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合作社驅動農業技術跨區域擴散：邏輯機理、影響因素與實踐探討

李凌漢

摘要：農業技術進步是推動鄉村產業振興的重要因素。在實證調研中發現農村合作社在先進農業技術跨區域擴散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通過對S省典型農村合作社調研資料的扎根分析，發現政策性激勵、合作社跨區域訂單、合作社技術培育與規模擴張及農業生產技術跨區域擴散四大因素對以合作社為核心的跨區域技術擴散產生重要影響。在此基礎上，通過量化分析，建立了四個影響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構方程模型，并利用AMOS22.0探討了各因素間相互作用的路徑。結果表明，政策性激勵因素通過對合作社技術培育與規模擴張間接地對農業技術跨區域擴散產生影響，而合作社跨區域訂單直接對農業技術跨區域擴散產生重要影響。

關鍵詞： 鄉村振興;農村合作社;技術跨區域擴散;科技興農

中圖分類號：F32? ? ? 文獻標志碼：A? ? ? ?文章編號：1004-3160（2021）01-0093-14

一、問題提出

鄉村振興、農村新舊動能轉換、農業供給側改革等已成為當前我國社會普遍關注和重視的焦點課題。農村產業轉型升級不僅伴隨著產業結構、人才結構、需求結構的升級，還伴隨著復雜技術的學習與擴散。本研究中，農村合作社跨區域技術擴散，是指農業技術領先的農村合作社將農業生產技術向其他區域傳播和擴散，并帶動其他區域農村生產技術水平提升的農業技術擴散機制。從內涵看，農村合作社技術擴散是在各種社會因素共同作用下，技術領先合作社輸出技術到其他區域（本省或省外）農村的一種社會現象。從外延看，農村合作社技術包括土壤改良技術、種植技術、農田管理技術、營銷技術、農田機械化作業技術等，這些技術的綜合使用能有效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并提高農民收入，促進鄉村發展。

我國政府歷來非常重視農業科技進步，尤其近年來中央政府頒布了許多促進農業科技進步的政策，這些政策對地方政府及農村基層組織產生了非常重要的方向性指導。然而，由于我國區域間農村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及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農村地區技術進步程度遠未達到預期效果。農村地區小規模種植、傳統經驗種植等落后生產方式并未得到顯著改善。在針對S?。ǖ靥幬覈r業經濟較為發達的東部地區）鄉村產業振興調研過程中，發現近年來有些農村合作社在農業技術跨區域擴散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P市R鎮S村，雖然地處我國東部地區，但為了實現新鮮蔬菜四季都可供應國內外客戶的目標，提出了“沿著緯度線建立合作社生產基地”的規劃。目前，S村已經跨省在云南、四川、河南、甘肅等地建立了六大種植基地，確保一年四季都有新鮮蔬菜穩定供應國內外客戶。這種新型的合作社跨區域合作生產模式，不僅提高了S村農業合作社收益，還有助于將先進的種植技術擴散到其他區域（S村合作社通過指派技術員方式，指導其他地區生產基地按照現代農業耕作方式，統一田間管理，科學生產）。本文認為，從微觀視角深入探究農村合作社技術進步及跨區域技術擴散的路徑及模式，能夠進一步理解農業技術擴散的驅動因素及擴散引起的社會效應，對政府制定更有效的農村發展政策，引導農業技術進步、技術人才培養、高新農產品生產等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導意義。

二、文獻回溯與研究思路

（一）文獻綜述

農業現代化是我國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多年來農業政策一直追求的核心目標[1]。與傳統型農業相比較，現代化農業更注重科技對農產品生產效率的影響。農業技術進步是促進農村發展的關鍵性因素，長期以來學術界對此展開了深入探討。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學者就開始研究農業技術擴散中的農戶行為、農戶技術采納決策、農戶新技術獲取過程等方面的問題[2]。我國學者也一直非常關注農業技術擴散問題，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農業技術擴散的影響因素、農業技術擴散機制、技術擴散對農村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等方面[3]。下面從農業技術擴散影響因素及農業技術擴散對農村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兩個方面對現有研究成果加以綜述。

在農業技術擴散影響因素方面，當前學者的研究可分為以下幾類：其一，農戶間相互學習是促進農業技術擴散的重要方式。農戶間技術學習大都以人際互動、群體間模仿學習方式進行。受技術外溢性的影響，技術先進的農戶在生產實踐中，對周圍其他農戶采用新技術具有重要促進作用[4]。有學者研究發現，農戶間相互學習有利于農業新技術擴散。在農戶間相互技術學習過程中，農戶間社會經濟地位差異越小，越有利于農業技術擴散[5]。其二，農村商業發展、勞動力及農業機械的跨區域流動有助于農業技術擴散。農村跨區域商業行為，有助于農業信息、農業生產作業方式、農業經營模式等交流合作，對農業技術擴散也產生重要影響[6]。有學者在對湄公河地區的調查中發現，勞動力流動和商業關系對農業技術擴散產生重要影響[7]。隨著農業機械化種植日益普及，農機跨區域服務實現了區域間的技術交流[8]。其三，有些社會機構對促進農業技術擴散產生積極影響。有學者研究發現，農業科技站有助于形成農業科技信息網絡，提高技術擴散效率[9]。近年來，隨著農村發展投入的加大，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如通信）對技術擴散也產生正面影響[10]。在許多地方，由政府主導建立的農業科技園，更是逐漸成為區域農業技術擴散的核心[11]。

農業技術擴散是推動農村地區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重要途徑[12]。有學者運用動態模型研究了技術和學習對農產品穩定增長率的影響，結果顯示新技術有利于農產品生產效率的穩步提升[13]。因此，政府在政策制定方面，有必要盡力消除阻礙農村技術進步與擴散的消極因素（如有些農戶對知識、技術的過份保護）[14]，鼓勵農村利用信息技術作為傳播新技術的手段，促進農業技術擴散[15]，最終使農業技術擴散對促進農村“三產融合”起到積極推動作用[16]。

從以上文獻整理可見，在現代社會，農業技術擴散對促進鄉村發展具有重要價值。許多學者已經對農業技術擴散的特征、影響因素、作用效果等展開了探討。但縱觀現有文獻，發現學術界關于農業技術擴散的研究還主要聚焦于同一區域內的村莊、科技園、農技服務站等知識與技術外溢方面。而對近年來出現的以農村合作社為核心，推動技術跨區域擴散方面的研究較少。例如，在理論方面，對農村合作社技術跨區域擴散驅動因素及各因素間相關關系、驅動模式及演化機理缺乏深入研究;在實踐方面，缺乏各級政府政策性激勵對農村合作社技術跨區域擴散激勵機制的研究?；谝陨戏治?，本研究將深入調研典型農村合作社，利用深度訪談資料和實證調研數據，對農業技術跨區域擴散問題進行深入分析。

（二）研究思路與方法選擇

本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將農村合作社技術跨區域擴散作為主要研究對象，探討影響合作社技術跨區域擴散的因素及各因素相互作用的路徑模型。為獲得更加科學、具體的理論認知，本研究采用質性和量化分析方法相結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具體研究思路是：（1）采用社會科學研究中廣泛使用的扎根理論研究方法，提煉影響農村合作社技術跨區域擴散的核心范疇;（2）基于扎根理論方法提煉出農村合作社技術跨區域擴散的影響因素，結合已有文獻及研究團隊實證調研認知，構建本研究理論假設;（3）采用結構方程研究方法，進一步檢驗影響農村合作社技術跨區域擴散各因素間相互影響效應，進而對假設模型進行證實;（4）根據質性和量化研究結果，提煉出農村合作社技術跨區域擴散路徑模型，并對模型各因素及各因素間相互關系進行理論闡釋，形成系統的農村合作社技術跨區域擴散機理模型。

三、質性研究：農村合作社技術跨區域擴散影響因素的維度結構

（一） 質性研究設計：基于“扎根理論”

本文采用扎根理論研究方法來探索影響農村合作社技術跨區域擴散的因素內容與維度結構。在質性研究時，通過對實地調研獲得的訪談資料進行開放式編碼（open coding）、主軸編碼（axial coding）和選擇性編碼（selective coding）分析，抽取原始資料中隱藏的質性命題。

原始訪談資料的獲取主要通過實際調研訪談法獲得。在2018年9月至2019年6月，研究團隊多次對S省P市R鎮S村、J市M鎮D村、L區Z街道Z村展開實地調查，獲取一手訪談資料。對于訪談對象的選擇，采取了重點加隨機的方式。對于村莊主要干部和合作社主要成員，進行了座談式專訪，并隨機對村民進行了面對面訪談（10-50分鐘）。座談及訪談過程中，在征得被訪談對象同意基礎上，對訪談過程進行了全程錄音，并于訪談后整理成文字材料。最終獲得座談會實錄資料4份，一對一訪談資料28份，共計11.3萬字（編號記為A1-A32）。隨機選取了其中的22份訪談記錄（A1-A22）進行編碼分析，另外的10份訪談記錄（A23-A32）留作理論飽和度檢驗。

（二）質性研究過程

1. 開放式編碼

研究團隊通過實證調研獲得的原始訪談資料信息龐雜，為了凝練訪談信息，采用開放式編碼方法對原始資料進行了概念化整理。通過對22份訪談資料分析，提煉出163個初始概念，篩選出現頻次大于2次的概念128個，并將重復交叉的概念進行范疇化，共形成28個范疇進行分析，具體概念、范疇如下表（表1）所示：

2. 主軸譯碼

主軸性編碼是對開放編碼形成的范疇進一步聚類分析，形成更高層次的類屬主范疇。主軸性編碼分析形成的主范疇有助于探究它們之間的有機聯系，共得出12個主范疇，如下表（表2）所示：

3.選擇性編碼

選擇性編碼是在主軸譯碼所發現的類屬中，經過系統分析后選擇一個“核心類屬”，形成核心范疇。在針對農業技術跨區域擴散的研究中，通過選擇性編碼形成4個核心范疇，由核心范疇統領主范疇的邏輯關系如下表（表3）所示：

4. 質性研究結果

在進行開放式編碼時，預留了10份資料作為理論的飽和度（theoretical saturation）檢驗。在對此10份材料分析后，檢驗結果顯示，4個核心范疇發展已經豐富，10份訪談中再無出現新的概念和重要范疇，說明質性研究階段提煉出的核心范疇在理論上是飽和的。換言之，質性研究階段可以確認，影響農村合作社技術跨區域擴散的因素主要包括政策性激勵、合作社跨區域訂單、合作社技術培育與規模擴張、農業技術跨區域擴散四大因素。其中政策性激勵和合作社跨區域訂單是外部激勵因素，合作社技術培育與規模擴張是內部激勵因素，農業技術跨區域擴散是多重因素最終形成的結果。

四、影響農村合作社技術擴散的“多因素假說”

通過對原始訪談資料的扎根分析，提煉出了影響農村合作社技術跨區域擴散的核心范疇，為進一步量化研究提供了基本認知框架。但該框架僅是根據質性研究形成的初步認知，而四個核心范疇之間相互影響關系、作用強度、作用方向等都需要進一步通過量化研究方可證實。下面對量化研究中的基本假設作出說明。

（一） 圍繞政策性激勵的相關假設

在我國科層制行政管理體制下，中央政府農業政策會對地方政府行為產生非常直接的影響。在200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實行后，許多地區成立了農村專業合作社，并采用現代化農業生產方式經營管理。尤其在2017年10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頒布《關于創新體制機制推進農業綠色發展的意見》后，以農業科技促進農村發展的觀念更是得到各級政府重視。為了落實中央政策，地方政府也制定了相應的農業科技發展補貼計劃，并組織農業科技專家下鄉指導農業技術進步。地方政府各種優惠的涉農政策，對農村合作社經營決策產生了重要影響。在質性研究過程中，發現活躍在基層的農村合作社精英群體，能敏銳地捕捉政府科技興農、科技支農的政策信號，積極提高合作社技術水平，并努力在多方面擴展合作社經營范圍（如訂單式合作、跨區域合作生產、建立產業示范園等），以謀求更高利潤和更大發展?；诖?，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H1： 政策性激勵與合作社跨域訂單存在正向相互影響。

假設H2： 政策性激勵正向影響合作社技術培育與規模擴張。

（二） 圍繞合作社跨區域訂單的相關假設

在調研過程中發現，農村合作社領導者基于對現代農業種植模式的認可，會積極籌措各種社會資源完善農業基礎設施和種植技術，并適時擴展經營范圍，實現規?；茖W種植。如為了完成訂單任務，合作社通過與其他區域村莊進行訂單式合作生產，將一整套現代化種植技術及農田管理方式復制到落后地區農村。這一過程有助于將先進合作社農業技術擴散到落后地區?；谝陨险撌?，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H3： 合作社跨區域訂單正向影響合作社技術培育與規模擴張。

假設H4： 合作社跨區域訂單正向影響農業技術跨區域擴散。

（三） 圍繞合作社技術培育與開發的相關假設

為了實現更高利潤，經濟基礎較好且技術領先的合作社，會積極尋求更大的發展空間。而利用資金、技術與銷售渠道優勢，跨區域建立合作生產基地，是一種多贏的選擇。在技術領先合作社按照現代科學生產模式建立跨區域生產基地過程中，先進的種植技術也隨之跨區域轉移?；诖?，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H5： 合作社技術培育與規模擴張正向影響農業技術跨區域擴散。

五、量化研究：農村合作社跨區域技術擴散的影響因素證明

（一） 量化研究設計：基于結構方程模型

根據實證調研及質性分析建立的假設模型是否成立，需要進一步定量驗證。本研究采用結構方程計量方法，來測定四大因素對農村合作社技術擴散的影響效應。

為了測定影響農業技術擴散四大因素相關關系，課題組根據質性研究結果構建了調查問卷。問卷設計分為兩部分：個人基本信息和變量測量。個人基本信息包括性別、年齡、職業。所測量的變量按照前文扎根理論的分析結論，對每個維度設計了測量量表。量表中自變量分別是政策性激勵（X1）、合作社跨區域訂單（X2）、合作社技術培育與規模擴張（X3），因變量是“農業技術跨區域擴散”（Y）。對每個變量設計的題項如下表（表4）所示。測量題項的賦值方式采用李克特五級量表編制（1代表“非常不重要”、2代表“不重要”、3代表“一般”、4代表“比較重要”、5代表“非常重要”）。在問卷調研過程中，本文以熟悉農村的S省Q市和W市鄉鎮工作人員、農村村干部、普通村民及熟悉農村的大學生為調研對象。調研問卷共計發放325份，回收302份，有效回收率92.9%。其中男性184人，占總數60.9%;女性118人，占總數39.1%。從職業來看，政府基層工作人員82人，占總數27.2%;村干部及村民129人，占總數42.7%;農村籍大學生91人，占總數30.1%。

問卷數據統計完成后，采用spss19.0信度指標對所得302份問卷數據進行信度檢驗。檢測結果顯示，12個變量的Cronbach's Alpha系數為0.883，基于標準化項的 Cronbachs Alpha值為0.888，可以認為問卷量表總體建構度良好。其中，四大影響因素中政策性激勵（X1）的信度為0.607，合作社跨域訂單（X2）的信度為0.580，合作社技術培育與規模擴張（X3）的信度為0.696，農業技術跨區域擴散（X4）的信度為0.764。由上述信度檢驗結果可知，經檢驗的4個變量的內部一致性系數（Cronbachs Alpha）均在0.5以上，符合Nunnally 所提出的信度標準（即Cronbachs Alpha 值至少大于0.5）[17]。下表（表4）詳細地描述了因變量、自變量的取值情況，包括各變量的方差、均值、標準差等。

（二） 量化研究過程

本研究根據假設模型，采用結構方程模型（SEM）進行路徑分析。從結構方程模型的擬合指數可以看出，整個模型的擬合效果較好（見表5）。

利用Amos22.0統計分析軟件，形成原始結構方程模型如下圖（圖 1）所示：

從原始結構方程模型可以看出，觀測變量與對應潛在變量的標準化載荷系數能較好地反映二者相關關系。結構方程模型的具體路徑系數檢驗如下表（表6）所示。

（三） 研究假設驗證

由表6可見，在政策性激勵與合作社跨域訂單的相關關系中，路徑系數的標準化估計值為0.96，臨界比為6.220，顯著性概率<0.001，表明路徑系數在0.001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說明政策性激勵與合作社跨域訂單呈正相關關系，假設H1得到驗證。在政策性激勵和合作社技術培育與規模擴張的相關關系中，路徑系數的標準化估計值為0.940，臨界比為2.484，顯著性概率<0.01，表明路徑系數在0.01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說明政策性激勵和合作社技術培育與規模擴張呈正相關關系，假設H2得到驗證。在合作社跨區域訂單和合作社技術培育與規模擴張的相關關系中，路徑系數的標準化估計值為0.209，臨界比為0.541，顯著性概率為0.589>0.1，表明路徑系數即使在0.1顯著性水平下也不顯著，說明合作社跨域訂單和合作社技術培育與規模擴張無相關關系，假設H3未得到驗證。在合作社跨域訂單與農業技術跨區域擴散的相關關系中，路徑系數的標準化估計值為0.732，臨界比為4.359，顯著性概率<0.001，表明路徑系數在0.001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說明合作社跨域訂單與農業技術跨區域擴散呈正相關關系，假設H4得到驗證。在合作社技術培育與規模擴張和農業技術跨區域擴散的相關關系中，路徑系數的標準化估計值為0.268，臨界比為1.683，顯著性概率<0.01，表明路徑系數在0.01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說明合作社技術培育與規模擴張和農業技術跨區域擴散呈正相關關系，假設H5得到驗證。

根據結構方程模型的分析結果，影響農村合作社技術跨區域擴散的因素及標準化路徑系數如圖（圖2）所示。

六、 研究結論及模型闡釋

作為一項探索性研究，本文對農村合作社在促進農村技術擴散方面進行了質性（扎根理論）和量化（結構方程）的研究?；谏鲜鲅芯堪l現，本文在檢驗研究假設的基礎上，對其進一步拓展，并總結出以下基本結論：

（一） 在我國鄉村振興背景下，政策性激勵對合作社技術進步產生基礎性驅動作用

農業生產受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的制約，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其發展受到諸多掣肘。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的社會屬性也使其并不能完全走入市場，按照市場規則運行[18]。為了改善這種狀況，國家提出了鄉村振興發展戰略，該戰略對農村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我國是農業大國，中央政府歷來非常重視農村發展與農業技術進步。國家農業政策始終是推動農村技術進步的重要因素。尤其1978年改革開放后，利用政策激勵農村發展，是我國農村改革與發展的成功經驗[19]，也是引導農村合作社發展的有效手段。我國于2007年施行《農民專業合作社法》，各級地方政府制定了許多扶助性政策促進合作社發展。2017年黨的十九大提出的鄉村振興發展戰略，更是對農村發展指明了方向。從農村合作社技術跨區域擴散路徑模型（見圖2）可以看出，政策性激勵對農村合作社技術進步、經營模式變革產生影響?？梢哉f，在發展性資源普遍稀缺的農村地區，政策因素對指引農村發展方向、推動農村合作社技術進步產生著基礎性驅動作用。

（二） 政策性激勵對農村合作社技術進步和規模擴張產生強有力的推動，且這種推動往往與政策敏感型鄉村精英的個人偏好密切相關

落實中央政策、實現轄區村莊富庶、農戶富裕、提高農村公共事務治理水平是許多地方政府執政重點目標[20]。在地方政府農村合作社扶助政策激勵下，許多生活在農村地區的鄉村精英，響應政府號召，成立農村專業合作社，促進村莊提升發展能力[21]。正如D村村支書所言：

“農村合作社政策挺好的。以前村里土地家家戶戶自己種，沒法使用現代農業機械?，F在成立合作社，可以機械化種植，效率提高了?！保ㄔL談記錄：D村現任村支書 M20190412）

農村合作社有利于土地規?；N植。在長達數十年規?；a過程中，合作社在種植技術、技術人才儲備、現代化農業管理、國內外銷售渠道管理等方面積累了大量經驗[22]。研究團隊調研的農村合作社技術學習、技術擴散及產生的效果如下表（表7）所示。

先進合作社農業技術的提升，對農村產業規?；l展及規模農業跨域擴張起到重要促進作用。同時，地方政府為了體現執行中央政策的政策績效，會選擇重點農村合作社進行扶持[23]。而技術領先、規?；唵紊a經驗豐富、市場渠道成熟的合作社無疑更易獲得地方政府支持。在地方政府和鄉村精英的共同努力下，先進合作社技術水平、現代農業經營模式及經營范圍向區域外拓展得以實現，并促進了跨區域技術擴散，帶動更廣闊區域農村生產技術水平提升。

（三） 農村合作社訂單式種植是促進農業技術跨區域擴散的重要方式

在國家大力倡導發展農村合作社政策引導下，技術與資金實力雄厚的合作社承接大量國內外客商農產品訂單，并以訂單合作的生產方式，聯合更多合作社加入訂單生產聯盟。在調研過程中發現，農產品海外訂單、合作社跨區域訂單合作、品牌農產品訂單式種植等農業合作模式，會極大地促進農業技術跨區域擴散。

農村合作社訂單式種植使先進農業技術得以向其他合作社和農村地區擴散?，F代經濟學認為，知識、技術具有較強正外部性特征[24]。先進農業種植技術不僅使合作社在利潤增長方面受益，還帶動了附近村莊非合作社成員農戶種植技術的普遍進步。農業新技術跨區域擴散取得了良好效果，使合作社周圍農戶看到了傳統農業和現代農業在技術、經營方面的差距導致的收入差距。非合作社農戶通過村莊宗族關系、親屬關系、朋友關系等主動的學習合作社新技術[25]。這種非正式農業技術互助學習方式，較好地促進了村莊農業技術擴散。

（四） 合作社技術培育與規模擴張是農業技術積累和擴散的基礎，也是推動跨區域技術擴散的關鍵影響因素

長期的農業合作社規?；a，使農民逐漸意識到科學技術對提高農產品產量及品質的重要作用[26]。在新品種和新技術引進過程中，合作社也提升了農業生產技術自我研發能力。農業合作社技術培育與開發遵循著“引進——模仿——改良”的“干中學”技術進步基本路徑[27]。多年農產品出口與品牌農產品訂單的經營經驗，為合作社技術改良與新產品研發提供了基礎動力。而近年來高端農產品需求的逐年增長，進一步激發了農村合作社技術培育與開發的積極性。例如調研村莊S村，在長達數十年與國外客商、國內外農產品市場的交互貿易中，不僅積累了村莊公共資金、現代化種植及管理技術，還培養了大批鄉土人才，成立了農民創新創業試驗園，這些有利于技術進步的資源儲備，是農村合作社技術進步與規模擴張的基礎。

我國正在積極推進新舊動能轉換和鄉村振興戰略，從傳統農業種植轉向現代科技農業發展，推動農村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促使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是全社會共同的愿望。在高產量、高品質、高利潤的激勵下，農村合作社將培育成熟的新技術，通過跨區域合作的方式（如在土地資源豐富、勞動力成本更低、氣候條件適宜的區域建生產基地）向其他區域輸出，進而實現了以農村合作社為核心的農村技術跨區域擴散。在技術擴散過程中，農產品生產的本土化改進可進一步推動技術改良[28]。在正反饋效應下，農村合作社先進技術跨區域擴散的邊界不斷拓展，推動了區域農業產生能力的普遍提升。

（五） 農村技術跨區域擴散的實現，對提升農產品品質及支持鄉村產業振興具有重要意義

鄉村振興是新時期我國農村發展的重大戰略，其重點是產業振興，而農業技術進步在推動農業發展中處于核心位置。以合作社為主導的農村技術跨區域擴散，可以有效地將先進農業技術向區域外擴散，推動更大范圍內的農業技術進步和農村發展。

農村合作社在農村資源整合、農業現代化建設及農村技術進步方面，已經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就。合作社先進生產技術，可以成為許多欠發達地區農業科技進步的行為典范和努力方向[29]。通過有技術優勢的農村合作社的影響和示范作用，再加上農業技術的擴散，改變了落后地區農民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

隨著合作社跨區域生產網絡系統的擴張，農民依靠科技致富、發展現代科技農業的意識有所增強，形成一種追求技術卓越的氛圍。在先進農業技術擴散過程中，以農村合作社為紐帶形成的利益網絡體系及互動模式，對農民行為、信念、價值和技術認知體系產生重要推動，且該體系一旦形成，會進一步塑造、協調和激勵農民追求卓越技術的認知和行為。通過不斷地發展科技農業，在國家、農村合作社和農民的共同努力下，現代農業技術及規?；a能力將不斷提升，農民致富及農村可持續發展的目標也得以實現[30]。

七、總結與討論

本文通過實證調研，探討了鄉村振興背景下，農村合作社在推動農業技術進步與技術擴散方面的重要作用，得出以下結論：（1）農村合作社發展政策及科技興農政策對促進農村技術進步產生了根本的方向性指引作用。尤其是地方政府制定的一些財政補貼政策，對農業技術進步產生了強有力推動。（2）在農村合作社技術擴散過程中，國外訂單、品牌農產品公司訂單對農業生產技術的強制性要求，有效地提升了農業技術擴散的速度和質量。（3）農村合作社內生的技術培育與開發，對提升農村技術擴散質量產生重要作用。（4） 以農村合作社為核心的農業技術跨區域擴散，不僅提高了農業技術落后地區生產技術水平，還在推動現代農業發展理念形成、加快現代農業經營模式推廣、促進農民收入水平提升等方面產生了積極作用。

本文的研究可為我國農業科技發展及農業產業升級帶來如下啟示：（1）農業科技進步不僅包含技術進步，還包含國家政策創新。高質量的農村合作社發展政策既為農村發展指明了方向，也為農業技術進步提供了激勵機制。因此，各級政府要加大支持農村合作社發展力度。（2）培育農民內生技術進步動力是促進農業技術擴散的核心驅動力。較之于政策引導和合作社訂單式生產，內生技術提升愿望及行為對農村技術擴散產生更為深層次的影響。（3）農業技術進步具有極強的擴散效應和正外部性，政府應通過相關政策給予推動技術擴散的合作社適當扶助，合理分擔技術改良及擴散過程中出現的外部性成本，幫助農村合作社擺脫“新技術陷阱”，以保持和提高農村合作社技術進步及擴散的動力。

參考文獻：

[1] 夏柱智.農業治理和農業現代化：中國經驗的闡釋[J].政治學研究，2019（5）：20-23.

[2] Moser C M， Barrett C B. The complex dynamics of smallholder technology adoption： The case of SRI in Madagascar[J].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6（35）：373-388.

[3] 張偉，朱玉春.農業技術擴散研究綜述[J].科技與經濟，2012（5）：52-56.

[4] 高鳴，宋洪遠.糧食生產技術效率的空間收斂及功能區差異——兼論技術擴散的空間漣漪效應[J].管理世界，2014（7）：83-92.

[5] 佟大建，黃武.社會經濟地位差異、推廣服務獲取與農業技術擴散[J].中國農村經濟，2018（11）：128-143.

[6] Schiff Maurice，Wang Yanling. Education， Governance， Trade and Distance： Impact on Technology Diffusion and the East Asia-Latin America Productivity Gap[J].IZA Discussion Paper，2017（10）：1-16.

[7] Michael Hübler. Labor mobility and technology diffusion： A new concept and its application to rural Southeast Asia[J].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2015，39（8）：137-151.

[8] 方師樂，衛龍寶，伍駿騫.農業機械化的空間溢出效應及其分布規律——農機跨區服務的視角[J].管理世界，2017（11）：65-78.

[9] G?ransson Bo，Diep Doang Dai Ngoc. Bridging the digital Divide：The Role of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tations in Rural Areas of Dong Nai Province[J]. VNU Journal of Science，2016（2）：15-33.

[10] Roland Hodler，Paul A. Raschky.Ethnic politics and the diffusion of mobile technology in Africa[J]. Economics Letters ，2017（10）：78-81.

[11] 于正松，李小建，許家偉，王偉.基于“過程控制”的農業技術擴散系統重構研究[J].科學管理研究，2018（4）：65-68.

[12] 常向陽，韓園園.農業技術擴散動力及渠道運行對農業生產效率的影響研究——以河南省小麥種植區為例[J].中國農村觀察，2014（4）：63-70.

[13] Batabyal Amitrajeet，Kourtit Karima，Nijkamp Peter. New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Rural and Urban Agriculture， and Steady State Economic Growth[J].Networks and Spatial Economics， 2019（3）：717–729.

[14] 張勛，喬坤元.中國區域間經濟互動的來源：知識溢出還是技術擴散？[J].經濟學（季刊），2016（4）：1629-1651.

[15] C.Ann Hollifield，Joseph F Donnermeyer. Creating demand： influenc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iffusion in rural communities[J].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2003（2）：135-150.

[16] 李冰.農村社群關系、農業技術擴散嵌入“三產融合”的路徑分析[J].經濟問題，2019（8）：91-98.

[17] Nunnally ， J .C .Int roduction to Statisti cs for Psychology and Education[M].NY：McGraw-Hill ， Inc.， 1974.

[18] 管兵.農村集體產權的脫嵌治理與雙重嵌入——以珠三角地區40 年的經驗為例[J].社會學研究，2019（6）：164-187.

[19] 林毅夫.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0] 蔡起華，朱玉春.社會資本、收入差距對村莊集體行動的影響——以三省區農戶參與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維護為例[J].公共管理學報，2016（4）：89-100.

[21] 何慧麗，楊光耀.農民合作社： 一種典型的本土化社會企業[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3）：127-136.

[22] 安芝，宋良榮.進口農產品貿易對我國耕地規模傳導效應實證研究[J].管理世界，2017（8）：57-67.

[23] 豐雷，鄭文博，張明輝.中國農地制度變遷70 年：中央-地方-個體的互動與共演[J].管理世界，2019（9）：30-48.

[24] 高遠東，宮夢瑤.出口貿易外溢效應與轉型期中國經濟增長——基于空間計量模型的實證研究[J].國際經貿探索，2019（6）：4-16.

[25] 王敬堯，王承禹.農地規模經營中的信任轉變[J].政治學研究，2018（1）：59-69.

[26] 金煒玲.農業產業化組織形式研究：土地股份合作社與微型企業的比較[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2）：71-80.

[27] 李尚驁，陳繼勇，李卓.干中學、過度投資和R&D對人力資本積累的“侵蝕效應”[J].經濟研究，2011（6）：174-175.

[28] 陳徑天，溫思美，陳倩兒.農村金融發展對農業技術進步的作用——兼論農業產出增長型和成本節約型技術進步[J].農村經濟，2018（11）：88-93.

[29] 周振，張琛，鐘真.“統分結合”的創新與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基于新田地種植專業合作社的案例分析[J].農業經濟問題，2019（8）：89-102.

[30] 桑 坤.技“宿”鄉土間：農業技術與農民關系嬗變——基于華北一個村莊的經驗研究[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1）：25-37.

責任編輯：王贊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