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國家理論研究的政治經濟學路徑：對赫希國家理論的批判性探討*

朱寶清

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全球化的高歌猛進，“全球治理”取代“國家治理”成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中心議題。近年來，國家凱旋再次成為后疫情時代的國際共識。然而，國家理論是否因此而復興，仍然未可預期。

國家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過程理論的核心，但是馬克思恩格斯以及此后的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并沒有形成一個系統的一致性理論，而是有不同的理論面向。在整個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發展史上，20世紀70年代是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鼎盛時期，由密里本德和普蘭查斯引發的國家理論的工具主義和結構主義辯論，成為其后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建構和討論的起點。(1)Hay Collin, “Marxism and the State”, in Andrew Gamble et al. eds., Marxism and Social Science,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9, pp.153-173.如果說布洛克和杰索普的國家理論分別是對密里本德和普蘭查斯的理論遺產的繼承和發展，那么德國“國家衍生”辯論(State Derivation Debate)則試圖超越工具主義和結構主義關于國家自主性的爭論，認為建構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要遵循“對國家的分析最終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的理論路徑，(2)王校楠：《德國“國家溯源爭論”:〈資本論〉中的國家理論探索》，《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9年第1期。從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分析中研究國家和政治形式。

約阿希姆·赫希(Joachim Hirsch)作為20世紀70年代德國“國家衍生”辯論的代表人物之一，對國家理論辯論作出了突出貢獻。赫希早期的研究更多地聚焦于政治層面，其從政治經濟學角度對國家與資本之間關系所作的重要的、原創性的工作卻長期未得到重視，尤其是在其理解具備“福特主義”特征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國家的地位和功能方面的研究幾乎被忽視了。赫希的國家理論研究進一步凸顯了德國“國家衍生”辯論倡導的國家理論的政治經濟學路徑的學術特色，這對于側重政治學視角(包括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國家理論是一個有益的補充。

德國“國家衍生”辯論與赫希的貢獻

在資本主義時代，資本對勞動的剝削和對剩余價值的占有方式決定了國家性質。資本主義生產要求創造出“自由”的雇傭勞動，擴大市場關系，并在法律上保證私人契約。因此，法律平等僅僅反映了典型的資產階級國家的外在形式。正如資本主義將社會劃分為相互競爭的原子化個體一樣，它也必須在這些個體之上創造普遍化的國家，以確保資本主義繼續發展的條件。這決定了競爭性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是以國家調節為基礎的。因此，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分析是以競爭性資本主義經濟為前提的，壟斷在其政治經濟學中并不占主要地位。對壟斷問題的研究從19世紀末開始并貫穿整個20世紀，且更多地體現在對“壟斷資本主義”的研究中。隨著戰后凱恩斯主義福利國家危機、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破產以及資本的日益國際化等社會現象的出現，在知識上也引向了一個被稱為“晚近資本主義”(3)[比利時]歐內斯特·曼德爾：《晚期資本主義》，馬清文譯，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70頁。的時代。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西方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開始進入衰退期。在此背景下，國家與資本之間的矛盾關系使得資本主義國家問題再次被拋了出來，并由“密里本德—普蘭查斯”之爭正式拉開序幕。同時，伴隨著西方知識界對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批判之研究的興起，尤其是對《資本論》的重新“閱讀”，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開始在英國、德國等地復興。

德國“國家衍生”辯論誕生的歷史背景是對20世紀60年代后期德國所發生的政治事件的回應。1966—1967年的經濟衰退，使社會民主黨在二戰后首次上臺，承諾進行全面的社會改革，通過選擇強調國家干預和計劃的政策，促成了1967年和1968年的經濟復蘇。期間，一場聲勢浩大的德國學生運動興衰起伏，雖然其理論比法國或英國的學生運動更發達，但從未真正與工人階級運動建立聯系。這些事件以不同的形式提出了國家行為的邊界及可能性問題。對社會民主主義理論的批判主要是受到了學生運動向社會民主黨右翼轉移和“新社會運動”的啟發。在理論建構上，通過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靈活運用，德國“國家衍生”辯論提供了研究國家理論的一個超越“經濟決定論”和“政治至上主義”的創新路徑，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而赫希對國家理論的重構，正是建立在德國“國家衍生”辯論理論基礎上的。因此，在闡釋赫希的國家理論特色之前，首先需要對德國“國家衍生”辯論的理論傳統和核心論點進行說明。

除了馬克思的國家理論遺產，德國“國家衍生”辯論早期借鑒了法蘭克福學派的國家理論傳統，特別是哈貝馬斯和奧菲的理論。哈貝馬斯和奧菲根據國家的綜合職能，解釋了國家的政治和行政制度的形式，以此作為引導、過渡和重新制定經濟、社會和政治需求的手段，試圖調和國家所受到的一系列相互沖突的壓力。因此，從本質上說，國家被視為一種制度，它使個人和社會訴求服從于社會整體的整合和再生產。(4)Simon Clarke, The State Debat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1, pp.6-7.哈貝馬斯和奧菲對國家作用的研究遵循的是一種系統理論。根據這種系統理論進路，國家具有兩方面的功能：第一，國家與生產領域的分離意味著國家必須為整個資本的利益服務，以確保持續積累的條件，即“積累”功能，在這種情況下，國家甚至構成資本的總體利益，成為整個資產階級利益的總代表，扮演著“總資本家”的角色；第二，國家必須時刻避免由于認同任何特定利益而損害其合法性，即“合法化”功能，以便其始終滿足維持整個資本積累的需要。(5)Simon Clarke, The State Debate, p.7.借用奧康納的說法，國家是“通過社會資本支出來履行其‘資本積累功能’，而通過社會費用支出來履行其‘合法化功能’”。(6)[美]詹姆斯·奧康納：《國家的財政危機》，沈國華譯，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9頁。這兩個功能通常是彼此矛盾的，但“每個國家機構的行政理性就是努力對這兩個相互矛盾的職能進行協調”。(7)[美]詹姆斯·奧康納：《國家的財政危機》，第66頁。政治制度的特定功能意味著政治沖突不僅僅是經濟沖突的再現，它們源于國家特殊形式中固有的特定矛盾，試圖在活動的一個領域解決沖突會在另一個領域產生緊張局勢并引發沖突，換言之，國家在試圖解決沖突的同時也損害著國家自身。這也必然導致國家與資本之間在理論上的對立。這正是哈貝馬斯和奧菲的國家理論所面臨的難題。

無論是哈貝馬斯和奧菲的國家理論，還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國家理論，都假定存在一個能夠履行其職能的國家，而忽略了一個首要任務，即解釋這樣的一個履職主體是如何產生的。這種存在理論缺陷的“結構—功能主義”的國家理論，(8)John Holloway and Sol Picciotto eds., State and Capital：A Marxist Debat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8, pp.2-3.成為試圖在回歸馬克思的基礎上建立更充分的國家理論的德國“國家衍生”辯論對其批判的一個出發點。(9)1978年，霍洛威和皮喬托對這場辯論的主要貢獻進行了一個相對系統的梳理，該成果見State and Capital：A Marxist Debate。后者的目的在于將國家作為一種政治形式從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中系統地“衍生”或“推導”出來，認為這是朝著建構唯物主義的資產階級國家理論及其發展的第一步。(10)John Holloway and Sol Picciotto eds., State and Capital：A Marxist Debate, p.2.可見，唯物主義國家理論不僅意味著政治有其物質基礎和條件，而且這些基礎和條件是建立在社會生產結構之上的。進一步地，必須理解國家機構及其進程，它們反映了支配和剝削關系以及由此產生的沖突和斗爭。這樣，一個整全性的國家理論要解決的問題就不僅僅是解釋國家如何運作，而是它所代表的社會關系以及如何克服這種矛盾著的關系。(11)Joachim Hirsch, Materialistische Staatstheorie: Transformationsprozesse des Kapitalistischen Staatensystems, Hamburg: VSA-Verlag, 2005, S.16.

此外，“國家衍生”辯論批判了以往將政治過程研究與資本積累研究相分離的理論傳統。20世紀70年代在英國和德國等地逐漸展開的關于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爭論幾乎都接受一個標準：“政治”與“經濟”的制度性分離?；谶@種二分法的“結構—功能主義”觀念，在密里本德和普蘭查斯之爭、英國新李嘉圖主義與原教旨主義之爭中都得到了鮮明的體現。在堅持“政治”和“經濟”的分離的前提下引出了國家形式和功能的問題，也指向了國家的角色定位，即國家是應該始終作為政治上層建筑的代表，還是作為(經濟)基礎的一部分呢？在“國家衍生”辯論看來，“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的相互分離并不是社會關系所固有的，而是在社會關系再生產的斗爭中出現的。因此，要理解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就必須對國家、社會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進行唯物主義分析。

早期的“國家衍生”辯論參與者認為，在資本積累的迫切需要所允許的范圍內，國家可以為了資本的總體利益行事。在赫?？磥?，國家與社會的結構性關系使這個問題變得極其棘手，因為他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矛盾在國家機器中的重現，如此一來，國家是否能夠充分地為資本的總體利益服務，就值得懷疑了。如果不把國家行為等同于資本的普遍利益，就打破了資本運動規律與國家活動內容之間的邏輯聯系。赫希雖然不質疑“國家衍生”進路的價值，但卻是率先嚴肅地提出了這一進路的局限性問題的人。在《國家機器和社會再生產》一文中，赫希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剩余價值的占有和社會結構及其凝聚力的保持并不取決于力量或依賴的直接關系，也不直接取決于意識形態的力量和壓制力。相反，它們依賴于再生產規律。由于社會再生產和資產階級占有剩余產品的過程是建立在“平等交換”原則基礎上的，通過雇傭勞動者自由支配自己的勞動力和資本家占有積累的剩余價值來調節，因此，在資本這種社會形式的建立中，消除所有對再生產過程的障礙是一個基本的并且需要不斷遭遇、不斷解決的問題。社會勞動被分配，剩余產品被必要地占有，這就要求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對暴力的物質手段的直接控制，從而創造形式上的自由和平等，并在暴力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國家。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本質就是統治階級必須向保證其統治的力量讓步，從與統治階級分離的形式中獲得生存。(12)John Holloway and Sol Picciotto eds., State and Capital：A Marxist Debate, pp.61-62.

赫希的分析使人們有可能將國家的“自主性”概念化為一種特定的統治形式，以及對這種自主性的限制，這種自主性是國家確保擴大資本再生產作為自身再生產基礎的需要所固有的。這些限制意味著國家的發展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動態決定的，特別是由“利潤率下降的趨勢”決定的。赫希認為這一趨勢是決定性的歷史規律。(13)John Holloway and Sol Picciotto eds., State and Capital：A Marxist Debate, p.66.赫希的國家理論最初用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來解釋國家的自主性，但后來他拒絕了這種“功能主義”解釋，而是基于將暴力行使與資本主義剝削的直接關系分開的假定來解釋國家的自主性，因為后者預設了勞動力作為商品能夠自由購買和出售。一旦國家被確立為這樣一個自主機構，被賦予合法行使暴力的壟斷權，它就可以承擔更多的職能，盡管它只能在其形式的限度內履行這些職能。因此，國家與資本的普遍利益并不等同，而是有其自身的邏輯，由其形式決定。然而，國家的形式以經濟和政治的持續分離為前提，因此，國家的再生產取決于這種分離的持續再生產，以及這種分離所依賴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關系的再生產。

解讀赫希國家理論的關鍵：社會“國家化”

赫希的早期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普蘭查斯和法國調節學派(主要是阿格列塔)的理論來發展對“福特主義安全國家”的分析。從福特主義向后福特主義轉型，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者用來解釋資本主義國家從“黃金時代”轉向“新自由主義時代”的經典敘事。對福特主義的論述，即使是政治經濟學文獻也更多是從經濟的角度闡釋，而赫希則試圖為其政治結構提供一個框架。

(一)赫希筆下的“福特主義”：經濟和政治雙重控制的生成過程

“福特主義”始于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以及隨后的社會和政治動蕩，對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20世紀70年代之間的全球社會、經濟和政治狀況具有決定性意義?！案Ｌ刂髁x”階段的特征表現為如下幾點：(1)資本積累的集約化模式和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轉變，其基礎是耐用消費品的大規模生產；(2)相對較高的工資；(3)熟練勞動力和非熟練勞動力——即“泰勒化”勞動力之間出現了尖銳的兩極分化；(4)擴大國家干預，包括對勞動力再生產的高度行政管理。(14)Simon Clarke, The State Debate, p.143.因此，福特主義指的是一種長期的資本主義積累擴張浪潮，通過這種浪潮，勞動力再生產成為資本增殖的中心領域。其結果是整個社會急劇地、徹底地資本化。在政治上包括社會改良主義、凱恩斯主義和大規模管理官僚主義的出現。因此，福特主義不僅僅指一種物質生產和再生產形式(就像泰勒主義一樣)，更是一種社會化的政治控制的生成過程。此外，赫希還指出，這一階段也與美國的國際霸權有關，美國不僅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崛起為軍事霸主，而且形成了以擴張型社會經濟模式為主導特征的積累和調節模式，使其在經濟和技術上占優。此外，除了軍事和經濟優勢之外，還包括美國的政治和文化優勢，它們主導了國際經濟和政治組織，塑造了社會價值取向、生活方式和文化格局。決定結構和發展的不僅是底特律汽車工業的裝配線和加利福尼亞州的高科技軍械庫，還有好萊塢電影工廠對美國生活方式的呈現。20世紀實際上成為了“美國”世紀。(15)Joachim Hirsch, Materialistische Staatstheorie: Transformationsprozesse des Kapitalistischen Staatensystems, S.115.

福特式積累制度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其在社會斗爭的過程中，針對制度競爭條件下的均勢變化，從根本上變革了監管模式。(16)Joachim Hirsch, Materialistische Staatstheorie: Transformationsprozesse des Kapitalistischen Staatensystems, S.118.值得“慶?！钡氖?，這是在資本主義歷史上第一次，工資收入的增加和一定的社會繁榮不僅與資本的盈利能力相容，而且實際上形成了資本的基礎。因此，福特主義也標志著資本主義整體歷史實施的決定性階段，其結果是社會普遍的充分資本化的過程，帶來了社會關系和生活條件的深刻變化。在這種積累模式條件下，經濟過程集中于開放內部市場，這意味著社會條件越來越商業化，即以貨幣和交換的形式組織起來。正規的雇傭勞動擴大了，傳統的再生產形式被工業生產的商品和商業化的服務所取代。傳統生產和生活方式的消失、工資比率的普遍化和家庭形式的變化帶來了巨大的社會風險——例如疾病、失業和老齡化——這使得集體社會保護措施更加必要。至少在資本主義大都市，在不同的程度上，勞工運動組織成功地促進了福利國家的擴張。工會、雇主協會和集體談判制度在不同程度上成為管理經濟的重要基礎，基于社會伙伴關系的談判過程成為監管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國家的社會和經濟干預活動也在擴大，而其合法性正是在經濟持續增長的基礎上，為幾乎所有社會階層的利益推行物質分配政策。其特點是高度集中的標準化和控制，許多生活領域的逐步“國有化”，以及對生活方式、政治行為、利益表達等方面的深刻影響。

福特主義時代最終表現為社會價值觀和行為取向的深刻變化。面對數量可觀的商品、社會條件的政治可塑造性不斷增強、技術發展好處的普及、社會平等提高以及由國家官僚機構保障的社會保障愈加完善，人們普遍相信進步是無限的。通過擴大官僚監管機制和供給系統，社會團結和遏制階級沖突似乎是可行的，于是，一種在選舉、政黨和國家的幫助下使社會積極變化的思想，成為主流的改革主義。

福特主義的全面實施決定了資本主義在全球范圍內的結構，它與在各國都在發揮作用的國際監管體系息息相關。在20世紀30年代的危機中，金本位制將本國貨幣與可用的黃金儲備掛鉤，使各個國家在經濟政策方面幾乎沒有回旋余地。在美國的領導下，1944年締結了布雷頓森林協定，促成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B)的成立，其目的是恢復已經崩潰的國際貿易關系。資本空間從未與國家制度體系如此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其特點是受法律監管的信貸資金的有效性和福利國家收入的均衡分配。(17)Lipietz Alain, “The National and the Regional: Their Autonomy Vis-à-vis the Capitalist World Crisis”, in Neil Brenner et al. eds., State/Space: A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3, pp.239-255.正是由于世界范圍內經濟社會結構以及國家發展和增長模式的巨大差異而導致的國際監管的特殊性，全球福特主義被確定下來。這也使得一些國家——尤其是西歐和日本——自己的福特主義積累和監管模式可以發展并取得成功。這也挑戰了美國的經濟主導地位，破壞了福特主義的國際監管體系，最終導致了福特主義的危機。

(二)“福特主義安全國家”：作為“經濟基礎”的國家

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導致了從前由市場和傳統生活方式以準自然的方式建立和維持的社會關系瓦解。赫希對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分析引向了作為一種獨特的統治模式的“福特主義安全國家”，它涉及兩重含義：涉及物質方面的“福利”，同時涉及滲透到全社會層面的普遍的“控制”。這種發展必然帶來監管、監督和控制的中央官僚網絡的巨大延伸。在這些控制機構的幫助下，國家機器更深入地延伸到社會有機體，并與社會結構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赫希認為通過福特主義積累，政權的結構發展克服了“經濟”和“政治”之間的分裂，這表現為社會的“國家化”。(18)Simon Clarke, The State Debate, p.148.因此，“安全國家”指的是一種社會組織模式，不能用“凱恩斯主義國家”或“福利國家”等傳統術語來充分描述。如今，政府從外部干預一個自我調節的過程的說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不那么真實。想象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這種關系已經是一種時代誤置(anachronism)。(19)Simon Clarke, The State Debate, p.147.國家已經成為經濟運行和社會再生產的核心組成部分，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部門。這也意味著傳統的“政治”和國家機構在性質和社會意義上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戈德利耶曾明確指出國家不僅可以作為上層建筑，同時也可以作為經濟基礎，換言之，這是國家在制度內所履行的不同職能的表現——如政治的、經濟的或社會的，而不是制度間的區別。(20)關于國家作為經濟基礎的觀點的演變，孟捷教授在《歷史唯物論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第三章做了梳理。參見孟捷：《歷史唯物論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45—92頁。這實際是對國家概念的重構，也是對傳統的“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理論的挑戰和重構，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對國家的討論應打破“經濟”和“政治”在制度上和分析上的根本分離；其二，國家作為政治上層建筑已成共識，但對于國家的經濟作用，則主張不應將國家視為一種外部手段反作用于經濟，而是說國家本身就是經濟基礎的組成部分。無獨有偶，赫希同樣認為在20世紀的資本主義發展中，隨著社會的“國家化”，國家實際上正逐漸成為“經濟基礎”的一部分。與戈德利耶相比，赫希的這一觀點是完全獨立地提出的。

資本主義統治的“準自然”機制的崩潰迫使國家接管資本的職能，因此，赫希認為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發展，國家與“基礎”的關系已經發生變化，國家越來越成為社會和經濟再生產的有機要素。然而，在“國家衍生”辯論中，很難將社會日益“國家化”的主張與“自主性”的概念結合起來，正如普蘭查斯所強調的，國家機器的“黨派化”是每個資本主義社會再生產的基本前提，只不過，每一個黨派化的國家機器都能夠在直接的競爭和剝削的范圍之外產生資本主義生產和再生產的一般先決條件，這意味著國家機器不能與特定的階級或階層存在固定的聯系或同一性。因此，社會“國家化”的趨勢，即國家或準國家機器滲透到社會中，似乎與結構的必要性相矛盾。資本主義國家機器作為一個整體，通過把自己分割成許多不同的官僚關系和政治組織來維持黨派化，每個組織都有特定的相互關系。國家的黨派化是建立在這個被分割的群體之間相當松散的協調基礎上的?！鞍踩珖摇钡某霈F伴隨著國家機器的強大的同質化，導致政治體系中特定組織的相對自主性下降。

政黨向準國家機器的轉變主要是基于福特主義的社會重組。由于日益增長的社會資本化，導致了社會解體，傳統工人社區被破壞，工人階級內部出現分化和分裂，“新中產階級”崛起并強制流動，政黨已經從政治階級利益的組織轉變為官僚主義和大眾一體化的機器，其功能變化似乎很明顯：它們不再具有傳統意義上的功能，即向政治決策機構傳遞和調解不同的和對立的利益集團，相反，它們是國家官僚機構和受其措施影響的大眾之間的調節性的傳播媒介。為了穩定對世界市場的依賴，政黨在過濾和引導人們的需求和利益時，對受影響大眾的顯而易見的約束條件進行調解，使它們與制度條件相適應。社會的福特主義變化在雙重意義上體現在作為現代大眾一體化機構的政黨上：它們的主要社會基礎是已然瓦解的社會關系，同時，它們是一個越來越深入社會結構的行政調節機構的組成部分。簡言之，政黨逐漸作為社會“國家化”的一種本質形式，越來越多地作為國家機器發揮作用。(21)Simon Clarke, The State Debate, p.150.

總之，為了確保資本的實現，資本主義社會的需要是積累的歷史過程中固有的。這不僅意味著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它還要求勞動分工、階級關系和一般社會關系發生深刻變化。因此，在資本主義框架內，必須承認一種建立在對自然和社會條件的破壞的基礎之上的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變化，為了獲得這些條件，一種特殊形式的國家是必要的。由此產生的社會的“國家化”徹底改變了國家的性質，因為它不再被視為一種壓迫的和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筑。它成為社會生活本身的“基礎”的主要組成部分。這意味著對國家的舊觀念必須加以修正。同時，以前描述資產階級國家形式的舊觀念，如議會主義、法西斯主義等，已經不充分了?！鞍踩珖摇闭且愿Ｌ刂髁x為核心特征的一種新的型式。

(三)福特主義的危機及后福特主義的來臨

福特資本主義危機的跡象在20世紀60年代后期變得明顯，并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爆發，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從本質上講，福特主義危機是由所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資本回報率的結構性下降引起的，最明顯的是生產率的普遍下降。(22)Lipietz Alain, Mirages and Miracles, London: Verso, 1987, p.42.資本利潤的下降即使因部門和國家而異也不能通過參考一般經濟規律來充分解釋，而只能通過考慮這種社會形態的整體結構來解釋。赫希認為，必須從國家和國際層面上嵌入這種積累和監管模式結構中的復雜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動態來解釋。因此，赫希后來的工作，轉向了對資本國際化、民族國家以及民主問題的探討上。比如，赫希指出，“全球福特主義的危機、資本的國際化，以及國家和國際政治監管的消亡，都需要徹底修正傳統的政治概念。只有民主政治進程能夠在國家和國際層面從背景和程序上與國家制度脫鉤，這一政治困境才能得到克服?！?23)Joachim Hirsch, “Nation-state,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and the Question of Democrac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2, No.2, 1995, pp.267-284.最重要的是，需要重新審視民族國家、民主和人權之間的歷史聯系。(24)Joachim Hirsch, “Globalization of Capital, Nation-states and Democracy”,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Vol.54, No.1, 1997, pp.39-58.在2003年的一篇文章中，赫希通過剖析“非政府組織”的本質，表示了對這一現象的失望，因為它首先反映了重大變革愿望的消退，因此應該放棄非政府組織的“神圣形象”。(25)Joachim Hirsch, “The State’s New Clothes: NGOs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States”, Rethinking Marxism, Vol.15, No.2, 2003, pp.237-262.再如，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以及隨之而來的放松管制和私有化的過程中，單個國家越來越依賴國際金融市場，國際金融市場的主要參與者——首先是“強大”的國家和多國公司——通過有效的經濟機制越來越多地決定單個國家的政策。國家和資本之間的關系呈現出一種新的形態，資本和國家機器相互交織的程度絲毫沒有減少。資本主義內部固有的沖突不僅在單個國家機構內部重現，而且由于國際資本、國家和國際組織之間復雜的相互聯系，在國家間的國際關系層面也有重現。

在此背景下，被稱為后福特主義的新資本主義形態出現。這究竟是由于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新自由主義放松管制和靈活化政策而產生的，還是相應的過程僅表明福特主義危機的繼續存在(即這只是一種緩解方案)，學界尚存爭議。決定性的因素是，在過去的四分之一個世紀里，積累和監管的條件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最初似乎是相對持久的，而新自由主義改造的資本主義肯定具有霸權計劃的特征。后福特主義的實施手段，即“全球化”，不是基于自然規律的過程，也不是基于資本的一般邏輯，它的典型驅動力包括在社會民主改革政策失敗后在占主導地位的資本主義國家重新掌權的新自由主義政府，尤其是變得更加強大和獨立于個別國家的跨國資本，其目的主要是打破戰后凱恩斯主義福特主義國家體制化的社會力量，從而為生產技術和勞動組織形式的轉變、進一步推動勞動力合理化以及為資本創造新的投資機會奠定基礎。為抵御新形成的資本主義競爭，國家社會主義的精英們進行了一種自我轉變，他們開始根據資本主義原則重塑社會，這反過來又加速了資本主義中心和外圍的后福特主義轉型。這也正是占主導地位的資本主義國家與趕超型后發國家之間的矛盾。

福特主義危機之后開始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和重組政策至少可以被視為恢復美國經濟和政治主導地位的成功嘗試——這一次是由于廣泛的放松管制和激進的市場自由化的支持，其中資本和金融市場的自由化至關重要。資本主義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全球體系。因此，新積累制度的決定性特征不是“全球化”本身，而是通過商品、金融和資本市場的自由化以及新的通信和運輸技術實現新的生產國際化形式，通過創建全球價值鏈和在空間上拆分公司活動，使資本能夠比以前更靈活地利用不同的社會空間條件。這導致了一種新的國際分工，它覆蓋在以資本輸出和貨物貿易為基礎的舊分工之上。隨著跨國公司網絡的發展，由民族國家界定的經濟再生產關系失去了它們的相對凝聚力，導致了一種新型的經濟空間等級化，國家和國際層面的經濟和社會不平衡發展不但并未消除，而且進一步加深了。這種不平衡的發展是新的全球積累過程的基礎，其特點是工資和工作組織形式的改變、高度的由金融驅動的積累模式、貨幣和競爭關系的相關變化以及經濟再生產過程中自然和知識的新含義。與此同時，社會關系也進一步地商品化和充分資本化。例如，福特主義—泰勒主義工作過程的根本特征是活勞動與生產知識的分離，并將其納入機器系統。而在后福特主義中，知識的含義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它采用獨立商品的形式，相對獨立于特定機器而使用、出租和出售，這是在高度分工的專業系統中產生的，標志著生產力的資本主義社會化的進一步發展。值得一提的是，作為“技術租金”基礎的知識正在成為競爭中更具決定性的因素，競爭越來越由“知識產權”的排他性所定義。(26)Joachim Hirsch, Materialistische Staatstheorie: Transformationsprozesse des Kapitalistischen Staatensystems, S.137.

值得注意的是，后福特主義的重組過程絕不能被理解為經濟過程的簡單“脫嵌”和市場力量的釋放。這更像是一種新自由主義的宣傳公式，而不是社會現實?！叭蚧睙o疑在國際化資本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但它是由國家政治驅動的。釋放論建立在“國家”和“市場”之間的錯誤對立之上，它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市場過程總是在政治上“嵌入”的，國家不是“超經濟”的實體，而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組成部分。

結 語

在密里本德—普蘭查斯拉開20世紀70年代關于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世紀之爭”中，所探討的議題不僅超過了馬克思所探討的范圍，而且逐漸跨越國界，如社會主義經濟學者聯合會(Conference of Socialist Economics，簡稱CSE)中關于國家與資本關系的辯論、法國調節學派中關于國家職能的爭論等。德國“國家衍生”辯論的目的是發展一種邁向唯物主義的國家理論，赫希作為其重要代表，繼承了馬克思國家理論的兩個遺產：建構國家理論的政治經濟學路徑以及國家在資本主義系統中的相對自主性。

在對“國家衍生”辯論理論和政治與經濟分離的國家理論傳統的批判基礎上，赫希重新建立了回歸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視角的國家理論，其貢獻可以總結為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德國辯論側重資本邏輯，重視國家的外生性作用，在此基礎上接受經濟與政治的制度性分離是順理成章的，赫希與此不同，他認為過分強調資本邏輯，結果會導致對階級斗爭在賦予這一邏輯以內容和歷史現實方面的忽視，而對階級斗爭的中心作用的重視正是1977年后在CSE工作組中發展起來的國家理論新動向；其次，赫希對20世紀資本主義的分析鞭辟入里，不僅指出了福特主義的本質、危機以及轉型，而且以此為切入點分析了20世紀80年代后世界范圍內的新自由主義重組的現象，并試圖為福特主義勾勒一個政治框架；最后，“積累”與“合法化”的矛盾和協調在赫希關于福特主義國家的分析中也是值得注意的，因為它對應了社會“國家化”的經濟和政治維度，赫希指出，社會的“國家化”意味著國家自主性在理論上是不成立的，因為國家逐漸成為“基礎”的主要組成部分，而相應地，政黨也越來越作為國家機器發揮重要作用，這部分地預示了福特主義的解體。

赫希國家理論的研究對于當前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中的國家理論具有借鑒意義。在西方探討“國家—社會”關系的理論發展史中，其深層體現是一種制衡關系的方法論視域，換言之，國家與社會、國家與經濟關系在本質上仍然是相互獨立、二分的，這對于理解中國的國家與經濟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是不合宜的。赫希強調，政黨和工會的官僚化和國家化加強了政治機構的監管能力，但處理問題的能力以及感知和調解對立社會利益的能力卻急劇下降。然而，中國在這方面卻有獨到的優勢，這體現在如下兩點：第一，在西方話語中，國家與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互換的，但在中國的制度框架內，還必然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一重要元素納入研究之中。具體而言，歷史地看，中國共產黨從革命時期以來主動承擔起重建社會關系、發展經濟生產、推動制度變遷的任務，即“有機生產方式變遷”。第二，繼凱恩斯、波蘭尼以及戈德利耶之后，赫希的國家理論進一步補充了既有的關于國家經濟作用的理論，同時也體現了對歷史唯物主義的修正，即國家不僅應被視為傳統意義上的上層建筑，而且也是經濟基礎的組成部分。因此，對于符合中國制度背景和現實邏輯的國家理論的研究前景而言，一方面要回歸對國家本質和職能多樣性等基礎性理論的研究，繼續探索國家的多面體征；另一方面，要尤其重視國家理論中黨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建立起有中國特色的適用于解釋中國發展建設的國家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