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蘇區無線電器材來源研究*

★ 孫 偉 溫佳錕

無線電器材是紅軍開展無線電工作的首要物質基礎。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由于國民黨嚴密封鎖，在通往中央蘇區的各交通要道上設置了層層關卡，無線電器材這樣的重要物資，很難在外地購買或攜帶直接進入蘇區。器材的解決需要智慧、膽識，以及細致的工作與不懈的努力。那么，紅軍究竟是如何有效破解這一難題的呢？

一、無線電器材的主要來源

（一）戰場繳獲及投誠部隊輸送的無線電器材

在第一次反“圍剿”作戰前，紅軍中還沒有使用電臺，但在戰爭實踐中已充分認識到建立無線電通信的極端重要性。比如1930年7月，彭德懷率紅3 軍團第一次攻打長沙，當時黃公略率領的軍隊離長沙只有十幾里路，只是中間隔著敵人，兩個部隊都不知道，聯系不上，后來也就撤退了。①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總參謀部·回憶史料（1927—1987）》，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第49 頁。滕代遠后來總結道，紅軍對于武器的使用，在“掌握技術方面還表現很大的弱點”，比如“紅三軍團占領長沙所繳得的無線電臺不會使用”。②滕代遠：《中國新軍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8年，第134 頁。對于此次繳獲的“無線電九架”③滕代遠：《中國新軍隊》，第42 頁。，當時還不會操作，導致通信不暢，這嚴重影響了紅軍的戰斗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戰役戰斗。同時，尚不懂得要將繳獲的敵軍電臺隨隊攜帶，以備將來之需，而是嫌其笨重不利于行軍，“撤出時將電臺全部埋在城外，以后找不到了”④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總參謀部·回憶史料（1927—1987）》，第104 頁。。

第二次攻打長沙撤圍后，毛澤東于1930年9月17日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專門提到了無線電的特殊作用：此次未能攻克長沙的原因之一是“技術條件不具備”，“交通器具如無線電等我們也沒有，以致兩個軍團聯絡不好，因而失機”⑤《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 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169 頁。?？梢?，紅軍傳統通信方式的弊端在第二次攻打長沙的過程中，再次暴露無遺，錯失了一些戰機。雖然敵強我弱使得這次攻占長沙變得極不現實，也屢次強調要密切聯絡，但實戰的檢驗大大推動了紅軍通信的變革進程。

1930年秋，中央紅軍開始了由游擊戰向運動戰的轉變，單次使用的兵力可達萬人，若沒有現代化的通信工具，勢必會給紅軍的行軍與作戰造成很大不便。當時憑借紅軍的物質與技術條件不可能制造無線電器材，最好的辦法就是通過戰場繳獲。所以，紅軍總部下令：所有部隊今后在作戰中必須把俘獲的無線電臺和無線電人員一律保留下來，送交總部處理。如1930年10月3日，朱德、毛澤東聯合簽署的《紅一軍團總攻吉安的命令》中明確：“進城后對于城中留下之無線電機電話電燈汽車等交通器具概不準毀壞?！雹僦泄步魇∥h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江西黨史資料》第6 輯，1988年，第153 頁。這可能是紅軍比較早的有關繳獲無線電器具的處置規定，即不準損壞、一律上交。

1930年12月29日20 時，朱德、毛澤東在江西永豐縣君埠街聯合發布《攻擊龍岡敵張輝瓚部的命令》，對30日午前10 時在龍岡對張輝瓚師發動總攻擊進行了詳細部署，文末再次強調“無線電亦不準破壞”②《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 卷，第194 頁。。由于經驗不足，繳獲一部電臺后，一些戰士不認識是什么東西，結果損壞了發射器，只有接收器，即所謂的“半部電臺”。

這一教訓引起了紅軍領導人的高度關注，毛澤東和朱德都感到十分惋惜，并于1931年1月1日22 時，在江西寧都縣南林發出了《進攻譚道源部的命令》，在注意事項中再次強調：“勝利后須注意收繳敵之軍旗及無線電機，無線電機不準破壞，并須收集整部機器及無線電機務員、報務員?！雹邸睹珴蓶|軍事文集》第1 卷，第197 頁。這次的規定明確而詳細，不僅機器不能有絲毫的損壞，一律上交，而且敵軍的無線電人員也不能隨意釋放。1月3日的寧都東韶戰斗中，紅軍繳獲了國民黨軍第50 師譚道源部一部完整的收發報機。

王諍回憶了這兩次繳獲的機型情況。1930年底，“紅一方面軍在粉碎蔣介石第一次‘圍剿’中殲滅敵十八師張輝瓚部的五十二旅、五十三旅，第一次繳到敵師部的1 部收報機（其燈座是彈簧式的），但發報機被搞壞了”。1931年1月初，“在打譚道源部隊時又繳到了敵旅部的1 套完整的電臺和電池，電臺的式樣是燈泡從上面插上的”④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通信部編研室編：《紅軍的耳目與神經：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通信兵回憶錄》，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第51 ～52 頁。。因而，被譽為“從半部電臺開始”或“一部半電臺起家”。以此為基礎，1931年1月6日，在紅軍總部駐地寧都小布正式架臺開始工作。這樣，中央紅軍的無線電臺宣告誕生了。

第二次反“圍剿”消滅了公秉藩師并繳獲了其所有無線電器材，除了一部XN-FIVE 型號的100 瓦功率電臺之外，還有很多通信器材和一批6V 蓄電池。有了這部電臺，紅軍的無線電通信才有了重大改觀，可以與上海中共中央和鄂豫皖、湘鄂西蘇區聯絡了。

當然，此后在中央紅軍的諸多作戰命令中，都會反復強調奪取敵電臺物資的重要性。雖然不是每一次戰斗都能幸運地繳獲無線電設備，即使有，數量也不會太多，而一旦發現都會標注并及時上報。1931年9月21日，紅一方面軍總司令部參謀處發布了《第三期戰爭勝利捷報》：從1931年7月1日蔣介石親自率領國民黨軍隊向蘇區全面發動進攻，共80 天的時間里，紅軍打了四次大勝仗，取得完全勝利，共繳獲無線電機6 架。⑤參見中共江西省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江西黨史資料》第19 輯，1991年，第122 頁。

根據搜集到的統計材料，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將1931年1月至1933年3月間紅軍的戰績進行了整理，并制作出一份《國民黨白軍被消滅情形表》。其中，就包括了無線電的繳獲情況（參見表1）。

表1：中央紅軍繳獲敵軍無線電臺情況（1931.1—1933.3）②資料來源：江西省郵電管理局編：《華東戰時交通通信史料匯編·中央蘇區卷》，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1995年，第435 ～436 頁。

1934年2月10日公布的《捷報第十一號（摘錄）》對1932年春到1933年10月底紅軍的戰績做了統計。1932年4月，于福建龍巖消滅敵第49 師張貞部一旅；8月，于江西樂安消滅第26 路軍孫連仲部一旅；8月，于江西宜黃消滅孫連仲部2 個團。這三次戰斗，紅軍分別繳獲無線電各1 架（共計3 架）。這一年多的時間里，共繳獲敵軍無線電12 架。①參見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軍事系統》第12 冊，北京、南昌：中央文獻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161 ～3166 頁。

據《各線紅軍一年來的勝利統計》（1934年7月），1933年7月至1934年7月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繳獲無線電總計9 架。③參見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軍事系統》第13 冊，第3620 頁。

上述統計中，由于起止時段的標準不同，存在數據交叉的情況，同時也存在另一種可能，即統計不全或上報不夠及時等，不能簡單地將所有數字疊加。不過，大體上能反映紅軍的無線電臺繳獲情況。

對于繳獲的無線電相關器材，又該如何處理呢？1932年2月18日，正指揮攻打贛州的彭德懷下令，如若攻下贛州④此次攻打贛州歷時33 天，在國民黨軍守城部隊的頑強抵抗和援軍的反擊下，最終紅軍攻城失敗撤圍。，那么入城部隊要嚴密挨戶檢查。比如，檢查時要注意，“凡無線電、西藥、電話及有關系軍用之主要器材，各部派人看守不準隨便帶走”，而且“所有武器悉數繳交經理處軍械股”。⑤參見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軍事系統》第10 冊，第1196 ～1197 頁。

因戰場情況瞬息萬變，且繳獲的敵軍戰利品類型繁多，故在上交的過程中會出現不少混亂。同時，經查還發現“過去各部隊，對繳獲的戰利品往往自行處置，并且多不將全部繳獲數目報告上級，或暗中彌補損失，武器配備隨意增減，種種游擊習氣，各自為政的現象，這不僅妨礙了統一分配，特別是破壞新編制的原則”。所以，中革軍委代主席項英于1933年8月14日下達了《關于戰利品處理辦法的訓令》，其中規定“一切戰利品須分類詳具數目，全部按級報告上級”，“應交上級各物品，統由兵站轉送總供給部統一分配保管”。⑥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后勤工作·文獻》第1 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第243 頁。

1933年8月19日，紅一方面軍總司令朱德、政治委員周恩來聯合下發《紅軍第一方面軍關于戰利品處理辦法的訓令》，在中革軍委8月14日電令的基礎上，對一些比較重要戰利品的類別、處理及批準機關，用附表的形式分門別類進行具體規定，使之有章可循、便于操作執行。還標明：此訓令一直發到連止，不夠時可由各軍團翻印。這其中就包括無線電設備及發電所需的煤汽油。如無線電的處理及批準機關為中革軍委；煤汽油的處理及批準機關，30 瓶以上為中革軍委，10 至30 瓶為方面軍，5 至10 瓶為軍團部，5 瓶以下為師部。①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后勤工作·文獻》第1 冊，第249 ～250 頁。

事實證明，這些繳獲的敵軍電臺在紅軍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明顯，不論是迅捷通信，還是截獲敵報，都直接服務于對敵作戰，而且大大減少了紅軍的傷亡。日后在戰場上，廣大紅軍將士都能自覺地執行上述相關規定，極其重視對無線電器材的繳獲，基本上杜絕了無知毀損的現象。

據陳士吾回憶，參加寧都暴動的國民黨第26 路軍帶到紅軍的電臺共有8 部，其中2 部是蔣介石派到第26 路軍搞監視活動的；還帶來不少通信器材，交給了負責器材工作的涂作潮，由他組裝了一些電臺，陸續分配到各軍。軍委只留下兩部：一部給了無線電一分隊，一部給了無線電六分隊。②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通信部編研室編：《紅軍的耳目與神經：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通信兵回憶錄》，第131 頁。這8 部電臺相當于戰場上將近一年的繳獲，解決了紅軍的大問題。它們極大緩解了紅軍對電臺之急需，也間接推動了無線電人才的建設。

（二）戰場收集及征集白區的無線電器材

由于戰場上要追擊潰敵、搶救傷員、押送俘虜、動用民夫及對武器資材重視不夠等原因，紅軍在打掃戰場時不夠徹底，使得少部分武器資材遺失或流落民間。1931年7月4日，蘇區中央局發布了“動員準備三次戰爭的問題”之特別緊急通知。在總結第二次反“圍剿”的基礎上，要求各級黨部立刻動員起來，發動與領導廣大群眾，為粉碎國民黨軍的第三次“圍剿”提前做好各項準備工作，并提出對無線電機等器具要特別注意收集，對不知名物品亦要嚴加保護與上交?！懊恳淮螒馉幰唤Y束，在有紅軍負責打掃的地方，立刻領導群眾幫助紅軍參加這一工作。如紅軍開到更前線去了，各級政府應該馬上領導群眾，分區分嶺分段，有組織的去搜山，去撈河，務須將一切的武器，如大炮、迫擊炮、機關槍、長槍、短槍、手榴彈、一切子彈、及空子彈殼，有線電，無線電，以及一切不知名的東西（特別對于無線電機及不知名的東西要加意保護），均須收撿起來交政府登記，送往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雹壑泄仓醒霑浱幘帲骸读笠詠怼飞蟽?，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42 ～143 頁。

對戰場的無死角“打掃”，并不能滿足紅軍對無線電器材的大量需求，因此還要到白區去征集。中革軍委于1934年6月3日規定，對于發動無線電器材所必需的洋油、汽油、滑油及各種電池，“伸入白區的部隊，其首長除特別注意征集上述各種材料及電線、需〔電〕機外”，“各軍區、分區除本身在邊區城市收集上述材料外，應同樣給游擊隊以收集的任務”。④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后勤工作·文獻》第1 冊，第346 頁。除了主力部隊有這個任務外，地方游擊隊同樣肩負這一使命。王諍回憶道：“當時沒有條件生產干電池，就靠攻克城市收集手電筒上的干電池，每個士兵都幫助無線電臺收集電池?！雹葜袊嗣窠夥跑姎v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總參謀部·回憶史料（1927—1987）》，第51 頁。紅軍“每占一個城市就到處收集電池、油料和收音機零件”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通信部編研室編：《紅軍的耳目與神經：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通信兵回憶錄》，第56 頁。。由于紅軍戰士大多是農民，有時會把機關槍上的瞄準儀器和迫擊炮上的測量方位的儀器送來，因為他們不認識無線電器材。對此，王諍等人在戰斗的間隙，把電臺擺出來讓同志們看，并向他們宣傳無線電的重要作用。所以，紅軍打下江西吉安、福建漳州等城市及小一些的市鎮，都會想方設法去收集一切與無線電相關的各種器材，要求是“越多、越快、越全，就越好”。

（三）請求中共中央、共產國際等代購并轉運

對于無線電器材和油料等，中革軍委曾下令“應責成供給機關收買，或由部隊出價收買向相關供給機關報銷”①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后勤工作·文獻》第1 冊，第346 頁。，有時還會讓國民黨官員或傳教士幫忙購置。然而，這種自行直接采買的方式異常困難和危險，故不得不向中共中央求助。

1931年4月19日，中共蘇區中央局致信中共中央：“無線電此間有一架，可以收電。但因電泡②電臺用的電子管。小不能發到上?！，F在一切材料都很缺乏，尤其是電泡，望盡可能的買電泡及一切材料送來?！蓖瑫r，“金子此間還存有一批，以后當設法送運中央”③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通信兵·文獻》上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7年，第129 頁。。經繳獲的“一部半電臺”，暫時只可收報，不能發報的主要原因是電子管太小。所以，希望中央能幫忙購買電子管等無線電材料，并送到中央蘇區。同時，設法轉送給中央一批黃金，以保證購買器材的費用。

在中央蘇區的不斷請求下，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通過各種關系和渠道幫助采購了一些急需的無線電材料，如在上海、香港等大城市或外國公司進行購買。據王諍回憶：“上海黨中央也設法運來材料，從大城市到蘇區沿途開電料行，把汽油、干電池、硫酸一點點運進來?！雹苤袊嗣窠夥跑娍倕⒅\部通信部編研室編：《紅軍的耳目與神經：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通信兵回憶錄》，第56 頁。歐陽欽的報告也提到，“無線電除中央送去的以外，我們已有了五架”⑤江西省檔案館、中共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75 頁。。

共產國際也為中央蘇區購買、運輸無線電器材給予幫助。1931年2月4日，時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成員兼駐中共中央軍事顧問小組領導人蓋利斯致信周恩來，要“用同江西做交易所得的3 萬買三部新無線電臺。利用政府電報局同中國非蘇區的重要中心聯系（在有密電碼的情況下，這是完全可能的）。在不能保證蘇區的電臺供應之前，不應把電臺運往那里……”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0 卷，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北京：中共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46 ～47 頁。。這里反映了三個重要信息：其一，需緊急購買3 部新的無線電臺；其二，與非蘇區的重要中心聯絡，可以通過國民黨的官方電報，加密即可；其三，新購的電臺要優先運往中央蘇區。2月19日，時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領導人雷利斯基在上海同向忠發、周恩來談話，在談及購買無線電臺時，周恩來講到，“我們買了一臺大的、兩臺小的。大的是給毛澤東買的，兩臺小的是為第7 軍和第8 軍買的。隨后我們打算從香港和天津給賀龍和第2 軍運去無線電臺”?？梢?，中共中央此時正在幫助幾個主要蘇區購買電臺。

而如何將體型較大的電臺設備或配件運進中央蘇區，也是一個難題。1931年3月31日、4月2日，蓋利斯與周恩來、向忠發、張國燾談話時提到：“現在不可能通過福建給中央（蘇）區運送收報機。我們沒有其他途徑?！雹摺豆伯a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0 卷，第218 頁?？梢?，當時即使買到了收、發報機，要想通過國民黨的層層嚴密封鎖線，將其順利運至中央蘇區很難辦到。在中共中央與中央蘇區之間的紅色交通線打通后，一些重要物資經此秘密轉運蘇區。紅色交通線在轉運沿途開設有電器材料行，并利用這些店鋪的合法身份、公開買賣活動進行掩護，化整為零，經地下交通線把一些包裝后的無線電器具，由交通站一站接一站地運送到蘇區。據時任閩西交通大站主任的李沛群回憶，無線電材料時常從香港，特別是從汕頭分批購買后由交通站送到閩西及江西。雖然在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圍剿”的戰斗中繳獲有小型軍用電臺，但無法遠距離地同各地聯系，后來從汕頭、大埔、永定搞到了一些大的電臺和配件才與上海和各個蘇區進行聯系。如以“電器材料行”為掩護的汕頭交通中站，通過商場買賣和各種社會關系，把蘇區所迫切需要的無線電器材、電器等，一大箱一大箱地購買后托運到大埔，再轉上杭或峰市。⑧參見江西省郵電管理局編：《華東戰時交通通信史料匯編·中央蘇區卷》，第519 ～520 頁。據粗略統計，當年由汕頭轉到大埔青溪站運入蘇區的電訊器材、藥品等軍用器材和民用物資等，約以數千噸計。①參見江西省郵電管理局編：《華東戰時交通通信史料匯編·中央蘇區卷》，第513 頁。當然，運送的過程充滿著艱險。據當年的交通員熊志華回憶，1932年底，他送一批無線電臺的重要機件到中央蘇區，因叛徒告密被敵人包圍，犧牲了一名交通員，才把器材送到中央蘇區。②參見江西省郵電管理局編：《華東戰時交通通信史料匯編·中央蘇區卷》，第499 頁。

二、無線電器材的修理、維護與節約措施

（一）對無線電器材的拼裝改裝與修理維護

由于歷次繳獲的無線電器材中，有的不完整（因部分零件已損壞），待有新的繳獲后，通過對它們進行重新拼裝，就可能組成更多的新電臺。王諍回憶：“繳來一部電臺，因有備份器材，一般可改裝成兩部電臺。收集收音機，也是電臺主要器材的來源?！雹壑袊嗣窠夥跑姎v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總參謀部·回憶史料（1927—1987）》，第51 頁。另外，就是將因故損壞的無線電器材進行適當修理或大修后重新使用，這既是一種節省，又是一種新的創造或再利用。當然，這就對修理師提出了較高的要求，需要具備較高的機務修理技術。

1931年11月間，涂作潮所在的無線電總隊隨紅軍總司令部由前方回到瑞金。不久，中革軍委在瑞金成立了無線電通信材料處，涂作潮任主任。當時全處只有六七人，如張永生（留蘇學生，蘇北人）、肖寒、劉本秀（負責伙食管理），此外還有學生張明清、肖明治等。設備也很簡陋，只有一把克絲鉗、一把扳手和幾把改錐。但是，他們在很短的時間里，修理了好幾臺收發報機和一些充電電池。1932年初，材料處由瑞金搬到于都北面平安寨的一個大山洞里。同年四五月間，材料處全體同志乘船抵達瑞金，住在離瑞金大約七里地的一個村子里。不久，改為中革軍委通信材料廠，涂作潮任廠長。這時全廠人員除了增加一個通信班的戰士外，還增加了不少的技術工人和學生。主要設備有：普通四尺皮帶車床一部，臺鉗二三部，搖鉆一臺，2.5 馬力發動機一部（用于帶動車床）等。他們除了修理收發報機，還能夠做電源插頭、蓄電池、活塞漲圈、齒輪等。后來還成功改裝一臺手搖發電機，但是比較笨重，僅齒輪箱大概就有六七十斤重。有一次，李強從香港買來的兩部高壓發電機的齒輪磨壞了，需要修理，可是沒有銑床。涂作潮就與當時工廠中技術最好的工人包松林反復研究，經精心操作，最終取得了用車床做銑工活的先例。④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通信部編研室編：《紅軍的耳目與神經：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通信兵回憶錄》，第38 ～40 頁。

涂作潮還回憶道，通信材料廠歸中革軍委三局領導，其內部組織情況是：廠長一人，政委一人。下設：車工組、鉗工組、引擎電機組、收發報機組、打鐵翻砂組、警衛班。主要任務是負責改裝與修理發報機等，還裝配一些電臺，搞聽筒耳機、配插頭、修變壓器等，并培養一些學徒。全廠40 多人，學徒占大多數，設備與工具主要來自繳獲。另外，繳到敵人的收發報機后，收報機可不改，發報機必須送材料廠改裝。因為敵人的發報機波長最長的是180，最短的是80，這個波段敵人聽得出發報的聲音，對紅軍發報極為不利；敵軍為了防止自己電臺的長距離通報，有意識地把波段限制在短距離通報范圍內，而紅軍作戰距離很遠，必須將波段改為最長70—80，最短35—40，這樣才能遠近通報，如當時和湘鄂贛、贛東北都通了報。經過改裝后，用電量還可以減小。⑤參見江西省郵電管理局編：《華東戰時交通通信史料匯編·中央蘇區卷》，第684 ～685 頁。

隨著修理人員的增多、工具的完備、技術的嫻熟，通信材料廠在后來經常能收到幫助修理無線電收發報機等的請求。比如伍云甫于1934年4月24日11 時致電劉伯承、王諍：“十四分［隊］、十五分［隊］、二十分［隊］的收報機均有毛病，請派一能修理的人并帶用具和材料：變壓器、系〔絲〕包線、錘頭、螺絲等，星夜趕來”；“四分［隊］、十五分［隊］電瓶甚壞，充電導線帶一付來”；“十四分［隊］因技術和收［報］機問題，致常有聽不到他臺［呼］叫的事，現還沒法加強”。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通信兵·文獻》上冊，第289 頁。

有的電臺在經歷激戰被繳獲時本已存在殘缺，或因反“圍剿”作戰的需要，前、后方的電臺使用頻繁，導致出現零件老化、自然損耗等故障乃至報廢也是常有之事。這就經常需要通信材料廠的技術員們去緊急處理，對不能正常使用的器材，進行檢測、調試、排查，找出問題所在并修理、改裝，或更換與之匹配的零部件?？傊?，要確保電臺盡快恢復正常運行。

（二）倡導節省與愛護以降低損耗

在上述盡可能增加無線電器材的基礎上，紅軍還通過節儉與愛護的方式降低不必要的損耗，這與當時中央蘇區物資極度緊張的大環境是相適應的。為此，中革軍委于1934年6月3日專門下發《關于節省、搜集無線電器材和油料的命令》，指出：“當粉碎五次‘圍剿’的決戰當前，無線電工作愈取〔趨〕重要，為著要保證其工作之繼續，首先在材料方面需給以充分的保障，尤其是目前最感缺乏的日常供給品——洋油、汽油、滑油及大小干電池等，必需引起我們的注意，來收集與節省?！鞭k法如下，“各保管洋油的機關必需常時檢查，尤其在兵站運輸上，要嚴防漏油及偷竊等損失”，“各部隊、各機關盡可能用其他油類來代替洋油點燈，節省出洋油來供給電臺上用。各級政治機關要發動指戰員，能夠自動捐出他私自的全新手電油〔池〕，交給公家來供給無線電的需要”，“繳獲和沒收的大小干電池等材料，絕不容許私人留用及任意糟?！?。對于所收集的器材，“或匯送軍委總供給部，或交所屬電臺應用，向軍委報銷。特別要與對油類保管不注意，聽其漏去，甚至公開偷用，換以雜色油汁及水，或將所得材料隱瞞不報，甚至有將電線作繩子的浪費現象等作嚴厲的斗爭”①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后勤工作·文獻》第1 冊，第346 頁。。除此之外，還嚴禁濫用、偷竊、瞞報、不正確使用等行為。明確要求將這些重要材料全部匯總并移交電臺使用，讓其發揮最大的效用，以避免或減少在關鍵的時候因發不了電等小問題而耽誤了偵聽、破譯、傳遞情報等大事。除了制定嚴格的制度并堅決執行外，還有就是平常的思想教育。

在高度節約的基礎上，紅軍還努力發展代用品。如沒有汽油，就用煤油、豬油代替機油。用酒熬成酒精，代替汽油起動。電話、電報和收信機上都需要電池，有些干電池用完了，拿下來休息休息再用。另外，干電池用完了，把外面的紙皮剝掉，捅上幾個洞，就放到濃的鹽水里泡，泡了的還可以用。當時鹽的來源也是很困難的，因為敵人封鎖，只有紅軍消滅了敵人或攻克了城市才能弄到鹽，那時首先保證電話和電臺用鹽。②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總參謀部·回憶史料（1927—1987）》，第51 ～52 頁。

三、結語

由于蘇維埃政府和紅軍的技術條件較為落后，自己的兵工廠和通信材料廠不能直接生產無線電器材，因而中央蘇區多管齊下，盤活已有資源，通過多方力量、各種方式維持并擴充無線電通信力量。電臺器材的獲取方式多元，如通過戰場繳獲、廣泛收集、代購等，同時拼裝改裝或修理進行再利用，注意平時的節約與愛護，以此滿足紅軍日益壯大的無線電通信的物質器械基礎。與此同時，又不斷地儲備與鍛造無線電通信技術人才。從總體上看，中央蘇區廣大軍民克服了重重困難，雖然電臺數量有限，裝備相對簡陋，卻充分發揮了通信保障的重要作用，基本滿足了紅軍反“圍剿”戰爭的需要。在獲取、使用和維護電臺設備的過程中，也發揚了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顧全大局的優良作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