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中期洋錢在江南的流通及影響*

張景瑞 范金民

洋錢即外國銀元，又稱洋銀、番錢，明代隆慶開海后源源輸入中國，其數可以成億枚計。巨量銀元輸華后，最初僅流通于閩、粵二省，清代乾隆中后期開始通行于江南，(1)本文所指江南包括清代江蘇的江寧、鎮江、常州、蘇州、松江、太倉五府一州與浙江的杭州、嘉興、湖州、紹興、寧波五府。至道光前期盛行至浙江、江蘇、江西，甚至“漸至黃河以南各省”，“凡完納錢糧及商賈交易，無一不用洋錢”。(2)《清宣宗實錄》卷一六三，道光九年十二月丙子，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37245頁。洋錢成為東南數省經濟運行必不可少的硬通貨，對南中國的貨幣體系、財政經濟和社會生活均產生深刻影響。

既有研究一向聚焦輸華銀元的數量，而對洋銀何時進入流通領域，其如何流通卻殊少著墨，對鴉片戰爭前洋錢在中國內地的流通情形及其重要影響，更罕見探討，偶有一鱗半爪式的相關陳述，也遠未展示出洋錢流通的基本面貌。江南是清代商品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也是廣泛使用洋錢的地區，洋錢流通關系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綦重。今專文探討，旨在考察清前中期洋錢在江南的流通范圍及其演變過程，分析洋錢價格的波動趨勢及其成因，探究洋錢盛行對貨幣體系、財政經濟和社會風俗的影響，期能深化清代貨幣史與江南社會經濟史的研究。

洋錢在江南流通的演變過程

目前所見江南最早使用洋錢的記錄是比利時耶穌會士魯日滿留下的收支賬本?？滴跏哪?1675)七月，魯日滿在杭州支付《主制群證》的刻書費“1比索，(相當于)0.730(兩)”。次年，在常熟“給Su Ulh te(1)比索錢請他買茶壺：0.710兩”，之后“買puen用來制作十字架苦象，(1)比索：即0.730兩”。比利時漢學家高華士(No?l Golvers)指出，這一記載中西班牙銀元比索后出現的0.710兩與0.730兩是1比索對應的銀兩價值。魯日滿還將洋錢借與他人?？滴跏哪?1675)，在蘇州“借給Siu Pe k’i一個比索”。(3)[比利時]高華士：《清初耶穌會士魯日滿：常熟賬本及靈修筆記研究》，趙殿紅譯，大象出版社2007年版，第122、143、471、121頁。嘉定堂區管堂司鐸常熟人吳漁山也使用過洋錢?？滴跞晔?，“送陳醫銀錢一個，七錢六分”。(4)章文欽：《吳漁山嘉定賬簿初探》，《中華文史論叢》2009年第2期。魯日滿和吳漁山使用的洋錢可能來自澳門教友寄送的津貼。(5)[比利時]高華士：《清初耶穌會士魯日滿：常熟賬本及靈修筆記研究》，第491—492頁?？滴跷迨拍昕滴醯劢?，但天主教仍在江南民間秘密傳播，洋錢也隨之流通。乾隆二年(1737)，西洋傳教士王安多尼到蘇州府昭文縣傳教，每年得到銀元花錢200兩，由商人倪維智從澳門帶來。由于“銀錢在廣東可作九四色，到江南只作九二色”，(6)《廣州府詳報會審江南案涉案倪維智等人》，吳旻、韓琦編：《歐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獻匯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3、246頁。價值降低，因此乾隆七年后所得資金變為九七色銀。這些零星記載說明，康熙至乾隆前期，在江南活動的傳教士已使用洋錢，但數量有限，流通不廣，主要充當銀兩，時而需要減價使用。

除了傳教士社會網絡，康熙至乾隆前期，也有洋錢通過英吉利對華貿易流入江南?？滴醵昵逋⑿紡U除海禁，設立閩、粵、江、浙四海關。位于浙江寧波的浙海關，清前中期共有兩段對英貿易活躍期。一是康熙三十九年至四十九年(1700—1710)，先后有17艘英國商船運載貨物與白銀至寧波貿易。運來白銀數額有據可查的是康熙四十二年“聯合號”的2萬鎊與康熙四十七年“長桁號”的2.1萬鎊。(7)[美]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5—1834年)》第1卷，區宗華譯，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55、356頁。運來的白銀包括銀元和銀塊。二是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755—1757)，共有5艘英國商船至寧波貿易，其中記載較為詳細的交易有3次。乾隆二十年四月，英商喀喇生攜帶“番錢”2.4萬個，計2萬余兩，至寧波李元祚洋行采買蠶絲和茶葉。(8)《武進升折》，上海書店出版社編：《清代檔案史料選編》第2冊，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407頁；《喀爾吉善周人驥折》，上海書店出版社編：《清代檔案史料選編》第2冊，第408頁。次月，又有英商呷等噶攜帶“番銀”22萬兩至寧波交易。(9)《喀爾吉善周人驥折二》，上海書店出版社編：《清代檔案史料選編》第2冊，第411頁。乾隆二十二年，英船“翁斯洛號”抵達寧波，運來12萬銀元與絨布、鉛等貨物，購得瓷器206擔、茶葉3767擔、生絲102擔。(10)[美]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5—1834年)》第5卷，第68、69頁。同年，乾隆帝看到洋商有舍廣就浙的趨勢，擔心寧波成為第二個澳門，又考慮到外貿經濟利益受損，便諭令將四口通商收縮為廣州一口對西洋通商，寧波的對英貿易戛然而止。由于寧波對英貿易時斷時續，持續時間短，故而由此輸入的洋錢并未對江南社會產生明顯影響。

洋錢在江南以獨立貨幣形式通用始于乾隆中后期。嘉慶時青浦人諸聯稱：“聞古老云，乾隆初年，市上咸用銀，二十年后，銀少而錢多，偶有洋錢，不為交易用也。嗣后洋錢盛行，每個重七錢三分五厘?！?11)諸聯：《明齋小識》卷一二“洋錢”條，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編：《筆記小說大觀》第28冊，廣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第88頁。道光時常熟人鄭光祖記述，洋錢自蘇、杭向常熟逐漸擴展，“乾隆初，始聞有洋錢通用。至四十年后，洋錢用至蘇、杭。其時我邑廣用錢票，兼用元絲銀。后銀價稍昂，乃漸用洋錢”，乾隆五十年后“但用佛頭一種”。(12)鄭光祖：《醒世一斑錄》雜述六“洋錢”條，《續修四庫全書》第1140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21頁。說法大致相同。常州府宜興縣流通洋錢的時間稍晚些，始于乾隆末年。宜興人劉鏗說：“洋錢通行始于乾隆之季。余弱冠時，家有洋錢數十塊，塵埃坌積，以為棄物，不數年漸漸通行。其時通價每塊易錢六百七十文，今則貴賤無常，有易至千余文一塊時矣?！?13)劉鏗：《桑梓見聞錄》卷三《土風·洋錢》，清光緒二十七年刻本，第18頁。劉鏗弱冠之年是乾隆五十四年，當時已有洋錢流入宜興，數年后流行開來。

乾隆后期，洋錢在江南流通的具體事例已較為繁多。在蘇州，乾隆四十四年至五十二年間(1779—1787)，杭州人高宗元曾于巷門救下一位意欲自盡的家仆，詢之乃知“因征租途次失番銀八枚，歸無以自白，故引決耳”。高氏頗有善心，“如所失之數與之去”。(14)沈赤然：《候選州同知高君愚亭傳》，《五硯齋文鈔》卷一一，《續修四庫全書》第1465冊，第713頁。乾隆五十六年，昆曲公府內班41人為梨園公所捐款，所捐皆是洋錢，每人捐一元、一元半、二元、三元、四元、五元、十元、十元半不等，合計洋錢142元。(15)《公府內班捐助梨園公所添置器物款項數目碑》，江蘇省博物館編：《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9年版，第294—295頁。在松江府，乾、嘉年間寫就的《淞南竹枝詞》稱，“乾隆五十年，洋價一千二百文”。(16)《淞南竹枝詞》，轉引自吳貴芳《清代上海竹枝詞》，上海市文史館等編：《上海地方史資料(四)》，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254頁。乾隆五十一年，松江知府楊壽楠勸諭士紳為云間書院捐款，奉賢縣紳士陳廷溥等40戶“共捐銀一百三十兩，又洋錢十二元，又足錢一千二百二十七千一百七十文”。(17)嘉慶《松江府志》卷三〇《學校志》，清嘉慶二十二年刊本，第34頁。在杭州郊區臨平鎮，乾隆五十二年，有漁父網得南宋名臣文天祥用過的綠端蟬腹硯，王仲瞿居士“以番錢廿圓得之”。(18)曾燠：《簡齋前輩贈所藏文信國公綠端蟬腹硯賦謝四十四韻》，《賞雨茅屋詩集》卷二《古今體詩六十七首》，《清代詩文集匯編》第45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96頁。在嘉興府，乾隆五十四年，吳江縣民徐再耕將鄰居幼女阿彩騙至該府桐鄉縣，“賣得洋錢十二個，作錢八千文”。(19)《誘拐首犯聞拿投首其知情串賣之人與因人連累不同不準減等》，沈沾霖輯：《江蘇成案》卷二《名例下》，楊一凡、徐立志主編：《歷代判例判牘》第8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頁。乾隆六十年，金石名家嘉興人張廷濟以“白金六餅”從好友海鹽人張燕昌處買得一方斧硯。(20)張廷濟：《張叔未日記》，陳紅彥、樊長遠整理，鳳凰出版社2020年版，第192頁。在紹興府，乾隆五十七年著名幕僚汪輝祖稱：“番銀一圓舊易錢六百三四十文，此時亦幾及一千矣?！?21)汪輝祖：《病榻夢痕錄》卷下，《續修四庫全書》第555冊，第671頁。此外，嘉慶六年(1801)，蘇州人沈復渡江到常州府靖江縣范惠來處討債，范氏授予“番餅二圓”，并許諾“當勉措番銀二十圓，以償舊欠”。(22)沈復：《浮生六記》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頁?？梢姶藭r行用洋錢之地已逾江而北。結合清人追述與上述諸多事例，乾、嘉之際洋錢已通行江南各地，殆無疑義。

乾隆中后期江南流通的這些洋錢，主要來自閩、粵地區。清前期江南與閩、粵之間形成花布、綢緞與蔗糖、洋廣雜貨對流的貿易格局。其中，絲貨是江南輸往閩、粵的重要商品，年貿易額常在銀數十萬至百萬兩之間。到江南求購絲貨的閩、粵商人中不乏攜帶洋錢者。乾隆二十年，洋商郎一氏沼吧等運載米糧、貨物與番銀15萬元至廈門交易，并選擇殷實鋪戶林廣和、鄭得林二人先領番銀5萬元，“帶往蘇、廣購辦貨物”。(23)《鐘音折》，上海書店出版社編：《清代檔案史料選編》第2冊，第418頁。運載貨物至閩、粵販賣的江南商人也有攜帶洋錢而歸者。蕭山人汪輝祖回憶，約在乾隆三十四年，“有商人自閩、粵攜回者，號稱‘洋錢’，市中不甚行也，唯聘婚者取其飾觀，酌用無多，價略與市銀相等”。當時商人從閩廣攜回的洋錢只作飾品，還未能履行貨幣功能。之后洋錢持續流入江南，至乾隆末年已是“番銀之用廣于庫銀”。(24)汪輝祖：《病榻夢痕錄》卷下，《續修四庫全書》第555冊，第682頁。

洋錢何以會在江南如此通行呢？既有研究主要強調相比于銅錢與銀兩，洋錢以枚計數，有著結算、攜帶方便等優勢，但殊少考察乾隆朝海外銀元輸入中國的數量變化與江南銅錢的流通情況，也未探討洋錢輸入增多與私錢盛行對江南洋錢流通的推動作用。在海外輸入方面，乾隆六年至二十年(1741—1755)歐洲各國輸入廣州的白銀總數約有2675萬余元，是雍正四年至乾隆五年(1726—1740)輸入量的1.8倍，乾隆二十一年至三十四年更增長到2876萬余元。(25)Louis Dermigny, La Chine et l’Occident: 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IIIe Siècle, 1719-1833, tome 2, Paris: S.E.V.P.E.N.,1964, p.735.乾隆朝洋錢輸入量的大幅增長滿足了閩、粵地區洋錢的流通需求，推動著洋錢源源流向閩、粵之外的地區。在江南銅錢流通方面，私錢問題貫穿乾隆朝始終，乾隆帝在柄政前期主張弛禁，后期則轉為收買與查禁。乾隆三十四年至三十八年、乾隆五十五年至六十年是兩個收買私錢的高峰期。在此期間，江蘇官員收買私錢437萬余斤，總數位列東部諸省第一，浙江官員則收買了125萬余斤。此外，浙江官員在乾隆朝拿獲私鑄案件共計61起，位列全國第一。(26)鄭永昌：《清代乾隆年間的私錢流通與官方因應政策分析——以私錢收買政策為中心》，《臺灣師范大學歷史學報》第25期，1997年版。江、浙兩省私錢之盛行可見一斑。而在商業繁盛的江南，私錢流通自然比省內其他地區更嚴重。汪輝祖敏銳地注意到私錢盛行與洋錢流通之間的關系，稱：“蓋錢肆易錢，價無一定，自鵝眼以至制錢，凡數等，雜小錢者曰‘時錢’，其稍凈者曰‘鄉貨錢’，純制錢者曰‘典錢’，以銀易錢，相錢議價。錢既參錯，用者不便，乃計所易之錢，折受番銀?！?27)汪輝祖：《病榻夢痕錄》卷下，《續修四庫全書》第555冊，第682頁?！朵聊现裰υ~》也謂：“往來刀貝似流泉，鵝眼何堪混懋遷。不識青錢誰選去，街頭好用是洋錢?！?28)《淞南竹枝詞》，轉引自吳貴芳：《清代上海竹枝詞》，上海市文史館等編：《上海地方史資料(四)》，第254頁。私錢盛行加劇了銅錢使用中的攙和小錢之弊，促使民眾傾向于接受洋錢。

乾隆中后期洋錢使用范圍不斷擴展的同時，江南市場上流通的洋錢種類日漸趨向單一，也有利于提高交易效率。流入江南的洋錢最初種類多樣，有荷蘭馬劍錢，西班牙雙柱(又名雙燭)、佛頭等。在各類洋錢中，佛頭錢逐漸脫穎而出，成為江南市場上使用的主要銀元。鄭光祖稱，乾隆四十年后，洋錢“有馬劍者，重九錢四分，兌錢九百余文；雙柱、佛頭并重七錢三分，兌錢七百余文。五十年后，但用佛頭一種。后以攜帶便易，故相率通用，價亦漸增”。(29)鄭光祖：《醒世一斑錄》雜述六“洋錢”條，《續修四庫全書》第1140冊，第221頁。嘉慶時青浦縣朱家角鎮人周郁濱也記：“洋錢舊有馬劍(重八錢七分)，雙燭、佛頭(皆重七錢三分)，今惟佛頭盛行?！?30)嘉慶《珠里小志》卷三《風俗》，清嘉慶二十年刻本，第9—10頁。

洋錢在江南社會生活中的使用

洋錢自清初在江南始見使用后，到乾隆后期已逐漸滲透到江南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其時洋錢不僅是交換媒介，還承擔起價值尺度職能，人稱乾隆五十年后“蘇城一切貨物，漸以洋錢定價矣”。(31)鄭光祖：《醒世一斑錄》雜述六“洋錢”條，《續修四庫全書》第1140冊，第221頁。道光前期，江南各地“凡納賦、買賣及一切錢債交易，俱準此定斷”，(32)程岱庵：《野語》卷七“錢”條，《續修四庫全書》第1180冊，第97頁。以至于“入市俱問洋價若何”。(33)項映薇：《古禾雜識》卷三，范笑我點校，文物出版社2017年版，第37頁。但洋錢流通的具體情形，一向缺少闡述。今以金石學名家嘉興人張廷濟的日記為主，輔以其他材料，考察嘉、道年間洋錢在江南民眾日常開支、田宅交易、書畫金石交易、金融市場以及官府財政收支等領域普遍使用的情形。

(一)日常開支

主要包含食品、服飾、用具、出行與住宿、交際、勞動報酬等方面的支出。

食品方面。嘉、道年間米谷以洋錢定價已很常見。嘉慶十二年(1807)，仁和縣民管士榮拖欠租米1石3斗5升，交“洋錢五元算米一石，尚欠米三斗五升”，(34)《浙江仁和縣審詳民人莫煥推跌管士榮身死案》，常建華編：《清嘉慶朝刑科題本社會史料分省輯刊》上冊，天津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730頁。租米每石5元。二十四年正月，松江府熟米市價每石1元8角。(35)包世臣：《己卯歲朝松江即事》，《包世臣全集·管情三義》卷六《詩三》，黃山書社2013年版，第106頁。道光元年(1821)六月，嘉興縣“米價貴，每石四洋錢”。(36)張廷濟：《張叔未日記》，第142頁。常熟城南門外是“米馬頭”，“洋錢定價，以九四申用，名‘河洋價’，實起于道光初年”。(37)鄭光祖：《醒世一斑錄》雜述六“洋錢”條，《續修四庫全書》第1140冊，第221頁。其他食品交易也頻頻使用洋錢。(38)張廷濟：《張叔未日記》，第17、75頁。

服飾方面。嘉慶十年四月，張廷濟用“絹錢一洋”，十一月，買鞋1雙，“價一洋，找一百五十文”。(39)張廷濟：《清儀閣日記》，周德明、黃顯功主編：《上海圖書館藏稿鈔本日記叢刊》第4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年版，第108、207頁。十三年九月，買絹1匹，“價一千一百文，付二洋，店找來錢三百廿四文”。(40)張廷濟：《張廷濟日記》，嘉慶十三年九月十五日，清稿本。十六年十月，買帽子、絨領、毛襪等物，“付去四洋錢”。(41)張廷濟：《張叔未日記雜稿》，周德明、黃顯功主編：《上海圖書館藏稿鈔本日記叢刊》第5冊，第316頁。二十二年十月，買鞋1雙，“付以一洋錢”。(42)張廷濟：《張叔未日記》，第127頁。

用具方面。嘉慶九年三月，張廷濟在揮云閣買箋紙，共計1800文，“洋錢作七百，付以洋錢三元，找來錢三百零十文”。十二月，“姚芳淑湘信來，薦張大椿筆客，買十管，付以一洋”。(43)張廷濟：《張叔未日記》，第18、62頁。次年九月，又買“箋紙五十二匣，共洋六枚”。(44)張廷濟：《清儀閣日記》，周德明、黃顯功主編：《上海圖書館藏稿鈔本日記叢刊》第4冊，第160頁。十三年十月，“買黃蠟一斤四兩，錢五百文，買白蠟三兩三錢，錢百十五文，付一洋，找來錢八十五文”。十二月，“買大斗筆一枝，價三洋；買筆及墨共二洋”。(45)張廷濟：《張廷濟日記》，嘉慶十三年十月初三日、十二月二十八日，清稿本。十二年至十四年間(1807—1809)，蘇州城某寺僧人買“大鑼一對，付洋十七元，錢十四文”；“□椅四把，付洋四元”；“條石四塊，付洋四元”。(46)《嘉慶十二年到十四年收支什用帳單碑》，王國平、唐力行主編：《明清以來蘇州社會史碑刻集》，蘇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75頁。道光十六年(1836)，常熟福山城城垣重建，所用城磚的價格皆以洋錢定價，“二號城磚價每塊洋錢一分三厘五毫”，“橘囊磚價每塊洋錢一分五厘”，“礦灰價每擔洋錢三角八分”。(47)陳鑾等撰：《重浚江南水利全書·修浚福山城垣塘河全案》，《四庫未收書輯刊》第7輯第9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641頁。

出行與住宿方面。嘉慶十八年二月，張廷濟“坐船一，船錢一洋錢，無零錢，先期許鳳修侄手付船戶”。(48)張廷濟：《張叔未日記雜稿》，周德明、黃顯功主編：《上海圖書館藏稿鈔本日記叢刊》第5冊，第337頁。道光二年在杭州“發天竺轎錢一洋(作八百)”。(49)張廷濟：《張叔未日記》，第220頁。五年七月，從嘉興至杭州，“寓十五間園馬漱石三兄家當賓館，寓錢十銀洋錢”。(50)張廷濟：《張叔未日記》，第213頁。

交際支出方面。嘉慶九年十一月，張廷濟“與姚今韓信并贐二洋，托沈老谷寄去”，“送松江姚則兄贐儀二洋。錢太史家奠儀二洋。沈太史家奠儀一洋”，“送岳母二洋，送八新娘娘見面錢一洋”。二十一年九月，“候沈典彝，送其令子老匯學生喜分一洋錢”，又“候葉兩垞太史，謝唁謝卷，送以贐分二洋錢”。(51)張廷濟：《張叔未日記》，第56、57、100頁。張廷濟日記中此類記載較多，不再一一列舉。

勞動報酬方面。嘉慶六年，嘉善縣民朱忝貴經浦文湘、李茂春做媒娶妻，“致送謝媒錢洋錢二元”。(52)《浙江嘉善縣民人浦文湘因索分媒錢毆傷李茂春身死案》，常建華編：《清嘉慶朝刑科題本社會史料分省輯刊》上冊，第675頁。嘉慶十三年，張廷濟找工匠刻字，支付洋錢5元。(53)張廷濟：《張廷濟日記》，嘉慶十三年閏五月初五日，清稿本。十二年至十四年間，蘇州城某寺僧人“修暖轎，付洋十一元，錢六百四十文”，又請“木作朱茂生造價，共付洋一百零三元，銀六兩三錢二分，錢十千零一百三十文”。(54)《嘉慶十二年到十四年收支什用帳單碑》，王國平、唐力行主編：《明清以來蘇州社會史碑刻集》，第375頁。二十一年四月，張廷濟為盧孔昭寫字6幅，得“對箋三幅、番銀一餅”；十一月，又為曹正彥寫字，得“潤筆洋錢四枚”。(55)張廷濟：《張叔未日記》，第79、104頁。道光九年，常熟縣東南三圖建造水龍，置于新橋武廟公所，“付修理武廟洋錢十元正”，“付筆資費洋錢一元正”，“付吹手連飯食共計洋錢一元正”。(56)《常熟縣為公置水龍救火器具給示禁約碑》，王國平、唐力行主編：《明清以來蘇州社會史碑刻集》，第660、661頁。

綜觀上述洋錢在日常支出中的使用情形，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商品雖以銅錢計價，但以洋錢支付，洋錢只履行交換媒介職能。另一類是商品以洋錢計價，以洋錢支付，洋錢同時履行價值尺度和交換媒介職能，已具備作為貨幣的兩種基本職能。加之洋錢本身就是金屬貨幣，具有儲藏價值，能夠作為儲藏手段，因此，在江南流通的洋錢是一種成熟的貨幣形態。此外，通過與銅錢、銀兩的比價換算，洋錢可與二者搭配使用，減少銅錢單位價值過低與銀兩切割稱量不便的弊端，滿足復雜多變的支付需求，便利民眾的日常交易。

(二)田宅交易

既有研究主要利用契約文書研究嘉、道年間江南不動產交易中的貨幣使用情況，普遍的看法是幾乎沒有使用洋錢。(57)熊昌坤：《近代寧波的洋銀流入與貨幣結構》，《中國經濟史研究》2017年第6期；張寧：《15—19世紀中國貨幣流通變革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54—155頁；[日]岸本美緒：《十九世紀前半におけゐ外國銀と中國國內経済》，豐岡康史、大橋厚子編：《銀の流通と中國·東南アジア》，(東京)山川出版社2019年版，第123、128頁。其實如果擴大史料范圍，作進一步探究，就會發現這種論斷恐怕不能成立。事實上，至遲嘉慶后期，洋錢已用于江南城鄉的不動產交易。

在蘇州府，嘉慶十二年至十四年間，府城某寺兩度支付房價，皆使用了洋錢。該寺《收支什用帳單碑》記，“廟間壁房價，共付洋一百十五元，又付元銀十兩零一錢”；“高墩弄口房價，付洋二百二十一元，又付元銀十兩零四錢四分”。(58)《嘉慶十二年到十四年收支什用帳單碑》，王國平、唐力行主編：《明清以來蘇州社會史碑刻集》，第375頁。兩筆房價盡管都是洋錢與元銀并用，但皆以洋錢為主。道光四年，新陽縣諸生潘道根將其亡弟潘道原之屋賣與同縣人張鴻升，售價“洋銀六十元”，“分得洋二十枚，又為代填經手之項”。(59)潘道根：《潘道根日記》上冊，羅瑛整理，鳳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13—14頁。七年，長洲縣民黃恭慎立下絕賣田契，將32畝圩田售與蔣氏管業收租，得價洋錢451元。(60)《道光七年黃恭慎絕賣田文契》，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以下簡稱“東京大學東文所”)藏《蘇州周氏文書》。

在嘉興府嘉興縣，嘉慶十六年至二十三年間(1811—1818)，張廷濟前后4次買田，均以洋錢作為主要支付貨幣。嘉慶十六年九月，買高張氏同子明華田3畝，租4石7斗，價107千文，“當付洋六十二元，又找錢足串六百〇四文，又立約票，約到高處洋六十元，于十月定日認票認人，付清”。同年十月，買“嘉田七畝，十八千，算計錢百廿六千，該洋百六十一元，七八十，又該錢四百廿”。此次購田7畝，每畝18千文，總計126千文，當付洋錢161元、銅錢420文。十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日記記：“閔田價洋票，本年五月十五日，洋錢百七十六元轉會到春嶼處?！?61)張廷濟：《張叔未日記雜稿》，周德明、黃顯功主編：《上海圖書館藏稿鈔本日記叢刊》第5冊，第264、274、345頁。春嶼即張廷濟好友葛嵩，閔田田價或是由葛嵩代為支付。二十三年十二月，又買嘉興縣里十上七圩陸大本等人田5畝，“價一百七十千，計交去洋銀錢二百元”。(62)張廷濟：《張廷濟日記》，嘉慶二十三年十二月二日，清稿本。張廷濟以外，道光十年縣民劉應賢出售樓房一所與縣人懷宦，立賣契稱，“三面議定，得受時值房價洋錢叁佰四拾三員弍角正(作銀貳佰肆拾兩正)。當日立契，一色現洋收足，并無準折等情”，“今隨契內房價吉洋錢一并收足。小吉洋過兌，收票不另立”。(63)《道光十年劉應賢賣房契》，日本東京大學東文所藏《嘉興懷氏文書》。該契不僅寫清了洋錢與銀兩之間的兌價是0.7，還指明交易所用洋錢是吉洋，即佛頭三工，(64)嘉慶《珠里小志》記載“佛頭三工(謂之小吉，銀色最上)”(卷三《風俗》，清嘉慶二十年刻本，第10頁)。貨幣信息價值極高。

(三)書畫金石交易

蘇州人黃丕烈是嘉、道年間江南著名的藏書家、版本目錄學家，生平寫過大量藏書題跋。這些題跋記載了嘉慶至道光初年其買賣書籍的時間、地點與金額。黃壽成統計，《蕘圃藏書題識》《蕘圃藏書題識續錄》共記載121條書價，其中以洋錢計價的有45條，約占書價總數的38%。(65)黃壽成：《外國銀圓在中國的流通》，《中國典籍與文化》1994年第4期。洋錢是黃丕烈書籍交易使用的主要貨幣之一。

嘉、道年間蘇州人潘世璜與其父潘奕雋收藏書畫，在《須靜齋云煙過眼錄》中記錄書畫價格，其中不乏以洋錢成交者。嘉慶二十年十二月，潘世璜于岳父陸恭家見到明人陳淳《秋水秋山詩書卷》，“外舅近以三番易得之”。二十二年十二月九日，晤友人汪省吾，見汪氏所買小楷書一小冊，“自書百韻詩，據云以四十番得之，則太貴矣”。十二月二十一日，過汪省吾處，觀明末清初收藏家孫承澤墨跡單條、冊頁數種，“以五番與省吾，易得退谷條幅二幀”。二十四年四月，又于汪省吾處見“蔣霞門文沈唐仇金扇面四個，省吾經手，將售與句容裴姓”，“四幅共洋四十枚，亦為善價矣”。閏四月，“大人以番餅八十六枚易郭氏明人扇面冊，凡五十七幅。前途必須九十番，余貼四番”，等等。(66)潘世璜：《須靜齋云煙過眼錄》，彭向陽校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41、52、53、67—68、70—71、87、90、94—95頁。

張廷濟著有《清儀閣所藏古器物文》一書，挑選乾隆四十一年至道光十五年間所得部分珍品，詳述由來與款識。在購自江南且寫清價格的160件藏品中，以洋錢購得的共計123件，約占77%，洋錢是張廷濟購買金石器物最主要的貨幣。若按購買器物的時間劃分時段作進一步考察，就會發現，乾隆四十一年至六十年共有7件，其中以洋錢計價的1件；嘉慶元年至十年共有23件，其中以洋錢計價的12件；嘉慶十一年至二十年共有29件，其中以洋錢計價的22件；嘉慶二十一年至道光五年共有72件，其中以洋錢計價的64件；道光六年至十五年共有6件，其中以洋錢計價的5件。(67)張廷濟：《清儀閣所藏古器物文》，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年版。乾隆后期至嘉慶年間，各階段以洋錢購得的器物數量所占器物總數的比例節節攀升，正反映出洋錢在江南社會經濟生活中使用程度不斷提高。

(四)金融流通

洋錢也是嘉、道年間江南金融市場的主要貨幣。張廷濟在嘉興府開設布莊，生活富足，有余力向外大額借貸，而大額借貸的實際交付貨幣往往是洋錢。張氏日記記，嘉慶十八年(1813)八月十四日，“鄔良佐兄到余舍來，借錢二百千，明年對期還利一分三厘，案月，洋每作錢八百三十文，當付洋錢二百四十元，又找錢六百文”。(68)張廷濟：《張叔未日記雜稿》，周德明、黃顯功主編：《上海圖書館藏稿鈔本日記叢刊》第5冊，第365頁。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海鹽徐田玉兄來，借去洋錢四百五十八枚，每照馬恒余典價每元多十文，又找以錢百六十六文，計四百千足白錢”。(69)張廷濟：《張叔未日記》，第79頁。張廷濟在日記中詳記借款人、借款金額、實際交付的貨幣及金額、還款時間、借貸利息、洋錢與銅錢比價、抵押物詳情等信息，實已涵蓋借據的基本內容，詳細展示了洋錢在借貸活動中的使用情形。

張廷濟與親友還將大額洋錢存典生息。嘉慶十八年十月的日記記：

壬申十月八日，付馬德馨典洋錢一千元，其利案月八厘，五百洋作洋本，洋進洋出，五百洋每作八百十二文，作足錢四百零六千，歸時洋作錢價。癸酉十月十日，賈梅巖丈先付來利洋九十六元零五角。洋作錢本，上□時洋每作八百零八文，找來錢百九十六文，余寫一收條付去，未換票。十八日，馬兩如到德馨，來精舍，攜甲戌十月八日期票來換，余仍收執一千洋之票。四弟仍收執三票，一錢本連利一千零九十六千，一錢本連利一千零九十六千，一洋本連利五百四十八元。琴泉收執一票，洋本一千零九十六元，其一千之數，亦半作洋本，半作錢本，與余同。(70)張廷濟：《張叔未日記雜稿》，周德明、黃顯功主編：《上海圖書館藏稿鈔本日記叢刊》第5冊，第377頁。

“壬申”即嘉慶十七年。張廷濟在馬德馨典存儲洋錢1000元，存期1年，其中500元作錢本，每元兌錢812文，歸時洋作錢價。次年十月，續存一年，并收取了德馨典付來的利息96元5角。由于相比去年洋錢價格下跌4文，因此德馨典又付銅錢196文。此外，嘉慶十七年，張廷濟的四弟張沅與親家琴泉即王履，也在德馨典儲蓄，次年并未取出利息，而是選擇連本帶利續存一年。同時，張廷濟與張沅還在其他當鋪存儲洋錢。十八年十一月，張廷濟收到“南當利洋壹百廿元”，“與四弟對分，票換來，作錢算，洋錢每作八百廿文整，十三個月，計足錢九百廿六千百文。其期甲戌十一月廿三日。此票存余處”，“利案月一分”。次月，再收“南當利洋百廿元”，“與四弟對分，其本利共壹千百卅元。其票存四弟處”。(71)張廷濟：《張叔未日記雜稿》，周德明、黃顯功主編：《上海圖書館藏稿鈔本日記叢刊》第5冊，第388、389頁。

由于家中布莊具備生息功能，張廷濟也接受他人的儲蓄。嘉慶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房師刑澍委存洋錢1000元，存期1年，“其利長年七厘，照陳貽豐當之出價，每元八百七十八文(照進價大三文)。廷濟親立洋票于老師處”。(72)張廷濟：《張叔未日記》，第118頁。

張廷濟所立的洋票是指用于交付洋錢的信用票據。這類洋票的具體內容在張氏日記中有完整記述。嘉慶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記：“立約票。張叔未今約到蕭瑞珍處田價洋錢肆拾元，隨到隨付，認票認人。此照。嘉慶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張叔未票?！?73)張廷濟：《張叔未日記雜稿》，周德明、黃顯功主編：《上海圖書館藏稿鈔本日記叢刊》第5冊，第292頁。十八年二月十日又記：“憑票，認票認人。發洋錢叁拾五圓，此照。壬申十二月廿日期，蔣二太太照。張廷濟手書?！?74)張廷濟：《張叔未日記雜稿》，周德明、黃顯功主編：《上海圖書館藏稿鈔本日記叢刊》第5冊，第335頁。張氏所立的約票與憑票均是認票認人，需要蕭瑞珍與蔣二太太本人支取洋錢。洋票也被江南商人用于大額資金往來。道光十三年，浙江巡撫富呢揚阿指出：“江、浙商民交易貨物，往往以洋銀計值立票，或先交洋銀后運貨物，或先運貨物后交洋銀，其間錯出不齊，多有尾欠?！?75)《浙江巡撫富呢揚阿折——覆奏白銀出洋應定治罪專條》，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參事室金融史料組編：《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第1輯上冊，中華書局1964年版，第19頁。洋票的使用提高了交易效率，加快了洋錢與商品的流轉，方便了貨款結算，也緩解了商人的資金壓力，有利于江南經濟的發展。

(五)地方官府收支

乾隆后期洋錢通行于江南社會生活的各方面，至遲嘉慶年間，江南民戶已用洋錢繳納賦稅錢糧。嘉慶十六年(1811)正月，張廷濟繳納去年“銀錢洋三個三角”“米洋四個七角”。(76)張廷濟：《張叔未日記雜稿》，周德明、黃顯功主編：《上海圖書館藏稿鈔本日記叢刊》第5冊，第222頁。嘉慶二十一年六月，收到平湖縣送來的兩張補糧票，“每石價洋錢三元五角，兩票共米十四石五斗六升五合。共洋五十元零九角八分，又加夫役票錢七角。本月初，天自攜次云信來，曰當遣俞心樂送到天自處，洋五十元。今日面付天自洋錢一元，又心樂送去錢等廿六文，清訖?！?77)張廷濟：《張叔未日記》，第84頁。嘉慶二十二年年底，張廷濟得知知縣折漕甚急，“遂搜索得番銀錢五百圓”，連夜趕往嘉興郡城俞氏錢莊開戶折漕，“漕米紳光頭價三洋二角，余處加一，計每石三洋五角二分”。(78)張廷濟：《張叔未日記》，第137頁。嘉慶二十四年正月，包世臣在松江有詩曰：“今年又收十分租，摘銀折漕骨髓枯。石米塊八價在市，官漕石折六塊四?！?79)包世臣：《己卯歲朝松江即事》，《包世臣全集·管情三義》卷六《詩三》，第106頁。常熟人柯悟遲更是在《漏網喁魚集》中詳記道光中后期每年辦漕折色洋價。(80)柯悟遲《漏網喁魚集》，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3—13頁。嘉、道年間辦漕折色以洋錢計價是洋錢在賦稅征收中普遍使用的重要表現。

地方官府的財政支出也頻頻使用洋錢。嘉慶年間，蘇、松兩府漕船幫費改付洋錢，而且數額越來越高，至嘉慶晚期，已成州縣官員之累。嘉慶二十四年，兩江總督孫玉庭奏稱：“各幫船兌運本有例給銀米，前因丁力疲乏，準令酌給津貼，已屬格外優施。乃江蘇太倉后等幫運丁在昆山縣需索幫費，每船洋銀九百余圓至一千余圓之多，蘇州后等幫運丁在新陽縣需索幫費，每船洋銀六百余圓至一千余圓之多，仍稱未滿其欲?！?81)《清仁宗實錄》卷三五八，嘉慶二十四年五月壬午，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34189—34190頁。嘉、道之際幫費數額雖高，但洋錢價格尚未大漲，州縣官員猶可勉強支應。爾后蘇松洋價日增，而征漕期間洋錢需求大且急，價格更貴，至道光十六年十一月，“每圓概換至曹紋八錢一二分以上，較比三四年前每圓價值實已抬高一錢，即兌換制錢，亦比紋銀多至一百文以外”，州縣與旗丁均受其害。(82)林則徐：《漕費禁給洋錢折》，《林文忠公政書·江蘇奏稿》卷八，中國書店1991年版，第67—68頁。署理兩江總督林則徐奏準：“所有縣幫交涉一切費用，著概禁折給洋錢”，“向需洋錢一圓者，以紋銀七錢三分核實給發”。(83)《清宣宗實錄》卷二九一，道光十六年十一月庚子，第39426頁。然而林則徐的變革并未維持太久，道光二十六年署江蘇巡撫程矞采削減幫費，奏稱“松屬每船減為洋錢七百元，蘇、太二屬每船減為五百六十元”，(84)《戶部海運新案》卷一《奏章》，《故宮珍本叢刊》第322冊，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頁。此時幫費已變回支付洋錢。此外，《浙江烏程縣道光二十年漕用各費帳冊》的記載表明，征漕支出中的漕俸勞金、彈壓營兵酬勞、兌米勞金、溢米例賞、各憲房漕例、漕內委員漕例、糧道臨倉供應費用、本府漕規、同城文武漕規以及漕修例款諸項主要是發放洋錢。(85)《浙江烏程縣道光二十年漕用各費帳冊》，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編：《吳煦檔案選編》第7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14頁。漕糧運費概以洋錢支付，反映出江南地方財政支出中洋錢所具有的地位不容小覷。

江南洋錢價格的波動趨勢

洋錢以獨立貨幣形式通行后，在流通領域與銅錢、銀兩并行，相互兌換，形成洋錢與銅錢比價、洋錢與銀兩比價，二者共同構成洋錢價格。洋錢價格變動是反映社會經濟運行狀況的重要指標，時常見諸江南時人的記述，今人卻殊少論述。下文在總結洋價波動趨勢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究影響洋錢價格的因素，分析官府為應對洋錢價格波動而采取的相應措施及其成效。

表1依據筆記、日記、方志、家譜、文集、碑刻、刑科題本等資料，匯集了乾隆三十六年至道光二十年(1771—1840)江南各地洋錢與銅錢比價數據，其中在道光朝，同一年份多有數個地區的比價數據可供比較。通過比較，可以看到常熟、太倉等地的洋錢價格往往高于鄞縣，這說明道光十五年江蘇巡撫林則徐所說的洋錢價格“浙江貴于閩、粵，江蘇又貴于浙江”有一定道理。(86)林則徐：《蘇省并無洋銀出洋折》，《林文忠公政書·江蘇奏稿》卷五，第42頁。

表1 1771—1840年江南洋錢與銅錢比價

依據常熟人鄭光祖的記載可知，乾隆四十年后，洋錢馬劍1元兌錢900余文，雙柱、佛頭1元兌錢700余文，乾隆五十年后“但用佛頭一種，價亦無甚上下，后價漸增”。如表1和圖1所示，洋錢與銅錢比價在乾隆末年處于高值，達到1∶1000以上，嘉慶二年后迅速下降，至嘉慶六年只有1∶630—650，回到30年前的水平，此后25年間波動上升，增長了近37%。道光六年(1826)后上漲速度顯著加快，道光十二年增至1∶1000，道光二十年突破1∶1200，14年間增長了近40%。

圖1 1771—1840年江南洋錢與銅錢、銀兩比價趨勢

就洋錢與銀兩比價變動趨勢而言，美國學者萬志英(Richard von Glahn)認為19世紀上半葉，江南洋錢的升水在持續增長。(87)Richard von Glahn, “Foreign Sliver Coins in the Market Culture of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4, No.1(2007), p.61.事實并非如此。表2依據既有研究、筆記、文集、年譜、刑科題本、契約文書等資料，羅列了乾隆三十六年至道光二十年(1771—1840)江南洋錢與銀兩比價數據。如表2和圖1所示，在乾隆中后期至嘉慶朝，洋錢與銀兩比價起伏較大，既有超過0.8的高值，又有低于0.7的低值，但進入道光朝后，未見低于0.7者，而且在道光十一年至二十年間持續超過0.72，表示洋錢長期處于升水。這一波動趨勢說明萬志英的看法不符史實，也表明在以往銀錢比價研究中，已知洋錢與銅錢比價，便假設洋錢與銀兩比價恒定于0.72，以此作為銀錢比價換算的常規常用其實并不嚴謹，結果很可能與真實銀錢比價存在不小的差距，值得注意。

表2 1771—1840年江南洋錢與銀兩比價

比較以上兩類銀錢比價的波動趨勢，可以看到乾、嘉之際(1792—1800)與道光十一年至二十年(1831—1840)是兩個明顯的“銀錢俱賤”時期。這與時人的直觀感受一致。嘉慶元年，汪輝祖稱：“每番銀一圓直制錢一千七八九十文，市肆交易竟有作錢一千一百三四十至七八十者，杭州尤甚，銀價因之日減?！?88)汪輝祖：《病榻夢痕錄》卷下，《續修四庫全書》第555冊，第682頁。道光前期，金匱(無錫)人錢泳也感嘆：“近歲洋錢盛行，則銀錢俱賤矣?！?89)錢泳：《履園叢話》卷一《舊聞》，孟裴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8頁。

推原其故，影響洋錢價格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例如銅錢的質量與數量、銀兩的供求、洋錢的供求等。其中，洋錢的供求無疑是最直接且關鍵的因素。導致以上兩個時段洋錢價格格外昂貴的主要原因應與銀元輸入中國的數量減少有關。先看乾、嘉之際銀元流入中國的情況。美國人馬士(H.B.Morse)指出，受英法戰爭影響，1793—1795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沒有運來銀元，廣州出現了銀荒。(90)[美]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5—1834年)》第2卷，第233—234、284、295、310、311頁。法國學者路易·德爾米尼(Louis Dermigny)的統計也表明，1792—1798年歐美各國向廣州輸入銀元1175萬余元，只占1785—1791年輸入量的47%，1799—1806年的40%強。(91)Louis Dermigny, La Chine et l’Occident: 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IIIe Siècle, 1719-1833, tome 2, p.735.銀元輸入量減少，廣州銀元價格猛增，1797年西班牙銀元1元與同等重量的紋銀等價。(92)[美]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5—1834年)》第2卷，第311頁。再看道光朝銀元流入中國的情況。1821—1827年間約有3380萬元輸入廣州，但1828—1833年間輸入量銳減至798萬余元。(93)Louis Dermigny, La Chine et l’Occident: 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IIIe Siècle, 1719-1833, tome 2, p.735.1839年，廣州通事也稱“夷船攜帶洋錢，近年頗為罕見”。(94)林則徐：《會奏夷船互市情形并空躉開行只數折》，《林文忠公政書·使粵奏稿》卷三，第129頁。道光朝銀元輸入量減少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1821年后墨西哥停鑄西班牙銀元，西班牙銀元來源漸竭，大量輸入廣州的趨勢注定無法持續。二是美國商人大量改用匯票支付貨款。19世紀后，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中國銀元最主要的來源地，1799—1833年間共輸入1億余元，占歐美各國輸入總數的83%。但自1833年起，“硬幣出口占優勢的日子告終了”，1833年輸入68萬余元，數量僅占匯票總數的1/7。(95)[美]賴德烈：《早期中美關系史》，陳郁譯，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68頁。外部銀元供應減少導致廣東洋錢價格上漲。嘉慶后期廣東的洋錢與銀兩兌價普遍在0.67上下，道光十二年至二十年間漲至0.69—0.72。(96)陳春聲：《清代廣東的銀元流通》，《中國錢幣》1985年第1期。由廣東運到江南的洋錢，價格自然更貴了。

民眾需求的變化也對洋價產生顯著影響。這在道光二年(1822)江南洋價驟跌事件中表現得最為明顯。該年二月，朝廷飭令廣東督撫與海關監督嚴行查禁白銀出洋。消息傳到江南，演變為官方禁用洋錢的謠言，洋錢價格隨之大跌。嘉興人馮古椿記：“自夏蘇、杭市上傳聞有禁用之令，驟賤其值，旬日間僅抵銀價之半，猶不能通用。兩省藩司曉諭通用，民不能遵。至秋始復舊價，市謠呼‘洋錢瘟’?！?97)馮古椿：《客世行年》，《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137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頁。還有大量洋錢被傾镕，錢泳稱：“四五月間，蘇州有謠言不用洋錢，銷毀至數百萬枚?！?98)錢泳：《履園叢話》卷一四《祥異·南方丙丁北方壬癸》，第263頁。常熟人鄭光祖也記：“七月，江、浙兩省撫院會示曉諭，令洋錢不得傾銷，但準七錢三分銀價通用，人情始定，不久仍復舊價(九百余文)?！?99)鄭光祖：《醒世一斑錄》雜述六“洋錢”條，《續修四庫全書》第1140冊，第221頁。半年之內洋價的大起大落皆源于市面對洋錢需求的變化，需求驟減，洋價暴跌，需求回升，洋價復舊。

此次事件也是道光朝江南官府干預洋價的開始，但“至秋始復舊價”與“不久仍復舊價”均昭示，江、浙官府“但準七錢三分銀價通用”的規定落空。道光十二年，給事中孫蘭枝看到江、浙民間洋錢價格“反浮于足紋之上”，仍建議官定洋價，奏請朝廷諭令地方官“出示曉諭，凡民間使用洋錢一枚，照镕凈之數，只準作漕平紋銀六錢五分，不許浮多”。(100)《給事中孫蘭枝折——江浙兩省錢賤銀昂商民交困宜清積弊》，中國人民銀行總參事室金融史料組編：《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第1輯上冊，第13頁。對此奏請，兩江總督陶澍與江蘇巡撫林則徐考慮得更加周到，提出不宜強制規定洋錢與銅錢比價，但要適當限制洋錢與紋銀比價，認為強制降低洋錢與銅錢比價必定導致商民虧折，“民間生計因而日絀，非窮蹙停閉，即抗阻不行，仍屬于公無裨”，規定嗣后洋錢“成色之高低，戥平之輕重，應令悉照紋銀為準，不得以色低平短之洋錢，反浮于足紋之上”。此外，二人還提議“推廣制錢之式以為銀錢”，希望以此遏制外來洋錢的流通。(101)林則徐：《會奏查議銀昂錢賤除弊便民事宜折》，《林文忠公政書·江蘇奏稿》卷一，第15頁。然而鑄造銀元的建議被道光帝批駁，抑制洋錢與紋銀比價的設想也未生效。洋錢價昂與白銀外流問題共同困擾著道光朝君臣。

洋錢流通對江南社會經濟的影響

嘉、道年間，洋錢盛行對江南經濟和社會生活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具體而言，約有四端。

一是改變了江南的貨幣體系，這主要表現在貨幣結構與貨幣單位的變化。在貨幣結構方面，促使民間交易由主要使用銅錢變為銅錢與洋錢并用。江南民間交易主要使用銅錢的格局形成于乾隆前期，論者已多，不復贅述。銅錢的廣泛流通一方面減少了偽銀、低色銀帶來的商業欺詐行為，另一方面卻也存在私錢盛行、短串克扣等問題，從而促使乾隆后期洋錢在江南流通。洋錢流通后，迅速擠占了銅錢與銀兩的流通空間。嘉慶前期，錢塘人梁玉繩稱：“近年已來，民間盛行洋錢，幾代制錢、白金之半，以其便也?！?102)梁學昌輯：《庭立記聞》卷四，《續修四庫全書》第1157冊，第145頁。濮院鎮人楊樹本也說：“近今十余年來，又各以洋錢為尚，零星買賣用錢，而銀更不能多得矣?！?103)楊樹本纂：《濮院瑣志》卷六《習尚》，《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第21冊，上海書店出版社1992年版，第481頁。梁氏與楊氏所言反映出民間交易的貨幣結構呈現洋錢比重上升，銅錢、銀兩比重下降的趨勢。日常交易實例也印證了這一點。嘉慶十二年至十四年間(1807—1809)，蘇州某寺廟“通共用洋七百十五元，銀三十七兩一錢七分，錢二百零八千四百二十文”。(104)《嘉慶十二年到十四年收支什用帳單碑》，王國平、唐力行主編：《明清以來蘇州社會史碑刻集》，第376頁。銅錢208420文約合洋錢300元或紋銀240兩，(105)嘉慶十三年江蘇的銀錢比價是1∶870，參見胡岳峰：《清代銀錢比價波動研究(1644—1911)》，華東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1年，第223頁?？梢娧箦X的比重遠超銅錢，銅錢的比重又遠超銀兩。道光四年十二月初八日，蘇州府新陽縣諸生潘道根在日記中記：“夜中結算，本年除柴米外，用過凈洋一百十一元，又足錢五十四千二百四十四文，費用浩繁，以故左支右絀?！?106)潘道根：《潘道根日記》上冊，第14頁。潘道根時年36歲，以教書行醫為生。足錢54244文約合洋錢60元，遠少于洋錢數額，而銀兩或無使用，或數量之少已可忽略不計。洋錢在日常交易中的主要地位可見一斑。

在貨幣單位方面，促使“元、角、分”貨幣單位體系融入民眾的日常交易，豐富了江南社會的計價方式，有助于日后江南貨幣體系的近代轉型?！霸币卜Q“圓”“員”，或“塊”“個”。嘉慶二十四年包世臣稱，“吳市用洋錢以塊計，每塊分十角，角分十分”，(107)包世臣：《己卯歲朝松江即事》，《包世臣全集·管情三義》卷六《詩三》，第106頁。道光前期太倉人盛大士記，“江以南民間貿易有幾個幾角幾分名目”。(108)盛大士編：《泉史》卷一四《外國錢》，馬飛海、王貴忱主編：《中國錢幣文獻叢書》第10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920頁。乾隆后期，“元”已在江南使用，乾隆五十一年松江府云間書院的捐助名單中就有“洋錢十二元”的記載。至于“角”“分”在江南的出現時間，當不晚于嘉慶前期。嘉慶十年，張廷濟請木匠為10件古器打造座匣，木匠索價“八洋七角半”，其中商父癸句兵楹匣“索價一洋二角”，臨安府錢牌楹匣“價洋五角”，一件銀器物楠匣“價洋四角半”。(109)張廷濟：《清儀閣日記》，周德明、黃顯功主編：《上海圖書館藏稿鈔本日記叢刊》第4冊，第130、131頁?！捌呓前搿迸c“四角半”之“半”即是5分。在實際使用中“角”“分”可用銅錢支付。嘉慶十六年九月，張廷濟“付朱蒙九兄一洋，連前該朱二角，當共該朱半洋，作錢四百卅二文”。(110)張廷濟：《張叔未日記雜稿》，周德明、黃顯功主編：《上海圖書館藏稿鈔本日記叢刊》第5冊，第267頁。盡管洋錢與銅錢之間不是主幣與輔幣的關系，但銅錢在實際使用中一定程度扮演了輔幣的角色。

二是成為影響江南經濟發展的雙刃劍。一方面，在價格差的吸引下，洋錢源源不斷地從閩、粵地區輸入江南，并且“行用只在內地，不往外洋”，(111)林則徐：《蘇省并無洋銀出洋折》，《林文忠公政書·江蘇奏稿》卷五，第42頁。為嘉、道時期江南經濟的維系與發展提供了充裕的資金支持。嘉慶十九年，兩廣總督蔣攸铦奏稱：“至于洋錢進口，民間以其使用簡便，頗覺流通，每年夷船帶來洋錢，或二三百萬圓，或四五百萬圓，亦有數十萬圓不等?，F在市價每圓換制錢七百二三十文，若至浙江、江蘇等省，可值制錢八百數十文。江、浙商民販貨來粵銷售后，間有徑帶回洋錢者?！?112)梁廷枏：《粵海關志》卷一七《禁令一》，袁鐘仁點校，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49—350頁。道光年間，林則徐也指出：“其浙江、閩、粵海船，攜帶洋銀來至上海置買蘇、松貨物者，往往有之，若將蘇省洋銀載運往南，則有百不得一。蓋江、浙洋銀價值向比閩、粵等省為昂?！?113)林則徐：《蘇省并無洋銀出洋折》，《林文忠公政書·江蘇奏稿》卷五，第42頁。道光十二年(1832)，給事中孫蘭枝估計“每年江、浙地方所來洋錢不下百數十萬”。(114)《給事中孫蘭枝折——江浙兩省錢賤銀昂商民交困宜清積弊》，中國人民銀行總參事室金融史料組編：《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第1輯上冊，第13頁。洋錢持續輸入成為嘉慶至道光前期維系江南經濟的動力之一。嘉慶時上?？h城呈現出以洋錢交易的繁榮景象，“舳艫尾銜，帆檣如櫛，似都會焉，率以番銀當交會，利遇倍蓗，可轉眴懋遷致富”。(115)嘉慶《上?？h志》卷一《志疆域》，清嘉慶十九年刻本，第42頁。民國《鄞縣通志》也將“甬已于百年前(清嘉慶間)流行銀圓”(116)民國《鄞縣通志》第五《食貨志》，1951年排印本，第256頁。視作寧波金融發展的表現之一。

另一方面，嘉、道年間江南市場除了盛行外國銀元，還存在建板、閩板、浙板、錫板、蘇板等各種國人仿鑄的洋錢，即土鑄洋錢。(117)諸聯：《明齋小識》卷一二“洋錢”條，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編：《筆記小說大觀》第28冊，第88頁。海外各類銀元與土鑄洋錢以市場性貨幣的形式流通，數量與價格變化主要取決于中外貿易情形與民眾的需求，江南官府很難進行有效干預，這就加劇了明中期起白銀貨幣化開啟的貨幣主導權下移的趨勢。(118)明清時期白銀貨幣化與貨幣主導權下移的關系，參見仲偉民、邱永志：《十六至十九世紀中日貨幣流通制度演進路徑的分流》，《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10期。道光十三年，兩江總督陶澍與江蘇巡撫林則徐奏請官方鑄造洋錢，實現銀元國家化，以抑制外國銀元的流通，反被道光帝批駁，從而貽誤了貨幣主導權上移的時機。洋錢盛行從短期看給江南社會經濟發展帶來資金與活力，從長期看卻嚴重侵蝕了中國的貨幣主權，導致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更易受到外部經濟勢力干預，在國際競爭中失去主動權。道光中期后，海外銀元輸入量減少導致的洋錢價昂制約了江南經濟發展就是這一弊端的顯現。有關道光朝銀貴錢賤對江南經濟的負面影響，既有研究論述已詳，于此不贅。

三是洋錢成為地方財政收支的通用貨幣，抑勒洋價成為地方政府浮收的新方式。前述嘉慶二十二年(1817)張廷濟繳納漕糧時，“洋錢價兌價每枚足白錢九百十文，官作足白八百八十六文”，(119)張廷濟：《張叔未日記》，第137—138頁。每元洋錢與銅錢的兌價比市價低了24文，由此可見，清末常熟人徐兆瑋所言“銀漕繳柜向以抑勒洋價為大宗進項”之浮收做法的產生實可追溯至嘉慶年間。(120)徐兆瑋：《徐兆瑋日記》第2冊，李向東等標點，黃山書社2013年版，第1167頁。相較于嘉興府漕糧每石3元5角的折價，相鄰的松江府則高得多。松江府每石漕糧折價6元4角，是嘉興府的1.8倍。道光年間，蘇州府常熟縣每石漕糧折價已高至7—8元，“上控愈多，彌縫百出”，(121)柯悟遲：《漏網喁魚集》，第3—5頁。地方漕務之弊積重難返。各地折價高低不一，地方官府抑勒浮收較為隨意。洋錢廣泛使用客觀上成為官府變相加征的獲利途徑。

四是洋錢盛行助推江南社會“以外洋之物是尚”風尚的形成。至遲乾、嘉之際，江南“以外洋之物是尚”的風氣已經顯現。嘉慶元年，汪輝祖即指出，“番銀之用廣于庫銀”，“作偽滋起，甚至物所罕見，輒以洋名。陶之銅胎者為洋瓷，髹之填金者為洋漆，松之針小本矮者為洋松，菊之瓣大色黑者為洋菊，以及洋罽、洋錦、洋綺、洋布、洋銅、洋米之類，不可僂指，其價皆視直省土產較昂”。(122)汪輝祖：《病榻夢痕錄》卷下，《續修四庫全書》第555冊，第682頁。嘉慶前期，江南官民不再以傳統的奢華與精致為時尚，轉而追求西方器物與審美。海寧人陳鳣細致地記錄了這一風俗變化，謂：“夫居處之雕鏤，服御之文繡，器用之華美，古之所謂奢也。今則視為平庸無奇，而以外洋之物是尚。如房室舟輿無不用頗黎，衣服帷幙無不用多羅、畢支、羽毛之屬，皆洋產也。而什物器具，無不貴乎洋者，曰洋銅，曰洋磁，曰洋漆，曰洋藤，曰洋錦，曰洋布，曰洋青，曰洋紅，曰洋貂，曰洋獺，曰洋紙，曰洋畫，曰洋扇，遽數之不能終其物。而南方諸省則通行洋錢，大都自日本、流求、紅毛英吉利諸國來者?！?123)陳鳣：《風俗論》，《簡莊文鈔》卷一，《清代詩文集匯編》第43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頁。其口氣與汪輝祖如出一轍。至道光年間，“洋錢、洋貨、洋煙盛行，于俗且有非洋而冒洋者”，就連語言詞匯也發生了變化。上海人曹晟指出：“作事軒昂，向曰‘揚氣’，以江南鹽商揚州為多，其作事盡事奢華也，今則竟曰‘洋氣’”。(124)曹晟：《夷患備嘗記·事略附記》，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23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第47頁。由“揚氣”到“洋氣”的變化，正是“以外洋之物是尚”風氣進一步深化的生動體現，而洋錢的廣泛流通起到了顯著的推動作用，應該引起注意。

結 語

明代隆慶開海后，洋錢源源輸入中國，至遲清初已流至江南。天主教徒使用洋錢實例表明，乾隆中期以前江南洋錢數量仍然有限，流通不廣，主要充當銀兩，時而需要減價使用。乾隆中后期，隨著海外銀元輸入量增加與私錢盛行的推動，洋錢開始以獨立貨幣形式流通，乾、嘉之際已通行江南各地。嘉、道年間江南洋錢普遍用于繳納賦稅、日常開支、書畫金石交易、金融流通等領域，也用于田宅交易，大幅擠占了銅錢與銀兩的流通空間。

洋錢既普遍行用，其與銅錢、銀兩的比價及其變動情形就極具意義。上述考察表明，洋錢與銅錢比價在乾、嘉之際處于高值，嘉慶二年后迅速下降，嘉慶六年后波動上漲，道光六年后加速上漲。洋錢與銀兩的比價在乾隆中后期至嘉慶朝起伏較大，洋錢時有升水時有貼水，道光十一年后長期處于升水狀態，并非有的學者認為的洋錢升水在19世紀上半葉持續增長。至于影響洋錢價格的因素，則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當取決于自身供求關系，乾、嘉之際與道光中期洋價昂貴與海外銀元輸入中國的數量減少緊密相關。

嘉、道年間洋錢盛行對江南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在貨幣體系方面，改變了民間交易的貨幣結構，推動民間日常交易由主要使用銅錢轉變為銅錢與洋錢并用，并促使“元、角、分”貨幣單位體系融入民眾的日常交易，豐富了江南社會的計價方式，有助于日后江南貨幣體系的近代轉型。在經濟發展方面，洋錢源源不斷地從閩、粵地區輸入，為嘉、道時期江南經濟的維系與發展提供了充裕的資金支持，但道光中期后洋價昂貴也抑制了江南經濟發展。在地方財政方面，洋錢成為地方財政收支的通用貨幣，抑勒洋價也成為地方政府浮收的新方式。在社會風俗方面，洋錢盛行推動江南風俗由追求傳統的奢華與精致轉變為“以外洋之物是尚”。

綜上所述，在江南社會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與國際貿易發展的共同作用下，清前中期江南洋錢的流通經歷了由微到盛的演變過程。洋錢以市場性貨幣的形式盛行，加劇了明中期起白銀貨幣化開啟的貨幣主導權下移的趨勢，成為影響江南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的雙刃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