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新生重性抑郁障礙與驚恐障礙流行病學調查*

許瑞雪 慕福芹 段熙明 孫 浩 李涵云 秦 巖 胡書章 劉 佳 王怡陽 劉 燕,6△

(1濱州醫學院公共衛生與管理學院，煙臺 264003；2濟寧醫學院精神衛生學院，濟寧 272013；3濟寧醫學院臨床醫學院，濟寧 272013；4山東大學齊魯醫學院，濟南 250012；5山東第一醫科大學公共衛生與健康管理學院，濟南 250117；6濟寧醫學院循證醫學中心，濟寧 272013)

成人初顯期是18～25歲或29歲之前年輕人發展的時期，同時也是面臨許多獨特的處境和挑戰的時期[1]。大學生正處在這一早期階段。由于其心理機制不夠健全、承受能力弱，易引發心理健康問題。重性抑郁障礙和驚恐障礙是當今大學生中最為高發的心理健康問題，且患病率呈上升趨勢[2-3]。前者常表現為情緒低落，后者表現為壓抑、煩躁、易怒等[4-5]。這些異常情緒不僅影響學生的學業成績，還影響其人際關系及社會功能。大學生抑郁癥、驚恐障礙患者通常不愿尋求專業幫助，必然會增加其自殺風險[6-7]。因此，分析大學生重性抑郁障礙和驚恐障礙流行病學特征及影響因素可為大學生精神障礙精準防治提供科學依據。

1 對象和方法

1.1 對象

選取2018年4-10月就讀濟寧、日照及濰坊市9928名大學一年級全體學生進行整群抽樣調查。經研究者整理剔除無效樣本，最終有效問卷8079份，問卷有效率為81.38%。

1.2 方法

1.2.1調查方法 經過嚴格培訓的6名調查員組織，以班級為單位進行整群抽樣，使用各校圖書館電腦輔助系統監督學生填寫調查問卷，并由調查員詳細闡述問卷填寫方法和具體要求。問卷完成后，由學生點擊提交，直接上傳服務器終端進行保存。

1.2.2調查內容 1)一般人口學特征。包括城市、性別、民族、年齡、戶籍、是否獨生子女等人口學特征資料。

2)抑郁癥狀。應用患者健康問卷[8-9](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PHQ-9)進行評定。PHQ-9包含9個項目，評估過去兩周的抑郁癥狀的臨床嚴重程度。采用4級評分，如0(沒有)——3(幾乎天天)。PHQ-9中文版信度(Cronbach’ s α)為0.86[9]?？偡帧?0分表示研究對象患有中度或重度抑郁癥狀。本研究中該量表Cronbach’ s α=0.83。

3)焦慮癥狀。應用貝克焦慮量表[10](Beck Anxiety Inventory,BAI)進行評定。BAI包含21個項目，評估過去一周的焦慮癥狀的臨床嚴重程度。采用4級評分，如1(無)——4(重度)?？偡帧?5分表示研究對象患有焦慮癥狀。BAI中文版Cronbach’ s α=0.95[10]。本研究中該量表Cronbach’ s α=0.93。

4)青少年生活壓力事件。應用青少年自評生活事件量表[11](Ado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s Check list,ASLEC)評定。ASLEC包含26個項目，評估過去一年的壓力性生活事件。采用2級評分：0(否)——1(是)。本研究中該量表Cronbach’ s α=0.81。

5)終生嚴重創傷事件。通過23項問題進行評定。采用2級評分：0(否)——1(是)。本研究中該量表Cronbach’ s α=0.59。

6)重性抑郁障礙與驚恐障礙篩查。根據DSM-IV標準，通過綜合性國際診斷訪談[12](Composite International Diagnostic Interview version 3.0,CIDI-3.0)篩查重性抑郁障礙(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和驚恐障礙(panic disorder,PD)。重性抑郁障礙診斷需排除躁狂或輕躁狂史。

1.3 統計學方法

2 結果

2.1 人口學特征

共計8079名漢族大一新生完成本調查。其中，男生3225名(39.92%)，女生4854名(60.08%)，平均年齡(18.36±0.861)歲；城鄉之比為 1∶1.7；獨生子女共3075人(38.45%)；醫學專業學生占70.92%；抑郁癥狀比例約6.60%、焦慮癥狀比例約2.39%；48.97%學生在過去一年經歷了7件及以上的壓力性生活事件；有12.60%的學生經歷了3件及更多的終生嚴重創傷事件。

2.2 大一新生重性抑郁障礙、驚恐障礙及共病患病率

大一新生重性抑郁障礙的終生患病率為5.52%(95%CI:5.04%,6.05%)，驚恐障礙的終生患病率為0.87%(95%CI:0.68%,1.10%)，重性抑郁障礙與驚恐障礙共病的終生患病率為0.34%(95%CI:0.23%,0.50%)。另一方面，重性抑郁障礙患者共病驚恐障礙的比例為5.95%(26/437)，驚恐障礙患者共病重性抑郁障礙的比例高達38.24%(26/68)。見表1。

表1 大一新生重性抑郁障礙、驚恐障礙及其共病患病率分析(N=8079)

2.3 大一新生重性抑郁障礙、驚恐障礙及其共病單因素分析

選擇性別、年齡、戶籍、獨生子女、專業、青少年生活壓力事件數、終生嚴重創傷事件數等一般因素以及抑郁癥狀、焦慮癥狀等因素進行分析，結果發現，抑郁癥狀(P<0.001)、焦慮癥狀(P<0.001)和青少年生活壓力事件(P<0.001)、終生嚴重創傷事件(P<0.001)與重性抑郁障礙、驚恐障礙及其共病患病率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性別(χ2=6.755,P=0.009)、戶籍(χ2=12.778,P<0.001)僅與重性抑郁障礙患病率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見表2。

表2 大一新生重性抑郁障礙、驚恐障礙及其共病患病率人口學特征單因素分析

2.4 大一新生重性抑郁障礙、驚恐障礙及其共病多因素分析

為了進一步確定與重性抑郁障礙、驚恐障礙及其共病發生相關的獨立因素，將單因素分析中有統計學意義的變量納入到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中進行多因素分析。結果發現，女性相對于男性(OR=1.31,95%CI:1.07～1.62)、城鎮戶籍相對于農村戶籍(OR=1.51,95%CI:1.21～1.90)、患有中重度抑郁癥狀(OR=3.33,95%CI:2.53～4.37)、患有焦慮癥狀(OR=1.68,95%CI:1.08～2.62)、青少年生活壓力事件數>6件(7～9件：OR=2.00,95%CI:1.40～2.86；≥10件：OR=2.61,95%CI:1.83～3.71)及終生嚴重創傷事件數≥1件(1件：OR=1.38,95%CI:1.03～1.84；2件：OR=1.50,95%CI:1.07～2.10；≥3件：OR=2.42,95%CI:1.74～3.37)可能增加大學生重性抑郁障礙患病風險。城鎮戶籍相對于農村戶籍(OR=2.01,95%CI:1.16～3.49)、非獨生子女相對于獨生子女(OR=2.03,95%CI:1.12～3.67)、患有中重度抑郁癥狀(OR=3.77,95%CI:2.07～6.86)、患有焦慮癥狀(OR=3.86,95%CI:1.85～8.06)及青少年生活壓力事件數≥10件(OR=3.09,95%CI:1.22～7.87)可能增加大學生驚恐障礙患病風險。其中，城鎮戶籍相對于農村戶籍(OR=2.51,95%CI:1.06～5.94)、非獨生子女相對于獨生子女(OR=2.54,95%CI:1.00～6.43)及患有中重度抑郁癥狀(OR=5.79,95%CI:2.37～14.10)可能增加抑郁癥及驚恐障礙共病的患病風險(表3)。

表3 大一新生重性抑郁障礙、驚恐障礙及其共病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3 討論

本文結果顯示，大一新生的重性抑郁障礙終生患病率為5.52%(95%CI:5.04%,6.05%)，與葉磊等[13]對大學生重度抑郁癥患病率的研究基本一致(5.62%)，高于2019年中國人群抑郁癥患病率3.52%[14](95%CI:3.17%,3.91%)；驚恐障礙終生患病率為0.87%(95%CI:0.68%,1.10%)，低于國際報道的大學新生終生患病率[15](5.0%)；重性抑郁障礙與驚恐障礙共病的終生患病率為0.34%(95%CI:0.23%,0.50%)。大學生重性抑郁障礙、驚恐障礙是影響大學生心理健康的嚴重公共衛生問題[16-17]，探索其相關危險因素，可為重性抑郁障礙、驚恐障礙及共病的防治提供有效的科學依據。

大約31%的大學生患有一種或多種心理健康問題[18]，最常見的是重性抑郁障礙和驚恐障礙[19]。重性抑郁障礙是以心情低落、興趣和活動度降低、自我評價降低為主要表現的一種精神疾患，嚴重者還出現妄想、幻覺甚至自殺意念或傾向等[20]。具有高患病率、高致死率、高致殘率的特點[21]。驚恐障礙又稱急性焦慮障礙，以突然發作的、不可預期的、反復出現的、強烈的驚恐體驗，伴瀕死感或失控感為主要特征，并伴有嚴重的自主神經功能紊亂癥狀[22]。這些癥狀均困擾學生情緒，使他們的社交減少，還影響他們的學業成績及專業發展，甚至關乎到短期輟學和長期社會人力資源損失[23]。因此，大學生的心理健康問題不僅是一個臨床或教育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問題。

女性的抑郁癥患病率高于男性，而驚恐障礙及共病的患病率與性別無關。抑郁癥患病率性別的差異，與前期有關研究[16,24]結果一致。這可能與男女性之間的生理特點和性別角色有關[25]。女性的角色特征往往表現為情感、同情心和對他人需求的敏感性，男性則更多地.表現為個人主義和自信等。當面對外界壓力時，女性往往表現為內化障礙，如抑郁、焦慮等；男性則表現出更多的外化障礙，如酗酒等。本研究中，驚恐障礙及共病的患病率性別分析結果，不同于孟祥飛[26]的研究，其認為女性更易患驚恐障礙。這可能是受到不同的文化、學校環境及社會環境的影響所造成的[27]。

城鎮來源大學生重性抑郁障礙、驚恐障礙及其共病的患病率高于農村大學生。其原因可能是復雜的城鎮社會環境使個體有更多的情緒體驗，從而加劇個體的抑郁及焦慮情緒[28]。另外，非獨生子女的驚恐障礙及共病患病率比獨生子女高。這可能是因為與獨生子女相比，他們接受的父母和其他長輩的關愛較少，很多想法或情緒不能得到理解和分享。因此，進一步探討個體因素、生長環境因素和學校社會因素等對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況的影響將具有重要意義。

大一新生的抑郁癥狀或焦慮癥狀程度越重、經歷的青少年生活壓力事件數或終生嚴重創傷事件數越多，大學生重性抑郁障礙、驚恐障礙患病率越高。國內外已有研究表明，學業壓力過大、創傷經歷較多及人際關系不和諧會導致嚴重的心理健康問題[16,27]。心理健康問題不僅關系到個人的學習與生活，更關系到每個家庭甚至整個社會的發展。高校務必關注大一新生的心理健康問題并采取相應預防及干預措施，以提高大學生對生活事件的適應能力、應對能力及其對重性抑郁障礙、驚恐障礙預防和干預能力。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數據收集依賴于自我報告。調查過程中可能會產生報告偏倚和回憶偏倚，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本研究的結果。其次，本研究中重性抑郁障礙、驚恐障礙及其共病的診斷依靠國際綜合診斷訪談量表，而非由精神科醫生進行臨床診斷，可能會降低疾病診斷的敏感性。

綜上所述，開展大學新生精神障礙篩查勢在必行。同時，提高各級政府相關部門、高校、家庭以及個人的心理健康認知，關注大學新生心理健康影響因素，并及時采取相應預防及干預措施，可以有效提高大學生心理健康水平，降低大學生精神障礙疾病負擔。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均申明不存在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