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近代史學：從文本結構的視角看蘭克的史料批判法*

楊 璇

引 言

德國著名歷史學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被稱為“近代歷史學之父”，(1)雖然稱蘭克為“近代歷史學之父”不是一種全新的話語體系，但蘭克在歷史學科形成的過程中確實有值得肯定的貢獻。而且，在這套話語體系下，國內對蘭克史料批判法的討論仍有深入的空間，所以拙文在沿用這套話語體系的同時兼及蘭克史學中的非科學性。此說指向蘭克對近代歷史學科的建立所做的貢獻。但在19世紀的德意志，近代歷史學科的形成經歷了一個復雜的過程，要清楚知曉蘭克史學在這一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必須落實對具體的史學方法、歷史觀的理解。鑒于蘭克“近代歷史學之父”的頭銜(2)[美]格奧爾格·G.伊格爾斯：《德國的歷史觀》，彭剛、顧杭譯，譯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81—82頁。主要歸功于他在《羅曼與日耳曼族群史》(GeschichtenderromanischenundgermanischenV?lkervon1494bis1535)和作為附錄的《近代史家批判》(ZurKritikneuererGeschichtschreiber)中運用的史料批判法，文本選擇以蘭克的史料批判法為焦點，來說明近代歷史學形成的一個重要方面，呈現蘭克在其中的創造性努力。

受國外學術界影響，國內學術界對蘭克史料批判法的理解大都源于對“如實直書”(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的解讀。但一句名言并不能獲得對蘭克史料批判法透徹深入的理解，(3)呂和應認為，蘭克的“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在20世紀被歷史學家和歷史哲學家們格言化了，他們按照自己的需要進行闡釋，脫離了蘭克的本義。參見呂和應：《20世紀歷史哲學中的蘭克形象》，陳恒、洪慶明主編：《世界歷史評論》第1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3—150頁。最近，中文世界出現了另一種對“如實直書”的理解?！八幌氤尸F，過去原本如何”，胡昌智在《羅曼與日耳曼族群史》的導言中找出了“原本”的具體所指，它是指蘭克自己的基本看法(Ansicht)，即歐洲六個族群以基督教信仰為內容長期發展建立的一體性。(4)李孝遷、胡昌智：《史學旅行——蘭克遺產與中國近代史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4頁。由此，這句抽象的名言有了支撐的內容，蘭克的寓意也清晰了。胡昌智認為，這不是方法學里對史料考證的技術，與“據實直書”也無關，它是研究法領域之前、屬于提問(Heuristik)層面的關懷，(5)德羅伊森在《歷史知識理論》中提出，方法論包括問題的提出與材料的收集(Heuristik)、史料考證(Kritik)和解釋(Interpretation)；伯倫漢(Ernst Bernheim,1850-1942)在《史學方法論》中論述了史料學(Quellenkunde/Heuristik)、批判(Kritik)、觀點(Auffassung)等內容。兩位德國史學家在結構安排上，都把“Heuristik”放在了“Kritik”之前，且認為“Heuristik”和“Kritik”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指的是蘭克自己對世界史的看法。(6)李孝遷、胡昌智：《史學旅行——蘭克遺產與中國近代史學》，第35頁。

有鑒于此，為呈現蘭克的史料批判法，筆者將作精準說明，以擺脫對“如實直書”的長期曲解，具體從剖析蘭克史料批判類作品的文本結構入手。

蘭克史料批判類作品的文本結構

關于近代歷史學科的形成，學界長期以來一直強調，蘭克在1824年出版的《羅曼與日耳曼族群史》(7)Leopold Ranke, Geschichten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lker von 1494 bis 1535, Leipzig und Berlin, 1824;英文版為Leopold von Ranke, History of the Latin and Teutonic Nations from 1494 to 1514, translated by Philip A. Ashworth, London: George Bell and Sons, 1887.中文版為[德]利奧波德·馮·蘭克：《拉丁與日耳曼民族史1494—1514》，付欣、劉佳婷、陳潔譯，馬慶林校，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和《近代史家批判》(8)Leopold von Ranke, SW 33/34 Zur Kritik neuerer Geschichtschreiber, Alfred Dove Hg., Leipzig: Verlag von Duncker und Humblot, 1874;中文版為[德]利奧波德·馮·蘭克：《近代史家批判》，孫立新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是標志性事件。與此對應，學者們對這部作品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有價值的成果，(9)代表性研究成果可參見Theodore H. von Laue, Leopold Ranke The Formative Year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0; Enrst Schulin, “Rankes erstes Buch”,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Bd. 203, H.3(Dez., 1966), S.581-609; J?rn Rüsen, “Rhetoric and Aesthetics of History: Leopold von Ranke”, History and Theory, Vol. 29, No.2(May, 1990), pp.190-204; Siegfried Baur, Versuch über die Historik des jungen Ranke, Berlin, 1998; J. D. Braw: “Vision as Revision: Ranke and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Vol. 46, No. 4, Theme Issue 46: Revision in History (Dec.,2007), pp.45-60; [美]費利克斯·吉爾伯特：《歷史學：政治還是文化——對蘭克和布克哈特的反思》，劉耀春譯，劉君校，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美]安東尼·格拉夫敦：《腳注趣史》，張弢、王春華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并引發了一個新的研究方向：《羅曼與日耳曼族群史》以及蘭克其他史料批判類作品，值得從整體的視角加以關注。

從1824年到1836年成為柏林大學正教授這段時間，蘭克完成了數部作品。(10)這些作品是《南歐君主與族群》(1827)、《塞爾維亞革命》(1829)、《唐·卡洛斯傳》(1829)、《威尼斯的謀反》(1831)、《教皇史》(1834)、《意大利詩歌史》(1835)以及1832—1836年為《歷史政治雜志》寫作的數篇文章。其中，《威尼斯的謀反》(überdieVerschw?runggegenVenedigimJahre1618)、《唐·卡洛斯傳》(ZurGeschichtedesDonCarlos’)和《羅曼與日耳曼族群史》，都是蘭克將其理論用于實踐的例子。(11)Andreas D. Boldt, The Life and Work of the German Historian 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 An Assessment of His Achievement, New York: 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14, p.142.在《南歐君主與族群》(FürstenundV?lkervonSüd-Europa)中蘭克使用了威尼斯大使的報告，胡昌智認為這呈現出與第一本書不同的史料取向，是蘭克史料認識上的一個轉向，開啟了他畢生使用檔案文獻的實踐。(12)李孝遷、胡昌智：《史學旅行——蘭克遺產與中國近代史學》，第45頁。學者們把這幾部作品看成是與史料批判法密切相關、呈現蘭克方法學的作品。作為一名剛獲得柏林大學教職、還在成長中的歷史學家，蘭克的課程講稿、信件以及1827年至1831年游歷維也納、威尼斯和羅馬等城市收集檔案的學術活動都圍繞著史料進行。安東尼·格拉夫敦(Anthony Grafton)甚至稱，在蘭克的處女作出版后的幾年中，蘭克在史學方面的興趣漸消，對文獻的熱情卻燃燒了起來。(13)[美]安東尼·格拉夫敦：《腳注趣史》，第59頁。

蘭克上述篇幅不等的著作構成了一組史料批判類作品，它們明確包含“歷史”(Geschichten)和“批判”(Kritik)兩部分。這種文本結構有兩點意義，一是表明蘭克開創了一種全新的歷史寫作模式，二是體現出了蘭克對史料的重視。蘭克用一部歷史作品完成了敘述歷史和批判史料兩項任務。今天的歷史學者對這種結構安排早已習以為常，但如果回到蘭克之前的歷史寫作和文本批判的學術情境中，蘭克的歷史研究和傳統史學之間的顯著區別通過文本結構就直觀顯現出來了。

蘭克之前，歷史學有悠遠的敘事傳統。歷史學家一直都在講故事，從修昔底德、塔西佗到吉本和麥考萊，以生動優雅的散文進行敘事創作，通常被史家視為最高志向。(14)Lawrence Stone,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 Past and Present, No.85(Nov., 1979), p.3.敘事主義的歷史哲學替“敘事”作了理論分析，指出每個敘述都有事后回溯的性質，都會是單一主詞并具有時間順序。(15)阿瑟·丹圖把歷史著作中典型的句子稱為“敘述句”(narrative sentences)，其特征是至少提及兩個在時間上分開的事件，且只描述先發生在前的那個事件。丹圖的詳細論述，可參見Arthur C. Danto, Narrative and Knowled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143-181.筆者所使用的“敘事”一詞即是此意，強調敘事意味著以時間順序組織材料，就是有情節安排，也要把內容集中于一個單一連貫的故事。(16)Lawrence Stone,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 p.3. 勞倫斯·斯通在《歷史與后現代主義》一文中，區分了傳統意義上的敘事和后現代主義意義上的敘事，詳細論述可參見Lawrence Stone,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Past and Present, No.135(May, 1992), pp.189-190.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以上一代或同時代的戰爭為內容，在求真愿望的驅動下，萌生了材料批判的意識。但他們在文本中沒有呈現出批判結果，也沒有說明批判技藝，而是專注用修辭技巧講述一個他們認為重要的故事。因此，在他們的文本結構中，只有“歷史”而沒有“批判”。直到蘭克，他著迷于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1832)敘述的歷史故事，但也指出其中捏造的歷史人物，(17)司各特歷史小說對蘭克歷史寫作的影響，可參見Leopold von Ranke, SW 53/54 Zur eigenen Lebensgeschichte, Alfred Dove Hg.,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890, S.61.國內新近研究可參見景德祥：《從書信看蘭克第一本書及附本的誕生》，《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6期。史實的考證與批判完全不被浪漫主義的偉大敘事者司各特所看重。

同時，在近代早期，雖然歷史仍被視為修辭學的一個分支，但一些學者產生了文本批判的意識。安東尼·格拉夫敦探討了近代早期歐洲的歷史批判，提到瑞士神學家讓·勒·克勒克(Jean Le Clerc,1657-1736)批判古羅馬歷史家庫爾提烏斯(Quintus Curtius)的《亞歷山大史》，稱其改編希臘史料來講述亞歷山大的故事。(18)Anthony Grafton, What was History? The Art of Histor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4.克勒克認為，歷史學家的任務核心是批判地思考和精心考量證據，歷史學家必須檢查他的史料，從中選取被證明是可信的部分，并以一種平靜的散文重造它。(19)Anthony Grafton, What was History? The Art of Histor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11.顯然，近代早期的史家并不精于文本批判，反而是人文主義者、神學家和語文學家掌握了精湛的批判技藝。由此產生了兩個后果，一是語文學家的作品只有“批判”，而沒有“歷史”，這是文本學家的文本結構；二是人文主義者、語文家的文本批判強化了歷史的修辭模式，人文主義者以歷史方法達到了傳統的“以歷史為師”的目的，而不是以“如實直書”的方式去重新創造一個陌生的過去。(20)Anthony Grafton, What was History? The Art of Histor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32.

歷史意識包括時序意識、證據意識以及對因果關系的興趣三個要素。(21)[英]彼得·伯克：《文藝復興時期的歷史意識》，楊賢宗、高細媛譯，上海三聯書店2017年版，第1頁。在19世紀獨立的歷史學科形成之前，歷史意識的三個要素分別存在于不同學者的思想中，史家具有時序意識，而人文主義者和語文學家則更具證據意識。直觀上看，蘭克用“歷史”加“批判”組成一份完整的著作，以這樣的文本結構完成了曾經分屬于史家和語文學家的工作；深入地看，文本結構的調整變化，暗含了歷史研究模式的轉變。傳統史家通過構想、安排文本結構表明他們賦予歷史實用和教育功能，歷史被視為修辭學的分支。蘭克拋棄了傳統史學實用的、教育的功能，在歷史敘事中雖然他不反對修辭，但他把歷史敘事建立在了史實的批判研究基礎上，由此為歷史學獲得獨立的學科地位開辟了道路。后世史家稱蘭克是“近代歷史學之父”，從他開創區別于傳統史學的近代歷史學，尤其是從其文本結構的視角來看，這樣的評價是中肯的。

蘭克早年以史料批判為基礎的系列作品表明，他持續把歷史敘事和史料批判兩大傳統結合了起來，蘭克對歷史學學科屬性的認識也通過這種歷史寫作模式體現了出來。歷史學學科的形成問題涉及多個方面，包括后期的史學知識論以及方法學教科書的出現。具體從蘭克的史學實踐看，他對史料的重視是歷史學學科屬性形成的基礎，這一點值得進一步論述。

文本結構中的史料批判

蘭克對史料的闡釋是一個獨立而完整的敘事，他早年一系列作品的前言寫作模式與史料有著密切的關聯。在《羅曼與日耳曼族群史》的前言中他談到，研究方法和批判結果將在和這本書同時出版的第二本書中呈現，(22)Leopold Ranke, Geschichten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lker von 1494 bis 1535, Vorrede, S.VI.顯然，蘭克所指的是作為附錄的《近代史家批判》?！短啤た逅箓鳌返牡谝徊糠质桥形恼?，包括分析先前的敘事和重要的討論問題兩部分；第二部分是唐·卡洛斯的生平。在《威尼斯的謀反》中蘭克比較了與1618年威尼斯的謀反相關的最初的報道、官方文件、學者敘述等，結尾呈現了數十頁的原始材料。這種文本結構所傳達的寓意，可以有兩種理解，一是蘭克的做法表明批判和表現(Darstellung)能夠恰當地被結合在一起，被正確運用的批判不但能提升真實性，而且還能促進表現的生動性。(23)Enrst Schulin, “Rankes erstes Buch”, S.584.二是蘭克忠實于歷史寫作的古典觀念，他并不愿意接受一部史著同時包含史事講述與史學家研究兩部分。(24)[美]安東尼·格拉夫敦：《腳注趣史》，第91頁。無論我們贊同何種理解，可以明確，史料是史學家必須面對和加以說明的對象。

目的(Absicht)、材料(Stoff)和形式(Form)是蘭克作品關切的三個主題，蘭克通常會在“歷史”和“批判”的前言中至少提綱挈領地說明三者中的一項。表明寫作的目的、介紹使用的材料、說明敘事的形式構成了蘭克的前言寫作模式，這種寫作模式一直保持到了蘭克成熟時期的作品中。(25)蘭克的所有前言通過這種寫作模式表達出某種觀點(Ansicht)，這個“觀點”才是前言的思想內核。在史料批判類作品的前言中，這個“觀點”大多指向史料，在蘭克后來的作品，諸如《教皇史》和《普魯士史九書》的前言中，蘭克則表明了自己對歷史的“觀點”。蘭克在《羅曼與日耳曼族群史》的前言中說，他首先要對寫作目的、材料和形式做一個簡要的解釋。(26)Leopold Ranke, Geschichten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lker von 1494 bis 1535, Vorrede, S.III.蘭克的正文與前言的寫作模式之間存在著對應關系。在《近代史家批判》的前言中，蘭克指出批判的材料是近代史家的著作，在形式上，或許看起來像各種片段的拼接，但是思想上是統一的。(27)Leopold von Ranke, SW 33/34 Zur Kritik neuerer Geschichtschreiber, Vorrede, S.III-V.在正文中，蘭克對圭恰爾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1483-1540)《意大利史》的批判從介紹他的生平開始，先談形式后談材料，在關于材料的論述中表明自己的目的?？疾旃缜柕夏釁⑴c的政治活動之后，蘭克認為圭恰爾迪尼在本性上是實踐的，他也熱愛理論、政治的抽象和歷史。(28)Leopold von Ranke, SW 33/34 Zur Kritik neuerer Geschichtschreiber, S.5-6.其實，圭恰爾迪尼的生平顯示出他具備古代歷史寫作者所需要的一切條件：必備的政治和軍事經驗。(29)[美]安東尼·格拉夫敦：《腳注趣史》，第52頁。在近代歷史學科形成之前，沒有職業歷史學家，人們所熟知的古代歷史家大都具有多重身份，謀生方式往往也不是歷史寫作。蘭克認為圭恰爾迪尼只是對歷史感興趣或是個歷史愛好者。蘭克對歷史學家的身份認同已與先前不同。

蘭克指出，圭恰爾迪尼以年鑒的形式來看待自己的著作，(30)Leopold von Ranke, SW 33/34 Zur Kritik neuerer Geschichtschreiber, S.7.但這不是一本成功的年鑒。盡管按照時間順序記錄著發生的事件，實際上與寫日記沒有區別，(31)Leopold von Ranke, SW 33/34 Zur Kritik neuerer Geschichtschreiber, S.7.因為圭恰爾迪尼講述的事件都缺少確定的時間。(32)Leopold von Ranke, SW 33/34 Zur Kritik neuerer Geschichtschreiber, S.8.換言之，圭恰爾迪尼不是通過清楚的時間來表明事件之間的接續，而是通過諸多事件間的關系來表明事件發生的先后順序。但圭恰爾迪尼的著作仍可被視為歷史著作，原因是他習慣在每一個時間段中找到最主要的事件，將之與其他依賴于它的事件相聯系。所以，這部著作一直是歷史，不是一種筆記匯編。(33)Leopold von Ranke, SW 33/34 Zur Kritik neuerer Geschichtschreiber, S.8.

蘭克對《意大利史》的材料分析，界清了“圭恰爾迪尼的著作能否被完全當成史料來看待”的問題。(34)Leopold von Ranke, SW 33/34 Zur Kritik neuerer Geschichtschreiber, S.9.而“什么是史料”是史料批判法要首先解決的問題，在后文進一步探討蘭克所認為的“史學家如何處理、批判史料”的問題之前，首先說明蘭克認為“什么是史料”這個基本問題。

蘭克在《近代史家批判》中談道：

在考察那些我們一概稱為提供了史料的、原始資料的歷史寫作者(urkundlichen Geschichtschreibern)的時候，首先有一個問題，他們是否是參與者和目擊者，或者他們是否只是同時代的人。(35)Leopold von Ranke, SW 33/34 Zur Kritik neuerer Geschichtschreiber, S.9.

蘭克在《羅曼與日耳曼族群史》前言中也有一段相關表述：

當前這部著作的基礎，它的材料來源是回憶錄、日記、信件、公使報告和目擊者最原始的記述。而另外的一些著作，它們要么是直接源于上述材料，要么有一種原初的認知，使其看起來是與前者同等。(36)Leopold Ranke, Geschichten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lker von 1494 bis 1535, Vorrede, S.VI.

蘭克認為，像日記、信件、目擊者最原始的記述都可以被視為史料，它們被記錄下來的時間和它所記述的事件發生的時間間隔不久。在排除目擊者故意隱瞞、篡改部分事件的情況下，它們具有時效性、完整性。

“什么是史料”細化了對史料的分類。蘭克在這段話中把史料分為原始材料和衍生材料，這與古物學家的分類并無差別，(37)莫米利亞諾(Arnaldo Momigliano)認為，歷史研究的全部近代方法建立在對原始權威(original authorities)和衍生權威(derivative authorities)的區分上，原始權威指事件見證者的記錄以及同時代的文獻和其他非文本證據，衍生權威指從原始權威中推斷出的證據，古物學家在這種新的歷史方法的形成過程中扮演了突出角色。詳情可參見[意]阿納爾多·莫米利亞諾：《歷史學研究》，王晨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2—3頁。就此而言，蘭克在史料的區分上沒有太多的原創性。值得注意的是，《近代史家批判》中的這段話是對史料形成的理解。蘭克說，面對史料，史學家首先要詢問的是史料記述者的情況，究竟是參與者、目擊者還是同時代的人？這意味著記述者與事件之間的親疏關系影響著史料的可信度。

蘭克對“什么是史料”的看法，在他不同時期的作品中發生著變化。在《教皇史》(Dier?mischenP?pste,ihreKircheundihrStaatim16.und17.Jahrhundert)的前言中，蘭克敘述了他在維也納、威尼斯和羅馬等地收集檔案的經歷。在維也納，他收集的材料包括緊急公函、使節公務報告、編年和日記；(38)Leopold von Ranke, SW 37 Die r?mischen P?pste in den letzten vier Jahrhunderten, Alfred Dove Hg., Leipzig: Verlag von Duncker und Humblot, 1874, Vorrede, S.vi.《教皇史》1834年第一版的書名是“Die r?mischen P?pste, ihre Kirche und ihr Staat im 16. und 17. Jahrhundert”，1874年全集版的書名是“Die r?mischen P?pste in den letzten vier Jahrhunderten”，全集版前言在第一版的基礎上加了一個注釋。在威尼斯，他收集了48份與羅馬有關的使節公務報告；(39)Leopold von Ranke, SW 37 Die r?mischen P?pste in den letzten vier Jahrhunderten, Vorrede, S.viii.在居住于羅馬的貴族私人藏書中，他找到了國家公文，因為這些貴族廣泛參與政治事務，所以他們收藏的文獻也可視為檔案，此外蘭克還在科爾尼西(Corsiniana)家族的收藏中發現了教皇大使與教會的通信、使節公務報告、教皇傳記、工作日志和日記等材料。(40)Leopold von Ranke, SW 37 Die r?mischen P?pste in den letzten vier Jahrhunderten, Vorrede, S.ix.在1839年的《宗教改革時期的德意志史》(DeutscheGeschichteimZeitalterderReformation)的前言中，蘭克繼續談道：

我看到這個時代到來了。在這個時代中，我們不會把近代史的基礎建立在同時代的歷史學家的記錄上，除非這些記錄中有對原初的認知，更別說把基礎建立在從這些記錄中派生出來的著作中。我們要把近代史的基礎建立在目擊者的公務報告和直接的史料之上。(41)Leopold von Ranke, SW 1 Deutsche Geschichte im Zeitalter der Reformation, Alfred Dove Hg., Leipzig: Verlag von Duncker und Humblot, 1867, Vorrede, S.x.

蘭克在寫作他的第一本書時，既參考了原始材料也參考衍生材料。當時，蘭克對衍生材料比較包容，在前言中沒有強硬表示原始材料比衍生材料更權威。而在19世紀30年代的《教皇史》和《宗教改革時期的德意志史》中，蘭克縮小了史料的范圍，把它限制在了原始材料上。

即使是原始材料，史學家同樣要考證、批判，蘭克在《教皇史》的前言中表明了這一立場。他談到，只有在羅馬才能找到證明、擴充和鑒定這些原始材料的資源。(42)Leopold von Ranke, SW 37 Die r?mischen P?pste in den letzten vier Jahrhunderten, Vorrede, S.viii.其實，在《近代史家批判》中蘭克就表現出了史料批判的意識。這種意識既有原創，也有從修昔底德處繼承的傳統。前文所引《近代史家批判》的這段話，蘭克認為即便史料本身已經被認定為原始材料，史學家仍然需要鑒別史料記述者的身份。修昔底德說，他所描述的事件，不是他親自看見的，就是他從那些親自看見這些事情的人那里聽到后經他仔細考核過了的。(43)[古希臘]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上冊)，謝德風譯，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20頁。有意思的是，修昔底德考核、批判的目擊者證詞，恰恰就是所謂的原始材料。原始材料本身并不能確保其真實性，史學家需要運用史料批判法來鑒別史料的真偽。所以，在批判意識的指導下運用史料批判法是蘭克的創見。

蘭克的批判結果顯示，圭恰爾迪尼至少抄襲了三部著作，(44)三部著作分別是加利亞佐的《米蘭公爵弗朗西斯光復原位記事》，作者姓名不詳的《贊美神圣的卡洛斯二書》，盧塞萊的《意大利戰爭》。蘭克批判結果的詳細內容，可參見Leopold von Ranke, SW 33/34 Zur Kritik neuerer Geschichtschreiber, S.11, 13, 14, 15, 17.對于中國學者來說，要判斷蘭克批判結果的正誤非常困難。所以，筆者選擇相信蘭克批判結果的準確性，這種相信建立在學者們的主體間性之上，他們認可了《近代史家批判》的學術價值。相比于羅列蘭克的批判結果，分析蘭克對圭恰爾迪尼偽造演說詞的批判更能體現他塑造的近代史學不同于傳統史學之處。蘭克指出，在當時的意大利，人們談論演說時，除了優雅之外，沒有其他要求。(45)Leopold von Ranke, SW 33/34 Zur Kritik neuerer Geschichtschreiber, S.20.但蘭克認為，圭恰爾迪尼虛構演說詞的舉動非常惡劣，圭恰爾迪尼偽造演說詞的情況有三種：一是改動發表的演說詞，二是編造未發表的演說詞，三是改變事實(Thatsachen)，讓事實符合演說。蘭克認為第三種情況是一個歷史學家最不應該做的事情。(46)Leopold von Ranke, SW 33/34 Zur Kritik neuerer Geschichtschreiber, S.21.蘭克的觀點表明他拒絕為追求優美的敘事風格而犧牲敘事真實性。蘭克對真實性的要求，首先意味著他把真實性與歷史學的科學性相關聯，不認可歷史敘事中真實與虛假并存，這是觀念的轉變。(47)莫米利亞諾談到，古人覺得希羅多德同時是歷史之父和說謊者沒什么不相稱，在近代歷史學形成之前，人們認為歷史家同時也是說謊者。莫米利亞諾的詳細論述，可參見[意]阿納爾多·莫米利亞諾：《歷史學研究》，第164頁。這種轉變意味著蘭克致力于讓歷史擺脫修辭學分支這一尷尬境地，而將其逐漸塑造成一門獨立的學科。觀念和實踐都需要新方法使其成為現實，具體來說，史料批判法不只是蘭克史學的顯著特點，對歷史科學的形成也極具意義。歷史科學區別于先前的歷史工作和歷史寫作的形式，它有一種方法論，這種方法學說定義了歷史學家如何研究以及用什么樣的方法研究，并呈現研究成果。(48)Stefan Jordan, Theorien und Methoden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Paderborn, 2016, S.40.

那么，蘭克為什么能夠做到對史料的批判？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學界早有公論，即蘭克超高的語言能力與他的語文學知識及技藝，使他可以毫無障礙地閱讀拉丁語、意大利語等語言。(49)Andreas D. Boldt, The Life and Work of the German Historian 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 An Assessment of His Achievement, p.29.第二個原因是蘭克的文本觀念與先行的語文學家之間的聯系。從沃爾夫(Friedrich August Wolf, 1759-1824)開始，語文學家把文本視作一種歷史的產物，伯克(August B?chk,1785-1867)系統闡釋了這種觀點。蘭克在批判圭恰爾迪尼時提出的多個問題和伯克的“歷史的批判”(historische Kritik)的三項任務相似，(50)伯克認為歷史的批判有三項任務：檢查一個古物在整體上和細節上是否和歷史真實是一致的；如果有不一致，有哪些是一致的；它的來源又是什么。詳情可參見August Boeckh, Encyklop?die und Methodologie der Philologischen Wissenschaft, Leipzig, 1886, S.207.他追問的正是圭恰爾迪尼《意大利史》的史料來源。這種設問的前提是，史學家承認信息會經歷一種無意識的漸變。(51)Aviezer Tucker, Our Knowledge of the Pa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75.文本擁有時間與歷史。文本有自己被制造出來的時刻，有著被史學家發現、解讀的時刻，它的形式和內容也會在時間中演變。蘭克意識到針對同一事件，也會產生多種敘事。他在《威尼斯的謀反》中談到，人們不能只期待對一場重大事件的唯一認知，或者是對非常有意義的狀況的唯一認識。(52)Leopold von Ranke, SW 42 Die Verschw?rung gegen Venedig im Jahre 1618. Mit Urkunden aus dem Venezianischen Archive, Alfred Dove Hg., Leipzig, 1878, S.137.

語文學家產生了文本歷史化的意識，但很有可能是史學家進一步把文本的歷史化向史料的歷史化推進。史料的歷史化包括的不只是時間上的前后相繼，而且還要超越文本內在的優越。歷史的文本內容不被視為具有普遍證詞性質的柏拉圖式文本，而是要在它產生的時間語境中被處理。(53)Stefan Jordan, Theorien und Methoden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S.44.不能忽視，蘭克的史料觀念引領著他回答“歷史學家如何處理、批判史料”的問題。

蘭克的史料批判法可以概括出批判史料的觀念、史料歷史化的觀念和觀點(Ansicht)決定史料選擇三個要點。對于最后一個要點，蘭克意識到在“批判”之前還有一個步驟，就是“提問與史料收集”(Heuristik)，蘭克意識到史料和歷史敘事之間的差別與關系。傳統德國史學理論家所使用的“提問與史料收集”原意，是帶動研究的提問以及相關史料的收集，(54)李孝遷、胡昌智：《史學旅行——蘭克遺產與中國近代史學》，第303頁?！叭鐚嵵睍卑颂釂枌用娴年P懷，如果再考慮到《羅曼與日耳曼族群史》前言中的另一句話：“史學家的目的依賴于他的觀點”，(55)Leopold Ranke, Geschichten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lker von 1494 bis 1535, Vorrede, S.III.原文：Die Absicht eines Historikers h?ngt von seiner Ansicht ab.那么“提問”這一環節就更明顯了。后來，德羅伊森在《歷史知識理論》中提出，歷史研究工作的起點是歷史問題的提出。(56)[德]德羅伊森：《歷史知識理論》，[德]耶爾恩·呂森、胡昌智編選，胡昌智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頁。德羅伊森對方法論的系統論述，展現了他和蘭克之間，甚至是整個19世紀德國史學家在方法論觀念上的延續性。

史料和歷史敘事之間的差別表現在蘭克稱史料只是“無生命的紙”，(57)Leopold von Ranke, SW 1 Deutsche Geschichte im Zeitalter der Reformation, Vorrede, S.vii.而史學家的觀點決定了哪些史料能夠被選擇與使用。蘭克在《宗教改革時期的德意志史》的前言中談到，1510年至1618年之間的德意志憲法和政治狀況的基礎是它周期性的帝國議會及其決議，然而帝國議會的重要性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58)Leopold von Ranke, SW 1 Deutsche Geschichte im Zeitalter der Reformation, Vorrede, S.v.1836年秋，蘭克在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市立檔案館找到了96卷對開本的1414至1613年間帝國議會檔案和城市代表報告的檔案片段。(59)Leopold von Ranke, SW 1 Deutsche Geschichte im Zeitalter der Reformation, Vorrede, S.vi.

史學家留下了與研究相關聯的史料，蘭克在《唐·卡洛斯傳》中揭示了這些被保留下來的史料的命運。針對西班牙王子唐·卡洛斯的離奇死亡，史學家、文學家形成了多樣敘事，其間甚至相互矛盾。蘭克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

歷史學家要描述爭論的時候，他的任務是采用每個爭論方的觀點理解爭論，權衡這些事實，然后再把它們寫下來。我有責任為每個人伸張正當性，他本身也是有價值的。與之相反的是，只帶來一方的意見，由此進入爭論中，來探索戰斗。因之，敘述本身成了武器，歷史變成了政治。(60)Leopold von Ranke, “Don Carlos, Prinz von Asturien, Sohn K?nig Philpps II. von Spainen”, in SW 40/41 Historisch-biographische Studien, Alfred Dove Hg., Leipzig, 1877, S.452.

在劃定與研究對象相關聯的史料時，史料經歷了一個被選擇的環節。之后，在形成敘事之前，史學家不能輕易地排除一些史料，留下另一些史料。蘭克要做的是，表現相互矛盾的史料，以展示史料的多樣性。

蘭克清楚歷史敘事和史料批判是歷史研究中兩個不同的維度。1885年，蘭克在自述中談到，為準備寫作《普魯士史九書》(NeunBücherpreu?ischerGeschichte)，(61)1848年出版時，書名為《普魯士史九書》；1874年全集版名為《普魯士史十二書》(Zw?lf Bücher preu?ischer Geschichte)。此書的內容簡介，可參見Andreas D. Boldt, The Life and Work of the German Historian 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 An Assessment of His Achievement, pp.161-164.他從巴黎收集與普魯士相關的原始報告副本，回到柏林之后，即便按照這些副本原來的樣子呈現也是一項有益的工作，但這就不具有啟發意義了。蘭克想在普魯士的檔案中探尋關于這些報告的闡釋(Aufkl?rung)和啟示，(62)Leopold von Ranke, SW 53/54 Zur eigenen Lebensgeschichte, S.73.想解答勃蘭登堡選帝侯如何把他的邦國提升為影響歐洲的力量。(63)Leopold von Ranke, SW 53/54 Zur eigenen Lebensgeschichte, S.74.因此，史料只能提供解答某個問題的證據，而歷史敘事卻能給出答案。

蘭克史料批判法之檢討

帶著蘭克極力倡導的批判精神，檢討蘭克的史料批判法，可以了解蘭克史學的另一面向。人們比較熟悉的是學者們圍繞著“史料類別”對蘭克的批判，(64)部分學者對此問題的論述可參見Oliver J. Daddow, “The Ideology of Apathy: Historians and Postmodernism”, Rethinking History, Vol.8, No.3(Sep. 2004), p.426;[英]E.H.卡爾：《歷史是什么》，陳恒譯，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98、102頁；[美]安東尼·格拉夫敦：《腳注趣史》，第70頁。有關蘭克偏向使用官方政治檔案史料，忽略經濟社會活動這一有很大檢討空間的問題，本文姑且擱置，只將檢討聚焦于他晚年回顧時對自己史料批判法的原創性夸大這一問題。

蘭克在1885年回顧《羅曼與日耳曼族群史》寫作時，聲稱他沒有考慮到尼布爾，尼布爾在本質上想要獲得一種傳統的意義(沿著語文學的路徑，研究古代世界的精神表現——引者加)；他也沒有考慮到赫爾曼，赫爾曼孤立地批判史料的原作者，史料批判法是自己的原創。(65)Leopold von Ranke, SW 53/54 Zur eigenen Lebensgeschichte, S.62.檢驗蘭克1885年的這一論斷的途徑有兩種：一是尋找蘭克其他的說法，對兩者進行比較；二是借鑒史學史相關研究成果。循著第一個途徑，我們回到蘭克寫作《羅曼與日耳曼族群史》時的歷史情境，看青年蘭克留下的比蘭克晚年回憶更可信的材料，晚年蘭克的論斷就變得非?？梢?。1824年12月14日，蘭克致信尼布爾，稱尼布爾是“一種新的批判法的開創者”，(66)蘭克于1824年12月14日寫給尼布爾的信，可參見Dietmar Grypa Hg., Gesamtausgabe des Briefwechsels von Leopold von Ranke Bd.1,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2016, S.692-695.大部分古典學史和史學史著作都會著重論述尼布爾和赫爾曼的批判法，研究者也通常會指出蘭克的史料批判法受到尼布爾和赫爾曼的影響。(67)關于這一問題的論述，可參見Ernst Schulin, “Rankes erstes Buch”,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Bd.203, H.3(Dez., 1966), S.581-609; Georg G. I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 e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New York: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1973, Introduction; Aviezer Tucker, Our Knowledge of the Pa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Mario Wimmer, “Rankes Quellen”, Historicum N.F., 2015; Andreas D. Boldt, Leopold von Ranke: A Biography,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美]安東尼·格拉夫敦：《腳注趣史》，第96—112頁。所以，較為中肯的說法是，蘭克綜合了先前已經存在的三種方法，以史料批判的態度，堅持使用原始文獻，把語文學的方法應用在歷史寫作和教學之中。(68)Thomas Gil, “Leopold Ranke”, in Aviezer Tucker ed., A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Malden: Wiley-Blackwell, 2009, p.384.

尼布爾和赫爾曼還在蘭克的自述中留下了姓名，古斯塔夫·斯滕策爾(Gustav Adolf Stenzel,1792-1854)則完全被蘭克在自述中有意地抹去了。他是蘭克在萊比錫大學求學時的學長，他對蘭克的史料批判法影響更為直接。斯滕策爾在萊比錫之戰中負傷回到學校，他光榮的過去和對未來的計劃給年輕的神學和古典語文學學生蘭克留下了深刻印象。(69)Ernst Schulin, “Rankes erstes Buch”, S.581.斯滕策爾帶著蘭克一起批判地閱讀中世紀歷史家的著作，并向他展示自己多年來摘抄的筆記。(70)Ernst Schulin, “Rankes erstes Buch”, S.581; Andreas D. Boldt, Leopold von Ranke: A Biography, p.21.兩人的關系一度非常親密，對蘭克而言，斯滕策爾亦師亦友，是蘭克除了家人以外極少數不以敬語相稱的人。(71)李孝遷、胡昌智：《史學旅行——蘭克遺產與中國近代史學》，第23頁。

斯滕策爾對蘭克的直接影響也體現在兩人的書信往來中。(72)兩人的通信，可參見C. Varrentrapp, “Briefe an Ranke: von ?lteren und gleichalterigen deutschen und franz?sischen Historikern”,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Bd.105, H.1(1910), S.120-128; Dietmar Grypa Hg., Gesamtausgabe des Briefwechsels von Leopold von Ranke Bd.1, S.719-721.蘭克在1825年1月23日給斯滕策爾的信中親承斯滕策爾的幫助與引導，同時寄去了《羅曼與日耳曼族群史》一書。蘭克在信中還說，他從事了和斯滕策爾一樣的研究。此時距在萊比錫大學斯滕策爾問他是否想要投身于歷史學已經過去了十年。蘭克坦白，他向斯滕策爾隱瞞了他對歷史隱秘的熱情。(73)Dietmar Grypa Hg., Gesamtausgabe des Briefwechsels von Leopold von Ranke Bd.1, S.719.可能正是因為蘭克的幽隱心曲，斯滕策爾對蘭克這本書的問世毫無心理準備。斯滕策爾早在1810年就立下了寫一部呈現神圣羅馬帝國的功績與榮耀史書的人生理想，他持續很長時間的歷史寫作反而沒有先于蘭克完成。當他收到蘭克寄來的書時，他很驚訝。(74)Ernst Schulin, “Rankes erstes Buch”, S.582.蘭克憑借這部著作獲得了絕佳的發展機會，而斯滕策爾在史學上卻沒有太大建樹，兩人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75)兩人后來的交往，可參見胡昌智：《論蘭克的史學思想》，《學術研究》2021年第8期?！读_曼與日耳曼族群史》的問世讓蘭克站在了事業的黃金起點，但也淡化了與斯滕策爾的友情。蘭克晚年有四次自述，都沒有提過斯滕策爾的名字。這恰恰為我們批評蘭克夸大自己史料批判法的原創性留下了線索。

在蘭克之前，史料批判是史學家歷史寫作過程中最為薄弱的一環，他們既未具備過硬的史料批判技藝，也鮮有樹立史料批判的意識。蘭克在自己對歷史的興趣指引下，憑借語文學的知識背景，把語文學家所擅長的批判技藝和史學家所追求的敘事風格結合在一起，構建出一種歷史寫作的新面貌，由此逐步形成獨立的歷史學科。在17、18世紀，批判概念向三個方向延伸，進而普遍化，其中一個方向是批判的功能從評判文本的真實性擴展到對文本的解釋上。(76)Otto Brunner, Werner Conze, Reinhart Koselleck Hg.,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Bd.3, Stuttgart, 1982, S.655.史料批判法對近代歷史學科確立的意義就在于，它在技術上為史學家求真的追求提供了一種保證，同時又為史學家解釋文本提供了一種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