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乾《樂府正義》的理學淵源與宋學立場*

柴天騏 王福利

朱乾《樂府正義》是清代樂府研究專書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王運熙先生稱其“在明清兩代樂府專書中，當推為材料最豐富、見解最突出之著作”。(1)王運熙：《樂府詩述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23頁。黃節《漢魏樂府風箋》、余冠英《樂府詩選》、王運熙《樂府詩述論》等近現代主要樂府學研究著作亦頻繁征引其說。全書十五卷，收錄漢魏六朝樂府古辭844首，大體依據《樂府詩集》的分類標準將入選樂府詩分為9類。卷首有《原樂》22篇，系統闡述了朱乾本人的音樂思想。國家圖書館、南京圖書館、浙江圖書館、日本京都大學圖書館有藏。但該書并不見于清代主要目錄著作，《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及《中國古籍總目》亦不曾著錄?，F代學者多是通過黃節《漢魏樂府風箋》的引用才得知這本書的存在。

學界目前對《樂府正義》的研究，多集中在對該書的選錄標準、批評特色，以及朱乾“重義”思想的闡述等方面。由于資料之稀缺，極少有學者對朱乾的生平、家世、交游等進行探究，并進而對《樂府正義》的思想意識與其成書時代的關系等重要問題加以論析。蘇州圖書館藏《浙江嘉興府秀水縣朱氏四代手稿》的發現，使我們對朱乾有了更為全面的新認識，也使得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究其思想觀念與學術立場的淵源流變成為可能。

朱乾生平及其家世、交游中的理學背景

朱乾生平不見于正史記載。據《光緒嘉興府志》及《重修秀水縣志稿》可知：朱乾，字贊文，號秬堂，浙江嘉興秀水人。生年不詳，卒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2)《光緒嘉興府志》有“七十一齡丁承重祖母干氏艱”之語，則其生年至少應為1706年以前。許瑤光修：《光緒嘉興府志》卷五二，《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13》，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00頁上。以拔貢中選，聲名顯赫的朱筠、朱珪均曾受業其門下。朱乾博學，兼工詩、古文，尤究心于樂府，其著述見載于《重修秀水縣志稿·經籍志》的有《四書集成》《春秋纂傳》《關中雜記》《奏議選》《管子訂訛》《文選訂訛》《周禮正訛》《楚詞古音》《蓮岳臥游》《樂府正義》等。(3)金蓉鏡等纂修：《重修秀水縣志稿》卷五，民國九年稿本。

然以上方志的記載畢竟太過簡括，其他資料則不得其詳。蘇州圖書館藏《浙江嘉興府秀水縣朱氏四代手稿》的發現，復參以同時代人零星之著述，使得關于朱乾的諸多要事愈發清晰起來。朱珪之子錫經在為朱珪所作年譜中曾云：“先祖延師必碩儒，府君所從師如蔣秋涇、顧河千光、朱秬堂乾、吳賡華光升諸先生皆通彥?！?4)朱錫經：《南厓府君年譜》，朱珪：《知足齋文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45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96頁?？梢娭烨酁橐粫r之名賢。朱乾之弟朱坤曾說：“胞兄乾，蒙竇學憲(5)竇學憲即竇光鼐，史載：“竇光鼐，字元調，山東諸城人……二十年，授左副都御史。督浙江學政?！薄肚迨犯濉肪砣?，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0791頁。又，清戴殿泗曾敘及乾隆戊寅竇光鼐等人于敷文書院擇士之盛況，朱乾之受知于竇當在此時。戴殿泗：《風希堂文集》卷四，《清代詩文集匯編》第415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96頁上。檄取敷文，肄業而始衰，以后，力有不能已，復辭去?！薄鞍旨揖?，無意仕進，留心著述?！?6)朱坤：《上雷翠庭師(戊寅九月)》，《余暨叢書》甲卷，《四庫未收書輯刊》第10輯第18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616頁下、617頁上?？芍?，朱乾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之前曾于杭州敷文書院肄業，此后絕意仕途，居家著書，據朱珪序，《樂府正義》即成書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7)“甲申，聞先大夫憂，奔喪返，再見先生。曰：‘我《樂府正義》成矣！他日子能刻之，吾愿足也?！敝飓暎骸丁礃犯x〉序》，朱乾：《樂府正義》，日本京都大學據清乾隆五十四年秬香堂藏板刊本影印本，第2頁。朱乾退居杭、嘉期間，并非不問世事?！墩憬闻d府秀水縣朱氏四代手稿》中載有朱乾《圣主南巡賦》一文，為其于乾隆二次南巡時所獻，內容全為歌功頌德、粉飾太平，如《〈圣主南巡賦〉序》曰：“往者周有‘于邁’之文，漢有‘之回’之作。所恩施道里，比于今，尤階闥也，然且載在《詩》章，編諸樂府，以詠歌盛事?；突褪コ?，暢九垓而泝八埏，雍容揄揚，斯千載一時矣?！?8)見蘇州圖書館藏《浙江嘉興府秀水縣朱氏四代手稿》之《曾祖考秬堂府君手稿》。意即今日時局之盛尤甚于周、漢，故需要如《詩》、樂府之類的作品加以頌揚。對比《〈樂府正義〉序》中“我朝列圣相承，仁漸義摩，淪肌膚而浹骨髓……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此千載一時也”(9)朱乾：《〈樂府正義〉序》，《樂府正義》，第9頁。之語可知，《樂府正義》同《圣主南巡賦》一樣，都是有感于“此千載一時”而美君德之盛的著述。此外，朱乾在詩文中還屢屢憶及多年前的京師歲月，如“老去秋風強自支，夢魂猶是舊京師”“忽然吳地□燕歌，身在京華夢里過。三十年中心內事，梅花落盡別情多”?？梢?，其始終荷有用世之志。

朱乾的治學取向，亦可由《浙江嘉興府秀水縣朱氏四代手稿》窺見一二。其中《手抄易理》錄自薛瑄《讀書錄》、周敦頤《通書》、張載《正蒙》等，由此可見朱乾《易》學之師承。又有《春秋纂傳》，為胡安國《春秋傳》批注二冊。書中多以“程子曰”的形式批注程頤觀點。又有《手抄音韻闡微》，為抄錄李光地《音韻闡微》之作?！抖€堂公手稿》中頗有論及性理之文，如“天地之間理與氣不相離，理承氣以行，氣載理以出，此太極之體”(10)以上引文皆見蘇州圖書館藏《浙江嘉興府秀水縣朱氏四代手稿》之《曾祖考秬堂府君手稿》。等。為常見的理學論辯，展現了朱乾在思想與學術取向上導源于程朱理學的特征。此外，又有《自抄各種考據》一冊，展示了朱乾對樂律與方志研究的偏好，也體現了他在思想上以宋學義理為主導的同時，對漢學考據方法的吸收與應用。

秀水朱氏乃浙西望族，明清兩代人才輩出，如狀元宰相朱國祚與文壇宗師朱彝尊等。據《秀水朱氏家譜》記載，秀水朱氏出自吳江盛澤，始祖朱煜于明景泰四年遷秀水，朱煜生子福緣，福緣生子名恭，恭生有二子：長子敬，次子彩。彩所生四子：長子袍，次子裳，三子儒，四子俸。其中，三子朱儒由醫術起家，后任太醫院院使。朱國祚與朱彝尊即出自朱儒一支。朱乾之弟朱坤曾言：“每念寒家自樂山公遷居秀水，其前莫得而詳。今八世不滿十丁，又各自轉徙?！?11)朱坤：《橫山傅氏族譜序》，《余暨叢書》甲卷，《四庫未收書輯刊》第10輯第18冊，第620頁上?？芍涫甲鏋椤皹飞焦敝焐??！缎闼焓霞易V》載：“裳，號樂山，正德癸酉生，萬歷甲戌十二月二十日歿……無子?！?12)朱榮：《秀水朱氏家譜》，《清代民國名人家譜選刊續編》第67冊，燕山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頁。知朱乾世系乃朱儒一系的旁支，至朱乾時已歷八世，而門戶凋零，以至于家譜修訂者誤以為朱裳無子。

朱乾的思想淵源與學術取向，深受秀水朱氏家學傳統的影響。朱彝政《〈族譜稿〉序》言：“今朱氏諸譜，或上溯唐茶院，或原本紫陽，辰始纂修譜系，截自西灣公始，傳所信而闕所疑，志慎也?！?13)朱榮：《秀水朱氏家譜》，《清代民國名人家譜選刊續編》第67冊，第9頁?！霸咀详枴?，即追認其始祖為朱熹，此乃秀水朱氏之家族意識?！吨匦拮遄V序》則曾說：“先文公有言曰：‘人家三世不修譜為不孝?！窦昴苁匚墓?，勤勤懇懇，續成是編?！?14)朱榮：《秀水朱氏家譜》，《清代民國名人家譜選刊續編》第67冊，第15頁。直接稱朱熹為“先文公”，儼然自家先賢之謂也。故而，其家族人之思想多本程朱，如朱彝尊雖精于考據，但處處維護“宋四子”的道統譜系，朱榮任金華縣學教諭時“婺郡士風本尚理學，榮躬行倡導，受業者變化氣質”。(15)許瑤光修：《光緒嘉興府志》卷五三，《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13》，第535頁下。朱良讀書“潛心理學，有醇儒之目”，(16)許瑤光修：《光緒嘉興府志》卷五三，《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13》，第513頁上。顯示出家學的影響。此外，朱氏文人治學注重以經史為根柢。如朱彝尊教授其孫曰：“凡學詩文，須根本經史，方能深入古人窔奧，未有空疏淺陋、剿襲陳言而可以稱作者?！?17)錢儀吉：《碑傳集》，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綜錄類③》，臺灣明文書局1985年版，第108—569頁。認為詩人創作要以豐厚的經史學養為基礎。深研理學而出入經史，是秀水朱氏族人共同的家學傳統。

朱乾交游，可考者多為其弟子。其弟朱坤與朱乾的關系尤為密切，朱坤在《游吼山記》中曾言：“予兄抵陜，凡華名勝各繪一圖，更綴數語以發其趣……不謂南鎮支山復勝，倘我兄見之，當亦少怪耳。惜不獲與之同履斯境也?！?18)朱坤：《游吼山記》，《余暨叢書》甲卷，《四庫未收書輯刊》第10輯第18冊，第18—624頁下。在游覽湖山勝景時仍念及其兄，并恨未能與之同游。朱筠在敘及朱坤曾受業朱乾門下時曾說：“先生天性友悌，少從伯兄秬堂先生學，服習有宋諸儒之言?！?19)朱筠：《博平縣知縣朱正甫先生墓志銘》，《笥河文集》卷一三，《續修四庫全書》第1440冊，第295頁。關于朱坤生平，《光緒嘉興府志》有載：

朱坤，字中黃，以舉人補蕭山教諭，舉授博平縣，以疾歸。為學不務詞章，服習有宋諸儒之言。私淑鄉先輩張履祥氏，?？逼溥z書。稱弟子于寧化雷公鋐，常以書往復，講論不已。(20)許瑤光修：《光緒嘉興府志》卷五二，《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13》，第498頁上。

可見，朱坤的學術淵源除來自其兄朱乾外，還來自張履祥、雷鋐二人。朱坤曾敘及其私淑張履祥的緣由說：“坤幼聞父兄言桐鄉張楊園先生為薛胡正派?！?21)朱坤：《書〈備忘錄〉后》，《余暨叢書》乙卷，《四庫未收書輯刊》第10輯第18冊，第18—631頁下。正是由于父兄的推崇，朱坤才了解并研讀張履祥的著作。張履祥接續明代曹端、薛瑄、吳與弼、胡居仁“四子”之學，為清初“尊朱辟王”思潮發展的關鍵人物，朱坤對其極為服膺，認為：“當明季姚江良知之學盛行，獨楊園張子確守程朱、嗣薛胡，而真知實踐焉?！?22)朱坤：《請學憲刊布〈楊園遺書〉崇祀書院》，《余暨叢書》甲卷，《四庫未收書輯刊》第10輯第18冊，第18—609頁上。這種看法，自幼便在其父兄的影響下產生，可見守程朱、嗣薛胡為朱坤、朱乾兄弟共同的家學淵源。

朱坤與雷鋐，確如《光緒嘉興府志》所言“常以書往復，講論不已”。關于雷鋐其人，《清史稿》載曰：“雷鋐，字貫一，福建寧化人，為諸生，究心性理。庶吉士蔡世遠主鰲峰書院，從問學……鋐和易誠篤，論學宗程、朱。督學政，以《小學》及《陸隴其年譜》教士。與方苞友，為文簡約沖夷得體要?！?23)《清史稿》卷二九〇，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0281—10282頁?？梢?，雷鋐曾問學于蔡世遠，并與方苞為友，究心程朱理學。如前所述，朱坤在與雷鋐的書信中多次提到朱乾?？梢?，朱乾亦與雷鋐關系密切?？傊?，朱坤與朱乾的交游圈具有一定的重合性，而這正是以二人思想層面上的相通為基礎的。

《三百篇》乃《樂府正義》“續經”之作的思想淵源

朱乾《樂府正義》將樂府詩仿照《詩經》體例進行編排，這種形式并非自創，而是對宋代理學家一系列“續經”之作的延續。理學思想對這一譜系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作用。而四庫館臣對這一譜系的評價則彰顯出其理學思想淵源與乾嘉學風的不相容。

(一)《樂府正義》“例之”以《三百篇》及理學家“續經”意識之譜系

從《〈樂府正義〉序》可知其書之大旨：

今以《三百篇》例之，《郊祀》《房中》如詩之《頌》，《鼓吹鐃歌》如詩之《雅》，《相和》《雜曲》如詩之《風》，尚可以見其大概。明乎其義，則見其中美者可以勸，惡者可以懲，猶夫《三百》也。(24)朱乾：《〈樂府正義〉序》，《樂府正義》，第8頁。

以上資料表明，朱乾對于樂府詩的編排，是參照《三百篇》而展開的，也即將樂府之曲辭種類具體地與《詩》之“風”“雅”“頌”相比附，在內容上將樂府詩作為《詩經》“懲惡勸善”詩教傳統的延續，正如其《序》中所說：“蓋三百新聲降而為樂府，樂府新聲降而為唐人絕句，絕句新聲降而為宋元詞曲，新聲愈盛，古調愈遠。其去《三百篇》最近者，無如漢之樂府?！?25)朱乾：《〈樂府正義〉序》，《樂府正義》，第7頁。他還明確道出對樂府詩作的選錄標準是“義則本之經，事則按諸史”。(26)朱乾：《〈樂府正義〉序》，《樂府正義》，第8頁。其書重在為“樂府”“正義”，也是朱乾把該書當作續經之作來著述的強烈意識的具體體現。

《樂府正義》的續經意識從其大量征引朱嘉徵的《樂府廣序》也可得到很好的說明。朱嘉徵在《〈樂府廣序〉題辭》中曾說：

余起漢魏六朝，以訖唐代，為分《相和》《清商》《五調伎》，以《雜曲》《新曲》系之，當《國風》始；《燕射》《鼓吹》《橫吹》《舞曲》，以散樂系之，當《雅》始；其《郊祀》《廟祀》《五帝明堂配饗》，更以歷代封禪、雩蠟、逸頌系之，當《頌》始。而賦、比、興之意，亦藉以不廢焉。(27)朱嘉徵：《〈樂府廣序〉題辭》，朱嘉徵：《樂府廣序》，《續修四庫全書》第1590冊，第363頁。

其分類比朱乾還要細致，二者的相承關系也一目了然。不但如此，朱嘉徵還模仿《詩序》，并“略標美刺，義加廣焉”，使全書體例更同于《詩三百》。關于其體例淵源，卷首黃宗羲《〈樂府廣序〉敘》說的也很清楚：

其后朱子之注《離騷》，以其寓情托意者，謂之變風；以其感今懷古者，謂之變雅；其語祀神歌舞之盛者，則謂頌之變?！┯袆⒙恼邽椤讹L雅翼》，仿朱子之法，以賦、比、興論詩，頗于諸家稱杰出，然不及《樂府》，于《風》《雅》《頌》無當焉。(28)黃宗羲：《〈樂府廣序〉敘》，朱嘉徵：《樂府廣序》，第360頁。

可見《樂府廣序》的體例實受朱熹《楚辭集注》的影響。朱熹用“詩六義”去闡釋楚辭，既是從楚辭中發明義理并將其看作《詩三百》的延續，反過來也是其對《詩經》闡釋的一種表現。朱熹曾提出過編選一部包括《詩經》在內的詩歌總集的構思，他說：“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為一編，而附于《三百篇》《楚辭》之后，以為詩之根本準則?！?29)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四，朱杰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2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095頁。朱熹未及實現這個設想便已逝世，但這卻給其后學以莫大的影響。如其再傳弟子真德秀《文章正宗》首次將作為“經”的《左傳》收入文章總集中，便很可能是受朱熹將《詩經》收入詩歌總集設想的啟示。劉履《風雅翼》作為對朱熹設想的一種實現，亦明顯貫穿了續經的意識。(30)“先儒朱文公嘗欲掇經史、韻語及《文選》、古辭附于《詩》《楚辭》之后，以為根本準則，又欲擇夫《文選》以后之近古者為其羽翼輿衛焉，書未及成而即世，吾鄉劉先生蓋聞文公之風而興起者也?！贝髁迹骸丁达L雅翼〉序》，楊訥、李曉明編：《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集部第8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342頁。

其他帶有續經意識的著作，還有朱氏后學金履祥的《濂洛風雅》。(31)四庫館臣敘該書內容曰：“第《風》《雅》有正變、大小之殊，《頌》亦有周、魯之異，于是分詩、銘、箴、誡、贊、詠四言者為《風》《雅》之正，其《楚辭》《歌騷》《樂府》《韻語》為《風》《雅》之變，五七言、古風，則《風》《雅》之再變，絕句、律詩則又《風》《雅》之三變?！庇垃尩龋骸端膸烊珪偰俊肪硪痪乓?，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737頁上。真德秀、劉履的治學取向也顯現出濃厚的理學氣息?！稑犯畯V序》編著者朱嘉徵為朱熹十六世孫。不難看出，這一“續經”意識的發展譜系始終和程朱理學緊密相聯，朱乾《樂府正義》自然也屬于這一譜系的重要一環。

(二)宋代理學家對“續經”之作的建構

首先，從以上論析不難看出，“續經”思想與朱熹經書入總集的構思存在某種內在聯系，二者邏輯上的共同點便是將圣人之經與后世的文學創作聯系在一起。繼揚雄擬《易》作《太玄》《法言》后，創作“續經”作品并對后世有較大影響者為隋代大儒王通。黃宗羲認為《樂府廣序》“儼然《三百篇》之余，以比文中子續經之作，蓋庶幾焉”，(32)黃宗羲：《〈樂府廣序〉敘》，朱嘉徵：《樂府廣序》，第361頁?？梢娡跬ɡm經之作對這一譜系的影響。王通認為圣人之經與后世文學創作的共同點在于性情的相通，(33)“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睆埮妫骸吨姓f譯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44頁。這是一種對尊經意識的解構。宋代疑經辨偽風潮大熾，歐陽修《詩本義》始以“人情”發現《詩經》的文學意義，朱熹也在文學意義上將《詩經》與后世詩歌聯系在一起。正是宋代經學，尤其是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家形成的以文學釋經的風氣，打破了尊經的禁忌，使圣人之經與后世的文學相交融，催生了一系列續經之作。

其次，理學家治經，打破了漢儒傳注訓詁的束縛，講究“理義大本”，而所闡釋的理義多來自本心的發明，正如朱熹所說：“讀書須是有自得處?！敝祆涠嗉m二程之誤解經義，然又謂其所解“同于道”之義理可存。所以理義不限于經書，若經書之外也可發現新的義理，即便如《參同契》亦未妨與圣人之《易》相提并論。(34)朱熹論《參同契》：“此雖非為明《易》而設，然《易》中無所不有，茍其言自成一說，可推而通，則亦無害于《易》，恐不必輕肆詆排也?！敝祆洌骸痘掴窒壬煳墓募肪砣?，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2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81頁。同理，后世的文學只要有與經相通的義理存在，亦無妨作為經書之續。上述帶有“續經”意識的編著，無不意在發明其義理，如朱乾《樂府正義》中的“美者可以勸，惡者可以懲”，正可視為理學家釋經中對“理義大本”的重視，成為一系列續經之作的思想結穴。

再次，對于樂府這種特殊詩體本身而言，其經學化的過程與變化著的《詩三百》經學闡釋緊密相聯。選錄樂府詩的續經之作多通過比附“詩六義”將樂府詩進行分類，而對“詩六義”闡釋的變化影響著這種分類格局的形成。清代對“詩六義”的闡釋主要沿著兩條線索進行：一是沿襲漢儒比附政教，二是沿襲宋儒從音樂的角度解釋風、雅、頌，從文學的角度解釋賦、比、興。(35)李平：《“詩六義”學術史研究》，華中師范大學2013年博士學位論文。最早以樂府續《詩經》之作是隋朝王通的《續詩》，書中他將樂府詩分為“化”“政”“頌”“嘆”四個部分，以分別對應于《詩經》的“大雅”“風”“頌”以及“變風”“變雅”。其對“詩六義”的闡釋顯然也是沿襲漢儒從內容上比附政教做法的延續，并在內涵與意義的層面將樂府詩與“詩六義”進行比附與分類。(36)“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志之萌乎？’”張沛：《中說譯注》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06頁。至宋，鄭樵始從音樂角度對樂府進行《詩經》化的比附，根據樂曲的不同將樂府分為“風雅之聲”與“頌聲”兩大類。(37)鄭樵：《通志二十略》，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884—885頁。至清，朱嘉徵、朱乾將樂府分為風、雅、頌三類，朱乾亦明確認同“風、雅、頌以聲別”，(38)朱乾：《原樂》，《樂府正義》卷首，第105頁。本質上還是繼承了鄭樵從音樂角度認識樂府詩與“詩六義”的比附觀念。而從音樂角度闡釋風、雅、頌，正是《詩經》宋學的獨特發現。對《詩經》的音樂闡釋與文學闡釋一樣，實質上是其尊經意識的解構，以《樂府廣序》《樂府正義》為代表的樂府“《詩》學”化的完成，正是變化著《詩》的經學闡釋與樂府觀念雙向建構的結果，而這一結果帶有鮮明的宋學思想體系的痕跡。

(三)四庫館臣對“續經”諸作的評價及其影響

對于揚雄、王通的“續經”之作，四庫館臣譏之為“僭經”，并視其為儒風變古之由，(39)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九一，第774頁下—755頁上。這奠定了《四庫全書總目》在評價后世“續經”之作時的基本立場，間接表明“續經”之作所代表的思想體系與乾嘉時代占據主流的漢學立場不相兼容。如其在論劉履《風雅翼》時即曾說：“至于以漢魏篇章強分比興，尤未免刻舟求劍，附合支離，朱子以是注楚詞，尚有異議，況又效西子之顰乎？”(40)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八，第1712頁上。對朱子的“續經”之作亦頗多微詞。在批評真德秀《文章正宗》時亦云：“置經義而論文章，末矣。以文章之法點論而去取之，抑又末矣?！?41)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三一，第256頁下、第257頁上。顯示出四庫館臣出于尊經觀念而嚴分經書與文學的界限。而金履祥的《濂洛風雅》，竟因其以理學論詩而列入存目，顯示出對從文學中發明義理的不認同。(42)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一，第1737頁上。又認為朱嘉徵《樂府廣序》將“漢魏篇章”“樂府”與《詩經》強相比附，(43)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四，第1768頁上。亦將其列入存目。至于朱乾的《樂府正義》，其問世之際，恰是乾嘉漢學全盛之時，這自然成為該書長期沉寂的主要原因。

朱嘉徵《樂府廣序》、朱乾《樂府正義》之后，在樂府詩選集方面繼承這種“續經”意識的尚有黃節的《漢魏樂府風箋》，該書《漢風·雜曲歌辭》小序說：

夫《郊廟》，頌也；《燕射》《鼓吹》《橫吹》《舞曲》，雅也，《琴曲》，亦雅之流也；《清商》，風也，而為吳聲，《西曲》《江南諸弄》與《近曲》《新辭》，皆無與于漢魏，若《雜歌謠辭》，明其為非曲也，不得列于樂府之風。故茲編于《相和歌辭》外，獨取《雜曲歌辭》以附于古采風之義。(44)黃節：《漢魏樂府風箋》卷一四，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251頁。

從該書與風、雅、頌比附的具體分類上，以及集評部分大量以“朱止谿曰”“朱秬堂曰”的形式對《樂府廣序》《樂府正義》的引用上看，三書在“續經”層面構成了一脈相承的關系。這從黃節的學術淵源上，也可看出其中的端倪。黃節少時求學于簡朝亮，而簡朝亮是朱次琦的弟子，二人均是晚清理學經世派的重要學者。有如此之學術傳承關系，黃節詩學觀念帶有鮮明的理學痕跡也便不足為奇了。如他贊揚蕭滌非《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說：“此論真從樂府中窺見大義者也?！?45)黃節：《審查報告》，蕭滌非：《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頁。這種對詩中“大義”的重視貫穿了他學術生涯的始終。朱乾《樂府正義》在后世的流傳，《漢魏樂府風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從《樂府正義》在主要目錄書中的缺載情況看，《漢魏樂府風箋》對《樂府正義》的引用和傳承，幾乎是其成書后一個世紀之久唯一的留痕。而《漢魏樂府風箋》對《樂府正義》的發現，也正是建立在二者學術思想一致性基礎之上的。

朱乾古樂研究的學術立場——“聲音者，由理義而生者也”

在《樂府正義》中，朱乾用了很大篇幅探究古樂，核心內容包括“理義”觀念與樂律研究。在漢宋學術之爭的大背景下，其鮮明的宋學立場得以彰顯。

(一)清人古樂研究中的漢宋分歧——“形”與“義”

清代學術總體上具有復古特征，以復興古代禮樂為旨歸的古樂研究也因順應了這一學術思潮而趨于興盛。而《樂經》秦漢以前即已失傳，漢魏以降，古樂淪亡殆盡。因此，由“通變”以“復古”就成為漢字及宋學家們共同的權宜選擇。而獲得“通變”的途徑，才是古樂研究中漢宋學術的主要分歧所在。

漢學立場的古樂研究以錢大昕為代表，他說：“古人以音載義，后人區音與義而二之，聲音之不通而空談義理，吾未見其精于義也?！?46)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嘉定錢大昕全集》第9冊，鳳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360頁。認為“聲音”與“義理”相比，前者是第一位的，而后者是第二位的，這代表了漢學立場的古樂研究對宋儒以“義理”為本位的反撥，是“形”對“義”的本體性超越。清代漢學家進一步將這種觀念與考據學風結合起來，進行深度論證。如凌廷堪《燕樂考原》、江藩《樂縣考》等，皆通過考據古今樂器的演變，以及古樂、今樂工尺譜字與律呂譜字的關系，來證明“以今樂通古樂”的可能性?？梢?，清代漢學家們正是通過對古樂“形”的層面上的探賾索隱，以期達到今樂與古樂的相通。

樂律作為古樂“形”的重要部分，在漢學家的古樂考據中占有重要位置。宋代理學家將樂律上升到本體論的高度，成為“理”“氣”等理學核心范疇的外化。而清代漢學家們的樂律研究，力圖廓清這種傳統，從而使樂律重歸形式本身。如毛奇齡《竟山樂錄》所言：“故凡為樂書者，多畫一元、兩儀、三才、五行、十二辰、六十四卦、三百六十五度之圖，斐然成文，而又暢為之說，以引證諸黃鐘、太簇、陰陽、生死、上下、順逆、增減，以及時氣、卦位、歷數之學鑿鑿配合者，則其書必可廢?！?47)毛奇齡：《竟山樂錄》卷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20冊，第294頁上。充分反映了乾嘉漢學的實事求是精神。

宋學立場的古樂研究以朱熹為代表，他認為復興古樂需要從音律和內容兩個方面使今樂具有“中正平和”的特質。(48)黎靖德：《朱子語類》卷八四，朱杰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17冊，第2877頁。朱熹以“中和”為禮樂之本，并進一步把禮樂提升到“理”的本體論高度：“禮樂者，皆天理之自然?！?49)黎靖德：《朱子語類》卷八七，第2973頁。將禮樂統之以天理，并出之以性情：“中,性之德。和,情之德?！?50)黎靖德：《朱子語類》卷六二，第2038頁。又說：“禮樂者，人心之妙用?！?51)朱熹：《答廖子晦之一》，蔡仲德：《中國音樂美學史》，人民音樂出版社2003年版，第663頁?？梢?，朱熹用“理”“性”“情”“心”等理學范疇建立起禮樂的“義理”體系，并以之作為今樂通古樂的關鍵所在。故與漢學立場相反，宋學立場致力于發明禮樂中的“義理”，而以“聲音”之道為末事。

理學家眼中的樂律，也超越了單純的“形”之因素，而成為理學體系中“義”的外化。張載認為“律呂有可求之理”，(52)章錫?。骸稄堓d集》，中華書局1978年版，第263頁。并將這種“可求之理”具化為“天地之氣”。朱熹認為“氣至,獨本律應之,何也？此必有造化密相感召之理”，(53)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五，第2101—2102頁。更將樂律上升到“造化”的本體論高度?？梢娎韺W家的樂律學研究，與漢學家形成了鮮明對比，樂律在他們的研究體系中是作為哲學義理的闡釋存在的，而不是作為事實本身。

(二)朱乾“理義”觀念的主要內涵及其師承

朱乾在《樂府正義》書中多次論及“理義”與“聲音”的關系，如他在《序》中即曾說：

乾以為既曰詩，未有不可被之弦歌者。發于天籟，倡于人心，自然而然，不由雕繪……夫聲音者，由理義而生者也。在朝廷之上，必無戲渝之辭；入宗廟之中，必無淫哀之論：由其理義明而邪氣不干故也。(54)朱乾：《〈樂府正義〉序》，《樂府正義》，第5頁。

其中“夫聲音者，由理義而生者也”，便表明了朱乾聲義觀的核心內容，它繼承了宋代理學家正統樂論中“理義”為本的觀念。具體含義由散見于書中的一些議論文字得到說明和印證。如在《禮樂有本》中，朱乾借司馬光之言申明禮樂的“本末論”：“夫禮樂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廢?！?55)朱乾：《原樂》，《樂府正義》卷首，第112—113頁。認為禮樂以“中和”為本，“容聲”為末，可見作為禮樂之本的“中和”，是朱乾“理義”的主要內涵。

在形上層面，朱乾吸取《樂記》中“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三者本于心”的觀點，將“理義”與“心”相聯系，如“發于天籟，倡于人心”“感人心”“淫生于心，自然感召淫聲”等?？梢?，朱乾正是從理學本體論的層面上認識禮樂的“中和”本質，是對朱熹認為禮樂乃“天理之自然”“人心之妙用”觀點的繼承。同時在形下層面，朱乾繼承了周敦頤“禮先而樂后”的思想，(56)“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朝野蒸蒸，和氣洋溢，暢于四支，達于道路，弦歌詩頌，謂之德音，德音之謂樂。故曰：‘禮樂百年而后興?！衷唬骸Y先而樂后?！敝烨骸丁礃犯x〉序》，朱乾：《樂府正義》，日本京都大學據清乾隆五十四年秬香堂藏板刊本影印本，第8—9頁。周敦頤將本體化的禮樂外化為君臣、父子的倫理規范。朱乾對“理義”的理解，也更多地偏向于這種形下踐履層面，如他認為：“名分所在，一毫不敢踰越。此非聲音之使然，而理義之為之也?！薄氨仄渖普呖煞?，惡者可戒，然后敢登……庶幾乎理義明而聲音亦可從此起矣?！?57)朱乾：《〈樂府正義〉序》，《樂府正義》，第6、8頁。故而書中較少對哲學義理的思辨，而是將恢復古樂中的倫理道德規范作為當世之急務。在這兩個層面之間聯系著形上之“心”與形下之倫理道德規范的，朱乾將之歸納為“氣”。所以，他認為：“由其理義明而邪氣不干故也?！薄拔页惺ハ喑?，仁漸義摩，而浹骨髓……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58)朱乾：《〈樂府正義〉序》，《樂府正義》，第9頁?！皣艺逃械檬?，感于民心有喜怒，喜則天地之順氣應之，怒則天地之逆氣應之?！?59)朱乾：《樂府正義》卷一五，第903頁?！袄砹x”生于“心”而以“氣”化生天地萬物與倫理規范，顯然又是對張載將律呂與“天地之氣”相關聯的哲學思想的繼承。

由上可知，朱乾的聲義觀正是在理學思想體系上進行建構的，并以此完成了理學思想對其樂論自上而下的影響?；谶@種對“理義”本體的認識，朱乾認為復興古樂也應以恢復古樂中的“理義”為根本途徑。他說：

夫今之聲，猶古之聲也?！垂澢笾?，雖《三百篇》皆可歌也。何論漢魏？即今宮商雖雜，七調猶存，若去其淫哇，歸于中正，則以今之聲，歌古之詩，是亦古樂也。(60)朱乾：《原樂》，《樂府正義》卷首，第114—115頁。

“今之聲，猶古之聲”就是這種復古通變觀的反映，朱乾認為古樂形式方面的因素，“千古一轍”，所以，以音樂形式為主的研究便是本末倒置，并引用王通之言將經營聲音之道視為“營營馳騁乎末流”。(61)朱乾：《原樂》，《樂府正義》卷首，第121頁。結合乾嘉漢學大熾的時代風氣，這便有因時而為、應時而發之意味。理學這種重視理義的傾向性與乾嘉時代重視“聲音”，探究音韻、律數等形式因素的考據學風是并不相容的。

(三)朱乾樂律研究中的理學師承

為進一步闡明自己的“理義”觀念，朱乾在《原樂》中用大量篇幅探究樂律，以求為自身理論尋找實際依據。也因此，他的樂律研究具有鮮明的理論導向性。

首先，朱乾采用朱熹的觀點，以陰陽附會樂律，認為“十二律各自有陰陽”。他說：“其所以然者，由此十二律合聲，對十二律正聲言之，總為十二律之陰聲，即朱子所謂‘聲自屬陰以下，亦當然有十二正變半律之地，以為中聲之前段’?！?62)朱乾：《原樂》，《樂府正義》卷首，第92—93頁。朱熹認為五聲為陽聲，而五聲之下為陰聲，同五聲一樣具有十二正變半律。(63)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二，第3442頁。朱乾運用這種理論來解釋“黃鐘之必用倍數”的原因，正是取其陰陽之合：“太師執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分而言之，則六律為陽聲，六呂為陰聲；合而言之，則十二律又各自有陰陽也?！?64)朱乾：《原樂》，《樂府正義》卷首，第91頁?？梢?，朱乾正是在繼承朱熹以陰陽論聲觀點的基礎上，將樂律與“天地之氣”“天地之聲”相關聯，為自己的一系列論述找到了本體論上的依據。

其次，理學家們認為音聲的最高層次為“中聲”，并以黃鐘為貴，如朱熹即說：“蓋黃鐘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65)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二，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24冊，第3442—3443頁。朱乾也引用揚雄《法言》中“黃鐘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66)朱乾：《原樂》，《樂府正義》卷首，第102頁。之言，來表明自己雅樂中聲生于黃鐘的觀點。他還曾強調說：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天有中氣，發為中聲……中聲所感，感天地之中，則天神降、地祇出，感人心之中，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其非中聲，則為淫、為過、為兇、為慢，于是乎有亂世之音、亡國之音。(67)朱乾：《原樂》，《樂府正義》卷首，第96—97頁。

朱乾認為“中聲”為天地之氣所發，向外可感天地之中，向內可感人心之中。他研究樂律的目的便是為“中聲”的產生尋找樂律上的依據?？梢娭烨摌冯m以“理義”為本，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聲音”的獨立地位。正如他所言：“淫生于心，自然感召淫聲，謂聲無中于淫邪，是雅鄭不分也?！?68)朱乾：《原樂》，《樂府正義》卷首，第102頁。認為雅正與否存在于“聲音”本身的形式因素中，而不是完全由“理義”所決定。因此朱乾所言的“中聲”與“理義”之中和是相互聯系又相對獨立的概念，“中聲”為中和的“理義”所感召，而其本身與“理義”一樣，具有本體上的意義，即與天地、人心之中相渾而融為一體。

第三，在“中聲”標準下，朱乾的通變思想也有一定的矛盾性，在對待“今樂”的態度上他具有鮮明的衛道意識，即推尊古樂而嚴黜鄭衛。雖然他說“今之聲，猶古之聲”，但又認為今樂與古樂有雅鄭之分而無法相提并論，這種觀點集中體現在他對宋代音樂家房庶“欲由今之器，寄古之聲”的反駁上。他說：

今庶之言曰：金、石，鐘聲也，后世易之以方響；絲、竹，琴、簫也，后世變之為箏、笛……此八音者，于世甚便，而不達者，指廟樂镈鐘、镈磬、宮軒為正樂，而概謂俗部、鹵部為淫聲。殊不知大輅起于椎輪，龍艘生于落葉，其變則然也。(69)朱乾：《原樂》，《樂府正義》卷首，第95—96頁。

房庶這段話是針對皇祐中李照、胡瑗、阮逸改鑄鐘磬之事所發的，是對他們銳意改制、企圖從“器”的層面上復興古制的反駁，認為當下的流行樂器仍可演奏古樂。朱乾則認為今日之方響、箏、笛、鼓板，因不能合黃鐘、大呂而為“不中之器”，所以其無法演奏“中聲”，(70)朱乾：《原樂》，《樂府正義》卷首，第96頁。而要復興古樂，便要從根本上明經正樂，即：“果有神明之后，制禮作樂，為天下先，誠使訓之專而習之篤，遲之而久，必有雍雍肅肅之聲，與人心相應。安在古樂不復見于今日哉！”(71)朱乾：《原樂》，《樂府正義》卷首，第98頁。從而認為孟子“今樂猶古樂”之說為“一時救時之論，非百王之法也”。(72)朱乾：《原樂》，《樂府正義》卷首，第98頁?？梢娭烨敖裰?，猶古之聲”的通變思想只是為了證明“理義”相對于“聲音”的重要性，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肯定今樂。在這一問題上，朱乾與同時代的漢學家們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房庶的觀點對乾嘉時代的學者是有較大影響的。如江藩《樂縣考》?？脊艠菲?，借用房庶的話證明當下有許多流行樂器都繼承了古樂器的主要特色。(73)江藩：《樂縣考》卷上，《叢書集成初編》第1667冊，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0—11頁。凌廷堪《燕樂考原》也對房庶的觀點表示贊同，希望使用流行樂器演奏古樂。(74)凌廷堪：《燕樂考原》，《續修四庫全書》第115冊，第357頁?？梢?，漢學家們在這一問題上所表現出的通達立場，與朱乾嚴守復古陣營是迥然不同的。朱乾的復古衛道意識也影響了他對一系列樂府詩的解讀，如他在評價《清商曲辭》時曾說：“《子夜歌》極于淫放，晉人先聲，《讀曲》繼之，隱詞啞語，不堪入目，世風至此可慨也已?！?75)朱乾：《樂府正義》卷一○，日本京都大學據清乾隆五十四年秬香堂藏板刊本影印本，第598頁。對描寫愛情的作品以“極于淫放”“不堪入目”形容之，與朱熹斥《詩經》中大量篇目為“淫奔之詩”一樣，顯示出強烈的封建衛道思想，這也與調和“天理”“人欲”，倡導人情的乾嘉思潮格格不入。

關于朱乾樂律研究的師承，《〈樂府正義〉序》中有一段話講得很明白：

取蔡氏多截竹之說，則管灰可候也；取陳氏不用二變之說，則十二律正聲可定也；取《禮》疏還宮之說，則六十調可推也；取《燕樂新書》黃鐘為夾鐘之說，則二十八調可正也。其馀諸器，按圖而索，倍數以求，似無不可得者。(76)朱乾：《〈樂府正義〉序》，《樂府正義》，第6—7頁。

其中“取蔡氏多截竹之說，則管灰可候也”指蔡元定《律呂新書》中的論斷。然《四庫全書總目》卻對此書頗為貶抑，如針對朱乾推崇的截竹之說云：“今考元定之說，多截竹以擬黃鐘之管……是截管之法必本之候氣也，而候氣之說最為荒渺?！边€認為蔡氏提出的黃鐘為“聲氣之元”說“亦徒為美聽而已，非能見之實事也”?！叭￡愂喜挥枚冎f”指陳旸《樂書》中的觀點。對于朱乾推崇的“不用二變之說”，四庫館臣卻評曰：“其中惟辨二變、四清二條實為紕繆?！?77)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八經部三八，第321頁中?！叭　堆鄻沸聲伏S鐘為夾鐘之說”，實指已佚之蔡元定《燕樂本原辨證》中的論述。(78)南宋樓鑰《〈燕樂本原辨證〉序》提到此書內容曰：“每疑今之樂，以夾鐘為黃鐘，得《唐史》之言而信，故為圖為說……故欲民之歸于厚，當先正樂，欲樂之正，不可不先求俗樂之原?！睒氰€：《攻媿集》卷五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52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821頁上。與朱乾所言之意相合，《宋史》載：“及命劉昺輯《燕樂新書》，亦惟以八十四調為宗，非復雅音，而曲燕昵狎，至有援‘君臣相說之樂’以借口者。末俗漸靡之弊，愈不容言矣?！薄端问贰肪硪凰亩?，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3345頁。知劉昺輯《燕樂新書》為推尊俗樂之作，與朱乾所言不合，故朱乾所指，實為蔡元定《燕樂本原辨證》，而非劉昺輯《燕樂新書》?？梢娭烨臉仿裳芯?，多承自理學家陳旸、朱熹、蔡元定等人，具有鮮明的宋學立場，其一系列觀點的產生，與這種學術取向是緊密相聯的。

朱珪學術思想的轉變對《樂府正義》刊刻及流傳的影響

朱珪在《〈樂府正義〉序》中敘及該書刊刻情況時說：

甲申，聞先大夫憂，奔喪返，再見先生，曰：“我《樂府正義》成矣！他日子能刻之，吾愿足也?！倍∮?，聞先生赴。庚子，珪視學于閩。先生之子鼎以手鈔數卷示珪，不及盡讀。丙午，珪來視浙學，乃屬鼎以原稿本及鈔成全書來校之……原本各卷間附唐以后太白、子厚諸篇，而別為《新樂府》二卷，則唐宋后作也。竊謂唐人全詩各有注釋，且其體離合不一，今斷自隋而止，為卷十五，先授之梓。其唐人之沿古樂府體者，別鈔為二卷。又，《新樂府》二卷，還之其家，以待他日之續刻。(79)朱珪：《〈樂府正義〉序》，《樂府正義》，第2—4頁。

可知，朱乾曾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請求朱珪為其刊刻《樂府正義》，未果。朱乾去世后，其子朱鼎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五十一年(1786)復為此事奔波于閩、浙。該書最終刊刻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四月至九月間，(80)朱珪序的落款為“乾隆五十四年己酉九月十八日受業大興朱珪謹識”，朱錫經《南厓府君年譜》于“乾隆五十四年己酉”條下云：“府君五十九歲，四月朱秬堂先生之子鼎以先生所撰《樂府正義》全本來，為分十五卷授之梓?！敝戾a經：《南厓府君年譜》，朱珪：《知足齋文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452冊，第414頁。距朱乾最初請求刊刻之時已長達25年之久。不但如此，朱珪又刪去“唐人之沿古樂府體者”二卷及《新樂府》二卷，托辭為“還之其家，以待他日之續刻”。而《重修秀水縣志稿·經籍志》著錄有“朱乾《樂府正義》十九卷”，該條目下記曰：“其唐人之沿古樂府體者別鈔為二卷。又，《新樂府》二卷均未刻?！?81)金蓉鏡等纂修：《重修秀水縣志稿》卷五，民國九年稿本?？梢?，余下四卷終未續刻，民國時仍存于朱氏家中?，F存《樂府正義》均為十五卷，其余四卷鈔本今不得其詳。

顯然，這種情形并非朱乾所期望的。朱乾見于《重修秀水縣志稿·經籍志》的十數種著述均未刊刻，唯有《樂府正義》一書，屢次請求朱珪作序并為之刊刻，甚至在其逝后，其子朱鼎復為此事奔波十二年之久，方經朱珪刪削，得以付梓。這體現了朱乾對本書的重視以及傳播自己思想遺產的自覺。朱乾門生眾多，之所以選擇朱珪為其刊刻，除學術立場相近外，還有借其聲望為之諭揚之意。而對于恩師的畢生心血及愿望，朱珪的處理未免過于草率。且自乾隆三十七年(1772)下詔訪書，為纂修《四庫全書》作準備始，山西書籍之采進，即主要由時任布政使的朱珪負責，(82)林存陽、王豪：《大興“二朱”與四庫全書館》，《中國史研究》2019年第2期。乾隆四十一年(1776)文淵閣建成后，朱珪又先后擔任文淵閣直閣事、四庫館總閱之職。嘉慶八年(1803)，仁宗下詔續補《四庫全書》，朱珪也是主要經辦人之一。而《樂府正義》不僅不見于四庫系列，亦不見于清代主要目錄學著作，以致今日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國古籍總目》也未見著錄。其中緣由，除二人交情不甚深外(朱珪師從朱乾僅一年時間)，恐怕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朱珪于乾隆十三年(1748)中進士，官至戶部、工部尚書，兼翰林院掌院學士、體仁閣大學士等職，且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開始擔任皇子颙琰的師傅。其治學取向受家學影響，理學色彩明顯。朱珪的祖父朱登俊在湖廣長陽知縣任上與潛江知縣朱軾聯宗，朱登俊與朱珪的父親朱文炳均問學于朱軾，而朱軾為康雍之際的理學名臣。因而朱珪也“少傳軾學，與兄筠同鄉舉，并負時譽”。(83)趙爾巽等：《清史稿列傳》，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綜錄類①》，臺灣明文書局1985年版，第092—009頁。阮元稱其“于經術無所不通，漢儒之傳注、氣節，宋儒之性道、實踐，蓋兼而有之”。(84)阮元：《太傅體仁閣大學士大興朱文正公神道碑》，《揅經室二集》卷三，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418頁。盡管他所提拔的人才中有許多宗漢學者，但朱珪本人實為當時廟堂之上的理學家代表，(85)更多關于朱珪學術特點的討論，參見李帆：《清代理學史》中卷，廣東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1—58頁。這也是朱乾請求朱珪為《樂府正義》刊刻并作序的思想基礎。

朱珪評價此書說：“先生是書，博綜心契，其悟解或得之夢寐，其考證皆根之經史，真能自成一家言，足以傳世而不惑者?！?86)朱珪：《〈樂府正義〉序》，《樂府正義》，第3頁。相比于“考證皆根之經史”“悟解或得之夢寐”恐怕更接近朱珪對本書的真實看法，而以“夢寐”形容本書的觀點隱約間似透露出朱珪對本書稍加貶抑的態度。究其因，或與朱珪后期思想的轉變不無關系。朱珪在乾隆四十年(1775)回京后，與其兄朱筠以“經術、文章、氣節相砥礪”。(87)朱錫經：《南厓府君年譜》，朱珪：《知足齋文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452冊，第410頁。朱筠對四庫全書館開館有首倡之功，治學具有濃厚的樸學色彩，因此在朱筠影響下，朱珪在擔任文淵閣直閣事、四庫館總閱之職的過程中，學術立場逐漸發生了變化，在給朱筠的詩中感嘆自己“十年悔不熟讀書”，極度贊賞朱筠開四庫館修書的做法：“羨君高議開石渠，作令玉堂生腝昱?！?88)朱珪：《珪蒙恩復入翰林竹君兄疊前韻見賀輒疊奉答》，《知足齋詩集》卷四，《續修四庫全書》第1451冊，第715頁。并在朱筠去世后的乾嘉之際成為樸學領袖，曾言其選拔人士之取向說：“誠心銳力，以求樸學，經生名士，一覽無遺?！?89)阮元：《太傅體仁閣大學士大興朱文正公神道碑》，《揅經室二集》卷三，第418—419頁。所選文士皆以樸學知名，如桂馥、王引之、劉臺拱、陳壽祺等，使乾嘉樸學之風趨于鼎盛。因此，我們認為，朱珪于乾隆五十四年為《樂府正義》刊刻并作序時，學術思想已發生了很大轉變，這直接影響了他對該書的評價及其傳播力度，成為其流傳不廣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