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教育期望、子女逆反感知和父母考試焦慮的關系*

樂星宇 顧燕波 柳 凌

(1湖州師范學院教師教育學院，湖州 313000；2寧波市鎮海區兆龍學校，寧波 315200；3臨海市中山教育集團，臨海 317000)

教育焦慮是中國家庭教育普遍存在的問題。父母教育焦慮表現為父母對子女學習成績、就業前景、生活前景等過度恐慌，以及對子女考試成績、學習態度、學習進度等過度敏感[1]。2018年發布的《中國家長教育焦慮指數調查報告》也顯示，中國家長整體上處于比較焦慮狀態。雖然“雙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學生的學習負擔，但父母的焦慮并未得到完全緩解。事實上，父母及其子女是一個“焦慮共同體”，有部分家長的焦慮甚至比子女還嚴重[2]。由此可見，在當今教育競爭壓力下，家長的焦慮仍處于高位?？荚嚱箲]是教育焦慮的表現之一，目前，大多數研究探討了青少年的考試焦慮[3]，然而鮮有研究探討父母對于其子女考試出現的焦慮?；诖?，本研究旨在探討父母教育期望與考試焦慮的關系及其作用機制，以期為緩解父母考試焦慮提供解決路徑。

考試焦慮是教育焦慮的表現之一，它是指個體面對考試或測驗情境而引起的緊張狀態。教育期望反映了個體對教育價值的重視程度，也反映了個體對教育內在與外在效用的綜合認知。從社會學角度來看，它是指一個人在社會地位取得過程中，隨著實際情況的發展，建立起對未來的期望。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期望可視為父母對子女未來教育成就與社會地位的追求，是一種積極的教育影響因素，是家庭積極教育策略的重要體現，合理的教育期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父母的考試焦慮[4]?；诖?，本研究假設1：父母教育期望與考試焦慮呈顯著負相關。

目前，有關教育期望的研究大多基于Blan和Duncan的地位獲得模型(status-attainment model)，即強調家庭對子女身心發展的制約作用。其中，家長對子女的教育期望被Seginer[5]視為諸多家庭因素中的最主要因素，它能夠決定父母的教育模式以及參與子女教育程度的高低?？梢?，父母的教育期望往往會轉化成父母的外顯行為，并對子女產生影響。社會資本理論認為，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是個體從親屬或鄰里間等社會關系中獲得的一種特殊資源，它強調親子間的親密關系對子女的影響，具體來說，父母與子女的頻繁互動和有效溝通有助于加強親子間的紐帶。合理的教育期望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親子關系的親密程度以及家長在子女教育中的參與程度，換句話說，合理的教育期望是一種家庭社會資源，它可以轉化成父母的外顯行為，通過積極的家庭互動來約束子女的負面行為[6]。因此，本研究推測，父母積極的教育期望有利于抑制子女的逆反心理。另一方面，生命歷程理論認為，父母與子女之間是相互聯系和影響的[7]。McConkey也發現，子女的行為問題和父母的心理健康是相互關聯的[8]，子女的行為問題會增加父母的養育壓力，造成父母焦慮和抑郁，并降低父母的養育幸福感[9]。因此，本研究推測，子女逆反心理可以預測父母的考試焦慮?；诖?，本研究假設2：子女逆反感知在父母教育期望與父母考試焦慮間起中介作用。本研究的假設模型如圖1所示。

圖1 假設模型圖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采用方便取樣，對浙江省杭州市、寧波市、臨海市240名青少年家長發放調查問卷，回收有效問卷222份，問卷有效率為92.5%。青少年家長的年齡主要集中在30～39歲(72.4%)；家長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下39人(17.6%)，大專52人(23.4%)，本科107人(48.2%)，研究生24人(10.8%)。

1.2 方法

1.2.1父母考試焦慮量表 采用陳婉真等[10]編制的父母考試焦慮量表。該量表由8個項目組成，如“孩子準備考試時，我擔心孩子考試結果不理想”“孩子考試結束后，我的心情會受孩子表現的影響”。量表使用李克特5點計分，“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明父母對子女考試的焦慮程度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46，驗證性因素分析表明，量表的結構尚可(χ2/df=3.357，RMSEA=0.107，GFI=0.940，AGFI=0.873，NFI=0.962，IFI=0.972，TLI=0.954，CFI=0.972)。

1.2.2子女逆反心理問卷 本研究依據Hong等[11]編制的逆反心理量表，自編適合中國父母作答的子女逆反心理問卷。探索性因子分析表明，本研究中問卷的KMO值為0.930，Bartlett球形檢驗結果達到顯著性水平(P<0.001)。采用主成分分析、最優斜交法(Promax)，根據碎石圖及分析結果，提取出1個公因子，其特征值為5.364，解釋了67.05%的變異，因子載荷系數為0.746～0.878，因此，探索性因素分析保留了8個項目。例如“孩子常把我的忠告當作多管閑事”“當我把某人作為榜樣叫孩子學習，孩子會很反感”。驗證性因素分析表明，問卷的結構良好(χ2/df=2.078，RMSEA=0.070，GFI=0.959，AGFI=0.922，NFI=0.968，IFI=0.983，TLI=0.975，CFI=0.983)。問卷使用李克特5點計分，“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明父母感知的子女逆反心理程度越高。本研究該量表Cronbach’s α系數為0.929。

1.2.3父母教育期望問卷 本研究以父母期待子女接受最高教育程度來測量父母教育期望[12]。題目為“您希望孩子的學業將來達到什么水平？”，選項“1—5”分別代表“初中畢業”“高中畢業”“大專畢業”“ 大學(本科)畢業”“研究生及以上”。我們將記分的1、2、3、4、5分別看成是連續數據分組后的組中值,將分數分成5段,0.5～1.5分為沒有教育期望，1.5～2.5分為教育期望較低，2.5～3.5分為教育期望一般，3.5～4.5分為教育期望較高，4.5～5.5分為教育期望極高。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22.0進行數據管理、描述統計、相關分析等。使用AMOS26.0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應用非參數百分位Boostrap法(重復抽樣5000次)和Hayes[13]編制的SPSS宏程序Process(Model4)進行中介效應檢驗。以P<0.05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各變量描述性統計分析

父母教育期望得分為4.00分，表明當前父母教育期望較高。此外，由于正態性檢驗表明，3個變量均不符合正態分布(P<0.001)，因此使用Spearman相關分析。結果表明，父母教育期望與考試焦慮、逆反感知呈顯著負相關，考試焦慮與逆反感知呈顯著正相關，故假設H1得到驗證，且符合中介效應檢驗的前提[14]。見表1。

表1 描述性統計和相關矩陣(n=222)

2.2 中介效應分析

首先對變量進行標準化處理，接下類采用Hayes開發的Process宏程序中的Model4進行中介效應檢驗。以父母教育期望為自變量，考試焦慮為因變量，逆反感知為中介變量進行回歸分析。父母教育期望顯著負向預測考試焦慮(β=-0.21，P<0.01)，當放入逆反感知這一中介變量后，父母教育期望對考試焦慮的預測作用不顯著(β=-0.10，P>0.05)。見表2、圖2。

父母教育期望對考試焦慮的直接效應值為-0.10，其95%置信區間包含0，表明父母教育期望對考試焦慮的直接效應不顯著。逆反感知在父母教育期望與考試焦慮之間具有中介作用，中介效應值為-0.12，其95%置信區間不包含0，這表明逆反感知的中介效應達到顯著水平，故假設H2得到支持。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54.32%。見表3。

表2 模型中變量關系的回歸分析

注：**P<0.01，***P<0.001

表3 中介效應表

3 討論

本研究發現：1)父母教育期望與考試焦慮呈顯著負相關；2)子女逆反感知在父母教育期望與考試焦慮間起中介作用。研究有助于了解父母教育期望與考試焦慮的關系及其內在機制，對降低父母教育焦慮及促進和諧的親子關系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當前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期望較高，這與以往研究較為一致[15-16]。這可能是因為“望子成龍，望女成鳳”長期以來都是中國父母的心聲，一項跨文化研究發現，中國和日本家長之所以對子女有較高期望、并不斷要求子女追求更高成績和學歷，是因為他們認為學業成就不僅由先天能力決定，即使先天學習能力相對不足，亦可通過后天努力加以彌補[17]。此外，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也是影響父母教育行為的重要因素[18],本研究的樣本均來自浙江省，社會經濟地位高的家庭會希望自己的子女也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因此父母會對子女抱有較高的教育期望。

其次，父母教育期望與考試焦慮呈顯著負相關，這一研究結果與日常生活經驗不太相符(即父母教育期望越高，對子女提出的要求會越高，由此導致較高的子女逆反心理并使父母產生焦慮)，這可能是因為本研究將教育期望定義為家庭積極教育策略的表現形式，也可能與本研究的測量方式有關。另一方面，從總體來看，父母的教育期望是一種積極的教育因素,具有高期望值的父母會向孩子提供更高質量的教育資源，并在教育上投入更多精力。此外，家長也會根據孩子的現實表現調整自己的期望值，并有針對性地進行教育投入，從而不會引起大規模的考試焦慮。另外，父母教育期望并不能顯著預測考試焦慮，這表明父母教育期望與考試焦慮間存在某種作用機制。

再次，子女逆反感知在父母教育期望與考試焦慮間起中介作用,這一研究結果可以用自我激勵模型和社會資本理論較好詮釋。一方面，學生的成就主要是由包括期望在內的諸多因素決定，建立教育期望有助于學生厘清目標并按目標努力[19]，所以合理的教育期望能夠幫助學生自我監督，并積極反思。另一方面，父母與子女的頻繁互動和有效溝通有助于加強親子關系。對家長而言，與子女達成一致的教育期望可以幫助家長有針對性地指導和監督子女行為[20]；對子女來說，合理的教育期望有利于他們將家長的指導內化為行為，形成安全的依戀心理[21]，并養成正向的人格特質[22]。豐富的家庭社會資本有助于提升學生的控制點、道德觀念，也會顯著降低學生的不良行為[23]。此外，父母和子女之間是彼此影響的，子女的行為問題與父母的情緒顯著相關，子女的行為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會使父母認為他們是失敗的父母并產生焦慮[24]。因此，如果父母能夠對子女保持合理的教育期望，有助于塑造子女的正向行為，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減輕父母的焦慮。此外，父母也需辯證看待孩子的逆反心理，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是否恰當。另外，學校也應當積極推進家校合作，以促進親子健康成長。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不足。第一，本研究僅使用單個項目(父母期待子女接受最高教育程度)來測量父母教育期望，這也導致研究對父母教育期望的概念內涵界定不明確。因此，未來研究可以對父母教育期望進行更清晰地界定與劃分，探討不同教育期望下父母的焦慮問題及子女的逆反心理。第二，本研究使用的父母考試焦慮量表為單維度量表，然而學校教師對考試的態度和家長對孩子考試成績的歸因也可能會影響家長的考試焦慮，所以未來研究可以對教師和家長進行更深入的訪談，并修訂父母考試焦慮量表。第三，本研究的樣本均來源于浙江省，因此研究結果的推廣性還有待驗證，未來研究可以搜集不同省份地區的數據，進行跨區域的對比研究。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均申明不存在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