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歲及以上男男性行為人群對性伴艾滋病病毒感染狀態知曉及影響因素分析

連 雋，蘇小游，陳新月，王文軍，于 飛，米國棟，劉遠立

1中國醫學科學院 北京協和醫學院 衛生健康管理政策學院，北京 100005 2中國醫學科學院 北京協和醫學院 群醫學及公共衛生學院，北京 100005 3濟寧醫學院，山東濟寧 272067 4淡藍公益，北京 100020

隨著人均壽命的延長和艾滋病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風險的增高，≥50歲男男性行為人群(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中HIV感染率持續上升，2010至2011年我國該人群的HIV感染率已經上升為11.5%，部分地區該人群的HIV感染率更是高達21.7%[1- 2]。近年互聯網交友APP的出現轉變了MSM人群傳統的交友形式，使該人群尋找性伴的方式更加便捷和隱蔽，同時也加大了艾滋病傳播的風險。性行為前知曉性伴的HIV感染狀態有助于MSM評估感染風險，降低無保護性性行為的發生，阻止艾滋病的傳播流行[3]。以往研究表明HIV檢測、知識水平及高危性行為等因素都有可能是MSM人群主動了解性伴的感染狀態或披露自身感染狀態的影響因素[4- 6]。本研究旨在了解≥50歲MSM對其性伴HIV感染狀態的知曉情況及相關因素，為制定綜合科學的HIV干預措施提供研究依據。

對象和方法

對象男性；≥50歲；過去一年曾發生男男性行為；同意參與本研究。

方法本研究基于Blued同性社交軟件的網絡自填問卷調查。由于≥50歲MSM占比較低且參與率低，因此，根據以往調查經驗向調查期間該軟件平臺≥45歲用戶發送招募信息，感興趣的用戶知情同意后點擊招募信息(附問卷鏈接)“同意并參與調查”按鈕填寫問卷。

調查內容(1)社會人口學特征；(2)高危性行為：最近一年男性性伴數、性病(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STI)感染史(如梅毒、淋病、尖銳濕疣等)、物質使用史(如Rush、酒精、搖頭丸等)等；(3)HIV或艾滋病(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AIDS)相關知識：問卷采用全國MSM艾滋病哨點監測問卷(如“艾滋病是一種不可治愈的嚴重傳染病嗎？”等)，該問卷共包括8道題目，其中正確回答6道及以上者定義為知曉HIV/AIDS相關知識[7]；(4)HIV檢測史：即是否進行過HIV檢測；(5)HIV污名化水平：HIV污名化量表共包括7個條目(如“如果我是HIV感染者，我會覺得自己低人一等”等)，所有條目均采用Likert 4級評分，最終得分為所有條目的平均值，得分越高者，HIV污名化水平越高[8]；(6)最近一個男性性伴的HIV感染狀態知曉情況：其中知曉情況定義為知曉其最近一個男性性伴的HIV感染狀態(無論HIV陽性或HIV陰性)。

統計學處理采用Excel 2019建立和整理數據庫，SPSS 22軟件進行統計分析。統計描述使用構成比(均數)，性伴感染狀態知曉組間比較使用χ2檢驗(t檢驗)，性伴感染狀態知曉多因素分析使用Logistic回歸分析。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雙側檢驗，檢驗水準α=0.05。

結 果

人口學特征符合納入標準的共1037例，50～59歲年齡組占82.4%(854/1037)，漢族占95.0%(984/1037)，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者占76.2%(790/1037)，已婚者占64.2%(666/1037)，在職者占70.0%(726/1037)。65.7%(681/1037)的研究對象認為其性傾向為同性戀，僅38.4%(398/1037)的調查對象曾向家人、朋友或同事披露過自己的性傾向。

行為、心理學特征及HIV/AIDS相關知識知曉74.9%(777/1037)的研究對象報告過去一年有≥2個男性性伴，32.3%(335/1037)感染過STI，25.0%(259/1037)使用過物質。知曉HIV/AIDS相關知識者占71.3%(739/1037)，進行過HIV檢測者占66.6%(691/1037)(表1)。知曉其最近一個男性性伴HIV感染狀態者僅占38.4%(398/1037)。HIV污名化得分較高(3.1±0.6)。

性伴HIV感染狀態知曉單因素分析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50歲MSM對其最近一個男性性伴HIV感染狀態知曉的相關因素包括：教育程度(χ2=11.680，P=0.001)、職業狀況(χ2=12.727，P=0.002)、過去一年男性性伴數量(χ2=36.865，P<0.001)、HIV/AIDS相關知識知曉(χ2=11.827，P=0.001)、STI感染史(χ2=22.286，P<0.001)、HIV檢測(χ2=10.384，P=0.001)及HIV污名化水平(t=2.625，P=0.009)(表1)。

表1 50歲及以上男男性行為人群性伴HIV感染狀態知曉相關因素分析

性伴HIV感染狀態知曉多因素分析≥50歲MSM對其最近一個男性性伴HIV感染狀態知曉情況的多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是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的0.660倍(95%CI=0.473～0.922，P=0.015)；失業和在職者分別是退休者的0.537倍(95%CI=0.322～0.896，P=0.017)和0.663倍(95%CI=0.466～0.944，P=0.022)；過去一年有≥2個男性性伴者是沒有或僅有1個男性性伴者的0.433倍(95%CI=0.320～0.586，P<0.001)；未進行過HIV檢測者是進行過HIV檢測者的0.544倍(95%CI=0.403～0.734，P<0.001)；對HIV/AIDS相關知識不知曉者是知曉者的0.636倍(95%CI=0.466～0.868，P=0.004)；有STI感染史者是無STI感染史者的0.472倍(95%CI=0.349～0.637，P<0.001)，同時，HIV污名水平越高者知曉其最近一個男性性伴HIV感染狀態的可能性更低(OR=0.742，95%CI=0.604～0.912，P=0.005)。

討 論

在MSM中無保護肛交性行為是HIV傳播的主要途徑，因此堅持使用安全套是避免感染的有效手段[9]。而知曉性伴的HIV感染狀態可以促進MSM在與性伴尤其是與HIV陽性者發生性行為時使用安全套并采取及時的預防控制措施避免感染[10]。本研究顯示≥50歲MSM中僅有38.4%知曉其最近一個男性性伴的HIV感染狀態，與2010年北京市MSM中該比例相似(38.4%)[11]。隨著≥50歲MSM中HIV感染率的上升，推廣知情交友策略、強化自我防護非常必要。

研究表明文化程度高、知曉HIV/AIDS相關知識的MSM了解其性伴感染狀態以及主動披露自身感染狀態的可能性較高，進而在性行為中更能堅持使用安全套及其他預防服務[4]。在≥50歲MSM中HIV知識知曉率僅為71.3%，與我國總體MSM的HIV知識知曉率(88.4%)相比仍處于較低水平。在重慶等地開展的研究顯示，中老年MSM的HIV感染率較高，但其獲取艾滋病防治知識主要還是以宣傳資料和朋友之間交流為主，渠道比較單一且局限[2]。隨著科技的發展，該人群中社交軟件使用變得非常廣泛，因此，HIV防治人員也應意識到這一變化，擴充該人群獲取HIV相關知識的渠道，借助網絡平臺加強對≥50歲MSM的警示性教育和安全性行為教育，提高該人群的知情交友意識[12]。接受過HIV檢測的MSM更有可能知曉其性伴的感染狀態，這與以往的研究結果[13]一致。對自身HIV感染狀態的了解可以促進MSM在性行為中采取更多的保護措施，如主動詢問性伴感染狀態、披露自身感染狀態及堅持使用安全套等。MSM無法知曉性伴感染狀態除對方隱私及污名化考慮等因素外，更有可能是其性伴未進行過檢測因此不了解自身感染狀態，提示在MSM中宣傳知情交友策略的同時也應進一步加大HIV檢測，尤其是伴侶咨詢檢測[14]。

恐懼和歧視心理是影響MSM人群采取HIV預防干預服務的不利因素[15]。由于傳統社會規范的束縛和對HIV知識的缺乏，≥50歲MSM面臨著巨大的心理壓力，包括性向歧視、年齡歧視及對HIV感染的恐懼等[16]。因此，除了加大對該人群關于安全性行為的宣傳教育外，一方面應關注MSM心理健康，在醫療衛生機構或社區組織中為該人群提供心理咨詢服務；另一方面加強社會普及教育，構建HIV衛生服務利用友好型環境，鼓勵其及時采取預防控制服務。性伴數量越多、性伴關系越不穩定的MSM因為該人群的危險性行為增加，感染其他性病的風險相應較高，同時知情交友的可能性也越低，提示性病門診的醫護人員應進一步加強宣傳意識，在前來咨詢就診的≥50歲MSM中加大知情交友策略的宣傳，尤其是在臨時性伴關系中更應加強感染風險防范意識[6]。另外，本研究在職及失業者對性伴感染狀態的知曉率顯著低于退休者，這有可能是因為在職或失業者其年齡偏小，而MSM更易向年長的性伴披露其感染狀態[17]。值得注意的是在職及失業者相比較退休者在婚者居多，在婚MSM同性和異性性行為并存是導致婚內配偶間HIV傳播的重要原因，因此也應提高對婚內MSM的識別和干預，增強其健康風險管理意識，進一步保護其女性伴侶健康[18]。

本研究存在局限性。首先，調查信息均為調查對象網絡自報，存在回憶偏倚；其次，研究對象均通過同性社交軟件招募，因此研究結果無法推廣至不使用社交軟件交友的MSM。

綜上，≥50歲MSM對性伴感染狀態知曉比例較低，應廣泛借助眾多平臺如性病門診、網絡社交軟件等加大對安全性行為及知情交友的健康教育，繼續擴大HIV及性病檢測；同時，應加強關注該人群的心理健康，促進其對HIV預防控制服務的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