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身份·共同體
——重讀索爾·貝婁的《晃來晃去的人》

簡悅

(南開大學 外國語學院，天津 300071)

0 引言

《晃來晃去的人》(DanglingMan，1944；以下簡稱《晃》)是1976年諾貝爾文學獎獲獎美國作家索爾·貝婁(Saul Bellow，1915—2005)的長篇小說處女作，它以日記體的形式記錄了二戰期間芝加哥猶太青年約瑟夫待入伍前的人生經歷和內心生活，被譽為“美國最好的戰爭小說之一”(Bradbury，2010：36)。小說中，無論是主人公約瑟夫所處的宏觀社會空間，還是他偶爾走訪的親朋好友的日常生活空間，均以前景方式活躍于文本之中，投射著以約瑟夫為代表的美國猶太移民的主體身份。學界相關研究傾向于對該小說進行存在主義式的解讀，探討其中的“選擇”“異化”“自由”等問題，對于作品的空間之維則鮮有論及。哈桑(Ihab Hassan)指出，約瑟夫雖然有許多種選擇，但他最后選擇參軍是為了逃避自由，日益加深的異化感讓他忍無可忍(1982：190-198)。在《哥倫比亞美國文學史》中，論者將約瑟夫視為傳統的反叛者，認為他最后在“存在主義與確實可以稱之為道德現實主義的力量的妥協之中加入了軍隊”(埃里奧特，1994：956)。在布利吉特·什奇爾-什納茲勒(Brigitte Scheer-Sch?zler)看來，約瑟夫是個被異化的人物，只能“被迫在非渴望的抉擇和渴望的抉擇之間做出選擇，約瑟夫為‘自由’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喬國強，2014：101)。我國學者祝平認為異化狀態并未讓約瑟夫不作為，“他參軍是他積極的‘自為’,是他對自己負責任的選擇,他選擇了群體,選擇了社會”(2009：37)。本文旨在通過分析美國二戰時期的社會空間以及猶太移民的家庭生活空間，揭示猶太移民的身份危機以及他們對共同體的強烈憧憬，深化對于該作品主題意義的理解。

1 反猶主義當道的社會空間

猶太青年約瑟夫生活在二戰全面爆發之際的芝加哥。在《晃》中，這座大都市并非一個靜止的背景、空洞的容器，而是一個由特定政治集團“加工、塑造”并被時代所鐫刻的社會空間，是“政治性的，意識形態性的”，“充斥著意識形態的表現”(列斐伏爾，2015：37)，反映了錯綜復雜的權力關系。這個社會空間生成后，便作為“一種控制、主宰和權力的手段”(Lefebvre，1991：26)，影響著主人公約瑟夫的自我身份認同。

約瑟夫在第一篇日記中(1942年12月15日)，開門見山地寫道：“這好像是一種繁文縟節，一種打盡官腔的官僚主義喜劇。起初，我把這種想法藏在心里。今年五月，我被送回家，因為我的材料還未準備就緒。剛一開始，好像是假日來臨，又像是暫緩處刑。我在這里生活了十八個年頭，但我仍然是一個加拿大人，一個不列顛臣民。雖然是個友邦的僑民，但未經調查，我還是不能入伍?！@樣，我又被打發回來?？隙?，這種倒霉事還沒完。還會再氣三四個月?！?貝婁，2002：4)在此，約瑟夫不僅以寥寥數語做了簡短的自我介紹，更以自己的“倒霉事”勾勒出以芝加哥為代表的美國社會空間內的政治圖景，展現了猶太人二戰時被美國官方敵視、排斥的遭際。盡管猶太人在美國享受了現代猶太歷史上相對來說最為安定、繁榮的一段時光，“至少在以色列建國前，最幸運的猶太人是美國猶太人”(Raphael，2008：436)，但反猶主義在美國并未銷聲匿跡，而總在經濟危機、種族主義、仇外主義、甚至仇富心理等壓力下，周期性回潮。二戰時期，反猶主義愈演愈烈，在整個美國社會掀起了新一波反猶浪潮。反猶主義者極力左右羅斯福政府與猶太人相關的戰時決策，觸發了一系列政治上的連鎖反應。一方面，猶太人合法的移民通道嚴重受阻。據美國戰爭難民委員會統計，“1943年時，只有11 737名猶太移民被獲準入境，尚有142 142個移民配額虛位以待，這是自1862年以來，移民率最低的一年”(Bendersky，2000：332)。另一方面，美國軍方對于吸納猶太人入伍作戰異常審慎，調查和審查機制極為繁復。因為，他們擔心“蘇聯、納粹、維希政權趁美國接收難民之機，向其安插情報人員。猶太移民或猶太難民在威逼利誘下，很有可能倒戈，成為間諜?！?Bendersky，2000：328)。美國海軍情報局甚至認為“只要開價合理，猶太人以及猶太人團體一定會出賣美國，他們是存心與納粹勾結，迫害自己同胞的”(Bendersky，2000：331)。

在被反猶主義所操控的社會空間中，約瑟夫“被別人當一個可疑人物對待”，被“人用屈尊俯就的態度對待”(貝婁，2002：143)。盡管已經在芝加哥生活了十八年，但是他仍舊遲遲不能歸化入籍(naturalization)、參軍入伍，就連在兌換支票這樣的日常小事上，他也因無法有效證明自己的身份而接連碰壁。在偌大的芝加哥，反猶主義的膨脹嚴重擠壓了他的生存空間。在一個“六面體的盒子”(貝婁，2002：71)似的租屋(rooming house)中，“自我在時間、歷史的世界中不再是一個活躍的個體”(Frank，1978：278)。他的歸屬感、存在感、身份感被撼動，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身份危機。

對于在歐洲飽受宗教歧視、種族迫害的猶太人而言，大洋彼岸的美國不啻“流著奶和蜜”的新迦南、一方全新的“應許之地”，甚至就是他們的“錫安”(Zion)。從19世紀末開始，歸化的猶太移民打出了“在外是普通人”的口號(Alexander，2015：91)，將美國性(Americanism)當作“外在的防護服”(Sarna，2019：198)。在20世紀30年代左右，隨著美國猶太人口的急劇增加，“他們越來越有‘賓至如歸’的感覺。那些土生土長的猶太人，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出過力的猶太人，在內心中生發出一種美國意識和身份認同(an American consciousness and identity)”(Sarna，2019：214)。二戰全面爆發后，“猶太人更是將自己的命運與美國的命運聯系在一起”(Sarna，2019：197)，大量如約瑟夫一樣的猶太移民踴躍報名參軍，支援前線?！皩τ谠S多美國猶太人而言，他們之所以在1941年12月7日后，積極支持美國參戰，其中既有其作為猶太人的良知，也飽含了其作為美國人的愛國熱忱，他們油然而生了一種自己能夠改變歷史軌跡的感覺?！?Diner，2004：226)然而，反猶主義逆流無情地粉碎了猶太移民的“融入”之夢，吞噬了他們的愛國情懷?！吧矸菔侨藗儗κ澜绲闹黧w性經驗與構成這種主體性的文化語境之間的聯系”(Gilroy，1997：301)；是“一種被他人認同的、被解讀的存在”(S?kefeld，2001：531)；“確認個人身份的途徑之一就是把握人與空間的辯證關系”(李貴蒼 等，2015：64)。在這個極端珍視自由、聲稱“不自由，毋寧死”的國家，約瑟夫們即便心甘情愿地讓渡公民意義上的個人自由，自覺接受軍隊體制化的“精神監督”(貝婁，2002：156)，也仍不足以表明忠心，為其悅納。外部的敵意與排斥不斷提醒約瑟夫們，他們不是美國人，之于這個國家，他們仍舊是局外人。因此，約瑟夫在歷盡千辛萬苦終被軍隊收編后，諷刺說：“我知道他(阿摩斯)要把我介紹給他的朋友，說‘這是我要從軍的弟弟’。從而以一個‘局內’的人而知名?！?貝婁，2002：153)

美國猶太移民一直在追問：“猶太人在美國總是自我感覺良好，有種回家的感覺，可是美國是否也感到舒服、自在？”(Sarna，2019：215)可以說，貝婁以主人公約瑟夫的遭際對此做出了否定回答 。

2 退變的移民家庭空間

主人公約瑟夫辭職后，賦閑在家，等待入伍。他幾乎終日困守于局促的租屋中，過著千篇一律、日復一日的生活，就算是偶爾外出，也不過是走親訪友。因此，《晃》所呈現的多是芝加哥猶太移民的家庭空間?？臻g的轉換不僅緩解了約瑟夫所遭遇的時間停滯的危機，也豐富了小說的敘事，“生產”出一層深意。對于這些約瑟夫細致描摹的家庭空間具象，我們不妨通過對文本外的“空間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與文本內的“表征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的“對位閱讀”(contrapuntal reading)來理解。

在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的“空間生產”理論中，“空間表征”屬于強勢集團的“構想空間”；“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包括“每一社會構成特有的生產、再生產的具體場所和空間體系”(1991：33)，“具有很強的包容性，幾乎囊括所有社會實踐……常常體現為規約的空間行為，但不排除對規約的逾越”(趙莉華，2011：17)；“表征空間”為居住者和使用者的空間，也是作家、藝術家們試圖描繪的空間。在猶太教中，家庭被稱作“小型圣殿”(little sanctuary)(Diamant et al.，2007：15)，具有極為神圣的品格，起著承載猶太人民族身份的“空間表征”的作用，并進而規范著猶太人的“空間實踐”，使其日常的居家生活統攝于這種特定的集體秩序之中，“從進入圣殿的一刻起，你便意識到這是一個與眾不同的空間”(Diamant et al.，2007：14)。在“小型圣殿”中，潔凈是第一要務，“每樣東西都放在精心計劃的地方……全都適得其所——整齊得如同女修道院的會客室”(貝婁，《奧吉·馬奇歷險記》：40)，以表達對上帝的虔敬；家居擺設要體現猶太身份；能夠“為家人及客人帶來寧靜、熱情和美的幸福感受”(Diamant et al.，2007：15)；“不以世俗成敗論英雄，你從事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為人”(Diamant et al.，2007：14)。然而，《晃》所表征出的猶太移民家庭則顯示出對猶太教“空間表征”的背叛。在約瑟夫的岳父阿姆斯塔先生家，廚房一片狼藉，雞血濺得到處都是，橘子汁里還漂著幾根雞毛。約瑟夫的朋友敏娜家充滿異國情調：“時興的瑞典式淺色家具，褐色的地毯，印制的夏加爾和格里斯的繪畫，從壁爐上拖曳下來的蔓草，克哈塞水果雞尾酒杯”(貝婁，2002：33)，絲毫沒有猶太印記。小說中，猶太移民在“空間實踐”上也有違規范。比如，在約瑟夫哥哥阿摩斯家，金錢萬能，出人頭地高于一切，“貧窮與其說是丑惡，不如說是低賤”(貝婁，2002：45)；就連約瑟夫尚未成年的侄女艾塔都嫌貧愛富，不把寒酸的叔叔放在眼里，甚至還敢對他出言不遜：“要飯的還想挑肥揀瘦！”(貝婁，2002：53)

那么，《晃》中的極為世俗化的、反猶太秩序的“挑戰性‘表征空間’”(趙莉華，2011：17)和“空間實踐”意味著什么呢？家是“人通過高超的手段創造出的東西，是人生的模擬”(貝婁，2002：15)。小說中“小型圣殿”的蛻變實際上再現、呼應了這樣的現實：生存在異質文化空間中的美國猶太移民與其猶太性漸行漸遠，逐步迷失了民族文化身份。那個“曾經塑造了其父輩(早期猶太移民)生活的共同體漸成追憶”(Raphael，2008：163)。

公元135年，由巴爾·科赫巴領導的猶太起義失敗后，猶太人無法作為地緣共同體而存續，他們流離失所，進入了“大流散”時期，淪為典型的邊際性客民?！皩餐貞浀膶嵺`是集體歸屬感的基礎，也是形成集體身份認同的出發點?！?Assmann，2006：50)在長期的散居生活中，猶太人流而不散，原因之一在于其對于猶太教的認同與持守，猶太教將其團結為極具辨識度的精神共同體。作為“猶太教的新中樞”(Diamant et al.，2007：15)，家庭不只是一個普通的日常生活空間，還與猶太人的宗教和禮儀生活密不可分，是猶太教“宏大敘事”的一環。從某種意義上說，家庭就是猶太人的根系、精神家園?！蔼q太教之所以在風雨之中綿延千載，部分歸功于其對于家庭重要性與價值的強調?！?Kelley et al.，2018：707)在移居美國的初期，“家也是猶太移民身份的象征，要引導猶太兒童理解猶太性的內涵，無論這種猶太性所指的是一種正式的宗教信仰，抑或是無形卻強烈的做猶太人很重要的感覺”(Diner，2004：306)。然而，隨著猶太移民越來越卷入現代生活，他們出于生存與發展的需要，漸漸偏離了傳統軌道，猶太文化身份對其日漸失去黏性，并成了他們極力想甩掉的負擔?！艾F代性是猶太人和猶太教的危機?，F代國家、社會和經濟不允許傳統猶太生活繼續下去。尤其在美國……”(Kaplan，2001：xii-xiii)。此外，美國周期性出現的反猶浪潮也迫使猶太移民不得不為求得自保而同化做美國人。在外部的政治高壓下，“曾經恪守猶太教的移民，開始與其決裂、劃清界限”(Sarna，2019：215)?！痘巍方柚魅斯s瑟夫之眼，展示了二戰期間，美國猶太移民的日常家庭生活畫面，以此揭示出猶太移民傳統文化身份逐步被弱化的現實?！霸诩沂仟q太人”(Alexander，2015：91)的準則業已失效，“小型圣殿”成了其難以回還的一抹鄉愁。

3 “晃來晃去的人”的共同體憧憬

孤獨是主人公約瑟夫生活的底色：“我開始注意到外界越活躍，我的行動便越遲鈍。外界的喧囂與狂亂和我的孤獨以正比例增長?！?貝婁，2002：6)約瑟夫的孤獨歸根結底是主體身份迷失的“癥候”。在美國國內反猶主義的打壓下，他被排斥在國家這個龐大的政治共同體之外，遲遲無法獲得合法的美國公民身份。隨著猶太傳統文化的日漸疲軟，它作為“一整套社會性的制度、習慣，失去了原有的對猶太族裔的影響力”(Sarna，2019：225)，客觀上難以為約瑟夫的身份建構提供強有力的支點。于是，約瑟夫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在身份上沒有著落的“晃來晃去的人”。在如此窘境中，無根的他萌生出一種共同體想象，強烈憧憬著歸屬于某個“精神群體”(貝婁，2002：27)。

約瑟夫從畫家朋友約翰·珀爾身上看到了藝術共同體的力量，因此，在他的共同體想象中，藝術共同體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氨M管有災難，有謊言，有道德敗壞，還有憎恨和灑落到每顆心靈的謬誤及悲哀的屑粒，但他(約翰·珀爾)仍能潔身自好，我行我素。況且，這些運用想象力的工作從最嚴格的意義上講，不單純是個人的。通過這些行為，他跟人類最好的部分聯系起來了。感覺到了這一點，他就永遠不會煢煢孑立，被棄置一旁。他擁有一個團體，而我只有這個六面體的盒子。善不是來自真空，而是從跟人交往中得來的，由愛伴隨著的?！?貝婁，2002：71)所謂共同體，“并非指地理意義上的界限或疆域，而是一種烏托邦形式，是人們所尋求的以價值趨同為基礎的共享家園和精神歸屬”(Rink，2008：207)；共同體成員由此產生出“一種集體歸屬感、一種內在的凝聚力或向心力。盡管這些成員或許未曾謀面，但他們懷有對共同體的共同想象，能夠感覺到自己是共同體的一員”(Anderson，2004：6-7)。無根的約瑟夫真切地希望自己能夠像珀爾一樣，心有所寄，在共同體中，與他人在精神上進行共振，并借助藝術想象力去挖掘生活中的善與愛，以此抵抗世間的丑惡墮落、孤獨無助。貝婁曾說《晃》是“一部半自傳體小說”(Leader，2015：144)。小說中約瑟夫的這段內心獨白又何嘗不是猶太裔美國人貝婁踏上作家之路的“入職宣言”！ 貝婁以此向那些認為他“不適合用英語寫作”(羅斯，2001：132)的哈佛白人精英們宣示著自己從事藝術創作的真正意圖。

除了藝術共同體外，約瑟夫還借另一個自我——“替身精靈”之口，表達了一種“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火花：“他所向往的是一種‘精神群體’，或者是一群協同一致來制止怨恨、血流和殘酷行為的人。殺人、破壞是信仰人生長久的人們所需求的。世界是殘酷無情、危機四伏的。如果不采取措施，生活的確會變得像霍布斯所描寫的那樣‘齷齪、野蠻、短暫’?！绻硗庖恍┤寺摵掀饋?，保衛自己，和惡勢力做斗爭，生活并不一定會那樣糟糕?！?貝婁，2002：27)當時，二戰狼煙四起，包括猶太人在內的全世界人民均處于水深火熱之中。因此，即便“替身精靈”語焉不詳，鑒于小說的日記體屬性，上述引文中的“惡勢力”在二戰的語境下，自然可以被理解為法西斯主義、納粹大屠殺。不難看出，“替身精靈”所構想的這個“精神群體”是超越種族、民族、國家界限的，它號召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下一步的行動是世界的行動”(貝婁，2002：155)，共克關乎人類命運的全球性災難。貝婁以此含蓄地駁斥了美國國內出現的將二戰歸結為猶太人自身問題的偏狹立場。貝婁的言外之意是，在這場戰爭中，任何國家都無法獨善其身，“人人都是猶太人”，世界人民命運與共，必須同仇敵愾。同時，貝婁也間接印證了自己參軍的“更為‘嚴肅’的理由”：“我發現享受和平的紅利而不為此做些什么，極為不妥。我意識到，作為藝術家，我完全有權要求免服兵役。這無可厚非。但是從良心上說，我不能這么做。而且你不認為這樣很愚蠢嗎？就像以必須有人活下來記錄疫情為借口，申請免受其苦一樣。不?！?Leader，2015：250-251)

身份是“一個建構、一個永遠也沒有完成的過程”(Hall, 1996：2)，它“受到極端歷史化的影響，總是處于變動和轉化的過程中”(Hall, 1996：4)。處于身份危機中的約瑟夫通過對于共同體的憧憬，想象性地恢復了“關于他這種人是其所是的意識”(Gilroy，1997：301)。

4 結語

“貝婁認為作家的優勢在于：忠于細節，用細節說話；透過細節看出真相，不論細節多么錯綜復雜?！?Leader，2015：172) 在小說《晃》中，貝婁通過對芝加哥社會空間以及猶太移民家庭空間的書寫，再現了他們在反猶主義浪潮以及猶太教日漸式微現實的雙重作用下所遭受的身份危機，表達出“晃來晃去”的約瑟夫們對于共同體的強烈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