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金融對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響機制研究

陳立娟，王若霖

（1. 南京郵電大學，江蘇 南京 210003；2. 石河子大學，新疆 石河子 832003）

一、研究背景

“十三五”期間，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推動效果十分顯著，普惠金融政策通過對銀行定向降準釋放長期資金、增加再貸款再貼現額度、加大普惠金融在總體考核中占比等措施，推動了消費信貸向中低收入家庭的延伸，促進了消費和經濟增長。但需要注意的是，我國家庭負債的增長已超過收入的增長?！吨袊y計年鑒（2020）》數據顯示，我國家庭總負債占GDP的比重從2007年的18.76%上升至2019年的55.84%，家庭承受風險的可能性不斷增大。當前，我國的存量金融風險仍然需要有序應對，加強金融監管，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家庭金融風險不僅是微觀層面上家庭金融狀況的反映，也是宏觀層面上國家金融風險的重要組成。而金融脆弱性作為衡量家庭金融風險的重要指標，可以反映家庭應對風險沖擊的能力。

近年來，依托信息技術、大數據和云計算等技術，我國的數字金融發展勢態迅猛。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中國普惠金融指標分析報告（2020年）》顯示，2020年全國銀行業金融機構辦理的移動支付業務金額達432.16萬億元，同比增長24.5%；非銀行支付機構處理網絡支付金額294.56萬億元，同比增長17.88%?；ヂ摼W信貸呈現快速增長趨勢，截至2020 年末，個人經營性互聯網貸款余額5871 億元。[1]與此同時，互聯網理財領域的交易規模也呈現同樣的快速增長態勢。數字金融的快速發展，大幅提高了金融服務的可及性和普惠性。金融科技與普惠金融的深度融合，可以減少信息不對稱、降低交易成本和優化資源配置。與傳統金融相比，數字金融的使用可以提高家庭金融獲得的效率，實現更快速的資金使用和周轉，從而對家庭應對金融風險的能力產生影響。

本文對數字金融的使用與家庭金融脆弱性的關系進行分析。具體而言，我們提出如下問題：（1）家庭是否使用數字金融與其金融脆弱性之間是否存在關聯？以及存在何種關聯？（2）考慮到中國家庭經濟狀況的差異和應對金融風險的能力不同，數字金融的使用與家庭金融脆弱性之間的關聯是否在不同收入家庭之間存在異質性？為了回答這兩個問題，我們獲取了西南財經大學實施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數據（CHFS），并對數字金融的使用和家庭金融脆弱性的關系展開實證分析，為提高家庭的金融風險抵抗能力和防控金融風險提供政策建議。

二、文獻回顧

金融脆弱性源自Minsky在1982年提出的“金融脆弱性假說”，他認為，金融行業高負債經營的行業特征決定了它具有更高的失敗風險[2]，即人們通常理解的狹義上的金融脆弱性。黃金老（2001）認為，現在人們對金融脆弱性的理解更多的是廣義的視角，它是一種趨于高風險的金融狀況，統合了所有融資領域的風險累積。[3]20世紀末，脆弱性開始被引入家庭福利分析框架，各國央行開始從宏觀金融穩定的維度來評估家庭水平上的金融脆弱性。Leika和Marchettini（2017）認為家庭金融脆弱性是衡量家庭潛在財務困境的指標，用來評估家庭因金融風險而陷入財務困境的可能性。[4]

已有文獻從個體的社會經濟學特征與家庭層次特征對家庭金融脆弱性的作用機制進行了分析，其中，個體特征包括個體的教育水平、收入水平等，家庭層次特征主要有家庭的資產狀況、家庭規模等因素。研究發現，個體的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降低家庭的金融脆弱性[5]；在收入水平方面，低收入家庭更易陷入金融困境，他們比其它家庭更難應對突發狀況，無力承擔家庭的生活開支[6][7]；低收入家庭比其他群體更難以應付緊急情況和無力支付家庭生活開支，更易陷入家庭金融脆弱性；從固定資產方面，雖然學界大多數觀點認為家庭擁有房產可以降低家庭的金融脆弱性[8]，但也有學者認為，擁有多套房產的家庭的債務收入比更高，他們潛在的金融脆弱性水平可能更高[9]。

金融發展有助于經濟增長。[10][11]數字金融作為融合了金融和互聯網的產品，也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有力工具。通常而言，數字金融泛指傳統金融機構與互聯網公司利用數字技術提供的融資、支付、投資和其他新型金融服務[12]。已有數字金融的研究中，一般是將數字金融作為因變量，考察其它變量對其的影響和作用機制。謝絢麗（2018）認為數字金融行業越發達，每年注冊新公司數量越多，創業的增長速度就越快[13]；發展數字金融有利于中國實現經濟包容性增長[14]；數字金融對經濟增長存在顯著積極效應，與發達地區相比，這種效應在欠發達地區更為顯著[15]；數字普惠金融能顯著提高家庭資產組合多樣性、提高居民金融素養，分散家庭金融風險[16]。陳池波（2021）針對數字金融對農戶家庭金融脆弱性開展了一系列研究，認為數字金融是影響農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因素之一。[17]數字金融降低了信息不對稱的程度和居民購買理財產品的交易成本[18][19]，打破了行業和信息的壁壘[20]，對家庭發生金融風險的幾率存在著顯著影響。[17]

綜上所述，已有對家庭金融脆弱性研究大多從家庭人口學特征、社會經濟特征、金融素養等視角展開，較少考慮數字金融作為宏觀經濟環境和微觀個體行為對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響。已有探討數字金融與家庭金融脆弱性關系的研究僅局限在農村地區，而對數字金融使用更為廣泛的城市地區缺少分析，這使得研究在推及更廣泛的群體時可能存在一定的問題，難以完整的刻畫兩者之間的關系。鑒于此，本研究試圖采用調查對象更為廣泛的全國性調查數據，對數字金融的使用對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響和作用機制進行分析，并對這種作用機制在不同群體之間的異質性展開進一步的分析，以形成對相關領域研究的補充。

三、數據、變量和模型

（一）樣本選擇和數據來源

本文采用的數據來自西南財經大學2017年開展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 2017）。CHFS 2017完成了覆蓋全國29個?。ㄖ陛犑?、自治區）的調查，調查內容包括受訪者的社會人口學特征、收入與消費、資產與負債、社會保障等，與微觀家庭層次金融相關的數據。CHFS采用分層多階段與概率比例規模抽樣（PPS）。剔除部分存在缺失值的樣本戶后，本文最終分析樣本包括34118個家庭。

（二）變量定義

1.因變量

O’Connor等（2018）認為家庭金融脆弱性主要包括過度負債和消費欠款[21]，基于此，本文從過度負債和消費欠款兩個維度來測量家庭金融脆弱性。其中，過度負債衡量家庭負債水平，反映當前家庭金融脆弱性；消費欠款反映家庭緩沖收入沖擊的能力，指正常情況下家庭消費支出拖欠的情況，通常用應急儲蓄來測量，以反映潛在的家庭金融脆弱性。[22]

過度負債采用家庭債務收入比作為測量指標，有研究將債務收入比以30%作為切割點，高于此則為過度負債家庭。[23]本文遵循此劃分標準，如果家庭債務收入比高于30%，則定義為過度負債家庭，賦值為1；如果家庭債務收入比低于30%，則定義為非過度負債家庭，賦值為0。

應急儲蓄是家庭遇到收入沖擊或應對緊急事件時用來維持家庭生活開銷，保障家庭生活水平的儲蓄。[24]考慮到失業人口再就業的周期一般為3—6個月，Loke（2017）認為，若家庭儲蓄不夠負擔3個月的生活支出，則家庭應急儲蓄水平較低。[25]基于此，本文將家庭儲蓄小于3個月生活支出的定義為無應急儲蓄，賦值為1，有應急儲蓄賦值為0。

家庭金融脆弱性的測量綜合考慮了過度負債和應急儲蓄。我們將家庭無過度負債且有應急儲蓄賦值為0，代表低金融脆弱性家庭；家庭有過度負債但有應急儲蓄，或無過度負債且沒有應急儲蓄則賦值為1，代表中金融脆弱性家庭；家庭既有過度負債也無應急儲蓄則賦值為2，代表高金融脆弱性家庭。家庭金融脆弱性取值范圍為0—2，取值越高代表金融脆弱性水平越高，家庭抵御經濟風險的能力越低。

2.自變量

（1）數字金融

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為數字金融。根據CHFS問卷中的問題，如果被訪者曾使用過數字支付、數字理財或數字借貸，則認為該家庭使用了數字金融，賦值為1；若均未使用過，則表明該家庭未使用數字金融，賦值為0。

（2）控制變量

參考已有文獻，本文控制了個體和家庭特征變量。其中，個人層次變量包括性別、年齡、教育、婚姻狀況、健康等，家庭層次變量包括家庭規模及住房狀況。變量的描述統計見表1。

（三）模型設定

因變量家庭金融脆弱性變量為有序變量，適用于有序Logit回歸（Ologit）分析，其表達式如下：

式（1）中，Yj為模型因變量，即家庭金融脆弱性；X為模型自變量；αi為等級i的截距；i為因變量分類等級。

將家庭金融脆弱性劃分為3類，使用的Ologit模型形式為：

式（2）中：βn為xn的未知參數，xn為第n個影響因素，n=1,2, ... N。

應急儲蓄和過度負債變量為二分類變量，通過logistic模型進行分析，表達式如下：

式（5）中，Yi為模型因變量，分別為過度負債和應急儲蓄；X為模型自變量；β為Xi的未知參數。

四、數據分析結果

（一）數字金融與家庭金融脆弱性的關系

表2報告了是否使用數字金融與家庭金融脆弱性關系的Ologit模型的估計結果，以及過度負債、應急儲蓄和家庭金融脆弱性關系的logistic模型估計結果。

1. 家庭金融脆弱性

以家庭金融脆弱性為因變量的分析中，數字金融的系數值在0.01的水平上顯著且為負，表明數字金融的使用對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有利。陳波池等人（2021）認為，數字普惠金融通過降低信貸約束與提高金融素養兩種機制緩解家庭金融脆弱性。[17]一方面，數字普惠金融通過降低參與門檻，提高融資可及性；另一方面，數字金融可以提高個體金融素養，從而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李波（2020）認為，伴隨著數字金融的發展，作為債務杠桿的金融素養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的效應也會逐漸加強。[26]

就受訪者特征而言，受訪者教育的系數值在0.0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教育水平的提高會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的水平。已有文獻證明教育和收入具有正相關關系，張長生（2017）認為，收入的增加會提高家庭抗風險沖擊能力，因此，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通過增加收入來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27]；張冀（2020）認為，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提高個體風險意識，有利于掌握更多金融知識，進而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7]。受訪者的健康狀況對家庭金融脆弱性程度有顯著的消極影響，健康狀況越好的受訪者在勞動力市場更具優勢，其收入越多，家庭抵抗財務風險的能力更強。此外，相對健康狀況較差的受訪者，健康的受訪者的家庭醫療支出更少，陷入財務風險的可能性更小，因此家庭脆弱性更低。就家庭特征而言，隨著家庭規模的增加，家庭金融脆弱性顯著提高。擁有自有房可以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即擁有自有房的受訪者家庭抵抗財務風險的能力更強。

2. 過度負債

在過度負債的分析中，數字金融的系數在0.1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數字金融的使用可以降低過度負債。吳雨（2020）認為，數字金融會降低傳統私人借貸，提高銀行正規信貸。[28]就受訪者特征而言，文化程度與過度負債呈正相關關系，一方面，較高的教育水平會增加獲得包括貸款在內的金融產品的機會[29]，同時，Handayania（2016）認為，教育水平越高，通過債務來平滑消費的能力就越強，因此受教育水平高的個體存在過度負債的可能性越高[30]；此外，中國家庭的債務增長主要源自房貸規模的擴張，房貸占比過高[31]，高教育水平群體更多的傾向于增加負債來提高收益。

3. 應急儲蓄

在應急儲蓄的分析中，數字金融的系數值在0.01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使用數字金融有助于增加應急儲蓄。這與方觀富（2020）的研究結果一致，即數字金融會提高家庭儲蓄的概率和金額，數字金融主要通過提高家庭資產配置能力和提高家庭收入對儲蓄產生積極影響[32]。其他控制變量的結果和已有文獻研究結論均一致。

表2 數字金融使用情況對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響估計結果

（二）數字金融對家庭金融脆弱性異質性影響關系

表3分析了不同特征家庭中數字金融對家庭脆弱性的影響。從收入水平來看，隨收入水平的提高，數字金融的系數逐漸減小，即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會弱化數字金融與家庭金融脆弱性之間的關系；從城鄉來看，數字金融對農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響系數為-0.6377，而對城鎮家庭的影響系數為-0.6089。這說明數字金融對農村家庭的減緩效果要高于城鎮家庭。其原因可能在于，與農村相比，城鎮的傳統金融體系更發達，城鎮居民從傳統金融體系中獲得金融服務更方便；而數字金融的發展突破了傳統金融服務時空上的限制，彌補了傳統金融在農村領域覆蓋不足的缺陷，使農村金融環境得到改善，提高了農村家庭的金融可得性，因此數字金融對農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響大于城鎮家庭。從風險偏好程度來看，數字金融在高風險偏好家庭中的系數為-0.6442，在中低風險偏好群體中的系數為-0.6094，即相比于中低風險偏好的家庭，數字金融的使用對高風險偏好的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響更大。以上結果表明數字金融用對不同地域、收入水平以及風險偏好程度的家庭金融脆弱性影響存在異質性。

表3 不同群體的數字金融使用情況對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響

（三）穩健性檢驗

為了考察研究結論的可靠性，我們進一步開展了穩健性檢驗（見表4）。首先，通過剔除部分樣本，嘗試剔除直轄市和本人從事金融業的樣本，結果顯示數字金融對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響系數仍為負值，且與未剔除時的系數值差距較小，說明居民的居住地是否為直轄市、從事行業是否為金融業都不影響使用數字金融對家庭金融脆弱性的緩解情況。其次，通過城市聚類標準誤的方法來驗證實證分析結果的穩健性，結果顯示數字金融對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響系數仍為負值，且普通標準誤與聚類標準誤的系數值差距較小。綜上所述，無論是剔除部分樣本還是控制聚類標準誤，解釋變量回歸系數的方向以及顯著性均和前文保持一致，說明本文實證分析結果穩健。

五、結論

隨著我國負債的大幅攀升，家庭承受風險的可能性逐漸提高，家庭金融脆弱性也隨之提高。家庭金融脆弱性是多維度的，本文從過度負債和應急儲蓄兩個方面測度家庭金融脆弱性，以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調查數據為基礎，分析了數字金融對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響，以及在不同收入、地區和風險偏好群體中這一影響的差異。

研究發現，是否使用數字金融與家庭金融脆弱性存在顯著相關，數字金融的使用可以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的水平。數字金融與過度負債呈顯著負相關，與應急儲蓄呈顯著正相關，且數字金融對應急儲蓄的影響更高。數字金融使用與家庭金融脆弱性之間的關系在不同收入水平家庭之間存在異質性，其中，數字金融對低收入家庭的家庭金融脆弱性的緩解程度最大。此外，數字金融對城鄉家庭的家庭金融脆弱性都有顯著的消極影響，但是與城鎮家庭相比，這種效應在農村家庭中的作用更強。

本研究的結果表明，數字金融的發展對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具有重要作用，且對于低收入群體和傳統金融覆蓋不足的地區影響顯著大于其他群體和地區。因此，政府需要持續推進數字金融發展，發揮數字金融的普惠性，使其緩解全國范圍內的家庭金融脆弱性。同時，政府在推動數字金融有序發展的基礎上，對傳統金融產品難以覆蓋和覆蓋不足的弱勢群體，給予更多關注。從城鄉來看，應著力在農村地區普及數字普惠性金融，提高農村家庭數字金融普及率和使用效率，緩解農村地區的家庭金融脆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