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標準”演化與新的大國博弈

劉德斌 李東琪

世界正在經歷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不僅正在改變世界經濟與政治力量對比，也在改變不同文明的現狀與未來，給予學界有關文明問題的討論以新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自塞繆爾·亨廷頓1993年在美國《外交》雜志上發表《文明的沖突》以來，有關文明沖突的討論在學術界和新聞界就從來沒有停止過。但冷戰后國際關系的發展變化卻很難用“文明的沖突”來解釋，因為經濟全球化已經將西方和非西方世界更為直接、密切和結構性地聯結在一起，人類社會已經被置于一個命運共同體的航船之上。不過，面對非西方國家的崛起，面對近代以來西方和非西方之間力量對比向著一種“更為均衡”狀態的“回歸”，西方大國特別是美國與非西方大國的矛盾和摩擦日趨加劇。美國冷戰結束之初那種“現代羅馬”的志得意滿早已煙消云散，隨之而來的是“歷史的回歸與理想的終結”和“重回叢林世界”這樣一種對世界前景非常悲觀的判定。(1)參見[美]羅伯特·卡根：《歷史的回歸與夢想的終結》，陳小鼎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Robert Kagen, The Jungle Grows Back: America and Our Imperiled Worl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8.這種矛盾和摩擦表現在許多方面，但歸根結底是圍繞著近代以來曾經主導國際體系和國際社會發展變化的西方“文明標準”展開的。所謂的西方“文明標準”是近代以來崛起的西方國家主導地位的產物，是西方世界按照自己的意志“規制”非西方世界的“標準”，對19世紀和20世紀的世界歷史進程產生過重大影響。進入21世紀，隨著冷戰的終結，西方有學者預言了“文明標準的回歸”。(2)David P. Fidler, “The Return of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2, No.1, 2001, pp.139-157.但隨著非西方世界的崛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展開，美西方國家按照自己的意愿“規制”世界的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更大了。系統梳理西方“文明標準”的由來與嬗變，揭示其演進過程中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沖突，對于我們認清當今世界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國家關系的實質，應對大變局的根本挑戰，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西方“文明標準”的緣起

所謂“文明標準”是一個追溯性概念，是20世紀50年代西方學者概括和定義出來的。它形成于19世紀的歐洲，是歐洲列強為非歐洲和非西方國家進入“文明”社會所設定的“標準”；但在一戰結束后國際聯盟成立之《國際聯盟盟約》及相關文件中又植入進了美國總統威爾遜的主張，由此形成更為系統的法律規定。這些文件規定了作為國際社會成員國的資格與責任，并對殖民地的前途做出了相應的安排。一般認為，盟約體現了威爾遜主義色彩，強調“民族自決”和自由主義，但實際上也可以說，盟約把17世紀以來構建歐洲國家之間關系的威斯特伐利亞精神全球化了。

“文明標準”最早被法學家格奧爾格·施瓦曾伯格(Georg Schwarzenberger)總結為一套國際法中“彈性的但相對客觀的對待外國國民的標準”，即一個“文明國家”至少要做到政府足夠穩定，能夠并愿意充分保護外國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權。(3)Georg Schwarzenberger, “The Standard of Civilis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Current Legal Problems, Vol.8, No.1, 1955, pp.212-234; Georg Schwarzenberger, A Manu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bingdon, Oxon: Professional Books, 1976, p.84.但到了20世紀80年代，國際關系學界開始了內容更為廣泛的“文明標準”討論，江文漢(Gerrit W. Gong)有關西方“文明標準”的概括成為學界多數人討論的共識和起點。江文漢將西方“文明標準”的內涵概括成這樣五個方面：(1)“文明的”國家要保障生命、尊嚴和財產等基本權利；旅行、商業和宗教的自由，尤指外國公民(foreign nationals)的自由。(2)“文明的”國家是以有組織的政治官僚機構形式存在的，在運行國家機器方面具有一定效率，具有組織自衛的能力。(3)“文明的”國家遵守普遍接受的國際法，包括戰爭法；它還維持國內法院、法典和已頒布法律的體系，這些法律保證在其管轄范圍內的所有人，無論是外國人(foreigners)還是本國公民(native citizens)，都能得到公正的審判。(4)“文明的”國家通過維護適當的和持久的外交渠道，來履行國際體系的義務。(5)“文明的”國家大體上是符合“文明的”國際社會所公認的規范和實踐，例如，殉夫自焚、一夫多妻和奴隸制被認為是“不文明的”(uncivilized)，因此是不可接受的。(4)Gerrit W. Go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pp.14-15.

追根溯源，西方世界的“文明標準”源于中世紀末期歐洲基督教國家之間逐漸形成的“行為準則”，到了19世紀，由包括國際法學家在內的歐洲知識分子塑造成“文明標準”。(5)參見劉文明：《19世紀末歐洲國際法中的“文明”標準》，《世界歷史》2014年第1期。構成西方“文明標準”的主要文獻是19世紀歐洲與非歐洲國家簽訂的條約和當時歐洲一流國際律師(the leading international lawyers)撰寫的國際法律文本。(6)Gerrit W. Go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p.25.換言之，歐洲列強的外交官和律師一起為殖民擴張制造了理由和合法性依據。因此，有關“文明標準”的討論最早也是在西方的國際法史領域開始的，后來才成為國際關系學界的一個重要話題，且不斷地有非西方學者加入進來，相關討論的影響也隨之擴大。學界通常把19世紀歐洲產生的“文明標準”視為“舊文明標準”(old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并認為這種“文明標準”在二戰期間和二戰之后作為一個法律概念已被拋棄，人權標準(the standard of human rights)和現代性標準(the standard of modernity)成為“舊文明標準”的繼承者，(7)Gerrit W. Go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pp.91-93.而把冷戰后“人權”的重要性提升到“新文明標準”的水平。(8)Jack Donnelly, “Human Rights: A New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74, No,1, 1998, pp.1-24.舊“文明標準”把當時歐洲列強海外貿易和殖民擴張過程中處理歐洲國家間關系的地方性“行為規范”，變成判定非歐洲國家是否具備國際社會成員國資格的“文明標準”，從而構建了一個等級制的由西方國家主導的世界秩序。

顯而易見，西方“文明標準”是以認定非西方國家的“野蠻”為前提的。在19世紀的歐洲，“志得意滿”的歐洲人將世界劃分為“文明的”(civilized)和“野蠻的”(barbarous)，甚至“未開化的”(savage)以及更為細致的等級劃分。(9)James Lorimer, The Institutes of the Law of Nations: A Treatise of the Jural Relations of Separate Political Communities, Edinburgh and London: W. Blackwood and Sons, 1883, p.101.這套文明等級的標準源自“大發現”以來歐洲對世界上其他地區“觀感”的變化，起初并不嚴格，但在19世紀形成了一套經典化的論述，被編入國際法原理，被寫進政治地理教科書，被嵌入歐洲國家與其他國家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最后形成歐洲和美國等國家認識世界的基礎。(10)劉禾：《序言：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徑》，劉禾主編：《世界秩序與文明等級——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徑》，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版，第7頁。盡管近代以來歐洲列強之間的合縱連橫從未停止過，盡管英法等西歐國家和中東歐的德意志帝國、奧地利帝國和沙皇俄國等在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意識形態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但它們在構建所謂的“文明標準”并將其強加給非歐洲國家的問題上，卻能夠達成“共識”，形成“默契”。實際上，這種視“我者”為“文明的”、“他者”為“野蠻的”的分野，在世界歷史上各大文明發展進步的過程中幾乎都曾經存在過，但只有歐洲列強憑借其率先發展起來的現代經濟、軍事和政治實力，得以將它們的“文明標準”推廣到全世界。這些列強以非歐洲或非西方國家和地區缺少人權保護法律、無法實現國際交往中的“互惠”承諾和不能履行國際義務為由，通過領事裁判制度和不平等條約等手段強迫非西方國家和地區接受治外法權，開放國內市場，建立歐式法庭和外交機構，在體制上與西方國家“接軌”，至少在表面上要“改造”成“威斯特伐利亞式”國家。對那些歷史上沒有國家組織的經歷，仍然以部落為主要行為體的地區，如撒哈拉以南非洲，歐洲列強則爭相劃分勢力范圍，以傳播“文明”的名義掠奪當地的資源、財富和勞動力。

在歐洲列強的船堅炮利之下，大部分非歐洲國家和地區相繼淪為歐洲列強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大部分半殖民地國家都被迫與西方列強簽署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并按照西方的“文明標準”對國家體制進行改革，“融入”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在這個過程中，也有非西方國家全面接受歐洲“文明”與“野蠻”的價值觀，按照“文明標準”進行徹底的“西化”改革，并由此迅速躋身于“文明”國家行列。日本即是按照西方“文明標準”改弦更張的典型例子。在“佩里叩關”之后，日本人的觀念發生了“革命性”的變革，迅速走上“脫亞入歐”之路，(11)參見[日]福澤諭吉：《文明論概略》，北京編譯社譯，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通過明治維新實現“華麗轉身”，一躍而為東亞和世界舞臺上的重要力量，并以1895年日清甲午戰爭和1905年日俄戰爭的勝利，證明日本的“文明”可以戰勝中國的“野蠻”，亞洲的黃種人可以戰勝歐洲的白種人，實現了國際地位的空前提升。日本學者岡倉天心曾經發出不無諷刺的感慨：“當日本人沉浸在優雅平和的藝術中時，西方人卻視之為野蠻之邦；當日本在戰場上荼毒無辜生靈時，西方人卻又把日本劃歸為文明國家?！?12)[日]岡倉天心：《茶之書》，柴建華譯，重慶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6—7頁。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終結了歐洲的“輝煌時代”，“文明的”國家之間進行了最“野蠻的”廝殺，死傷空前慘烈，有關“文明”與“野蠻”的說教陷入了尷尬的境地。也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施賓格勒《西方的沒落》一書在歐洲和全世界知識界都引起了強烈反響。但一戰的慘劇并沒有改變西方列強主導世界的決心，“文明標準”被與戰后秩序的制度化建設聯系在一起，并在《國際聯盟盟約》中得到集中體現。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是“大戰”(the Great War)之后為了防止戰端再起，以構建世界和平秩序為目的而建立的國際制度體系，具有“世界政府”的色彩，規定其構成的法律文件和結構設計包括了成員國資格的認定、國家主權、人權和國際行為規范等內容?！秶H聯盟盟約》是在美國總統威爾遜的主導下制定的，雖然后來未獲美國國會批準，美國退出了聯盟，但威爾遜政府的主張卻被寫進了盟約，其中包括民族自決，國家平等，維持各國間公開、公正、榮譽之邦交，承諾不從事戰爭之義務，并為戰敗國前殖民地、前奧斯曼帝國各民族和非洲等“其居民尚不克自立”的地區，以“此等人民福利及發展為文明之神圣任務”，設置了“委任統治”(Mandate)制度。(13)世界知識出版社編：《國際條約集(1917—1923)》，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版，第266—276頁。應該說，《國際聯盟盟約》的締結既是英法等歐洲列強所推行的“文明標準”的一個“階段性勝利”，也是一個“挫折”，因為一直避免卷入舊大陸紛爭的美國在“擺平”歐洲戰事之后，開始按照自己的意志構建歐洲和世界秩序了?！秶H聯盟盟約》和凡爾賽—華盛頓體系有關民族“自決”的安排雖然給予英法以特殊地位，委任統治制度延續了歐洲列強對非歐洲地區“文明教化”的使命，但也為二戰之后英法殖民帝國的解體埋下了伏筆。

國際聯盟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防止歐洲戰禍再起，但它失敗了，歐洲列強在“二十年危機”中迅速滑向第二次世界大戰。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同，世界上更多的非歐洲國家和地區的人民被卷入到這場反法西斯戰爭中來了。最后，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僅促成了歐洲列強世界主導地位的終結和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地位的形成，美蘇冷戰成為戰后世界的主旋律，而且還進一步促進了殖民地覺醒，民族解放運動蓬勃興起，歐洲的殖民帝國體系徹底崩塌，“第三世界”橫空出世，中國在經歷了百年屈辱之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重新“站起來”了。如果說一戰之后的世界依然是一個西方列強可以主宰的世界，那么二戰之后的世界就變得“面目全非”了。西方國家的“文明標準”遭遇了新的現實。

戰后“文明標準”的嬗變

許多學者認為，作為一種法律概念或法律術語，隨著二戰之后國際社會向所有殖民地人民打開大門，西方的“文明標準”已經“瓦解了”，被“放棄了”，(14)如Gerrit W. Go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pp.86-87和Barry Buzan, “The Standard of Civilisation as an English School Concept”,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2, No. 3, 2014, pp.576-594.但實質上并非如此，而是在國際體系或國際社會拓展的過程中發生嬗變。這一方面表現為新興國家的訴求越來越多地在聯合國體系中反映出來，使聯合國更多地表達發展中國家和人民的呼聲，與英美西方國家的政治立場和價值訴求形成了競爭和對抗；另一方面則表現為西方國家在冷戰期間和冷戰后對蘇東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提出更高標準的政治訴求。冷戰終結之后，“文明標準的回歸”也就自然而然了。

聯合國是在反法西斯戰爭取得勝利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在形式上與國聯有連續性，但不是國聯的“復活”，而是在汲取一戰和二戰教訓的基礎上，在國際體系制度化方面實現了創新和發展。對比國際聯盟，雖然英美等西方國家在發起成立聯合國的過程中依然發揮重要作用，但蘇聯和中國等一批參加反法西斯戰爭的非西方國家也加入聯合國的創建過程中來了。聯合國的基本精神和制度建設在促進民族獨立、主權平等、人權保障和維護世界和平等方面都大大前進了一步。(15)這些基本精神既體現在《聯合國憲章》(1945年)、《國際法院規約》(1945年)、《世界人權宣言》(1948年)、《關于準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之宣言》(1960年)、《聯合國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宣言》(1963年)和《加強國際安全宣言》等公約和宣言中(參見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index.shtml，2022-03-25)，也體現在聯合國大會、秘書處、國際法院、安理會、經社理事會和托管理事會等主要機構的設計之中。一般把1941年6月英國與幾個英聯邦國家和歐洲流亡政府及法國戴高樂將軍的代表在倫敦簽署《圣詹姆斯宮宣言》作為聯合國創立的開端，同年8月美英兩國領導人在大西洋北部兩國的軍艦上簽署《大西洋憲章》，對建立聯合國的宗旨進行了進一步的闡釋；1942年1月，美、英、蘇、中等26個正在與軸心國作戰的代表在美國華盛頓會面，簽署了《聯合國家宣言》；之后又經過莫斯科、德黑蘭、華盛頓、雅爾塔等幾次會議討論和決議，最后在1945年4—6月的舊金山會議上通過了《聯合國憲章》；10月，在多數簽字國批準《聯合國憲章》之后，聯合國正式宣告成立。中國是在《聯合國憲章》上第一個簽字的國家。

聯合國建立起來及其以后所倡導的基本精神和國際行為規范，既體現了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價值追求，又超越了傳統意義上的西方“文明標準”，并且越來越與廣大非西方國家爭取國家獨立和平等的訴求緊密地聯系起來。特別是隨著戰后非殖民化運動的不斷高漲，越來越多獲得獨立的新興國家加入進來，改變了聯合國成員國中西方與非西方國家的數量對比，從而使聯合國在某種程度和某些重大議題上能夠擺脫超級大國控制，自身演變成廣大發展中國家反對超級大國霸權主義斗爭的舞臺。這在非殖民化、人權保障和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方面都有明顯的體現。在非殖民化方面，1960年，在非西方國家的大力推動下，聯合國通過了《關于準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之宣言》(又稱《非殖民化宣言》)?！八械娜嗣穸加凶詻Q權”被寫入該宣言，宣言明確反對西方大國以“政治、經濟、社會或教育準備不足”作為推遲非西方國家獨立的借口。(16)《關于準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之宣言》，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files/A-RES-1514(XV).shtml. 2022-03-25。次年，聯合國設立“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執行情況特別委員會”，致力于加快殖民地的非殖民進程。在《非殖民化宣言》通過三十周年之際，聯合國宣布1990—2000年為鏟除殖民主義國際十年，目前正處于第四個鏟除殖民主義國際十年(2021—2030年)的進程之中。在人權保障方面，聯合國大大擴展了國際聯盟所規定的人權相關內容，關于“人權”標準的公約與宣言多達116個，涵蓋公民權利的方方面面。(17)參見“聯合國公約與宣言檢索系統——‘人權’主題”, 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bytopic/humanrights.shtml. 2022-03-25。而非西方國家占據了“聯合國人權理事會”47個席位中的40個位置。在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構建過程中，非西方國家發揮了積極的作用。1974年，在非西方國家要求改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關系中長期存在的嚴重經濟不平衡狀態的背景下，聯合國通過了《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宣言》和《關于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的行動綱領》，提出了改善不平等經濟關系和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20條原則。正是在這樣一種形勢下，中國1971年重返聯合國。對于美西方國家來說，聯合國這個它們率先倡議成立的“世界政府”，在某種程度上成了“身外之物”。在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斗爭中，非西方國家等于站在了美西方國家的對立面。這是美西方國家在國際社會不得不面臨的一個現實。

美蘇冷戰，實際上是一種特殊的“文明標準”之戰。第一，聯合國也是美蘇冷戰的“戰場”。面對聯合國“失控”的新現實，以美國為首的“新西方”一方面“固守陣地”，在聯合國體制內與蘇聯為首的東方陣營爭奪第三世界國家，爭奪聯合國體系的話語權和主導權，同時利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即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前身，把世界經濟運行規則的制定權控制在自己手里；另一方面，在許多重大問題上，美西方國家撇開聯合國，甚至公然踐踏《聯合國憲章》，把它們的意志強加在當事國頭上。作為冷戰的另一方，蘇聯也有過置《聯合國憲章》于不顧，公然踐踏國際法的記錄，如1979年入侵阿富汗。聯合國之所以沒有能夠發揮應有的作用，與冷戰的大環境有直接關系，超級大國經常把自己的意愿凌駕于聯合國多數成員國的意愿之上。

第二，美蘇冷戰實際上也被美國和西方視為“文明”與“野蠻”之爭。這樣一種判斷可以從幾個視角的觀察得到印證：首先，冷戰結束之后，西方學界和輿論界一直把蘇聯的解體和冷戰的終結視為西方自由民主主義繼對封建主義、法西斯主義的斗爭取得勝利之后的第三次勝利(盡管蘇聯為擊敗法西斯做出了巨大貢獻，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是西方核心價值觀的勝利；(18)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16(Summer, 1989), p.3; G. John Ikenberry, “The Myth of Post-Cold War Chaos”, Foreign Affairs, Vol. 75, No. 3(May-Jun., 1996), p.79; Michael W. Doyle, “Ideologies and Polities: Liberal Democracy and National Dictatorship in Peace and War”, in Geir Lundestad, Olav Njolstad, eds.,War and Peace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Beyond, New Jersey & London: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p.41.其次，雖然蘇聯所奉行的社會主義也是西方文明的產物，是19世紀推進歐洲進程的四種進步主義意識形態之一，(19)[英]巴里·布贊、喬治·勞森：《全球轉型：歷史、現代性與國際關系的形成》，崔順姬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99—102頁。但它是在歐洲“大門口的野蠻人”的國度里付諸實踐的。雖然俄羅斯一直自詡為歐洲國家，甚至以拜占庭帝國陷落之后的“第三羅馬”自居，是直接面對伊斯蘭世界的“歐洲的堡壘”，為維護歐洲秩序立下過汗馬功勞，但卻一直被西歐國家視為“異類”，這種觀念并沒有因為俄羅斯發生十月革命而改變。1947年，冷戰開始之際，美國外交官喬治·F.凱南(George Kennan)發表的《蘇聯行為的根源》為冷戰期間美國的“遏制”戰略奠定了思想基礎。這篇文章的出發點，就是把當時的蘇聯視為沙皇俄國的延續，繼承了沙皇俄國的不安全感和在持續的擴張中尋求安全保障的安全戰略，認為只要美國和西方把蘇聯的擴張“遏制”住了，同時不斷增強美國和西方國家社會的生命力和凝聚力，經過一段時間，蘇聯的體制就會瓦解。(20)“X” (George F. Kennan),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July, 1947).歷史地看，俄羅斯一直在努力學習西方，融入歐洲，希望成為歐洲和西方的一部分，但它一直沒能如愿；再次，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之后，北約和歐盟持續東擴，先后將多數中東歐國家納入其中，但卻一直拒絕俄羅斯“融入”的要求。蘇聯解體之際及其以后，從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到普京等蘇聯和俄羅斯前后幾位領導人都提出過加入北約的要求，但不僅被拒絕了，而且依然像蘇聯一樣被視為北約的主要對手和防御對象。很顯然，蘇聯解體后的俄羅斯既沒有被視為歐洲的一部分，也沒有被接納為西方的一部分。歐盟和北約對俄羅斯何以如此“殘酷”，既有其地緣政治考量的因素，也有“文明標準”衡量的原因：俄羅斯作為蘇聯的繼承者，雖然早已放棄了社會主義制度，但在自由、民主和人權等方面還沒有達到西方的“文明標準”，并且不斷因其“破壞”西方國家倡導的國際行為準則而遭受制裁。俄烏沖突戰爭爆發之后，美國率領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發起了歷史上“最嚴酷”的制裁，甚至稱俄羅斯為國際社會的“賤民”(pariah)。(21)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Russia’s Unprovoked and Unjustified Attack on Ukraine”,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2/24/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russias-unprovoked-and-unjustified-attack-on-ukraine/, 2022-03-25.這些事實表明美蘇冷戰實際上是西方國家與俄羅斯關系的延續，西方國家與俄羅斯關系的實質并沒有因為蘇聯的建立和解體而發生實質性的變化，俄羅斯依然是西方人心目中的“野蠻人”。

第三，冷戰結束之后，美西方國家立刻以勝利者的姿態，把它們在冷戰中推行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特別是“民主”和“人權”要求，推向全世界，實際上提出了西方的“新文明標準”；與此同時，美西方國家還策動了一系列“顏色革命”，使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在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之后也出現了類似于蘇東國家政權顛覆和經濟轉軌的變化，有的國家甚至因此而長期陷入內亂和內戰的泥潭不能自拔，對世界局勢形成了強大的沖擊。實際上，所謂的“轉軌國家”不僅包括蘇聯和中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也包括相當一批發展中國家或第三世界國家。英國華裔學者張勇進認為“舊文明標準”體現的“威斯特伐利亞文明”是極為簡化了的歐洲文明模式的要求；二戰后國際社會見證了經改革后反映非西方國家自決權要求的“威斯特伐利亞文明”的普遍化和現代主權秩序的全球化；冷戰后“文明標準”卷土重來，以“民主”和“人權”為標志的“新文明標準”，面臨著納入全球國際社會規范結構的爭議與挑戰。(22)Yongjin Zha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Redux: Toward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3.0?”,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2, No.3, 2014, pp.675-696.

與冷戰后“文明標準的回歸”相一致，美西方國家看待世界的角度也有了很大程度上的變化。盡管美西方學界和政界對“后冷戰時代”世界的走向有多種推測和判定，但核心內容是相通的，這就是判定“第三世界”概念已經失去意義，冷戰后的世界是一個“二元”世界，即所謂的“西方和非西方”(the West and the Rest)構成的世界、“和平區與動亂區”(Zones of Peace and Turmoil)構成的世界，實質上也是一個“中心國家與外圍國家”(the core and periphery nations)構成的世界等。對于美西方國家來說，這個世界似乎又恢復到了“我者”與“他者”的世界、“文明”與“野蠻”的世界，當然也是“我者”應該支配“他者”的世界。但是，經過一戰、二戰和冷戰的洗禮，經過非殖民化運動的沖擊，經過經濟全球化和社會信息化的改變，世界已經變了，但美西方國家依然想要按照自己的愿望來“規制”這個世界，(23)早在1999年理查德·N.哈斯即認為冷戰后美國面對的是一個“失規制”(deregulation)世界，作為這個世界“不情愿的治安官”(reluctant sheriff)，美國追求的應該是基于規則理念基礎之上的外交政策。參見[美]理查德·N.哈斯：《規制主義：冷戰后的美國全球新戰略》，陳瑤瑤、榮凌譯，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依然想要按照西方推崇的價值觀塑造冷戰后的國際規范。但美西方國家的理想與現實之間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這種差距似乎還有不斷增加的趨勢。

“文明標準的回歸”與大國博弈的變化

冷戰后美西方國家重新開始按照自己的愿望規制這個世界的過程實際上在冷戰結束之前就已經開始了，例如20世紀70年代后期卡特政府積極拓展的“人權外交”，以及美西方國家在拉丁美洲強推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但冷戰的終結無疑大大提高了美西方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世界的信心和勇氣。然而，冷戰結束之后世界歷史進程似乎進入了一個加速期，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出人意料地展現在世人面前。盡管與美國和西方對抗的蘇東陣營解體了，但一批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在冷戰后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乘勢而起，加快了全球產業鏈重組，成為維持世界經濟增長和更新換代不可或缺的驅動力量，并推動全球財富向新興經濟體的轉移。與此同時，美西方國家卻在持續吞食經濟全球化紅利的同時出現了產業空心化現象，貧富分化加劇，中產階級萎縮，族群沖突頻繁，民粹主義興起，資本主義制度陷入新的危機。這樣一種形勢是冷戰結束之初人們未曾預料到的。盡管美西方國家憑借其經濟、軍事和科技優勢依然在世界體系中心占據著重要位置，但其自身已經失去了往日的凝聚力和號召力。在這樣一種形勢下，一方面，“文明標準”在冷戰后重新引發學界的探討，出現了“文明標準的回歸”這樣的觀點；另一方面，美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大國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日趨加劇，世界舞臺上出現了一種新的大國博弈。

關于“文明標準”的學術討論出現在世紀之交，美國學者大衛·費德勒(David P. Fidler)2001年發表《文明標準的回歸》(TheReturnoftheStandardofCivilization)，認為冷戰后“文明標準”施與對象和水平都發生了變化，即從西方國家向非西方國家單方面的輸出與強制，到向西方和非西方國家共同約束的過渡和標準的提升。他對新舊文明標準做了比較詳細的對比，認為舊的“文明標準”更側重保護西方人的基本人權，新的“文明標準”側重載入條約中的普遍的公民權和政治權；舊的“文明標準”強調對外國商人開放國內市場，新的“文明標準”強調商品、服務和投資資本的貿易市場自由化；舊的“文明標準”衡量一個國家作為國際社會成員資格的指標是組織有效的政府官僚機構，新的標準則強調“善治”和反腐措施；舊的標準要求按照西方標準建立公正的司法體系，新的標準則是強調“法治”，并把民主與合法性相聯系；舊的標準要求國家具備參與國際關系和遵守國際法的能力，新的標準強調國家參與全球化進程和遵循相關法規的能力；舊的標準要求非西方國家遵守西方的風俗習慣，新的標準則驅使接受西方個人主義、消費主義和世俗主義。(24)David P. Fidler, “The Return of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2, No.1, 2001, p.150.

中國學者特別是青年學者也參加到了有關“文明標準”的討論中。如潘亞玲認為，19世紀的“文明標準”與當前的“文明標準”之間有很大的差異，但西方道德霸權的持久延續依然對當今世界產生影響。(25)潘亞玲：《“文明標準”的回歸與西方道德霸權》，《世界經濟與政治》2006年第3期。毛維準認為，伴隨著時代發展和國際形勢變遷，“文明標準”呈現出若干新的特征，國際責任履行行為及其潛在的規范可能塑造一種替代性的承認工具，并成為國際社會中的“組織原則”之一。(26)毛維準：《國際責任：一種新“文明標準”？》，《世界經濟與政治》2018年第10期。韓逸疇認為，冷戰后，“文明標準”在國際政治中強勢回歸，人權、自由市場和民主代議制經常被提及；國家必須遵守人權、環境和國際貿易方面某些積極的標準，以便被國際社會認為是“文明的”。(27)韓逸疇：《從歐洲中心主義到全球文明——國際法中“文明標準”概念的起源、流變與現代性反思》，《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5期。張小明從“文明標準”到“新文明標準”的角度，系統闡釋了國際社會、國際規范與文明標準的關系，認為所謂的“新文明標準”包含著主權的重新界定、人權規范、民主規范和環境主義規范等幾方面。他認為主權規范本身是不斷變化的，從君主主權到人民主權，再到冷戰后從絕對主權到相對主權，并在概念定義上產生了“有限主權”“負責任主權”和“保護的責任”等新觀點，指出冷戰結束以來“負責任主權”和“保護的責任”的流行，對近代以來主權至上的傳統觀念提出了重大挑戰；人權概念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從國內政治規范演進成國際政治規范或國際規范，對主權規范形成一定限制，與“負責任主權”和“保護的責任”概念密切相關，冷戰后被認為是國家合法性的重要來源；民主概念同主權和人權一樣，也是從國內政治規范演變而來，但以其作為合法的統治形式或新文明標準，將把世界分裂成兩大陣營并形成意識形態對抗；環境主義規范出現較晚，意在保護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環境，也有人將其納入“負責任主權”范疇。(28)張小明：《從“文明標準”到“新文明標準”——中國與國際規范變遷》，九州出版社2018年版，第49—65頁。很顯然，盡管“國際體系”和“國際社會”的概念經常被混用，但今天看來，所謂“舊文明標準”更多地界定的是“國際體系”的成員資格，而“新文明標準”則提升成了“國際社會”成員資格的要求。(29)“國際體系”與“國際社會”經常被混用，按照英國學派經典作家的觀點，兩者是有差別的?！皣H體系”指的是“如果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之間有足夠的交往，而且一個國家可以對其他國家的決策產生足夠的影響，從而促成某種行為，那么國家體系或國際體系就出現了”?！皣H社會”指的是“一組國家(或更一般意義上的一組獨立的政治共同體)不僅構成一個體系，其中每一個國家的行為均為其他國家所考慮的必要因素，而且它們通過對話和一致同意確立起處理彼此間關系的規則和制度，同時承認它們在維系這些安排方面擁有共同利益”。英國學派對這兩個概念的區分對于我們理解當今世界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國家之間的關系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意義。參見[英]赫德利·布爾：《無政府社會》，張小明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7頁；[英]赫德利·布爾、亞當·沃森：《國際社會的擴展》，周桂銀、儲召鋒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導論第1頁。

與學界“新文明標準”討論同時發生的，是美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大國日趨強烈的矛盾和沖突，這種矛盾和沖突隨著21世紀以來俄羅斯對西方日趨強硬的外交政策和中國作為新興大國的迅速崛起而日趨強烈。這種沖突雖然沒有被冠以“文明標準”之爭，但是在美西方國家試圖按照西方的標準重新“規制”冷戰后世界的形勢下發生的，已經不是簡單的利益之爭，而是國際行為規范或準則之爭。這種矛盾和沖突表現在許多方面，雙方尤其圍繞人權與主權關系、新自由主義經濟秩序和地區安全形勢等方面頻繁發生沖突。西方國家尤其喜歡在人權問題上向非西方國家發難，這樣既可以借此干涉別國內政，同時又可以將自己置于一個道德制高點上，盡管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自己的人權紀錄劣跡斑斑。人權問題已經成為西方和非西方國家、特別是西方和非西方大國在國際舞臺上博弈的一個重要“戰場”。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逐漸形成了全產業鏈的制造業布局和在高新技術領域日趨強大的競爭力，從而與美德日等世界主要經濟體形成了既合作又競爭，競爭成分越來越大的“伙伴”關系。美國改變了1972年以來的對華接觸政策，轉而采取所謂以“競爭”為主的對抗戰略，發起對華貿易戰，按照美國的法律、法規和行政命令對“違反”公平貿易原則和知識產權法等行為進行處罰，并且策動其他西方國家也參與其中。實際上，美國和西方國家在對華貿易領域的“制裁”和“脫鉤”行為已經與“新文明標準”沒有直接關系，但美西方國家愿意把違反“規則”的罪名強加到中國頭上，聲稱他們要建立“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因此就有了“文明標準”之爭的含義。美西方國家在北約東擴問題上與俄羅斯持續發生沖突，在中國臺灣海峽和南海問題上不斷向中國的立場和行為發難，認定俄羅斯、中國以及伊朗等為“修正主義”國家，對地區和全球安全秩序構成威脅。為了孤立和打擊“修正主義”國家，美國的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都竭力拼湊所謂的“價值觀同盟”。2021年6月，美國總統拜登和英國首相約翰遜還在倫敦簽署了《新大西洋憲章》，模仿80年前羅斯?？偨y和丘吉爾首相的“壯舉”，重申西方的“文明標準”，要重構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同年12月，拜登政府還在線上召開了“民主國家峰會”，把一批發展中國家也拉攏進來，試圖把這個經濟上已經一體化的世界按照西方的“文明標準”重新分裂開來，把與美西方國家所奉行的價值觀相悖的國家排除在美國和西方主導的國際社會之外。

但是，美西方國家的企圖能否得逞，不僅取決于它們的主觀愿望，更取決于它們所遭遇的客觀現實。對比一戰、二戰、冷戰和冷戰后，21世紀人類社會似乎正在面對一個新的世界。首先，就國際體系和國際社會的拓展而言，當1919年《國際聯盟盟約》簽約的時候，世界上只有50個被西方國家接受為具有主權地位的國家，而現在聯合國成員國已經多達193個，其中大部分是二戰后獲得主權國家地位的前殖民地國家，法理上具有與西方國家平等的主權地位，但西方國家的“成功”經驗難以復制，它們必須在現代化和全球化的雙重壓力之下找到符合自身經濟與社會發展之路。在這樣一種形勢下，它們難以接受美西方按照西方“民主”價值觀二分世界的做法，而必須拓展更為廣闊的生存空間。實際上，亞洲與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經濟合作已經與西方國家沒有太大關系，以至于出現了“一個沒有西方的世界”的說法。(30)Naazneen Barma, Giacomo Chiozza, Ely Ratner and Steven Weber, “A World Without the West? Empirical Patterns and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2, No. 4(Winter, 2009), pp.577-596.

其次，隨著非西方大國的崛起，以“中心—邊緣”結構為特征的世界體系出現了“中心”逐漸擴大，邊緣愈加分化的趨勢，一批非西方國家已經進入到世界經濟與政治的中心；而一批西方國家或西方國家的部分地區，正在淪落為世界體系的邊緣，當代國際政治的根基發生了重大變化。與此同時，非西方國家的崛起不僅是經濟和政治力量的增長，而且也帶來了文化上的復興。在擺脫了西方國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命運，按照民族國家的方式組織起來，并且在新一輪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塑造了自己的比較優勢，實現了新的社會整合之后，這些國家開始在文化上反思“我是誰”“我從哪里來”和“我到哪里去”的問題，換言之，在經歷了西方現代化的撞擊和多種“模式”的嘗試之后，相當一部分非西方國家走上了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并重新開始把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與現代化建設結合起來。西方國家已經失去了“榜樣”的光環，現代性呈現出日趨多樣性色彩。西方國家所推崇的“文明標準”也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和號召力。

再次，所謂的“西方”在歷史上是一個流動性的存在。最早的西方，主要指的是英、法等國，德意志、奧地利和沙皇俄國等屬于歐洲國家，但沒有被看成嚴格意義上的西方國家。希特勒德國既要征服歐洲東部被他視為“野蠻人”的斯拉夫人，又要向英法等戰勝國“復仇”，取代英法美等在世界上的支配地位，對西方世界的存在造成了致命威脅。直到二戰之后德國被一分為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在成為北約和歐共體成員之后，德國才真正成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而美國建國之后一直避免卷入到舊大陸的紛爭中去，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美蘇事實上成了歐洲命運的主宰，美國才承擔起領導西方陣營的責任，才真正成為現代西方的一部分。(31)劉德斌：《西方的“困局”與“出路”》，《中國國際戰略評論》2019年第2期。無疑，西方的演變還會進行下去。

最后，尤為重要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一個重要表現是全球問題的凸顯、全球治理赤字的浮現和全球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產生。與19世紀和20世紀不同，人類社會從沒有像今天這樣經濟與社會發展進程相互依存結為一個整體，每一個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實現都已不再僅僅取決于自身的努力，都與外部環境直接聯系在一起，都取決于所在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取決于世界經濟體系的正常運轉，取決于其他國家同樣致力于和平發展的善意和努力。在當前的形勢下，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環境危機更是亟需解決的全球問題，需要全球各國特別是大國共同付出努力，而不是制造新的矛盾和分裂，讓已經一體化的世界重新陷入分裂狀態，硝煙再起。新的“文明標準”應該反映這樣的現實。

顯而易見，美西方國家難以接受這種“世界已經變了”的現實，依然按照“西方”與“非西方”、“我者”與“他者”，實際上是“文明”與“野蠻”的二元對立視角來看待這個世界，依然以其近代以來經濟與軍事實力和道德上的優越感來俯視這個世界。換言之，在西方的理想和現實之間一直存在著的差距和張力，這種張力在二戰之后演變成美蘇冷戰，在冷戰結束三十年之后又正在演變成新的大國博弈。中美關系的逆轉實際上就是在這樣一種歷史背景下發生的。但是，中國的崛起不僅改變了西方和非西方力量的對比，而且通過與大多數國家的經濟合作而把西方和非西方、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結構性地黏合在一起，有效地推進了世界各國共同利益的增長和共同體意識的發展。中國是世界上120多個國家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力已經超過了美國，(32)商務部：“中國是1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貿易伙伴?！県ttp://chinawto.mofcom.gov.cn/article/e/r/202004/20200402952934.shtml, 2022-03-25。中國的崛起為世界經濟的增長創造了一個歷史性機遇。尤為重要的是，中國在自己經濟增長并為其他國家創造機遇的同時，還提出了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核心的發展理念，在全球問題凸顯、全球治理陷入困境的條件下，這樣一種理念，這樣一種呼聲，已經超越歷史上的糾葛和東、西方分異，為全球共識基礎上的“新文明標準”或“全球文明標準”奠定了基礎。

結 語

從19世紀的緣起，到一戰、二戰、冷戰和冷戰之后的演化，再到21世紀新的大國博弈，西方“文明標準”的內涵發生了嬗變，西方國家觀察世界的視角和“文明”與“野蠻”的價值判斷卻沒有發生本質的變化，但世界卻變了。非西方世界的許多國家已經擺脫了“邊緣”的地位，非西方大國已經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西方與非西方在經濟結構上已經聯結為一個整體，世界歷史掀開了新的一頁。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因其1963年《西方的崛起：人類共同體史》而聲譽鵲起，并從此一直居于西方領軍學者的地位，他在1997年《奧比斯》(Orbis)雜志“世界政治中的西方文明”(Western Civ in World Politics)專欄文章中說，西方的崛起只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史中的一個插曲，一個很短的插曲而已。(33)William H. McNeill, “What We Mean by the West”, Obis, Vol. 41, No. 4(Fall, 1997), pp.513-524.

在這樣一種形勢下，新的“文明標準”應該有助于推進全人類的和平發展，西方與非西方大國之間的“文明標準”之爭應該是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樹立典范的行為標準之爭，而不應該將自己都經常違背和踐踏的行為標準強加給他人。西方大國依然有引領世界的機會，那就是不再以“導師”的心態看待非西方世界，超越歷史上的光榮與夢想，以身作則，為非西方國家做出表率，以此消除近代以來非西方國家和人民對西方國家的“負面”印象。非西方國家更有希望，因為在經歷了近代以來的屈辱和滄桑之后，它們終于迎來了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新時代。非西方國家在20世紀按照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原則組織或重新組織起來了，它們尤為珍惜今日世界大國無戰事的局面，它們作為不同于西方的共同體社會在經歷了一系列的戰爭和沖突之后，終將成為消弭國家矛盾、凝聚區域共識、構筑新的命運共同體的橋梁和紐帶，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形成提供寶貴的經驗、教訓和文明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