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稅能夠提升能源效率嗎？

邢小軍，孫利娟

（安徽財經大學， 安徽 蚌埠 233000）

引言

近年來，許多地區的氣溫以普通人可以感受到的速度不斷上升，氣候和“碳排放”問題也成為了最受全世界關注的焦點之一。北冰洋的堅冰開始逐漸融化，甚至可以通航。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更多的國家和人群在關注著溫度升高，全球性的氣候改變等問題?？梢哉f，“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阻止氣候變暖”目前已經成為全球性的普遍訴求。聯合國等權威機構也認為氣候變化非常明顯，對人類生活產生了現實的影響，并相繼簽署了《巴黎協定》和《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等多個協議，以求聯合更多國家，開展更廣泛的國際合作，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在這種局面下，中國積極保護環境，率先提出了雄心勃勃的“碳中和”計劃。2020年12月，中國表示將努力爭取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能否順利找到合理有效的碳減排方法是實現這個遠大目標的關鍵。

從目前的技術水平來看，“減少碳排放，實現碳中和”的途徑主要有降低能源總消費，使用新能源或清潔能源，提高碳匯，提升能源效率等。

進一步分析，首先，由于發展經濟一直是中國主要的目標之一?，F階段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很大，而且還在持續有力的增長，所以在生產方面，中國對能源的需求一直居高不下；在消費方面，經濟發展使得人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升，這無疑會提升能源的消費需求。所以現階段中國降低能源總需求的可行性不高，甚至可以預計，中國能源總需求會持續增加，簡言之，中國會消費越來越多的能源。統計數據也佐證了這種觀點。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近二十年來，中國的能源消費總量從2001年的155547萬噸標準煤增加到2020年的498000萬噸標準煤，年均增幅高達6.3%。雖然隨著中國經濟總量的增加，經濟增長速度有所減緩，但是生產方面的能源消耗總量仍然在不斷增加。而且在消費方面，居民生活消費能源總量近二十年來也在以超過6%的速度快速增加。值得指出的是，近年來中國通過調整產業結構，加大服務業比重的方法，在保證經濟增長的同時遏制能源消耗的增加，取得了顯著的效果。但是這種趨勢難以持續保持，我國經濟不可能完全的“脫實向虛”。制造業比重不可能持續地大幅降低，這就意味著通過調整第三產業占比進而降低能源消耗總量的方法難以持續性地繼續發揮作用。至少在近期（“十四五”期間），較為現實的目標應該是減緩能源消費總量的增長速度?？梢?，“采用配額等簡單的手段強行降低能源消費總量”在近期無法成為“實現碳中和”的有效途徑。

其次，科學技術的發展有其本質規律和不確定性，造成了公司、科研部門、政府管理部門、消費者等各個主體對技術研發的不同認識，使得各主體對不同的新能源技術發展有著不同的看法和支持程度，因而會不可避免地造成技術路線不確定，資金和人才等研發資源的投入具有盲目性等問題，甚至會造成巨大的浪費。所以，雖然目前應對氣候變化的大環境激發了更多的資金和人才投入了新能源技術的研發，但是新能源，尤其是清潔能源的開發、生產、運輸和使用等各個環節都還有很多復雜的技術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因而難以在短時間內大規模應用。以新能源汽車為例，新能源汽車到底是使用電能還是氫能仍然存在爭議。雖然中國有關部門出臺了各種優惠政策推動電動汽車的發展，但到底是使用換電模式還是充電模式？是快充還是慢充？是使用磷酸鐵鋰電池還是三元鋰電池？這些關鍵的技術問題仍然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因而在市場上也沒有被大規模的采用，無法形成規模效應?？梢?，發展新能源也無法在短期內成為減少碳排放的主要手段。

再次，主要通過二氧化碳的捕捉、利用和封存（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CCUS）技術來實現降低碳排放的“固碳”技術在短期內也難堪大任。2020年，全球的碳捕獲和封存的總量約為4000萬噸，雖然看起來固碳的總量很大，但是跟2020年全球340億噸二氧化碳排放量相比，這無異于杯水車薪。而目前全球商業性的CCUS項目數量很少，僅僅20項左右，市場認可度不高，無法吸引到大量的投資，據統計，CCUS項目的投資在全球清潔能源和能效技術的投資中所占的比例低于0.5%[1]。從目前的情況看，“固碳”技術仍然不成熟，成本較高，尚沒有辦法對其進行大規模的市場化應用。另外，雖然也能夠利用“硅酸鹽巖石的風化”進行二氧化碳的吸收，但是效果有限，而且具有無法人為提速的特點，因而不能寄予厚望。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目前陸地碳匯吸收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31%，海洋碳匯吸收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23%[2],但是森林的培育需要較長的時間周期，而且會受到水資源、林業土地資源、人力資源等方面的制約，所以無法在短期內人工栽培大量的固碳森林，從而并沒有辦法在短期迅速增加陸地碳匯的吸收能力。另一方面，海洋中的海草，藻類等植物也具有類似的特點，無法在短期內迅速增加，而且也不能人為干涉太多，以避免破壞生態環境。顯然，提升碳匯在短時間內也無法承擔迅速降低碳排放，實現碳中和的責任。

最后，“通過提升能源效率，進而在保證經濟發展的前提下，降低碳排放”就成為了短期內降低碳排放的首要途徑。原因在于：首先，這種技術路線主要聚焦于汽車、家用電器等高耗能耐用品（也包括機床、生產線、加工機器等作為商品被購買和使用的生產資料），而這些產品已經被市場證明和接受，已經進入千家萬戶或工廠企業，每年都有大量的銷售量，市場保有量巨大，產業鏈完備，具有廣闊的市場空間，從而具有巨大的節能減排的潛力。其次，這種方法不會影響消費者的使用感受，也不會明顯增加消費者的經濟負擔，因而更容易被市場接受，通過市場化的方法滾動發展，從而不需要國家投入大量財政資金，也受到了政府的歡迎。再次，因為高耗能耐用品具有很強的相似性，產品基本標準化，所以相關的技術革新可以快速溢出，造成大規模的技術擴散，增強節能減排的效果，所以這種方法還具有較高的技術外部性。最后，從政府的宏觀層面的管理考慮，政府可以通過征收能源稅或者發放補貼等各種方式，利用乘數效應，成倍放大企業在相關領域的研發資金投入，可以利用的政策操作空間大。這些優點都使得“提升能源效率”迅速成為備受各國政府青睞和期待的主要手段。

但是應當注意到，提升能源效率的主體是企業，尤其是高耗能產品的生產企業。在市場經濟背景下，政府并不能直接干涉企業經營，只能通過制定相關的政策對企業的研發行為進行引導。因而如何通過稅收等常見的政府職能工具，制定合適的政策，引導企業加大在提升能源效率方面的研發投入，進而實現提高能源效率的目的就成為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也是能否在短期內顯著降低碳排放，實現碳中和的重要保障。

文章構建了一個包含政府、企業和消費者三個主體的能源稅稅收效應模型，討論了征收能源稅的福利效應以及提升能源效率的必要條件，能夠為政府在制定能源稅等方面的管理提供參考，也能夠幫助高耗能耐用品企業更好地制定發展戰略。

一、文獻綜述

稅收是政府重要的政策工具，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較大，因而一直受到經濟學家的關注。而征收能源稅就是學術界的熱點問題之一，相關的研究文獻很多。對現存的文獻進行梳理，可以將其主要分為兩類，分別是針對能源稅征收效果和征收方法的研究。

（一）能源稅征收效果

一類是針對能源稅的征收效果的實證研究。如范慶泉等 ( 2016) 認為征收能源稅能夠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促進經濟發展、減少污染水平等。[3]何平林等（2019）基于環境稅雙重紅利理論，利用OECD國家的數據研究了能源稅的環境和經濟后果，認為能源稅能夠抑制煤炭消耗，降低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排放。[4]這些研究都聚焦于能源稅的直接效果，類似的研究還有張玉（2016）、王濤等（2018）、蔡棟梁等（2019）等；但是能源稅的影響非常廣泛，不僅具有抑制源消耗，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等直觀的效果，還具有其他潛在的影響。

由于能源和水之間具有密切的關系，征收能源稅還能夠影響水資源的消耗量，并且改變能源和水之間的使用比例，因而在考慮能源使用總量的時候，也必須考慮到水資源的制約（SUN Yuanyuan，et al，2021）。[5]能源是重要的生產投入要素，因而是產品最終價格的組成部分，所以能源稅的征收對產品最終價格的影響也得到了很多學者的關注。日本的經濟學家Nakano Katsuyuki和Yamagishi Ken（2021）以日本的產品價格和能源稅政策為例，使用基于過程的生命周期評估數據庫，設定了五種不同征稅金額和方法的情景，分析了能源稅與碳稅征收后相關產品的價格變化情況。研究結果表明，產品的最終價格會受到能源稅的影響，但是其價格變化因行業部門和產品而異，即使在同一行業部門內也是如此。其中，工業品價格變化加大，季節性蔬菜和回收塑料等產品受能源稅碳稅增加的影響較小，原鋁之類的進口產品受到能源稅的影響最小。[6]

汽油等運輸燃料是重要的能源形式，因而能源稅的征收還能夠影響貿易、運輸等領域。例如，能源稅能夠對國際貿易中的生態足跡的跨國轉移產生顯著影響，提升了生態足跡的出口，降低了其進口（Yuanyuan Sun et al，2020）。[7]

上述研究分別從不同的角度研究了能源稅征收的局部作用，還有學者從整體的角度分析了能源稅征收的綜合影響。李健和李寧寧（2021）利用系統動力學模型，建立了動態仿真京津冀綠色發展系統，發現在一定范圍內提高能源稅稅率能夠促進京津冀地區整體的綠色發展水平。[8]王軍和李萍（2018）測算了中國的綠色稅收政策指數，運用GMM模型，根據中國各個省市的面板數據測算了經濟增長的質量，發現綠色稅收對經濟增長存在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影響程度并不大，且存在顯著的區域異質性特征。在東部等部分發達地區，征收能源稅甚至可以倒逼經濟發展質量提升，具有積極作用。[9]

這類文獻分析了能源稅對環境和個人所得稅等變量的影響，證實了能源稅具有的積極意義，但是缺乏對企業，個人和政府福利的分析，無法對征收能源稅的整體福利得失進行判斷，而這是政府制定相關政策的重要依據。

（二）能源稅征收方法

另一類是針對能源稅征收方法的研究。如黃春元（2015）從理論基礎，經驗借鑒和制度設計等三個維度分析了中國能源稅的征收問題[10]；張曉娣和孔圣暠（2019）認為征收能源稅必須考慮其宏觀經濟成本，并建立了DSGE模型模擬了征收能源稅對GDP、投資、就業、能源投入等方面的影響，對比了在生產的投入環節和產出環節分別征稅的差異化效果，不僅發現能源稅會抑制經濟增長，而且證明了在生產的投入環節設置統一的能源稅，能夠激勵企業采取適當措施提高能源效率，消減能源消耗，降低征收能源稅對投資，就業和GDP的負面影響，并配合降低勞動所得稅，形成穩定，規模適度的投入型能源稅。[11]Corrado等（2016）認為應該直接對能源行業的生產進行征稅。[12]Anna Risch(2020)則建議征收能源稅的同時，采用能源稅抵免的政策，鼓勵消費者對高耗能設備進行節能方面的改造，通過對法國的實證研究，他認為這樣能夠提升20%的節能效果。[13]類似地，Audrey Berry（2019）建議在征收能源稅的同時，考慮低收入家庭的在生活，交通等方面的最低能源需求，對其發放適度的補貼，以保障其生活能源安全，避免造成燃料貧困。[14]還有學者認為應當對能源行業的產出品進行征稅（Will et al.,2017）。[15]這類研究聚焦于能源稅的征收方法，具有很好的政策意義；但是其政策建議的基礎建立在就業、投資、GDP和能源投入等宏觀指標上，尚沒有涉及政府和普通消費者最關心的福利等問題，因而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綜上所述，現存文獻多聚焦于能源稅的實際影響和征收方法等方面，對相關能源稅的制定具有一定的理論借鑒意義，但是缺乏對整體福利效應的分析，因而還不夠全面；能源稅的作用對象，提升能源效率進而降低碳排放的機理還不明確；所以有必要從這兩方面進一步進行研究，以拓展和豐富其實踐和理論意義。

三、模型構建

高能耗耐用品行業受到能源稅征收的影響較大。典型的例子如空調和汽車行業等，產品和能源是互補品。產品的使用將不可避免地伴隨著大量的能源消耗，因而對能源價格也具有很高的敏感度。作為常見的高耗能耐用消費品，空調和汽車也具有很強的負外部性。這種負外部性具體表現為加劇了城市的熱島效應，破壞臭氧層；產生空氣污染，增加了交通堵塞的概率，在一定程度上會產生噪音等。重要的是，產品使用過程中消耗了大量的能源，這必然會導致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從而會增加政府“減少碳排放工作”的難度。為此，政府采用了提升行業標準，使用新能源等許多方法。但是由于技術等方面的限制，征收能源稅等價格手段仍然是調節能源需求的重要手段。

征收能源稅，提升能源價格不僅會降低能源需求，而且由于互補品的性質，會間接降低高耗能耐用品的需求，從而刺激廠商開發新的能源利用技術，提升能源效率。很多空調廠商會研究開發先進的節能技術。例如，美的空調廠商會強調自己“一晚只要一度電”的節能技術，格力則強調自己掌握變頻等核心科技等；汽車廠商也在“百公里油耗”等節能指標方面展開激烈競爭。廠商的根本動力無疑是降低消費者的使用成本，從而擴大自己產品的市場份額。從理論方面看，廠商的這種想法無可厚非，但是具體的影響機理尚不明確，因而有必要從成本角度具體分析消費者和生產者的行為。

實際上，政府，生產者和消費者三者都有各自的目標，以及為了實現自己的目標而能夠采取的手段。政府希望能夠引領產業技術發展，提高產業技術水平，節能降耗，其手段包括稅收、補助、津貼等政策工具；生產者希望能夠最大化自身經營利潤，其手段包括定價、研發投入等；而消費者希望能夠以最小的成本滿足其需求，方式包括是否購買，購買何種產品等購買決策?？梢?，三者的目標又互相牽連，集中體現于產品。這樣，政府、生產者和消費者三個主體既擁有相互糾纏的利益目標，也有各自的策略空間，因而基于博弈論的思想構建各自的目標函數進行分析，由于各個主體的目標很清晰，也知道各自的策略集合，并且在采取行動前都已經能夠知道其他主體的行為，如相關政策，廠商定價等，因而符合動態完美信息博弈的特點。

（一）消費者的目標函數

一般而言，消費者購買使用某種商品的成本包括交易成本、購置成本和使用成本三部分。其中，交易成本是指消費者搜尋商品信息、簽訂購買合同、監督合同執行等環節的支出；購置成本主要是消費者購買商品所支出的費用，主要是商品的售價以及使用一段時間后重置、更新產品所購買的費用；使用成本主要是消費者在使用商品過程中，所必須購買的互補品（如電能，汽油等）所支付的費用。顯然，對比于購置成本和使用成本而言，冰箱、空調、汽車等高耗能耐用品的交易費用很低，因而本文將其忽略不計。消費者使用高耗能耐用品的成本包括購置成本和使用成本。使用成本其實有很多，包括安裝、維護等各方面的成本，但是主要體現為購買產品的互補品——能源所帶來的使用成本。由于文章聚焦于能源方面的研究，因而此處忽略其他使用費用。從而，消費者使用高耗能耐用品的成本主要分為兩部分，分別是購置成本和使用成本，可以將其以函數形式表現為：

（二）廠商的目標函數

為了降低使用成本 ，提高產品的銷售量，廠商一般都會加大投入，研發新的能源利用技術。但是如果這種研發的成本 會提高產品的銷售價格，那么就會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能源效率提高對需求的正向影響，從而降低廠商“能源利用技術”的研發投入意愿，推動能源利用技術的進步。因此，政府應該通過征收能源稅（稅率為t）來引導企業加大“能源利用技術”的研發投入。此時，壟斷性廠商的產品定價、研發投入都是基于利潤最大化原則,廠商利潤函數應該符合：

（三）政府目標函數

能源消費會導致空氣污染等負的外部效應，其大小可以用損害函數表示?？梢?，邊際外部成本是一個能源消費函數。在進入目標函數時，負外部效應可以用收入等價物（Income Equivalents）測量。一般而言，政府征收能源稅可能會導致“不充分的產量”和“不充分的能源效率”兩種扭曲。如果僅使用一種能源稅，將會形成次優稅，并且這種次優稅應該比標準庇古稅低，從而反映了壟斷廠商限制產量造成的福利的損失。

政府的目標可以設定為最大化消費者剩余，企業利潤和高耗能耐用品使用者的稅收，更少的負外部效應，即：

（四）各主體的策略分析

將式（1）和（2）式帶入（3）式可得，

另外，能源效率提高導致產品使用成本降低，帶來的邊際收益應該等于提升能源利用技術的研發投入e的邊際成本，即廠商對能源利用技術的研發投入e的一階導數為零。數學表達式為

對式（5）和式（6）進行求導可以得到能源稅對產品價格PI和廠商能源利用技術的研發投入e的影響。簡單起見，假設生產的邊際成本不變，需求函數為線性函數，則能源稅對產品價格的影響是：

將（5）式帶入（6）式并求導，可得：

對（3）式進行求導，結合（5）式和（6）式，可將其數學表達式化簡為：

由（2）式可知，

可見，征收能源稅在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時將會降低消費者和企業的福利，當政府收入的增加不足以覆蓋消費者和企業福利損失的時候，由（11）式可知，即所征收的能源稅小于邊際損害。但是如果由于人均收入快速增加等其他因素導致能源消費價格彈性很小，甚至征收能源稅無法起到能源節約效應的話，此時此時征收能源稅起不到應有效果，將會趨近于邊際損害。

四、結論與建議

經過上述研究，文章得到了如下結論：

1.如果需求的成本彈性不大，那么征收能源稅并不會提高高耗能耐用品的銷售價格，相反會刺激廠商在提升能源效率方面的科研投入。在產品銷量巨大的情況下，甚至會降低產品銷售價格。

2.如果需求的成本彈性很大，那么對高耗能耐用品征收能源稅會使得廠商減少對提升能源效率方面的研發投入，從而使得企業放棄在提高能效方面的努力而使用降價等價格手段提升需求，或者采用相同價格但是提供更多贈品或服務的方式擴大市場，從而提高消費者福利。如很多汽車廠商都采用贈品的方式作為主要促銷手段。

3.征收能源稅在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時將會降低消費者和企業的福利。能源稅具有能源節約效應，即對消費者而言，征收能源稅相當于增加了能源價格，所以會降低能源消費總量。

上述研究結論還具有較強的政策意義：

政府完全可以將征收能源稅作為降低碳排放的有效手段。為了擴大征收能源稅的收益，政府可以采用多管齊下的方法，在多個領域同時發力，以達成諧調共振的效果。具體而言，在宏觀方面，政府可以考慮同時降低利率水平，加強基礎科研研究，幫助企業提高研發效率；在生產方面，政府則可以考慮同時采用發放補助、稅收減免，退稅等方法降低企業的研發成本，并在融資和科研人才引進等方面給予企業必要的幫助；在消費方面，政府還應該培育消費市場，幫助消費者更好地消費，以降低產品成本對需求的影響，從而引導居民科學合理的使用高耗能耐用產品，規范高耗能耐用品的維修保養市場，以降低平均產品置換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