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對梅勒的影響淵源考

許梅花

(四川外國語大學 英語學院， 重慶 400031)

0 引言

在20世紀的美國文壇，歐內斯特·海明威堪稱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一般而言，在談及作家的影響力方面，人們傾向于把作家分為兩類：一類主要影響讀者，另一類主要影響其他作家。海明威自然屬于后者。作為一代文學之父，海明威以其獨特的文風、典型的人物形象、特立獨行的行事風格與態度影響了一個又一個文學后輩，在他們身上或多或少都能捕捉到海明威的影子，如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瓊·狄迪恩(Joan Didion)、雷蒙德·卡弗(Raymond Carver)、雷蒙德·錢德勒(Raymond Thornton Chandler)等。在以上作家中，諾曼·梅勒算是受海明威影響最為徹底的一個。梅勒長踞美國文壇達半個世紀之久，素有“海明威第二”“又一個海明威”“新海明威”的稱號，對于這些標簽，梅勒從未拒絕過，甚至在很多場合一再強調海明威對他及其他作家的影響。

1961年，海明威自殺身亡。梅勒在得知海明威的死訊后，悲痛不已，并評價海明威是“美國現代文學之父，至少對男作家來說是這樣”(Solomon,1989: 145)。梅勒的評價的確是那一代男作家的心聲，因為海明威的文風影響了幾代人，用梅勒的話說，“就如一個漂亮女人穿過房間，一整屋子的男人都受到影響一樣——無論好壞，他們都輾轉反側”(103)。自那以后多年，梅勒對海明威的總體評價從未變過。在1990年7月7日至11日于波士頓肯尼迪圖書館舉行的“第四屆國際海明威討論會”上，梅勒致開幕詞，依然稱海明威是他們那一代的作家之父。他們對他懷有的特殊感情，就好比兒子對父親：愛得甜甜蜜蜜酸溜溜，又懼怕又尊重。海明威去世時，他們大為懊惱，感覺像被自己父親遺棄一樣。

就梅勒個人而言，海明威對他的影響要追溯到他的青年時代。在讀大學之前，梅勒就立志成為一名作家。大一時，他開始讀沃爾夫(Thomas Clayton Wolfe)、海明威、?？思{(William Faulkner)、菲茨杰拉德(F.S.Fitzgerald)、法奈爾(James T.Farrell)、帕索斯(John Dos Passos)、斯坦貝克(John Steinbeck)等作家的作品。在閱讀時，梅勒長期保持著喝酒的習慣，因為他了解到海明威也有此喜好。除此之外，對海明威的大男子主義競技精神和在西班牙內戰期間的冒險經歷，他也竭力模仿。羸弱的他開始積極參加各類運動，尤其酷愛拳擊。在創作上，梅勒更是嘗試著創作一些短篇，“而大多數故事都揭示了海明威對他的影響”(Lenon, 2013:37)。譬如，他曾和他的教友一起對海明威的作品《喪鐘為誰而鳴》和《永別了，武器》進行戲仿，題名《蛋蛋為誰而嚎：永別了，不安》(For Whom the Balls Squall: Farewell to Qualms)。在他另外一則短篇故事中，甚至還包含了海明威在《喪鐘為誰而鳴》中重寫了60-70遍的選段。雖然在當時梅勒覺得帕索斯和法奈爾更讓他感到興奮，但對他來說，模仿海明威相對容易些，因為“像法奈爾或帕索斯那樣寫作需要更多經驗”(Mailer,1992:27)，而那種經驗對當時只有18歲的梅勒而言是不可獲得的。然而，梅勒未曾料到七年后當他那本以二戰太平洋戰場為背景的長篇小說《裸者與死者》(TheNakedandtheDead，1948)聲名鵲起時，他的寫作已經受到了多個作家的共同影響。小說發表時，他人在巴黎，當他回國時，發現自己早已被人冠以了“新海明威”“新多斯·帕索斯”和“新梅爾維爾”的頭銜。

雖然梅勒身上可見多個作家的綜合影響，但在談到一個作家的影響力時，梅勒最重視的還是海明威帶給他的影響。他對海明威的崇拜，自青年時期起就未停止過，除了海明威的自命不凡和反智主義他不敢茍同外，“他以老爹作為標桿評判自己持續了近70年”(Lennon, 2013:39)。這種崇拜和影響，主要體現在梅勒作品中人物塑造與主題選擇、文體風格和女性觀三方面。

1 人物塑造與主題選擇

在人物塑造和主題選擇上，梅勒繼承了海明威的硬漢精神。眾所周知，海明威擅長塑造保持“壓力下的風度”的硬漢形象，從而彰顯他的英雄主題。他作品中的硬漢形象包括拳擊手、斗牛士、獵人、漁夫等，他們的共同之處在于擁有一種百折不撓、堅忍不屈的意志，在直面暴力和死亡、直面未知命運危機時，都能表現出一種從容、淡定的態度，從而表現出人的勇氣，維護人的尊嚴。在他諸多作品中，最為經典的硬漢形象要數《喪鐘為誰而鳴》里的羅伯特·喬丹和《老人與?！防锏纳Ｌ醽喐?。喬丹從一名西班牙語講師毅然變身為反法西斯戰士，主動加入西班牙反法西斯戰線，在執行任務的過程中，不畏艱難險阻，顯示出過人的勇敢和膽識，最后為了顧全大局，英勇地引爆手榴彈，圓滿地完成炸橋的任務。老漁夫桑提亞哥更是將“硬漢”性格演繹到極致，在與大鯊魚搏斗的過程中，他未被鯊魚的強大所嚇退，反而一直奮力與之搏斗，直到最后筋疲力盡。在這場不可避免的敗局中，桑提亞哥真正表現出“人可以被毀滅，但不能被打敗”的精神，完美體現了勇氣是“壓力下的風度”。

諾曼·梅勒吸收了海明威的硬漢風格，推崇海明威式人物的勇氣，即一種生存的勇氣，直面死亡的勇氣。從海明威那里，梅勒了解到，“在一個邪惡的社會里，除非一個人能保持勇氣，否則就沒有愛情、沒有憐憫、沒有仁慈、沒有正義……”(Mailer,1992:340)。正是這股勇氣使梅勒成為當代美國文壇中最具個性和反叛精神的作家之一。在他頗具代表性的文章《白色黑人》(The White Negro, 1957)發表之前，梅勒已經在《裸者與死者》《巴巴里海岸》(BarbaryShore, 1951)、《鹿苑》(TheDeerPark,1955)等作品中表現了嬉皮士般的勇氣。在《裸者與死者》中，極權主義的代言人卡明斯少將和偵察分隊的指揮官克洛夫特上校不允許部下保持他們的個性及反抗精神，如果有任何士兵違背他們的命令和意志，他們就會千方百計地動用自己手中的一切權力將他們徹底摧毀。小人物侯恩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作為自由主義分子的代表，始終心懷個人信念，維護自己的個人尊嚴，哪怕頂頭上司是一個具有極強權力控制欲的人，他也在所不惜地與他進行一次又一次的對抗，以致最后引火燒身，被克洛夫特暗算，死于日軍埋伏的亂槍之下。侯恩的死證明了自由主義者的反抗與勇氣并不能成功地與極權主義的體制抗衡，最終會淪為權力的犧牲品。有學者指出當時的梅勒“完全不知如何對極權主義的侵蝕力進行有效的英勇抵抗”(Poirier, 1972:33)。事實的確如此，這從梅勒在作品中安排侯恩死亡的結局中可窺見其端倪。在接下來的作品《巴巴里海岸》和《鹿苑》中，梅勒繼續表現海明威式的勇氣，并找到了對抗極權體制的有效方式。這兩部小說展現的都是美國當時的真實社會環境，即麥卡錫主義反共陰影籠罩下的美國。與《裸者與死者》相同，兩部小說里的正面人物革命者麥克利奧德和理想主義者艾特爾最終都成為極權主義的犧牲品，不同的是兩部小說的敘述者羅維特和瑟吉厄斯在目睹了犧牲者的遭遇后，依然能鼓足勇氣面對未知的將來，不愿向極權主義低頭。這時候的梅勒已經意識到“正在形成的勇氣是至關重要的”(Wenke,1987:56)。

梅勒曾在一次訪談中談道：“20世紀以來，海明威開始癡迷于暴力，因為他自己的身體在戰爭中就被撕碎了。暴力對他來說是最主要的。我讀海明威的時候，非常癡迷于他創造暴力的方式，但是還不滿意?！?梅勒, 2017: 326)鑒于此，梅勒在塑造海明威式的硬漢形象時，將海明威對暴力和死亡的迷戀發揮到極致。二戰后的五六十年代，美國極權文化盛行，整個社會彌漫著一種消極、死氣沉沉的氣氛，人們要么沒有勇氣，要么勇氣不夠，行為和意識都按部就班，循規蹈矩，不敢保持自己的個性。在這樣的背景下，梅勒出現在公眾的面前，發表了《白色黑人》一文，闡述了他經多年探索形成的嬉皮士哲學。在這篇文章中，梅勒指出，要在極權主義環境與死亡威脅的夾縫中求生，并真正重獲自我，唯一的選擇就是吸收黑人存在主義特質，做一個真正的美國存在主義者——嬉皮士(Mailer,1992:306)。嬉皮士的主要特征包括叛逆、放縱自我、勇敢、敢于冒險和崇尚暴力，在當時陰暗的政治文化環境下，這對自我回歸顯得尤其重要。在梅勒看來，嬉皮士精神不單單意味著海明威式的勇氣和對未知領域的冒險，更是意味著任意宣泄都只受自我感覺支配的暴力傾向，以暴力“開辟成長道路”，達到“精神凈化”(Mailer,1992:319)。在《一場美國夢》(AnAmericanDream,1965)中，羅雅克將梅勒所推崇的嬉皮士特質展露無余。為了實現他在財富和政治上的抱負，羅雅克娶了出身高貴的黛博拉為妻。但是，在象征權力和財富的妻子面前，他似乎扮演了一個軟弱、“底氣不足”“缺乏男子漢氣概”的角色。黛博拉性格傲慢、身份神秘，擅長對羅雅克進行各種冷嘲熱諷，說他是“帶著血腥味的哭啼者”，是“小販的后代，可憐的物質至上的貪婪小人”(梅勒，2001:34)。面對魔鬼一樣的黛博拉，備受控制的羅雅克一直承受著巨大的痛苦和強烈的挫敗感，因為他甚至不清楚自己“是不是有力量擺脫枷鎖”(梅勒，2001：16)。最后，羅雅克在一次與黛博拉爭吵的過程中，因再也不堪忍受她的嘲諷戲謔，與她扭打，并最終掐死了她，然后從樓上把尸體拋下，偽裝成她自殺的假象。之后，為了逃避警察的盤問和岳父的挑釁，羅雅克通過一系列行動表現出海明威式的硬漢氣概，努力掙脫主流社會強加給他的道德牽絆，采取梅勒心中“嬉皮士般的勇士”行為，從而實現了自我的回歸，走向了自我成長的道路。梅勒在小說中對暴力和勇氣的渲染曾遭到眾多評論者的譴責，更有學者把羅雅克的殺妻行為與梅勒在一次宴會上因醉酒而刺傷妻子的行為等同起來，認為羅雅克是梅勒的“又一篇可怕的自我廣告”(Glenday,1995: 88)。

或許，梅勒在現實中刺傷妻子的行為只是一種以身試險，試探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勇敢，恰如他在一則訪談錄中回應是否海明威之死會影響他對勇氣的評價時所作的回答那樣：

我不愿意這樣想。我有自己的假設：海明威很早就從生活中了解到，離死亡越近他就越有活力。他把這看成是自己的靈丹妙藥，所以才敢于不斷地面對死亡，所以我想象海明威晚上經常在跟妻子瑪麗說晚安之后，回到自己的臥室，就拿獵槍頂著自己的嘴，大拇指按在扳機上，慢慢地一點點按下去——同時緊張得顫抖起來——他就是想看看自己在不走火的情況下到底能靠死亡有多近。終于最后一天晚上他玩過火了。(梅勒, 2017:317)

從以上評論可以看出，梅勒把海明威的自殺理解成一種勇士行為，而不是很多評論者所認為的因內心敏感與脆弱導致的懦夫行為。

2 文體風格

在文體風格上，梅勒繼承了海明威新新聞主義的寫作方式，并嘗試著模仿海明威的簡潔語言。海明威一生致力于寫作藝術，“他自認是在摸索一種新的表達方式，甚至是一種新的語言，是在與其他的現代主義先驅——如詹姆斯·喬伊斯、埃茲拉·龐德、格特魯德·斯坦因等——進行同樣性質的探索”(休梅克，2019:13)。顯然，海明威對小說藝術形式的探索是成功的，諾貝爾獎委員會于1954年因其“精湛有力、獨樹一格的現代敘事藝術”授予他文學最高獎項。

海明威成名之前，曾做過多年的報刊記者。在他漫長的記者生涯中，他突破傳統的何時何地何人的新聞報道套路，用寫小說的技巧寫新聞，開創了寫新聞的新形式，而且促進了20世紀60年代美國非虛構小說的產生和發展，影響了杜魯門·卡波特(Truman Capote)、諾曼·梅勒、湯姆·沃爾夫(Tom Wolfe)和鄒恩·狄迪恩等一批作家。60年代的美國社會混亂、文化變革、道德倫理觀錯位，各種社會矛盾層出不窮。然而，傳統的新聞報道依然以“客觀事實”為衡量新聞的標準，無視重大的現實變革，更有記者憑著對客觀事實的過分信任，充當政客和社會顯要們的利益傳聲筒。面對當時復雜的社會環境，美國文壇掀起反傳統、反權威的熱潮，竭力尋求一種新的文學創作形式來記錄當下的社會事件。

海明威早已開了新新聞寫作的先河，之后又因社會形勢所迫，新新聞寫作便順應時代而生，并逐漸成為當時的一種主流創作模式。該寫作一反傳統模式化的新聞報道形式，以積極主觀的姿態介入到新聞報道中，并注入更多作者的主觀情感和思想，以期以一種獨特的視角讓讀者更真實、更深刻地了解社會現實。作為海明威最忠實的粉絲，諾曼·梅勒就扮演了急先鋒的角色，在他最具代表性的新新聞主義作品《夜幕下的大軍》(TheArmiesoftheNight, 1968)中，他作為故事的中心人物出現在反越戰爭的示威游行中，并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進行報道，這部作品在風格上采用敘述性而非報道性的手法，具有強烈的紀實文學特征。正如記者出身的海明威不允許把他的新聞作品歸入他的小說和非小說一樣，小說家出身的梅勒也拒絕新聞界授予他的“美國最佳記者”的稱號。在《夜幕下的大軍》中，他把文本分為兩部分，分別稱之為“作為小說的歷史”和“作為歷史的小說”，并將這種新新聞寫作稱之為“非虛構小說”。其實，兩者并無太多不同之處，唯一不同在于前者是新聞記者執筆，后者是作家執筆。梅勒此后延續這種文風，創作了為他贏得第二次普利策獎的《劊子手之歌》(TheExecutioner’sSong, 1979)，作品講述了美國猶他州殺人犯加里·吉爾摩的故事?；蛟S梅勒特別在意自己作家的身份，在這部作品出版時，他拒絕稱之為“非虛構小說”，而是稱作小說。盡管出版商都竭力反對，不過最終都選擇妥協，認為應該禮讓作者三分。在梅勒看來，小說與非小說之間沒有絕對的界限。對此，他專門作過解釋：

每個事件其實都是小說，因為，當人們試圖再現發生的事情時，它已經杳無蹤影了。這正是作家竭盡全力接近事實的原因。從這種意義上說，報紙上的每條報道其實都是小說，盡管不很精彩。報道的實質決定了記者必須以最快的速度完成稿件，在徹底弄清真相前，就給出一個小小的結論，從而引導人們用錯位的符碼看世界。而同是錯位的符碼，我更喜歡小說。小說的宗旨是要藝術地綜合可能發生在人們身上的經歷；非小說則力圖涵蓋故事發展所必需的創作元素，在這一過程中，如果你用拍照片的方法，那你就毀了整個故事。(梅勒，2016:24)

梅勒在創作《劊子手之歌》時，力圖重現事實原貌，但他寫完后，仔細校對文本中的人物，還是覺得有一兩個人物與現實中的人物有差別。所以，最終他得出的結論是：“即便你小心翼翼地去寫非小說類作品，你寫出的仍是小說?！?梅勒，2016：24)其實，無論是非虛構小說還是小說，梅勒在融合兩者時的成熟表現受到海明威的啟蒙，這是無法否定的。就如梅勒自己所說，海明威“改變了我們看事物的方式，改變了我們寫作的方式。那是兩項非常有影響力的工作。任何一項都足以讓你成為一個偉大的作家”(Lenon, 2013:716)。從梅勒兩部獲普利策獎的新新聞作品來看，他確實從海明威那里獲益匪淺。

海明威的記者生涯，不僅創造了獨一無二的寫新聞的方式，而且還錘煉了他的文字功夫，形成了一種“電報體風格”的簡潔語言，在這一方面梅勒也盡力模仿。海明威簡約的藝術在語言上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極少用修飾詞，他“以誰也不曾有過的勇氣把英語中附著于文學的亂毛剪了個干凈”(貝茨，1981: 319)。在一次訪談中，當梅勒被問及海明威對他的影響在何處時，他這樣回答：“從海明威身上我學會了克制，同時，也領略了簡潔英語的魅力。他向我們展示了把英語簡約化，而不是盡可能多地使用拉丁詞的時候，英語是多么攝人心魄?！?梅勒，2006：22)盡管他公開宣稱崇拜海明威，但早期作品在語言上其實不怎么像海明威，而是一種“巴洛克風格”的文字，這源于他所稱的“三角”影響，即海明威、?？思{、法奈爾的綜合體。在他看來，“海明威力求中庸，慣用詩一樣強烈的意象；?？思{富于超常規的狂熱，整個人淹沒在文字的海洋里；法奈爾帶給你的真實使你除了尊重事實別無選擇”(梅勒，2006：22)?；诖?，梅勒最終認為自己的風格“既得益于超常規，又獲益于最簡約”(梅勒，2006：22)，同時又尊重事實。在談到小說的風格時，梅勒認為風格好，素材就會受限；素材好，風格或許就不那么好。他自認為在《一場美國夢》中他的“巴洛克風格”已經發揮到極限，所以在寫《劊子手之歌》時，早期的“三角”影響不復存在，而是承襲了海明威的簡約文風。在該作品獲普利策文學獎時，評論家們提起最多的便是其樸素的文風。在此之前，梅勒的“巴洛克”風格備受批評家詬病。對此，梅勒自己也甚是苦惱，因為他覺得“巴洛克”風格并不好寫，需要“得好多年的努力”(梅勒,2017:316)才能練就。最后，他還是決定找到最好的素材來證明自己可以寫得很簡潔。在《劊子手之歌》中，他便使用了最好的素材，形成了簡練的風格。這部作品曾一度讓他以為自己可以打敗海明威，然而，要論簡潔的話，他承認自己依然不是海明威的對手。在他看來，海明威“最為全面地展示了英語句子的潛力，這是別人做不到的”(梅勒，2017：316)。盡管梅勒沒有學到師父的精髓，但對于自己的弱項，一向狂妄的梅勒表現出難得的謙遜，這是比較罕見的。

3 女性觀

在對待女性的矛盾態度上，梅勒與海明威也有著驚人的相似。關于海明威的女性觀，評論界一直眾說紛紜，各執一詞。相當一部分評論者認為海明威作品中著重凸顯“硬漢”形象，且海明威一生對強勢的母親都持敵視態度，所以認為他是一個大男子主義者。更有一些激進女權主義者根據海明威部分作品中所謂的“妖婦”形象，如《太陽照常升起》中的布萊特·安什利、中篇小說《弗朗西斯·麥康伯短暫的幸福生活》(TheShortHappyLifeofFrancisMacomber，1936)中的瑪格麗特、《乞力馬扎羅的雪》(TheSnowsofKilimanjaro，1936)中的海倫等，故而定論海明威是一位有“厭女情結”的“男性沙文主義者”。然而，也有學者表示海明威并非徹頭徹尾的大男子主義者，認為他是位女性主義作家，挑戰男女的性別角色，塑造了強大的女性形象，她們有些僅憑自身便是女性版的“準則英雄”(休梅克,2019:14-15)，例如《喪鐘為誰而鳴》中的比拉爾就是這一類的“準則英雄”。她潑辣豪爽，堅強果敢，與膽小懦弱、瞻前顧后、只從個人利益出發的丈夫巴勃羅形成鮮明的對比。比拉爾顧全大局，贊成炸掉決定戰爭成敗的鐵橋，而巴勃羅沉溺物欲，自私自利，阻止炸橋。他后來出爾反爾，在關鍵時刻私自出逃，而比拉爾則挺身而出，主動承擔原本屬于巴勃羅的任務。在比拉爾身上，海明威賦予她原本屬于男人的傳統品德：勇敢、堅強和責任心。所以，從這一點看，評價海明威打破傳統性別角色的界定，并不為過。海明威渴望塑造新女性，但這一類形象對他來說還只是一個模糊的輪廓?？v觀當時主流社會對女性的評判標準，并結合海明威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析，不難看出，海明威的女性觀反映了新舊思想交替時期的矛盾。

綜上所述，梅勒呈現出與海明威相似的痕跡。但與海明威不同的是，梅勒與母親關系一直很好，母親對他的寵溺成就了他自負狂妄的性格。這樣的性格，加上梅勒本身對海明威大男子氣概的崇拜，導致外界一直對他有所誤解，使他備受女權主義者的詬病。在女權主義者看來，梅勒有一種極度的厭女情結。如果單看他某些作品中的文字及其在公眾場合的個別言論，似乎能得出這樣的片面結論。他在《總統文件》(ThePresidentialPapers,1963)中公開表示“大多數徹底了解女人的男人都會對女性表示敵意……女人就是下垂的、松松垮垮的畜生”(Mailer, 1963:114)。在一次電視訪談中，他表示并不討厭女人，只是認為“她們應該關在籠子里”(Dearborn, 1999: 286)。梅勒對兩性的態度也趨于保守，他認為“女人首要的職責是在這個星球上存活足夠多的年頭并找到合適的最佳伴侶，生育出不斷改良的孩子”(Mailer, 1971: 130)。如此過激的言論，連同他在生日宴會上刺傷妻子的事件，就不難理解他為什么會成為20世紀70年代轟轟烈烈的女權運動的靶子。女權主義者凱特·米利特(Kate Millet，1934-2017)在其專著《性的政治》(SexualPolitics，1969)中就專辟一章對梅勒的大男子主義進行抨擊，稱梅勒為“對男性氣概頂禮膜拜的囚徒”(1999: 314)，認為他在性別上的保守態度“連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們和教會都望塵莫及”(323)。米利特的批評看似不無道理。梅勒作出回擊，認為米利特在所選材料上缺乏忠實，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海明威一樣，梅勒在他的一些作品中也表現出對女性的欣賞與欽佩，在他看來此類女性是上帝派來的使者，目的是拯救男人，如《鹿苑》中的埃琳娜、《一場美國夢》中的徹莉等。所以，梅勒也絕非那些評論者所認為的十足的大男子主義者，他甚至在一些作品中同情很多身處困境的女性個體，如《鹿苑》中的露露和埃琳娜，《巴巴里海岸》中的古艾維爾夫人等。面對女權主義者的指責，梅勒曾公開進行辯護，表達自己的態度。對于女權主義運動所追求的權利，梅勒認同其中兩點：一是女性在工作和生活中遭受經濟上的不平等待遇；二是只有革命才能消除女性遭受的不平等待遇。但是，他認為男女本質上是不同的。對女權主義者在墮胎、避孕和生育節制上激進的做法和非自然的觀點，他表示堅決反對。

從梅勒對待女性的態度可以看出，他與海明威一樣，呈現出一種模棱兩可的態度。他們都渴望塑造新女性，但又都秉持傳統的性別標準。正如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女性的秘密》所言：“當今的男人采取一種兩面派態度。這很傷女人；他們從整體上接受女人是平等的人，但他仍舊要求她保持次要地位?！?1988:221)或許對海明威和梅勒來說，最能代表他們心目中理想女性形象的應該屬瑪麗蓮·夢露無疑了。海明威曾撰寫過《我心中的瑪麗蓮·夢露》一文，在文章中以慣常的簡潔文風贊美了她的容貌，并高度評價了她的諸多品質和才華。在海明威的筆下，夢露絕不是一個單一的“性感寶貝”，而是擁有鮮活飽滿的多副面孔。梅勒也是如此，不僅在小說《鹿苑》中的女演員露露身上投射了夢露的影子，還在夢露死后，寫了兩部關于她的作品，分別為《瑪麗蓮的傳記》(Marilyn:ABiography,1973)、《關于女人和她們的優雅》(OfWomenandTheirElegance, 1980)。和海明威一樣，梅勒在書中對夢露的描繪和評價注入了一些理想化的成分。但與此同時，他們都對身處現代社會規約下的夢露寄予深切的同情。事實上，夢露最后的香消玉殞也證實了波伏娃的話“女人自主的勝利與女人氣質相抵觸”(1988:221)，盡管不乏海明威、梅勒這樣的大作家為之著迷，但作為全世界公認的女性氣質最佳的夢露終其一生還是未能獲得女人自主的勝利。

4 海明威與梅勒的互動

綜上分析，可見海明威對梅勒產生多方面的影響，這些影響深遠而持久。梅勒一直渴望能像海明威一樣戰斗，但總覺得與海明威相比，他以及其他許多人都顯得非常渺小。的確，梅勒同時代的或者后來的作家都想成為海明威式的人物，而海明威(1986:183)卻認為，“人們模仿他的弱點，硬學他的節奏與韻律，還美其名曰海明威式風格，可是誰也不希望他好”。如果說海明威對他的同時代作家沒有一句好話，那是不屬實的。對于新晉作家，他時褒時貶。在他與梅勒之間，絕不是梅勒單方面對偶像的崇拜和癡迷，也有著海明威對他的鼓勵和批評。

海明威(1986：170)如此評價梅勒：

梅勒可能是戰后最優秀的作家，他是寫心理的?？墒撬钗说木褪切睦聿糠?。說不定他再也寫不出像《裸者與死者》這樣的作品來。如果他寫得出來，那我就得注意點了，又來了一個陀思妥耶夫斯基跟我較量，跟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干，誰也超不過三個回合。

能得到海明威的肯定，梅勒受到莫大的鼓舞。然而，在《鹿苑》的出版宣傳期間，梅勒曾給素未謀面的海明威寄去樣本，并未收到任何回復。在他送出去的樣本中，他對海明威寄予最大的希望，因為他期待海明威的只言片語能為《鹿苑》帶來好的銷量。正如他之后回憶的那樣，“我不能阻止自己去想從海明威嘴里說出來的20個詞會在事倍功半和事半功倍之間帶來差異。他會喜歡這本書，他必須喜歡這本書——他不可能看不見這本書蘊藏的巨大價值”(Mailer,1992:265-266)。在寄出樣本之前，梅勒還隨書附言，具體內容如下：

致海明威，——時隔多年，最終我還是急切地想知道你對這本書的看法?！贿^，若是你不回答，或是你以你一貫對待那些業余作家、馬屁精、諂媚者的批評方式對待我，那么不好意思，去你媽的。我也絕不會再和你有任何交流?！驗槲覒岩赡惚任腋裢?，所以不管你喜歡與否，我都要警告你，在此書的353頁，我參考了你。

諾曼·梅勒(1992:265-267)

從上述附言可以看出，梅勒渴望得到海明威的認同，不僅如此，他渴望與海明威有不同于一般作家的那種深度交流。但是，當時海明威遠在古巴，梅勒的書寄出十天后，被原封不動地退回。為此，梅勒設想了很多種可能性，自尊心受到嚴重打擊。好在四年后，在《巴黎評論》(TheParisReview)主編喬治·普林頓(George Plimpton)的鼓動下，海明威寫了一封信給梅勒，首先表達先前贈書的感謝之情，然后表示已經買了那本書，盡管惡評如潮，他依然喜歡。他鼓勵和寬慰梅勒：“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擔心那些評論。那些都是毒藥。記住只有傻瓜才會擔憂。當你寫不下去，感到焦慮時，不妨去干架。那并不意味著你沒有思想。這是我所能告訴你的可能有用的東西?！?Hemingway, 1981:912)如果海明威的信件能早四年到達梅勒手里，那真算得上是一支強心劑，因為當時的他的確處于非常焦慮的狀態。

然而，在某些場合，海明威對梅勒的批評仿佛又毫不留情。在一次訪談中，他含沙射影嘲諷梅勒的狂妄，當提及一個寫戰爭的作家時，他說到，“此人顯然自以為有托爾斯泰之才，其實他只配在伯令·莫爾曲棍球隊里當托爾斯泰”(海明威, 1986:198)。眾所周知，梅勒寫完《裸者與死者》后，曾宣稱要寫一部像《戰爭與和平》一樣偉大的巨著。顯然海明威口中的這個作家非梅勒莫屬了。另外，海明威(1986：125)在寫給他的出版商查爾斯·斯克利布納的一封信里也暗諷梅勒的狂妄：

我這人沒有任何野心，除了想當世界冠軍。我不會跟托爾斯泰博士來二十個回合，因為我知道他會把我耳朵打掉。這位博士力氣可是足得可怕，可以老打下去，接得上去……

但是布洛克林那幫愣小子無知透頂，居然一開始就跟托爾斯泰先生交手。拳擊還沒開始，他們就宣布打敗了托爾斯泰。

顯然，“布洛克林那幫愣小子”包括諾曼·梅勒。梅勒宣稱要創作一部長篇小說：“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馬爾克斯、喬伊斯和弗洛伊德、司湯達、托爾斯泰、普魯斯特和施本格勒、?？思{，甚至還有正在腐朽的老海明威或許都會讀，因為這部書承載著他們想要講述的一切，飛完路程的另一部分?！?Mailer, 1992: 477)暫且不論梅勒是否能寫出世界名作家都會讀的作品，單就他對年老的海明威不屑一顧，就足以讓同樣狂妄的海明威氣急敗壞。

由此可見，梅勒對海明威的評價，也不是一以貫之。海明威的《老人與?！穭偝霭鏁r，梅勒表示喜歡老年漁夫為了捕到一條大魚而做出的英雄般的搏斗情節，但他卻無法忍受海明威的文風過于“忸怩作態”(Lennon, 2013:150)。最令他惱火的是海明威的自負，覺得他總是在暗示如下的信息：他是一個偉人，因機緣巧合成了一名作家。所有人都執迷于他作為偉人的歷練所進行的高尚、勇猛和漂亮的嘗試(Lennon, 2013:150)。這是梅勒自大學時代模仿海明威以來第一次直接表達對這位前輩作家的感情。他認為海明威早期作品都堪稱經典，但對其后期作品持保留意見，同時對海明威的巨大公眾表現力表示厭惡。然而，了解梅勒的人都知道，海明威身上讓他討厭的東西，如自負、巨大的公眾表現力等，他都一并承襲了過來。在20世紀50年代末，梅勒又改變觀點，認為海明威努力“用他的個性使作品更豐滿”(Mailer,1992:21)，并對海明威有了比較客觀的評價。當回首他重寫《鹿苑》的日子，梅勒意識到他自己是他那一代為數不多受海明威文學影響的作家之一，但那并不意味著他對海明威的二流模仿感興趣，而是覺得他自己和“老爹”擁有了共同的思想，那就是“即便一個人才華耗盡，最終成了一個凡人，但比起成為一個好的作家，成為一個凡人更重要”(Mailer, 1992：265)。

5 結語

梅勒的寫作老師納爾遜·阿爾杰恩(Nelson Algren)曾對梅勒說：“重要的是你喜歡的作家能給你帶來積極影響，你模仿他是因為他能快速教會你如何去創作，一旦你學會，你就應該立志和你的偶像保持適當距離，去開辟自己的創作風格?！?梅勒, 2016: 22)的確，“老爹”的離去，就像其他父親的死亡那樣，解放了梅勒。盡管他悲傷、憤恨、失望，但海明威的離去可以看作梅勒接下來10年偉大成就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