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文化“體用”二象性及其中國實踐*

伍光良

二象性是一個自然科學概念，源于愛因斯坦關于光的本性的研究。牛頓認為光的本性是一種微粒，惠更斯認為光的本性是一種波；愛因斯坦把光具有的這種雙重屬性稱之謂波粒二象性，從而結束了粒子說與波動說近三百年的爭論?，F代科學已經證明，粒子與波并沒有天然的壁壘，它們只是微觀粒子在不同條件下的表現形式而已；波粒二象性是微觀粒子的基本屬性。本文借用自然科學中的二象性概念，提出科學文化的“體用”二象性，旨在闡明科學文化既是“用”的文化，又是“體”的文化，并且沿先“用”后“體”、由“用”及“體”、最終渾然一體的邏輯展開。

科學文化“體用”二象性的學術理據

1.中國傳統哲學中的體用說。在中國傳統哲學中，“體用”是一對基本范疇，含義甚廣。一般說來，“體”指主體、本體、根本、本位、目的等，“用”為對象、客體、工具、運用、功用等。(1)王江松：《論中西互為體用與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3期?！绑w”是根本的、內在的、本質的，“用”是派生的、從屬的、表象的?！绑w用”關系可指同一事物或理念的內部本體和外部效能，也可指兩種事物或理念之間存在“源生”“本末”“主輔”的關系；另外，也有古代哲學家持“體用”變動不居、“互為體用”的觀點。關于“體用”關系的學說可簡稱為體用說，或體用論。本文采用前一種說法。

用現代哲學本體論的眼光看，中國傳統哲學里的體用說大致分為兩種。一種是以物為本體的體用說。比如，孔子認為萬物有體，又有用，二者統一，此“體”為“物本體”。此外，程頤認為“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王夫之認為“從其用而知其體之有”“體用胥有而相需以實”等都屬于以物為本體的體用說。另一種是以“理念”或“精神”為本體的體用說，主要是指一種理念、思想或文化也存在著“有體有用、體用合一”的關系。比如，黃宗羲援引胡瑗之說認為“圣人之道，有體，有用”，并指出“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而“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斯民，歸于皇極者，其用也”。(2)參見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卷一，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5頁。這里所講的“圣人之道”是一種文化，這種文化有“體”，“體”是指文化上的指導原則或核心觀念，“歷世不可變”；文化也有“用”，是指導原則或核心觀念在社會生活中的應用，指能“潤澤斯民”的舉措，“用”服務于“體”，最終“歸于皇極”。

本文認為，科學文化具有的“體用”二象性特質是極富象征意義的，理由主要基于中國古代哲學體用說，與精神本體的體用說“高度疑似”。作為系統的人類文化，有“體”又有“用”，“體用”合一，“體用”一源，科學文化尤為顯著。此外，科學文化“體用”二象性的特質也可以從現代西方科學哲學中找到佐證。

2.西方現代科學哲學蘊含著“體用”思想。西方現代科學哲學家庫恩(Thomas Samuel Kuhn)提出的“范式”(paradigm)理論和拉卡托斯(Imre Lakatos)提出的“科學研究綱領”(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與中國傳統哲學里的體用說存在暗合之處。

庫恩在《必要的張力：科學研究的傳統和變革》(1959)一文中首次提出“范式”的概念，引發學術界熱議，至今未艾?！胺妒健本涂梢岳斫鉃槭且环N科學文化，至少可以說科學文化是“范式”的題中應有之意。范式的涵義甚廣，僅在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1962)一書中就有20多種不同的意思，(3)[英]伊姆雷·拉卡托斯、艾蘭·馬斯格雷夫：《批判與知識的增長》，周寄中譯，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77頁。庫恩始終未能對“范式”下一個明確的定義，這正是科學文化的多維性使然。用庫恩自己的話說，“我選擇這個術語，意欲提示出某些實際科學實踐的公認范例——它們包括定律、理論、應用和儀器在一起——為特定的連貫的科學研究的傳統提供模型”，(4)[美]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金吾倫、胡新和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頁。但庫恩發現范式的這一表述未能盡其意，即“許可這種合適的模型和模式的意義，并不完全是在范式定義中通常包含的意義”。(5)[美]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第200頁。其實這兩個“意義”不在同一個層級，潛藏著“體用”關系。庫恩認為“由于范式包含了理論，所以它是研究活動的構成要素?？墒撬彩强茖W其他方面的構成要素……在學習范式時，科學家同時學到了理論、方法和標準，它們通常是彼此纏結，難分難解的”。(6)[美]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第100頁。之所以如此，正是因為未能區分范式、理論、要素的“體用”層級。

用中國哲學的眼光看，庫恩早期之所以不能給“范式”下一個確切的定義，正是因為他不能把“科學研究傳統”中的“體”與“用”分開。庫恩試圖把“范式”當作“體”，但又意識到“范式”也有“用”的特性，始終在“體用”中打轉。又經多年思考，庫恩在《對范式的再思考》(1974)中嘗試把范式分為兩種：“范式Ⅰ”是一種綜合意義的，“包括一個科學群體所共有的全部承諾”；“范式Ⅱ”是把“范式Ⅰ”中特別重要的承諾抽出來，“成為前者的一個子集”。(7)[美]庫恩：《必要的張力》，范岱年、紀樹立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88頁。盡管這種表述仍然遭到了學界批評，還是可以看出庫恩的思想較之前有明顯的進步。如果借用中國哲學的體用說，庫恩大致認識到“范式Ⅱ”對應著“體”，“范式Ⅰ”對應著“用”。庫恩已經能把“科學研究傳統”中的“體”和“用”區分開來。

在庫恩“范式”的基礎上，拉卡托斯提出了“科學研究綱領”的概念。我們同樣可以把“科學研究綱領”視為科學文化，并從“體用”二象性上去把握它的“體”與“用”。拉卡托斯認為“科學研究綱領”主要由“內核”和“保護帶”兩部分構成：“內核”由基本理論構成，是相對穩定的；“保護帶”由各種“輔助性假設”構成，是不穩定的，可作調整，其調整的目的就是保護“內核”的穩定。這與中國體用說中“體”是根本的、內在的、本質的，“用”是派生的、從屬的、表象的等思想高度一致。完全可以認為，“科學研究綱領”中“內核”就是“體”，“保護帶”是“用”，“體用”一源。此外，庫恩關于“范式”的演進學說也可以用體用論來闡釋?！胺妒健钡难葸M有兩種：一是“范式”進步。即“內核”不變，通過對“保護帶”的調整，包括取消、修正、完善或增加“輔助性假設”，以增強范式的解釋力；這與體用論中“體決定用，用服務于體”的主旨是符合的。其二是“范式”革命，是指“科學研究綱領”在遭遇“判決性實驗”時，“保護帶”完全失效，只有拋棄“舊內核”，最終“舊范式”讓位于“新范式”。誠然，這種觀點好像超出了中國傳統體用說，這也是許多學者用現代西方哲學去解釋中國體用說，而不是反其道而為之的根本原因。其實，中國的體用說也有“互為體用”的觀點，后多被新儒學吸取。新儒學認為“體”“用”是相對的，不是凝固不變的，而是變動不居的?！坝谩痹谔囟C緣下可以達到“體”，可以轉化為“體”。如果用新儒學的體用說，就可以很好地解釋“范式”的革命。

從更寬廣的視域看，中國文化從來就不是一脈單傳的地方性文化，始終是一個不斷演化與進化的開放系統，這里演化與進化不僅表現在“用”上，也表現在“體”上。試想中國文化之“體”曾經是儒家學說，兩千多年來，儒學一直以“正宗”自詡，今天已經被馬克思主義所取代。只要文化系統是開放的，“體”與“用”的穩定性就是相對的，就會呈現“互為體用”的特質，科學文化也不例外。

科學文化“體用”二象性的生發邏輯

提出科學文化“體用”二象性的理念，并非為了炮制概念，更非嘩眾取寵。之所以視其為“客觀知識”，是因為它具有客觀的生發邏輯。

何為科學文化的“本”？何為科學文化的“用”？在古代，文化是混沌一體的，并不存在相對獨立的科學文化，更不存在所謂“兩種文化”的分野。此時作為零散、碎片化的科學知識是存在的，但也是體現的人文追求。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知識即美德，無知即罪惡”。文藝復興運動喚醒了人的主體性，人們開始追求自身的價值，從而催生了近代科學?？茖W研究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認識、解釋、利用與改造自然界，以期獲得人作為自然界主人的地位，讓人擺脫外界的奴役，成為自己的主人。此時科學研究所體現的完全是人文追求。按照中國傳統哲學的體用說，其時人文是科學的“體”，科學是人文的“用”，“體用”同源，源于整個人類文化。如果再進行本體論的終極追問，人是終極意義上的“體”，文化也是“用”，那是一個更高層級的“體用”關系。

從科學文化產生的源頭看，科學文化的“體”就是人文文化，即追求和實現人的自由與解放；這與馬克思主義實現“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的根本宗旨具有邏輯一致性，即實現人從自然界、人類社會和自身中解放出來，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實現“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8)《馬克思恩格斯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頁。隨著科學的發展，科學文化逐漸從人文文化中獨立出來，且經歷了從狹義科學文化向廣義科學文化的轉變；但從根子上講，科學文化的“體”是人文文化沒有變，其終極的“體”是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也沒有變。

狹義的科學文化是“在科學創造過程中形成的文化”，針對的是早期“學院式的科學研究”。英國學者齊曼認為“學院式的科學研究”是一種文化，也是一種復雜的生活方式，“在一群具有共同傳統的人中產生出來的，并為群體成員不斷傳承與強化”。(9)劉萱：《科學文化的評測》，《光明日報》2015年7月17日。也就是說，狹義的科學文化是只能在科學研究活動中產生、只有科學家(或科學共同體)才會具有的“天生異稟”。一旦狹義的科學文化延伸和滲透到社會領域，就會啟迪公眾對自然世界、未來世界進行科學思考，狹義的科學文化的意義和價值也會獲得社會公眾的廣泛認同。此時，狹義的科學文化就完成了向廣義科學文化的飛躍。狹義科學文化的主體是科學家，而廣義科學文化的主體更多的是社會大眾。

本文討論的對象是廣義科學文化，著力論證廣義科學文化是一種“體用”合一的文化，即具有“體用”二象性特質。

科學文化是一種“用”的文化，其“用”有三。第一，提升社會大眾生活品質的物質之“用”，屬于器物層面的科學文化，主要指那些沒有科學就永遠不會出現的科技產品。比如跟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汽車、飛機、電腦、手機等高科技產品，它們極大地提升了人們的生活品質。盡管對于社會大眾而言，這些高科技產品是一個科技黑箱，但人們都強烈地相信并認同是科學在起作用。第二，改造社會的制度之“用”。隨著科學的發展，科學文化將其中的科學知識、方法、思想、理念、價值內嵌于社會所有領域，從而使社會運行科學化。那些宏觀上保持有效運行的政治與經濟制度，微觀上使社會分工更加合理、社會運轉更加協調、社會生產更加高效的管理舉措，都無一例外地打上了科學文化的烙印。由于科學文化沒有階級性，即使是政治意識形態很強或宗教情結很深的個人、民族和國家都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了科學文化對其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的顯性或隱性規制。馬爾凱就曾指出：“科學文化被認為是一套標準的社會規范形式和不受環境約束的知識形式。這些規范典型地被認為是一套明確的限定特定類型的社會行為的規則”。(10)[英]邁克爾·馬爾凱：《科學與知識社會學》，林聚任譯，東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頁。第三，改造人類精神的觀念之“用”。主要是指科學研究給人類精神世界和意識形態領域帶來的巨大變革。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不僅揭示“蘋果落地”的背后原因，還表明天體與地面物體都遵循著共同的規律,并不存在所謂的“天尊地卑”。此外，人們根據萬有引力定律，還成功預測并在指定時間和位置觀測到海王星，還能說明天體的運行規律不僅是客觀的，還是可知的。從這種程度上說，萬有引力定律改造人類精神的觀念之“用”遠遠大于飛機上天、衛星環繞地球的“物質之用”。特別重要的是，人們在追求科學真理的過程中，逐漸養成了理性、公平、寬容、批判、創新、協作等科學精神，并自覺地將這種精神推廣到整個人類生活中，形成了人類社會普遍接受的求真求新精神、懷疑批判精神、團結合作精神、集體主義精神、獻身事業精神等，從而構筑起人性中最成熟、最重要、最基本的精神基礎。(11)伍光良、葛菲陽：《新時代中國科學文化建構探析》，《思想教育研究》2018年第12期。

科學文化是“用”的文化，也是“體”的文化，兩者相互依存、相互滲透。比如人們在乘坐飛機時，首先享受了科學文化的物質之“用”，遨游天際的同時也會對飛機飛行所涉的科學原理深信不疑；人們在對頭頂的天空產生強烈的敬畏之余，也會對自然界中蘊藏的規律產生強烈的敬畏，從而重新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最終反躬自省。這就是由“器”及“道”、由“用”及“體”的過程，“器”中有“道”，“用”中有“體”。試想，如果“用”中無“體”，又怎么能由“用”及“體”？科學文化具有“體用”二象性，只是器物層面的科學文化更多顯示“用”的特征，在觀念層面的科學文化更多顯示“體”的特征。

隨著科學文化的“用”從工具化的器物，到變革政治、經濟運行體制和制度的重要手段，再到對人的思維方式的改造和精神境界的提升，科學文化呈現出明顯的先“用”后“體”、由“用”及“體”的上升性，且這種上升性不同于法律的強制和道德的說教，自然而然而又不落痕跡。當科學文化發揮改造人類精神之“用”時，此時的“用”就已經滲透到“體”的層面了，“體用”不分，最終渾然一體。此時再重讀愛因斯坦關于光的本性的論述，就會覺得光的波粒二象性與科學文化的“體用”二象性特別契合?！绑w用”二象性是科學文化的基本屬性，“體”與“用”并沒有天然的壁壘，只是科學文化在不同條件下的表現方式而已。

科學文化“體用”二象性的中國實踐

中國的科學文化并非脫胎于中國傳統文化，它同近代科學一樣是一個“舶來品”，“舶來”的過程也是科學文化“體用”二象性的展開過程。鴉片戰爭以后，國人開始了“睜眼看世界”，一直到新文化運動，才“看清了世界”。國人早先把國家的落后歸結為“獨火器不能及”的技術落后，后來發現是“火器”背后還有科學，科學背后還有制度，最后歸根到文化的落后。這從中國人的追趕之路可以看出，從起初的“師夷長技”，再到“師夷”科學，其中“師夷”科學沿自然科學、管理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路徑上升，再由理論而制度、由制度而實踐，直到改造國民性的社會運動，這一進路與科學文化由“用”及“體”的展開邏輯高度一致，先“用”后“體”，由“用”及“體”。盡管這一邏輯展開始終基于民族存亡的大背景，并伴隨著中國現代化的曲折進程，但科學在中國的地位還是日趨上升，國人對于科學文化的思考不斷走向深入，最終形成了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也標志著科學文化在中國的發展開始走向“體”的層面，算得上是“看清了世界”。所謂新文化主要是指西方的科學文化與民主文化；與之相對照，中國傳統文化就成了舊文化。五四是新文化運動的高潮，民主與科學直接成了五四的旗號；單獨一個科學不夠，還要加一個民主，且把民主放在科學前面，有蘊含“民主是目的，科學是手段，用科學促進民主”之用意。這里科學文化盡管是“用”，民主文化是“體”，但“用”可以產生“體”。這里面也蘊含著這樣一個道理，“用”之所以能產生“體”，是因為“用”里面含有“體”的因子，正是因為科學文化內涵民主文化才可以生發民主文化。然而由于缺乏物質之“用”和制度之“用”的支撐，科學文化難以向“體”深入。五四的結果只能是進一步放大了它的“用”，以至于有人把科學當作新的權威來信仰，甚至提出了“科學萬能”的論調，其實是違背了科學文化的“體”，或者說走向“體”的反面。所幸后面有“科玄論戰”，它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糾偏的作用。

新中國成立后，科學文化的“體用”二象性再度顯現，由“用”及“體”的歷程重新開啟。為了配合國家重點工程的開工建設，黨和政府迅速整合全國教育與科研資源，對中國科學進行整齊劃一的建設，大致是采用計劃經濟、集體攻關的手段來推進科學研究?？茖W文化建設主要集中在“用”的層面，直接對標國家重大、重點工程，希望在短時期內改變中國一窮二白的面貌，對于“體”層面的建設相對欠缺。在許多領域，雖然有科學知識與方法的傳授，但科學精神的培育與推廣時常缺位或錯位，物質之“用”難以向制度之“用”攀升。其后的“文化大革命”可以視為對科學文化由“體”及“用”的全面壓制，甚至連科學知識也加以排斥，科學文化幾乎不復存在。隨著70年代末“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開展和改革開放大幕的拉開，中國的科學文化發展迎來了春天。1977年高考制度重新恢復；1979年重申“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1985年設立第一個教師節，同年黨中央做出《關于科技體制改革的決定》。1988年，鄧小平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著名論斷；1995年黨和政府提出“科教興國”戰略，后來又將其上升為基本國策，這盡管還屬于“用”的層面的科學文化建設，但許多方面已經突破物質之“用”，上升到制度之“用”的范疇。其后，政府還積極引進西方發達國家先進科學技術與管理經驗，對中國科技體制和教育體制進行深度改革，并取得實效，這明顯屬于制度之“用”的范疇。自1992年“南方談話”之后，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初步形成，科技創新的動力除了來自政府，更多地來自市場；創新主體也從科研院所向企業主體和個人主體下移。當前“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生動局面初步形成，科學研究與創新的主體進一步多元，科學理性漸漸成為社會主流意識；科學文化向主流文化回歸，科學文化的主體逐漸向社會大眾遷移，大眾科學文化素質有了很大提升，對自身價值的追求、實現和超越有了新的期待；科學文化發展由“用”及“體”的邏輯在現實生活中呈現得越來越清晰。

大致說來，中國的科學文化從清末開始萌生，至民國初年逐步形成，其后雖遭遇國內與國際戰爭而發展緩慢，總體而言，中國的科學文化還是沿著由“用”及“體”的路徑而上升的。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科學文化的發展踏上建制化之路，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再次受阻；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科學文化發展步入正軌，進入常態化發展，科學文化的物質之“用”得到了充分張揚，制度之“用”緊隨其后，并向“體”的層面深入?；赝@一段歷史，中國科學文化的發展呈現出明顯“螺旋性上升、波浪式前進”的特點。盡管如此，中國科學文化沿襲由“用”及“體”的發展邏輯還是清晰可見的。

科學文化“體用”二象性的建構旨趣

1.為擺脫“兩種文化”相互糾纏的困境提供新出路。當前中國學術界，倡導科學文化的聲音有所減弱，明顯底氣不足，自信不夠；相反，人文主義者的調門很高。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當前中國學界陷入“兩種文化”的糾纏而不能自拔。正是因為理論上的不徹底，才導致行動上的不堅決。

自斯諾提出“兩種文化”的概念以來，“兩種文化”之爭就一直是世界學界的焦點和熱點，以致形成了“兩大陣營”或“兩大學派”。進入20世紀，現代化在西方漸成強弩之末，并日陷窘境，“兩種文化”的對峙趨于嚴重，作為強勢的科學文化屢遭詰問，一度成為批判的靶子。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因屬于世界現代化發展路線圖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有著與西方邏輯共性的一面，許多中國學者參與“兩大陣營”之中，確有必要。但中國的現代化歷程有著鮮明的個性，盡管其間也伴隨“兩種文化”的沖突，但并不嚴重。理論上，近代科學是作為一種外來文化來到中國的，中國不存在“兩種文化”沖突的生發土壤，所謂“兩種文化”沖突是從屬于中外文化沖突之中的。實踐上，西方科學文化自19世紀中葉傳入中國，直到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甚至包括改革開放以來的40多年，科學文化并沒有在中國扎下深根，也從未取得過西方式的強勢地位。簡單地把西方的“兩種文化”分析框架生搬硬套過來，有人為制造對立之嫌。有些中國學者亦步亦趨、人云亦云，看起來是緊跟世界學術潮流，實際是脫離中國實際的形而上學研究，沒有“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12)習近平：《為建設世界科技強國而奮斗——在全國科技創新大會、兩院院士大會、中國科協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頁。

一切文化都是關于人的文化，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也是如此，區別僅在于研究視域、角度和方法的不同?？茖W文化是從物的角度，研究物(自然物和人造物)的屬性和功能，努力挖掘物的價值，讓物更好地滿足人的需要。首先是滿足人的最基本的物質需要，如人的衣食住行，然后沿馬斯洛需求層次不斷上升，直至人類精神生活的需要。如果再上升到實現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的高度，其實就打通了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通道，科學文化就從“用”上升到“體”的層面，所謂的“體”就是人文文化?！坝谩迸c“體”并不存在天然的壁壘，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也不存在天然的壁壘。

提出科學文化“體用”二象性的概念，可以融合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二元對立，擺脫“兩種文化”的長期糾纏?！皻v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該從哪里開始，而思想進程的每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的抽象、理論上前后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13)《馬克思恩格斯文選》第2卷，第603頁?？茖W文化與人文文化同根同源，這個“根源”是指向人的。后來走向分化，從“一種文化”變成“兩種文化”。人文文化是科學文化的“初心”，科學文化是帶著它的“初心”上路的。在現代化進程中，科學文化一度丟失“初心”，今天再次走向統一，就是回歸“初心”；這也是一個否定之否定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人文文化并沒有退場，人文文化是科學文化的“真身”，科學文化是人文文化的“化身”，是人文文化的一種存在方式。

馬克思曾經指出：“自然科學往后將包括關于人的科學，正象關于人的科學包括自然科學一樣：這將是一門科學?！?1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頁。這里的“自然科學”就是指科學文化，“人的科學”是指人文文化?，F在的科學文化就有馬克思一百多年前說“往后的自然科學”的特點。馬克思這一論斷可以解讀為：科學文化將是人的文化，開始是關于“用”的文化，往后將是“體”的文化，最終是一門“體用合一”的文化?？茖W文化具有“體用”二象性，可能是對這一段話的最好注解。

2.為推動科學文化發展提供新舉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已經進入新時代，人們對美好生活有了新期待，這里的美好生活不僅指物質生活，也指文化生活，文化當然包涵科學文化。推動科學文化發展也是新時代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

推動科學文化發展有兩個思路，傳統的方法是直接在“體”上做文章，即加強對科學文化的教育，不斷提升社會大眾的科學文化素質，培育終身學習的觀念，構建學習型社會等。這是一種“化大眾”的路徑，要求社會大眾向科研工作者、科學家靠近，相當于重走當年的科學發現之路，最終獲取狹義科學文化。這是一種由“體”及“用”的方式，當然是很重要的?？茖W文化的體用二象性也昭示著另一種方法，不是直接在“體”上做文章，而是先從“用”上做起，由用及“體”。弘揚科學文化的“用”，本身就具有“體”的意義?！疤煜聼o無用之體，無無體之用?！?15)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卷七，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472頁?？茖W文化的“體用”不是截然分開的，任何“用”都彰顯著“體”。大力發展科學技術，不斷推動生產力的發展，提升大眾的生活質量，具有根本意義。沒有“用”的積累，就不可能上升到“體”，這也是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所有的量變都滲透著新質的因子，只是總的質沒有變化。試想如果量變里沒有微小的新質的產生，就不可能形成全局性的質變。同樣，任何“用”的擴張，都是向“體”的漸進。

回望近代以來，中國的科學文化物質之“用”極為弱小，支撐作用極為有限。幾千年中國封建專制的巨大歷史慣性，科學文化的制度之“用”更難奏效。再加之，其時作為中國文化之“體”的傳統儒家哲學對科學文化之“體”有強大的阻礙作用。這就注定科學文化“體用”二象性的邏輯只在有限的時間、空間和人群里展開，難以向全社會推進，其結果是既沒有實現人的現代化，也沒有實現國家的現代化。今天，國人不再是為了保種、救亡而被迫學習和弘揚科學文化，而是一種自發和自覺的行為。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已經成為中國文化的靈魂，它為中國科學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加速度。馬克思主義首先是一門科學，是科學性與革命性的統一，它與科學文化有著本質上的一致性。最為重要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具有相當的廣度和深度，市場經濟的日趨成熟源源不斷地催生出社會大眾自我意識的覺醒以及對個人價值與自由的追求；個體對自我價值和自由的追求又倒逼科學文化之“用”不斷走向新的廣度與深度。這種良性的互動因為歷史的原因多次斷裂，但現在已經成為真實的存在，并走向常態化的發展?？茖W文化的物質之“用”上升為制度之“用”、科學文化由“用”及“體”的展開就成了邏輯的必然，人們對于科學文化的需要就不僅僅是一種外在的強求，而是發自內心的渴求。

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已經進入新時代，科學文化正日益成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中最為活躍的部分。新時代不僅是科學文化之“用”展開的時代，也是科學文化之“體”，即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不斷實現的時代，也必將是一個彰顯中國氣派，并引領世界發展潮流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