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證與“自敘傳說”
——《紅樓夢考證》中“正確的科學方法” 之反思

卜喜逢

內容提要:胡適《紅樓夢考證》一文是“新紅學”的開山之作，在此文中，胡適運用實驗主義的科學原則，提煉乾嘉樸學中合乎科學的方法，對《紅樓夢》進行了考證。 因這種方法本是注經史之法，又因胡適的“考據癖”“歷史癖”，使其形成《紅樓夢》為曹雪芹“自敘傳說”的結論，并推導出“自然主義杰作”的判斷。 此種結論，是因為忽視了小說創作中的“典型化”過程，并且缺少對“辭章”的關注所導致的。

新紅學的創立是以胡適先生1921 年發表的《紅樓夢考證》一文作為標志的。 1923 年，顧頡剛先生在《紅樓夢辨》的序里寫下了“舊紅學的打倒，新紅學的成立”一語，宣告了新紅學的成立。 在這篇序言里，顧頡剛強調了“正確的科學方法”，此方法即是胡適作《紅樓夢考證》(改定稿)之法。 1978 至1979 年間，俞平伯先生寫下一組文章，名之為《樂知兒語說〈紅樓〉》，其中《漫談紅學》一文中，俞平伯說道:

《紅樓夢》好像斷紋琴，卻有兩種黑漆

:

一索隱，二考證。 自傳說是也，我深中其毒，又屢發為文章，推波助瀾，迷悟后人。

作為新紅學開山宗師之一的俞平伯，在晚年將考證斥之為“黑漆”，前后相差如此之大，卻是需要認真反思的。

胡適是新紅學的開創者，其研究《紅樓夢》的方法對后世學人有著極強影響。 然而，胡適僅認為《紅樓夢》是一部具有悲劇思想的書，最高評價也不過是一本“自然主義的杰作”，對《紅樓夢》的思想性、藝術性、文學性等少有言語。夏志清在《胡適雜憶·序》中也曾提到這一點:“《紅樓夢》、《水滸傳》所刻畫的中國社會都是極不人道的，所以他(胡適)對二書都不喜歡。 ‘紅樓’更表揚了釋道的虛無思想，也是他所不喜的?！钡m對《紅樓夢》的研究卻一直關注，更下了極大的考證工夫。 評價不高，而又耗費極大精力，這是很矛盾的。 縱觀胡適治學，明顯有著很強的規劃，對于自己應該從事何種研究、做何種事情，都有著明確的目的。 本文擬從胡適研究《紅樓夢》的目的入手，進而分析其研究方法，反思得失。

一、胡適研究《紅樓夢》的目的

20 世紀初的中國動蕩不堪，雖已建立統一政權，卻未能改變軍閥政府的本質。 在很多學人的眼中，這種未能進行深層次改革的原因是民智的缺乏，傳統文化阻礙了社會的進步。 如欲發展，則必須打破這種固有格局，吸收西方先進文化。 于是就形成了一系列運動，如漢字拉丁化運動、白話文運動等。 這一系列的運動，都欲從改進普通民眾獲取知識的方式入手，期盼以此來促進科學的發展、民主的實現。

胡適少年成名，正是意氣風發之時，時勢如此，更當疾呼以圖其變。 于是他慨然提出白話文的主張，最終與陳獨秀、錢玄同等共同促成白話文運動，此中情由，學者多有論及，這里僅作簡單捋述:他在《文學改良芻議》中已提及“文學進化之理”，并認為“其足與世界‘第一流’文學比較而無愧色者，獨有白話小說一項”。 在其《歷史的文學觀念論》中，已將白話文學稱之為文學正宗，到《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時，他已提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這一口號。細觀這一過程，胡適是基于白話小說的“功用”，才推進白話小說的研究，而其目的則是形成“文學的國語”。

這并非是胡適的一時所想。 從遠端來看，有兩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他受到了梁啟超的影響。 胡適在《四十自述》中坦承“受了梁先生無窮的恩惠”。 早在1902 年，梁啟超即發表了《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一文，文中寫道: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 何以故? 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

基于小說的功用性，梁啟超提出了小說對于群治有著如“熏”“浸”“刺”“提”等作用。 這或許是胡適認識到白話小說對于社會功用性的起點；其二是胡適小時讀白話小說的切身體會，也使之認識到白話小說對于形成“國語的文學”作用。

從近端來說，白話文的主張是胡適與任叔永、梅覲莊、楊杏佛、唐擘黃等人在綺色佳相互駁難而生成的。

放置于白話文運動的大環境之下，《紅樓夢》作為白話小說的典范，進入了學人的視野。 它一方面具有非常高的社會關注度，另一方面又是白話文的佳作。 兩種因素的結合，使之成為最理想的工具。 這是胡適研究《紅樓夢》的第一個原因:欲圖改變民智問題，推進科學與民主的進程，必須要經過白話文的運動。 在《逼上梁山》中，胡適曾回顧自己的想法:

我也知道光有白話算不得新文學，我也知道新文學必須有新思想和新精神。 但是我認定了

:

無論如何，死文字決不能產生活文學。 若要造一種活的文學，必須有活的工具。 那已產生的白話小說詞曲，都可證明白話是最配做中國活文學的工具的。 我們必須先把這個工具抬高起來，使他成為公認的中國文學工具，使他完全替代那半死的或全死的老工具。 有了新工具，我們方才談得到新思想和新精神等等其他方面。

實質上，在《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中，胡適就曾明確地表達了新思潮的意義在于擁護“德先生”與“賽先生”，提倡一種“評判的態度”，從而“重新估定一切價值”，這其中有兩種手段:研究問題，輸入學理。 這是胡適認為的解決當時中國問題的方法，也是擁護科學與民主的具體手段。 在此文中，他還著重提出了“整理國故”與“再造文明”。 于是，這就形成了一個完整的脈絡:以問題作為導向，以輸入學理來幫助解決問題，通過科學的方法，把古代的思想弄明白，還它一個真正的價值，從而通過解決問題的方式來再造文明。

如此來看，《紅樓夢》的研究工作正是這進程中的一環。

另外，胡適一直以傳播科學的方法為己任。 這也屬于輸入學理之一端。 他在許多文章中都曾提及方法的重要性，并且也明確表達自己的研究同時也是在傳播一種做學問的方法。 如《紅樓夢考證》(改定稿)中就曾說:“打破從前種種穿鑿附會的‘紅學’，創造科學方法的《紅樓夢》研究?！痹凇督榻B我自己的思想》中說道:“我要讀者學到一點科學精神，一點科學態度，一點科學方法?！惫士烧f，傳播方法也是胡適研究《紅樓夢》的一個原因。

當我們把這些原因，統一放置于胡適所說的“解決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這一過程中的時候，就會發現胡適研究《紅樓夢》的規劃。 《紅樓夢》首先是“文學的國語”，研究《紅樓夢》有助于推動大家對白話小說的重視，從而最終形成“國語的文學”，這是為了推動科學與民主的進程。 在這一過程中，借助于輸入的學理，創制出科學的方法，去整理國故，最終實現再造文明的目的。

如此，我們就可以意識到，胡適對《紅樓夢》的重視，主要不是基于《紅樓夢》的文學性、藝術性、思想性，而是把它作為一種工具，借助于它本身的白話小說屬性以及膾炙人口的知名度，來推動自我目的的實現。 他關注的重心是《紅樓夢》的功用，展現的是方法。 這同時也可解釋胡適為什么對《紅樓夢》評價不高，卻又肯花費極大精力去做《紅樓夢》研究的主要原因。

二、胡適研究《紅樓夢》的方法來源

1909 年，胡適有一筆記，記錄了他對《紅樓夢》早期的認知:

《石頭記》家庭小說也，社會小說也，而實則一部大政治小說也，故曰政，曰王，曰赦，曰刑，曰史，曰禮。為政而權操于內，故其婦曰王，其侄亦曰王。 外赦而內刑，言不相孚也

……

此種論證方法有著索隱傾向，與他后期嚴謹的考證大相徑庭。

我們由此也可知道，胡適的方法并非是一開始就具有的，他也曾說過他的方法是“經過長期琢磨，逐漸發展出來的”。 既然是一個逐漸發展的過程，則必然會受到多方面的影響，故而，想要分析胡適方法論的來源，就需要做一些溯源工作。

“懷疑”的態度，在胡適的學術研究中是非常突出的，在他的口述自傳中就提及，他幼年時就形成了懷疑的態度。留學期間，胡適又深受赫胥黎與杜威的影響，并將這種“疑古”上升到哲學層面，正如耿云志在《胡適研究論稿》中指出的“存疑主義成了他的哲學信仰”，在胡適的文章中，也充分證實了這一點。 在《五十年來之世界哲學》中，胡適說:“嚴格的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边@一方面反映的是懷疑的態度，另一方面卻是對證據的重視，而這種重視，與胡適在1910 年左右的思考有關。 在口述自傳中記錄了這一點:“遠在1910 年，我接觸到了漢朝的古典治學方法——這個較早期的古典學術，所謂‘漢學’?！薄皾h學”是重訓詁考據之學，重視證據。 在1916 年12 月27 日的日記中，胡適專門寫了《論訓詁之學》《論?？敝畬W》，統而言之就是“有證據的探討”，而“考據”之學之所以能夠“卓然有成”，胡適認為原因就在于它能用“歸納之法”。 這種說法本身就體現了一種態度，胡適用自認為的科學法則來反觀中國傳統學術方法。

什么又是科學呢? 胡適有著明確的界定:“‘科學’則是一種思想和知識的法則。 科學和民主兩者都牽扯一種心理狀態和一種行為的習慣、一種生活方式?！睆倪@段闡述中，我們可以獲知，科學首先是法則，形之于外則是心理狀態、行為習慣與生活方式。 在這段話之后，胡適以他的小說考證為例，進一步闡述了他對于科學法則的理解:“科學的法則便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p>

這種對科學的理解，與他在留美期間主修哲學的經歷是密不可分的。 杜威對胡適有非常重要的影響，這在《胡適口述自傳》中有著詳細記載，他將杜威稱之為“有終身影響的學者”。 杜威是實驗主義的集大成者，胡適在他的影響下，對實驗主義也曾做過細致的研究。 1919 年，胡適撰寫《實驗主義》一文，發表于《新青年》第六卷第4 號上。 該文介紹了“實驗主義”是“近代科學發達”的結果，根本觀念是“科學實驗室的態度”與“歷史的態度”，實驗的方法是“科學家在實驗室里用的方法”，而“科學律例”則是“最適用的假設”，“歷史的態度”則來源于達爾文的“進化觀念”?？傮w來說，實驗主義是科學方法在哲學上的應用。 關于歷史的態度，對胡適也有著極大的影響，他將“白話文”視之為文學正統的觀點，多由此理論而生。 在該文中，胡適將重點放在了杜威的思想這一部分，他首先定義了杜威哲學的基本觀念:“經驗即是生活，生活即是應付環境?！弊畲竽康氖恰霸鯓幽苁谷擞袆撛斓乃枷肓?，……從而能夠從已知的物事推到未知的物事，有前者作根據，使人對于后者發生信用”。 這是胡適對杜威思想的認知，而這種認知也決定了胡適的行為。 胡適一直是在“應付環境”的，從白話文運動，乃至推廣自己的科學方法，無不如是。 杜威說“疑難的問題，定思想的目的；思想的目的，定思想的進行”，如果將當時中國的問題，作為疑難的問題，則推動德先生與賽先生，就是思想的目的，而思想的進行，就是“解決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這一過程。 如此解讀，尤可顯杜威對胡適的影響。

在該文中，胡適系統地學習了杜威的方法，并將之總結為“五步說”:

(

一

)

疑難的境地；

(

二

)

指定疑難之點究竟在什么地方；

(

三

)

假定種種解決疑難的方法；

(

四

)

把每種假定所涵的結果，一一想出來，看那一個假定能夠解決這個困難；

(

五

)

證實這種解決使人信用；或證明這種解決的謬誤，使人不信用。

對于這五步，胡適有著深刻的認知，并進行了歸納總結:

杜威一系的哲學家論思想的作用，最注意“假設”。 試看上文所說的五步之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三步。 第一步和第二步的工夫只是要引起這第三步的種種假設；以下第四第五兩步只是把第三步的假設演繹出來，加上評判，加上證驗，以定那種假設是否適用的解決法。 這第三步的假設是承上起下的關鍵，是歸納法和演繹法的關頭。

于是，關于胡適方法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就形成了:歸納、假設、演繹，而目的則是對“假設”的“求證”。 這來源于他對杜威思想的接受與提煉。

同樣在1919 年，胡適發表了《清代漢學家的科學方法》一文，發表在《北京大學月刊》第五號上。 該文起始部分就總結了實驗主義的方法論:

近來的科學家和哲學家漸漸的懂得假設和證驗都是科學方法所不可少的主要分子，漸漸的明白科學方法不單是歸納法，是演繹和歸納相互為用的，忽而歸納，忽而演繹，忽而又歸納，——時而由個體事物到全稱的通則，時而由全稱的假設到個體的事實，——都是不可少的。

這段闡述就更加清晰了，在胡適認為的科學方法中，演繹應與歸納相互為用，而假設在其中起到了連接的作用，即:歸納出一個小通則，然后進行假設，再通過演繹的方式來對這個小通則進行驗證，這種進程是相互為用的。 文中，胡適對清代的文字學、訓詁學、?？睂W、考訂學等進行分析，從而得出漢學家們治學的方法中有著科學的因素，即演繹、歸納與假設。 并認為漢學家的長處，就在于他們有“假設通則”的能力。 尤應注意的是，在探討訓詁學的時候，胡適提出了一點自己的觀點，此一點在胡適研究《紅樓夢》時，有著非常顯著的表現:

但是以我自己的經驗看起來，這種方法實行的時候，決不能等到把這些同類的例都收集齊了，然后下一個大斷案。 當我們尋得幾條少數同類的例時，我們心里已起了一種假設的通則。 有了這個假設的通則，若再遇著同類的例，便把已有的假設去解釋他們，看他能否把所有同類的例都解釋的滿意。 這就是演繹的方法了。 演繹的結果，若能充分滿意，那個假設的通則便成了一條已證實的定理。

由此我們可知，胡適的方法實質上吸納了實驗主義與乾嘉樸學的因子，這一吸納的過程，是以實驗主義的思想作為是否科學的評判標準，去衡量乾嘉樸學中合乎科學的成分。 蔡元培先生在《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序中指出胡適“稟有漢學的遺傳性”，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稱胡適“亦用清儒方法治學”，這自是確論，可這是經過“科學”確認之后的方法。 唐德剛先生曾將胡適做學問的方法稱之為“三分洋貨，七分傳統”，這三分洋貨，是作為原則出現的，是挑選這七分傳統的基礎。 “正確的科學方法”，實質上指的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而漢學的考證，就成為了方法論中的具體實施手段。

三、《紅樓夢考證》的論證過程

胡適將古典小說分為兩類:逐漸演變出來的歷史小說；個體作家創作的小說。 基于不同的類別，胡適有選擇地用不同方法來進行研究:逐漸演變而來的歷史小說，運用歷史演變法；個體作家創作的小說運用一般歷史研究的法則，在傳記資料里找出該書真正作者的身世、他的社會背景和生活狀況。研究的共同點是版本，要做到“遍求別本”，而后“實事是正，多聞闕疑”。

在確定了這些研究重點與基礎原則之后，胡適對《紅樓夢》進行了考證。 1921 年3 月27 日，胡適寫成了《紅樓夢考證》(初稿)，作為亞東本《紅樓夢》的前言。 同年11 月12 日，寫成《紅樓夢考證》(改定稿)，據胡適自己說:“改定了七八千字?！倍咧煌?，主要是因胡適掌握的資料的擴充，從而導致了觀點上的變化。 如從方法論的角度來說，初稿與改定稿之間并無區別。

我們且來看《紅樓夢考證》(改定稿)中的主要觀點:

1.以往的紅學走錯了道路，所作的并非是《紅樓夢》的考證，而是《紅樓夢》的附會。

2.在著者方面，考證作者為曹雪芹，名霑，漢軍正白旗人，是曹頫的兒子，曹寅的孫子；曹家為織造世家，有文學與美術的遺傳與環境，曹家極盛時曾接駕四次以上，終因虧空而被抄沒；曹雪芹大約生于康熙末葉(約1715—1720)，死于乾隆三十年(1765)左右，作書時間約在乾隆初年至乾隆三十年；《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傳，甄賈兩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賈兩府即是曹家的影子。

3.《紅樓夢》最初只有八十回本，至乾隆五十六年之后，始有百二十回本《紅樓夢》。

4.《紅樓夢》后四十回的補作者為高鶚。

在這篇考證宏文中，胡適將自己總結的“科學方法”運用得淋漓盡致。 他本著存疑的態度，審視了紅學既往的研究，又從這些既往研究的方法入手，展開這篇文章。 整體來說，胡適在“歸納－假設－演繹”的方法之下，處處以證據來說話。 他在批駁《紅樓夢索隱》之時，借助于孟森《董小宛考》的考據成果，揭示董小宛與順治帝之間的年齡差距；批駁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時，借用演繹之法，指出蔡元培研究方法的“猜謎”本質，等等。

如果說在第一部分中，胡適的方法只是牛刀小試，在論證《紅樓夢》是作者曹雪芹的自敘傳說的過程中，則可視之為大展身手了。 胡適通過周密的論證，憑借種種史料，以曹寅為線索，勾勒出曹氏家族的經歷，又通過楊鐘羲《雪橋詩話續集》中的記載，追蹤曹雪芹的痕跡，最終考據出曹雪芹的大致概況。 憑借這些歸納的成果，胡適得出《紅樓夢》是曹雪芹自敘傳的假設。 而后又歸納演繹并用，進一步證實自敘傳說。

在論證后四十回作者的過程中，胡適仍然延續了這種做法:首先通過有正本與程本之間的版本差異，得出“直至乾隆五十六年以后始有百二十回的《紅樓夢》”這一結論，同時又因程、高序及引言中的“語焉不詳”，使得胡適對“后四十回的著者問題”產生了懷疑。 通過俞樾《小浮梅閑話》中記載的張問陶的詩注，得出高鶚是后四十回作者的假設，繼而通過對高鶚的考證，以及《紅樓夢》前八十回與后四十回脫榫之處，用演繹之法來進行論證證實。 這一部分的論證方法與第二部分幾乎一致。

當我們進入到胡適的思考語境之中，我們就會發現，這個論證過程是非常成功的，是胡適所倡導的“科學方法”的成功演示，可稱之為考據文的典范。

排除版本及后四十回著者問題，《紅樓夢考證》(改定稿)前部的重心在于對作者以及《紅樓夢》之內容兩部分，有著兩個層面的結論:

其一，曹雪芹是《紅樓夢》的作者，此為史學的考證。

其二，《紅樓夢》是自敘傳說，是“自然主義”的杰作，這是胡適對《紅樓夢》文本內容的判斷。

從論證次序上看，作者的考證是服務于自敘傳說的，此種做法，原因是多層面的。 首先，《紅樓夢考證》(改定稿)一文，第一部分是對紅學索隱的總結與批判，而紅學索隱的研究本身是為了探求《紅樓夢》是寫什么的問題，即“本事”是什么。 “自敘傳說”的提出，可看作對索隱紅學的回應，解決的同樣是“本事”問題。 在《跋〈紅樓夢考證〉》一文中，胡適寫道:“我以為作者的生平與時代是考證‘著作之內容’的第一步下手工夫?！贝苏Z正可說明“著作之內容”是考證的目的。

另一方面，這又是胡適研究個性的體現。 在本文的第一節中，我們尋出胡適研究《紅樓夢》的目的。 目的會是他挑選研究對象的主要因素。 但當深入到研究本身時，研究個性反而起到了關鍵作用。 在胡適身上，我們會發現他的研究偏重于證實，一切都圍繞證據而來，當胡適沉浸到《紅樓夢》研究之中時，這種研究個性就會凸顯。 胡適自稱有著“考據癖”與“歷史癖”，這深深地影響到了他對《紅樓夢》的研究過程，尤其是生成假設的過程。 在《紅樓夢考證》(改定稿)文中，“曹賈互證”的部分正是被作為證明“自敘傳說”的證據，這正可說明此問題:要給“著作之內容”，找出實際的來源。

胡適研究《紅樓夢》的目的是“本事”的考證，但在這“本事”考證過程中，實際也是對曹雪芹作者地位的加強論證。

關于后四十回作者問題的考辨，從方法上來講，同樣是以“懷疑”的態度，歸納、假設與演繹結合的方法來進行論證的，其疑點之始，固是在于程偉元、高鶚的記述以及俞樾的《小浮梅閑話》，其論證之最主要者，卻是因其不合于自敘傳說的整體結論。 《紅樓夢考證》(改定稿)一文末尾處寫道:“我的許多結論也許有錯誤——自從我第一次發表這篇《考證》以來，我已經改正了無數大錯誤了——也許有將來發現新證據后即需改正的?！奔t學發展至今，胡適的許多觀點有了修正，如高鶚續書說等。 但我們修正他的這個結論時所運用的方法與胡適是一致的，亦可視作對胡適觀點的補充。

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紅樓夢考證》(改定稿)一文是有著奠基作用的，它一方面建立了以考據為主要方法的研究范式，另一方面又形成了“本事”考證為目的的文本闡釋模式。 從結論上來說同樣有著重要意義:確立了曹雪芹的作者地位，確立了高鶚的續作者地位。 同時，在胡適的引導下，家世與版本研究成為紅學研究的主要領域。

四、《紅樓夢考證》的得失

胡適以“科學”原則提煉乾嘉樸學的方法，而后將這種源于治經史之法來作小說研究，這對小說作者、版本、時代等方面的探索，有著非常明顯的作用。 正如陳平原先生在《胡適文學史研究》一文中寫道:

一旦胡適將小說作為與傳統經學、史學平起平坐的學術主題，必然以清儒治經史的方法治小說。 以本事考異與版本?？睘楦?，再貫以歷史的眼光與母題研究思路，如此中西合璧的學術視野，使胡適得以在章回小說研究中縱橫馳騁。

從《紅樓夢考證》(改定稿)的結論來看，有關于曹家家世的部分內容，以及《紅樓夢》作者為曹雪芹等結論是堅不可摧的，這些考證成果奠定了紅學文獻的基礎。 雖然目前關于《紅樓夢》的作者有著諸多說法，然而這些說法大多建立在比附的基礎上，依附于胡適所批判的猜笨迷，與胡適嚴謹詳密的論斷自不可同日而語。

單純從考證來說，胡適延續了乾嘉樸學的方式。 乾嘉樸學繼承漢儒治學方法，注重小學訓詁，卻又從未忽略對義理的追求，如樸學大家戴震認為:“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圣人之理義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賢人圣人之理義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庇纱丝芍髡饝B度:由考證而至義理，考證是明義理的手段與途徑。與戴震觀點相同，錢大昕在《經籍篡詁·序》中亦曾言:“有文字而后有詁訓，有詁訓而后有義理?！边@與戴震的認知途徑是一致的。 胡適同樣繼承了這一點。 如果將乾嘉樸學對義理的認知，轉移到小說研究之中，則義理可視之為小說作者的創作主旨。 針對于此，在做完考證工作之后，胡適得出了《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傳說的結論，并進而認為《紅樓夢》是自然主義的杰作，是“老老實實的描寫這一個‘坐吃山空’‘樹倒猢猻散’的自然趨勢”，這與樸學的認知過程是相同的。

然而《紅樓夢》并不是曹雪芹的自敘傳說，更不是“自然主義”的杰作，此為學界共識，自不必多說。 可為何胡適會得出如此結論呢? 筆者以為，這有兩方面的原因:

其一，胡適的方法固然是科學的，但是方法受到研究對象的限制。 以治經史之法，來證小說，則小說在研究者的眼中，必然呈現出經史的特征，從而忽略小說之所以為小說的特性。 陳維昭先生在《紅學通史》中曾將新紅學的本質認識為“實證”與“實錄”的合一，筆者是十分認同的。 由實證而出，必得實錄的結論，這正是方法決定結論的表現。 這其中卻是因“實”而生的。 胡適有著強烈的問題意識，他在《問題與主義》中倡議:“請你們多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決，不要高談這種主義如何新奇，那種主義如何奧妙?！边@種言論尤顯胡適研究的傾向性。 也正是這種偏重于實，以實證作為研究手段的做法，使得他有著對“虛”的回避。 在他的小說研究之中，如《水滸傳》《紅樓夢》等，均是如此。 或因“詩無達詁”的緣故，小說本身的藝術研究無法證實，導致了胡適的“避虛就實”，這是胡適個人的研究個性決定的。

另外，中國自古以來文史不分的傳統，也是原因之一。關于中國小說的起源，有諸多說法，然總不脫稗官、史傳、諸子、神話、傳說、史話諸種，這其中均有史的成分，呈現出文史皆俱的特性。 在此傳統影響之下的小說創作，自可被證實，如《孽?；ā分械年惽锛刺锴?，孫汶即孫文，又如《儒林外史》中的馬純上即馮粹中，莊紹光即程綿莊。 因著這種創作傳統，關于“本事”的研究才會出現，自傳與他傳之間，考證與索隱之間才會形成攻駁之勢。 兩者之共同點皆為求“實”，然而又皆弱于“虛”。

相比于《儒林外史》《孽?；ā返取皩崱钡某煞直容^大，《紅樓夢》卻是“虛”的成分更多一些，這就在于《紅樓夢》高度的“典型化”。 “本事”考證實為反“典型化”的，研究的目的只在于去思考《紅樓夢》到底寫了誰家事，卻忽略了典型人物與典型環境，從而在根本上混淆了素材之于小說的關系。 魯迅曾因胡適糾結于誰是賈寶玉的模特，而稱其為“特種學者”，實已指出此種研究方式的偏頗。 魯迅認知中的創作模式當分為兩種:

作家的取人為模特兒，有兩法。 一是專用一個人，

……

二是雜取種種人，合成一個，從和作者相關的人們里去找，是不能發見切合的了。

……

況且這方法也和中國人的習慣相合，例如畫家的畫人物，也是靜觀默察，爛熟于心，然后凝神結想，一揮而就，向來不用一個單獨的模特兒的。

這正是典型化的生動表達。 而胡適正是因為沒有認識到《紅樓夢》與其他中國古典小說的不同，從而走向了證實的道路，陷入了“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的認知之中。

其二，胡適的考證手段來源于乾嘉樸學，清代早期的學術中，與樸學相對應的是桐城派，二者之間論爭的根本是“漢宋之爭”，義理、考據與辭章之爭等諸多范疇。 戴震在《與方希原書》中寫道:“古今學問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義；或事于制數；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蓖┏侨嬷坏囊ω?，在《復秦小峴書》中寫道:“天下學問之事，有義理、文章、考證三者之分，異趨而同不可廢?！边@兩段話正可反映二者對辭章的重視程度的不同:姚鼐認為三者當結合運用，而戴震視辭章為“等而末者”，這也影響了胡適研究的側重點。 胡適偏于“實”，而忽視“虛”，是造成這種結果的主要原因。 而從根本上來說，這是因對“辭章”的認識不足所導致的。

何為“辭章”? 錢穆先生認為:“至于所謂辭章，諸位當知，一番義理，即是一番思想，思想即如一番不開口的講話。中國古人說:‘有德必有言’，言就該是辭章?！贬槍τ谌咧g的關系，錢穆先生有著深入的研究，他認為三者是不同的學問，辭章、考據、義理正是“今天文學院里文、史、哲三科”。 同時，他又認為三者又是有機聯系的方法，他在《學問的三方面》里寫道:“任何一項學問中，定涵有義理、考據、辭章三個主要的成分。 此三者，合則成美，偏則成病?！贝苏摯_立了三者之間貫通的關系。 在《學與人》一文中，錢穆又從方法論的角度說道:“考據應是考其義理，辭章則是義理之發揮?！庇纱丝梢?，“義理”“考據”“辭章”是密不可分的。

回歸《紅樓夢考證》(改定稿)一文，胡適由“考據”直至“義理”，這是“自敘傳說”乃至于“自然主義杰作”這一判斷產生的內在邏輯，之間沒有對“辭章”加以研究，這也是胡適研究《紅樓夢》的一個弊端。 缺少對“辭章”這一環節的研究，使得結論出現偏差。

結語

胡適對《紅樓夢》的研究，在客觀上提升了《紅樓夢》的地位，從而使《紅樓夢》研究脫離了戲說的語境，成為嚴肅學術之一種，這是功不可沒的。 新紅學至今已有百年，百年間無數學人繼承這種方法，投入大量精力對《紅樓夢》進行考證，成果斐然，這也奠定了《紅樓夢》研究的文獻基礎。然而正如胡適先生自承的，自己所作的工作是“文學史”的研究，并非是“文學”的研究，可后來者多繼承了這種方法，卻缺乏這種認知，針對于此，陳平原先生曾說道:

這正因為胡適及其同道過于沉醉在以作者家世證小說的成功，忽略了小說家“假語村言”的權力，“紅學”逐漸蛻變為“曹學”，“自傳說”引來越來越多的批評。

陳平原先生可謂一語中的。 在胡適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諸多學者皆本著本事考證的目的，進行大量的研究，時至今日，此種做法仍有延續。 又因如此，紅學的側重點轉移到考證曹雪芹及曹氏家族之上，而囿于曹雪芹史料的匱乏，考證重心繼續產生了偏移，有著考證與《紅樓夢》文本背離的傾向。

實質上，這與胡適的考證目的不符。 他雖承認自己做的是“文學史”的研究，這卻是因考證為文章主體的緣故，畢竟在《紅樓夢考證》(改定稿)一文中，缺乏文學性的分析，但他考證曹雪芹的目的，依然是為《紅樓夢》的文本服務，在《紅樓夢考證》的開篇他即確定考證的范疇為“著者”“版本”“時代”，其目的卻是“真正了解《紅樓夢》”，自敘傳說的結論，亦是針對文本而來的，這種目的性就非常明確了。 在1921 年4 月27 日的日記中，胡適有這樣一段話:“既已懂得《詩》的聲音、訓詁、文法三項了，然后可以求出三百篇的真意，作為詩的新《序》?！边@與他對《紅樓夢》研究的過程是一致的。 考證的雖是著者、版本與時代，目的卻是文學性的研究。

百年荏苒，紅學已成顯學，反思過往，才能清晰認知未來。 我們固不用如俞平伯先生一樣，將考證視之為黑漆，卻也應知考證對于文學的作用及局限，用合適的方法，研究適合的領域，以圖紅學新時期更大的發展。

注釋

① 俞平伯《紅樓夢辨》，商務印書館2010 年版，第6 頁。

② 《俞平伯全集》第6 卷，花山文藝出版社1997 年版，第403 頁。

③ 胡適先生對于《紅樓夢》的評價并不很高，從思想角度來說，他在《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一文中稱許《紅樓夢》為中國文學中有悲劇觀念的小說，并對《紅樓夢》的悲劇進行了簡單闡釋。 從藝術角度來說，他在《紅樓夢考證》一文中也只說《紅樓夢》是“自然主義的杰作”。

④ 唐德剛《胡適雜憶》，華文出版社1990 年版，第26 頁。

⑤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胡適全集》第1 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第6—7 頁。

⑥ 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胡適全集》第1 冊，第52 頁。

⑦⑩ 胡適《四十自述》，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第53、118—119 頁。

⑧ 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梁啟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 年版，第884 頁。

⑨ 此段經過，在胡適的《四十自述》中有詳細的記載。 在《胡適口述自傳》中又有補充。

[11] 胡適《新思潮的意義》，《胡適全集》第1 冊，第691 頁?！缎滤汲钡囊饬x》一文，實質上是胡適自剖思考起源的文章，他在文中寫道

:

“又如文學革命的問題。 向來教育是少數

‘

讀書人

’

的特別權利，于大多數人是無關系的，故文字的艱深不成問題。 近來教育成為全國人的公共權利，人人知道普及教育是不可少的，故漸漸的有人知道文言在教育上實在不適用，于是文言白話就成為問題了?！贝硕挝淖譄o疑是胡適發動白話文運動的思考原點。[12][30][35][48] 胡適《紅樓夢考證》

(

改定稿

)

，《胡適全集》第1 冊，第587、545—587、577、556 頁。

[13] 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胡適全集》第4 冊，第673 頁。

[14] 宋廣波《胡適紅學年譜》，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9 年版，第63 頁。

[15][18][19][20][21][22][27] 唐德剛《胡適口述自傳》，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年版，第121、121、127、187、188、97、228—231 頁。

[16] 耿云志《胡適研究論稿》，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年版，第48 頁。

[17] 胡適《五十年來之世界哲學》，《胡適全集》第2 冊，第359 頁。

[23][24] 胡適《實驗主義》，《胡適文集》第2 冊，第233、238 頁。

[25][26] 胡適《清代漢學家的科學方法》，《北京大學月刊》1919年第5 號。

[28] 胡適《?？睂W方法論》，《胡適全集》第4 冊，第154 頁。

[29][49] 胡適《胡適日記全編》第3 冊，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 年版，第393、5 頁。

[31] 胡適《跋

〈

紅樓夢考證

〉

》，《胡適全集》第2 冊，第741 頁。

[32][47] 陳平原《胡適的文學史研究》，《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版，第211 頁。

[33][40] 戴震《戴震文集》，中華書局2006 年版，第168、143—144 頁。

[34] 張文治編、陳恕重?！秶鴮W治要》第1 冊《經傳治要》，南海出版公司2015 年版，第166 頁。

[36] 陳維昭《紅學通史》，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 頁。

[37] 胡適《問題與主義》，《胡適全集》第1 冊，第327 頁。

[38] 魯迅《

〈

出關

〉

的“關”》，《魯迅全集》第6 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版，第518—519 頁。[39] 魯迅《

〈

絳洞花主

〉

小引》，《集外集補編》，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年版，第177 頁。

[41] 姚鼐《惜抱軒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版，第104 頁。

[42][43][44] 錢穆《中國史學發微

·

讀史隨劄》，《錢賓四先生全集》第三十二卷，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版，第44—45、43、43 頁。

[45] 錢穆《歷史與文化論叢》，《錢賓四先生全集》第四十二卷，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版，第152 頁。

[46] 姚鵬、范橋編，胡適著《胡適講演》，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 年版，第274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