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張謇研究的“說禮”與“說理”
——從“張謇史學”到“張謇學”

李 玉 李 婕

“說禮”是中國史學著述的基本導向與主要功能，而“說理”則有助于轉換研究路徑，提升學理水平。檢討學術現狀可以發現，學界目前關于張謇的研究已積累了數量龐大的成果，但既有著述多以“說禮”為重，“說理”性相對有限。張謇研究在新時期的發展與創新路向之一自當加強“說理”性，提升其科學化水平，此舉也有助于使張謇研究從“張謇史學”向“張謇學”過渡。

張謇研究中的“說禮”與“說理”

“禮”主要用于人文或社會意義層面，“理”則偏重于科學意義層面；“禮”附著較多的情感、政治、信仰色彩，“理”則為事物發生與發展的緣由及其邏輯關系。具體到本文，所謂“說禮”就是指人文性的評價，強調的是被評價對象的先進性、高尚性、優越性?！罢f理”則是減少附著人文或社會意義與個人情感色彩，從而揭示事物的自然原則、邏輯依據與科學本質。中國史學在近百年來逐步由評價史學向實證史學、解釋史學轉變，其主旨也漸由“說禮”趨向“說理”。張謇研究亦當循此路徑而行，至少也應在加強“說理”性上多所探討。

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張謇研究成為一門顯學，至今熱度不減。王敦琴主編的《張謇研究百年回眸》(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對此有較為詳細的梳理。據她最新統計，在張謇研究方面，已出版史料20多種，傳記10多種，著作60多部，論文集30多部，教材5部，共發表各類學術論文4000多篇。(1)見王敦琴在“江蘇省張謇研究會成立大會暨張謇與區域治理現代化論壇”(2021年11月7日)上的主題報告《張謇研究的前史與前瞻》(未刊稿)。2021年12月24日，筆者在中國知網以張謇為“主題”進行檢索，共得2823篇文章，以張謇進行“篇名”檢索，共1325篇文章。而中國知網數據庫提供的“總體趨勢分析”圖亦可見張謇研究逐年走高之勢(知網已備檢索和圖示，不再列出)。

就議題而言，張謇研究的范圍已十分廣泛，涉及張謇生平與事功的各個方面，但就專題而言，大致以實業、教育、政治與社會建設等為主?？梢哉f，張謇研究已經取得豐碩的成果，無論是史料編纂還是論著發表，在近代中國人物研究方面，均處于領先地位。張謇研究隊伍龐大，涵蓋老中青，分布海內外。張謇研究資金較充足，政治有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已經由學術走向社會，由歷史走向現實。

2020年，習近平總書記兩次高度評價張謇，一次是7月21日在企業家座談會上說道：“從清末民初的張謇，到抗戰時期的盧作孚、陳嘉庚，再到新中國成立后的榮毅仁、王光英，等等，都是愛國企業家的典范?！?2)《傳承和弘揚愛國企業家精神，張謇精神歷久彌新播報文章》，南通廣播電視臺，2020年7月23日19點25分；另見黃正平：《張謇：為近代文化進步開路》，《南通日報》2020年9月7日。另一次是11月12日在南通博物苑參觀張謇生平展陳時指出，張謇在興辦實業的同時，積極興辦教育和社會公益事業，造福鄉梓，幫助群眾，影響深遠，“是我國民族企業家的楷?！?。張謇的事跡很有教育意義，要把這里作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讓廣大民營企業家和青少年受到教育，堅定‘四個自信’，增強社會責任感”。(3)《習近平在江蘇考察時強調：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可持續發展》，《人民日報》2020年11月15日。此后，南通成立張謇企業家學院，進行相關培訓，以期養成更多的“張謇式”企業家。除了“先賢”與“楷?！敝?，張謇還被賦予許多“榮譽”，諸如“中國早期現代化的開拓者”“中國早期現代化的先驅”“中國早期現代化的前驅”“中國特色早期現代化道路的代表”“中國不可忘記的著名實業家”等。

對于張謇而言，這些“榮譽”自然當之無愧，甚至還不足以涵蓋或彰顯張謇的歷史功績。時人統計表明，可以確定由張謇創造的“第一”至少有11項，分別是中國最早的民營資本集團大生企業集團、中國第一家漁業公司呂四漁業公司、中國人自己創辦的第一個博物館南通博物苑、中國第一所民立師范學校通州師范學校、中國第一所戲劇學校伶工學社、中國第一所紡織高等學校私立南通紡織專門學校、中國第一家農業股份制企業通海墾牧公司、中國第一所水利高等院校河海工程專門學校、中國第一所培養盲啞師資的學校南通盲啞師范傳習所、中國人自己創辦的第一所盲啞學校南通盲啞學校、中國第一所民辦本科學制的女子師范學校通州公立女子師范學校。

除了以上功勛業績，張謇的創業意志與個人品格，也被后人所贊許。早在民國時期就有人評價道：張謇為了創辦大生紗廠等企業，“受盡了人和自然的磨折，但他沒有灰心，靠了他鋼鐵般的辦企業的意志，完成了大生與通海墾殖公司，在中國的實業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4)懷庶：《中國經濟內幕》，(香港)新民主出版社1948年版，第57頁。為了籌集創業資金，張謇克服了極大的困難，時人記述，“在上海，張季直依然籌不到錢，窮得連回南通的旅費也沒有弄到，他以賣字過活，終夜徘徊于上海泥城橋的馬路上。落魄者的凄涼，他深深的嘗到了，可是當他反復的念著‘實業救國’，意志卻更堅定，準備去迎接最多的困難”。(5)懷庶：《中國經濟內幕》，第58頁。

誠然，張謇的歷史貢獻巨大，這也是今天研究張謇的價值所在。但是長期以來，研究張謇與紀念張謇存在較大的重合，甚至混淆。研究張謇與紀念張謇不可能完全割裂，學術研究可以更好地促進社會紀念，這是張謇這一著名歷史人物議題的特殊性，也是張謇研究不同于其他史學議題的重要方面。然而，研究畢竟不同于紀念，就張謇而言，如何區分兩者的關系，還可有所討論。

刻意區分“研究張謇”與“紀念張謇”，并不是將兩者完全對立，使其互不相通，而意在說明如何將張謇研究從傾向于“說禮”，向注重“說理”過渡，也就是說在注重人文性的基礎之上，進一步加強“科學性”。筆者以為，對于張謇研究而言，只有加強“科學性”，才有利其“學科性”發展，才會使張謇研究進一步做大做強，發展成一門能夠體現中國風格、中國特色的專業學科。

張謇研究“說理”性探討之一：張謇的企業家人力資本

史學研究進行“說理”，是一件比較困難的事，實際上就是跨學科研究的問題。傳統史學有其自身的分析與評價方法，一般重視價值理性，相對忽視工具理性。傳統史學研究重分析，輕計算；重“實證”，輕“證實”；重舉例說明，輕量化分析。要加強史學研究的“說理”性，首先要跳出歷史，盡量將史事當作“案例”，將歷史研究當作人文“試驗室”，觀察人類活動規律及其一般性的經驗教訓，也就是要“就事說理”；其次，要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尤其是提出一些關鍵性的概念或范疇?？鬃釉疲骸肮び破涫?，必先利其器?！毙碌姆治隼砺放c方法，是增強張謇研究“說理”性的重要依托。

學術界關于張謇創業歷程、功績與影響的成果已經非常豐碩，如何進一步發展，提升其“說理”性？筆者曾撰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就是《從“以身發財”到“以財發身”——張謇創業的人力資本與社會效應》，旨在借用儒家“以身發財”和“以財發身”的概念，分析張謇的創業過程與經營理念，并將之分別轉化為“企業家人力資本”與“企業社會效應”兩個概念。傳統思想中關于“發財”與“發身”關系的思考，對于評價近代企業家的創業觀與經營觀不無啟迪作用。探析“以身發財”和“以財發身”的關系，在于說明“如何致富”和“致富后為何”的問題。傳統語境下的“以身發財”其實是一個貶義詞，但評價張謇創業方面的“以身發財”，傳統的“不仁”思想已不適用；相反，張謇創業本身恰具有較高的國家與區域關懷目標，具有“仁”的意旨。我們之所以襲用“以身發財”的說法，正是為了更好地理解張謇創業的曲折歷程、社會效應，并獲得歷史借鑒?？疾鞆堝赖摹耙陨戆l財”，是希望厘清張謇個人在創業過程中的真實功效，進而探究張謇本人的“人力資本”對于大生系統企業經營運作的實際影響。而關注張謇的“以財發身”，則有助于解析張謇創業的價值追求與終極關懷，以期明了在歷史的坐標中，社會效應而非經濟效應當為評價企業家成功與否的重要指標。

需要說明的是，“人力資本”是管理學科的一個重要概念，主要用于分析企業員工的素質與數量，很少指向企業家本人，筆者在這方面的指意有所擴展，將張謇個人的“人力資本”分為“身份資本”與“身心資本”，相信這也是衡量其他近代實業家可資借鑒的學術理路。

所謂身份資本，就是張謇以其個人名望、身份地位贏得的社會性資源，主要體現在人際關系、社會網絡方面，這種資源可以為他帶來特定或不定的優越性，從而產生某種可以替代甚至超越貨幣資本的作用。張謇以其游幕時期的特殊經歷和晚清狀元、民國總長等顯赫身份，還有自己的才藝、品行和不斷取得的成就，形成并積聚了豐厚、寬廣的官場與社會人脈，這無疑是他創業的寶貴資源之一。也可以說，張謇辦廠之前的職場資歷與科舉功名，為他搭建了豐富的官場人脈網絡，使他可以更多地接近行政資源，增加投資的壟斷性與特權性，這些堪稱有助于他創業的“身份資本”。

正如章開沅先生所言，作為紳商領袖的張謇，“擁有充沛的人脈資源……張謇在商界并非屬于長袖善舞類型，然而辦事(包括政治事務)卻很善于運用這些社會資源，何況他本身亦已成為各界人士爭相延攬的一項社會資源”。(6)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全集》第1卷“公文”，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年版，序言第7頁。章先生實際上不僅指出了張謇“身份資本”的豐富度，而且說明了張謇的“身份資本”相對更易擴充與再生。據張孝若回憶：

我先前曾經說過，有了名的人要做事。甲午以后，我父有了大名……反而堅定了自己的決心和打算。但是在中國的社會，要做事就和官脫離不了關系：他能夠幫助你，也能夠破壞你；如果民間做事，能得官力幫助，那自然就事半功倍了。(7)張孝若：《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中華書局1930年版，第68頁。

張謇非常清楚，有些事情或業務，能否由官方出面協調或給予支持，效果大不一樣，用他的話說，“同一言也，發自官與發自紳，同一事也，行之官與行之紳，揆之舊俗恒情，其從違難易了然可睹”。(8)《再請奏派大員督辦漁政咨呈南洋大臣》(1904年)，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全集》第1卷“公文”，第66頁。張謇在官場的影響力，也有利于他的企業排除競爭對手。大生紗廠初創時，張謇稟明南洋大臣，援引上海華盛紡織廠成例，規定本地區如添設同類企業，皆作為大生分廠，“由原辦人稟請并議貼費，以十年為滿”。(9)汪敬虞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下冊，科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1119頁。皖商朱疇先后申請在崇明和海門境內設立紡織廠，被張謇斥為“損人不利己行為”，實乃“利令智昏之甚者”，而要求商部批駁，后者于是照辦。(10)《因朱某圖在海設廠呈部文》(1905年1月12日)，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全集》第1卷“公文”，第77頁；另見《咨商部文》(1905年1—2月)，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全集》第1卷“公文”，第78—79頁。由張謇集股創辦的開成公司專事開采鎮江螺螄山鉛礦，也從商部獲得十年專利。(11)《各省礦務匯志》，《東方雜志》第2卷第2期，1905年3月30日，“實業”，第23頁。張謇等創辦的大興面粉廠則獲得為期五年的“專利”。(12)汪敬虞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下冊，第1119、1120頁。張謇在官場的影響力顯然為他創業帶來不可估量的影響。

作為紳商的張謇非常重視自己身份資本的品質，他坦言自己“具有身家，甚惜名譽，講求實業，不敢架空”。(13)《請設上海大達輪步公司呈》(1904年)，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全集》第1卷“公文”第73頁。注重自我修養，不斷提升個體素養，自然有助于維護并增強自已在各種關系網絡與社會場域中的好感與威望，有助于鞏固和提升自己調動與運用各種行政及社會資源的能力與效用，從而實現企業家“身份資本”的保值與增值。所謂“身心資本”，是指為獲取某種報酬而在體力與心智方面的付出。這是一項復合型資本，包括辛勤工作、苦心思索、忍辱負重、高瞻遠矚等。這些要素在一定程度上是無法計量的，但對創業者而言確實不可或缺。

張謇在辦廠過程中的吃苦耐勞、忍辱負重和積極探索，則又意味著他支付了超常的心力與智力，這些可視作他為創業投入的“身心資本”。張謇創業過程中投入的“身心資本”是巨量的，無法用數字核算，主要體現在不怕吃苦的堅強意志、勇于創新的堅定決心、一絲不茍的實干作風、注重誠信的人格塑造與不斷學習的奮進精神，對于這些屬于張謇個人品質與毅力方面的專題，學界均已有所專論，但以往只是出于對張謇本人的景仰之心，而表達贊美之意。張謇晚年，日本記者駒井德三對他進行專訪后寫了一篇《南通張氏事業調查書》，其中寫道：

今者于中華國家，不問朝野，為開發中華抱一志愿而始終不改者，殆無一人。惟公獨居南通之地，擁江北之區域，獻身于實業之振興，盡心于教育之改革，卓舉效果，此世人之所以稱偉也……張公之所長：一為頭腦明晰，學識豐富，眼光宏遠，且尊重科學，有研究應用之才；二為意志堅固，有心有所決非達其目的不止之氣；三為其勇決在中國人中實所罕見，有雖千萬人我往之氣概；四為其人格高潔，奉己甚薄，粗衣粗食，而持己甚嚴；五為有高雅之風……雖擲巨萬之私財，亦所不惜。(14)張孝若：《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第407頁。

駒井德三對于張謇個人意志與素養的描述較為全面，基本上能夠反映張謇“辦企業”“干事業”與“建功業”過程中表現出的個人優秀品質，而這些內容在張謇研究著述中也多有所涉及；筆者意在提出一個更有“說理”性的命題，以期增進有關企業家個人素養對于企業重要意義的認識。

張謇研究“說理”性探討之二：企業辦社會與社會辦企業——張謇創業的社會成本與社會資本

現在我們之所以紀念張謇，原因之一在于張謇是一個社會型企業家或社會服務型企業家。在企業辦社會方面，張謇功勞卓著，可以說近代中國的企業家無出其右者。他以一人之功造福一方、帶動一個區域發展，創造了被時人和后人感慨的“張謇模式”或“南通道路”。張謇創辦了大量社會公益事業，將大生紗廠利潤廣泛投入社會救助、民眾教育以及公共服務，有力推動了南通地區的近代化發展，打造了“近代中國第一城”的奇跡，創造了“月照星空”的效應。

這種效應，可能是張謇創業追求的結果之一，就是前文所言“以財發身”。這樣的論述或許還是比較偏向于“說禮”。如果從“說理”的角度出發，還可以回歸到企業經營原理或企業家理性方面的思考。對于企業與企業家而言，雖然頭緒萬端，但最主要的不外兩端，一為成本，一為收益。

張謇創辦的社會服務設施與公益事業，對于作為企業家的他來說，無疑是一種“社會成本”，即因為企業從事社會服務事業、完成社會職責而負擔的成本。企業辦社會是不是完全賠錢呢？也不一定，因為企業可以從中獲得一些“社會資本”。何謂“社會資本”？學術界尚未有統一的權威概念，但大致可以歸納為社會可以為企業經營帶來的積極效應，也就是社會方面能為企業提供的增進經營、促進生產、提高利益的各種有形與無形的幫助。具體而言，諸如品牌宣傳、聲譽擴大、資金支持、輿論聲援以及在施工、生產與營銷過程中提供便利等。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社會辦企業”，套用一句成語，就是“眾星捧月”。

張謇創業是否得到了“社會資本”的支持，答案當然是肯定的。無論是出于個人威望，還是企業為地方社會提供的大量無償服務，南通及其周邊民眾無疑大多對張謇充滿敬意，對于“大生”系列品牌給予充分信任，并極力加以維護。從某種意義說，張謇、大生與地方民眾已經形成了文化和利益共同體，民眾沒有理由不加以維護。但問題是地方社會對于張謇創業所提供的“社會資本”到底有多大，這個問題較為復雜，難以計量?；蛘哒f地方能提供的“社會資本”是不是企業所最需要的？張謇創業最為困難的時候需要什么？當然是資金，但大生紗廠究竟從南通本地獲得多少投資，專家學者可以去考證。隨著南通市檔案館和張謇研究中心聯合編纂的大生系列檔案文獻資料的陸續出版，比較系統的記錄可以查閱到?？梢钥隙ú粫?，因為南通畢竟不是上海，南通社會蓄積的貨幣資本遠沒有后者豐厚，大生總賬房設在上海，主要是出于資金融通的考慮。這一境況也是近代中國民族企業融資困難的總體寫照。

況且南通紳民帶給張謇的影響也并非都是正面的。張謇創辦的大生紗廠等企業，均獲得了政府特許經營權，使得其他人只能加盟，不能另辦，這難免招致物議。在創辦鹽墾公司過程中，更因各種權屬糾葛，導致矛盾重重，不少鄉民對張謇心懷不滿，甚至口頭抱怨、公開抨擊。其他各地紳民也給張謇創業造成一定阻力，例如張謇等人在宿遷創辦耀徐玻璃公司之時，因“事屬創始”，當地“風氣未開”，民眾“攙奪阻撓，均未能免”。(15)《與林松唐、丁寶銓、李經方等呈商部暨南洋大臣、清江漕運總督、江蘇巡撫文》，李明勛、尤世瑋主編：《張謇全集》第1卷“公文”，第133頁。

地方紳民投資觀念與質量意識的滯后，也給張謇及其經營的企業直接帶來了不少困厄與制約。例如大生紗廠股東將投資等同于放貸，膠執于“官利”，使得紗廠每年不得不將發放固定股息(官利)作為重要的分配項目，使企業的資本積累受到制約，甚至出現過借債發放官利的奇特現象。大生紗廠后來被債權人接管，同企業自身的資金蓄積與調動能力有限有直接關系。這一結局的出現雖不完全歸因于企業的“社會成本大”而“社會資本小”，但也與后者不無關系。

中國式企業家的“公倍數”與“公約數”

從某種意義上說，張謇不再如某些歷史人物只是個“過去式”，甚至是個消失的符號，而是個“現代式”。張謇能夠“穿越”時空的原因到底在哪里？不在他的產業，不在他的官職，也不完全在他的著述，而主要在他的功績、他的精神。張謇的歷史遺產當然包括物質與文化兩大部分，但今天研究他、紀念他的原因主要在于他的文化遺產，尤其是他的精神遺產。

張謇是他那個時代的名人，也是被后世高度評價的偉人。對于張謇研究而言，當將“張謇的時代”與“時代的張謇”同時觀照。尤其應當注意考量張謇為時代帶來了什么。張謇的歷史回響有許多方面，但企業家的精神內涵、文化氣質與經營才干，無疑是今天最受重視的部分。由此決定，張謇研究的長遠發展，自然要從“走近張謇”到“走進張謇”，再到“走出張謇”；換言之，需要從“張謇的歷史”到“歷史的張謇”，再到“公共的張謇”。

什么是“公共的張謇”？我們可以通過重溫兩個數學概念來理解張謇，一個是中國企業家的“最小公倍數”，一個是中國企業家的“最大公約數”。前者是中國企業家需要共同面對的某些具象的或抽象的東西，這些東西一般是就精神與文化而言。張謇與中國當代企業家有什么樣的“公倍數”？這是很復雜也是值得探究的問題。

張謇創業的深層次動機在于實業救國。當今企業家的創業環境與目標早已不同于張謇，但若能立于“為國家創業”的層面，則與張謇自然會產生心心相印之感。所以說，國家責任、社會擔當，即是張謇與中國當代企業家的“公倍數”之一。再如張謇創業雖然在最終的經濟效應上講不能算大成功，但他贏得后人贊賞、頌揚，其文化效應無疑是巨大的，且張謇的業績與精神將永載史冊，形成長久的歷史效應。對于企業家而言，如果能取得這三方面的效應，不正是其創業的巨大成功嗎？中國古代有“三不朽”之說，即“立德、立功、立言”，中國人有注重“身后名”的深厚傳統，企業家何莫不然？從這一點來看，“青史留名”亦可算作張謇和中國式企業家的“公倍數”之一。他之所以能青史留名，是因為企業家為國家、民族立下不朽功勛，體現了相當程度的家國情懷。

中國式企業家的家國情懷“公倍數”不同于西方新教改革之后企業家“為上帝創造財富”的“公倍數”。兩者的文化內核與精神支柱大相徑庭。對前者產生指導作用的主要是政治理性和文化情懷，對后者影響最大的則是經濟理性與宗教情懷。這種基于中國文化土壤的創業理念、創業路徑，自然可與西方背景下產生的相關學說產生對話。

著名的企業家研究專家、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1883-1950年)指出，企業家的本質特征是創新，企業家的創新就是“不斷地從內部革新經濟結構”，打破原來的市場均衡以“創造新的結構”，獲得企業家利潤。這就是有名的企業家“創造性破壞”理論。近代中國的歷史環境雖然不同于熊彼特觀察并深入思考的西方社會，而“創新”的重要性無疑是非常必要的。但熊彼特無疑是“在商言商”，強調的是企業家在經濟理性條件下的競爭策劃與創新選擇，沒有考慮到政治理性的影響。在近代中國，影響甚至決定經濟活動的政治因素無疑越來越多。從洋務運動開始，國人就意識到了中西“商戰”的意義，提出“堵塞漏巵”“挽回利權”“實業救國”“抵制洋貨”等頗具“政治經濟學”或“經濟政治學”意味的口號或綱領。這說明近代中國的創業與發展不只停留于經濟層面。

由于被附著了政治理性，企業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體，近代中國的企業家從一開始就不完全是“企業的”，而帶有較為明顯的社會意義。況且就企業家面對的市場而言，也不是“規范”或“標準”的“資本主義”或“市場經濟”，這是中國近代企業家不同于熊彼特所觀察的企業家的方面。如此也決定了熊彼特關于企業家“創造性破壞”的理論不完全適應于對近代中國企業家的評判。在近代中國“追趕”西方的進程中，企業家面臨的任務不是“破壞”市場，而是“建設”市場。張謇創業的政治理性非常突出，他不僅打破了中國傳統士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常規，從一開始就具有“窮欲兼濟天下”的夢想，更打破了西方企業家“創業”是為了“發財”，即辦企業以經濟效應為導向的“經濟學原則”，而是以創業服務社會、報效國家，以社會效應、歷史效應為旨歸，從而使“企業家”既立足企業，又走出企業，成為國家和民族的精神品牌。張謇的愛國創業之路及其成效，為后人確立了以民族利益、社會效應評判企業家功過得失的新標準。

一個企業家成功的標志，不一定要有很多財富，但有四種要素不可或缺，其一為智商，其二為情商，其三為“業商”。舉凡創業，都是一個或大或小的系統工程，既需要專業知識，也少不了管理技能，智力水平不高，顯然適應不了，但這是創業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有一些非常聰明的人，也不一定能辦成大事，創成大業，問題可能出在情商方面。對于創業者而言，情商是一種“資本”，用情用心做事，善待員工與下屬，能產生良好的“回報”效應，從而節省成本、提高績效。對于一個企業家而言，創業過程中的執著、認真、敬業與堅持，是其事業心也即“業商”的重要體現，這也是衡量某人敬業精神、創業意志的一項心智參數。

此外，一名成功的企業家還須具有相當的“政商”。此處的“政商”是指企業家關心政治的眼光，以及因應于某一政局，處理企業與政府、公司與國家，乃至團體與時代關系的能力。西方受新教倫理影響的近代企業家在這方面有所體現，但他們更多的是出于一種宗教情懷，是替上帝創造財富。對于近代中國企業家而言，“政商”的核心就是“愛國主義”“報國情懷”。高舉“愛國”旗幟必須處理好與政府的關系，這也是對企業家“政商”水平的重要考驗。

作為東南才子、狀元及第的張謇，其智商之高毋庸多言。張謇利用企業利潤創辦了大量社會公益事業，贏得廣泛選舉，若其情商不高，也不可能為之。張謇堅定不移的實業信念、刻苦自勵的創業精神、誠懇樸實的經營理念，令時人感佩、后人仰慕，證明他的“業商”指數也非常高，這也是他創立豐功偉業的一個重要內因。張謇亦紳亦商，官商兩棲，創業與議政相得益彰，與中央及地方政府保持和諧友善的合作關系，既得政府之助，又為政府分憂，體現了較高的“政商”水準。張謇作為一名優秀的企業家，留給今天創業者的這些經驗，也許可以作為中國式企業家的某些“公約數”。

結語：研究張謇與“創造張謇”——張謇學的理路與走向

張謇研究至少已有半個世紀，經歷早期的“走近張謇”，到近年來的“走進張謇”，取得了輝煌的學術成就與社會影響，在中國近現代“非革命派”人物研究中遙居榜首。張謇從歷史走向現實，橫跨政學兩界，成為一個傳奇。章開沅先生多次提到建立“張謇學”的價值、意義與可行性。2007年，他在第四屆張謇國際學術研討會上預言，“成熟的張謇學必將現身于21世紀！”(16)章開沅：《章開沅文集》第5卷，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453頁。在老一輩學者以及各方面人士的倡議與努力下，“張謇學”呼之欲出，這將是中國學術界與文化界的盛事。如何建設與運維這一學科？首先，要確立學科主體。中國歷來不乏以人命名的學派，諸如朱子學、陽明學等，堪供參考。不過，張謇學的主體建構路徑與“朱子學”“陽明學”有所區別，后者重在“歷史發現”，前者則要在“發現歷史”的基礎上“創造歷史”。也就是說，“張謇學”的學科路徑，要在“走近張謇”“走進張謇”的基礎上，向“走出張謇”發展。

作為歷史人物的張謇，雖然有極為浩繁的文獻資料可以發掘，但其容量再大也是有限的，如同山西等省的煤炭資源一樣，總有產量下降甚至“挖”完的時候，所以必須注重張謇文化的“再生”性。不同于其他歷史人物，張謇的作為、成就與品格，具備非常大的跨越時空的人文素養與精神財富，代表的實際上就是中國文化素養下的企業家成長之路。從探索企業家養成的“公倍數”與“公約數”的角度出發，“走出張謇”實際上就意味著“創造張謇”?！皠撛鞆堝馈本褪茄芯恳詮堝罏榇淼闹袊狡髽I家的創業與創新之路，發掘中國式企業家精神內涵與文化素養，總結中國式企業家的經營策略與管理理念，構建體現中國文化內涵與文明特征的企業理論，以期養成更多的新時代“張謇式”企業家。

其次，更新研究方法。目前張謇研究的主體是歷史學者，所采用的主要是歷史學研究方法，即在還原歷史情景、豐富研究細節基礎之上，給予比較多的“說禮”評價。實際上，張謇研究具有非常典型的跨學科特征，因為張謇本身是一個近乎“全才”或“通才”式的人物，一生可謂政學兩棲、文史兼長，才具多端，他的事業涵蓋紡織、鹽墾、航運、冶煉、釀造、城建、財經、教育、文學、藝術、文博、慈善等多個領域，在諸多方面他都有自己的研究與建樹，這從其文集中都能得到印證。這些領域都涉及非常專業的學科理論，因而也吸引了包括吳良鏞院士在內的不少?？茖W者的參與研究，拓展了張謇研究的學術廣度，增加了深度。目前這一路徑仍待繼續保持并不斷強化。

這些都是“走近張謇”與“走進張謇”的重要理路，但若要“走出張謇”，則更需要在研究方法方面做更多探討，進行創新，并從歷史關懷上升到價值關懷，從案例分析上升到規律研討，從行為描述上升到心理考察，從品牌與焦點效應上升到文化與精神效應，凡是有利于提升這些的研究方法都在應行采納范圍之內。雖然文無定法，但術有專攻，利用新文科建設的契機，加強多學科的合作與共建，正是張謇學的應有之義。

再次，構建學科話語。2016年5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指出，“在解讀中國實踐、構建中國理論上，我們應該最有發言權，但實際上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在國際上的聲音還比較小，還處于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要善于提煉標識性概念，打造易于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痹邳h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要“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提煉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這些重要論斷對我們構建張謇研究新的話語體系、講好張謇故事，深挖“張謇學”的歷史內涵與理論價值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張謇研究完全具備打造代表中國聲音、體現中國思想、彰顯中國智慧學科的內涵與條件。如何讓張謇研究走向全世界，在進行學科對話的基礎之上，產生較大的引領作用，增進人類文明的發展，在“打造易于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方面，尚待學界一起發力，共同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