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宋代哲宗朝科舉制度之演變

諸葛憶兵

內容提要 宋代哲宗朝科舉制度隨著新舊黨派的此起彼伏而震蕩改變。首先，舊黨中的主流意見是反對省試經義取士制度，要求恢復詩賦取士。不過，許多舊黨大臣仍然支持經義取士，唯獨對王安石以一家之說為準的科場錄取標準提出批評。朝廷最終采取折中立場，經義和詩賦兩存之，然偏向詩賦取士。宋哲宗親政，再廢詩賦取士，而設“宏詞科”彌補之。同時，司馬光從鄉舉里選的立場出發，新設經明行修科。此舉在專制體制下不可行，所以在元祐年間并無多大作為。部分舊黨大臣還對殿試用策、三舍取士等熙豐新法提出批評意見，要求恢復殿試詩賦論三題，廢除上舍取士。舊黨人士對這兩點依然爭論很大，最終保留殿試用策而廢三舍法。宋哲宗親政，三舍法同樣得以恢復。

宋哲宗趙煦于公元1085年4月登基，卒于公元1100年2月，在位15年。哲宗朝之科舉制度，之前經歷了太祖至真宗三朝的變革完善、仁宗朝的平穩實施和神宗朝的刻意改變，其紛爭和搖擺大都是回應神宗朝的作為。哲宗在位期間，朝政分為兩個階段：元祐年間，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舊黨得勢；元祐之后，哲宗親政，新黨當政。哲宗朝之科舉制度，也隨著新舊黨派的此起彼伏而震蕩改變。

一、經義與詩賦之爭

哲宗以八歲幼齡登基，高氏垂簾聽政，起用司馬光等舊黨，朝政逆轉，神宗朝的多數變革舉措被廢除或部分廢除，包括科舉制度的系列變革。

首先引起部分舊黨關注的是省試經義取士制度，這是哲宗朝爭論最多、分歧最大的一項制度。即使在舊黨內部，對此也是分歧巨大。舊黨中的主流意見是要求恢復詩賦取士。元祐元年（1086），重新主政的舊黨大臣立即開始對經義取士制度進行批判。尚書省執政班子進言：

伏見朝廷用經術設科，蓋欲人知禮義，學探原本。近歲以來，承學之士，聞見淺陋，辭格卑弱。其患在于治經者專守一家，而略去諸儒傳記之說；為文者惟務解釋，而不知聲律、體要之學。深慮人材不繼，而適用之文，從此遂熄。兼一經之內，凡可以為義題者，牢籠殆盡，當有司引試之際，不免重復。若不別議更張，浸久必成大弊。欲乞朝廷于取士之法，更加裁定。[1]〔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六八第15冊，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8858頁，第8858—8859頁，第8861頁。

大臣們從兩個角度批評經義取士：考生“聞見淺陋”，考題“不免重復”。以此番言論，為恢復詩賦取士張目。

尚書省進言的同時，侍御史劉摯單獨上奏疏，其核心內容是批評經義取士、主張恢復詩賦取士：

今之治經，以應科舉，則與古異矣。以陰陽性命為之說，以泛濫荒誕為之辭，專誦熙寧所頒《新經》《字說》，而佐以《莊》、《列》、佛氏之書，不可究詰之論，爭相夸尚。場屋之間，群輩百千，渾用一律。主司臨之，珉玉朱紫，困于?；?。其中雖有深知圣人本旨、該通先儒舊說，茍不合于所謂《新經》《字說》之學者，一切在所棄而已。至于蹈襲他人，剽竊舊作，主司猝然亦莫可辨。蓋其無所統紀，無所檃括，非若詩、賦之有聲律、法度，其是非工拙，一披卷而盡得知也。詩、賦命題，雜出于六經、諸子、歷代史記，故重復者寡。經義之題，出于所治一經。一經之中可為題者，舉子皆能類聚，裒括其數，豫為義說，左右逢之。才十余年，數榜之間，所在義題，往往相犯。然則文章之體，貢舉之法，于此其弊極矣。詩賦之與經義，要之，其實皆曰取人以言而已。賢之與不肖，正之與邪，終不在詩賦、經義之異。取于詩賦，不害其為賢；取于經義，不害其為邪……臣愚欲乞試法復詩賦，與經義兼用之。[2]〔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六八第15冊，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8858頁，第8858—8859頁，第8861頁。

劉摯的觀點也是兩個方面。其一，經義取士，考生專用一家觀點，甚至荒唐不經、蹈襲剽竊。而詩賦有聲律法度，便于考官取舍。其二，詩賦命題多樣，不會重復。而經義命題只出一經，必然重復。劉摯歸納云：“詩賦之與經義，要之，其實皆曰取人以言而已?！奔词钦f，經義取士，并不能使得考生品德更加純正或高尚。而以往攻擊詩賦取士、主張經義取士者，都是從考生將來的品德修養、為官素質角度立論的。劉摯是從根本上否定了經義取士的合理性。劉摯的科舉考試方案是經義、詩賦兩存，其實，偏重詩賦的立場非常明確。

朝廷很快就此頒布詔令：“禮部與兩省學士、待制、御史臺、國子司業集議聞奏。所有將來科場，且依舊法施行?！盵3]〔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六八第15冊，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8858頁，第8858—8859頁，第8861頁。雖然要求大臣們發表意見，同時明確科舉制度將“依舊法施行”，即恢復詩賦取士的舊法。蘇軾為此創作《復改科賦》，云：

新天子兮，繼體承乾；老相國兮，更張孰先？憫科場之積弊，復詩賦以求賢。探經義之淵源，是非紛若；考辭章之聲律，去取昭然。原夫詩之作也，始于虞舜之朝；賦之興也，本于兩京之世。迤邐陳齊之代，綿邈隋唐之裔。故遒人狥路，為察治之本；歷代用之，為取士之制。追古不易，高風未替。祖宗百年而用此，號曰得人；朝廷一旦而革之，不勝其弊?！峒扰d，賄賂公行于庠序；一年為限，孤寒半老于山林。[4]〔宋〕蘇軾：《蘇軾文集》卷一第1冊，孔凡禮點校，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29、30頁。

“新天子”是哲宗，“老相國”指司馬光。蘇軾對熙豐科舉新制“經義取士”“三舍法”等都有批判，并將恢復舊法的功勞歸于老相國司馬光。舊黨領袖司馬光是元祐初首相，上述尚書省集體意見本來應該體現司馬光的意志，蘇軾如此頌揚也應該沒有問題。但是，熙豐新舊兩派并不是事事對立，水火不容。在科舉制度變革方面，司馬光諸多意見與王安石一致。元祐初司馬光依然堅持原來的立場，云：

至于以賦詩、論策試進士，及其末流，專用律賦格詩取舍過落，摘其落韻，失平側，偏枯不對，蜂腰鶴膝，以進退天下士，不問其賢不肖。雖頑如跖、蹺，茍程試合格，不廢高第；行如淵、騫，程試不合格，不免黜落，老死衡茅。是致舉人專尚辭華，不根道德，涉獵鈔節，懷挾剿襲，以取科名。詰之以圣人之道，未必皆知。其中或游處放蕩，容止輕儇，言行丑惡，靡所不至者，不能無之。其為弊亦極矣！神宗皇帝深鑒其失，于是悉罷詩賦及經學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進士。此乃革歷代之積弊，復先王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也。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掩蓋先儒，令天下學官講解及科場程試，同己者取，異己者黜。[1]〔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七一第15冊，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8975—8979頁。

司馬光立場非常鮮明，明確反對“詩賦取士”，堅持“經義取士”，同時肯定殿試論策，唯獨對王安石以一家之說為準的科場錄取標準提出批評。司馬光的意見與前面敘說的尚書省班子意見明顯有分歧，這是非常奇怪的。只能解釋為尚書省舊黨宰輔班子多數成員要求恢復“詩賦取士”，司馬光是屈從者。事后不甘心，故再單獨上奏疏。

司馬光的意見同樣獲得許多舊黨大臣的支持。舊黨另一領袖人物呂公著，神宗朝就贊成經義取士。此時云：“先帝更新法度，如試進士以經術，最為近古。且仲尼六經何負于后世？特安石課試之法為謬爾。安石解經亦未必不善，惟其欲人同己為大謬爾?！盵2]〔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〇八第16冊，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9939頁。同樣將神宗朝科舉制度變革之重大失誤歸之于王安石個人。

又，監察御史上官均言：

經術以理為主，詩賦以文為工。以理者于言為實而所根者本，以文者于言為華而所逐者末。先帝去數百年之弊，不為不艱，而議者不計本末，乃欲襲前日詩賦之弊，未見其為得也。源深流長，事大體重，張官置吏之原，安危理亂之本，愿陛下詳聽而謹行之。[3]〔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七四第15冊，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9060、9061頁，第9060頁。

朱光庭有《請用經術取士奏》：

臣竊以圣朝用經術取士，冠越前代。止是不當專用王安石之學，使后生習為一律，不復窮究圣人之蘊，此為失矣。若謂學經術不能為文，須學詩賦而后能文，臣以為不然。[4]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卷二〇一二第92冊，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99頁。王存也說：“比廢進士專經一科，參以詩賦，失先帝黜詞律、崇經術之意?！盵5]〔宋〕曾肇：《王學士存墓志銘》，載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卷二三八四第110冊，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8頁。中書舍人彭汝礪言：“朝廷取士非古，其陋至于用詩賦，極矣。先皇帝受天明命，悼道之郁滯，奮于獨斷，初用經術造士，以革數百千年之弊，士知本且向方……詩賦不經，可以無辨，是猶滑稽俳優之戲，門巷謳唱之辭而已?！盵6]〔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一七第17冊，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0123頁。

這些舊黨大臣的意見與司馬光都一致，仍舊主張“經義取士”。換言之，元祐朝政更化，全面推翻神宗朝變革舉措，恢復種種舊制，“詩賦取士”為其中之一。然而，舊黨許多頭面人物立即具體到科舉制度這一個問題上，認為“經義取士”制度是合理的，僅僅是王安石個人失誤，予以小小糾正便可以了，不必大動干戈，恢復舊制。

舊黨中更有調和者。右司諫蘇轍面對“欲復詩賦，議上未決”的現狀，主張“來年科場一切如舊，但所對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議論，或出己見，不專用王氏之學”。實際上是主張詩賦、經義兩存，因為“先是，言者請兼用詩賦，盡黜經義，太學生改業者十四五”[7]〔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七四第15冊，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9060、9061頁，第9060頁。?？忌呀洿罅扛M朝廷“詩賦取士”的舉措，堅持“經義取士”已經不現實。蘇轍兩存之的建議得到眾多朝臣的贊同。畢仲游《經術詩賦取士議》云：“為今之策，莫若復詩賦以取士，而不累于科舉，以進治經之人?！鲈娰x、經義為兩科，學詩賦者舉進士，治經者舉明經?！盵8]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卷二四〇〇第111冊，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2頁。

紛爭過大，反而是折中者意見獲得通過，即：朝廷最終采用蘇轍、畢仲游等的調和意見。元祐元年（1086）十一月，“三省奏立經義、詞賦兩科，下群臣議，從之”[1]〔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九二第16冊，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9533頁。。元祐二年（1087）十一月，朝廷又詔令云：“進士以經義、詩賦、論策通定去取，……將來一次科場，未習詩賦人依舊法取應，解發不得過元額三分之一。令禮部立詩賦格式以聞?！盵2]〔清〕徐松等輯：《宋會要輯稿·選舉》一五之二五第5冊，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4508頁。元祐三年（1088）是貢舉年，朝廷兩次詔令為詩賦、經義之爭暫時畫上句號。

經義和詩賦雖然兩存之，但是，元祐三年（1088）是蘇軾主持貢舉，其偏頗詩賦的立場當然非常明顯，因此再度引起眾多朝臣的不滿。這次貢舉考試結束之后，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殿中侍御史翟思以及監察御史趙挺之、王彭年等諫官集體上奏：

見行科場詔條稱：將來一次科場，如有未習詩賦舉人，許依舊法取應解發合格人，不得過解額三分之一。以此觀之，則是朝廷更無用經術設科取人之理，止以舊人未習詩賦，且于將來一次科場，量以分數收取，而欲陰消之故也?！菹律罴邮〔?，必存經義一科，令與詩賦并行均取，以為萬世之利。[3]〔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二〇第17冊，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0168—10172頁，第10169頁。

他們認為此前經義、詩賦兩存之的數道詔令，只不過是消除經義科的過渡措施，故要求朝廷最終確立經義、詩賦兩科取士的制度，并提出兩科具體考試內容。他們的奏疏中，還有大段論證經義取士之必要性、詩賦取士之荒謬性的文字，雖然他們要求經義、詩賦兩科“并行均取”，但這顯然是一種折中調和的姿態。奏疏言及考生現實狀況，則云：“臣等竊聞今太學舉人與四方之士，觀望朝廷意旨，已皆不復治經旨。凡干義理之書，一皆斥而不談。博士所講，與其父兄之訓，不復更及高遠。群居切磨，惟是論聲韻，調平仄，事屬對，校比擬，以輕巧靡麗為務?！盵4]〔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二〇第17冊，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0168—10172頁，第10169頁。宋代考生更加喜歡詩賦科，一直是不爭的事實。

畢仲游是元祐三年（1088）殿試復考官，上《理會科場奏狀》，自稱：“守官以來，累蒙差入試院對讀考校，熟見舉人科場文字，頗知詩賦、經義取士利害之實?！彼J為經義、詩賦之爭的原因在于“詩賦、經義之利害固已未決，而又各匿其所短，暴其所長，此所以更相不信而無定說也?！彼谋嫖鲈疲骸吧w經術者，古學也，可以謀道而不可以為科舉之用；詩賦者，今學也，可以為科舉之用而不足以謀道?！碑呏儆巫罱K堅持的是詩賦取士立場：“專復詩賦以取士，設嘉祐明經之科以待不能為詩賦之人，而又詔天下求窮經謀道、不累科舉者，使傳道于諸生，則政有并舉，才無或棄，亦可以釋民疑矣?！盵5]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卷二三八九第110冊，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13—217頁。

換言之，哲宗即位后首次貢舉結束之后，經義與詩賦之爭再起戰端，爭論不休。元祐四年（1089）三月，中書侍郎劉摯上書曰：“近日又將科場一事，搖動熒惑。昨元祐元年，兩制、侍從、臺省臣僚，講議定奪，凡一年有余，又經圣覽，方此施行。亦是將祖宗先帝之法，合詩賦、經義為一科，是萬世有利無害可行之法。今人情已定，止是安石之黨，力要用經義。臣愿陛下堅守已行之法，勿為浮議所動?！盵6]〔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二三第17冊，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0246頁。此言將主張經義取士者，一棍子打入“安石之黨”，賦予這場爭論以特殊的黨爭政治意義。趙挺之等少數人固然可以歸入“安石之黨”，然而，諫官正副首長李常和盛陶都不是新黨，劉摯欲從黨爭角度干脆利落地結束這場爭論，其說辭牽強附會，難以服眾。

舊黨中有大量的主張經義取士者，劉摯故意抹黑法解決不了爭端。元祐四年（1089）四月，禮部只得出臺一個“經義兼詩賦”調和方案，具體如下：“經義兼詩賦進士聽習一經：第一場試本經義二道，《論語》或《孟子》義一道；第二場賦及律詩一道；第三場論一道；第四場子史、時務策二道。經義進士并習兩經：……不以人數多寡，各取五分?！盵1]〔清〕徐松等輯：《宋會要輯稿·選舉》三之五〇、五一第5冊，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4286—4287頁。此方案獲朝廷通過，確立為制度。

此方案一出臺，又遭反對，尤其是針對詩賦、經義五五平分的錄取原則。是年六月，左諫議大夫梁燾建議：

臣伏睹科舉之制，以經義、詞賦進士各取五分。竊聞進士多從詞科，十常七人，或舉州無應經義者。如此，則五分之限固不可行。臣愚欲乞圣慈特賜指揮，更不以兩科分取，止以兩科入試人數多寡，用解額均取合格之人。南省奏名依此。所貴事歸乎一，允協至公，上副陛下樂育英材之意焉。[2]〔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二九第17冊，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0377頁。

此奏章說明一個事實：詩賦科一經恢復，多數考生皆選擇此科。梁燾要求按實際參試人數的比例錄取，那么，錄取當然以詩賦科居多。

元祐四年（1089）蘇軾外放知杭州，他以杭州及以往見聞為例，闡述經義、詩賦平分名額的不合理性。云：

天下學者日夜競習詩賦舉業，率皆成就，雖降平分取人之法，緣業已習熟，不愿再有改更。兼學者亦以朝廷追復祖宗取士故事，以詞學為優，故士人皆以不能賦詩為恥。比來專習經義者十無二三，若平分解名，委是有虧詩賦進士，……臣在都下，見太學生習詩賦者，十人而七。臣本蜀人，聞蜀中進士習詩賦者，十人而九。及出守東南，親歷十郡，又多見江南、福建士人皆爭作詩賦，其間工者，已自追繼前人。專習經義，士以此為恥。以此知前言天下學者不樂詩賦，皆妄也?！虺⒃敱娨?，特許將來一舉，隨詩賦、經義數多少，各紐分數發解。[3]〔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三四第17冊，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0466、10467頁。

蘇軾以具體見聞和數字統計，證實梁燾的奏疏，所以蘇軾的意見與梁燾一致。

是年十二月，禮部據眾人所奏，稱詩賦、經義兩科“就試人數不定，則解額難以均當，終非通法，似不可久行?！背㈦S即詔令：“來年科場，以試畢舉人分數均取。后一次科場，其不兼詩賦人解額，依元祐三年六月五日所降朝旨。如有未習詩賦舉人，許依舊法取應解發合格人，不得過解額三分之一。已后并依元祐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敕命?！盵4]〔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三六第17冊，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0507頁。此完全采用梁燾、蘇軾等人意見，錄取名額傾向詩賦科。

綜上所述，高后垂簾、舊黨當政之元祐期間，經義取士和詩賦取士爭論雖然非常激烈，朝廷也反復推敲，頻頻修正制度，但是，偏向詩賦的立場非常明顯。

哲宗親政，啟用新黨，朝政再度反轉，在科舉制度上也得以直接表現。紹圣元年（1094）五月，朝廷頒布詔令：“進士罷試詩賦，專治經術?！盵5]〔清〕徐松等輯：《宋會要輯稿·選舉》三之五五第5冊，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4289頁。詩賦科又一次被取消。然而，朝廷需要文學人才，起草詔誥之類四六公文。作為補救手段，罷詩賦科當日就設立了“宏詞科”。史載：

中書省言：“有唐隨事設科，其名不一，故有詞藻宏麗、文章秀異之屬，皆以眾之所難，勸率學者。今來既復舊法，純用經術取士，其應用文詞，如詔、誥、章、表、箴、銘、賦、頌、赦、敕、檄書、露布、誡諭之類，凡諸文體，施之于時，不可闕者。在先朝亦嘗留意，未及設科?！痹t：“別立宏詞一科。每科場后，許進士登科人，經禮部投狀乞試。依試進士法差官考校，試詔、誥或表、章、雜文共三篇。應者雖多，所取不過十人?！盵6]〔清〕徐松等輯：《宋會要輯稿·選舉》一二之二第5冊，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4448頁，第4449頁。

是年七月，再詔云：“宏詞今后每年許經禮部投狀，仍附春試。雖多，所取不得過五人?！盵7]〔清〕徐松等輯：《宋會要輯稿·選舉》一二之二第5冊，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4448頁，第4449頁。是年秋，再罷制科，宏詞科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紹圣二年（1095）正月，禮部頒布宏詞科考試具體規則，云：

宏詞除詔、誥、赦、敕不試外，今擬立程試考校格。一，試格十條：章、表，依見行體式；賦，如唐人《斬白蛇》《幽蘭》《渥洼馬賦》之類；頌，如韓愈《元和圣德詩》、柳宗元《平淮夷雅》之類；箴，如揚雄《官箴》《九州箴》之類；銘，如柳宗元《涂山銘》、張孟楊《劍閣銘》之類；誡諭，如近體《誡諭風俗》《戒百官》之類；露布，如唐人《破蕃賊露布》之類；檄書，如司馬相如《喻蜀檄》之類；序，如顏延之、王融《曲水詩序》之類；記，亦用四六。以上考試官臨時取三題作一場試。其章、表、頌、檄書、露布、誡諭、序、記，并限二百字以上成；箴、銘并限一百字以上成；賦八韻，限三百字以上。一，考格三條：詞理俱優者為上等，詞理次優者為次等，詞理超異者取旨。[1]〔清〕徐松等輯：《宋會要輯稿·選舉》一二之三第5冊，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4449頁。按：此段文字之錯、缺處，據《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一〇第1冊第419頁補正。

是年三月，首次舉行宏詞科考試。三省言：“試宏詞衡州司法參軍黃符、滁州司法參軍羅畸、開封縣主簿高茂華、真定府戶曹參軍趙鼎臣、瀛州防御推官知鄂州崇陽縣事慕容彥逢，考入次等，各循一資?！盵2]〔清〕徐松等輯：《宋會要輯稿·選舉》一二之四第5冊，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4449頁。然而，此后每年都舉行宏詞科考試，不同于進士三年一貢舉制度。

二、經明行修取士

司馬光對于科舉制度之變革，有兩個堅持不懈的基本立場——經義取士和鄉舉里選，這都是從考生道德品質取舍的角度考慮問題，哪怕在實踐中一再被證明是不可行的，是荒謬可笑的。完全推行經義取士或鄉舉里選，司馬光也明白是不可操作的，于是，他推出修改版：經明行修科取士。

經明行修，原指通曉經學、品行端正。經明，回應了經義取士的立場；行修，回應了鄉舉里選的立場，這都是司馬光所醉心的。于是，在元祐初科舉制度向“詩賦取士”一定程度回歸之同時，司馬光又提出“經明行修取士”的補充建議：

每歲委升朝文官保舉一人，不拘見在任不在任，是本部非本部，各舉所知?！几`料此法初行，其奔競屬請，固不能免。若朝廷必坐舉主，無有所赦，行三五人后，自皆審擇其人，不敢妄舉。如此則士之居鄉、居家，獨處暗室，立身行己，不敢不審，惟懼玷缺有聞于外矣?！谝粓鱿仍嚒缎⒔洝贰墩撜Z》大義五道，內《孝經》一道、《論語》四道?！螆鲈嚒渡袝?，次場試《詩》，次場試《周禮》，次場試《儀禮》，次場試《禮記》，次場試《春秋》，次場試《周易》大義，各五道。令舉人各隨所習經書就試，考校過落，如《孝經》《論語》法。次場試論二道：一道于儒家諸子書內出題，一道于歷代正史內出題。次場試策三道，皆問時務?？疾咧?，方依解額及奏名人數定去留，編排高下。以經數多者在上；經數均，以論、策理長文優者在上。其余經明行修舉人，并于進士前，別作一項出榜解發。及奏名，至御前試時務策一道，千字以上，彌封官于號上題所明經數及舉主人數。候?？荚敹ó?，編排之時，亦以經數多者在上；經數均，以策理長文優者在上；文理均，以舉主多者在上。其經明行修舉人，亦于進士前別作一項編排，先放及第。其推恩注官，比進士特加優異。他時選擇清要官、館閣、臺諫等，并須先取經明行修人。[3]〔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七一第15冊，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8976—8978頁。

經明行修科有以下要點：其一，必須經過推薦，數量不大；其二，考試過程，采用彌封、謄錄等保密措施；其三，考試以經義為主，旁及策論；其四，其錄取和升遷都“別作一項”，“特加優異”。司馬光明白推行這項考試之后，必然造成“奔競屬請”之現狀，但他認為嚴格執行“必坐舉主”制度，就可以改變這種現狀。在“人治”獨裁專制社會，企圖通過推薦制公正選拔人才，完全是癡心妄想，這是一再被漢代以來的察舉制等所證明了的。司馬光等身處獨裁體制之下，不可能認識到這一點，這就是所謂的時代局限性。蘇軾、劉攽等官員已經從現實操作中領悟到鄉舉里選之不可行，比之司馬光等冬烘，觀念領先一步。

司馬光也知道現行的進士試是不能廢除的，所以特別強調：

臣所乞置經明行修科者，欲使舉人知向去科場，朝廷崇尚行義，不專取文學，所以美教化、厚風俗。比于經義、文體，尤為要切，宜使舉人預知。欲乞亦降朝旨，先次施行，況與進士舊法兩不相妨。[1]〔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七六第15冊，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9117—9118頁，第9117頁。

司馬光是元祐初年主持朝政者，他的政治理念能夠一定程度得以落實。所以，元祐元年（1086）四月，朝廷頒布詔令：

每遇科舉詔下，令文官升朝以上、無贓罪及無私罪者，于應進士舉人，不拘路分，不系有服親，各奏舉經明行修一名。候將來解發及南省奏名內，每人名下注“經明行修”字，至殿試唱名日，各升一甲姓名。[2]〔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七六第15冊，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9117—9118頁，第9117頁。

司馬光的建議正式成為朝廷詔令，就會有許多附庸者跟進，或為政見相同，或為阿諛時相，他們的意見甚至更加極端。曾肇《上哲宗論經明行修科宜罷投牒乞試糊名謄錄之制》云：

今設經義、詩賦等科，施之一時則可矣。然皆取人以言，而不本其行，方之于古，臣竊以為未也。至于詔內外官舉經明行修之士，中第之日，稍優其禮，則不獨取之以言，又本其行，其意庶乎近古。然徒使舉之，而不由鄉里之選，又無考察之實。與斯舉者，隨眾投牒，試于有司，糊名、謄錄，校一日之長。則不唯士失自重之誼，且于課試之際，無以別異于眾人。則所謂本其行者，亦徒為虛文而已，恐未稱所以命官薦舉、優其恩典之意也?！瓌t經明行修謂宜別立一科，稍仿三代、兩漢取士官人之法，因今之宜，斟酌損益，要之，無失古意而已。至于投牒乞試、糊名謄錄之類非古制者，一切罷之?！瞬偶仁?，風俗既美，則所謂經義、詩賦等科，非以行誼進者，人將恥為之，不期于廢而自廢矣。如此，則經明行修之舉，有得士之實，不為虛文而已也。[3]〔宋〕趙汝愚編：《宋朝諸臣奏議》卷八一上冊，吳小如等校點，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878—879頁。

既然是重士人品德之鄉舉里選，當然就沒必要糊名謄錄，司馬光的復古建議還是不徹底。所以，曾肇干脆要求“投牒乞試、糊名謄錄之類非古制者，一切罷之”。王安石之三舍法，司馬光之經明行修科，都不敢取締糊名謄錄，實際上是意識到“人治”體制下人才選拔過程中這些保密制度的獨特效能。只有泥古不化如曾肇者，才有這樣荒唐的建議。其結論云：士人將“恥為”經義、詩賦等進士試，進士考試“不期于廢而自廢”。換言之，完全回歸到漢代的察舉古制，徹底廢除科舉制度。曾肇之妄想，證之后世史實，完全是癡人說夢。

朝廷中許多行政經驗豐富的舊黨大臣，深知貫徹鄉舉里選宗旨之經明行修不可取，又不能直接駁回司馬光的主張，便提出修正意見。是年六月，御史中丞劉摯奏疏云：

然使升朝官舉之，不若使州郡以上舉之便?！粍t選舉之利未見，而奔競之俗先成，此不可四也?！食荚该坑隹茍鲈t下，委逐州長吏奏舉經明行修進士一名。仍以應舉實數二百人為率，不滿二百人聽舉一名。每二百人加一名，至三人止。監司轉運判官以上于本路，在京臺諫以上于開封府、國子監，各許奏舉一名。非鄉貫及不經學校，或無可應詔，并聽勿舉。自余升等推恩、理舉主同罪犯等，并依元降朝旨。[1]〔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八〇第15冊，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9223—9224頁，第9224頁。

追溯鄉舉里選之本意，當然是州郡地方推薦更加合適。劉摯列舉升朝官舉薦的四大弊病，其中“選舉之利未見，而奔競之俗先成”是要害之所在。在“人治”專制社會，通過“人治”手段選拔人才，肯定無公正可言，必然落入“奔競賄賂”的陷阱，無論是三舍法還是經明行修科。所以，劉摯補充說“三代鄉舉之制未易遽復”[2]〔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八〇第15冊，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9223—9224頁，第9224頁。，可以看出劉摯事實上是反對鄉舉里選的，只是礙于司馬光政壇大佬的臉面，只能提出相對折中的調整方案。

劉摯的建議不久得到落實。元祐二年（1087）正月，朝廷詔令云：

及舉經明行修，京東西、河北、陜西路各五人，淮南、江南東西、福建、河東、兩浙、成都府路各四人，荊湖南路、廣南東西、梓州路各二人，荊湖北路、夔州、利州各一人，委知縣當職官司同保任申監司，監司再加考察以聞。仍充本州解額，無其人則闕之。[3]〔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九四第16冊，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9593頁。

詔令限定各路舉薦經明行修科的確切人數，并說明占原來地方進士發解試名額。因此，設立經明行修科，就不會增加朝廷取士負擔，只是從原來進士試中割出極小的份額，分配給經明行修科。經明行修科作為選拔官員的一種嘗試，不影響科舉大局，被朝廷限制在極小的范圍之內。當然，其作用也變得可有可無，實際上被銷解了。

與司馬光意見相同者，看出朝廷此舉對經明行修科之危害性，提出反對意見。右司諫王覿云：“使經明行修而被舉者遂奪其解額，則后進之士視其鄉之經明行修者，其勢必有內懷忌嫉，而謗讀言詆訐，無不為者矣。如此，則學者之完人益少，而經明行修之舉不幾于廢乎？蓋必然之理也?！蓖跤]要求“于本州解額外解發”[4]〔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九五第16冊，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9630—9631頁。，為經明行修科另外設立解額，朝廷并沒有予以理會。那么，“經明行修之舉不幾于廢”的結局就是必然的。

經明行修科出發點與三舍法相同，重“人治”薦舉，一經實施，立見弊端。蘇軾元祐三年（1088）權知貢舉，省試之后，歸納此年科舉制度變革得失，其中一條云：

經明行修，尤是弊法。其間權勢請托，無所不有，侵奪解額，崇獎虛名，有何功能，復令升甲？……其經明行修一科，亦乞詳議，早行廢罷。[5]〔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〇九第17冊，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9960頁。

哲宗即位初，蘇軾因司馬光薦舉入朝。然而，針對司馬光的錯誤意見和改制，蘇軾絲毫不留情面，斥其為“弊法”，要求早日廢罷。蘇軾的耿直敢言，是其仕途屢屢遭受挫折的根本原因。

經明行修確實是“弊法”，元祐四年（1089），朝廷再對經明行修科做出限制，詔令云：“今后并遇降詔方許奏舉，所有歲舉知州人及每遇科場奏舉經明行修指揮，并不施行?！盵6]〔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二八第17冊，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0337頁。這是將前幾年關于薦舉經明行修的詔令一概廢除。但是，元祐八年（1093）二月，監察御史黃慶基又批評當時的經明行修科有“僥幸之徒，因緣請托，不容無濫進者”的弊端，要求“凡薦經明行修之士，必須精加考察，委有術業行誼為鄉黨所尊、士論所服者，乃許奏薦”[7]〔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八一第19冊，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1450頁。?？梢?，元祐年間經明行修科薦舉方式反復有所改變，科目考試則一直存在。

三、科舉制度其他方面的討論

神宗朝科舉制度變革，大致為四項內容：省試經義取士，殿試對策，三舍法，廢除制科。針對后三項內容，哲宗朝同樣出現眾多討論或政策反復。

哲宗朝首次貢舉，殿試用策則不變。元祐三年（1088）二月詔：“殿試經義、辭賦舉人，并試策一道?！盵1]〔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〇八第16冊，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9938頁。這一年九月貢舉結束之后，朝廷才詔令：“尚書、侍郎、學士、待制，兩省、御史臺官，國子監長、貳，詳議殿試用三題法?！盵2]〔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一四第17冊，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0060頁。這一次討論，朝臣又產生嚴重分歧。反對殿試用策者言：

用策以來，其弊不一。其始用也，驟以政務賜問于廷，即未測知，可使人自獻其說。然既著為定例，諸生在外，莫不宿造預作之，文不工者可以假托他人，學不充者可以累集古語，試日就所問目貫穿以成文爾?！酥髋R軒，其所詢訪，必當時之大務也。如今春殿試，必問去冬寒雪之異及官冗之弊。此類皆舉子所知，故宿造預作者可以應對而無疑?？夹Ｖ賾{此以辨優劣，以第高下，安得實也？惟三題散出諸書，不可前料，詩賦以見其才，論以知其識，且無以伸佞時之說焉。蓋對策之流，本緣進取而來，利害交其前，得失攖其心，于是佞辭以取說，妄意以希合者，比比皆是，如昨對策以陰雪為瑞之類者是也?！颊垖淼钤?，即用祖宗試三題之制，仍預賜指揮，以信學者。[3]〔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一五第17冊，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0101—10102頁，第10102—10103頁。

殿試用策，考試的內容是時政，考生可以預測?？忌鸀榍笕」γ?，自然不敢批評時政，唯有迎合阿諛。反對用策者指出殿試策問兩大弊?。核拊祛A作和佞辭以取說，切中要害。與用策比較，詩賦論三題相對合理。其一，題目“散出諸書，不可前料”；其二，能夠考察士人才與識之多種能力；其三，無法“伸佞時之說”。所以，這些大臣建議恢復三題考試。

堅持試策者則云：

詩賦之用，因沿至今，莫之能改。神宗皇帝以為非，天子臨軒，所以延見貢士，詢求治道之體。熙寧三年始改問策，迄于元豐，五賜策矣。乃者陛下遵先帝之舊，親策進士，所問災異、侵伐、官冗、財費之類，皆今日急務，不可以已?！h者徒知對策之宿造預作，不知辭律之學亦有記誦類集之患；知進士之備問，不知賢良茂才之備問尤詳也。臣等以謂學校教諸生，州郡發解，禮部考貢士，今已悉用詩賦，足以審其辭。所有御前試進士，宜一依先帝故事試策，合于古義，于體為允。其御試對策，雖有文采，而于所問義不相當，若詞涉諛媚及文理疏淺者，宜約舊制量定分數，取旨黜落，不得雷同入等。如此則士無濫中，而考官不敢率意升降矣。[4]〔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一五第17冊，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0101—10102頁，第10102—10103頁。

他們竭力反駁關于試策“宿造預作”和“詞涉諛媚”的批評意見。他們認為：詩賦同樣可以預先記誦準備，且殿試之前已經有足夠的詩賦考試。同時，原來的“賢良茂才”制科考試內容也是時政，參試者“備問尤詳”。因此，他們認為神宗朝變革是正確的，今后殿試都應該“依先帝故事試策”。這里，他們含糊了兩個問題。其一，詩賦和用策的預先記誦，性質完全是不一樣的。詩賦題目無法預料，所以不可能針對性地記誦；策題大致可以估摸出來，完全可以針對性記誦。其二，制科“備問尤詳”，不能說明其合理性，這同樣是弊病。不應該其他科目考試存在弊病，殿試用策也可以參照。

元祐六年（1091）殿試依然用策，上述討論沒有帶來改變。元祐八年（1093）三月，中書執政班子再次要求殿試恢復詩賦論三題，批評殿試對策，詔令同意中書建言。史載：

中書省言：“進士御試答策，多系在外準備之文，工拙不甚相遠，難于考校。祖宗舊制，御試進士賦、詩、論三題，施行已遠，前后得人不少。況今朝廷見行文字多系聲律對偶，非學問該洽，不能成章。若不復行祖宗三題舊法，則學者未知朝廷所向。檢會已降指揮，將來一次科場，如有未習詩賦舉人，許依舊法取應，解發合格人不得過解額三分之一，已后并兼試詩賦。取到國子監狀，太學見管生員二千一百七十五人，內二千九十三人習詩賦，八十二人經義不兼詩賦，以此可見中外學者習詩賦人數極多?！痹t：“來年御試，將詩賦舉人復試三題，經義舉人且令試策，此后全試三題?！盵1]〔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八二第19冊，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1472—11473頁。

經元祐年間引導，考生絕大多數選擇詩賦科，經義科已經銷解殆盡。宣仁太后垂簾末年，最終下決心恢復殿試詩賦論三題，且規定再經過一屆銷解，此后殿試“全試三題”。宣仁太后元祐八年（1093）九月去世，她主導的朝政還持續了數月。紹圣元年（1094）二月，禮部要求“立《御試三題條》，并約束”，獲朝廷同意[2]〔清〕徐松等輯：《宋會要輯稿·選舉》八之三七第5冊，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4392頁，第4392頁。。次月，朝廷再次詔令：“令次御試舉人，依舊試策?！盵3]〔清〕徐松等輯：《宋會要輯稿·選舉》八之三七第5冊，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4392頁，第4392頁。將之前的決策推翻。即：宣仁太后主政末年規定的殿試改用詩賦論三題，未得一次執行，就被廢除了。由此，形成熙寧三年（1070）殿試用策之后一直沒有改變的現狀。

針對熙豐新法，部分舊黨的另一批判對象是三舍法。元祐元年（1086）四月，左司諫王巖叟奏云：

三舍之法立，雖有高材異能，未見能取而得之，而奔競之患起。奔競之患起，而賄賂之私行；賄賂之私行，而獄訟之禍興；獄訟之禍興，而防猜之禁繁。博士勞于簿書，諸生困于文法，非復渾然養士之體，而庠序之風或幾乎息，此識者之所共嘆也。臣竊謂庠序者，所以萃群材而樂育之，以定其志業，養其名譽，優游舒徐，以待科舉也。不必以科舉之外，別開進取之門，多岐以支離其心而激其爭端，使利害得失日交戰于胸中，損育德善道之淳意，非所以篤教化、成人材也。臣愚乞鑒已然之弊，罷三舍法，開先生弟子不相見之禁，示學士大夫以不疑。[4]〔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七四第15冊，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9059頁。

三舍法之種種弊端，在神宗朝已經引起廣泛非議。王巖叟這里更是具體羅列了“奔競”“賄賂”“獄訟”“防猜”等等，要求取消三舍法，“不必以科舉之外，別開進取之門”。這是對三舍法的徹底否定，所言皆切中肯綮。三舍法元祐以后時興時廢，始終不成氣候，就是與奔競、賄賂等根本性的弊病相關。

元祐初亦有大臣贊同三舍法者。畢仲游《學校議》云：

蓋聞熙寧之初，變詩賦為經義以取士，增太學郡國學官，設三舍，改定式令，以布行之。四方之人至京師者幾數千，而是非不明，好惡不一，道藝進取未有異也。今復欲變經義為詩賦，退學官，更定式令以從事，則學士大夫之所以自得者果安在耶？試略言之。三代鄉舉里選之法雖難卒行，宜亦仿其大者，使學士大夫有以自得。而后詔先生博士，卒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長幼之序，與夫是非、好惡、道藝之正。而詩賦、經義則如古以射取士之法，行同能偶，然后序之。別為貢舉，以待科舉之士，存之而勿論。[5]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卷二四〇〇第111冊，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1頁。

畢仲游順應元祐初政治形勢，對神宗朝之三舍法有所批評，但是，批評相當輕描淡寫，只是提到生員的“是非不明，好惡不一”。畢仲游醉心于鄉舉里選之古法，贊成三舍法的態度比較明顯，要求“別為貢舉”，進士試和三舍法兩存之。御史中丞胡宗愈意見則更為直接，堅持三舍法可行：“先帝聚士以學，教人以經，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盵6]〔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〇四第16冊，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9831頁。

神宗朝三舍法一直沒有形成相應的規模，元祐初對此爭論也不多。根據紹圣年間重新掌政的新黨要求恢復“上舍推恩”，元祐初肯定廢除了三舍法直接取士，或稱上舍釋褐。不過，元祐年間三舍法作為太學教學升級方法一直沒有被廢止，一直是進士試考生的來源之一。元祐七年（1092）六月，禮部討論太學解額問題，就言及“上舍一百人，內舍三百人，外舍二千人”[1]〔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七四第19冊，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1305頁。，這是當時太學三舍保持的規模。

哲宗親政數月之后，全面恢復熙豐新政。紹圣元年（1094）三月：

監察御史郭知章言：“先皇帝隆尚儒術，增廣庠序，設三舍之法，應上舍生上等中選者，有取旨推恩之例。然擇之至精，俟之至久，故其得者亦難。自元豐以來，十余年間，上舍生推恩者林自一名而已。誘進激勸之法，莫善于此。元祐新令，推恩之例已罷，士論惜之。宜復元豐上舍推恩之例?！痹t：“太學合格上舍生上等推恩，免省試。每次科場不得過二人，仍附春榜人數。余依元豐二年十二月指揮?！盵2]〔清〕徐松等輯：《宋會要輯稿·職官》二八之一二第3冊，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2977頁。

三舍法自此得以完整恢復，通過三舍選拔，可以直接釋褐進入官場。最終結果為：上舍“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3]〔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〇一第12冊，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7328頁。。

此外，舊黨要求恢復制科考試。太常少卿鮮于侁進言云：“制舉，誠取士之要，國朝尤為得人。王安石用事，諱人詆訾新政，遂廢其科。今方搜羅俊賢，廓通言路，宜復六科之舊?！盵5]〔元〕脫脫等：《鮮于侁傳》，載《宋史》卷三四四第31冊，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10938頁。元祐二年（1087）四月，朝廷即下詔：“今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自今年為始?！盵6]〔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九九第16冊，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9730頁。元祐三年（1088）九月，“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謝悰”[7]〔清〕徐松等輯：《宋會要輯稿·選舉》一一之一六第5冊，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4434頁。，哲宗朝的首次制科考試就是按照仁宗朝慣例，在貢舉年的秋季舉行。

紹圣元年（1094）秋，制舉考試結束之后，親政的哲宗與執政新黨大臣議論制舉，史載：

上曰：“前日觀所試策，亦與進士策何異？先朝嘗罷此科，何時復置？”章惇等對曰：“先朝初御試進士策，即罷制科。元祐二年復置，誠無所補。初舉得謝悰，次舉得王當、司馬槱等，聞極疏謬?！鄙显唬骸皹O不成文理?！崩钋宄紝υ唬骸霸跐h亦不設科，遇選獲異材，或因材、或因災異，策問大事，即臨時特召?！鄙显唬骸敖褚褟瓦M士殿試策，此科既無異進士策，況進士策其文理有過于此者?！编嵱簩υ唬骸邦櫰淙撕稳鐮?。然自來多言時政闕失?！鄙显唬骸敖襁M士策亦可言時政闕失?！币蛟t罷制科。[8]〔清〕徐松等輯：《宋會要輯稿·選舉》一一之二〇第5冊，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4436頁。

新黨重新執政，制科再度被廢除。

就科舉制度而言，新舊兩黨領袖大臣有諸多共同主張。實際上，在科舉制度變革方面，沒有新舊黨爭之區別。然而，元祐初舊黨當政，全盤否定新法，神宗朝科舉制度之舉措受池魚之殃。當時，因為眾多舊黨領袖人物的主張與熙豐新黨一致，元祐年間只是有限度地恢復舊法。具體而言，詩賦與經義取士兩存而偏向詩賦取士，殿試用策不變，三舍法并沒有完全廢除，制科考試恢復。哲宗親政，全面恢復熙豐新法。曾布論及科舉解額時，云：“近歲奸憸之立朝者，多以元豐之法為不可改，一有議論及此，則指以為異意，欲以羅織善類，又或挾此以遂其私意?！盵9]〔宋〕曾布撰、程郁整理：《曾公遺錄》卷七，載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編：《全宋筆記》第一編·八，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143頁。即是說，新黨重新執政后，熙豐新法執行得更加徹底。哲宗朝在新舊黨爭的反復中，科舉制度也完成了一個又一個的輪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