四川。我那時洗澡不小心摔倒了，整個右臂淤血，我是吊著胳膊去的四川。6月20日，我們一行四人到達成都，同行的有中央黨校的徐平教授(他是研究羌文化的專家)、中國藝術研究院李榮啟研究員和國家非遺保護中心的張巍巍。為什么只有四個人去四川呢？原因是當時抗震救災交通狀況很緊張，各單位的車輛也很緊張，我們只能開一輛車去考察。我們的任務是到災區考察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情況，特別是羌文化保護的情況。原本我們是要乘直升機去汶川和茂縣考察的，因為汽車很難進去，但抗震救災指揮部從安全考慮，沒有批準我們的請求。當天下午我們就乘車去了都江堰、彭州。都江堰市文化局和群藝館的同志匯報了受災情況，特別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損失情況。在彭州，我們考察了桂花鎮土陶制作技藝的情況。

6月21日上午9點我們出發去北川羌族自治縣(以下簡稱“北川縣”)，中午到達安縣。在安縣文化館我們見到了北川縣文化局的同志。北川縣文化局局長和副局長介紹了情況。記得兩位局長都姓林，林局長家里有7個親人遇難，林副局長家里有3個親人遇難，其中就有他10歲的女兒。當時北川縣的同志都在安縣辦公，中午我們吃自己帶的方便面。下午我們去北川縣，由于那天許多災民回家取東西，林副局長的妻子也跟著我們的車回了家，但開始我們并不知道她是林副局長的妻子。在倒塌的北川中學大樓前，我們看到一對夫妻拿來一箱子小孩子的衣服在燒，大家的眼淚都忍不住地流，太慘了。在離開北川往回走的路上，我們才知道坐在我們車后排座的那位女同志就是林副局長的妻子，她這次回來在幾乎坍塌的樓里找到了女兒的相冊。她10歲的女兒本來要到綿陽去讀書的，卻不幸趕上了地震。她把女兒的照片遞給我們看，看著非常漂亮可愛的小女孩的照片，一車人都非常難過，都流淚不止。她說，我們早把眼淚流光了。她確實沒有流淚，而我們聽到她的話后哭得就更厲害了。

在綿竹考察時，當地文化局的同志一定要請我們吃飯。我們當然不能同意，因為出發前我們有嚴格的紀律要求，絕不給抗震救災工作添麻煩，所以我們帶了許多方便面和礦泉水。我們反復和綿竹的同志解釋，一位同志說，我們有一個多月沒有吃一口熱乎飯了，你們來了沾沾你們的光，吃一個炒菜吧。他這樣說讓我們很難過也很為難，后來和四川省文化廳的同志商量，就炒一個菜，我們買單，這樣就在路邊的簡易飯店炒了一個菜?？吹疆數赝境缘媚菢酉?，我們的心里很難過，他們太不容易了。

6月23日，我們回到成都。6月24日，受周和平副部長的委托，我主持了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搶救保護工作座談會，在這個會上制定了《汶川地震災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重建規劃》。

2008年還有一件事要說一說，這就是召開了“中國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和‘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評審工作會議”。這次評審工作會議也是由中國非遺中心具體承辦的。2009年是申報年，但這次申報和以前不一樣。以前是兩年申報一次，一次一個國家只能申報一個項目。從2009年開始，不再限制各國申報項目的數量。正是因為這個變化，我們提前到2008年9月3日召開評審會。我受領導委托，在會上做了評審工作的情況說明。以前開評審會，只能報一項，比較好辦。這一次不限制名額，反而麻煩了。報多少項？報哪些項目？一時很難決定。當時外聯局國際處的同志，從以往外事工作的經驗考慮，建議這一次最多報5項，認為報多了沒有用。而中國藝術研究院和中國非遺中心的專家評委認為，既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不限制名額了，我們不妨多報一些，能爭取一項是一項，多報一些評不上也沒有關系。后來經充分討論，評審會決定這一次“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報15項，“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報5項。評審會后，我們得到一個重要的信息：印度要報30項，日本要報15項，法國要報10項，其他國家都是10項以下。我們十分吃驚，趕緊向文化部領導匯報。根據部領導的指示，我們立即通知原先確定的預備項目到北京來開會。9月8日，我在外國專家大廈主持召開了“中國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和‘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初選項目暨備選項目申報文本協調會”。這次協調會確定報“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35項和“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5項。在外國專家大廈，我們加班加點工作了20天，終于在9月28日早上8點準時將全部申報材料送到了首都國際機場，交給了文化部外聯局去巴黎的同志。后來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遺產處以需要修改的名義退回13項，我國正式申報22項。那一年全世界通過了76項，我國申報的22項全部通過，成為世界上入選“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最多的國家。這是國際社會對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充分肯定。

2009年有兩件非遺保護盛事：一是年初在北京農業展覽館舉辦的“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統技藝大展”；二是11月在臺灣地區舉辦的“守望精神家園——第一屆兩岸非物質文化遺產月”活動。

2009年2月9日，又是一個正月十五，“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統技藝大展”再一次引起人們的關注。每天參觀展覽的觀眾非常多，僅廣場上排隊等著進展館的就有兩三千人，排成三四圈，非常壯觀，媒體記者看到這種情景無不感嘆：非遺的魅力竟這么大！大展期間，幾乎每天都是這樣的壯觀場面，這個生動熱烈的情景反映出幾年來非遺保護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

在元宵節晚上，我們還舉辦了駐華使節專場，來了53個國家的外交官，其中有5位大使。這些外交官對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非常感興趣，他們對中國在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這樣重視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非常欽佩。

2009年11月在臺灣地區舉辦的“守望精神家園——第一屆兩岸非物質文化遺產月”，又是一件在海峽兩岸文化交流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盛事。本次活動包括三部分內容：(1)國風——中華非物質文化遺產專場演出；(2)根與魂——中華非物質文化遺產大展；(3)保護·傳承·弘揚——兩岸非物質文化遺產論壇。這三項內容都是在田青先生主持下策劃落實的。我是“國風——中華非物質文化遺產專場演出”的帶隊團長，田青先生是藝術總監，代表團有154人，演員有將近140人，其中大部分是來自8個民族的民間藝人，包括昆曲、古琴藝術、新疆維吾爾木卡姆藝術、蒙古族長調民歌及呼麥、侗族大歌、朝鮮族農樂舞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布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項目的藝人。

11月1日，赴臺人員在北京西藏大廈集中。那時北京已經有些涼了，可我們發現云南唱侗族大歌的演員沒有帶御寒的棉衣，趕緊派人去商場買了19件羽絨服。11月4日晚，在中國藝術研究院禮堂進行了彩排，效果非常好。

我們是11月5日赴臺的。到臺灣后的當天下午，我們正在召開領隊的會，就發生了地震，晃得還挺厲害。這次地震讓我們頭腦里的弦又緊了幾圈，為了保證在臺灣展演成功，我們認真研究做了預案，以應付突然發生的情況。在臺北市中山堂的兩場演出非常成功，引起強烈的共鳴，讓臺灣地區民眾充分領略了中華文化瑰寶的魅力。但到臺中市時，遇到瓢潑大雨，而這里的演出場地又是露天劇場，我們真擔心，第二天如果還是下雨天，演出可就要泡湯了。沒想到第二天晴空萬里，晚上演出時天氣非常好，露天劇場坐了4 000多人。那天的演出同樣非常成功，特別是朝鮮族農樂舞演出時，一位演員把頭上的飄帶甩出去幾十米遠，引起全場轟動。這次展演活動歷時一個多月，從臺北市走到臺中市。這是海峽兩岸恢復往來20多年來，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意義最不凡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盛會。

四

在我親歷的“燃情”歲月里，我的許多同事、朋友、師長和我有著一樣的經歷，也給我留下許多難忘的回憶。

我永遠不會忘記資華筠先生。資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師長，她于2014年12月9日去世，至今已經快7年了，我一直想寫一點懷念的文字，談談我心中的資先生，這種想法越來越強烈，不寫寫對資先生的懷念，就像自己做錯了什么事情似的。

記得資先生去世的時候，我正在沈陽，當我從朋友的微信上看到資先生去世的消息時，我簡直不敢相信。雖然資先生生病多年，但在我的心中她總是充滿了活力、那樣的厲害，難道這么一個充滿活力又非常厲害的資華筠先生，就這么走了嗎？

你或許注意到我總是稱“資先生”，是的，在中國藝術研究院，大家對資先生的稱呼有好幾種，私底下大家說得比較多的是“資頭”，因為她當過中國藝術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的所長，這個稱呼可能就是從她當所長以后才叫起來的。不過這種稱呼，年輕一點的人當著資先生的面一般是不用的。在我的印象中，似乎是年紀比較大的或與資先生關系比較密切的老先生們，可以當著面叫“資頭”。大多數人在公開的場合或稱“資老師”，或稱“資先生”，而稱“資先生”可能多一些。從對資先生的稱呼中，你已經感覺到了，在中國藝術研究院大家對她的尊重。資先生能得到大家的尊重、敬重，是因為她無論是學問還是為人，都是值得敬重的，她是一個大寫的人。

資先生是當時唯一獲得過藝術表演最高職稱和藝術研究最高職稱的人，因為她既是著名的舞蹈家，又是著名的舞蹈研究專家，是舞蹈學少有的博士研究生導師。許多著名的舞蹈研究專家都是她的博士研究生，如擔任過文化部藝術司司長、科教司司長的于平先生，現任中國舞蹈家協會主席的馮雙白先生等。接任馮雙白先生擔任中國舞蹈家協會分黨組書記、駐會副主席的羅斌先生則是資先生的博士后。從這方面來講，在中國舞蹈界恐怕沒有第二人能像資先生有如此顯赫的地位。說實話，當資先生的學生不容易，為什么？因為資先生太厲害，要求非常嚴格，寫不好論文肯定要挨罵。她的認真、負責任，她的嚴厲，在中國藝術研究院是出了名的。所以，能跟資華筠先生學習，不容易；能從她那里畢業，不容易；能得到她幾句表揚的話，那就更不容易了。

我和資先生是同事，很早就認識，但她是前輩學者，和我們這一輩的人接觸并不多。和資先生熟悉起來還是因為非遺，我們都是國家非遺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的成員，資先生是專家委員會的副主任，我又是中國藝術研究院分管非遺工作的副院長，因此我們經常在一起開會，一起參加與非遺保護有關的活動。資先生與田青先生一樣，也是一位清醒而堅定的非遺守護者。資先生有兩個觀點在非遺領域是非常有名的：一是“重要的是教育領導干部”。這是她的名言，她認為非遺保護工作能不能搞好，關鍵在于領導干部的認識是不是真正提高了，關鍵在于領導干部是不是真正重視了。二是她不同意“原生態”的提法，而是提出“原真性”，認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人類的“精神植被”。資先生關于非遺保護的種種思考都是很深刻的，對我國非遺保護的理論探索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在我的非遺戰友中，我永遠忘不了李珂——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辦公室原主任。2006年9月23日是個星期六，晚上8點多我和院外事處處長王路及李珂一起乘飛機去南京，當天晚上我們住在南京大學南苑賓館，第二天參加了在南京大學召開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傳統手工藝的國際學術研討會。9月24日晚，南京云錦研究所王寶林所長請我們在秦淮河邊吃飯。9月25日上午，我們三個人又飛回北京。9月26日，我一天的時間主要忙于召集有關人員研究在甘肅環縣召開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會議的事情，這是文化部交辦的任務。那一天我曾兩次找李珂研究工作，因為會議籌備的許多事情由他負責。27日上午，我到文化部參加全國藝術科學“十五”規劃西部課題評審會，剛開會不一會兒，中國非遺中心王丹同志打來電話，說剛剛(上午9點)李珂去看望老戰友，在老戰友家里突發心臟病去世。我聽到信息，極為震驚，難以置信，心如刀絞。兩天前我們還一起去南京開會，前一天我還兩次找他商量去環縣開會的事情，不想竟是永別。田青先生得知李珂逝世的消息，寫下挽聯：“一生謙謙和和待人寬厚堪稱真君子；半世兢兢業業做事細心誰言不丈夫?！闭\如田青先生挽聯所言，李珂是一個性格內向，性情謙和，但做事非常認真負責又細心的人。在中國非遺中心他是辦公室主任，協調各處室工作，能力很強，心很細，交給他的工作，從來沒有辦不到的。他從來不知道叫苦，也從來不在領導面前表功，受表揚時他頂多笑一笑。李珂去世時才剛剛50歲出頭，可惜了，每每想起就很難過。

我永遠不會忘記烏丙安先生，永遠不會忘記祁慶富先生，也永遠不會忘記那些年在非遺保護工作中幫助過我、支持過我、教育過我的老師、同事、朋友。

在中國非遺中心，我的一些“大朋友”“小朋友”，他們和我一起親歷了非遺保護“燃情”的歲月，他們是田青、謝克林、羅微、鄭長鈴、王丹、王燕萍、張定青、許元等，還有一些年輕的小丫頭、小伙子：葛玉清、王文馨、韓澤華、高瑜、廖燕飛、馬巖、翟風儉、傅秋、丁鼎、汪欣、馮卓慧、張巍巍、李宏鋒、侯百川等，有些名字我可能都忘記了。這些當年的小丫頭、小伙子如今差不多都成了小丫頭、小小子的媽媽爸爸了。當年在中國非遺中心他們幾乎天天加班，還沒有什么加班費、勞務費。他們常常開玩笑說，應該給他們發雙份工資。他們其實最想早一點回家，別加班了。這些“大朋友”“小朋友”所做的工作遠遠比我多得多，他們遠遠比我更忙、更累，因為具體工作都是他們在做。還有中國藝術研究院的一批專家學者，他們和我一樣都是那個“燃情歲月”的親歷者。

我和田青先生的友誼就是在非遺保護的“燃情”歲月里建立起來的。我的那篇寫田青的文章，其實只是寫了我與田青“故事”的很小一部分。在那些日子里，我們倆幾乎天天在一起“辦公”，田青先生的為人、能力、睿智、博學，都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記憶。就非遺保護工作而言，田青先生對我的影響最大。我講課或接受記者采訪后，田青先生總是開玩笑說，你怎么說的和我的差不多？你這是在剽竊我的東西。我反駁說，你說說我說的哪些話、哪些觀點是偷你“田青思想”了？頂多是向你學習了一點而已，沒準還是互相學習呢！說實在的，田青先生對我國非遺保護的許多理念對我影響很大，我們倆在許多問題的看法上都是一致的。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發展問題、精華與糟粕問題、生產性保護問題、傳承人進高校學習問題、生態保護區建設問題、海峽兩岸加強非遺保護合作問題，等等。田青先生的確是一個有思想、有觀點又敢于堅持自己觀點的專家學者，這在當下極為難得，也非常值得敬佩。

坦率地說，這些流水賬般的“記憶”似乎已經過時了，沒有多少理論價值，但我可以自信地說，這些文字是那段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燃情”歲月的忠實記錄。這些年參與非遺保護工作，稱得上艱辛的歷程，取得了令人驕傲的成就，僅此而言，這“燃情”歲月的忠實記錄的價值自然就在。

謹以此文代序，并獻給已逝去的為我國的非遺保護事業付出全部心血的烏丙安、資華筠、祁慶富、李珂等老師、同事、朋友們！也同時獻給那些仍在非遺保護戰線上不懈努力的老師、同事、朋友！

2020年1月25日庚子年正月初一于北京惠新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