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文學研究的范式轉型

〔主持人語〕在近十年來的中國日本學研究界，戰爭文學研究驟成學術熱點，其中尤以日本侵華文學研究為最。然而，這其中有兩個問題點尤須關注。其一，我們似乎對戰爭史研究中的“日?！庇^念及文學史敘事中的“江湖”意識缺失背景下，單以事件序列、思潮流派之連綴制作宏大戰史、文學史敘事的思路缺乏必要的警惕。事實上，戰爭“即物化”的產物不僅表現為公式化、“康樂果化”的戰爭文學、國策文學生產，還表現為思想、言論統制強化語境下的“抽屜文學”、潛在寫作，以及作為時代見證的日記、書信等非虛構文本。從前者那里，我們看到更多的只是意識形態借助文學文本的多樣化演繹，其內核最終多可歸結為軍國主義意識形態建構;而從后兩者我們則可能看到歷史中復數的“人”，可能看到個人與結構性力量之間、個人小歷史與國家大歷史之間的復雜關系。其二，對日本戰爭文學的研究，如何能超越中日雙邊框架，將其置于更為宏闊的全球史視野中，打破日本戰爭文學與其他國家同類型文學之間的壁壘，在政治與文學、暴力與文明、戰爭與人等更具普遍意義的框架上凸顯其應有的文學史和思想史意義。從學術生態的意義上來講，對日本戰爭文學研究在視野、觀念和方法層面略作階段性省思，正其時也。這也是本次專欄討論之旨趣所在。

王升遠的論文《作為“反應裝置”的戰爭和作為“認知裝置”的“戰后”——為日本戰爭文學研究再尋坐標的嘗試》強調有必要在全球視野中為日本的戰爭文學重建坐標;有必要打破戰時和戰后的區隔，以“戰后”為一種時間維度上的觀照方式和提問方式，為聯通日本文學史敘事建立起更具歷史性的敘事邏輯;有必要進一步突破單一作家論的研究范式，在戰爭這一巨型反應裝置中考察文學家群體時局因應策略的多樣性，以警來者。

近年來，人們已逐漸意識到“結構性力量”在歷史敘事中的有限闡釋力，王汎森、侯旭東等學者不斷呼吁歷史敘事中“人的復返”和日常生活的重要意義，這對“常事不書”的史述傳統和人們的歷史空間想象構成了很大的沖擊。李彬的論文《“文字敘事”建構“歷史記憶”：解讀日本戰爭文學的證言書寫》在這一意義上提供了優秀的范例，論文強調了證言書寫這一特殊類型戰爭文學的獨特價值，凸顯了底層、邊緣視角對宏大敘事和國家歷史編纂學科權力構成的有力補充和挑戰，豐富了我們對戰爭文學及其戰后影響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