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旺達的民族問題與民族政策

李 寧 史放放

(呂梁學院 歷史文化系，山西 離石 033001)

盧旺達地處非洲內陸，其在當代最著名的歷史事件是盧旺達大屠殺，胡圖族與圖西族之間的民族大屠殺。反思民族大屠殺是盧旺達政府和人民的重要歷史任務和現實任務，為此盧旺達在民族和解方面做出了大量的積極探索，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果。歷經多年民族和解和政治經濟建設，盧旺達已經發展成為非洲社會穩定、政治清明、經濟發展較快的國家，是我國在非洲重要的合作伙伴。

一、盧旺達民族問題的歷史淵源

盧旺達的歷史發展進程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前殖民時期的盧旺達，包括后來獨立后建立資本主義制度，都不是以經濟階層和政治階級區分為基礎的社會。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需要引入“民族飛地”這一概念。民族飛地是一種結構，在這種結構中，一個民族人口的成員利用一個職業利基，參與共同的民族機構和組織，并形成一種非常密集的網絡交流?？紤]民族飛地的形成基礎，前提是兩種類型的邊界有一定的聯系。這兩組邊界中，一組是圍繞著文化符號所形成的，其中，邊界成員的通用標準是語言、國籍或其他共同特征。另一組邊界是圍繞生產活動劃定的，由職業、經濟部門或工業來界定。當這兩個邊界相重合時，民族凝聚力就會得到雙重加強，并通過家庭和個人的經濟聯系得以維持，這種民族凝聚力的加強使得民族邊界更為清晰，形成了兩個群體，他們通常被定義為圖西族與胡圖族，圖西族主要是牧牛人，而胡圖族基本上是農民。然而，這種定義過于簡單化。事實上，許多胡圖人擁有大量的牛群，而許多圖西人是農場主。貧窮的農業農民，或者我們叫自耕農，無論其圖西族或胡圖族出身，都被劃分為胡圖族。盧旺達在早期歷史階段是君主制國家。王國有著強烈的中央集權的單一制色彩，作為最高統治者的國王對圖西族酋長擁有最高支配權。盧旺達君主制的專制特征最突出的是他們的官僚作風——被統治的政治角色的非正規化及其任期的不確定性。軍隊首領、土地首領和牲畜首領都是從統治階級當中選拔的，這些統治階層的權力從各省輻射到各區。每個省都是被委托的，又交給一個軍長和各區的一個土長，土長也是牲畜的首領，負責收集農產品和牲畜的1/10。酋長們的權力來自于國王的祝福[1]。實際上，這種“祝?！蔽覀兛梢钥醋魇且环N專制君主的任命，所以，可以肯定，他們是某種意義上的官僚，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并沒有聲稱自己的權利是正確的或者與生俱來的，或者憑借與他們與被任命為官僚所統轄的地區有任何先前的聯系。當殖民主義者到來時，圖西族和胡圖族正在融合為一個民族實體。德國和后來的比利時殖民統治所做的，是通過原有的王權制度，阻礙這個融合趨勢，使之成為一個建立在二分法基礎上的“封建主義”國家。

德國在盧旺達殖民時代可以概括為三個階段，1899—1903年為“不干涉”時期，1903年，德國對不符合他們利益的酋長發動軍事征服，“不干涉時期”因為德國的干涉而終結；1903—1908年為“慰問”時期，通過削弱酋長的權力，德國的殖民統治在這里穩定地建立起來；1908—1915年是一個“分而治之”的時代，殖民地的君主逐步喪失了對酋長的控制。德國在盧旺達的殖民統治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而終止，當時德國占領了盧旺達和布隆迪的所有殖民地。殖民者在盧旺達實施“分而治之”的政策，打破了盧旺達原有的民族融合的進程，原有的微弱的、不成體系的中央集權也不復存在，地方首領各自為政，社會被撕裂，民族身份認同出現危機，這為殘酷的民族屠殺埋下了禍根。盧旺達的民族沖突經常發生，與納粹德國下的猶太人大屠殺相比有明顯區別。與德國人和猶太人一樣，胡圖族和圖西族已經在一起生活了五千年。然而，與德國猶太人和德國人“正統”不同的是，胡圖族和圖西族更具國際性，政治、文化、社會、經濟相互纏繞。這可能使胡圖族極端分子更容易以比納粹更快的速度進行民族滅絕，這就解釋了為什么他們能在大屠殺中短短三個月內殺死100多萬人。動員成千上萬的盧旺達人屠殺數萬人，他們需要有效的組織。與其他非洲“失敗國家”不同，盧旺達國家建構取得了成功，在1990年的動蕩開始之前，盧旺達一直致力于保持政治和經濟的相對穩定。直到1994年7月，圖西族武裝力量奪取了盧旺達政權，民族滅絕才得以停止。正如大屠殺重新定義了猶太人的身份一樣，盧旺達民族滅絕對圖西族和胡圖族的心理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在解決胡圖族與圖西族民族問題的討論中，非洲政治家提出了“兩族分治”的概念?！皟勺宸种巍本褪潜R旺達和布隆迪的分治，即一個國家被授予胡圖族，而另一個國家被授予圖西族。這種措施只能停留在理想層面，胡圖族和圖西族世代生活在這兩個相互聯系的實體中[2]。如果1947年和1948年的印巴分治是一個標志的話，分治往往不是最好的解決方案，分治的結果往往是兩個集團之間的仇恨可能會加劇，并使雙方的刻薄情緒具體化。

盧旺達民族問題的另一個因素是經濟落后和人口稠密，這是其內部民族沖突加劇的關鍵原因之一。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1994年盧旺達民族屠殺發生時，盧旺達是世界上第15個最貧窮的國家，經濟的貧窮離不開土地因素的影響，在盧旺達，土地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盧旺達是非洲人口最密集的國家。每平方公里農田可容納400多人。85%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1/3的兒童營養不良。戰爭和隨后的民族滅絕，造成大量的人口損失，這只會加劇民族問題。由于缺乏對梯田的維護以及土壤肥力的下降和缺乏投資和取消限制信貸而導致的貸款中斷?；旧a單位的構成也發生了變化，女戶主家庭的數量增加了61%，在1990—1996年期間，15—64歲的男性減少了25%。民族問題不僅嚴重阻礙了盧旺達經濟社會的發展，還引發了地區沖突。例如，烏干達，由于幾十年來有許多盧旺達難民而卷入了這場沖突。而且這兩國的胡圖-尤齊沖突已波及到1996年和1997年的剛果內亂，因為班亞穆倫格族在政治經濟上被邊緣化，名義上被瓦解的蒙博托政權剝奪了權利，在民族上隸屬于圖西族[3]。為了表示民族團結，兩國的圖西族政府決定支持他們的“同胞”與當時的扎伊爾政府進行斗爭。因此，這兩個國家的胡圖與圖西沖突最終演變成了剛果的全國性叛亂，導致長期執政的蒙博托政權垮臺。國際社會秉持正義的人士希望有關方面將盧旺達民族滅絕的肇事者繩之以法，這忽視了試圖糾正這場血腥紛爭的歷史、政治和經濟根源的意義。在這場沖突中沒有勝利者，兩個對手在通過談判解決問題的進程中，應該讓周邊沒有卷入這場沖突的地區國家參與進來，這是解決這一看似自相殘殺的不和諧局面的唯一靈丹妙藥。

二、民族問題與盧旺達政治走向

2017年8月盧旺達的總統選舉為國際社會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機會，讓它能夠反思過去，并思考一個在其大部分歷史上與激烈的民族派系斗爭的國家的未來。特別是現任總統保羅·卡加梅，有理由考慮他繼續執政的利弊。雖然卡加梅經常因其在結束1994年內戰和開創穩定和經濟增長時代方面的作用而受到贊揚，但近年來，他的政權因人權濫用猖獗、鎮壓公民自由、收入不平等日益加劇、秘密參與區域沖突而受到廣泛批評，以及鎮壓政治反對派。盡管有大量證據表明這些指控，但迄今為止，卡加梅及其意識形態都逃脫了任何重大國際譴責，因為他對任何起訴都表現出憤慨，并愿意利用對民族滅絕的記憶來轉移批評。然而，對卡加梅政府的更深入分析表明，其在許多方面正在重新創造過去導致民族緊張局勢擴散和暴力爆發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條件[4]。因此，國際社會必須在其選舉之前考慮干預，以迫使其執行以民族權力分享為特征的更實質性民主化，以防止暴力的任何潛在的復蘇，并確保盧旺達繼續走上和解與穩定的道路?，F代盧旺達是一個喜憂參半的國家。盧旺達是非洲“成功國家”的典型案例，被譽為“非洲的新加坡”，國際社會稱贊其良好的經濟發展速度，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平均為8%，嬰兒和產婦死亡率極大地降低，婦女在議會中的代表性超過了非洲平均水平。盧旺達在1994年以后從自我毀滅的邊緣返回，而且繼續實現穩定與繁榮。在盧旺達，因國家獲得的可喜成功而受到贊揚的人是保羅·卡加梅，他被盧旺達國內輿論譽為英雄，我們不得不承認在結束民族沖突方面，他配得上這個稱號，為了結束民族滅絕，恢復秩序，建立持久和平，迎來繁榮的時代，它自己在首都游行。在新時代的盧旺達，沒有胡圖族或圖西族，民族身份被抹去，敵對行為被原諒。在另一個盧旺達，過去和現在都要復雜得多。民族仇恨本身從來就不是一種等待打擊的整體恐怖。內戰既不是單方面的屠殺，也不是內在民族緊張的表現。相反，這是幾十年來隨著社會、經濟、政治和民族裂痕而形成的憤怒、沮喪和怨恨的傾瀉。這場戰爭沒有英雄，也找不到救世主[5]。相反，一個人多年來一直在擴充軍隊，利用混亂的機會，奮力參政，在這一過程中殺死數十萬反對派，以武力保住自己的地位。這場戰爭的勝利者建立了一個沖突后政府，其基礎是排斥和邊緣化他的敵人。他通過對公民自由的壓制鞏固了權力，同時通過操縱國家機器，對民族滅絕的記憶加以改造來永久化恥辱和罪惡感來轉移對他的獨裁主義的批評。保羅·卡加梅成為盧旺達的面孔。

這一敘述極大影響了盧旺達及其人民的未來。如果國際社會繼續支持卡加梅，贊揚卡加梅是盧旺達的英雄和有作為的領導人，那么他有權不惜一切代價維持穩定，本就脆弱的民主制度將進一步被侵蝕，盧旺達政治制度的威權主義成分只會進一步擴大，這是一個非?，F實的風險。在這種情況下，大多數人口將繼續在政治上受到排斥，在經濟上處于不利地位，在社會上受到貶值，并日益邊緣化。在這種情況下，有足夠的理由和動機造成動亂、不和、怨恨，甚至最終再次發生暴力。事實上，正是這些條件導致了最近記憶中最嚴重的內戰之一及其所有相應的人道主義暴行的爆發。然而，如果國際社會選擇譴責卡加梅日益獨裁的傾向，并努力使他對日益肆無忌憚地破壞善政負責，盧旺達也許有機會完成其民主過渡，實現真正和平與穩定的民間社會。雖然盧旺達內戰的傷疤可能需要幾十年才能完全愈合，但一個擁有民主體制和治理的公正和包容的社會是確保過去的創傷不會潰爛和重開的最佳途徑。在這方面，2017年8月總統選舉將是盧旺達歷史上的一個關鍵時刻，這可能是對該國進步的肯定，也可能是對其未能超越排斥性民族政治的控訴?？偨y保羅·卡加梅宣布以第三任總統的身份競選連任，無視他自己的政府制定的2003年民族滅絕后的憲法。雖然這一宣布是在2015年12月的全民公決之后正式宣布的，這次公投的結果是多數票贊成修改憲法，以接受卡加梅的第三個任期，選舉的結果令人難以置信，達到了驚人的98%的支持率，伴隨著廣泛的關于國家恐嚇和脅迫選民的新聞報道?？用窢幦〉谌齻€任期合法化的過程缺乏正義，鄰國布隆迪最近發生的事件使得卡加梅的這一狀況更加令人關注。頗有爭議的皮埃爾·恩庫倫齊扎總統2015年7月第三次連任選舉導致公眾抗議，反對派企圖發動軍事政變[6]。隨后，恩庫倫齊扎政府及其支持者進行了嚴厲鎮壓和暴力報復，造成數百人死亡，近28萬布隆迪人逃離本國。布隆迪的這場沖突并不是什么新鮮事。布隆迪雖然不像1994年的民族滅絕那樣聲名狼藉，但在胡圖族和圖西族之間也有著類似的民族沖突和暴力歷史。事實上，這兩個民族在一個國家的民族沖突往往是另一個國家反動暴力的催化劑。因此，在類似情況下，布隆迪爆發的暴力事件應該是一個明顯的警告，卡加梅尋求第三個任期的舉動會使盧旺達再次爆發沖突，國際社會必須關注盧旺達的大選。

三、盧旺達的民族政策

想要了解保羅·卡加梅及其幕僚的持續統治對盧旺達社會構成的潛在危險，就必須了解過去，特別是民族特征與盧旺達政治、社會和經濟歷史之間的復雜相互作用。此外，有必要了解卡加梅在1994年內戰的背景下，在民族緊張和社會政治分裂最為嚴重的情況下崛起為政權，不拘泥于卡加梅總統對民族滅絕的敘述，審查更為復雜的族裔動態和沖突的爆發，是看到令人關切的與現代盧旺達相似之處的唯一途徑。盧旺達的民族歷史和導1994年戰爭的政治事件已經被其他一些學者詳盡地涵蓋了。然而，這段歷史的一些方面值得在這里明確強調，特別是那些挑戰卡加梅政府長期存在的民族滅絕的主要敘述方面。首先，盧旺達內戰并不是固有的或想象的部落間對立、分歧的必然結果，而是暴力的爆發，是社會、經濟和政治緊張局勢日益加劇的結果。這些緊張局勢是根據復雜的部落和殖民歷史形成的民族分界線激進化而產生的?？用氛嗬碚摷业臄⑹鰣猿终J為，殖民前的盧旺達是一個完全和諧的社會，沒有民族和相應的社會分層。事實上，剝削胡圖族大多數人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并不是殖民地的發明；相反，這是一種基于不同生產方式的外推或預先存在的動態。然而，前殖民時代可滲透的社會階級邊界確實首先被殖民當局制度化和民族化。1959—1961年胡圖族革命為胡圖族爭取了政府的權力，它不僅是固有的民族仇恨的產物，而且源于對當時社會、政治和經濟狀況的一系列不滿，這些不滿使圖西族少數人享有特權，而胡圖族多數人則因此而受損[7]。重要的是，這場革命顯然是沿著民族路線進行的，這表明了民族等級制度在這一點上已經內化并成為群體意識的一部分。對于這兩個群體，它建立了民族和權力之間的關系作為獨立盧旺達的基礎，鞏固了一個對立的觀點，即一個權威地位的群體幾乎必然排斥另一個群體。最后，必須理解，在哈比亞利馬納政權的大多數政權中，民族暴力和反圖西的言論都被減至最低限度，至少表面上，即使權力上的民族差異眾所周知，也至少在表面上促進了團結盧旺達的意識。直到1990年盧旺達愛國陣線入侵，哈比亞利馬納政權，利用民族解放陣線的民族組成，將圖西人視為國家的敵人。此時民族政治化正是奧拉盧瓦·奧魯三亞在研究大規模參與民族滅絕問題時所稱的“累積激進進程”。反圖西修辭學的出現是一個政治決定，其動機是判斷或者塑造什么人或群體會對國家權力造成威脅。哈比亞利馬納隨后夸大了剛果民主力量威脅的嚴重性，以便廣泛譴責他的反對派，并對盧旺達人構成迫在眉睫的威脅。民族暴力威脅使哈比亞利馬納能夠以以下名義采取嚴厲的自由，壓制其政治反對派恢復穩定并消除民族仇恨。因此，這是經濟不安全和政治不穩定的結合，加上圖西族的社會和政治恥辱，對統一的盧旺達構成威脅，這對基于民族的暴力埋下了禍根。這只需要哈比亞利馬納總統的遇刺作為導火索，才能在1994年使盧旺達遭受三個月的暴力沖突，導致將近20%的人口死亡。

民族滅絕是最常用于這種暴力的標簽，它是對保羅·卡加梅積極推動和在全國范圍內實施的事件的敘述。事實上，有驚人數量的圖西人被作為憤怒的民眾襲擊并被殺害，被暗殺總統的政黨和軍隊激起了一場瘋狂，向那些被認為是有責任的人尋求報復。事實上，哈比亞利馬納政權在哈比亞利馬納死前所提倡的反圖西言論似乎證明了對圖西人的暴力反應的正當性，圖西人是一個被妖魔化為政治和經濟壓迫和對國家安全威脅的代名詞的圖西人。對圖西人民的暴行和暴力的部分都不應減少。然而，卡加梅意識形態堅持的民族滅絕術語將暴力敘述局限于犯罪者和受害者的僵硬二元，而這兩個二元又分別歸因于胡圖和圖西的民族二分階級。事實上，正如盧旺達政府今天所說，主要的敘述是胡圖人毫無意義地屠殺圖西族受害者，直到卡加梅領導的盧旺達愛國部隊在首都游行結束暴力和恢復秩序。這一說法忽視的是，在這一進程中也有數十萬胡圖人喪生，不僅是恢復秩序的手段，還為了清除胡圖極端分子有針對性的暴力活動。之后，卡加梅政府逐漸收緊了民族問題的話語權，甚至針對一些外國國家學者，包括彼得·埃爾林德，他在擔任被指控民族滅絕的胡圖族的辯護律師，艾倫·斯坦姆和克里斯蒂安·達文波特后于2010年被判入獄?？用氛ㄟ^相關法律，有效地壓制了反對1994年主要敘述的聲音，提到民族被視為非法?！?003年憲法》中規定了反對民族分裂的條款，其中包括禁止所有提及民族問題，這項政策是通過監測和制止公開言論來執行的。這項法律也取消了胡圖族的任何民事求助，以反對將他們排除在社會和政治立場之外的任何手段，并阻止他們討論確保他們繼續遭受壓迫的結構性暴力制度[8]。盡管民族解放陣線政府聲稱分享權力，并在民族上保持中立，但政治和社會和經濟權力仍牢牢掌握在1994年內戰的勝利者手中，后者主要是圖西族。美國大使館2008年內部分析發現，盡管一些胡圖族在政府中擔任高級職務，但他們通常被認為是安撫國際權力分享壓力的頭號人物，實際上往往與實際控制權的圖西高級圖西人“結伴”。雖然盧旺達政府自稱是民族團結和機會平等的擁護者，在社會上不強調民族認同，表面上向技能和功勛者開放立場，但該國的政治權威尚未反映這一理想。族裔認同仍然是敏銳的感覺和生活，普通的盧旺達人清楚誰掌握著權力的杠桿。盧旺達的長期穩定取決于一個最終與大多數人口分享真正權力的政府和執政黨。

在1994年內戰中掌權的圖西族精英階層中，包括卡加梅總統本人，并未在盧旺達長大，是難民。很容易看出為什么由于1959—1961年胡圖族革命而被趕出自己國家的難民的子女，長大后可能會對那些他們認為有責任的人懷恨在心。然而，將這些怨恨銘記在一個據稱是民主政府的權力結構中是極為困難的。事實上，盧旺達愛國陣線對盧旺達政府的扼殺，讓人強烈聯想到哈比亞里馬納政權對國家權力的壟斷。正如哈比亞里馬納政府排斥和邊緣化圖西族一樣，卡加梅政府現在也在剝奪胡圖人參與政治，甚至反對現狀的機會。通過消除被壓迫群體的能力，以表達他們的不滿沿民族線，愛國陣線剝奪了他們的追索權后，顯然被排除在民族的基礎上。否認民族主義是一種策略，可以同時按照民族路線鞏固權力，同時也會抹黑民族偏袒的論據。這并不是卡加梅政府利用民族屠殺的敘述對他們有利的唯一例子。事實上，這一直是愛國陣線政權的一個主題，既支持他們對合法性的主張，又轉移國內外對該政權及其鎮壓策略的批評。在1994年盧旺達愛國陣線獲勝之后，至少結束了對圖西族的屠殺，卡加梅在國際社會眼中處于獨特的有利地位，能夠將自己置于民族滅絕受害者和救世主的光輝中?？用肥炀毜乩眠@一雙重角色，逃避國際社會對他日益獨裁的做法和對人權的嚴重侵犯的譴責。例如，2005年，盧旺達政府對世界銀行一項側重于基本權利和民主體制力量的研究作出回應，沒收并銷毀了研究數據，聲稱這項研究延續了民族滅絕意識形態，2006年，世界糧食計劃署發表聲明，宣布該地區發生饑荒，并要求向30萬盧旺達農村人口提供緊急人道主義援助，其后盧旺達愛國陣線政府認為這些說法是錯誤的和顛覆性的，愛國陣線拒絕承認饑荒的存在，拒絕提供人道主義援助，這本來可以使數十萬盧旺達公民受益，并挽救許多人的生命[9]。結果表明卡加梅政權以犧牲自己人民的利益為代價來維持對國家形象的控制和維持一個有效的政府。保羅·卡加梅和盧旺達愛國陣線政府即使面對侵犯人權和鎮壓的有力證據時，也順利地逃脫了指責。在開發計劃署2007年發表題為“將2020年愿景變為現實”的報告之后，該報告對盧旺達政府的進步主張進行了批判性評估，強調了日益嚴重的不平等問題，并呼吁加強民主化和提高治理質量，卡加梅公開批評了審查方法，并認為調查結果毫無根據。事實上，他對報告作出了如此激烈的回應，指責報告作者破壞了國家穩定，他成功地向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施壓，將他們自己的研究人員列入黑名單，并撤回他們的調查結果。不用說，開發計劃署隨后在2008年和2009年的報告中對盧旺達的進展和發展充滿了積極的評論，不要提及不平等問題，盡管2007年和2008年的兩項研究證實了盧旺達社會不平等不斷加劇的趨勢。

四、國際社會對盧旺達民族政策的反應

盡管卡加梅濫用權力的證據越來越多，但2004—2014年間，外國直接投資增長了35倍多，從770萬美元增加到2.91億美元以上。更令人不安的是，同期，官方發展援助和官方援助凈額增加了一倍多，從約4.9億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10.3億美元以上。在2012年聯合國一份報告引發爭議后，這比2011年12億美元的高水平總體有所下降，聲稱盧旺達愛國陣線政府支持剛果民主共和國境內的反叛運動，像許多其他指控一樣，他們沒有設法長期堅持卡加梅的說法。事實上，外國援助水平很快從2012年的暫時下降中反彈，到2014年，外國援助再一次占盧旺達國家預算的近一半(超過47%)，正如盧旺達財政和經濟規劃部所報告的那樣。這意味著外國政府實際上是在資助和維持卡加梅政府，這可以說是在這個政權的結果和行為方面賦予外國捐助者一定程度的責任。由于1994年內戰期間的不作為，國際社會感到內疚，使卡加梅得以逃避對其政權不當行為的責任，從而促使支持其政權的國際社會進一步采取不作為，這一政權正積極重建社會、經濟秩序，政治分裂導致了1994年的暴行。哈比亞里馬納政府由一小部分精英統治，盧旺達愛國陣線政府由一群同質的前圖西族難民統治，遠離農村多數人的經歷或斗爭，事實上，許多農村政策直接與自給農民的利益相沖突，給胡圖族為主的農村群眾帶來沉重負擔，進一步剝奪了他們的權利，盡管他們持續的貧窮被視為是一個普遍腐敗的特征指標，這使得他們能夠犯下滅絕民族罪[10]。

正如哈比亞里馬納的授權，即所有盧旺達人都屬于盧旺達運動一樣，國家革命黨為了給人一種民族團結的外在印象，卡加梅嚴格執行消除民族歧視的規定，限制對沿民族界線存在的真正社會分歧的任何討論。最后，愛國陣線政府系統地將胡圖族多數排除在有意義的政治權力位置之外，同時否認民族偏袒。哈比亞里馬納政權以圖西族少數民族為代價做了完全相同的事情。雖然這些不一定是盧旺達再次發生暴力的充分條件，但社會經濟動態和民族對政治權力的壟斷與1994年內戰爆發前的情況驚人相似。在卡加梅政權統治下的盧旺達所發生的侵犯公民權益、壓制公民自由和施行威權統治事件中，國際社會最常見的反應是經濟制裁，這里的經濟制裁指的是外國政府及其雙邊援助機構、國際非政府組織和多邊組織對盧旺達有條件的援助，或官方正式的譴責。各國普遍將經濟制裁作為一種外交政策工具來向別國施壓，但從歷史經驗來看，沒有相關事件表明這是一種有效的辦法。多項跨國研究發現，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普遍制裁無法實現既定目標，而這些制裁往往會加劇被制裁國家的政治高壓和侵犯人權行為，作為在經濟狀況不斷惡化的情況下平息不同意見的一種手段。廣泛的經濟制裁在對侵犯人權的關切下引發，往往效果不是很顯著，由于他們的動機往往沒有明確的目標，他們的目標只是改善人權狀況這一籠統的目標。因此，歷史證據表明，這種策略不能使人權狀況改變，也對盧旺達公民有不利影響，卡加梅政府在這樣的情形下會加大政治鎮壓的力度。雖然有證據表明，更有針對性和更加精準的制裁，例如，切斷一部分外國援助，則對民眾的負面影響較小，但與廣泛的制裁相比，這些制裁的預期結果只能更為弱小。

五、盧旺達民族問題的展望

盧旺達沒有這種包容各方的民族和解。其政府沒有統一的民族認同，而是將胡圖人手中民族滅絕的說法永久化。雖然必須承認胡圖族民族滅絕者的罪行并伸張正義，但對圖西族和盧旺達愛國陣線的報復性殺戮也是如此。如果該國要作為一個統一的國家向前邁進，就必須解決這兩個團體犯下的暴行。在政治一級，盧旺達還必須努力實現包容和真正的民主化?？用氛菩械默F行政治制度強化了圖西族和胡圖族的政治對立，使一個群體的霸權必然排斥另一個群體的權力的觀念永久化。如果盧旺達永遠是一個統一的國家，民族融合必須成為其民主的基礎，而不是一個原則上的意識形態，而不是實踐。為此，盧旺達必須避免第三任期綜合癥困擾著許多其他非洲國家，它很快將有希望的民主政體轉變為壓制性的獨裁政權。國際社會在其對外援助美元方面有巨大的影響力，迫使政府尊重自己的民主憲法，并致力于迄今為止民族權力分享的空洞承諾。國際社會沒有像聯合國對布隆迪最近危機的反應那樣，在已經出現新的民族暴力之后，為可能的部署做好準備，而是有機會采取積極主動的辦法，保護盧旺達民主的完整性[11]。盧旺達沖突既不是民族沖突，也不是種族沖突，更不是種姓沖突。漢密爾頓學說及其衍生出來的分裂思想是其主旋律。1994年的民族滅絕使其決議更加尖銳、削弱和復雜，但這并不是絕對不可能的。領導人和行動者應該時刻意識到這一點。解決沖突和建設可持續和平與可持續發展密不可分，它們制約著可持續發展。盧旺達和非洲其他地方的可持續發展必須始終以人的因素為基礎。后者的多樣性和整體性，必須是這一發展的第一行動者和受益者。包容和調和的國家身份的重新建立，“盧旺達”，是有效公民身份的極好載體。三種意志的融合，構成了其存在的根源，必須被永久地教導、培養、鼓勵和加強。因此，民族團結與和解的政策應始終是政府及其行動的核心。這就是民族團結與和解委員會對領導人和人民的使命的合法性。

由于目前對盧旺達安全與和平構成挑戰的大多數因素都是外部因素，因此，政府應具備能夠逐步促進我國出現可持續和平的有利條件的戰略和手段。應該對這個問題進行徹底的研究。隨著“一帶一路”政策在非洲的落地，非洲各國迎來了新的發展境遇，自殖民主義瓦解以來，西方國家在非洲的影響力有一定的減弱，在這片被他們逐漸遺忘的土地上，中國看到的新的機遇，非洲擁有廣闊的市場和豐富的資源，“一帶一路”政策反映了中國人民和非洲人民共同的愿望，雙方在互利共贏的基礎上發展經貿關系，而盧旺達由于近年來頗有成效的民族政策，國內民族之間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緩和，這為中國方面的投資營造了一個良好的環境，在政策的影響下，兩國雙邊貿易額連年增長。中國成熟的基建能力也在造福盧旺達百姓，中國公司在盧旺達承包基建工程，推動了當地經濟的發展?？傊?，“一帶一路”在盧旺達的成效離不開其有效的民族政策所營造的穩定的國內環境，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紅利也促進了盧旺達國內民族融合進程的加速。盧旺達的民族問題有深刻的歷史淵源，在各種矛盾復雜交織的環境下，盧旺達的決策者們制定了符合國情的民族政策，維持了國內政局的穩定，雖然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政府的“工具”，但并不妨礙其在解決民族問題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盧旺達未來發展的道路充滿不確定性，但其在解決民族問題方面所產生的相關政策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對我們這個多民族國家來說具有現實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