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工業精神改造農村社會”：薛明劍的鄉村建設思想及啟示*

司文晶

引 言

黨的十九大以來，在黨和國家的強力推動下，鄉村振興戰略全面展開，在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產業發展、生活環境提升等方面都取得了較大的進步。黨的二十大再次強調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建設農業強國，扎實推動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振興”。(1)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由此可見，農業和農村問題始終是事關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問題，是百年來中國城鄉社會變遷和中國現代化的歷史縮影。早在晚清民國時期，多維度的系統性鄉村振興計劃與實踐就已經展開，其中以梁漱溟、晏陽初等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參與鄉村建設最為突出。他們立足鄉村，通過外部資源的輸入，為鄉村培育人才、提供公共物品，增進農業合作和村民自治。(2)鄭大華：《民國鄉村建設運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37—196頁；王先明：《中國鄉村建設思想百年史》，商務印書館2021年版，第262—281頁。在這一脈絡下，費孝通、史國衡等人以鄉村為中心，倡導以鄉村產業振興帶動鄉村發展；(3)費孝通：《江村經濟》，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18—142頁；聞翔：《“東方經濟”與中國鄉村工業化的社會學機制——重訪史國衡的個舊礦城研究》，《學術月刊》2021年第4期。吳景超則強調都市的輻射作用，希冀通過都市交通、金融的發展帶動都市腹地經濟，實現都市救濟鄉村的目標。(4)吳景超：《都市意識與國家前途》，商務印書館2020年版，第36—39頁。仔細考察這些學者的論述可以發現，知識分子參與鄉村建設的實踐存在“在地化”的調適困境，即從理論和客位角度出發進行的外源型鄉村振興往往脫離了鄉村的民情基礎，土客群體在價值觀念、經費籌集、資源利用、組織動員等方面的巨大差異構成了鄉村建設的典型困境，難以推動鄉村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相對于知識分子所倡導的外源型鄉村振興道路，伴隨工商業發展而產生的一批企業家鄉賢群體探索的則是一條更為有效的內生型鄉村振興道路。后者的探索始于19世紀末，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獲得重要發展，出現了以張謇、榮宗敬、榮德生等為代表的第一代企業家鄉賢，以及以盧作孚、薛明劍等為代表的第二代企業家鄉賢。兩代企業家鄉賢雖然在年齡上存在世代差異，面臨的時代處境也有較大差異，但都傾向于在家鄉出資建廠，將企業盈利用于地方教育、醫療衛生、公共空間建設等社會事業，由此開辟出一條以實業推動鄉村振興的道路。目前學界對民國時期企業家鄉賢主導的內生型鄉村建設研究主要集中于張謇和盧作孚的實踐，較少關注薛明劍及其鄉村建設活動。張謇作為第一代企業家鄉賢的代表，開創了鄉村都市化的先河，創生了“在地化”的企業經營模式，降低了社會資源外流的風險，解決了治理缺失問題。(5)杜潔、董筱丹：《中國近代社會企業的在地化經營——以張謇的大生公司為例》，《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3期。然而，基于卡里斯馬型權威的治理模式使得南通的鄉村建設具有某種烏托邦色彩，其所依托的文化資源與治理手段均具有復古傾向，使南通實驗呈現出一定程度上的制度僵化和改革困境。(6)羽離子：《論張謇的“無終山都邑”式社會理想》，《史學集刊》2004年第4期。與此相較，薛明劍的自治鄉實踐具有更強的現實傾向性，且中西方文化資源均成為其經營地方的“工具箱”。同為第二代企業家鄉賢的盧作孚雖然也致力于鄉村都市化運動，但他所倡導的以“集團精神”建設北碚實驗區的方案，(7)楊可：《同舟：職業共同體建設與社會群力培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第27—33頁。實則將地方社會視為具有愚窮弱私散等諸多病理癥候的重建和改造對象，而薛明劍的無錫鄉村自治鄉試驗卻與傳統鄉賢的地方建設理路一脈相承，將地方社會視為連續的經濟和文化營造對象，可以通過累積性活動改良整個社會生態。深入而言，北碚與無錫鄉村都市化的路徑差異，與地域社會發展基礎及民情風俗有著莫大關聯。清末民初的北碚偏僻落后，土匪橫行，秩序混亂，而無錫則地處江南，有著悠久的地方建設傳統。

以無錫為代表的累積性地方經營活動承襲自中國士紳早期的共同體實踐傳統。宋明以降，以地方士紳為核心群體的鄉賢，承擔起地方橋梁和道路建設、賑災濟貧、調解紛爭、抵御外敵等責任，為有效經營地方社會提供了制度和實踐模板。及至近代，中國面臨社會轉型，中西方思想交匯跌宕，士紳群體一方面保留著中國傳統的天下觀念和責任意識，另一方面則接受著西風美雨的沖擊與洗禮。在此情境下，相當部分士紳蛻化為“營利型經紀人”，(8)[美]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王福明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25頁。而另一部分士紳作為鄉賢，依然堅守初心，以己身為親族、鄰里、地方乃至國家發展貢獻力量。張謇、榮德生、薛明劍等人的地方經營活動即屬于后一類型。

薛明劍(9)對薛明劍生命歷程的考察可以參考斯非知：《中國經濟學界奇異的雙子星：薛明劍、孫冶方兄弟評傳》，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陸陽：《薛明劍傳：民國實業的布道者》，華文出版社2013年版。(1895—1980)又名薛萼培，無錫縣玉祁鎮人，是當地著名的社會活動家。他早年從事教育事業，注重農業技術的改良與推廣；后接受榮德生邀請，加入榮氏集團，籌辦申新三廠，并長期擔任申新三廠主管一職。他先后參與無錫勞工自治區、允利工廠群福利事業和無錫自治實驗鄉計劃等，對無錫地方發展和民生建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是實業家參與鄉村建設的典范，構筑了企業家鄉賢振興鄉村的實踐路徑。晚年的薛明劍淡出政界，從事教育，致力于文獻編撰工作，但一直保持著對民生事業的關注。整體來看，薛明劍的鄉村振興指導思想可以概括為“以工業精神改造農村社會”。這意味著企業家要始終保持公共責任和倫理意識，不僅要關注農村生產機器等物質設施的更新，還要將工業組織中孕育出來的現代精神移植到農村社會中，培養新的農村管理型人才和新型農民，使其具備經營地方的自覺和能力，進而系統打造新型農村社會。這里的“工業精神”，主要指企業家所具備的創新精神和社會責任意識。有鑒于此，本文在呈現無錫自治實驗鄉進行的一系列制度改革和鄉村建設活動之后，將對薛明劍所秉持的工業精神和制度理念進行探索，以期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歷史鏡鑒。

自治實驗鄉：薛明劍鄉村振興的社會實踐

自治是社會治理中的重要一環，目前的鄉村振興尤應重視自治、德治、法治相結合，以推進各項事業的順利發展。民國時期的中國，經歷了從北洋政府到南京國民政府的政權更迭，而帝國主義、軍閥、黨派和秘密會社等不同權力之間及其內部的角逐與競爭則形成了一定的權力裂隙和權力真空，這在客觀上為地方自治和社會力量參與鄉村建設提供了便利。宏觀層面上，國際競爭也對民族國家建設提出了全新要求，經由現代化和地方自治而實現民族富強成為社會的主流認識之一。薛明劍的自治實驗鄉建設正是在這種內外交疊的歷史背景下展開的。

(一)戰后鄉村振興機構的設立

無錫自治實驗鄉從勾畫到建設歷經十數年，是薛明劍晚年投身家鄉社會事業的重要成果，是薛明劍推動以工業精神改造農村社會的試驗場。早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無錫企業西遷重慶初期，薛明劍就萌發了建設無錫自治實驗鄉的念頭，不過具體實踐則一直等到抗日戰爭結束后才得以開展。1945年10月，抗戰結束不久，薛明劍從重慶返回無錫，迫切地向江蘇省政府請準設立“無錫自治實驗鄉”，以圖盡快復原戰火涂炭后的家園。同年12月，江蘇省政府批準在無錫的玉祁、禮社、蓉南、魏敘、鳳阜二鎮三鄉設立自治實驗鄉，其地位相當于縣屬行政區，薛明劍被推選為籌備主任。

在自治實驗鄉籌備期間，由初步設立的臨時權力機關，即理事會負責鄉長、副鄉長的遴選工作，并對地區規約、預算、計劃等進行設計和行政監督。(10)朱邦華：《無錫民國史話》，《江蘇文史資料》編輯部2000年版，第300頁。理事會成員吸納了熱心于實驗鄉自治事業、富于資歷的本鄉和外鄉人士，薛明劍被推選為理事長，并兼任實驗鄉鄉長，綜理一切事務。實驗鄉在機構上設有總務、財務、教育、建設四課，在社會事業方面分為管、教、養、衛四類，涉及自治、保甲、教育、文化、生產、經濟、合作、衛生、警衛、交通十個方面，具體則包括籌集經費、振興教育、繁榮各業、恢復交通、興辦水利、裝置電力、試驗蠶桑、設立醫院、開辟農場、調濟產銷等。這些社會事業將“視經費情形及經營之艱易，分別緩急，實施辦理”，達到“說實話，行實事”的目的。(11)薛明劍：《五五紀年》，無錫市史志辦公室編：《薛明劍文集》上，當代中國出版社2005年版，第90頁；佚名：《無錫縣自治實驗鄉工作計劃書》，《無錫雜志》1946年復刊1。

之所以進行自治實驗鄉建設，是因為薛明劍對地方社會重建面臨的社會條件有清醒認知。他認為，經濟方面，無錫地區人多地少，人均耕地不足，鄉村建設必須走以工補農、工耕結合的路子；社會方面，當地民眾習慣于各自謀生，缺乏團結性和組織性，因此改造農村社會時必須強化組織建設，培育民眾的自治與合作精神；文化方面，無錫開化較早，新教育事業發達，具有發展工商業的良好人文基礎。(12)薛明劍：《建設新無錫之唯一途徑》，無錫市史志辦公室編：《薛明劍文集》下，當代中國出版社2005年版，第943—945頁。從經濟、社會和文化三個方面入手，致力于重新打造新的鄉村社會文化生態，表明薛明劍的鄉村振興理念超越了一般企業家。

(二)推進農村的工業化與組織化

在薛明劍的鄉村建設理想圖景中，農業和農村的可持續發展離不開經濟的復蘇和社會秩序的重建。面對抗戰結束后的衰敗鄉村，系統性地恢復鄉村社會秩序、用技術和制度保障鄉村社會的有效運轉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任務。

第一，發展生產，推動鄉村秩序重建。無錫玉祁鎮作為自治實驗鄉的商業中心，眾多新型絲廠和各業商號毀于兵燹。(13)張江兆：《江蘇農村經濟調查記錄：無錫自治實驗鄉農村經濟調查報告》，《蘇農通訊》1946年第1期。面對戰后衰敗的鄉村，自治實驗鄉一方面試圖恢復原有規模宏大的玉祁制絲所，并在禮社鎮、玉祁鎮兩處私有公地上，勸導鄉民集股開設繅絲、榨油、紡織等各類工廠，利用示范效應鼓勵建立地方工廠；另一方面，薛明劍利用玉祁鎮作為無錫北鄉各市鎮之冠的商業地位，重新組織商會、統一度量衡器、劃分商業地段、調整市價、整飭市容等，以規范地方商業經營，恢復商業活力。(14)佚名：《無錫縣自治實驗鄉工作計劃書》，《無錫雜志》1946年復刊1。在此基礎上，薛明劍還通過興修水利工程、重新裝置電力設備、改良制絲技術、改良各式農具等方式推動農業生產改進以及農副業與農村工業的發展。

第二，以工業技術推動農業工業化。薛明劍認為，一切建設都要立足于生產和生活，他力主通過合作的方式指導農村工業建設，通過教育強化民眾對生產質量的重視，并主張建立農村永久的生產路徑。(15)薛明劍：《中國鄉村建設育才院一瞥》，《教育與職業》1944年第199期。為此，他在自治實驗鄉大力推進實業建設和農業生產發展，促進農業生產端的改良，獎勵農民栽桑、種竹，競選優良品種，要求普遍設立農村產銷合作社，調濟物資，兼理農貸事宜，用工業管理的模式來提高農業生產的質量并推進鄉村工業的發展。(16)佚名：《無錫縣自治實驗鄉工作計劃書》，《無錫雜志》1946年復刊1。為了充分發揮無錫作為蠶桑繁盛區的比較優勢，薛明劍按照工業流程，為培植桑株、試驗蠶種、制絲技術等產業鏈各個環節制定了改進方案，力圖提高桑蠶業的生產機能，帶動鄉村各項事業發展。

第三，以工業盈利支持農村長期發展。經費是鄉村建設中的頭等大事。無錫自治實驗鄉的經費來源廣泛，如當地士紳與民眾的捐助、整理公益事業原有財產、救濟補助以及改良生產后的額外收入，其中社會支持與工業利潤始終是經費的主要來源。在資金運作方面，“社會籌款—工業生產—工業利潤投入鄉村建設”形成了資金流動的閉環，即通過社會捐助籌集工業鄉村、湖山改造、文化教育等各項事業的建設基金，將所得資本投資于擴充工廠企業，以此實現資本增值。當基金擴大到一定規模時，即動用全部利潤建設農村各項社會事業，以此保障農村建設的經濟來源。(17)朱邦華：《無錫民國史話》，第299頁。這一資金結構與資金流動方式對自治鄉內外的熱心人士、有識之士以及普通民眾產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促使他們積極參與到鄉村社會建設事業之中。

第四，鄉村建設的長效組織和制度建設。為保證農村建設資金的長期運轉，薛明劍在自治實驗鄉的各個單位設置保管委員會。委員會每年會推出一名值年代表，(18)值年代表即股東代表。參見薛明劍：《五五紀年》，無錫市史志辦公室編：《薛明劍文集》上，第99—102頁。專門負責工業盈利資金推進鄉村建設事宜，保證資金安全和持續投入。保管委員會“以十一人至二十一人為限，公推主任委員一人為常駐辦事。捐款人或其親屬，亦得擔任保管委員，惟其人數不得超過委員人數的二分之一。其余選聘地方公團或公正人士擔任之，其首次由捐款人推定之。遇有缺額，即由保管委員自行于集會時票選決定之，改選時也同”。(19)薛明劍：《我參加工業生產的回憶》，無錫市史志辦公室編：《薛明劍文集》上，第544—546頁。公推公選籌辦保管委員會的制度設計，不僅為民眾參與農村建設提供了組織機會，而且使他們逐漸習得基層民主選舉的程序與方法，認識到個體對地方建設的重要性。在薛明劍看來，籌集鄉村建設基金，倡導民眾參與其中，可以使鄉村男女老幼獲得自治經驗，從而更好地參與到農村社會改造中。

(三)農民合作與自治精神培育

薛明劍始終注重對農民自組織能力的培育。工廠和鄉村在運行邏輯上存在差異，工廠業務強調協作性，而鄉村卻是自給自足的生產單元，農民更習慣于以家庭為單位組織生產，因此以工業精神改造鄉村，就必須轉變傳統鄉村獨立勞動的生產模式，提高村民的互助合作意識，強化農民的智識教育，使其具備工業精神和能力。為此，薛明劍進行了一系列制度實踐。

第一，大力推進農村合作事業的發展。針對民眾在生產和生活中各自為謀的特點，薛明劍試圖從兩個方面重塑民眾之間的合作與互助。一是重建保甲組織以維護地方秩序?？谷諔馉巹倮?，無錫百廢待興，亟待形成有序的鄉村秩序。為此，自治實驗鄉工作計劃書明確指出，須“抽調境內壯丁，授以軍事訓練，并購辦槍械，組成自衛團部，隨時與軍警取得聯絡，保衛地方，防止盜匪，加強民力”。(20)佚名：《無錫縣自治實驗鄉工作計劃書》，《無錫雜志》1946年復刊1。二是積極組織合作社，以調劑產銷物資及居民的消費，提高農民群體與外部市場對接的能力。無錫的合作思想與合作事業發展時間較長。1928年時，江蘇省農礦廳就在無錫設立第二區合作社指導所，倡導合作事業。此后數年間，無錫共成立合格的合作社(如信用社、生產社、運銷社、消費社、利用社、產銷社等)七十余處。(21)這些合作社部分毀于戰火，部分依然存續，至抗日戰爭結束后開始復興，如玉祁鎮的方巷養蠶生產合作社、洛社鎮的鄉滸泗橋灌溉養蠶生產合作社以及貝沙橋稻麥養蠶生產供銷社等。參見張江兆：《江蘇農村經濟調查記錄：無錫自治實驗鄉農村經濟調查報告》，《蘇農通訊》1946年第1期。數量眾多且遍布各行業的合作社為集中民力參與農村社會建設提供了組織渠道。

第二，大力推進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全面提高農民的自治能力。受申新三廠管理經驗的影響，薛明劍在創辦無錫自治實驗鄉時十分注重培養農村內部人才，將他們視為鄉村建設的核心力量。在他看來，自治實驗鄉需要關注鄉民的自治能力訓練，使他們深入了解“四權”“五權”，并能熟練運用以達到高度自治的效果。為此，自治實驗鄉在每個鄉鎮中心至少設立一所初級小學，每鎮至少設立一所完全小學，并于適當地點設立中等學校、初級農業學校。同時，設立民眾教育館、民眾茶園，開展民眾閱覽、識字、職業介紹、社會服務、業余娛樂等工作。(22)佚名：《無錫縣自治實驗鄉工作計劃書》，《無錫雜志》1946年復刊1。實驗鄉諸多社會事業和組織為農民習得合作與自治能力提供了平臺，民眾教育則進一步提高了農民的協作意識和能力。

薛明劍“以工業精神改造農村社會”的思想與實踐，雖歷時較短且不無瑕疵，卻是企業家投身于鄉村建設的典型案例。無錫自治實驗鄉自1945年12月正式成立至1949年2月止，歷時僅三年多，期間宏觀環境多有變化，自治鄉內人員也多有更替，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鄉村建設的效果。如自稱是“自治實驗鄉的一個公民”的陸仁山和陳茂榮，質疑并抱怨自治實驗鄉主事者“舍本逐末，依然由縣府委派，甚至所委派者，還不是本鄉人而是遠來者，這樣的辦法，自治還是被治耶？”(23)陸仁山、陳茂榮：《所謂“自治實驗鄉”是否征服部落？》，《大錫報》1948年7月6日。不過這也從側面反映出民眾自治意識的提升，民眾不僅對自治有了自身的理解和認識，還對自治提出了嚴格的要求和期許，并通過報刊輿論發出了自己的聲音。整體上看，通過一系列改革措施，實驗鄉在農業增產、教育發展，福利設施建設和農民精神生活建設方面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工業精神的來源：薛明劍的企業經營之道

工廠作為現代社會的重要制度發明，對培養現代人和推進現代文明至關重要，也成為社會改造的重要工具。(24)[美]喬舒亞·B.弗里曼：《巨獸：工廠與現代世界的形成》，李珂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65—113頁?！耙怨I精神改造農村社會”的思路，很大程度上源于薛明劍對其企業管理經驗的體悟和援用。無論是經營申新三廠時創設勞工自治實驗區，還是抗戰時避走重慶舉辦允利公司小企業群，薛明劍始終秉持自治與合作原則興辦各項事業，并將工業視為社會建設的工具。質言之，無錫鄉村自治實驗鄉事業是薛明劍在前期工業實踐的基礎上進行制度挪移與創新的結果，雖表象有所差異，但制度紋理卻極為相似。進而言之，薛明劍動用專項工業利潤進行自治實驗鄉的鄉村社會事業建設實踐，是抗戰前無錫工商界從未有過的新思想，表明無錫地區的企業精英已然孕育出自上而下、以工業精神來改造農村社會的意識?？傊?，薛明劍以工業精神改造農村社會的諸多實踐，源于他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實業經驗，而申新三廠勞工自治區和允利工廠群則是薛明劍工業精神涵育產生的重要組織場域。

(一)申新三廠勞工自治區：培育勞工的自主意識和責任觀念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精英群體已經意識到與西方展開商戰的迫切性，實業救國思潮深入人心。(25)吳雁南、馮祖貽、蘇中立、郭漢民主編：《中國近代社會思潮(1840—1949)》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50—594頁；高超群：《從“商”到“實業”：中國近代企業制度變遷的觀念史考察》，《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17年第3期。與此同時，城鄉背離化發展日益凸顯，眾多學者和社會人士關注到鄉村衰敗、鄉村破產問題。(26)王先明：《試論城鄉背離化進程中的鄉村危機——關于20世紀30年代中國鄉村危機問題的辨析》，《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3期。薛明劍目睹無錫鄉村手工業的衰頹狀況，認為以民眾教育來振興鄉村，鮮有成功，必須致力于工藝制造才能挽回農村經濟衰敗的局面，因此他決定棄教育而興實業，以工業發展來推動農村建設。

薛明劍的實業經歷始于他1919年加入申新三廠。在榮德生的誠摯邀請下，薛明劍參與了該廠的籌辦。在工廠創立初期，他即力倡廢除工頭制，實行科學管理，其創新實踐早于全國各地工廠。在他看來，工廠工頭負責介紹和招募員工入廠和日常管理，導致工頭權力極度膨脹，工頭在工廠內欺凌誣陷、假公濟私的行為極大地影響了工廠的技術改良和運作效率。因此，必須廢除工頭制，實行現代科學管理制度。榮德生是相信薛明劍的見解的，但是他擔心驟然改革可能引發職員抗議，始終猶疑不定，難以決策。為了說服榮德生，薛明劍先是進行了兩種制度下的生產競賽，讓榮德生看到二者在生產效率上的優劣；然后采取自然過渡法，即依托申新三廠，先后創辦職員技能養成所、機工養成所和女工養成所，以此培育對工廠具有高認可度的新員工，逐漸替代舊制度下的工頭，從而實現了工廠管理制度的漸進型變遷。除建立內部勞動力市場之外，申新三廠還大力支持職業院校的發展，并吸納其畢業學生作為工廠后備軍，從而逐漸消解工頭在工廠招工與管理中的權力，推動企業的現代化變革。(27)薛明劍：《我參加工業生產的回憶》，無錫市史志辦公室編：《薛明劍文集》上，第508—558頁。這一過程既讓薛明劍展露了管理才華，也讓他認識到提高工人素質的重要性，進而開始思考企業如何培養工人的問題。

培養高素質的員工，加強工人自主意識，提升其自我管理能力和責任觀念，這一觀念在薛明劍赴日本參觀考察后得到強化。20世紀20年代中期，薛明劍隨中國代表團赴日本參觀電氣博覽會并考察各項實業建設。(28)薛明劍：《東瀛考察記》，無錫市史志辦公室編：《薛明劍文集·續編》下，鳳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851—907頁。這次經歷既使他深刻領悟到勞工自治的重要性，又堅定了他興辦勞工事業和社會事業的決心。在他看來，中國工廠生產效率低下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勞工缺乏自主意識和責任觀念，也即“自治精神”。反觀日本的情況，工人在日常生活與生產中表現出較強烈的自主意識和自我管理能力，他們在完成本職工作后，還會努力維護工廠設備與環境，不斷涌現新發明和新工藝。這與工廠十分關注勞工福利與勞工訓練有關，工人在生活待遇得到提高的同時，也增強了自主意識和責任觀念。薛明劍從日本參觀回來之后，馬上把部分工人宿舍劃入勞工自治區，以加強勞工的自治精神。由此，勞工自治區成為員工合作與自治訓練的新場所。(29)言甸：《各廠消息：無錫申新三廠歡迎薛總管歸國》，《紡織時報》1926年第322期；薛明劍：《五五紀年》，無錫市史志辦公室編：《薛明劍文集》上，第34頁。

勞工自治區設立了各種類型的合作社，如衣類的成衣、鞋帽合作社，食類的膳食、熱水合作社，日用類的雜貨和柴、米、油、鹽合作社等，以此“養成工人的合作精神和團體生活”。自治訓練也被貫徹于多個生活場所，“一、室長與組長，于每室或每組內推舉一室長或組長，領導全室或全組工友，在共同生活之中實行自治，使生活上正軌。二、村長與區長，每村舉一村長，領導全村工友自治；區內公舉一區長，領導全區工友自治。三、自治法庭，指導全體工友組織自治法庭，推舉勞工間公正人士，辦理勞工調解、裁判、懲罰等事宜。四、公共秩序，指導勞工舉辦消防及一切公安事宜”。(30)薛明劍：《工廠注重勞工事業與本身之關系》，無錫市史志辦公室編：《薛明劍文集》下，第932頁。這些訓練在整體上提高了勞工的自治能力與社會地位，改良了社會風氣，提高了生產效率。

從1923年申新三廠開辦勞工福利事業，至1926年倡辦勞工自治區、1933年勞工自治區與中華職教社合辦，再到1936年勞工自治區設施初步完成，申新三廠的勞工自治區發展歷時長達十余年。至此，在勞工自治區內，“凡工人自出生至老死，均已顧及。設有醫院、學校、劇場、運動場、健身房、尊賢堂、功德祠以至公墓。平時更有圖書館、茶館、裁判所、托兒所、各級夜校以及養雞、養兔、養蛙、種菰、照相、釀造等副業、訓練二十二種，任憑工友工余之選習。并有機工、女工、職員等三種養成所、大禮堂及新醫院等設備”。(31)薛明劍：《五五紀年》，無錫市史志辦公室編：《薛明劍文集》上，第56頁。薛明劍還通過在勞工自治區進行農副業生產，例如經營園藝、畜牧、養兔等，來獲得可靠收入，解決了員工家屬的生產和生活問題，為救濟農村衰落提供新的途徑。申新三廠勞工自治區雛形為抗日戰爭結束后無錫自治實驗鄉的舉辦提供了模板。

(二)公私兩利：社會企業的經營理念

興辦社會企業的目的是要解決社會問題，增進公眾福利，而非追求自身利潤最大化，具有參與社會建設和社會治理的天然優勢。如果說申新三廠勞工自治區建設仍是對榮氏企業文化的發展，那么由薛明劍所主辦的允利公司小企業群則深刻體現了薛明劍創辦社會企業、推進社會事業的追求，這也是他的工業精神的另一個重要方面。

允利實業公司初創于1918年，設于江蘇無錫，由薛明劍等發起，主要生產碳酸鎂、碳酸鈣、漂白粉等化學制品，共設有工廠六所，資產達數百萬。1931年以后，薛明劍試辦位于嵩山的允利礦廠及位于無錫的允利化學工廠，進一步拓展并深化了允利公司的業務范圍。

在薛明劍看來，“取名‘允’字，而不用‘永’字者，即寓公允無私，兩利為利之義也。雖不思事業之永久存在，而事業自永存矣”。(32)薛明劍：《五五紀年》，無錫市史志辦公室編：《薛明劍文集》上，第102頁。在薛明劍所作的廠訓《允利義解》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允利”的進一步闡述：“允者，誠實與誠信之謂也?！稌份d‘惟明克允’，《詩》曰‘允矣君子’，是也。又作公平與允當解，《后漢書》有‘案法平允’，即是也。利者，宜也，順利也?！兑住份d‘利有攸往’，《晉書》曰‘風利不得泊也’。又作益及富饒解，《易》有‘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國策》云‘西有巴蜀漢中之利’，皆是也。質言之，本公司各工廠之創設，即本此而進行，愿將各種利益公之天下，而本廠即與有利焉。此又英哲亞丹史密司所謂‘兩利為利’也。凡我各廠辦事同仁，皆本斯旨，認為為大眾謀福利與普通經營實業者僅謀資方個別利益，蓋有間矣。特作《允利義解》，以代廠訓，幸共勉焉?！?33)薛明劍：《五五紀年》，無錫市史志辦公室編：《薛明劍文集》上，第49—50頁。

由《允利義解》可見，薛明劍根據“惟明克允者允”“因人之利而利”的原則建設企業群，(34)霍重衡：《鄉人通訊：在陪都復興的允利公司》下，《蘇訊》1942年第41—42期。不僅將工業發展視為增加盈利的一種手段，還將其視為實現公之天下、為大眾謀利益、進行廣泛社會建設的渠道。就此而言，以允利公司小企業群為代表的工廠運營方式兼容了市場邏輯、社會邏輯和公益邏輯，它的在地化社會文化綜合建設或構成了中國社會企業的早期雛形，卻又極大地避免了現代社會企業復雜邏輯所內含的斷裂與張力，以及多重目標造成的使命漂移。(35)金仁旻、劉志陽：《使命漂移：雙重目標壓力下的社會企業治理研究》，《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9期。

社會企業以國家安危和需求為目標進行生產和轉型。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無錫允利工廠群因撤退不及，以至全部淪陷。隨著薛明劍西遷入渝，1938年允利公司在重慶地區復業，由薛明劍任董事兼總經理，從事后方實業興建。至此，允利公司的經營目標開始向有利于抗戰事業之生產、彌補政府經營之不足轉變。日漸激烈的全面抗日戰爭時局推動允利公司進一步調整生產策略，將以生產為導向改為以社會需要為導向，致力于滿足抗戰所需的各項資源要求。允利公司在復業之初，曾與復興、公協兩機器制造廠合作，為各兵工廠制造軍械。由于軍需緊缺和工廠生產能力短缺，允利公司便正式恢復工作，自造各類機械母機，以便進一步滿足軍需。同時，為了保障后方的糧食生產，允利又制造磨粉、碾米機器，以維護糧食安全，穩定大后方。至1942年，允利已擁有機械、面粉、碾米、紡織、營造等二十余個工廠，職工達千余人。(36)薛明劍：《我參加工業生產的回憶》，無錫市史志辦公室編：《薛明劍文集》上，第536—537頁；霍重衡：《工廠訪問：介紹進展中的允利實業公司》，《中國工業(桂林)》1942年第10期。

面對辦廠過程中的勞資矛盾、技術競爭、市場爭奪以及政局動蕩等諸多問題，薛明劍意識到工業的長久存續必須依賴于各方力量的協作。加之受重慶“工合運動”的影響，他對允利工廠群進行了多項制度創新：第一，采取事業部制管理方式，培養工人的主管意識與合作精神。薛明劍認為，普通公司往往僅有一、二資本家作為管理人，其他職員皆為附庸，缺少自主的機會和主體性。允利公司卻以事業為核心，圍繞各項事業產生眾多主管，而主管的選拔和任用則保持開放原則，有能力和合作精神的工人隨時隨地都能獲得擔任主管的機會。第二，節制資本，平均利權。凡是允利公司的職員、工人，無論時間和地界，只要有能力，得到總公司董監會的許可，或者集資二分之一或十分之九，就可以要求總公司與其合作經營某項事業或某個工廠。第三，實行會計獨立，事業統一。在資本核算上，允利公司各項事業與各廠會計完全獨立，對內自負盈虧，不相牽連，對外則一致交涉，在保持各項事業單位獨立性的同時又保有整體性實力。這些制度改革讓各廠能夠自謀發展、順利運行，廠內能實現廣泛合作，共同克服在生產經營中遇到的困難，工人在日常工作中可以上下融洽、親如一家，共同為某個目標進行生產。(37)薛明劍：《我參加工業生產的回憶》，無錫市史志辦公室編：《薛明劍文集》上，第537—538頁。

從申新三廠勞工自治區到允利公司小企業群的建設，薛明劍進一步完善了其秉持自治與合作精神的企業管理理念。申新三廠雖然也注重勞工福利建設，但其僅限于將勞工視作企業的附屬物而進行自治與合作。允利公司則利用平均利權的方式，將企業員工轉變為企業經營主體，進一步培育其自治精神與合作能力。同時，允利的經營方式將簡單協作的工業傳統納入工業生態組織過程，將企業經營與更廣泛的職業團體及社會資本聯結，不僅創新了企業管理模式，也豐富了其工業精神的內涵。

早期工廠的各項制度實踐對抗日戰爭結束后的無錫地方重建發揮了重要作用。在鄉村都市化的宏旨之下，工廠場域里所習得的人人皆能自治與合作的精神得以發揮，推動了鄉民自治、空間山水規劃、貧寒學子獎勵、地方文獻整理、地方文化建設等多個項目的落地與實施，構筑出包括管、教、養、衛四個方面的立體鄉村振興圖景。(38)薛明劍：《五五紀年》，無錫市史志辦公室編：《薛明劍文集》上，第99—102頁。

推動以企業家鄉賢為主導的鄉村振興道路

以工業精神改造農村社會，離不開企業家鄉賢對現代精神的肯認和地方累積性經營活動。薛明劍將城鄉視為統一體，倡導“以工業精神改造農村社會”，不僅利用工業利潤支援鄉村建設，還將現代工業分工協作的組織生態嵌入鄉村生產。這種鄉村建設方式將村莊與更大的地域社會聯結起來，構筑出內生型鄉村建設路徑，以培育鄉民的組織性和主體性為旨歸，推動“鄉民”向具有現代化精神的“市民”轉變。由此開辟出的以企業家鄉賢為主導的內生型鄉村建設模式，是在城鄉一體化基礎上構建具有地方性的鄉村社會治理共同體的結果。

恰如有學者所揭示的，應該以“百年”為單位，用長時段的歷史眼光審視中國清末民初以降的鄉村建設活動。(39)周立：《鄉村振興戰略與中國的百年鄉村振興實踐》，《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8年第3期；潘家恩、溫鐵軍：《三個“百年”：中國鄉村建設的脈絡與展開》，《開放時代》2016年第4期。就此而言，薛明劍“以工業精神改造農村社會”的地方經營活動在三個方面有助于深化我們對當前鄉村振興工作的理解。

第一，鄉村振興是一項系統性工作，需要各環節之間的協調、聯動與有機循環。當下鄉村振興的地方實踐與薛明劍以工業統領鄉村建設有異曲同工之處，二者都遵循以產業振興為先導，以鄉村人才、組織、生態、文化多個系統的全面振興為目標的建設方案。換言之，對“鄉村”的理解需要關注其“社會”的維度，只有著力于鄉村社會建設，才能真正推進鄉村的全面振興，而非僅僅著眼于單一的農業或產業發展。(40)吳理財：《近一百年來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鄉村——兼論鄉村振興戰略中的“鄉村”》，《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薛明劍的鄉村建設方案為我們提供了可操作化的全面鄉村振興的典型案例。

第二，人的現代化是鄉村振興的重中之重，也是當前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重要任務。當下中國的鄉村振興面臨著推動城鄉關系轉變，建立以農民為本的鄉村倫理道德體系，實現人的全面現代化的任務；(41)王露璐：《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鄉村振興與倫理重建》，《中國社會科學》2021年第12期。而鄉村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也亟待培育新型農民，使他們成為掌握科技和農業知識、具有管理和協商等能力的治理主體。薛明劍的鄉村建設活動以工廠這一現代組織為載體，培養具有現代主管精神和互助合作精神的鄉村人才，這些鄉村人才與外源型的知識分子、企業家、政府等的協同合作，有效推動了多元共治的鄉村振興的實現。而全面卷入該歷史進程的鄉民，也在一系列技術訓育、組織協商、工廠創辦中逐漸體悟和見習現代農業農村合作與自治的基本理念，實現了觀念的革新，為鄉村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奠定了堅實的民眾基礎。

第三，要充分調動企業家等市場主體力量，推動以企業家鄉賢為主導的鄉村振興模式。與民國時期相似，當下鄉村振興活動同樣面臨著將外部資源導入鄉村，并充分調動地方具有企業家精神和身份的領袖人物參與鄉村振興工作的問題。這對企業家提出了較高的要求。他們不僅需要具備傳統文化中的公共意識和擔綱精神，還要積極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企業經營和鄉村振興中自覺奉行民主、平等等價值理念，通過產業振興帶動和提升民眾的合作與互助意識，推動城鄉社會的高質量發展。

總之，追溯薛明劍的鄉村建設活動，能夠為當下我國鄉村建設提供經驗借鑒，探討工業精神是如何嵌入農村社會改造，并為其提供思想動能的。通過對無錫自治實驗鄉的回顧，勾勒薛明劍以工促農的鄉村振興實踐策略，揭示薛明劍的無錫實驗的時代意義，即培養當代企業家鄉賢參與鄉村振興，重在以現代文明成果建設鄉村，是鄉村振興、共同富裕之本，由此形成的以自治與合作為底色的多元共治道路亦值得我們借鑒。不可否認的是，無論是薛明劍的無錫自治實驗鄉計劃，還是他的探索所代表的以企業家鄉賢為主導的內生型鄉村振興道路，均具有一定的時空局限。一方面，薛明劍作為晚清民國時期的第二代企業家，雖然在前輩企業家鄉賢的基礎上，吸納中西方資源對地方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創新，推動了無錫的鄉村都市化。但恰如時人所質疑的，實驗鄉在人員任用上的特殊主義和形式主義立場弱化了地方自治的效果。另一方面，內生型鄉村振興需要具備特定的歷史發展條件，尤其要求鄉村內部生長出具有前瞻眼光、市場意識和責任擔當的領袖型企業家，不畏艱難而勇于開拓創新、回饋地方。換言之，這種依賴鄉梓情懷而進行的情感型鄉村建設具有一定的空間局限。深入而言，當下投身鄉村振興的企業，僅有部分是與農村地區利益相關的企業。在亟需企業和公司等市場力量參與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的當下社會，激勵更廣泛的企業家群體和其他市場主體共同參與到鄉村振興中來，在兼顧情感和利益的基礎上，構建鄉村振興的利益共同體和情感共同體，才是真正實現鄉村全面振興和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