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不該被遺忘的紅學文獻
——讀俞平伯《對于〈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的批評》

苗懷明

內容提要:《對于〈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的批評》是一篇俞平伯早年所寫與蔡元培商榷的紅學文章，因《俞平伯論紅樓夢》《俞平伯全集》及其他論著、論文集皆未收錄，知者甚少，成為一篇被遺忘的紅學文獻。俞平伯寫作此文的目的在支持胡適《紅樓夢考證》中的觀點，反對蔡元培的紅學觀點及研究方法，對其辯解提出反駁。這是俞平伯早年一篇較為重要的紅學論文，也是新紅學創建時期的一篇重要文獻，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有著較為重要的意義。為方便學界同仁研讀，將其重新整理刊布。

新紅學是在批判舊紅學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如今這已經成為一個學術常識，其標志是胡適與蔡元培圍繞紅學研究進行的論爭。盡管這方面的研究文章已有很多，但仍有一些問題未得到解決。比如在蔡胡論爭的過程中，俞平伯也寫過一篇與蔡元培商榷的文章，其后雖然有一些研究者提到，但這篇文章的具體內容如何，提出了哪些觀點，幾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語焉不詳。更為奇怪的是，俞平伯本人對自己的這篇文章似乎也視而不見，在其收錄紅學文章最全的《俞平伯論紅樓夢》一書中未予收錄。俞平伯去世后，收錄其著述最全的《俞平伯全集》一書也未予收錄，此外也未見其他專書或論文集轉載或引用過。這篇文章刊發在1922年3月7日的《時事新報》學燈專欄上，一百年間，一篇在新紅學建立過程中十分重要的紅學文章就這樣憑空消失了。

長期以來，人們了解俞平伯的這篇文章，主要是通過胡適1922年3月13日的日記。在這一天的日記中，他談到了顧頡剛和俞平伯兩人對蔡元培《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的批評意見，其中對顧頡剛的觀點較為贊同:“頡剛來書，有一段論《紅樓夢》事，甚有理?！R剛此論最痛快?！辈⒃谄浜蠡貞淘嗟奈恼隆洞鸩替菝裣壬纳倘丁分幸昧似渲械膬蓚€觀點。但對俞平伯《對于《〈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的批評》一文則提出了批評意見:“平伯的駁論不很好;中有誤點，如云‘寶玉逢魔乃后四十回內的事’(實乃二十五回中事)，內中只有一段可取?！?/p>

一篇三千多字的文章，“只有一段可取”，可見胡適對俞平伯的這篇文章是相當不滿意的。雖然這只是日記中的話，但以胡適當時與顧頡剛、俞平伯關系之密切，俞平伯對他的意見應該是知道的。大概是因為這個原因，俞平伯后來在自己的文集收錄早年的各類文章時，都不收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到底都寫了什么?為何讓胡適不滿意?以下稍作分析。

其中最為明顯的是，胡適批評俞平伯的文章“中有誤點，如云‘寶玉逢魔乃后四十四回內的事’(實乃二十五回中事)”，這句話是針對文章的這一部分而發的:“他又以第二法，因寶玉逢魔而推為允礽，他卻不知道寶玉逢魔乃后四十回內的事，不特康熙年間人未曾夢見，即曹雪芹也未嘗夢見(因依蔡先生的話，《紅樓夢》是康熙年間的書)。蔡先生何得以此來推求呢?”俞平伯此說又是針對蔡元培的這段話而發的:“以寶玉曾逢魔魘而推為允礽，以鳳姐哭向金陵而推為國柱，用第二法也?！?/p>

《紅樓夢》第二十五回寫賈寶玉、王熙鳳被馬道婆施法“逢魔魘”，這件事確實不是在后四十回，胡適的批評是對的。俞平伯在寫這篇文章之前，1920年1、2月間曾在去英國留學的船上熟讀《紅樓夢》，并和傅斯年細談，1921年4—7月間，又和顧頡剛多次通信，討論紅學問題，準備?？薄都t樓夢》，也寫了《石頭記底風格與作者底態度》等文章，按說對《紅樓夢》的內容是相當熟悉的，不該犯這種錯誤，也許他將“寶玉逢魔”理解為賈寶玉失玉之后的瘋癲了，這倒是后四十回里的內容。但不管怎么說，商榷文章里出現硬傷，這是大忌，最起碼這一部分的反駁是無效的。胡適的不滿意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除了這一處問題，文章還寫了些什么?是否真如胡適所說的“只有一段可取”呢?

俞平伯的這篇文章是對蔡元培《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一文的商榷，具有很強的針對性，而蔡元培的文章又是對胡適《紅樓夢考證》一文的回應。蔡元培不認可胡適對自己紅學研究是猜笨謎的批評，歸納了自己研究的三種方法，即“品性相類”“軼事有征”“姓名相關”，認為自己的態度是“審慎之至”。隨后從四個方面進行反駁，其核心觀點如下:一是考證作者、時代、版本固然重要，但考證作品的情節也是有價值的。二是索隱人名“正是中國文人習慣”，《品花寶鑒》《兒女英雄傳》《儒林外史》等作品都是可以這樣研究的。三是自己對情節的索隱“有下落者記之，未有者姑闋之”，胡適文章對《紅樓夢》人物、情節的考證也只是涉及作品的一部分，并沒有解決書中的所有問題。四是根據甄賈寶玉、曹頫經歷、作品措辭分寸、許三禮奏參徐乾學等例證說明《紅樓夢》并非全寫曹家之事。

文章最后重申“《石頭記》原本，必為康熙朝政治小說，為親見高、徐、余、姜諸人者所草，后經曹雪芹增刪，或亦許插入曹家故事，要未可以全書屬之曹氏也”。相比《石頭記索隱》，蔡元培在第六版的自序中吸收了胡適的一些觀點，雖然不認可曹雪芹的作者權，但承認作品經過曹雪芹增刪，也承認作品“插入曹家故事”的可能性。

俞平伯此前讀過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一書，早在前一年與顧頡剛討論紅學問題時已表達了反對意見:“我想我們比那些紅學家高明的地方，不是我們較聰明些，是我們較坦白老實些。他們所以迷了正路底緣故有兩種:(1)先存了偏見然后去讀《紅樓夢》。(如蔡先生自己持民族主義，而謂雪芹亦持之甚摯。其實曹家是漢軍旗，而強迫他去排滿惜明，真是笑話。)……”

他這篇文章主要針對蔡元培《石頭記索隱》第六版的自序而發，其結構與蔡元培一文基本相同，對其觀點逐條進行反駁。他首先指出蔡元培歸納的索隱三法存在問題，其得出的結論“都可以算作偶合的事情，不能當作鐵證”，這是因為“他自己先有了成見，才能一個一個的比附上去”，并從正面提出研究《紅樓夢》的三條途徑，即“同時人的旁證”“作者底生平事跡及其性格”和“本書底敘言”。

隨后針對蔡元培為自己辯解的四個方面，俞平伯逐一提出自己的看法:

第一，肯定《紅樓夢》的情節具有考證價值，但“考證情節未必定須附會，但《石頭記索隱》確是用附會的方法來考證情節的”，隨后接連提出幾個反問，指出蔡元培對情節考證的認識是錯誤的，是自相矛盾的。對這一部分，胡適是比較滿意的，他所說的“只有一段可取”即是指這一部分，并在日記中將其剪貼保存。

第二，針對蔡元培列舉一系列小說作品例證為自己辯護，他認為蔡元培列舉的索隱例證就是笨謎，如“非舉出鐵證，不足服反對者底心，這樣的東扯西拉，是沒有用的”。

第三，他認為蔡元培的態度雖然比較審慎，但“逐事比附，實在是‘可憐無益費精神’的事”，不過是牽強附會。

第四，針對蔡元培否定《紅樓夢》寫曹家家事的幾個例證，他認為“‘真事隱’不過是改頭換面，隱去姓名”，“甄寶玉是虛設以形容賈寶玉的，仿佛畫中的背景，并非真是另有一人，甄家與賈家亦并非真是兩家”，“曹頫底生平未能考定”，他做曹頫的影子還是有可能的。作者說話沒有分寸的情況也有，但這只是書中的一小部分，“當從大體立論，不得以一語之征而概其全體”，至于許三禮奏參徐乾學之文，“蔡先生必須另有證據，方可自圓其說，僅僅東一鱗西一爪的比附，斷斷不能成為定論”。

對文章結尾蔡元培對《紅樓夢》“康熙朝政治小說”的定性，俞平伯明確表示反對，認為這是“架空之談”，指出蔡元培“既否認此書是雪芹做的，且又指不出究竟是誰做的”，這是自相矛盾的。他根據作品第一回的相關內容，重申胡適《紅樓夢考證》中曹雪芹是作者的觀點，認為作品之所以有“增刪五次”之語，是因為“遮遮掩掩是中國文人底故態，雪芹亦未能免俗耳”。對蔡元培提出作品“插入曹家故事”的說法，他認為這不合情理:“在一部政治小說上，平空加入自己家內底事，曹雪芹莫非是個精神病者嗎?不然，雖妄人也不至如此?！?/p>

總的來看，俞平伯寫作此文的目的在維護胡適《紅樓夢考證》中的觀點，不認同蔡元培的紅學觀點及研究方法，對其辯解提出反駁。如果從辯論的角度來看，該文只是針對蔡元培的觀點表達反對意見，同時提出自己的正面見解，基本上是點到為止，并沒有進行論證，而且對蔡元培的研究也有一定程度的認可，比如承認其研究“十分審慎”等。這樣要說服蔡元培是很難的，大概也是胡適不滿意的地方。胡適之所以對顧頡剛的兩點反駁意見比較欣賞，主要是因為他提出了新的思路，抓住了蔡元培觀點的不合理之處，反駁較為有力。

不管胡適、俞平伯怎么評價這篇文章，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該文是新紅學建立過程中的一篇重要文獻，這是無可否認的，雖然未能收到《俞平伯論紅樓夢》《俞平伯全集》中，但對研究者來說，則不能不注意，任其湮沒。

就筆者的理解，該文有如下幾個方面的意義:

首先，這是俞平伯早年一篇較為重要的紅學論文，反映了他對《紅樓夢》一些問題的認識，如作者、研究方法等，這在同一時期他寫的《紅樓夢辨》等其他著述中是沒有的，通過該文可以較為全面的考察俞平伯的紅學觀。

值得一提的是，在撰寫這篇文章之前，1921年4月至10月間，俞平伯與顧頡剛書信往來談論紅學，其間俞平伯產生?？薄都t樓夢》、創刊《紅樓夢》研究刊物等設想。其后隨著新學期開學，大家各忙各的事情，這些設想也都擱置下來。直到1922年2月，俞平伯看到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一文，又恢復了對《紅樓夢》的興趣，先是寫了商榷文章，隨即根據與顧頡剛的書信，寫成《紅樓夢辨》一書。對此，顧頡剛在該書序言中有明確的介紹:“去年二月，蔡子民先生發表他對于《紅樓夢考證》的答辨。最奇怪的，這個答辨竟引不起紅學的重興，反而影響到平伯身上，使得他立刻回復以前的興致，做成這部書。當時平伯看見了這篇，就在《時事新報》上發表一篇回駁的文字。同時，他又寄我一信，告我一點大概;并希望我和他合做《紅樓夢》的辨證，就把當時的通信整理成為一部書，使得社會上對于《紅樓夢》可以有正當的了解和想象。我三月中南旋，平伯就于四月中從杭州來看我。我因為自己太忙，而他在去國之前尚有些空閑，勸他獨力將這事擔任了。他答應我回去后立刻起草，果然他再到蘇州時，已經做成一半了。夏初，平伯到美國去，在上海候船，我去送他，那時他的全稿已完成了?！?/p>

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紅樓夢辨》的序曲，如果不是由寫作該文引發的學術興趣，也許就沒有《紅樓夢辨》這部專著，最起碼出版的時間要推遲，這樣其在紅學史上的地位可能就不一樣。歷史雖然不能假設，但這篇文章對俞平伯的紅學研究來說還是相當重要的。

其次，這是新紅學建立時期的一篇重要文獻。新紅學的建立是多位學人共同努力的結果，除了胡適，還有顧頡剛、俞平伯等。顧頡剛主要隱在幕后提供資料、觀點，俞平伯則是站在前面搖旗吶喊，這篇文章就是很好的證明，他與蔡元培的論爭可以看作是蔡胡紅學論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最后，這篇文章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獻。新紅學的建立是中國現代學術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體現了中國學術的新變，其中所體現的學術風氣是值得后人學習借鑒的。俞平伯原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寫作這篇文章時，是北京大學的青年教師，以這種身份對校長蔡元培的文章進行批評，而且言語犀利，毫不客氣，這是需要學術勇氣的。作為被批判方的蔡元培以平常心對待，這在當時無疑具有示范效應，代表著中國現代學術的良好開端。遺憾的是，這種學術精神后來未能得到很好的傳承，即便在一個世紀后的當下，這樣的論爭也是不可能發生的。

俞平伯《對于《〈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的批評》一文刊發于1922年3月7日的《時事新報》學燈專欄，署名為“平”，距今已整整一百年，現在頗不容易看到。為方便學界同仁閱讀研究，筆者根據報紙原件照片及掃描件進行整理，附錄于后。在整理過程中，得到高樹偉兄的資料支持，在此表示感謝。

① 比如孫玉蓉在《俞平伯年譜》(簡編)中有如下介紹:“二月，讀了蔡孑民發表的《〈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對于胡適之先生〈紅樓夢考證〉之商榷》一文后，受到觸動，又產生了討論《紅樓夢》的興致。于是，作了《對于〈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的批評》，發表在本年三月七日上?！稌r事新報·學燈》，署名‘平’?！眱热萑绾?，并未介紹。見《俞平伯全集》卷十，花山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第447頁。

②④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三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79、580—581頁。

③ 該文刊于《努力周報》第2期(1922年5月14日)。

⑤ 俞平伯《對于〈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的批評》，1922年3月7日《時事新報》學燈專欄。以下所引該文，出處皆同，不再一一出注。

⑥⑦ 蔡元培《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商務印書館1921年版。

⑧ 俞平伯1921年7月23日致顧頡剛函，載《俞平伯全集》第五卷，花山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第53頁。

⑨ 顧頡剛《紅樓夢辨》序，載《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第65頁。

(本文作者:南京大學文學院，郵編:210023)

附錄:

俞平伯

蔡孑民先生最近有關于討論《紅樓夢》的文章發表(見二月二十八日《時事新報》學燈欄)。他雖自己做了一種辯解，但使我不能無疑，謹以下列的論議各點，質之讀者。

他在第一節引言里，提出他所用以推求的三法，且自以為審慎之至，但依我看來，所謂“品性相類”“軼事有征”“姓名相關”，都可以算作偶合的事情，不能當作鐵證。這都因為他自己先有了成見，才能一個一個的比附上去。譬如他說:“以湘云之豪放而推為其年……”但古來豪放之士甚多，何以陳其年獨與史湘云有關?他又以第二法，因寶玉逢魔而推為允礽，他卻不知道寶玉逢魔乃后四十回內的事，不特康熙年間人未曾夢見，即曹雪芹也未嘗夢見(因依蔡先生的話，《紅樓夢》是康熙年間的書)。蔡先生何得以此來推求呢?至于后四十回是高君續作，這證據甚多，這里不贅及了(蔡先生在本文里，亦承認這個)。

他底三法，依我看來，并無一法可以憑依的，所以蔡先生雖然十分審慎，也不免走錯了道路。胡適之先生底《紅樓夢考證》，雖然所獲不多，但所取的路徑卻極為正當，我并不說胡先生那文的斷語，就是定論，但可信的程度，必定比《石頭記索隱》要多得幾倍。我終認定研究《紅樓夢》，只有下列的三個途徑，不知比他的三法如何?(1)同時人的旁證，(2)作者底生平事跡及其性格，(3)本書底敘言。如這些不可信，蔡先生底三法，豈不是更不可信了?我以為除掉這三條途徑，我們更無從去窺測這書底本意。解釋雖是欠圓滿，但古人不可起于九原，這純是無可奈何的事實。

這序底本文共分四節。第一節底大意是說著作底內容有考證底價值，這我極為同意。但我卻不懂這一點與所辨論的何干?考證情節底有無價值是一件事，用附會的方法來考證情節是否有價值又是一件事，萬不能并為一談?？甲C情節未必定須附會，但《石頭記索隱》確是用附會的方法來考證情節的。我始終不懂，為什么《紅樓夢》底情節定須解成如此支離破碎?又為什么不如此便算不得情節底考證?為什么以《紅樓夢》影射人物是考證情節，以《紅樓夢》為自傳，便不是考證情節?況且托爾斯泰底小說，后人說他是自傳，蔡先生便不反對;而對于胡適之底話，便云“不能強我以承認”，則又何說?至于說《離騷》有寓意，但這亦并不與《紅樓夢》相干。屈平是如此，曹雪芹并不因屈平如此而他也須如此，這其間無絲毫之因果關系，不成正當的推論。

在第二節文里，他舉了許許多多的古人例證來為自己解嘲，而否認笨謎這個雅號。但古人這些事例，安見得便不是笨謎;雖不定是笨，總是可笑而無聊的。難道他以為侯石公影袁子才，紀獻唐影年羹堯，是狠高明而有文學上的價值的嗎?他說:“自胡先生視之，非皆笨謎乎?”我說:“以我觀之，實是笨謎也!”至于胡先生底意思如何，則我卻不敢知。他在此節之末又用《儒林外史》來推測《紅樓夢》，則與上邊引王逸解《離騷》之事，一樣的說不過去。他說:“然而安徽第一大文豪且用之，安見漢軍第一大文豪必不出此乎?”我并不是以為做了漢軍第一大文豪便不許影射人物，我說的是，在實際上漢軍第一大文豪并沒有影射人物，若蔡先生以為不然，請問他又有什么證據呢?他非舉出鐵證，不足服反對者底心，這樣的東扯西拉，是沒有用的。

第三節，他說明索隱從不知蓋闕的例，是他底審慎。這我也承認的。但他這樣八十兩、二十兩的逐事比附，實在是“可憐無益費精神”的事!即使那一百兩頭有了下落，也依然是“很牽強的附會”。蔡先生又將何以自解?第四節所辯論有好幾點。(1)他因真事隱去，故說不得以書中所敘的事為真，我姑且不辯，“真事隱”應如何解釋。試問此書第一回所謂“親見親聞”“按跡尋蹤”應如何說法?怕還可以作“非真”解釋嗎?若不能作如此解釋，則與蔡先生的釋“真事隱”，是否有矛盾呢?我底意思，“真事隱”不過是改頭換面，隱去姓名，作者所謂“假語村言”“荒唐言”便是。至于關于真事隱的解釋底孰是孰非原無定論，我并不想強人以必信啊!

(2)他論甄賈之辨，以為何必有甄賈兩個寶玉?《紅樓夢》設甄寶玉以形賈寶玉實在是個缺憾，前人如江順怡君已有論及。但這層意思卻并不難猜。作者不過為世俗心中的“真寶玉”寫照，而自居于“假寶玉”。其實呢，真是假的，而假反是真的。作者不過借此寫胸中底憤慨，并非定以兩寶玉影自己一人。他又何屑把如此的俗子來做自己底影!但甄寶玉是虛設以形容賈寶玉的，仿佛畫中的背景，并非真是另有一人，甄家與賈家亦并非真是兩家。此意見本書第五回中賈寶玉到太虛幻境所看見的對聯，有假作真時真亦假之語。

(3)他以曹頫未聞放學差，不足為賈政之影。但曹頫底生平未能考定，他究竟放了學差與否，我們并無從知道，又何嘗有證據說明曹頫一生沒有放過學差呢?我們所不知道的，應該安于不知道。不能因我底不知道而斷言人底不如此。賈政有何不可以做曹頫底影子?

(4)他因作者說話沒有分寸，而因此推測不是自述其生平，這實在是冤枉了。綜觀全書，只有蔡先生所說的兩點，是稍為憤激一點的，這正是羯鼓的稀之意，故慷慨斥之不為留余地。至于以外敘述，則多過厚蘊藉之詞(如不明明說秦氏是縊死的，而專用暗筆側筆，便是此意)。我們批評一書當從大體立論，不得以一語之征而概其全體?！都t樓夢》是自述的文章，正因為他有蘊藉的風格。

(5)他舉許三禮奏參徐乾學之文，以明此書確是指高徐金姜諸人而作的。這也因為他有主觀上的偏見，所以方附會得上去。說他是影射果然可以，說他是偶合，又何嘗不可?？傊?，蔡先生必須另有證據，方可自圓其說，僅僅東一鱗西一爪的比附，斷斷不能成為定論。

(6)全文最使人懷疑的是末一節。他以為《石頭記》是康熙朝政治小說，經雪芹增刪，而插入曹家故事的，這樣看來，他既否認此書是雪芹做的，且又指不出究竟是誰做的。這話如何能說得通。慢說曹雪芹做《紅樓夢》，前人已有明說，他豈能一齊抹倒。且抹倒之后，他并說不出所以然來。所謂《石頭記》是康熙時的政治小說全是架空之談，何足以破胡適之底推斷。況且他又何以知道經雪芹增刪插入曹家故事?他所謂“或亦許”，正是模棱兩可、似是而非的話。八十回的《紅樓夢》，是一氣呵成的，稍有文學眼光的讀者忽然感到。蔡先生能指出那幾節是插入的嗎?他能告訴我們怎樣插法嗎?

況且，若不說雪芹是《紅樓夢》底作者，則此書與雪芹何干?蔡先生因本書有增刪五次的話，而依字面直解，以為《石頭記》是經雪芹增刪的，而非他做的，其實這又未免太呆看了。本書第一回既云:“后因曹雪芹于悼紅軒中(悼紅軒與怡紅院當然是一而非二)，批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遍喌搅耸d之久，增刪到了五次之多，目錄章回都是他一手添的，那么老實說一句，便是他做的了，何必客氣呢?作者不肯直說，這書是我底筆墨，故托辭是由他增刪而成。蔡先生何必如此“刻舟求劍”、“膠柱鼓瑟”呢?譬如高鶚說后四十回是他從鼓擔上搜求來的，但他底同時人張船山便老實不客氣，說是足下底大筆?？梢娬谡谘谘谑侵袊娜说坠蕬B，雪芹亦未能免俗耳。

若照他說，在今本之外，另有一本經增刪的本。我們試想，這本既無目錄，又無章回，究竟是個什么東西?雖盡我們想像，也頗不容易得一概念，這渾淪不名的原本，被曹先生，又增又刪到了五次，刪的是什么，書缺簡脫，二百年之后，無從仿佛了。增的是什么，大約便是曹先生所謂“曹家故事”了。在一部政治小說上，平空加入自己家內底事，曹雪芹莫非是個精神病者嗎?不然，雖妄人也不至如此。這么一部雜碎的小說，公然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底文藝界，公然占了首座，這不是文藝同人底恥辱嗎?像蔡先生這般的審慎，實在太審慎了。

蔡先生此文是對于他底北大同事胡適之先生來求商榷的。我非胡先生，卻無端來岔嘴，實在是冒昧啊!故我此文，只曰“批評”，不曰“質疑”，胡先生想必另有意見，做他自己底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