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文人共同體”的書籍生成與流通*
——以張潮《尺牘偶存》《尺牘友聲》為考察中心

陳曉峰

學界以往對群落、社團的確認主要憑借地域、盟約等顯性依據，而忽略了文人的心理向聚和精神關聯。羅時進教授認為，文人處于網絡化、團體化的關系之中，其復雜性在于，“對所謂流派、社團、體派的體認往往是憑借顯性的盟約類為文字依據，但所有的盟約都有文字記載嗎？心理向聚的盟約能夠辨析嗎？”(1)羅時進：《明清詩界的“差序混層”與“眾層化創作”》，《江海學刊》2017年第3期。斐迪南·滕尼斯定義了“共同體”，(2)參見[美]斐迪南·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林榮遠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艾爾曼認為清代考據學者在江南形成了“學術共同體”，“通過知識傳播的組織與機制走到一起，就尋找、發掘知識的途徑達成共識”。(3)[美]艾爾曼：《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趙剛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頁。周紹明在《書籍的社會史》中以“知識共同體”指稱明清士子建立的非政府機構，“以促進某種類型的共享知識在感興趣和有文化的人中間進行保存和傳播”。(4)[美]周紹明：《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何朝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07頁。事實上，“文人共同體”既包括“面對面的實質形態”，也不可忽略精神同盟意義上的“想象存在”。

張潮(1650—1708？)，字山來，號心齋，安徽歙縣人?！冻郀┡即妗肥珍洀埑睂懡o四方親友的書信456封，《尺牘友聲》收錄各方寄贈張潮的信函1003封，散居各地的300余位文人由此建構了超越血緣師承和地理空間的交際網絡，形成以中下層文人為主體的關于精神、文化與現實利益的“共同體”。尺牘中有意義的繁復碎片勾勒出一個“書籍世界”的存在，這為觀察清初書籍的生產、流通提供了豐富細節，且以之為媒介的敘事具有過程性、連續性和完整性，折射了文化轉移的進程，有助于從細微之處發掘暗藏的演變規律，重新思考文本、著者和讀者之間的關聯，從群體、網絡的層面考察書籍生產流轉的機制以及與社會思想、政治、文化的關系。(5)書籍史研究奠基者法國讓·馬丁認為，書籍史是構成傳播交流史的一個側面。中國的傳統出版物浩如煙海，這一研究卻長期處于邊緣化狀態。20世紀末以來，中國的書籍史和出版史納入了海外學界的視野，大木康《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1991)、梅爾清《印刷的世界:書籍、出版文化和中華帝國晚期的社會》(2008)、周紹明《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2009)等，打破孤立視角和狹窄視域，探討一定社會與文化語境之下書籍的生產、流通以及消費，嶄新的方法提供了有益的借鑒。近年，書籍史及與之相關的話題也逐漸成為國內學界的熱點，引發諸多反響，理論和方法上的交流與對話正在開展。趙益《從文獻史、書籍史到文獻文化史》(2013)一文思考了西方書籍史、印刷文化史研究與中國文獻傳統的結合問題。同時，微觀、個案研究也是趨勢所在。徐雁平《〈管庭芬日記〉與道咸兩朝江南書籍社會》(2014)、《用書籍編織世界——黃金臺日記研究》(2015)二文，聚焦文人世界書籍往還建構與維持社交網絡，從日記材料尋求突破，細致探討書商與書籍的流轉、文人日記及讀書生活、新學書籍的涌入及影響等。

“文人共同體”中的書籍生成

(一)以編刻者為中心的格局

在清初圖書出版的編輯、刊刻、流通等環節，刻書者發揮了關鍵作用。吳肅公(1626—1699)，字雨若，號晴巖、逸鴻，別號街南，安徽宣城人。晚明諸生，入清僅以賣字、行醫和授徒自給，體弱多病，晚年手顫，足復癱瘓，兩目失明。志既高，學又篤，著述甚富，因貧無錢印刷《讀書論世》。張潮慷慨助刻，令其十分感激?！跋壬裳允芹`，命工付鍥，俾垂死之年得附驥尾，不朽之業實心齋先生造之矣?！?8)張潮：《尺牘友聲集》，第158頁。此處絕非客套之語，張潮改變了該書極有可能湮沒的命運，可謂作者、刻者共成“不朽之業”?？虝沂前鏅嗟闹苯訐碛蟹?，即使作者本人刻印書籍也要自備印資或紙張。吳肅公向張潮索《讀書論世》廿余部，奉上一兩六錢，買紙一簍。遇到版權糾紛與作者無關，“刻書家以賣書糊口，若被他人翻刻，則難以覓利，空費刻貲，是以必究之爾”，“就著書者論之，方喜人刻之不暇，豈肯禁而究之耶”?？虝业氖鹈吐曂苯記Q定了書籍銷量。張潮耗時三年、捐資七百余兩白銀刊刻了江都張中逵遺著《四書會意解》，康熙四十四年(1705)、四十五年(1706)張中逵子張庸德分別索要酬金八十兩銀，令其驚駭且怒，“縱不能貼費，亦當感潮表章之功，何乃呶呶不休耶”，且欲將板片賣去解決生計。只是，“恐此板賣與他人之后，未必能行。蓋潮素有薄名，世所共知，是以京省坊客肯要。若換去‘張山來’三字，勢必與前大不相同也”(《與張紫裳》)。(9)張潮：《尺牘友聲集》，第483—484頁。中晚明以來書籍市場競爭激烈，刻者“張潮”而非作者“張中逵”的聲名成為征逐讀者群與效益的利器。

(二)聯手合作的生成方式

張潮的書籍生成是群體相互交流、共同切磋的產物。王晫(1636—？)，初名棐，字丹麓，浙江錢塘人，擅詩文，廣交游。家既沒落，然喜刻書，有《遂生集》《今世說》《霞舉堂集》等?！短磶住返膯柺琅c王晫、張潮康熙三十三年(1694)西湖訂交直接相關。張潮自陳：“甲戌初夏，于湖上晤王君丹麓。廿載神交，不期而會，固已大樂，而丹麓復出此編，相示披覽?！?《檀幾·初集序》)(10)王晫、張潮：《檀幾叢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頁。王晫將四方士大夫相贈文稿隨手抄錄，輯為《檀幾》，因資金匱乏，無力付梓。張潮蓄有此志數年，只恨藏書不廣，搜輯維艱，故欣然受命。王晫提供的時賢雜著37種成為初集主體，刻成署名“武林王晫丹麓輯，天都張潮山來?！?。隨后，兩人復謀二集。王晫辛勤收羅：“謹呈樣書十七種以備采擇，加以《俗砭》《仕的》，并先生之收藏及阮亭先生所寄，或可足五十之數。倘尚缺幾種，乞示來，以便廣搜報命?！?11)張潮：《尺牘友聲集》，第181頁。余集編刻中，王晫熱心如故：“謹仿斗方之例奉呈九首，并開一目。中選者乞于頂上加圈；如不合式，下須注明所以不選之故，發還原目見示，以便后此搜羅，庶有所矜式耳?！?12)張潮：《尺牘友聲集》，第204頁。兩人搜羅商榷，互動頻繁。

《尺牘友聲》《尺牘偶存》收錄了雙方超過60封書信，貫穿《檀幾》三集構思直至發行的整個過程，對體例、版式、署名、序跋、校訂、印刷等深入商討，可見當時杭州、揚州等地的文人互動。(13)Suyoung Son，Writing for Print: Publishing and the Making of Textual Author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Cambridge(Massachusetts)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18，pp.32-42.張潮還試圖調動更大范圍內文友參與其間，如《逸民四史》《禽史》《禪世說》《仙世說》《說夢》《月窟》《溫泉志》等書之輯，“必廣征之京省各路，各路中又須各有知交代為搜討，并酌其可存可刪，然后各成一書，亦游笈中所不可少之物也”(《寄家渭濱》)。(14)張潮：《尺牘友聲集》，第446頁。信札中邀請張潮合作者比比皆是。通州范國祿(1624—1696)，字汝受，號十山，欲對近代名家選本選精集萃，共成《選選詩》，遂鎖定其中三十種，“曾收得一半，為王仔園借去未還，今作那移之想?？ぶ腥缱鸶爸炱淅?、席允老各處，以三法那移，一則出貲交易，一則藏本兌換，一則逐部借看”。(15)張潮：《尺牘友聲集》，第155頁。作為一介布衣，范國祿沒有固定的經濟來源、顯赫的社會地位，只能求助于社交網絡，是謂務實可行。

清初這類文人互相成就的書籍生成方式很是常見，“征稿”成為詩文、小說、尺牘等各體選本流行的編輯方式。鄧漢儀《詩觀》、曾燦《過日集》、席居中《昭代詩存》等無不借群公之力，倪匡世《振雅堂匯編詩最》書前臚列“參校諸先生姓名”達426人之多，孫默征集送歸黃山詩、詞、賦、文近萬首，袁駿《霜哺篇》匯集約計6000人的序跋題詠。

(三)開放持續的生成形態

張潮書籍世界中傳統意義上作者和文本的關系發生了變化，在多重闡釋空間中，讀者通過閱讀文本的間隙和沉默，凌駕于作者意圖，在開放的結構中延伸理解，文本、讀者和意義處于不斷生成之中。

張潮《幽夢影》歷經十五年輯錄成冊，主體部分為219則警句和格言，刊刻之前先在親友之間傳閱，邀請評點。最終參評人數達112人，主要活動于江蘇、浙江、安徽、山東一帶，合計701條，遠超作者文本，在同朋交流意義上達到了空前程度。(16)參見張慎玉、趙益：《張潮〈幽夢影〉之成書及其同朋小品叢書略論》，《安徽文獻研究集刊》2004年第1卷，第143—158頁。根據人物卒年推斷，最早當為紀映鐘(1609—1681？)、施閏章(1619—1683)的評點?？滴跞?1694)，同鄉江之蘭寄來評語?？滴跞哪?1695)，冒丹書、王棠應命評點。是年，袁啟旭承諾為《幽夢影》寫作序言，且因入京之便代懇諸家評點?？滴跞迥?1696)，張道深流寓揚州，與張潮相識，“妄贅瑣言數則”，(17)張潮：《尺牘友聲集》，第173頁。實為83條之多?？滴跞?1697)，李淦、尤侗、顧彩寄來點評。是年《幽夢影》首次鐫刻，共附350條評語。出版的最大特點是留有大量無字空行，共有刻版匠人故意未加觸動的、寬窄各不相同的空白150處，以待增入補評。

隨后，張潮頻繁寄書京城文友代索評語?！捌滢o不須過譽，即與鄙意相反，或嬉笑怒罵皆無不可也?！?《再寄朱贊皇》)(18)張潮：《尺牘友聲集》，第388頁。其策略不在于尋找作者的原初意義，讀者的文本解讀與作者的意圖投注甚至可以互相矛盾。是書反響熱烈，各家評點奔涌而來，時間跨度極大，第五則的十條評語前后相隔十年之久。(19)[美]戴廷杰：《雅俗共融，瑕瑜互見——康熙年間徽州商籍揚州文士和選家張潮其人其事》，[法]米蓋拉、朱萬曙主編：《徽州：書業與地域文化》，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570頁。讀者全程參與了文本創造，形成了眾聲合奏、交互闡釋的對話模式，極具現場感。書籍不斷增刻新收評點，眾多版本即是這一出版歷史的見證。

書籍的開放性和未完成性還表現為分期選刻、連續推出，這是張潮刻書世界的獨特形態和自覺追求?！队莩跣轮尽房滴醵?1683)為初刻，書前題有“康熙癸亥新秋心齋張潮撰”?？滴跞?1693)，“先以八卷成書”(《寄余澹心征君》)。(20)張潮：《尺牘友聲集》，第352頁?？滴跞四?1699)，“今續增四卷，共十二卷”(《寄謝閣學文宗張樸園先生》)。(21)張潮：《尺牘友聲集》，第422頁?？滴跛氖?1704)，“今又續成八卷，共二十卷”(《復張渭濱》)，(22)張潮：《尺牘友聲集》，第467頁?？偘项}為“康熙庚辰初夏三在道人張潮識”。他還將內容博洽的同朋小品以叢書的方式分期刊行，規劃出先后接續的年度出版形態?！短磶讌矔烦跫捎诳滴跞哪?1695)，二集成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余集成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墩汛鷧矔芳准捎诳滴跞?1697)，乙集成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丙集成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

這些書籍編刊改變了傳統以作者為中心的生成方式和靜態凝定的出版樣貌，發展為以編刻者為核心、龐大交游為支撐的群體參與工程，印刷也并非出版的最終環節。在書籍的生產、傳播、接受過程中，刻者、作者與讀者產生了頻繁互動，呈現出自我建構、動態開放的特征。

“文人共同體”中的書籍流通

《尺牘偶存》《尺牘友聲》中書籍涵蓋了按照市場需求進行商品流動和依循人情網絡進行禮物流動兩個視角，張潮主動以書籍為媒介，穿行于不同的地理空間和社會階層，編織成一個更大的“社會文本”，獲得一種秩序和意義。

(一)刻本崛起世界的寫本環流

張潮以經營鹽業致富，經濟實力為文化活動提供了支持，是旅揚徽商積極參與刻書和文化傳承的典型。其作品最初以抄本流傳，為滿足日益增長的閱讀需求，遂充分發揮出版快速復制文本的優勢。張潮刻書版口均鐫“詒清堂”字樣，縹緗秀整于外，琳瑯觸目于中。這些出版文本一旦進入閱讀領域，具備了大眾傳播的屬性，極大推進了知識在社會、地理層面上的交流，擁有了規模龐大的當世讀者群。以江浙為中心，進入安徽、山東、河南、河北、四川、北京、福建、江西、湖北、陜西、山西等地，引領了文化消費的熱點，覆蓋之廣、流布之速，代表了商業出版滲透的深度和廣度。書籍與社會階層具有關聯，《尺牘偶存》《尺牘友聲》中的文人閱讀較少經史考據，如張潮《檀幾》《昭代》、李漁《十二樓》《閑情偶記》、鄭旭旦《漢宮秋》《金焦記》等，呈現出隨意自娛的閱讀趣味。盡管清代江南是考據學的主要陣地，這些事實的浮現或許超越了個案的意義，代表了普通文人書籍生產和消費的真實面目。

《尺牘友聲》《尺牘偶存》中還延續了“寫本”的文化傳統，在關系密切的小眾文人圈中投贈往來，具有驚人的高比例。張潮將《花影詞》稿本呈于余懷、狄立人、李沂、聶先、卓爾堪諸人?！豆P歌》是張潮首次寫作的雜劇散曲集，收錄《瑤池宴》《窮途哭》《乞巧文》《拜石丈》四部短劇，一經脫稿，迫不及待地寄贈孔尚任，今天一閣存康熙刻本即附有孔評。這些寫本的分享對象事先經過刻意選擇，建立于信任的基礎之上，覆蓋官場與民間，對方在文本閱讀時作序、圈點、刪改，交流循環中發生了增值效應，推動了文本文獻的有效凝定。

對于中下層文人來說，因卷帙浩繁、資金匱乏等導致了稿本形態的流轉極為普遍。閔麟嗣將《史懼》寄給張潮時叮囑：“此冊乃弟力疾草成，苦無副本，千祈留神?！?23)張潮：《尺牘友聲集》，第285頁。吳陳琰，“生平雜著甚夥，苦無繕書者。是以草本多藏篋衍”，(24)張潮：《尺牘友聲集》，第228頁。寄來《登科錄記》《放生會約雜說》。這些稿本多數早已亡佚，甚至不見著錄，尺牘中的零散記載保留了清初文人的著述事實。為了避免稿本流通可能導致的遺失甚至覆滅，遂以副本流轉，形成了文本的二次抄寫傳播，其中不乏稀見之書。徐世溥《江變紀略》全書統用南明隆武、永歷年號，記載金聲桓、王得仁抗清之事，文筆奇詭，清初該書通過抄寫秘密傳播。故梅庚對張潮特別交代：“向從西昌僅抄得此冊，祈留原本勿失，或先命侍史寫一副本，即寄還為囑?！?25)張潮：《尺牘友聲集》，第269頁。抄寫有助稀見之書脫離封閉狀態，這也是該書在晚清收入叢書之前主要的流播方式。

事實上，16—17世紀刻本與寫本共存是東西方的普遍現象。清初寫本仍是文本傳遞的重要媒介，塑造著刻本的內容和形式。它帶著強烈的私人特質，形成了私密的流轉圈域，雖然路徑簡單、速度緩慢，但對控制流通范圍和促進文人交往發揮了獨特功用。

(二)多元的流通渠道

晚明以來，書籍市場形成日益成熟的貿易網絡和流通體系。張潮在《昭代叢書》乙集《凡例》中廣告同儕：“倘果癖嗜瘡痂，何妨略償工價。每書百頁，寶銀五分?；蛲觉督鸷嫌?，或攜貲轉覓坊間?！?26)張潮等：《昭代叢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頁。此處透露出刊刻書籍的多種流通渠道，書坊亦在其列。王晫密切關注張潮叢書的坊間流通，“前后兩集諒俱發坊，敝鄉書肆尚未曾見，豈武林與維揚書賈不相通耶？不識何法得使各省風行為妙”，(27)張潮：《尺牘友聲集》，第181頁。建議覆蓋更廣的區域。明末清初的出版市場中，多數書籍的定價極有可能低于1兩銀，介于1錢到1兩銀的很多，張潮叢書的售價大致為“六錢三分”“四錢八分”。他善于捕捉需求，重視營銷策略，寄給陳鼎叢書各以數部，“附上封面數張，煩付各書坊，粘貼肆中，如欲得書，聽其買紙來印。至于板頭，可以從輕，止得加一足矣”(《寄復陳定九》)。(28)張潮：《尺牘友聲集》，第405頁。陳鼎將封面悉發各坊，這一廣告頗為奏效，很快收到多處訂單。不僅如此，他還以敏銳的目光發掘潛在的商機，預測“十月間書客一到，必蜂擁要此書，坊間必慫恿來印”。(29)張潮：《尺牘友聲集》，第214頁。清初北京成為全國書籍的又一交易中心，與江南桴鼓相應。張潮瞄準這一新興商機，除了書坊“買紙來印”、交付板頭錢的策略外，還將板片直接交予坊主，開拓京城書籍市場?！奥劧奸T頗多購者，近揚州有一坊賈，付與板片似可放心，將來可以發兌矣?！?《寄王丹麓》)(30)張潮：《尺牘友聲集》，第392頁。這位揚州坊賈極有可能投資京城開設書坊分店，此舉表現出靈活的商業運作和合作意識。

書肆貿易之外，同朋之間的書籍獲取一般通過郵寄實現，先寄往各城鎮交通便利的店鋪，再送至本人手中。郵寄書籍在文人之間需求量極大，清初區域間的流通卻遠談不上發達。余蘭碩曰：“舊在金陵，刻有近稿四卷，借光大名，欲呈教削，奈無便鱗可寄?！?31)張潮：《尺牘友聲集》，第200頁。卓爾堪言：“漢如居吳門，往來郵寄不便?！?32)張潮：《尺牘友聲集》，第211頁。張潮感慨：“拙選頗多，艱于郵寄?！?《寄吳舒鳧》)(33)張潮：《尺牘友聲集》，第449頁。江淮地區尚且如此，其他地方更可想象。此時已出現專門郵書之人，沈思倫云：“郵書者云開正旋里，曾托領回音，或即屬之此人亦可?！?34)張潮：《尺牘友聲集》，第270頁。只是“云開”等郵人尚少，且耗時長，存在遺失風險，偏遠地區尤其如此。葛常夏云：“沭距維揚道里不甚遼遠，奈僻處淮朔，郵人裹足，欲覓一便鴻，終歲間不一二值也。去冬、今正二次小札，俱寄至東大店托戴友轉達，直至二月間始接后次報章，而大著、佳箑仍不知浮沉何所?！?35)張潮：《尺牘友聲集》，第310頁。這類書籍丟失尺牘中提及的至少有10次以上。

“便郵”“的郵”求而難得，于是熟人托帶成為必要補充。陜西張鼎望囑咐：“今后如承寄書，須托申舍親或員舍親，覓三原妥人付之，庶不致浮沉損濕。其卷帙如多，即與彼言明到家之日，望即補其腳價，則彼自不畏難矣?！?36)張潮：《尺牘友聲集》，第268頁?！澳_價”當是收書時額外補貼的費用。揚州具有得天獨厚的交通優勢，張潮憑借水陸交通，形成了多元的書籍流轉網絡。其中，運河、長江以及縱橫交錯的湖泊、河渠等尤為便捷，張潮委托文士、商客乘船之際運書各處?！捌澮苑毁Z之便，寄上《甘泉宮瓦考》《瘞鶴銘辨》《昭陵六駿贊辯》各五十帙?！?《寄大司寇王阮亭先生》)(37)張潮：《尺牘友聲集》，第434頁?！翱蜌q曾具數行并板片附上，系答項舍親鹽艘?！?《寄復程雯修》)(38)張潮：《尺牘友聲集》，第465頁。這些均是對清初揚州書籍流轉路徑、工具和數量的記載。

(三)書籍交際中的社會關系生產

社會中個體借助物質、文化、符號等資源維持且改進現有秩序，《尺牘偶存》《尺牘友聲》中的書籍之交具有多重維度，牽涉可觀的文本與人物，這些細碎的交際背后是社會各階層的微妙互動以及人與人之間意味深長的關系生產。

張潮試圖接近政治權力中心，交游顯要，主動向位高權重之人贈書。岳樂(1625—1689)，努爾哈赤孫，饒余郡王阿巴泰第四子。岳端(？—1704)，字正子，岳樂第三子，喜接文士，善詩詞?？滴跞?1693)，張潮向岳樂父子分別寄去父親張習孔《大易辨志》《近思錄傳》《詒清堂集》《云谷臥余》以及自己著述12種，“俾草野俚鄙之詞，得接于屏藩之幾席，其為榮幸，永世難忘”(《上勤郡王啟》)，(39)張潮：《尺牘友聲集》，第341頁?？芍^極盡謙恭。這種通過刊刻家集贈送他人的交往方式盛行于清代文人之中，因為整個家庭擁有的文化資本，“都是從一開始不延誤、不浪費時間起步的，那些具有強大文化資本的家庭的后代更是占盡便利”。(40)[法]布爾迪厄：《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布爾迪厄訪談錄》，包亞明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7頁?？滴醵吣?1688)至康熙四十二年(1703)，張潮向孔尚任致書18通，其中涉及贈書的有13通?？滴跞?1697)至康熙四十三年(1704)，張潮寫給王士禛的18封尺牘中，有15封主動贈書。書籍是張潮進入上層社會的通行證，通過四處投贈展示才華，得到一定程度的價值實現。李上德告知：“隨呈主人大司徒馬公，并舊主人顯府殿下又三阿哥殿下。讀大稿者，無不稱快?！?41)張潮：《尺牘友聲集》，第205頁。這是典型通過書籍實現自下向上介入的成功案例，具有強烈的功利意味。

張潮與中下層文人的書籍社交更為日常，“發起者”與“回應者”體現了單純文化層面的交流。李淦以游記為贄登門拜見，張潮印叢書二十部以賀王晫五十大壽。梅文鼎有《舟過維揚張山來惠新刻六種》：“扁舟渺渺過蕪城，長夏薰風放棹輕。久別故人重握手，相遺書卷慰平生。名山著撰原家學，通邑交游足友聲。披讀泠然炎暑失，扣舷高詠斗牛橫?！?42)梅文鼎：《續學堂詩鈔》，《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41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84頁。在名目繁多的交際中，書籍均是恰到好處的禮物，伴隨著情誼的傳遞和維系。借閱也是文化交游的形式之一，以交換傳覽進行書籍資源的流通。其中還可看到女性的身影，張潮寄給吳舒鳧、李德兩夫人以及倩扶、偏紅兩校書小刻數種，實現了跨越性別的交流。當然，書籍交往中需要根據人際距離及“差序格局”斟酌分寸，作出恰當性和情境性的回應，主動或被動，且數量多寡不一。這些細微脈絡牽動起人情關聯，建立起書籍交流世界的秩序。

張潮以新刻書籍頻繁開展社交，涵括不同階層，送出遠遠超出回贈，整體呈現出單向的流動，在“強連帶”之外發揮“弱連帶”優勢，(43)根據美國社會學家馬克·格蘭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的理論，認為通過“認識時間的長短”“互動的頻率”“親密性”“互惠服務的內容”四個維度的衡量，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可以分為強連帶、弱連帶和無連帶?！懊浇檎摺敝鲃右]親友進入這一書籍社交網絡，如同波紋漾散開去，帶來人際關系的延伸。從社會交換的邏輯來看，文化資本是比經濟資本更隱蔽的傳遞，賦予了占據社會顯赫地位的權力，是形塑自身的有效策略。張潮的書籍世界由眾多以書投合之人構成，其交游圈正是在這類慷慨贈書的推動下猛烈生長、日益細密，最終達到群體集化的目的。

“文人共同體”的形成探討

《尺牘偶存》《尺牘友聲》中文人在依稀可辨的交游情境中，圍繞著書籍的生產和流通，因精神、文化乃至現實利益等高度一致，群體凝聚成超越血緣師承和地理空間的交際網絡，具備了“共同體”的特質。其形成具有多重因素：

(一)布衣文人的意義追問

王鴻泰指出，明末清初士人的生命活動處于兩種場域之中，“一則為科舉之場域，另一為‘藝林’之場域，這兩者各自衍生出不同的社會價值”。(48)王鴻泰：《俠少之游：明清士人的城市交游與尚俠風氣》，李孝悌編：《中國的城市生活》，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17頁。事實上，多數士人失意于場屋，落魄于功名，被排斥在政治體制之外，或者處于政權的邊緣，于是致力于尋求新的“意義世界”，其動向對社會文化的發展具有深刻影響。他們通過出版的介入，以文化的顯通來獲得身份的確證，這是與強悍政治抗衡的僅有方式。即使如張潮場屋蹉跎，選擇以經營鹽業治生，最終仍然回歸到從事書籍生產，以獲得文化資本。書籍變成一種有力量和地位的事物，布衣文人將生命投注于此，舒緩場屋失意和功名落魄，這一職能的強化開啟了社會發展的新契機，帶來了底層文學的發達?？掠骸肚迦嗽娢募偰刻嵋肥珍浳娜斯灿?9700名，其中布衣逾半。這一階層成為影響清代文壇的重要力量，引發了中國文學史上的深刻變遷。

皮埃爾·布爾迪厄認為：場域是爭取合法性的斗爭領域，文化是一種權力形式，具有獨立于經濟與政治場域的自主性和實施法則，獲得了符號權力，亦即把現存的社會安排加以合法化，逐步發展、傳播并控制自己獨特階層的文化。(49)[美]戴維·斯沃茨：《文化與權力》，陶東風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148頁。于是，以“留名”為深層心理訴求，尺牘作為一種特殊文體，選本超強磁力地吸附了許多底層寒士。其中的生命軌跡和精神影像具有象征意義，堪稱屬于一個時代的集體記憶。文獻是中國文化發展中的重要力量，布衣文人克服沉重的生存壓力，究心書籍，前赴后繼，為清代文學史和學術史的建構提供了豐富文本，帶來“文柄下移”的新變。這個數量龐大的群體是書籍生產和消費的主力軍，形成一個既相對穩定又動態發展的結構模型。作為共同體的底座和基石，他們為探討歷史深處的關鍵節點提供了一個維度。

(二)社會交往中的群體認同

社會網絡化是明清社會的特征之一，文人好交樂游的時代風氣極為盛行。交游代表著社會和文化資本的交換、流動、移植、擴張，人際關系在社交場域中不斷突破血緣與地緣的先天局限，跨出環環相扣的熟人世界，組建出迥異于“鄉里社會”的形態。文人熱衷于在藝文社交圈內，通過社會關系的自覺連接，建立起一個跨越地域，以聲名為中心，同儕、師友、親故交織而成的，伴隨著物質贊助、信息傳遞以及書籍生產流通等互動的社會關系集合體。經由社會聲望與人際網絡的建立，進行社會關系的創造和社會價值的追求，表現出“權力再生產”的特征。其中，藝文活動是貫穿始終的線索，形成了文人集結異常興盛宏大的文化生態，生成了豐富多趣的群落。文化的優越感帶來對中央政治的淡薄和疏離，為文學發展提供了必要的空間，促使文人群體完成了集體轉向。清初這些科舉落第或久試不售者，生活上的窘困和精神上的壓抑令其身心皆有漂浮無力之感。隨著數量的增多，帶來了群體意識的高漲。在陰郁屈辱的生存處境下，“抱團”是他們尋求自我精神救贖的途徑，借由各種人際交往，在交錯重疊中構建身份與群體認同，心靈共同結成了一個“場”，以彌合與外界社會的裂痕。

清初尺牘成為文人交往的重要方式，最宜吐露心聲、抒憤立言、問慰砥礪?！冻郀┡即妗贰冻郀┯崖暋吩诔掷m的生成和傳播中，容納了多種聲音，相互關聯，具有互釋意義，形成了哈貝馬斯提出的“公共空間”?，F實世界中分隔的個人在尺牘中聯結起來，結為精神同調，達到理解或一致，這是中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又一標志。王鴻泰在《社會的想象與想象的社會》一文中說：“信息的流通，已經交織出一張相當繁復、密實的傳播網，這個傳播網已成為一個重要的社會活動場域，它深入一般民眾的現實生活中，將被現實生活分割的民眾重新整合為‘公眾’?！?50)陳平原等：《晚明與晚清：歷史傳承與文化創新》，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頁?！冻郀┡即妗贰冻郀┯崖暋返目芯哂薪浑H屬性和廣告功能，是穿越社會距離的管道，成為文人訊息和文學批評的集散地，制造出共同凝視的焦點和參與的空間，實現了跨越社會層級、地域、性別隔閡的多向互動和文化認同。選本被想象成充滿信賴的舒適庇護所，營造出生動的“在場感”?？臻g上各自分散的讀者，通過尺牘選本的閱讀，享有一個共同的“公眾場域”。

文人通過書信聯絡聲氣，共處于選本建構的文本世界中，離群索居或匿影荒鄉者產生“吾道不孤”之感，以集體的力量消解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挫敗，在一個不確定的世界中尋找到安全，產生了強大的向心力?；诖?，以意氣相投、文化自覺為基礎的浮游士人，在書籍的世界中凝結成龐大的社會存在，砥礪提攜，個人和群體的能量、資源均得到了增殖，形成了游離于主流社會、遠離政治權力中心的“文人共同體”。他們不是勻質化的扁平存在，呈現出立體的形態，通過書籍的生產和流通產生多向維度的關聯，創建出一個意義空間，確認了作為特定階層在知識場域中握有的權力。

(三)靈魂人物的建構與維系

領袖群倫人物的出現對于“文人共同體”的建立和維持具有重要意義?？滴跏?1671)，張潮僑寓揚州，雅好藝文，交接廣泛，聞名遐邇，是當之無愧的好客主人。張潮篤愛故交寒士，善交久敬，《尺牘友聲》中文友的各類求助超過50處。茲舉吳應麟之札為例：“愧竊黌宮，家寒祚寡，窮經半世，未叨一遇。加以嗣息維艱，弟早鰥居，止存一侄，寒門宗祧，賴有此耳。不意客歲弟方幞被游都，秋時阿咸夭喪。應麟正悼伶仃，旋嬰二豎，漸入沉疴。東主辭歸，無枝可托，累居貧友村莊，呻吟枕簀。于茲五月，揭典皆空。妻泣饔飱，人悲身后?！?51)張潮：《尺牘友聲集》，第157頁。布衣寒士屢遭劫難，為避免亡侄暴尸荒野，向張潮告此不堪。如此危疑急難，張潮輒傾身赴之，無少趨避。又如，冒丹書言其經紀貧友之喪：“他鄉客處，賴有先生厚斂，何減古人！誠所謂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也?！?52)張潮：《尺牘友聲集》，第171頁?？梢姽诺栏咔?、吊死恤生之義，深孚眾望。張潮樂于接納全國各地的文人，藝文社交圈逐漸成形，穿梭編織，營造出了凝聚大江南北文人雅士的文化場。

在清初蓬勃發展的商業出版中，張潮積極投身圖書編纂，《尺牘偶存》《尺牘友聲》等進入文人公共傳播領域，助推了交游版圖的拓展，書籍生產和流通成為其交際的手段和塑造個人形象的工具。張潮持續推出非經典性與非嚴肅性的小品叢書，尋求精神自足和個性釋放，滿足了特定群體對陌生、閑適、娛樂、消遣知識的閱讀期待，構成了一個饒有意義的書籍社會，實現文化交流與人際擴展的雙重功用，借以烘托自身的文才藝能和儒雅襟懷，文化威望因以樹立。梁嘉稷曰：“天下讀其書者，如見其人。即未讀其書者，亦莫不想望風采，購求其書，而愿納交于其人也?！?53)張潮：《尺牘友聲集》，第286頁。這些淡化道統、書寫心聲之作以漫話與絮語式的形態，與中晚明追求主體精神獨立、突破傳統秩序限制、崇尚好奇炫博的風氣一脈相承，呈現出在文化領域內“推遲了的朝代變遷”這一特殊現象。

不僅如此，張潮道義素心，不遺余力地訪求貧寒文友之作。鄧劭榮，字若雍，鄧漢儀次子。其致書張潮曰：“拙選《四集》已梓多篇，特懇瑤章賜教，以光棗梨，幸甚。余澹翁昨以新詩一帙，付榮授梓，而行李匆遽，未能自備殺青之資。榮思風雅而兼具肝隔者，惟先生一人?！?54)張潮：《尺牘友聲集》，第98頁?！对娪^》有無《四集》是學界公案，這則材料可謂一錘定音，無可辯駁地證明了鄧劭榮繼承父親遺志編選過《四集》。張潮恐文友著述散佚失傳，不僅為余懷等人承擔刻資，還助刻黃泰來《清詩片玉集》、張炳?！妒肿屛摹?、孫默《國朝名家詩余》、卓爾堪《曹陶謝三家詩》《遺民詩》、陳鼎《留溪外傳》等，其仗義輕財、表微闡幽之舉海內共推。這是樹立自身文化形象與提升社會地位的契機，個人聲望在書籍社交中持續攀升。梅文鼎感嘆：“刻古人書者多矣。同時之人，而不憚表章，且久而靡倦者幾人哉！”(55)張潮：《尺牘友聲集》，第244頁。文人爭與之交，聲名鵲起。葛常夏贊曰：“文章道義為海內第一人?！?56)張潮：《尺牘友聲集》，第301頁。張潮置身于這一無形卻又實實在在運行的“文人共同體”的中心，是無可爭議的靈魂人物，突破了“社團”等形式化、組織化和固定化的社交形態，形散神聚，形成“我們在一起”的文化表現方式。

張潮圍繞書籍的生產和流通建成的“文人共同體”具有特殊的文學史意義：不僅可以把一大批沉淪于社會底層的布衣寒士的事跡帶出歷史的海平面，提供了展示他們生活和交往的絕佳樣本，還能深入傾聽到一般政治史、社會史無法觸及的精神史和心靈史層面的潛流翻滾，進行忠實、細致又貼近歷史語境的描述和詮釋。

余 論

康熙三十八年(1699)張潮遭誣入獄，此后一蹶不振，對這一“文人共同體”無疑是釜底抽薪。同時，主流文壇雅正之風逐漸形成，散發著雍容典雅的恭順氣息，以娛樂消遣為旨歸的小品文遭到貶抑。政治焦慮在張潮為中心的印刷世界始終存在，隨著國家力量強勢介入對文本權威的爭奪，官方審查機制日益嚴苛。王汎森認為：“清代政治對文化領域之壓制最大的影響，是因漣漪效應帶來各種文化領域的萎縮、公共空間的萎縮、政治批判意識的萎縮、自我心靈的萎縮，形成一種萬民退隱的心態，‘非政治化’的心態?！?57)王汎森：《權利的毛細管作用》(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406頁。以張潮為中心的“文人共同體”在“漣漪效應”下有命運共同體的意味，且始終“處于一種脆弱的、易受傷害的狀態，它永遠需要警戒、強化和防御”。(58)[英]齊格蒙特·鮑曼：《共同體》，歐陽景根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頁。乾隆四十三年(1778)，禁書史上的“去錢謙益”運動拉開了帷幕。張潮《虞初新志》因收錄錢謙益《徐霞客傳》《書鄭仰田事》以及徐芳撰《柳夫人小傳》遭到禁毀，導致了流傳過程中因畏禍進行的剜改抽換和極為復雜的版本狀況。乾隆四十六年(1781)，《昭代叢書》因《板橋雜記》收錢謙益絕句八首，遭到兩江總督奏繳抽禁。清朝為了樹立統治權威，高張文網，加上告密誣陷惡習，文厄遂以風行草偃之勢席卷而來，不但著者自身難保，而且累及書籍生產和流通各環節的參與者，叢書或選本因為收錄諸家之作承擔了更大風險。這或隱或顯改變了群體心態，創傷性經驗下人人自危、收斂心聲，必然導致這一“文人共同體”的衰落和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