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旅游發展、經濟增長與扶貧效應的格蘭杰因果關系*
——以江西瑞金為例

熊瀾潔,龔志強,2,王文輝

(1.南昌大學 旅游學院,江西 南昌 330031;2.南昌市灣里管理局,江西 南昌 330004)

0 引言

旅游業具有關聯性強、就業門檻低、生態效益好等特點[1],常被認為是助力貧困地區脫貧攻堅的重要途徑。紅色旅游主要是指以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和戰爭時期建樹豐功偉績所形成的紀念地、標志物為載體,以其所承載的革命歷史、革命事跡和革命精神為內涵,組織接待旅游者開展緬懷學習、參觀游覽的主題性旅游活動[2]。革命老區大多地處偏遠,經濟社會發展較為落后,但因其擁有豐富的紅色資源,發展紅色旅游常被認為是實現老區振興的重要舉措。自《2004-2010年全國紅色旅游發展規劃綱要》印發后,我國紅色旅游相關研究數量激增,形成了豐富的研究成果。

囿于時代背景、空間地域、研究方法等限制,學界關于紅色旅游發展、經濟增長和扶貧效應三者間關系的研究尚缺乏整體性判斷,而求證三者間影響關系有利于對其未來發展趨勢進行預測從而鞏固脫貧成果、防止返貧。由于三者間相互影響關系存在不確定性,且經濟變量間的顯著相關有時不具有現實意義,本研究擬采用格蘭杰因果檢驗判定三者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格蘭杰因果檢驗從時間序列的意義上來界定因果關系,即考察一個變量的當前值多大程度可以由另一個變量的過去值解釋,可以在避免偽回歸的情況下判斷三者時間序列上的因果。有鑒于此,本文選取著名紅色旅游地——江西瑞金作為案例地,采用向量自回歸模型,利用其時間序列數據分析紅色旅游發展、經濟增長和扶貧效應三者之間是否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并通過脈沖響應函數及方差分析進一步探尋其相互作用,從而為進一步推進紅色旅游發展,助力革命老區振興提供重要參考。

1 文獻綜述

1.1 旅游發展與經濟增長

隨著旅游業在經濟發展中重要性的增加,旅游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研究引起學術界高度關注,根據其結論差異可分為三類:(1)旅游發展對經濟增長存在顯著促進作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為Shan等提出的旅游發展促進經濟增長假說(TLGH)[3],學者們認為旅游發展通過增加外匯收入、吸引投資、增加就業、促進旅游消費、增加稅收等形式實現對經濟發展的正向影響[4]。(2)旅游發展對經濟增長存在顯著負向作用。有學者認為旅游業的快速擴張會吸引大量的資本、勞動力流入,推動非貿易部門的規模擴大,產生擠出效應影響經濟健康發展[5]。(3)旅游發展對經濟增長無顯著影響。由于報酬遞減規律及機會成本的存在,旅游發展與經濟增長間無確定性關系,二者關系主要取決于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程度、旅游依賴程度以及市場規模尺度[6]。

1.2 經濟增長與扶貧效應

經濟增長對社會總體財富的增加有著毋庸置疑的積極影響,但是就經濟增長是否能對貧困減緩產生積極影響這一問題學界存在很大爭議。部分學者認為,經濟增長是戰勝貧困的必經過程,如羅良清等對中國貧困動態變化分解展開研究后指出,從各階段的貧困變化分解結果來看,中國大規模減貧離不開經濟增長提供的物質基礎[7]。與之相對,有學者認為僅靠單純的經濟增長不能實現充分有效的減貧與發展,經濟增長是戰勝貧困的必要非充分條件,如齊子鵬等人從親貧困增長視角分析我國鄉村旅游經濟的發展,發現我國部分鄉村旅游地區存在親富式增長傾向[8]。此外,學者們就影響二者相互關系的各類因素展開了研究。如陳超凡等人對羅霄山片區20個縣(市、區)的旅游扶貧效率進行測度,并指出財政支持、基礎設施建設、產業化扶貧對改善羅霄山片區旅游扶貧效率有積極影響,而教育培訓水平較低和金融支持能力的不足制約了其旅游扶貧效率[9]。

1.3 旅游發展與扶貧效應

旅游業因其關聯性廣、帶動性強等產業優勢,及其推動經濟收入增長的潛在可能性,常被視為減緩貧困的重要途徑和有效工具?；谶@一現實背景,許多學者就旅游發展與扶貧效應間的影響關系展開了研究,隨著研究深入產生的結論大相徑庭,形成了三種主要觀點。(1)旅游業所產生的經濟利益能夠通過縱向“涓滴效應”惠及低收入群體,如田雅娟等基于我國20個省份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認為,旅游業發展對農村貧困減緩具有積極的影響效應,且受產業內部發展特征和宏觀經濟環境因素的影響,減貧效應表現出明顯的異質性[10]。(2)貧困地區旅游發展過度依賴外部資本、技術和人才等生產要素產生的資本擠出和權利剝奪會進一步加劇貧困,如馬忠玉指出,旅游開發的目標是獲取最大經濟利益,而貧困人口由于資金和技術的缺乏容易被孤立在旅游開發活動之外[11];(3)旅游發展與貧困減緩間不是簡單的經濟關系,而應系統辯證地認知,如穆學青等通過對云南25個邊境縣旅游扶貧效率的研究指出,經濟基礎、產業結構高級化、交通通達性、市場需求規模和政府干預對扶貧效率具有正向影響,而信息化對旅游扶貧效率具有負向影響,各影響因子在不同邊境段存在著影響強度和作用路徑的差異[12]。

綜上所述,關于旅游發展、經濟增長與扶貧效應三者間互動關系的研究已有翔實的理論成果與實證經驗,但囿于時代背景、空間地域、研究方法等因素的限制,學界尚未對此達成共識,且過往研究大多集中于對兩者間關系的描述,缺乏對三者關系的整體性判斷,多元視角的缺失可能會造成對三者相互影響關系的誤判。其次,過往研究多數從宏觀尺度出發,而資源稟賦的差異可能會導致三者關系在不同地理尺度上表現出不同特征。此外,紅色旅游是政治工程、文化工程,需要始終堅持把握意識形態導向[13];紅色旅游產品往往具有較大的政治相關性,其文化教育價值及育人功能突出[14],因而紅色旅游者的出游動機、旅游消費等表現出一定的獨特性。相對應的,紅色視域下旅游發展、經濟增長及扶貧效應三者間的關系或與其他旅游情境下有所不同。鑒于此,本研究在規避已有研究對三者關系先驗性假設影響的基礎上排除地理尺度差異,在紅色語境下將扶貧效應作為變量引入對旅游發展與經濟增長的互動關系研究中,試圖通過研究特定區域三個變量間的關系來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紅色旅游地旅游發展、經濟增長與扶貧效應之間存在怎樣的相互影響關系?

2 研究設計

2.1 案例地選擇

瑞金市位于江西省南部,為羅霄山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縣市,過去因歷史原因及自然條件制約經濟社會發展較為落后,貧困人口數量大、貧困程度深。與此同時,瑞金是享譽中外的紅色故都、共和國搖籃、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地,其在中國革命歷史上曾經寫下光輝燦爛的一頁。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作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是全國蘇區政治、文化中心。立足自身優勢、遵循政策導向,自2013年被納入全國紅色旅游五年發展規劃示范區后,瑞金市旅游迎來跨越式發展,瑞金現已擁有以共和國搖籃景區為代表的意義深遠、開發得當的紅色旅游景點景區。2019年,瑞金市全年接待游客1 831.2萬人次,同比增長35.5%,實現旅游綜合收入101.7億元,占全年GDP的61.29%。其中紅色旅游人次占全年接待游客人次比達80%,紅色旅游收入占旅游綜合收入比達86%,由此可見旅游產業已成為瑞金市支柱型產業、紅色旅游收入更是瑞金市旅游收入的重要來源。與此同時,瑞金市將紅色旅游發展與精準扶貧相結合,2018年7月,在國家和政府的親切關懷下,老區瑞金正式脫貧摘帽,2015至2020年底瑞金市累計減貧76 935人。綜上,以瑞金市作為案例地研究紅色旅游發展、經濟增長與扶貧效應三者間關系具備一定的代表性。

2.2 變量說明

本研究的變量為旅游發展、經濟增長及扶貧效應。

現有相關實證研究中,案例地經濟增長狀況一般用國內生產總值、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實際國內生產總值等指標進行測度,衡量旅游業發展水平的常用指標有旅游人數、旅游收入、投入產出績效等,有關貧困測度的常用指標有貧困發生率、貧困距、森指數以及FGT指數等,也有學者認為應建立多維指標以衡量貧困。本研究借鑒郭旸、趙磊等人的研究成果[15-16],以實際GDP衡量經濟增長(G);以旅游專業度衡量地區旅游發展水平(T),其中旅游專業度=旅游總收入/GDP,該指標表示旅游業在地方經濟中所占比重,數值越大則旅游業發展程度越高,由于紅色旅游單項數據無法獲得且紅色旅游收入為瑞金市旅游綜合收入的主體,該指標以瑞金市綜合旅游收入代替紅色旅游收入進行計算;基于數據可得性和可比性的考慮,扶貧效應(P)采用參照郭魯芳等[17]及張大鵬[18]的做法,P=城鎮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人口占比+農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人口占比。

為了避免在實證分析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異方差,將紅色旅游發展、經濟增長和扶貧效應相關指標數據取自然對數。

2.3 數據來源

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本文中VAR模型的相關數據均取自2007-2019年《江西統計年鑒》《瑞金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公報》和《瑞金統計年鑒》等資料。需要說明的是,在使用經濟增長相關數據時,為了消除統計數據中價格因素的影響,統計資料中名義GDP已折算為實際GDP。在旅游專業度計算過程中,則并未對GDP進行平減,因旅游專業化為比例指標,旅游總收入與GDP同時平減之后該指標并未發生變化。

3 研究結果

3.1 時間序列的平穩性檢驗

非平穩時間序列之間的回歸會導致沒有意義的偽回歸。為了分析瑞金旅游發展、經濟增長及扶貧效應三者間的關系,首先需要檢驗三個時間序列數據的平穩性,以避免高值偽回歸的出現。本文利用ADF檢驗對時間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以判斷變量單整的階;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通過ADF檢驗,發現lnp、lnt分別在5%和10%顯著性水平上接受原假設,即序列存在單位根,也就是說序列是不平穩的,做一階差分檢驗,結果接受原假設即序列存在單位根。繼續做二階差分檢驗,結果拒絕原假設即原變量的二階差分序列平穩,可以進一步檢驗其是否存在長期協整關系。

3.2 協整檢驗

通過ADF檢驗可知lnp、lnt、lny為二階單整Ⅰ(2)序列,滿足協整檢驗前提,利用Johansen協整檢驗瑞金市旅游發展、經濟增長及扶貧效應的協整關系。如表2所示,三者間存在協整關系,隨后依協整方程估計建立協整回歸方程:Lnp=0.23lnt-0.67lny。據此回歸方程可知,旅游發展與扶貧效應正相關,表現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旅游發展增加一個單位扶貧效應增加0.23個單位;經濟增長與扶貧效應負相關,表現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經濟增長增加一個單位扶貧效應降低0.67個單位。對等式Lnp=0.23lnt-0.67lny進行變形可得Lny=0.34Lnt-1.49Lnp,表明旅游發展與經濟增長正相關,表現為旅游發展增加一個單位經濟增長增加0.34個單位。

表2 Johansen協整檢驗

表3 協整向量和調整參數向量估計結果

3.3 格蘭杰因果檢驗

上述分析表明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雖然協整隱含著格蘭杰因果關系,但這并不保證一定能辨識出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的方向[19]。為了清晰辨識變量之間是否存在格蘭杰因果,需要進一步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首先,本文采用Akaike信息標準(AIC)、Schwartz貝葉斯標準(SBC)以及更為嚴格的對數似然比檢驗(LR)等標準來確定變量的滯后結構。通過表4所提供的檢驗數值可以判定,滯后期2為最優的滯后期選擇。確定滯后結構后,在選定的滯后期內進行格蘭杰檢驗可以進一步判斷變量間真實關系,由于本研究變量的二階差分為平穩序列,故在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時因采用變量的一階差分形式帶入計算,表5為旅游發展、經濟增長及扶貧效應三者間格蘭杰檢驗結果,原假設表示二者間不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

表4 滯后期檢驗

4 研究結論與研究局限

4.1 結論與討論

4.1.1 結論

本研究以具有代表性的紅色旅游地瑞金作為案例地,對紅色旅游地旅游發展、經濟增長和扶貧效應三者間相互關系展開了實證分析。從協整分析結果來看,三變量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旅游發展與扶貧效應正相關,經濟增長與扶貧效應負相關,旅游發展與經濟增長正相關。由于三者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可對其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相關檢驗結果顯示,在滯后期為2時,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旅游發展、經濟增長和扶貧效應間不存在格蘭杰因果。綜上,旅游發展、經濟增長及扶貧效應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協同關系,但無可通過時序預測的格蘭杰因果關系。

4.1.2 原因分析及政策建議

旅游發展與扶貧效應、旅游發展與經濟增長二者間的正向長期均衡關系與瑞金市紅色旅游的發展現狀相符。從2012年開始瑞金的紅色旅游持續升溫,在提升紅色旅游產品質量的同時實行諸如“紅色景區分階段免票政策”等差異化發展戰略,力求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紅色旅游的發展一方面通過“涓滴效應”惠及貧困人口[14],另一方面推進相關產業發展;并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如,2019年,到瑞金開展紅色培訓的學員有4 260批次,達31.6萬人次;進行紅色研學活動的學員820批次,達12.9萬人次。目前,瑞金市已形成以瑞金干部學院、瑞金市委黨校為龍頭,62家紅色教育培訓機構共同發展的強大培訓機構體系。然而,在旅游業蓬勃發展的同時要警惕其可能造成的資源詛咒效應。截止到2019年,旅游收入已達到瑞金全市GDP的61.29%,這一數據足以說明旅游已成為瑞金市的支柱產業,然而旅游業對社會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的促進作用并不是持續不變的,且旅游業的發展需要吸收大量資本及勞動力,資本轉移會對其他產業產生擠出效應,旅游專業化程度過高可能會對瑞金市經濟發展帶來負面影響。綜上,在發展紅色旅游時應發揮其高關聯性優勢,重視旅游業與其他相關產業的融合發展,充分發揮其帶動作用以避免對單一產業的過度依賴,將通過旅游業積累的原始資本投入科技創新和人才培養,保障旅游業的長足發展。

就瑞金這一案例地而言,現有協整方程表明經濟增長不一定能帶來扶貧效應的提高。宏觀經濟增長并不等于貧困人口獲益,相反,在未得到充分支持的情況下,貧困人口在旅游發展過程中付出的代價可能大于獲得的收益[20]。一方面,一般來說,增加有生產力的就業機會是通過經濟增長推動扶貧的重要方式,使得貧困人口能被納入經濟增長的軌道[21]。另一方面,貧困是一個多維概念,除了經濟維度,還包含教育、醫療、基礎設施建設等維度,既應考量貧困主體的絕對貧困程度,亦需考察居民的貧困水平差異,即相對貧困[22]。由于文化水平和技術能力有限,在許多情況下,貧困人口與外來人員相比,在就業機會和經濟獲益方面相對處于弱勢地位[23]。此外,旅游參與程度的受限,可能使他們從當地旅游發展中受益微薄的同時,還需承受物價上漲等經濟影響,進而面臨實際購買力降低、貧困程度加劇的窘境[8]?；谝陨辖Y論,本研究認為,紅色旅游地在致力于提高當地總體經濟發展水平的同時,需強化貧困人口專業技能教育、就業和創業指導等,以提升貧困人口的旅游參與程度,進而取得良好的扶貧效應。

格蘭杰因果是基于預測的因果,其檢驗結論可以用來支持實際的因果關系,但不能以此作為肯定或否定兩個變量之間因果關系的最終依據。就本案例而言,三者間僅存在長期均衡關系,不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這一結果與楊勇、吳忠才對旅游業與我國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結論一致[24-25]。扶貧效應的多維性和經濟增長途徑的多樣性或是造成瑞金市旅游發展、經濟增長和扶貧效應之間因果關系并不明朗的主要原因之一。

4.2 研究局限

本研究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在衡量紅色旅游發展這一指標時,由于紅色旅游專門數據的收集在客觀上存在較大的困難,本研究在分析時以旅游收入代替了紅色旅游收入。其次,本文尚未就旅游發展、經濟增長和扶貧效應之間不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背后的原因作深入探討。旅游發展、經濟增長和扶貧效應三者間的關系受到復合因素的影響,存在動態性和不穩定性。后續研究將在驗證三者因果關系的基礎上,進一步考察影響三者關系的因素及相關影響的作用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