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殘守缺”的藝術：歐陽修的拓本閱讀

程章燦

“保殘守缺”與“抱殘守缺”

通常被寫作“抱殘守缺”的“保殘守缺”一詞，基本上被理解為一個貶義詞，指的是一種因循守舊、墨守成規的人生態度或思想立場。這樣理解是有道理的，也有其深厚的歷史淵源?！氨埵厝薄币辉~最早見于漢代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這是一篇經學史和文獻學史上的重要文獻。劉歆在這篇文字中批評當世一些沒有見識的“綴學之士”“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1)《漢書》卷三六《楚元王傳》，中華書局1978年版，第1970頁。這篇文章不僅被作為重要歷史文獻而錄入《漢書》，而且被作為經典文學作品編入《文選》，成為歷代傳誦的名篇。(2)蕭統編，李善注：《文選》卷四三，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612頁。直到現當代，很多選本依然選錄此文，如高步瀛選注，陳新點校：《兩漢文舉要》，中華書局1990年版；又如李隆獻編：《先秦兩漢文選》，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年版?！氨埵厝薄币辉~也隨之廣為流傳，膾炙人口，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清代學者江藩在《漢學師承記》中講到顧炎武和黃宗羲兩位學者時，稱“二君以瑰異之質，負經世之才……豈若抱殘守缺之俗儒，尋章摘句之世士也哉”。(3)江藩撰，漆永祥箋釋：《漢學師承記箋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65—866頁。他沒有承襲傳統寫作“保殘守缺”，而是寫作“抱殘守缺”，可能只是一時誤記，其意義內核并沒有改變。如果非要分辨二詞有什么不同，也許可以說，“保殘守缺”可以重組為“保守殘缺”，而“抱殘守缺”只能改寫為“抱守殘缺”，“保守”一詞似乎比“抱守”一詞更為通俗，也更好理解一些，但在通常使用語境中，二者的貶義色彩卻是一致的。實際上，從語源學和訓詁學的視角來看，“?！?褓，襁褓)與“抱”之間也有相當多聯系，(4)詳細論述請參見楊聯陞：《中國文化中“報”“?！薄鞍敝饬x》，貴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都意味著對嬰幼兒的保護、愛護和哺育，從這個意義上說，無論“保守”還是“抱守”，其實都有相當多正面與褒義的內涵。

另一方面，從中國古代文獻歷史尤其是先秦兩漢文獻歷史來看，“殘缺”往往被用來描述當時文獻流傳中的客觀狀態，甚至可以說，“殘缺”簡直就是古代文獻流傳的常態。即使在最早創用“保殘守缺”一詞并率先使其“污名化”的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一文中，也曾引用漢武帝詔書中“禮壞樂崩，書缺簡脫”一詞，以描述當時經籍的殘缺現象。更值得注意的是下面這一段：

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于壞壁之中?！兑荻Y》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后，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臧，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5)《漢書》卷三六《楚元王傳》，第1969—1970頁。

這里所謂“學殘文缺”，其具體所指，就是“經或脫簡，傳或間編”，既包括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等人的“遺學”，也包括劉歆在這篇經學文獻中所力爭的“三事”，亦即《逸禮》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和《左氏春秋》。由于此“三事”未列入學官，未得到當時官方經學體系的承認，因此，整個經學體系就不免停留在“學殘文缺”的狀態。在劉歆看來，當時經學格局中只有增添這些逸書遺學，才能擺脫“學殘文缺”的局面。他與代表當時官方經學體制的太常博士力爭之時，極力強調這些殘缺文本、殘缺之學的重要性。換句話說，劉歆并沒有一概否認“殘缺”的價值與意義。實質上，太常博士所保守的固然是一種“殘缺”，劉歆所維護的也是一種“殘缺”，雙方固守自己的立場，互不承認。因此，劉歆抨擊太常博士們“保殘守缺”，指責他們“挾私意”“無公心”，也不免帶有意氣情緒，立場不無偏激。

站在今天的立場來看，劉歆所謂“三事”，都是當時新發現的文獻，也可以說是廣義的出土文獻。從這個角度來看，歐陽修所收集的金石拓本，性質與之大同小異。歐陽修收集金石拓本的心路歷程與閱讀拓本的心得，都集中保存于其所撰《集古錄跋尾》，其中，又以石刻拓本的收集與閱讀為主。細讀《集古錄跋尾》，可以看出歐陽修對石刻閱讀的方法態度及其心理審美體驗。如果用一句話概括歐陽修的石刻閱讀，那就是“保殘守缺”的藝術。

“保殘守缺”以抗拒遺忘

古代石刻歷經數百年或者上千年歲月，或者飽受風雨侵蝕，或者在幽暗的地下沉埋，及至被人重新發現或者重見天日之時，很多已是殘缺之物。要么是斷碑殘碣，成為物質形態上的殘缺之物；要么是字跡模糊，成為文本內容上的殘缺之物；要么是時地不詳，成為歷史語境上的殘缺之物；雖然殘缺的表現各不相同，但終究皆為殘缺之物。有著數十年集古經驗的歐陽修，對于古今石刻的殘缺有深刻的認知?！皻埲薄?少數寫作“殘闕”)一詞是《集古錄跋尾》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詞語之一，據檢索統計，共出現20處23次，其中涉及漢碑者8處9次，涉及魏碑1處1次，涉及唐石者11處13次。今依次臚列如下：

1.卷一《后漢孔宙碑陰題名》：今宙碑殘缺，其姓名邑里僅可見者才六十二人。(第30頁)

2.卷二《后漢武榮碑》：其余文字殘缺，不見其卒葬年月，又不著氏族所出。(第36頁)

3.卷二《后漢楊震碑》：文字殘缺，首尾不完。(第37頁)

4.卷二《后漢郎中鄭固碑》：其余殘缺不復成文?！瓭h隸刻石存于今者少，惟余以集錄之勤，所得為獨多。然類多殘缺不完，蓋其難得而可喜者，其零落之余，尤為可惜也。(第51頁)

5.卷三《后漢田君碑》：自此以后，殘缺不可次第，而隱隱可見，蓋無年壽、卒葬月日，而有“故吏薛咸等立石勒銘”之語。(第52頁)

6.卷三《后漢竹邑侯相張壽碑》：其大略可見者如此，其余殘缺，或在或亡，亦班班可讀爾。(第57頁)

7.卷三《后漢楊公碑陰題名一》：首尾不完，今可見者四十余人。楊震子孫葬閿鄉者數世，碑多殘缺，此不知為何人碑陰。(第63—64頁)

8.卷三《后漢楊君碑陰題名》：此碑陰者不知為何人碑，文字殘缺。(第64頁)

9.卷四《魏劉熹學生冢碑》：今碑雖殘缺，而熹與生徒名字往往尚可見。(第84頁)

10.卷五《隋爾朱敞碑》：碑文雖殘闕，然班班尚可讀。(第105頁)

11.卷五《唐孔子廟堂碑》：余為童兒時，嘗得此碑以學書，當時刻畫完好。后二十余年復得斯本，則殘缺如此。(第114頁)

12.卷五《唐孔穎達碑》：碑字多殘缺，惟其名字特完，可以正傳之繆不疑。(第122頁)

13.卷七《唐中興頌》：摩崖石而刻之，模打既多，石亦殘缺。今世人所傳字畫完好者，多是傳模補足，非其真者。(第161頁)

14.卷七《唐干祿字樣》：此本刻石殘缺處多，直以魯公所書真本而錄之爾?！浪锥鄠髂”?，此以殘缺不傳，獨余家藏之。(第165頁)

15.卷七《唐杜濟神道碑》：碑已殘缺，銓次不能成文，第錄其字法爾。(第168頁)

16.卷七《唐顏真卿射堂記》：如《干祿字書》之類，今已殘闕，每為之嘆惜?！稄埦匆虮放c斯記為尤精勁，惜其皆殘闕也。(第169頁)

17.卷七《唐張敬因碑》：碑在許州臨潁縣民田中。慶歷初，有知此碑者稍稍往模之，民家患其踐田稼，遂擊碎之。余在滁陽，聞而遣人往求之，得其殘闕者為七段矣。其文不可次第，獨其名氏存焉。(第170頁)

18.卷七《唐顏勤禮神道碑》：唐去今未遠，事載文字者未甚訛舛殘缺，尚可考求，而紛亂如此。故余嘗謂君子之學有所不知，雖圣人猶闕其疑以待來者，蓋慎之至也。(第171頁)

19.卷八《唐顏魯公書殘碑二》：余謂顏公書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嚴尊重，人初見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愛也。其見寶于世者不必多，然雖多而不厭也，故雖其殘缺，不忍棄之。(第176頁)

20.卷七《唐湖州石記》：文字殘缺，其存者僅可識讀，考其所記，不可詳也。(第176頁)(6)歐陽修撰，鄧寶劍、王怡琳箋注：《集古錄跋尾》，人民美術出版社2010年版。以上20條例證，皆出本書，其卷次及頁碼分別注于各條例證之首尾。

此外，《集古錄跋尾》中所用與“殘缺(殘闕)”義同形異的詞語，還有“殘滅”(如卷一《后漢北岳碑》)、“殘碑”(如卷三《后漢殘碑》)、“訛缺”(如卷七《唐干祿字樣模本》)、“殘篇斷稿”(如卷九《唐辨石鐘山記》)等，其中，“殘滅”一詞出現多達7次，頻率較高。由此可見，“殘缺(殘闕)”可以說是《集古錄跋尾》一書的關鍵詞之一，而“殘闕”也可以說是長期從事石刻拓本收集與閱讀給歐陽修留下的最為深刻的印象之一。

歐陽修對于金石古物的收集興趣，與其說在于金石古物本身，不如說在于金石古物上面的文字，其閱讀金石古物的聚焦點，不在其物質形態，而在于其文本。面對“殘缺”的石刻文本，他總是力圖拼接零落分散的文字，盡量使其“成文”，使其具有可讀性，甚至一定程度上恢復其完整性。這種行為從字面上說就是“保殘守缺”。例如《集古錄跋尾》卷二《后漢楊震碑》云：“文字殘缺，首尾不完，其可見而僅成文者云……其余字存者多而不復成文矣?！?7)歐陽修撰，鄧寶劍、王怡琳箋注：《集古錄跋尾》，第37頁。從文本來看，《后漢楊震碑》是殘缺不全的，很多地方“不復成文”。對于這類石刻拓本，歐陽修在閱讀時，一方面透過殘文斷句，尤其是透過其中“可見而僅成文者”，來捕捉蘊藏的有效信息，例如卷一《后漢西岳華山廟碑》跋尾提到《華山廟碑》中出現了“集靈宮”之名：“所謂集靈宮者，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則余之集錄，不為無益矣?！?8)歐陽修撰，鄧寶劍、王怡琳箋注：《集古錄跋尾》，第49頁。這就填補了既往歷史文獻的空白，指出了殘缺文本的價值。即使“碑已殘缺，銓次不能成文”，也仍然可以“錄其字法”，(9)歐陽修撰，鄧寶劍、王怡琳箋注：《集古錄跋尾》，第168頁。這就是說，即使文本殘缺，不能提供有效的文獻信息，仍然可以從其字法中挖掘出書法藝術的價值。

另一方面，則是通過一定的文獻考索，盡可能重構文本的完整性。例如《集古錄跋尾》卷三的《后漢武班碑》，這篇跋尾作于治平元年(1064)四月二十日，歐陽修當時所讀到的《武班碑》拓本，“字畫殘滅，不復成文，其氏族、州里、官閥、卒葬皆不可見，其僅見者曰：‘君諱班爾?！涫讜疲骸ㄔ晏珰q在丁亥?！ㄏ乱蛔植豢勺R”，可以說，與《楊震碑》相比，《武班碑》殘缺更為嚴重，碑主姓氏缺不可見，有關系年的年號下一字也不可辨。歐陽修根據《漢書》對其年代作一番推考，終于補出了年號的下一字：

以《漢書》考之，后漢自光武至獻帝，以“建”名元者七，謂建武、建初、建光、建康、建和、建寧、建安也，以歷推之，歲在丁亥，乃章帝章和元年后六十一年，桓帝即位之明年，改本初二年為建和元年，又歲在丁亥，則此碑所缺一字當為“和”字，乃建和元年也。(10)歐陽修撰，鄧寶劍、王怡琳箋注：《集古錄跋尾》，第41頁。

五年以后，亦即熙寧二年(1069)九月朔日，歐陽修又獲得一本《武班碑》拓本，“摹拓粗明，始辨其一二，云‘武君諱班’，乃易去前本”。(11)歐陽修撰，鄧寶劍、王怡琳箋注：《集古錄跋尾》，第41頁。由于有了較好的拓本，碑主姓武一目了然。讀書必求善本，讀石必求善拓。對于同一件石刻，歐陽修總是精益求精，致力于收集更好的拓本，與此同時，面對同一石刻，尤其是同一件石刻的不同拓本，他總是反復閱讀，若有新的心得，就會多次題寫跋文。

歐陽修對這些殘缺的石刻文本的感情，可以用愛之深而惜之切來形容。他不止一次表達這種愛惜之情，例如，在閱讀《武班碑》拓本之時，他說：“碑文缺滅者十八九，惟亡者多而存者少，尤為可惜也。故錄之?！?12)歐陽修撰，鄧寶劍、王怡琳箋注：《集古錄跋尾》，第41頁。又如，在閱讀《后漢郎中鄭固碑》時，他說：“漢隸刻石存于今者少，惟余以集錄之勤，所得為獨多。然類多殘缺不完，蓋其難得而可喜者，其零落之余，尤為可惜也?！?13)歐陽修撰，鄧寶劍、王怡琳箋注：《集古錄跋尾》，第51頁?！都配洶衔病分械摹颁洝弊钟袃蓪雍x，一層是編輯這些石刻的目錄，一層是存錄其文字，目的都是傳承文獻，使這些畸零殘缺的文獻孤島不被洶涌而來的時間之潮席卷而去，跌入遺忘的黑洞之中。從這個角度來說，歐陽修對石刻的收集與閱讀，不僅是一種通過文字記錄以對抗遺忘的自覺行為，也是一種與永恒的時間拔河的壯舉。

歐陽修癖好石刻，但他也清醒地認識到，石刻也不免“有時而磨滅”。(14)歐陽修：《峴山亭記》，洪本健校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卷四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044頁?！都配洶衔病肪砦邃浻小短瓶鬃訌R堂碑》，歐陽修自言：“余為童兒時，嘗得此碑以學書，當時刻畫完好。后二十余年復得斯本，則殘缺如此。因感夫物之終敝，雖金石之堅不能以自久，于是始欲集錄前世之遺文而藏之，殆今蓋十有八年，而得千卷，可謂富哉！”(15)歐陽修撰，鄧寶劍、王怡琳箋注：《集古錄跋尾》，第114頁。他的親身經歷，加深了他對“雖金石之堅不能以自久”的認識。金石雖堅，畢竟只是“孤軍奮戰”，制作石刻拓本，使其多有化身，固然有復制傳承石刻文獻之功，但棰拓同時也造成對石刻的破壞。因此，在收錄、閱讀拓本時，以紙張抄集文字、編成目錄，使石本轉換為另一種紙本，在此基礎上再通過刊刻將其轉換為刻本，化身千百，石刻文獻遂得以永壽。在這一方面，歐陽修《集古錄跋尾》開創了宋代金石學的新局面，對后學有垂范效應。其后，趙明誠《金石錄》編制目錄并撰寫題跋，洪適《隸釋》《隸續》不避殘缺而過錄漢碑全文，都是在歐陽修基礎上精益求精，后來居上。名家的精心閱讀、優美的文字書寫、紙張的傳播力量與雕版印刷的復制效率，使宋人在石刻文獻保殘守缺的成就上前無古人。這固然歸功于宋代文獻文化史的特殊背景，也歸功于歐陽修這樣大家的突出貢獻。

總之，歐陽修對石刻拓本的閱讀，可以視為一種“殘缺之學”。對殘缺的石刻文本進行拾遺補殘，填補闕失的語境，發掘文本價值，才能顯示石刻文獻研究者的學術功力。清代乾嘉考據學大師錢大昕的《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往往短小精悍，鞭辟入里，最見考據功力。(16)參見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嘉定錢大昕全集》，鳳凰出版社2016年版。在20世紀石刻文獻研究名家中，馬衡、魯迅、余嘉錫、楊樹達等人在這一方面也都有深湛的功力，不鳴則已，一鳴驚人。(17)詳細舉例，參看拙作《尤物：作為物質文化的中國古代石刻》，《學術研究》2013年第10期。相對而言，歐陽修《集古錄跋尾》的考證比較粗糙，態度也較為隨意。例如他在閱讀《劉熊碑》殘拓時，雖然知道碑主姓劉，卻沒有進一步搜集閱讀相關文獻(如唐人王建《題酸棗縣蔡中郎碑》一詩)，就匆忙地將此碑定名為《后漢俞鄉侯季子碑》。(18)參見程章燦：《〈劉熊碑〉新考》，《古刻新詮》，中華書局2009年版。這一方面是歐陽修的個性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尚處于起步階段的北宋金石學經驗不足所致。

紀事懷人以重構情境

《集古錄跋尾》中對石刻拓本的閱讀，基本上是在室內進行的。室內的拓本閱讀與石刻的現場閱讀明顯不同，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閱讀對象的物質媒介有石本與拓本之不同，一是閱讀之時周遭空間環境有野外和室內之別?？傮w來看，室內拓本閱讀缺少與石刻實物面對面的交流以及現場體驗的那種生動復雜的情形。如果只是記錄在室內尤其是書齋之內對石刻拓本的閱讀體驗，跋尾就難免比較單調、枯燥。因此，《集古錄跋尾》時常穿插紀事懷人的敘述描寫，不僅使記錄閱讀過程的文字更具可讀性，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情境再造的作用。

每一份入藏歐陽修家中的金石拓本，都有各自不同的故事，只是有的被歐陽修講述出來，被《集古錄跋尾》記錄下來，有的沒有被講述、記錄。那些被歐陽修講述、記錄的故事，應該是對他而言更為印象深刻的。其中，有的是講述拓本獲得的故事。如《晉南鄉太守頌》跋尾前面是一段關于南鄉太守司馬整其人及南鄉其地的考述，結尾寫道：“余貶乾德縣令時得此碑，今二紀矣。嘉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書?！?19)歐陽修撰，鄧寶劍、王怡琳箋注：《集古錄跋尾》，第87頁。這段敘述雖然只有短短兩句，卻交代了拓本獲得的時間、地點與作者當時的身份，抒發了物是人非的慨嘆。又如卷三《后漢樊常侍碑》條，則是回憶初次邂逅這一漢代石刻的情景：“余少家漢東，天圣四年舉進士，赴尚書禮部，道出湖陽，見此碑立道左，下馬讀之，徘徊碑下者久之。后三十年始得而入集錄，蓋初不見錄于世，自予集錄古文，時人稍稍知為可貴，自此古碑漸見收采也?！?20)歐陽修撰，鄧寶劍、王怡琳箋注：《集古錄跋尾》，第47頁。歐陽修與《后漢樊常侍碑》初次相見，是在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那一年他年方20歲，在北上汴京參加進士考試的途中發現此碑，于是下馬細讀，并為之流連忘返。這大概不是有意的尋訪，而是一次偶遇，但可以看出，歐陽修對于古石刻遺文的興趣由來已久。30年之后，大約在至和二年(1055)或至和三年(1056)，歐陽修才獲得此碑拓本，那時他已經開始有意識地收集拓本了。此條題跋寫于嘉祐八年(1063)十月十四日，相隔37年，他仍然記得初見此碑的情景，足證印象深刻。這段題跋展示了歐陽修一邊閱讀拓本一邊打開回憶的過程，后代讀者可以跟隨他的回憶，重返兩個閱讀現場，一個是他1026年初次讀碑的那個現場，一個是1063年他在書齋中展讀拓本的那個現場。也可以說，通過文字，歐陽修在這里重構了兩次石刻閱讀和兩種閱讀現場相互疊加的情境。

題跋中講述的故事，大多是與石刻直接或間接相關的故事。有的是關于石刻流傳的故事，如《集古錄跋尾》卷一《周穆王刻石》：“慶歷中，宋尚書祁在鎮陽，遣人于壇山模此字。而趙州守將武臣也，遽命工鑿山取其字，龕于州廨之壁，聞者為之嗟惜也?！?21)歐陽修撰，鄧寶劍、王怡琳箋注：《集古錄跋尾》，第11頁。由于相傳為周穆王刻石，很多人對其十分重視，與歐陽修同有金石之好的宋祁就專門派人去模取拓本。也許是當時各方索取拓本的人比較多，地方官不堪其擾，于是，趙州守將才派人鑿取這一刻石，移置州廨，便于就近制取拓本。盡管歐陽修本人對這一刻石的真偽仍存疑問，他對趙州守將破壞石刻現場的做法還是很不以為然的。這段掌故雖然不是歐陽修對個人石刻經歷的回憶，而是有關此刻的聯想，但是，在某種程度上，他的敘述是對已遭破壞的石刻現場的修補?！都配洶衔病分械暮芏囝}跋，都有這類睹物懷人、因物記事的內容，這樣的題跋不僅再現了歐陽修閱讀石刻拓本之時的浮想聯翩，也為他實現了一種石刻閱讀情境的重構。

身處書齋，面對拓本閱讀之時，歐陽修也情不自禁地回憶自己的訪碑經歷。特別是當他在拓本中遇見他所崇敬的前賢，如韓愈、顏真卿等，更是難以抑制心中的激動。韓愈是歐陽修終生推重的人物，歐陽修一生立言行事，也與韓愈接近，蘇軾甚至說：“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庇终f：“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22)蘇軾：《六一居士集序》，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16頁。某日，當歐陽修打開《唐韓退之題名》拓本時，他有這樣一段親切而充滿風趣的回憶：“右韓退之題名二，皆在洛陽。其一在嵩山天封宮石柱上刻之，記龍潭遇雷事。天圣中，余為西京留守推官，與梅圣俞游嵩山，入天封宮，裴回柱下而去。遂登山頂，至武后封禪處，有石記，戒人游龍潭者，毋妄語笑以黷神龍，龍怒則有雷恐。因念退之記遇雷，意其有所試也?！?23)歐陽修撰，鄧寶劍、王怡琳箋注：《集古錄跋尾》，第185頁。這段回憶文字寫于治平元年(1064)，距離天圣(1023—1032)已有三四十年。這段回憶中不僅有對青年時代與梅堯臣深厚友誼的懷想，也有兩個年輕人對前賢毫無拘束的打趣。通過回憶，書齋拓本閱讀與石刻現場閱讀兩種情境，一今一昔，便融合在一起了。

不管是實物還是拓本，石刻作為被時光侵蝕而留下的殘缺文本，極易引起人們的今昔慨嘆?！都配洶衔病肪砥摺短评铌柋尤憽穼懙溃骸皯c歷五年，余自河北都轉運使貶滁陽，屢至陽冰刻石處，未嘗不裴回其下。庶子泉昔為流溪，今為山僧填為平地，起屋于其上。問其泉，則指一大井示余，曰：‘此庶子泉也?！刹幌г?！”(24)歐陽修撰，鄧寶劍、王怡琳箋注：《集古錄跋尾》，第162頁。這段題跋與《后漢樊常侍碑》題跋同中有異，其今昔對比不是通過時間的跨度來呈現，而是通過滄海桑田式的地貌景觀改變來體現?！拔簟薄敖瘛倍挚梢哉f是這段跋文的字眼。

人和事總是聯系在一起的，因此，紀事與懷人二者總是難以截然分開。從本節的論述角度來說，與石刻直接相關的敘述就歸為紀事一類，與石刻沒有直接關系的敘述就歸為懷人一類，但嚴格地說，《集古錄跋尾》中懷念故人的描寫，多多少少與石刻拓本閱讀都有聯系。例如卷五《唐薛稷書》：“昔梅圣俞作詩，獨以吾為知音。吾亦自謂舉世之人知梅詩者，莫吾若也。吾嘗問渠最得意處，渠誦數句，皆非吾賞者，以此知披圖所賞，未必得秉筆之人本意也?！?25)歐陽修撰，鄧寶劍、王怡琳箋注：《集古錄跋尾》，第123頁。斷章取義地看，這更像是一段詩話，似乎與石刻閱讀沒有關系。實際上，這條跋尾從一件薛稷石刻書法的真偽講起，涉及文藝作品的鑒賞與理解，進而觸及接受美學的問題。歐陽修與梅堯臣都是北宋著名詩人，歐陽修以自己對梅堯臣詩的理解為例，論證了“披圖所賞，未必得秉筆之人本意”的道理，強調文藝知音之難。書畫與詩學雖然一屬于藝，一屬于文，但美學原理是相通的。

集古訪碑，離不開同道友朋的支持，歐陽修自不例外。讀碑之時，他難免聯想到朋友們提供的資源、傳授的知識，以及當年與友朋一同登山臨水的經歷。這種回憶有的是對友情的溫暖感念。例如，歐陽修喜歡顏真卿書法，認為顏書“端嚴尊重，人初見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愛”，其收藏顏書石刻拓本多多益善，“雖多而不厭”。(26)歐陽修撰，鄧寶劍、王怡琳箋注：《集古錄跋尾》，第176頁。其友人韓琦于書法亦“師顏魯公，而頗露芒角”，(27)陶宗儀：《書史會要》卷六，上海書店1984年版，第243頁。曾向歐陽修稱道顏真卿所書《射堂記》最佳，并以家藏拓本奉贈。(28)歐陽修撰，鄧寶劍、王怡琳箋注：《集古錄跋尾》，第169頁。北宋之時，秦泰山刻石真本已不易得，歐陽修拜友人江鄰幾之賜而得一珍本，江鄰幾當時恰好任職于泰山所在的奉符縣，(29)據《宋史》卷七《真宗紀二》，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月，宋真宗封禪泰山，改泰山所在之乾封縣為奉符縣?！端问贰?，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38頁。乃有此地利之便，可謂機緣難得。歐陽修在《集古錄跋尾》卷一《秦泰山刻石》中寫道：“余友江鄰幾謫官于奉符，嘗自至泰山頂上，視秦所刻石處，云石頑不可鐫鑿，不知當時何以刻也。然而四面皆無草木，而野火不及，故能若此之久。然風雨所剝，其存者才此數十字而已。本鄰幾遺余也，比今俗傳《嶧山碑》本特為真者爾?！?30)歐陽修撰，鄧寶劍、王怡琳箋注：《集古錄跋尾》，第23頁。歐陽修沒有親到泰山石刻現場，只好轉述友人江鄰幾的現場經驗，這是他人的石刻現場閱讀體驗與自己的書齋閱讀體驗的融合。

題跋中也有悲愴的回憶，《集古錄跋尾》卷六《唐韓覃幽林思》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余在洛陽，凡再登嵩岳。其始往也，與梅圣俞、楊子聰俱。其再往也，與謝希深、尹師魯、王幾道、楊子聰俱。當發篋見此詩以入集時，謝希深、楊子聰已死。其后，師魯、幾道、圣俞相繼皆死。蓋游嵩在天圣十年，是歲改元明道，余時年二十六，距今嘉祐八年蓋三十一年矣。游嵩六人，獨余在爾，感物追往，不勝愴然?！?31)歐陽修撰，鄧寶劍、王怡琳箋注：《集古錄跋尾》，第133頁。也可以說，這段回憶是從溫暖始，而以悲愴終。此外，這段文字中還有這樣一層內涵：訪碑集古雖為小道，然而吾道不孤，當年的同道友朋雖已作古，但他們的陪伴不僅使歐陽修的人生更加豐富，更有意義，他們留下的溫暖也將永遠被后來者銘記。

日常儀式與生活美學

從文獻形態上來講，《集古錄跋尾》主要有三種存在形態：第一種是寫本，也就是題跋真跡本，亦稱《集古錄跋》。歷經千年，《集古錄跋》僅有殘本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楷書，紙本，包含歐陽修手書跋尾真跡四種：《漢楊君碑》《唐陸文學傳》《平泉山居草木記》和《漢西岳華山碑》。卷末附有宋代名賢趙明誠、米芾、韓元吉、朱熹、尤袤、洪邁等人題跋及明人題跋多種，彌足珍貴。(32)《〈歐陽修集古錄跋〉簡介》，《歐陽修集古錄跋》卷首，上海書畫出版社2002年版。第二種是刻本。南宋文獻學家方崧卿“裒聚真跡，刻板廬陵，得二百四十余篇，以校集本，頗有異同。疑真跡一時所書，集本后或改定。今于逐篇各注何本。若異同不多，則以真跡為主，而以集本所改注其下?；蚍焙嗊|絕，則兩存之”。(33)周必大：《歐陽文忠公集古錄后序》，王瑞來校證：《周必大集校證》卷五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775頁。嚴格說來，這里包括三種刻本，一是歐陽修集本，一是方崧卿依據跋尾真跡的刻本，還有一種是糅合真跡本與集本的刻本，也就是現在通行本《集古錄跋尾》的樣貌。文淵閣《四庫全書》中所收《集古錄》就屬于這種通行本。第三種是拓本之后附有跋尾，是拓本與寫本的融合。南宋學者周必大曾經見過這種形態的《集古錄跋尾》，“集古碑千卷，每卷碑在前，跋在后，銜幅用公名印，其外標以緗紙，束以縹帶，題其簽曰，某碑卷第幾，皆公親跡，至今猶有存者”。(34)周必大：《歐陽文忠公集古錄后序》，王瑞來校證：《周必大集校證》卷五二，第775頁。這三種不同的文獻形態，顯示了《集古錄跋尾》產生、衍生、傳播過程的復雜樣態?？上У氖?，第三種文獻形態的《集古錄跋尾》今已不可得見了。

即使《集古錄跋尾》真跡蕩然無存，從現存題跋文本末尾所署時間地點中，我們依然可以看到一些日常書寫的痕跡。從時間上看，很多題跋寫于旬休日，例如卷六《唐韓覃幽林思》寫于嘉祐八年(1063)六月旬休日。(35)歐陽修撰，鄧寶劍、王怡琳箋注：《集古錄跋尾》，第133頁。有的作于時令節日，如卷七《唐龍興寺四絕碑首》寫于嘉祐八年夏至日，同卷《唐杜濟神道碑》寫于嘉祐八年中元假日。(36)歐陽修撰，鄧寶劍、王怡琳箋注：《集古錄跋尾》，第165、168頁。還有一種題署的寫法比較特別，例如卷五《唐智乘寺碑》寫于“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卷六《唐司刑寺大腳跡敕》寫于“嘉祐八年重陽后一日”，卷五《隋丁道護啟法寺碑》署“治平元年立春后一日太廟齋宮書”。(37)歐陽修撰，鄧寶劍、王怡琳箋注：《集古錄跋尾》，第127、132、110頁。這幾篇題跋作于某一節日或節氣的前一天或后一天。節日或節氣都是時間的坐標，意在賦予平凡的日子以意義。歐陽修在題跋中如此標注，就是為了突顯節日或節氣的坐標，使平凡的日子與有意味的時間坐標發生意義關聯。旬休日也好，節假日也好，總能給歐陽修帶來更多的悠閑感，他的題跋更多是寫于這些日子里，是可以理解的。歐陽修的學生蘇軾曾有詩曰：“因病得閑殊不惡，安心是藥更無方?！?38)蘇軾：《病中游祖塔院》，王文誥輯注，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卷一〇，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475頁。小病無礙，反而意外得閑，養病的日子于是有了一份悠閑的心境。卷八《唐汾陽王廟碑》末署：“治平甲辰七月十三日以服藥家居書?！?39)歐陽修撰，鄧寶劍、王怡琳箋注：《集古錄跋尾》，第180頁。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

除了休息日和節假日，歐陽修在“了卻公家事”之余，也會偷閑閱讀玩賞他所收藏的石刻拓本，作為日常生活的調劑。尤其是書法精美的拓本，更是銷閑忘憂之佳品。歐陽修所集顏真卿書刻拓本甚多，其中包括《唐干祿字樣摹本》，此雖為摹本，亦是時人習書識字之楷模。宋英宗生日在正月三日，朝廷定為壽圣節。治平元年(1064)正月五日，歐陽修在錫慶院受賜壽圣節宴，(40)按：壽圣節是宋英宗的壽誕?！端问贰肪硪灰欢抖Y志》：“英宗以正月三日為壽圣節，禮官奏：‘故事，圣節上壽，親王、樞密于長春殿，宰臣、百官于崇德殿，天圣諒闇皆于崇政殿?！谑亲襄飞蠅?，群臣升殿間，飲獻一觴而退，又一日，賜宴于錫慶院?！钡?673頁。歸來把玩此拓，遂作題跋。值得注意的是，真跡本題跋末尾才有“治平元年正月五日錫慶院賜壽圣節宴歸書”的題署，而集本中則沒有。(41)參見歐陽修：《集古錄》卷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按：此條跋尾見鄧寶劍等箋注《集古錄跋尾》卷七(第165—166頁)，但無此句題署。對歐陽修來說，賞讀這件拓本是他了卻公事之余的身心放松。

李百藥亦作李伯藥，是隋唐之際的著名史家，歐陽修家藏李氏所書《隋泛愛寺碑》，他曾在公事之暇賞讀此碑拓本：“‘李伯藥’字僅存，其下摩滅，而‘書’字尤可辨，疑此碑伯藥自書，字畫老勁可喜。秋暑郁然，覽之可以忘倦。治平丙午孟饗攝事齋宮書，南譙醉翁六一居士?！?42)歐陽修撰，鄧寶劍、王怡琳箋注：《集古錄跋尾》，第112頁。這條題跋寫于治平丙午(1066)孟饗之時，同一天，歐陽修還讀了《唐明禪師碑》并為之寫了一篇題跋：“秋暑困甚，覽之醒然，治平丙午孟饗，致齋東閣書?！?43)歐陽修撰，鄧寶劍、王怡琳箋注：《集古錄跋尾》，第150頁。這兩篇跋文除了說明兩次閱讀時間、地點、氣候環境等都一樣之外，還表明歐陽修將不止一個拓本都帶到了孟饗齋宮的現場。這一天確實很熱，這兩個拓本給歐陽修帶來“覽之忘倦”“覽之醒然”的審美享受。這兩條題跋篇末標注的時空信息，為兩次日常閱讀增添了具體的歷史情境，為異日的回憶設置一個時間和事件的參照坐標。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是在日常生活中發現詩意并表達詩意的行為。

總體來看，歐陽修詩作的題材范圍甚廣，類型甚多，但是，作為一個金石古物的收藏家和閱讀者，除了《葛氏鼎歌》和《石篆詩》之外，(45)《葛氏鼎歌》(一作《葛氏鼎》)，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第146—147頁；《石篆詩》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第1348—1349頁?！妒姟沸蛟疲骸澳吃陴^閣時，方國家詔天下，求古碑石之文，集于閣下，因得見李陽冰篆《庶子泉銘》。學篆者云：‘陽冰之跡多矣，無如此銘者?！瘒L欲求其本而不得，于今十年矣。及此來，已獲焉。而銘石之側，又陽冰別篆十余字，尤奇于銘文，世罕傳焉?！驗樵娨皇住贝诵蚩膳c《集古錄跋尾》卷七《唐李陽冰庶子泉銘》對讀。他幾乎不用詩體來題詠金石古物，既沒有前代韋應物《石鼓歌》、韓愈《石鼓歌》或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之類的名篇，也沒有同時代人蘇頌《寄題吳興墨妙亭》和黃庭堅《書磨崖碑后》這樣的詩作。(46)蘇頌《蘇魏公文集》卷八《寄題吳興墨妙亭》：“漢唐遺刻在江干，右史殷勤輯墜殘。剔去蘚文人乍識，傳來墨本字猶完。六書體法從茲辨，二費聲光遂不刋。何必臨池苦縈思，燕閑時得坐隅觀?！秉S庭堅：《書磨崖碑后》，參見任淵、史容、史季溫注，劉尚榮點校：《黃庭堅詩集注》卷二○，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688—689頁。另一方面，在現存歐陽修詩集中，卻有《夜宿中書東閣》《攝事齋宮偶書》《夏享太廟攝事齋宮聞鶯寄原甫》(卷一三)之類的作品，其寫作地點與上述兩篇題跋相同。這表明，這些地點是有詩意的，寫于這些地點的散體題跋也是有詩意的。

對于歐陽修來說，拓本的閱讀與題跋的寫作，是日常生活美學化、日常生活詩意化的方式。他曾不止一次表達過這樣的想法。嘉祐壬寅(1062)大雩攝事致齋期間，歐陽修為手中的一份法帖題跋時，就再次明確表示：“吾有《集古錄》一千卷，晚又得此法帖，歸老之計足矣。寓心于此，其樂何涯?！?47)歐陽修撰，鄧寶劍、王怡琳箋注：《集古錄跋尾》，第223頁。

總之，歐陽修《集古錄跋尾》以執著的記錄、溫暖的回憶和悠閑的玩味，開啟了中國文士的集古傳統?！都配洶衔病分屑o事懷人的內容，與當時的詩話特別相似，從這個角度來看，這些跋尾文字也可以稱為“金石話”。以“話”體講故事，既彌補了石刻閱讀的現場情境，也體現了當時文人生活的真實狀態：快樂、擁有和命名。(48)這個提法來自宇文所安，詳參[美]宇文所安：《快樂、擁有、命名：對北宋文化史的反思》，[美]宇文所安：《華宴：宇文所安自選集》，劉晨等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140—214頁。題跋或題跋集，從此成為石刻閱讀成果的主要呈現方式，并打上了北宋文化的深刻烙印。石刻收藏與閱讀不僅是古代中國的文獻生產和知識生產方式，也是古代中國士人的日常生活方式。

啟功先生為朱翼庵《歐齋石墨題跋》作序時，曾將乾嘉以來金石家分為如下三派：

金石之學，乾嘉以來彌盛。石之存佚，字之完損，察入毫厘，價騰金玉，此鑒藏家也，以翁覃溪為巨擘。博搜曲證，貫穿經史，論世知人，明如龜鑒，此考據家也，以錢竹汀為宗師。至于收集編訂，廣羅前人考證之說，以為學者檢閱之助，此著錄家也，以王蘭泉為山斗。(49)朱翼庵：《歐齋石墨題跋》，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1頁。

翁方綱撰有《兩漢金石記》等，以他為代表的金石學家屬于鑒藏一派；錢大昕撰有《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以他為代表的金石學家屬于考據一派；王昶撰有《金石萃編》，以他為代表的金石學家屬于著錄一派。歐陽修、趙明誠、洪適這三位宋代最重要的金石學家，也可以按照這樣一種思路來分門別類：歐陽修近于鑒藏一派，他的學術根柢在于文學；趙明誠近于考據一派，他的學術根柢在于史學；洪適近于著錄一派，他的學術根柢在于文獻學。當然，這是就其主要傾向而言的，實際上，鑒藏、考據與著錄三者往往是連在一起，就歐陽修來說也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