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全球城市命運共同體：都市時代全球化與城市化關聯的哲學反思*

趙 強

全球化(globalization)與城市化(urbanization)原初作為學界思考的兩個空間域，在資本全球化體系中是一體化形成的。雖然資本全球化作為體系一開始就內蘊全球化和城市化的關聯，但城市在資本全球布展中地位的凸顯是一個社會歷史過程。隨著全球普遍進入“都市社會”，(1)[法]亨利·勒菲弗：《空間與政治》(第二版)，李春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頁。城市作為資本全球布展基本空間單元的地位開始凸顯，世界也日益呈現為一個全球城市(2)這里的“全球城市”是指全球范圍的城市，“全球”更多具有“空間”和“體系”意義，區別于彼得·霍爾的“世界城市”和絲奇雅·沙森的“全球城市”。彼得·霍爾的“世界城市”和絲奇雅·沙森的“全球城市”更多是指“全球性”的某個城市或某些城市，在這里，“全球”更偏向一種全球“控制力”和“影響力”。體系。全球城市體系是全球資本通過城市資本在全球進行資本積累的體系，具有非均衡性、非正義性。從唯物史觀視域反思全球化和城市化互構、互塑，對建構正義的全球城市體系和全球城市命運共同體具有重要意義。

“城市”日益成為資本全球布展的基本空間單元

自地理大發現以來，西方用大炮、商品和資本建立世界版圖，使“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幾百年間，無論是商業資本主義時期還是工業資本主義時期，無論是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代還是壟斷資本主義時代，資本空間在將非資本空間納入其中的過程都遭遇到傳統生產方式的強烈抵制，民族國家成為全球區域基本單元。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殖民地紛紛獨立，作為全球新的資本形態的金融資本，一方面得到了遠距離傳輸技術的支撐，另一方面與各獨立殖民地主動發展的強烈要求結合，最終實現了非資本空間在被納入全球資本體系的過程中由原來的強烈抵制到主動接受的轉換，民族國家對資本全球布展的作用下降，一種基于跨國公司全球產業轉移發展起來的城市的地位日益上升。概言之，以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殖民地紛紛獨立為界，全球化基本空間單元開始發生轉換，由民族國家發展成為城市。相應地，以西方資本邏輯為主導的舊全球化體系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全球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體系；第二個階段是以全球城市分類體系為支撐的全球統治體系。

要對上述結論提供證明，需要明確以下理論前提。一是，需要反思資本的本質和功能。這里的資本不是經濟學意義上的資本，而是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資本。資本有經濟和超經濟雙重功能：資本的經濟功能主要指生產、貿易、資金轉移、勞動力遷移、技術轉讓、貨幣投機、信息流通等；資本的超經濟功能往往指政治賄賂、文化妖魔化、宗教滲透，甚至是武力征服等。但無論是經濟功能還是超經濟功能，它們都是資本的功能，“超經濟”不等于“超資本”。二是，全球化基本空間單元從民族國家向城市的轉換基于資本主導形態的變化。商業資本和工業資本的全球產業布展受空間和技術條件限制很難自由轉移，只能轉移商品并重構商品交換市場；而商品和市場要突破民族國家界限向全球布展，必須以資本強大的超經濟功能為后盾，民族國家的地位因此得以確立。由于信息技術的發展，空間限制被打破，金融資本全球產業布展成為可能，加之各民族國家對于產業的需求削減了資本全球布展中的超經濟功能，使圍繞產業發展起來的城市地位得以凸顯。三是，全球化基本空間單元從民族國家向城市的轉換與資本增殖方式的轉換密切關聯。商業資本和工業資本的增殖一方面是通過技術優勢實現的，另一方面是通過政治和軍事等超經濟手段實現的；而金融資本的增殖更多是通過商品消費以及空間消費實現的，“空間的生產”直接凸顯城市作為金融資本全球布展的基本空間單元地位。四是，國家和城市的不同本質對這種轉換的影響。民族國家本質上是階級統治工具，在資本全球布展中它通過執行資本的超經濟功能以獲取超額利潤；而城市本質上是一種聚集化的生活方式和空間樣態，在“城”和“市”中，“市”(交往、交換)是城市的深層本質，在資本全球布展中它通過執行資本的經濟功能以獲取超額利潤。需要指出的是，城市成為凸顯的全球化基本空間單元之后并不意味著民族國家地位的消失，后者只是更加隱蔽。

資本實現全球布展是經濟和超經濟手段的統一。舊全球化時代前期，資本全球布展更多面臨的是傳統社會的生產方式的阻力，這一時期資本全球布展的動力主要借助超經濟手段，民族國家作為市民社會的合法暴力機構，適合推動資本全球布展的要求?？傮w而言，從大航海時代，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殖民地國家紛紛獨立這一舊全球化的前期，全球化呈現為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元的全球體系。從“世界公民”(民族國家)的“普遍歷史”“世界歷史”，到“產業和市場”超越“民族國家”的界限向全球布展即“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從壟斷資本主義國家建立的“全球殖民體系”，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落后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中心—邊緣”的全球“依附”體系，這些全球化理論中用來指涉全球基本空間單元的范疇多是“民族國家”。

長期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引發了20世紀30年代末的世界性危機。為了應對全球經濟大衰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加強了對經濟的干預，凱恩斯—福特主義成為國家加強經濟干預的主要手段。但是，國家權力的過度強大傷及資本本身。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凱恩斯—福特主義的資本主義經濟運行模式逐漸失靈，這客觀要求資本的超經濟功能退后。為了應對危機，國家放松了對資本的控制，跨國公司在掌控核心技術和信息的前提下順勢把自己的制造業向后發國家轉移。這樣，資本就從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掙脫出來在全球流動，國家被穿透了，形成了一種“沒有國家”的、在全球四處流動的資本。但是資本不能飄浮在空中，它必須落地，并重新嵌入空間，因此還要“再區域化”，這種再區域化的基本空間單元歷史性地選擇了城市?？鐕驹趪曳潘煽刂频臈l件下推行的全球化經營戰略，一方面使那些地理位置重要、交通便捷、資源豐富、勞動力成本低廉、產業積淀深厚的城市空間因成為產業轉移的首選之地而迅速發展起來；另一方面，空間消費尤其是居住空間的消費成為資本增加積累以擺脫危機的重要手段，房地產繁榮發展推動了大規模的城市化運動。

隨著都市時代的到來，城市這種空間形態日益凸顯，成為全球基本空間單元，全球化完成了從民族國家的全球體系到城市的全球體系的轉換?！霸诮缍v史資本主義的傳統概念中，城市確實占據了一個相對邊緣的地位，它的作用也僅限于金融和商業技術在前工業化時代的誕生，以及工業革命時期對無產化的勞動力的關注?，F在則正相反，城市成了全球資本主義和日常生活之爭的焦點?！?3)[意]烏戈羅西：《城市與全球資本主義》，國榮譯，江蘇鳳凰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1—2頁。需要指出兩點：一是，在全球資本再區域化的空間選擇中城市只是全球基礎性的空間單元，在其之上還有城市群、國家、區域一體化組織等；二是，資本全球布展和積累對資本超經濟功能的依賴，決定了全球城市體系形成之后民族國家間的統治體系依然存在，因為，“民族國家依然是強有力的政治實體”。(4)[意]烏戈羅西：《城市與全球資本主義》，第50頁。但是資本全球布展和積累過程中經濟功能相較于超經濟功能地位的提升，又決定了城市作為全球基礎性空間單元的地位的日益鞏固。

全球化和城市化關聯研究理論溯源

在全球化剛剛開啟的時代，康德和黑格爾就試圖從哲學上思辨地把握資產階級國家在全球實現的“普遍歷史”(5)[德]康德：《永久和平論》，何兆武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0年版，第24頁。、“世界歷史”(6)[德]黑格爾：《歷史哲學》，王造時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6年版，第505頁。進程。19世紀中期，馬克思恩格斯繼承了康德和黑格爾的“世界歷史”思想，但拋棄了他們純粹的哲學思辨，把“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視為資本通過產業、市場超越“民族和國家”界限向全球布展，為“世界歷史”奠定了唯物史觀基礎。從中我們也可以得出“民族和國家”是馬克思恩格斯全球觀的基本空間單元的結論。然而，由于客觀的歷史階段和主觀的理論任務所限，馬克思恩格斯并未將城市作為基本空間單元來審視“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全球化進程，當然也沒能對全球化和城市化關聯作深入研究。

帝國主義時代和后殖民時代的全球化理論學者也在試圖把握地方和區域的全球化進程。羅莎·盧森堡基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過剩工業品為實現剩余價值必然突破資本空間向非資本空間布展這一規律性認識，延續了馬克思恩格斯的“產業和市場”突破民族國家實現“歷史向世界歷史轉換”的全球化觀點。列寧基于一種工業資本和金融資本融合生長而形成的“壟斷企業”突破民族國家界限向全球布展的思考，建構了帝國主義理論。后殖民時代，拉美學者普雷維什、弗蘭克、阿明、多斯桑托斯通過全球性的經濟組織即“跨國公司”向全球布展來解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依附”關系。全球化理論學者沃勒斯坦通過全球產業分工的時代轉換來揭示不同歷史時期全球國家體系呈現出的“中心—半邊緣—邊緣”結構?？梢?，無論是殖民地時代的帝國主義論還是后殖民時代的“依附論”“全球體系論”，全球區域性基本單元都是民族國家，而作為“壟斷企業”或“跨國企業”所在地的城市的地位則若隱若現。

隨著20世紀末都市時代的到來，新馬克思主義城市理論學者開始關注空間尤其是城市空間對資本全球布展的意義。列斐伏爾認為，全球化本質上是一種與資本主義相關的社會空間組織在世界范圍內的擴張與交織，而都市是其中的一種社會空間組織形式。(7)包亞明：《現代性與空間生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序言第17頁。在哈維看來，當代城市是資本主義全球空間生產的一種結果樣態，是資本主義全球性地緣政治規劃的空間形式，是為了解決其經濟危機和困境而進行全球地理重組造就的新的地理單元?！肮S從資本主義空間生產的角度把全球化理解成一種地緣政治方案?！?8)唐正東：《當代資本主義的全球化：一種批判性的解讀》，《河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期?？ㄋ固貜男畔⒑图夹g角度來審視全球化和城市化的關聯，認為城市作為收集、傳播和處理信息的節點，對信息的掌控力和適應力決定其在全球的控制力強弱和地位的變動。這些城市理論學者把握住了新的歷史時代全球化和地方化、區域化關聯中城市空間凸顯帶來的新變化，但他們主要是從空間辯證法的角度對全球化與城市化關聯進行抽象把握。

綜上，由康德和黑格爾通過哲學思辨開啟的“普遍歷史”“世界歷史”理論被馬克思恩格斯繼承，并加以唯物史觀改造。雖然主客觀原因決定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專門研究城市化和全球化的關聯，但是他們的“產業”和“市場”超越民族和國家界限，即“歷史向世界歷史轉化”的全球觀，為我們分析城市化和全球化關聯提供了基本原則和方法。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左派全球化理論學者和20世紀70年代以來都市馬克思主義理論學者看到空間發展、城市發展給全球化帶來的新變化，為我們分析城市化和全球化關聯提供了知識資源。都市時代呼喚站在馬克思主義視角繼續展開這一問題的研究，將民族和國家的世界結構回溯到一個更為基礎的支點即“城市”上，揭示以城市為基本空間單元的全球體系。

都市時代全球化與城市化關聯理論的歷史唯物主義闡釋

都市時代，“城市”日漸成為資本全球布展的基本單元，全球化和城市化的關聯研究成為時代呼喚。要對全球化和城市化關聯進行歷史唯物主義闡釋，需要在全球產業空間分工基礎上深入揭示全球資本何以將區域化的基本單元定位為單個城市的內在邏輯，并總結出全球資本和城市資本的相關律。

(一)全球產業分工與空間分工

要從唯物史觀視角闡釋全球化和城市化關聯，首先需要在唯物史觀視域中審視全球化內涵。我們認為，全球化首先呈現為這樣一種現象，即生產、商品、技術、貿易、信息、金融、人口等要素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其本質是資本全球化。其次，這些在全球范圍自由流動的經濟要素逐漸與地方社會結構打通并再結構化，從而形成一個完整的世界體系。再次，這種由資本權力造就的世界體系是不均衡的，具有“中心—邊緣”的非均衡結構，發達主體占據體系中心，而后發主體處于體系邊緣。最后，從內容上看，全球化是以經濟全球化為基礎的包括政治、文化、社會、生態、軍事等在內的綜合體系。全球軸心產業的轉換決定全球化的結構的新舊歷史轉換，信息、技術產業取代大工業成為全球化主導性生產方式，決定了全球化從以“工業—農業”為結構特征的舊全球化時代向以“后工業—工業”為結構特征的新全球化時代轉換。

全球化既是全球資本產業分工的結果，也是全球資本空間分工的結果。產業分工和空間分工是密切關聯的。學界對全球資本產業分工論述很多，而對空間分工的討論較少。所謂全球資本空間分工是指全球資本為了實現利潤最大化，將不同層級的產業安排于各自適宜空間的一種分工類型。從微觀區域角度看，全球資本空間分工是不同層級產業的空間合理化；從宏觀全球角度看，全球資本空間分工是個別空間、異質空間在全球產業分工基礎上的體系化。以往的全球化理論更多從全球資本的產業分工加以建構，而空間分工的維度沒有得到足夠重視。實際上，產業資本突破國家空間走向全球，一定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則，在最適合它的空間落地。全球資本空間分工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全球資本空間分工原動力是資本增殖的內在需求。其次，空間的異質性與非均衡性是空間分工發生的前提，資本通過制造空間的非均衡性以再生產出空間分工發生的條件。最后，全球資本空間分工是資本經濟功能和超經濟功能雙重作用的結果。

全球產業空間分工大致經歷了以下四個階段的階梯性轉移：在第一個階段，即世界工業化初期，發達空間發展工業，傳統空間發展農業，世界產業分工表現為以商品輸出為紐帶的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之間的分工。在第二階段，當傳統空間要求進入工業領域的時候，發達空間則占領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業，讓傳統空間進入資源型和勞動密集型產業領域，這樣，世界分工體系隨之表現為“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資源、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結構。在第三階段，當后發空間也要發展高科技資本密集型產業時，發達空間就把這方面的產業轉移到后發空間，而自己牢牢抓住研發。這樣，世界分工體系又發展為“科技研發—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結構。第四個階段，當研發也變為后發空間的發展需求的時候，先發空間就把一部分研發機構轉移到后發空間，讓其參與到末端和邊緣研發活動中，但是產業核心的、最高的和總的研發戰略，還控制在先發空間手中。全球資本以其政治、文化、軍事、宗教等超經濟功能確保發達主體與后發主體之間的技術鴻溝、信息鴻溝。

從全球產業空間分工的第二階段起，“城市”日益成為全球體系的微觀基礎，全球化和城市化關聯問題凸顯，揭示全球化和城市化關聯的內在機制隨之具有理論需要。

(二)全球城市定在與全球城市分類體系建構

現代全球產業分工的實際推動力量和行為主體是全球資本的經濟組織形式即跨國公司。(9)張世鵬等：《全球化時代的資本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9頁?？鐕局允侨蛐缘?，是因為它的整個經濟流程都不是限定在某一個國家和地區完成的，為了利潤最大化，它必然對產業環節進行合理化空間選擇，榨取全球各類優質空間資源，并在全球范圍內將其組織起來，使之成為它的經濟體系?！翱鐕旧a與生產基地的多樣化最終強制性地要求它的組織結構向有利于分散決策的方向發生變化?！?10)張世鵬等：《全球化時代的資本主義》，第7頁。第一，合理選擇科研中心。研發是全球公司在同類產業中獲取超額利潤的根本保證。這就要求全球公司一定會把它的研發機構放在最能實現研發目的的地方。比如“硅谷”，那里有世界一流大學、頂尖的科研機構和一流的科研團隊，把研發放在那里可以實現由大量科研機構和科研人員帶來的聚集效應。第二，合理選擇金融中心。生產和銷售需要大量的資金，即時融資是全球公司生存的關鍵。如紐約、倫敦和東京的金融交易中心，其核心競爭力就在于能夠在資金傳輸速度、資金量、效率方面支撐起全球公司的融資體系。第三，合理選擇銷售中心。全球公司一定會把銷售中心設在背靠巨大市場而且交通方便的地方即全球區域中心作為商品銷售地。第四，合理定位生產中心。在交通和信息條件都具備的條件下，地方生產力綜合成本的性價比就是其考慮的主要內容。這些綜合成本包括地理位置、勞動者素質、勞動力價格、地方文化、背后市場情況等。

跨國公司將產業鏈各環節合理選擇和嵌入空間的過程也是完成“城市”定在從而形成全球城市體系的過程。其一，處于全球城市體系最頂端的城市是“世界城市”，即國際大都市。國際大都市是世界性的科研機構、金融機構、信息網絡、服務咨詢機構聚集形成的在全球范圍具有最大影響力和控制力的空間樣態。其二，處于世界城市下一級的城市是“全球區域城市中心”，這一級城市是在一個全球區域(洲際、跨國)具有最大影響力和控制力的空間樣態。全球區域性城市中心是圍繞全球商品銷售和服務消費功能發展起來的主要呈現為中央商務區和高檔辦公區的空間樣態。其三，處于“全球區域城市中心”下一級的全球城市是“國家中心城市”，這是指在一個國家內部某個區域具有最大影響力和控制力的城市。國家中心城市能夠承擔全球貿易、實現中低端研發，并為區域國家提供金融服務。其四，處于國家中心城市下一級的城市是全球重要的“節點城市”。重要節點城市是以全球商品生產和流通為主導功能而構成的綜合性的空間，主要呈現為大量的工廠、企業聚集，資源流動和配置的戰略通道縱橫交錯，交通樞紐星羅棋布，以及住宅和寫字樓林立的空間樣態。其五，處于節點城市之下的是大量的“低線城市”，低線城市是消費的巨大市場和調節廉價勞動力的蓄水池。其六，低線城市下一級是廣大的城鎮，城鎮一邊面向勞動者和原材料來源地的農村，一邊面向勞動者和原材料使用的城市，是聯結農村和城市的“過渡空間”。

需要指出的是，全球資本要素嵌入新的空間的過程，也是資本發揮超經濟功能推動其經濟要素全球布展的過程。包括政治、文化、宗教、軍事等在內的資本超經濟手段，跟隨資本經濟要素背后，以更加隱蔽的方式嵌入全球城市體系內部，構成政治的全球城市體系、文化的全球城市體系、宗教的全球城市體系、軍事的全球城市體系等。這樣，整個資本全球化生產和分配、交換和消費、經濟和政治、人口和文化、軍事和殖民的布展體系，日益顯現為一個緊密相連的、龐大的世界城市體系。每個城市日漸成為支撐全球體系分工的網絡節點，執行著全球體系指派的各項功能，并表現為單個的城市資本。

(三)全球資本與城市資本的相關律

一方面，全球資本是城市資本的宏觀前提。首先，全球資本決定單個城市各自獨特的片層。全球資本借助產業和空間分工等進行全球布展的過程，同時也是開啟全球單個城市各自的經濟、人口、交通、治理、制度、文化、生態等諸多片層的過程。其次，全球資本決定單個城市各自獨特的主導功能。全球資本不是均勻地流向每一單個城市，而是在利潤最大化原則下，將差異性產業對應不同特質的城市，從而造就全球單個城市各自特定功能，使一些城市成為全球科研中心，一些城市成為全球金融服務中心，一些城市成為全球銷售中心，一些城市成為世界工廠，等等。再次，全球資本在決定單個城市各自的主導產業的同時，也在塑造單個城市各自的空間結構。最后，全球資本決定單個城市各自的歷史命運。全球資本并非永久固定在特定的空間；經過一定的歷史階段，這一城市空間也要被資本均衡化，成為均衡空間。當超額利潤被瓜分完畢，資本便要尋找新的空間，以獲得新的可以瓜分的超額利潤。這一過程伴隨著單個城市的崛起、繁榮和衰落。

另一方面，城市資本是全球資本的微觀基礎。首先，單個城市為全球資本提供一個嵌入性規制空間。全球資本不可能總漂浮在空間中，它必須落地，并對重新落地的空間進行新的規制，這樣才能開始新的積累。單個城市以其自然地理環境、社會歷史條件，承接全球流動的資本要素，為全球資本提供一個可以落地和重新加以規制的空間。其次，單個城市為全球資本提供精準固定和挪移的空間。單個城市充當了資本全球布展在空間中打下的“楔子”，充當了資本全球布展之網的“紐結”，通過各個類型和層次的單個城市這一“紐結”和“楔子”，全球資本能夠輕易地精準有序移動。再次，不同層次和類型的單個城市資本共同構成了全球資本回流體系。每一個層級的單個城市資本有不同的獲取超額利潤的能力，借助這種不同的獲利能力，形成一個從下至上的壟斷利潤回流體系。通過這個回流體系，財富源源不斷流向全球資本體系頂端，推動資本創新，進而推動全球資本新舊形態轉換。

建構全球城市命運共同體

資本全球化城市體系是資本自覺創造的、以城市為基本單元的、以獲取全球利潤為目的的、具有“中心—邊緣”結構的全球非均衡控制體系。全球資本通過單個城市資本在全球謀利，使全球呈現為城市間的“叢林狀態”。叢林法則造成的后果絕不只是發達城市和落后城市之間由于產業、人口、居住、遷移、生態等城市片層的非均衡性結構對兩極城市主體帶來的雙向危害，更是叢林法則下，全球單個城市之間在資本利益最大化的全球謀利規律支配下過度、無序競爭導致的全球性危機。包括由全球資本通過虛擬房地產業造成的全球金融危機，過度開發自然造成的生態危機，城市之間差距拉大導致全球城市體系張力斷裂帶來的貧困甚至戰爭等，已經不再是地域性危機，而是全球性危機，并且這種全球性危機從生存論意義上威脅人類整體生存和發展。換句話說，叢林法則下全球城市過度和無序競爭造成的結果如今進入一種否定自身的階段。在這一歷史階段，以犧牲其他城市發展而維持自身的戰爭輸出、商品輸出、資本輸出等以前看來行之有效的各種主體性輸出都將失去效力。這種嚴重的、普遍的、深層的、在生存論意義上威脅整個人類社會整體生存和發展的全球危機是全球每個城市都要面對的，也需要全球各個城市攜手解決。(11)桑明旭：《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三個基礎性問題——基于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視域》，《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5期。

20世紀末，互聯網和信息時代到來，技術和信息產業取代大工業成為全球性主導產業，全球結構正在從“工業—農業”的“主體—客體”二元對立結構向“后工業—工業—農業”的“主體—客體—主體”多元交往結構轉變，全球化從舊的全球化走向新的全球化。當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空間生產危機和全球金融危機爆發，金融中心隨著美元地位的衰落而衰落，知識創新中心地位翻轉，生產中心發生變革，西方文化中心地位被顛覆，全世界各級城市的分層和分工以及相互從屬關系被打破，舊有城市格局正在被替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呼喚一種多元主義、平等發展、合作共贏、文明互鑒的，與新全球化時代匹配的新全球城市化體系即全球城市命運共同體出場。

全球城市命運共同體是都市時代為有效應對全球城市叢林法則支配下的全球風險和危機而逐漸凸顯的一種全球城市體系的應然樣態，是都市時代“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城市領域的具體化，旨在共同應對都市時代全球資本通過單個城市資本進行全球布展造成的全球問題、全球風險，追求多元城市主體共同利益，促進人類自由而全面發展。全球城市命運共同體具有以下內涵。首先，全球城市命運共同體同樣是全球城市的“類共同體”。資本通過單個城市資本進行全球布展帶來的全球依存性的、體系性的、整體性的危機要求全球城市懸置多元異質并作為一種類的存在才能夠應對。其次，全球城市命運共同體是一種全球城市的“利益共同性”。單個城市的特殊利益服從全球所有城市的共同利益，是全球單個城市結成“類城市主體”的深層根源。最后，全球城市命運共同體同樣指向“所有城市的共同發展”。(12)莊友剛：《“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雙重價值指向》，《閱江學刊》2018年第5期。這一共同體是為應對全球資本通過單個城市資本進行全球布展而帶來的從生存論意義上威脅人的整體命運的深層危機而結成的全球城市類存在，根本目的在于全球單個城市的共同發展。

全球城市命運共同體指向正義性的全球城市體系。這里的“正義”的含義是指“公平的正義”。所謂“公平的正義”就是盡可能使“公正”的結果“平等”化的正義。運用在宏觀全球城市層面，所謂公平的全球城市體系是指將全球各單個城市主體在市場競爭的共同原則下造成的雖然公正但明顯不平等的結果和差距鴻溝降到最小，使全球各單個城市主體盡可能平等。公平的全球城市體系具體體現為：在前提上要求全球單個城市主體資格的一視同仁和非歧視(平等)；在過程中滿足后發城市主體提升自己生存狀況的要求(發展)；在行動上強調先發城市主體和后發城市主體之間的互補性和協調行動(合作)；在結果上主張全球單個城市主體對合作帶來的增值成果的共享(共贏)?？梢?，全球城市命運共同體本質上是全球城市主體之間平等、發展、合作和共贏的正義性全球城市體系。

首先，全球城市命運共同體是全球城市主體平等的共同體?！捌降取笔侵敢环N無差別的結果或狀態。所謂全球城市主體平等是指全球城市不分地理位置、經濟水平、政治制度、文化傳統、宗教信仰、語言、民族等，在城市的“基本人格和權利”(13)俞可平：《重新思考平等、公平和正義》，《學術月刊》2017年第4期。方面都應當受到同等對待。全球城市主體平等因為表達了全球多元差異城市主體之間在基本資格上的無差別性從而具有正義性，目的在于反對全球資本空間分工控制下的部分特權城市。

其次，全球城市命運共同體是全球城市主體共同發展的共同體。全球城市主體都有發展權。發展是一種描述事物在時空中向上的、進步的運動變化范疇。這里的“發展”指的是后發城市主體的自我覺醒，即在承認發達城市由于自身個性資質而取得優先地位的公正性，但不是采取暴力的手段從發達城市強制獲取發展權和發展資源，而是通過先發城市把自身的資源配置權向后發城市傾斜(結果的公平性)來實現進步，縮小城市間的差距。這種“發展”反對無限制的掠奪，也反對暴力破壞，通過這種自我覺醒，增加了“蛋糕”總量，縮小同發達城市的差距，實現先發城市和后發城市之間的均衡，從而具有“正義性”，目的在于對抗資本空間分工控制下的全球城市體系的斷裂和破壞造成的發展的不可持續性。

再次，全球城市命運共同體是全球城市主體合作的共同體。合作是平等的多元差異主體彼此將對方優勢作為自我發展的條件的活動。合作意味著先發城市和后發城市不是把自己的發展和資源優勢作為要挾和剝奪對方的手段，而是作為優勢互補和協調行動的條件。全球城市主體之間通過合作實現一種優勢互補和協調行動的狀態，建構一種多元主體平等的共生體系，造就彼此更大的發展空間和發展機會，從而具有正義性，目的在于打破全球資本城市體系之間的對抗。

最后，全球城市命運共同體是全球城市主體對合作取得的成果共贏的共同體。共贏是對合作產生的增值結果的共享。全球城市關聯治理的共贏原則是指公平共享先發城市和后發城市因合作發展而產生的增值結果，反對不勞而獲、單方面獲利、一方獲大利而一方獲小利。全球城市共贏由于在結果上實現了先發城市和后發城市的公平獲利，最大程度增加了城市財富，實現了結果的相對公平，從而具有正義性，共贏原則的目的在于打破資本通過非均衡的城市體系而創造的存在剝削的單一獲利體系。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推進國際關系民主化，推動全球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14)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0、62頁。揭示全球化基本空間單元從民族國家向城市的歷史轉換，在此基礎上從唯物史觀視域深刻揭示全球化和城市化之間內在關聯，并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大背景下，倡導平等、發展、合作、共贏等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全球城市治理原則，為構建正義的全球城市體系提供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是闡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必要邏輯探索，也是從全球結構基礎支點轉換的角度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的具體化和豐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