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學典籍譯介研究：回顧、問題與展望

孔令翠 陳洋帆

(1. 成都大學 外國語學院，四川 成都 611844； 2. 四川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四川 成都 610106)

0 引言

中國古代社會是農業社會，即使在今天，農業依然在國民經濟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肩負著養活14億中國人的重任。中華文明根植于中國傳統農業，其實質就是農業文明。中國農業文明對世界農業文明的貢獻有目共睹：最早發明了植桑養蠶，并將養蠶繅絲技術傳遍世界；最早利用茶葉，把它傳到世界后深刻影響了東西方飲食習慣；很早就發現了用生物法防治農林牧副漁等方面的病蟲害；中國農民使用鐵犁的時間比西方早數百年(王思明，2010)。作為記載先進發達的中國傳統農業文明成果的農學典籍(本文還包含有農學內容的科技典籍)，中國農學典籍跨越時間之長、數量之大、涉及農業門類之多、在世界農業科技史上地位之高，可謂舉世無雙。正因為如此，中國農學典籍在過去兩三百年間吸引了世界的高度關注，多國通過主動譯介多部中國農學典籍，有力地提高了本國的農業生產力，進而推動了本國的工業化。

然而，與曾經創造的輝煌相比，當今的農學典籍譯介并不十分樂觀。以農學典籍翻譯最多的語言英語為例，公認的“四大農書”，即《氾勝之書》《齊民要術》《王禎農書》和《農政全書》的全譯、節譯本加在一起也就10個左右，其中《茶經》就占了四個，不到科技典籍總共多達130個譯本的十分之一(許明武 等，2017c)。迄今為止，《王禎農書》還沒有英譯本，《農政全書》也沒有全譯本，翻譯成其他語言的農學典籍就更少了。

受當前農學典籍譯介數量和語種的制約，其譯介研究成果也遠稱不上豐碩。與農學典籍曾經以及未來可能在國際上發揮的作用相比，其譯介研究的成果可謂十分單薄，因而有必要對其譯介研究情況作出比較系統的梳理，及時發現存在的突出問題，有針對性地提出對未來譯介與譯介研究的展望，以期更好地推動中國農業文化走出去，服務于新時代人類農業命運共同體的建設。

1 中國農學典籍譯介研究動態

雖然國際上對我國農學典籍較大規模和較有影響的譯介從18世紀開始到現在已經200多年了，但對譯介的研究長期處于較為“冷門”的狀態。這一狀況直到20世紀中葉才被我國最早翻譯《氾勝之書今釋》與《齊民要術》的譯者石聲漢打破。石聲漢在其譯本On“FANSHENG-CHINSHU”(《氾勝之書今釋》)的前言中簡述了將我國古代寶貴的農學文化傳播到全世界的翻譯意圖?？梢哉f，他是最早提出通過翻譯將中國農業文化傳播出去的學者，至少是其中之一。遺憾的是，距《氾勝之書今釋》英譯本的出版已經快60周年了，除筆者發表過兩篇論文外(孔令翠，2019/2020)，目前還沒有其他研究文章發表。

較早比較系統研究中國農學典籍譯介的當數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科學技術史專家潘吉星先生。他從20世紀80年代起先后撰寫并發表了多篇討論農學典籍在海外的翻譯與傳播問題，主要研究成果有《徐光啟著〈農政全書〉在國外的傳播》(1984)、《達爾文與〈齊民要術〉——兼論達爾文某些論述的翻譯問題》(1990)、《18世紀譯成西文的七部中國科學著作》(1992)、《〈天工開物〉在國外的傳播和影響》(2013)等多篇論文，還有《宋應星評傳》等學術著作，對多部農業典籍的譯介做了較為宏觀的梳理和考證。

進入21世紀，農學典籍譯介研究迎來新時代，研究者不斷增加，研究領域不斷擴大，研究成果也不斷涌現。

姜欣、姜怡在英譯陸廷燦的《續茶經》(2009)和陸羽的《茶經》(2014)前就開始了茶文化翻譯研究。她們結合自己的翻譯實踐對茶典籍的翻譯策略、翻譯方法和茶文化的對外傳播開展了較為系統全面的研究，主要代表性成果有《從〈茶經〉章節的翻譯談典籍英譯中的意形整合》(姜怡 等，2006)、《民族特有“絲”語英譯中語境信息的多維補償》(姜欣 等，2008)、《高低語境文化錯層在典籍英譯中的顯現及對策》(姜欣 等，2009)、《基于多級錨點詞的典籍英漢雙語對齊研究——以〈茶經〉及其譯文為例》(姜怡 等，2010)、《異質文體互文交叉與茶典籍譯文風格調整》(姜怡 等，2012)、《跨語際翻譯與民族文化模因的有效復制——以〈圖說中國傳統手工藝〉的翻譯為例》(姜欣 等，2015)、《傳統茶文化翻譯中的漢藏同源模因探究》(姜欣 等，2015)?！恫杞洝返挠⒆g還引起諸多學者從語篇翻譯、文化翻譯、超文本翻譯、翻譯策略等視角開展研究。劉性峰、王宏(2017)認為，姜欣、姜怡以異化為主、歸化為輔的翻譯策略對研究中國文化如何更好地走出去大有裨益。

由于我國古代蠶桑養殖與繅絲業極為發達，因而相關的農學典籍多次被翻譯，從而為翻譯研究創造了條件。李海軍從譯介史角度對18世紀以來《農政全書》在英語世界的譯介與傳播情況開展了研究。根據他的梳理，我們可以較為系統地了解其英語譯介情況：1738年杜赫德的《中華帝國全志》英譯版在倫敦出版，英譯本中包括了《農政全書》中的《蠶?！?；1849年肖氏將《農政全書》中的《木棉》翻譯后發表在《中國叢報》上，其主要特點是較為忠實地再現了原文內容，誤譯之處甚少(李海軍，2017)。

劉迎春、王海燕既是中國大陸《天工開物》的翻譯者又是研究者，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外傳播方面。他們提出，中國古代科技文明走出去不是簡單的翻譯行為，而是一個譯介過程，因而需要借鑒傳播學提出的傳播模式與多模態話語分析理論進行譯介研究(馬雪碩 等，2018)才能取得滿意的譯介效果。他們認為，視覺模態與聽覺模態的非語言翻譯策略與言語翻譯策略應協同進行，才能更加有效地推動國際傳播(王海燕 等，2019)。為了更好地走出去，他們特別強調要“借船出?！?，加強成果出版和國際傳播的國際合作(許明武 等，2017a)。許明武和王煙朦(2017b)聚焦《天工開物》深度翻譯和重譯現象研究，運用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的“資本”概念研究了孫守全、任以都夫婦譯本的深度翻譯策略，認為該譯本是特定社會歷史背景下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象征資本和經濟資本相互作用的產物。他們發現與研究了該譯本以譯者序、譯者注、插圖、術語表、附錄和索引等大量以副文本元素形式呈現出的深度翻譯現象，并進行了解讀和分析(許明武 等，2017b)。他們還分析比較《天工開物》中以傳遞科學信息為主的術語英譯策略，發現李喬蘋譯本偏好準確傳達術語意思的異化策略，王義靜、王海燕和劉迎春譯本則傾向于譯文流暢、更適合讀者閱讀的歸化策略，而任以都、孫守全譯本的翻譯策略則介于兩個譯本之間(王煙朦 等，2020)。

王銀泉(2010)研究了農學典籍外譯在世界各地的影響，認為《齊民要術》《茶經》等農業典籍經譯介對亞歐國家產生了深遠影響，特別是明清之際來華的法國耶穌會士把中國農耕文明介紹到歐洲后加深了西方世界對中國的了解，既對18世紀歐洲的啟蒙運動思想產生了影響，也促成了法國重農思想的興起。

此外，還有學者分別從史學視閾研究了農學典籍譯介的海外影響以及跨學科視閾下的文化與經濟互動關系。就前者而言，學者們主要討論了中國農業典籍的世界性影響、中國古代農業對西方的貢獻、西方農業文明的中國起源及其對法國重農學派思想的興起與重農政策的制定、日本崇尚實學的經世致用思想的形成與發展、茶文化傳統等的重大影響與貢獻。對后者來說，學者提出農業典籍譯介研究是中外農業科技、經濟與文化互動關系研究必不可少的環節。

為了進一步了解和掌握過去20年左右的研究概況，多位學者從不同視角對中國農學典籍外譯研究成果進行了統計。

根據閆暢、 季夢云、 王冉(2017)的檢索和統計，從1990年至2015年這26年間發表的中國農業典籍英譯研究的學術論文有42篇，涉及農業典籍英譯中出現的問題與難點、農業典籍英譯的策略、中國文化因素對農業典籍英譯的影響和中國農業典籍英譯工作的開展及人才培養四大方向。劉迎春、王海燕(2017)則從譯介主體、譯介內容、譯介受眾、譯介途徑、譯介效果五個視角檢索和統計從1997年到2016年這20年的成果，發現已有98篇論文發表。許明武、王煙朦(2017b)也對1997—2016年間的研究成果做了檢索和統計，發現在總共62篇論文中，研究《茶經》英譯的占了32篇，《續茶經》29篇，《蠶書》1篇。最新的檢索和統計是閆暢和王銀泉(2019)做出的，他們以“農業典籍英譯”“科技典籍英譯”“農業術語翻譯”“茶經英譯”等相近主題為關鍵詞對2009年至2018年這十年間發表的相關學術論文進行檢索，發現截至2018年9月，共發表了67篇論文。

由于統計的起止時間和選擇的主題不同，結果當然不一樣，但從中可以得出中國科技典籍的翻譯與傳播越來越得到學界重視，包括《中國翻譯》《上海翻譯》等翻譯類CSSCI來源期刊也發表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最新的研究成果是從中國學術走出去的視角對石聲漢農學典籍自譯著作的研究(周鶴 等，2021)。

2 存在的主要問題

早在1994年，李存貴(1994)就痛陳了農史研究雖然躋身學科之林多年，但由于社會經濟轉軌變型的影響，急功近利和實用主義導致固有的重農價值觀念急劇分崩離析，農史研究格外艱難，很難取得驕人業績。農業典籍的翻譯研究更為艱難，如果將檢索關鍵詞限定為“農業典籍英譯”，則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

(1)從發表刊物級別看，“農業典籍英譯”研究成果在翻譯類CSSCI來源期刊上還沒有任何成果發表。這說明研究成果的質量和學術期刊對農學典籍譯介研究的重視都需要進一步提高。

(2)從研究發展趨勢看，學界對農業典籍英譯的研究整體呈現增多趨勢，但各年度之間并不平衡，存在時多時少現象，但中國農業典籍英譯研究成果總量偏少卻是不爭的事實。

(3)從博士論文選題看，目前只檢索到三篇博士論文與農學典籍翻譯與傳播相關，分別是姜怡的《基于文本互文性分析計算的典籍翻譯研究》(2010)、姜欣的《古茶詩的跨語際符號轉換與機輔翻譯研究》(2010)和陸朝霞的《中國古代農業術語漢英翻譯研究———以任譯本〈天工開物〉為例》(2012)。

(4)從高級別科研課題立項看，據初步統計，從2011年到現在，有關科技典籍翻譯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立項有“茶典籍系列的互文模因追溯及其英譯的多維視域融合”(13BYY032)、“中國古代自然科學類典籍翻譯研究”(14BYY030)、“基于《天工開物》英譯本的科技典籍譯者風格研究”(16BYY032)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中國古代科技典籍英譯的詮釋學研究” (17YJC740059) 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后期資助項目“明清耶穌會士翻譯與中西文化科技交流”(17FZS039)。其中的“茶典籍系列的互文模因追溯及其英譯的多維視域融合”可視為純粹的農學典籍翻譯研究，而“基于《天工開物》英譯本的科技典籍譯者風格研究”可視為帶有農學典籍性質的翻譯研究?？偟膩砜?，農學典籍譯介研究方面的立項太少。

2019年，筆者提出的“中國農學典籍外譯、傳播及其新時代價值研究”列入國家社科重大項目招標選題，遺憾的是未能申請成功。

3 后疫情時代農學典籍譯介研究展望

當下，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正在改變中國，也在改變世界，農業生產也受到很大沖擊。據報道，美國物價全面上漲，尤其是食品類物價漲幅驚人。鑒于疫情可能影響全球糧食生產，有的產糧國家已經停止、暫?；蛘呦拗萍Z食出口。在后疫情時代，加強中國農學典籍譯介及其研究更具有緊迫性和現實性。

未來的農學典籍譯介研究可重點圍繞以下問題展開：

(1)農學典籍相對獨立的學科地位研究?！暗浼褪菤v史上流傳下來的用文字寫成的重要的書籍和文獻?！?趙長江，2017:6)按照當今的學科分類，農學是獨立于理學和工學的學科，而農學典籍則被納入到了歷史學的二級學科農業考古。而在翻譯界，農學典籍被很多學者視為科技典籍。湯金霞與梅陽春(2015)曾指出，“《蠶書》與諸多其它科技典籍的共性之一是它們都有多個流傳版本”；李海軍(2017)稱《農政全書》與《齊民要術》是與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記》并稱的明代四大科學巨著。他們顯然都是把《蠶書》《天工開物》完全納入科技典籍的范疇了。這樣的劃分當然自有道理，但是從農業典籍的數量、農業文明為其他文明之根基的事實來看，這樣的劃分并不利于凸顯農學典籍的相對獨立地位，甚至還弱化了其歷史地位，遮蔽了農業文明的成就。因此，我們需要研究并確立農學典籍相對獨立的學科地位，提高學術界的關注和重視程度。

(2)農學典籍及其譯介的跨(多)學科研究。農學典籍雖然主要討論的是農業技術，但也包含了大量古人的哲學思想、人本思想、經濟思想甚至政治思想，因而可以視為集多個學科之大成。中國農業典籍是關于中國農業的歷史書寫，而中國農業科技與海外農業科技的交流又具有世界史的性質，因而非常有必要將農業典籍譯介與中國史和世界史研究相融合，從而進一步拓寬農業典籍譯介研究的學術領域，補充和豐富我國農業典籍海外譯介與應用情況的史料，從而使研究從封閉走向開放，從中國走向世界?？傊?，農學典籍譯介研究需要打破譯學與語言學、傳播學、農學、史學、哲學甚至海外漢學等學科間的界限，通過跨學科研究努力推動農學典籍走出去。

(3)農學典籍的語內翻譯研究。農學典籍是用古漢語撰寫的，與現代漢語區別很大。李約瑟博士在談到中國古代科學技術文獻翻譯時說，古漢語詞義復雜不易把握，譯中國古代科技名詞的最大困難是常常同一個字在不同時代里指不同的東西(合仲，1959)，理解與翻譯起來很困難。的確，中國農學典籍的言文分離、行文簡潔、古奧難懂、邏輯模糊等特點致使沒有受過良好文言文訓練的中國讀者也很難讀懂，更不要說外國人。農業典籍中的古代哲學術語，尤其是那些蘊含著文化哲學意蘊的科技術語更難翻譯和理解。農業典籍的專業性也使普通讀者望而卻步，因而需要對其進行通俗化的今釋，首先讓當今的讀者能夠讀懂，然后才有可能在翻譯后讓外國讀者讀懂。

(4)讀者、譯介策略和方法研究。中國農學典籍要走出去，需要首先解決當代外國讀者能讀懂、讀得下去和讀得進去的問題。這就需要對目標語讀者進行研究，并據此對原著進行必要的處理。王宏(2012)建議開展讀者文化心態與讀者分類研究，根據調查結果再決定采取學術性的全文翻譯與普及性翻譯的節譯、摘譯和編譯，然后再決定采用相應的翻譯策略與方法，在“信”度與“效”度之間取得平衡。應該說讀者決定譯介策略與方法，而不是相反。20世紀80年代，《紅樓夢》(精簡本)英譯者黃新渠先生曾將自己的譯文作為教材，供來華的美國留學生和自己赴美任教時的大學生使用，以檢驗譯文能否被學生讀懂和接受，然后再不斷運用譯介策略與方法修改完善譯文?，F在有大量留學生，特別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同時也是中國農學典籍大有用武之地的國家的留學生到我國學習，我們還在很多國家開設了孔子學院與孔子課堂，完全可以將不同語種的譯文用于不同母語背景學生的教材或者指定閱讀文獻，檢驗譯文的可讀性與可接受性，進而采用更具有針對性的譯介策略和方法。根據研究結果制定譯介規劃，優先選擇翻譯與傳播滿足新時代國外讀者需要、有利于構建人類農業命運共同體的典籍，并進行一本多譯。

(5)翻譯與研究隊伍培養研究。實事求是地講，農學典籍的譯介與研究者太少。當今的譯者如果沒有過硬的古漢語功夫和農學專業與農學史背景，沒有較為豐富的農村生活尤其是農業生產經驗，農學典籍翻譯與研究無疑是一座難以逾越的高山。姜欣、姜怡多年如一日堅持茶文化的先研后譯、邊研邊譯與邊譯邊研，帶來譯研成果雙豐收，頗值得關注和效法。因此，可以考慮聯合培養農學典籍的翻譯與研究隊伍，尤其是那些擁有翻譯碩士和翻譯學博士培養單位的高校，完全可以嘗試。

(6)海外圖書營銷策略研究。中國農學典籍譯介后是要拿到國際市場銷售的，因而必須研究國外的圖書市場和讀者?？梢灾饕芯繃H圖書市場的運營方式以及同行權威專家、書評家、譯著出版發布會、專家論壇、讀者見面會、讀書沙龍等可能發揮的作用以及發揮作用的具體方式。比如，當年享譽國際漢學界的哈佛大學楊聯升教授審校了任以都在美國翻譯的《天工開物》，而著名的中國近代地質學家丁文江向西方讀者推薦了這部譯著。兩位權威專家的校審與推薦無疑為譯本增加了影響力。又如，研究中國科技史的英國著名專家李約瑟將《天工開物》作者宋應星比作歐洲的狄德羅則增加了原著的權威性，從而使該譯本能獲得普遍認可(許明武 等，2017b)。

(7)食為政首的重農思想和治國理政研究。在我國歷史上，重農思想貫穿始終(齊文濤，2016)，以農為本的農業政策具有永恒價值?！豆茏印诽岢隽恕靶摒囸~，救災荒”的思想，并認為這是政府的義務和責任?！洱R民要術》更是提出了“食為政首、要在安民”的治國理念和智慧。食為政首的治國理政在今天無論對中國還是世界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尤其是對還沒有完全解決溫飽問題的發展中國家。

(8)新時代的應用價值研究。盡管記載古代農業科技的農學典籍的部分內容不可避免地不再適用，但由于中國國家大，有不同的氣候帶，有不同的地形地貌，農作物品種繁多，耕種養殖歷史悠久，經驗豐富，技術先進，因地制宜、因時(天時和農時)制宜、因物制宜的物宜原則、“天—地—人”構成的三維結構與人和自然和諧相處的農業思想貫穿始終，中國的農學典籍可以滿足不同國家的不同需要。所以即使在今天，在農業現代化程度極高的日本和美國，都在向中國傳統的生態農業與自然農法學習。對人口眾多、農業科技發展水平相對滯后、總體發展水平較低的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中國傳統農業科技在過去幾千年養活著世界上最多的人口這一事實足以供其效仿(李富佳 等，2016)。因此，今天的農學典籍譯介研究也應弘揚經世致用的治學傳統，突出研究農學典籍仍可發揮作用的應用價值，幫助解決世界各國在農業生產發展、減災防災、民生改善等方面面臨的問題和困難。

(9)文化遺產價值研究。作為文化典籍，農書具有文化遺產價值。比如，《茶經》蘊含著中國博大精深的哲學思想、價值觀念，反映古人的生活方式、審美方式、生活理念和社會變遷等，茶文化集儒、釋、道思想之大成。我們應盡可能挖掘能夠讓讀者接受的文化遺產價值并賦予其新時代內涵，讓讀者在閱讀過程中領略和品味其中休閑、健康、從容的生活方式，欣賞茶道的禮儀和美學價值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相處與交友之道。

4 結語

中國農學典籍是中國文化典籍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譯介曾經對世界農業發展做出重要貢獻。雖然現代農業與傳統農業有很大區別，但仍然可以從傳統農業中學習智慧、精神、理念和方法。因此，在今天有繼續譯介中國農業典籍的必要，因而也有繼續與加強農學典籍譯介研究的必要。特別是在今天，世界農業生產深受肆虐的疫情和蝗蟲、干旱、洪水等災情影響，世界人民的糧食安全受到嚴重威脅，研究中國農業典籍譯介有助于提高對農業的認識和解決面臨的緊迫問題的共識，促使全球在人類農業命運共同體框架下攜手奮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