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志所記本土商人政治地位及士商融合考探

劉儒

(廣西大學 文學院，南寧 530004)

通過對出土的唐代墓志文獻梳耙，筆者大致發現15 方唐本土商人墓志。 墓志名稱摘錄如下:貞觀十七年(643)《唐故處士李先生(毗)墓志銘》、永徽六年(655)《大唐故索處士(謙)墓志銘》、顯慶四年(659)《大唐故王君(進)墓志銘并序》、永淳元年(682)《大唐故涼國公府長史上騎都尉張君(達)墓志銘并序》、開元二十一年(733)《郭君墓志》、開元二十一年《唐故李府君(寶藏)墓志銘》、開元二十四年《大唐皇甫賓亡妻楊氏(麗)墓志銘并序》、天寶四年(745)《大唐故上柱國司馬府君(元禮)墓志銘并序》、天寶十四年《唐故侍老張公(四胡)墓志銘并序》、貞元十一年(795)《唐故路府君(江)墓志銘并序》、元和七年(812)《大唐故馬府君(倩)墓志銘》、會昌三年(843)《唐彭城劉府君(巨川)墓志銘并序》、大中十三年(859)《唐故昌黎郡韓處士(審)墓志銘并序》、中和三年《唐故太原祁府君(振)墓志銘并序》、后唐天成三年(928)《唐代郡李使君故聶氏夫人(慕閏)墓志銘并序》。 15 方墓志中，初唐商人墓志4 方，盛唐商人墓志5 方，中唐商人墓志2方，晚唐商人墓志4 方；男性商人墓志又占14 方；另存1 方商婦墓志(《聶慕閏墓志》雖記女性墓主，但實際介紹墓主祖、父兩代從商經歷)；14 方男性商人墓志僅有1 位墓主有仕宦經歷。 15 方商人墓志的墓主活動范圍大部分集中在長安、洛陽京畿一帶，根據墓主隆政里、福善坊、思順里、清化里、道政里的卒地信息，顯示墓主多卒于長安東西兩市、洛陽南北兩市附近私坊，利用其卒地更可確證其商人身份無疑。 綜覽浩如煙海的唐代墓志文獻，遺存傳世的本土商人墓志卻數量稀少，究其原因有二:第一，商人墓主具有一定隱蔽性，其身份難以辨識。 古代社會“士”“商”之間身份差距懸殊，在唐代社會地位低賤，商人雖身擁巨額財富，卻恥于在墓志表明商賈身份，多借用“處士”之名掩蓋，志文中通常又以春秋戰國三大富商“陶朱”“猗頓”“白圭”典故述其行狀，暗示其真實的商人身份。 第二，商人行蹤不定，行商途中意外死亡時有發生，死后無法知曉亡者生前事跡，難以形成墓志內容。 正如劉駕《反賈客樂》云:“無言賈客樂，賈客多無墓。 行舟觸風浪，盡入魚腹去?！盵1]6831長途商旅風險甚高，毫無人身安全保障。 杜牧《上李太尉論江賊書》曰:“夫劫賊徒，……始肯行劫，劫殺商旅，嬰孩不留?！盵2]7787大中元年《唐隴西故李府君(少榮)夫人王氏田氏墓志銘并序》記:“(墓主李少榮)嗣子公弁，不習父藝，情好商徒，厥□他鄉，逵路而殞?！盵3]

一、從唐代墓志窺探重商意識及朝廷禁令對商人生存狀態的影響

唐高祖下令“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統一全國貨幣，為盛唐商業貿易奠定基礎；唐全盛時期交通便利，水陸暢達，保證了商品正常流通，“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指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 弘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貿往還，昧旦永日”[4]2998；政府管理市場，設立邸店柜坊，采取不抑制商人的政策，準許外商在境內自由貿易，本土商人及胡商遍布各大都市，“今舟車既通，商賈往來，百貨雜集，航海梯山，圣神輝光，漸近貞觀、永徽之盛”[4]3512。 唐代墓志材料中描繪了南北商埠商客云集、市井繁榮的昌盛景象。 貞觀八年交州司馬韋慶嗣墓志銘記:“(墓主韋慶嗣)拜交府司馬。 殊方復俗，是稱都會，商旅駢寘，華夷紛雜?！盵5]圣歷元年(698)大周朝散大夫行洛州陸渾縣令韋愔墓志銘記:“三江之游旅萬曹，九坂之行商億計?！盵6]360景云元年(710)朝議郎行吉州盧陵縣令上柱國李智墓志銘并序云:“閩落之要，江滸之沖珍異所奔，由來設伏之地；商旅所湊，還同守隘之鄉?！盵7]1117開元十年銀青光祿大夫相州刺史上柱國扶風郡開國公竇思仁墓志并序記:“華陰三輔之劇，鄴中兩河之奧。 戶口云眾，商旅星馳?！盵8]426開元十八年正議大夫相州刺史上柱國贊皇縣開國子李暢墓志銘并序記:“嶺嶂聳峻，江流壑險，……大買通商，脂膏積千金之潤?！盵6]519開元十八年朝散大夫上柱國潁州汝陰縣令史待賓墓志銘并序云:“蜀城南望，梁山北峙，接江國之三巴，通商旅之方族?！盵7]1369天寶十四年魏縣縣令崔夷甫墓志云:“惟茲大邑，萬商所暨，財雄氣使?！盵9]96通衢沖要之民不事農桑，俗喜商賈，這些墓志文獻展示了一幅唐代市井活躍、商旅不絕的盛世圖景。

唐代朝廷為了保持商業發達，實施了保護通商，穩定物價的政策，為商人提供了相對寬松的營商環境。 唐初立國，朝廷為了穩固政權，頒布一些保護商業的措施。 高祖武德九年(626)《廢潼關以東緣河諸關不禁金銀綾綺詔》載:“遠至邇安，昔王令典，通財鬻貨，生民恒業。 ……因山川之重阻，聚珍奇而不出。 遂使商旅寢廢，行李稽留，上失博厚之恩，下畜無聊之怨，非所以綏安百姓，懷輯萬邦?！盵10]515盛唐時期進一步廢除抑商擾民政令。 據《舊唐書·玄宗本紀下》載:“(天寶)十一載春正月辛亥，還京。 二月癸酉，禁惡錢，官出好錢以易之。既而商旅不便，訴于(楊)國忠，乃止?！盵4]225“宜令所司即出錢三數十萬貫，分于兩市，百姓間應交易所用錢不堪久行用者，官為換取，仍限一月日內使盡。庶單貧無患，商旅必通?！盵4]2099中晚唐時期，朝廷依然重視商業，推出大量扶持商業的政策。 長慶年間頒《放天下榷酒敕》曰:“猶聞江淮之間，頃緣兵食未足，榷酒收利，權以救時。 雖廣儲蓄之鷂實隳商賈之業。 方敦禮節，漸致和平，豈財悖而入，與百姓爭利者乎?”[10]535大中三年頒《收復河湟德音》曰:“如商旅往來，興販貨物，任擇利潤，一切聽從，關鎮不得邀詰?！盵10]650朝廷頒布的一系列詔令顯示出唐王朝重視商業發展，強化商品流通，從抑商逐漸向重商、扶商過渡。

唐代士人對商業的態度直接暗含在墓志材料之中。 一部分墓志所記官員墓主將保護商旅、發展商業作為其政績功勛，體現出士大夫對商業的理性認知，如前述大燕朝議郎前司馬望墓志銘并序所云:“(墓主司馬望)以淳樸之道教化之，以父母之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販商賈以富饒之，不基月而政成，傳句容之能事?！盵7]1748韋愔墓志銘記載墓主韋愔“□惟不器，政實多方。 ……老者遂其生，少者安其業，富者節其用，貧者致其財”[6]360。寧州豐義縣令鄭溫球墓志銘并序記載他“無事自理，示信不欺，子游不下堂，賈人歌來晚，儔君之政”[2]10564。 “少府監范陽縣伯張去奢墓撫惇獨而肅權豪，惠工商而勸耕稼?！盵9]68“銀青光祿大夫行瀛州別駕莫州刺史上柱國申國公蔡雄下車后一之歲，逋逃復；居二之歲，商估開通；三之歲，考績居最?！盵6]788元和四年去世的廬江郡承奉郎行樂陵縣丞何載又充節度要藉權知市事。 “既主要務，奉公無私，閣哄駢闐，商賈霖集，可不為當代之君子矣?！盵7]1975大和四年去世的邕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贈左散騎常侍張遵夫人盧氏墓志張遵“出入成德二十余年，忘身立忠，事溢人聽，至有巡撫諸洞物，無私犯。 由此吏畏威，人悅德”[11]130。 乾寧元年(894)去世的左領軍衛高屯墓志銘記載他被擢為司市。 亦“猶梅公，隱跡闈肆，質劑無訟，商買駢聚”[6]1159。 依據上述唐代官員墓志所記，墓主皆恤撫商賈，施政保護商人合法利益，曾被嗤笑為“賤類”的商人逐漸得到唐代士人公平對待，統治階級充分意識到“一朝失利，則萬商廢業，萬商廢業，則人不聊生”[4]2998。

唐立國之初，商人的社會地位極低，被禁止騎馬，禁止穿華麗衣服，禁止參加科舉考試，剝奪了他們入仕的資格和途徑，法令制度明確:“凡習學文武者為士，肆力耕桑者為農，巧作器用者為工，屠沽興販者為商。 工商之家，不得預于士。 食祿之人，不得奪下人之利?！盵4]1825《唐律疏議》引《選舉令》對商人入仕禁令作具體闡釋:“依《選舉令》:‘官人身及同居大功以上親，自執工商，家專其業者，不得仕?！盵12]由上述材料觀之，初唐時期統治階級在政策與法規層面對商人入仕做出嚴格限定。 初唐時期，太宗嚴格執行工商子弟不準入仕的禁令。 “太宗初定官品令，文武官共六百四十三員，顧謂房玄齡曰:‘朕設此官員，以待賢士。 工商雜色之流，假令術逾儕類，止可厚給財物，必不可超授官秩，與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盵4]4607初唐商賈雖然有著令人羨慕的優渥物質條件、極為豐厚的社會資源，但仍受傳統抑商觀念影響備受統治階級歧視，如武后朝，“(張)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于前博戲。 (韋)安石疏奏曰:‘蜀商等賤類，不合預登此筵?！蝾欁笥伊钪鸪鲋?，座者皆為失色”[4]2956。 中宗在宮廷戲中公然模仿經商活動，直接傳達出對商賈之流的蔑視態度，“上又遣宮女為市肆，鬻賣眾物，令宰臣及公卿為商賈，與之交易，因為忿爭，言辭猥褻。 上與后觀之，以為笑樂”[4]147。 由上可見，初唐商人子弟僭越身份等級接近政治中心，但受士商殊途偏見影響仍受權貴排斥，士人紛紛抵制和譴責。 中唐時期，初唐商賈入仕禁令名存實亡，雖有商徒成功躋身政壇，保守的士大夫對儒賈相通型官員依然流露出極度鄙夷不滿。 例如貞元十三年，程異直諫德宗，不贊成任用皇甫镈，言曰:“陛下引一市肆商徒，與臣同列，在臣亦有何損，陛下實有所傷，不勝憤懣惶恐之至?！盵4]3740元和二年，韋貫之亦諫言憲宗，希望罷黜金忠義官職:“少府監金忠義，以機巧進，請蔭其子為兩館生，禮部員外郎韋貫之上疏論奏曰:‘工商之子。 不當仕。 忠義以藝通權幸，不宜污辱朝廷，竟罷去之?！盵13]因唐代朝廷頒布的經濟政策厚本抑末，抑商人而存商業，退私商而進官商，所以在唐代墓志中發現部分墓主對地方商業發展及商人群體一并帶有嚴重偏見，如貞觀十一年原隋朝桂州總管武康郡開國公令狐熙碑銘并序記載:“(墓主令狐熙)□在乃授使持節汴州諸軍事汴州刺史。 ……抑工商，斷向街門，禁巷市者，船客停于郭外，行侶□□□留孤材□□□□□居□令歸本令行禁止?！盵2]1394總章元年(668 年)故去的眉州青神縣令牛度墓志銘并序記載，牛度“又改授京東市令。 朱旗晨建，終懲百肆之奸；紅壒朝清，克偃萬商之詐”[14]85。 盡管墓志文獻將唐代市井商埠描繪成一派繁榮富庶的景象，但商人因傳統士商觀念仍被斥為敗壞社會風氣之主因，“彼罪人者，生于販肆，終朝惰業，犯禁違公”[2]1509，墓主也常對商人進行道德斥責、人格貶抑。 大和四年去世的將仕郎試恒王府兵曹參軍兼充大內上陽宮醫博士城陽郡成璘“蒲州人也。 習父之業，充大內上陽宮醫博士?！瓕O女曰庫娘，適鹺商之家，賜姓馮氏焉，因此絕其來往”[11]128。 這位成璘混跡洛陽南市行醫，因其孫女嫁與鹽商被賜改姓而自斷家族關系，直接對商人表露出憎惡痛恨之情，可見商人仍遭地位低微的醫伎之流羞辱嫌棄。 通過此則墓志可看出，仍有部分中唐民眾違逆歷史潮流，抗拒承認商人日漸顯貴的政治地位。

二、從初盛唐本土商人墓志考察士商文化人格之趨同及商人入仕多元化途徑

9 方初盛唐本土商人墓志的墓主身份層次豐富，社會地位不一，不僅有游走街市的小販，而且有富可敵國的巨賈，立體展現了商人群體真實的生活樣態，勾勒出唐代商人社會地位的變遷軌跡，為探求入仕禁令對唐代商人生存狀態的影響提供鮮活的個案分析。 初唐本土商人墓志雖皆言及墓主積累巨額財富，但絕大部分墓主鮮有提及其仕宦經歷。 撰墓者在初盛唐商人墓志撰寫過程中，常借用修身立節、避世遠隱之處士外衣掩飾其商賈真實身份，貞觀十七年《唐故處士李先生(毗)墓志銘》云:“(李毗)行敦顏子之仁，智抱陶朱之術，貨殖豐厚，先生赒贍有余。 慈愛為懷，積而能散，至于春臺秋水，暢玄言于象外；漆園濠上，欣得性于神衷。 卿相弗之榮，王侯無以屈?！盵14]55永徽六年《大唐故索處士(謙)墓志銘》云:“(索謙)遂乃出入五陵，優游三輔。 富埒陶白，資巨程羅。 ……天朝薦玉，嗤少和之未工；詣闕獻珠，鄙握佺之重價。 封越天旨，屢動宸衷。 ……卒于隆政里?！盵6]76顯慶四年《大唐故王君(進)墓志銘并序》云:“(王進)少無檢局，長崇放蕩，志惟樂事，住不求聞。 雖復絳紗之業或虧，白圭之謀是務，若卜商之鬻魯，猶猗頓之問陶。 ……非有爵邑之榮，方期鼎食之貴。 ……卒于福善坊之第?！盵7]307永淳元年《大唐故涼國公府長史上騎都尉張君(達)墓志銘并序》云:“(張達)澹于榮祿，默而不仕。 于是棲遲洛邑，近阛等晏嬰之居，營致生資，豐財埒猗頓之產。 ……晚節好學，招請名流，特玩班書，泛涉諸史。 繕緗編而滿篋，集青汗而盈架?！T多貴介，席有勝賓。 ……嘉聲籍甚，匪謝玄冕之徒，雅趣優游，將擬白衣之躅。 ……卒于思順里?！盵7]697前述4 方初唐本土商人的墓志與真正息心歸隱之“處士”墓志的書寫模式迥異。 商人墓志的書寫態度更顯矛盾，初唐商人墓主憑借經商活動積累了巨額財富，雖家財萬貫卻常以德行高潔處士偽飾商客之身份。 志文均稱墓主高蹈不仕，對仕宦未流露出依戀與癡迷，表面上將不仕原因直接歸咎于自身道德因素，實為初唐仕進無路的真實寫照。商人向士人身份的趨近成為初盛唐士商關系格局演變的一個明顯態勢，初唐時期商人墓主努力嘗試身份越級與人格轉換，高宗時期的墓主張達就是典型。 張達晚年曾涉足政壇，長期在幕府充任幕僚，后因受朝廷強大的士族階層自我防御機制的流動與沖刷，因觸入仕禁令致使仕途中斷。 張達明確將經商設計作為營生手段，積極向知識分子轉型，表現出對文士生存方式、性情品行的效仿追慕。 他具有多重身份，集商人、藏書家、文士于一身，仰慕文雅，專習儒業，將讀書儒行作為個人精神旨趣的追求，散發亦商亦儒氣質，呈現出初唐商人向士人人格蛻變的傾向。 其交游信息更展露出文士的精神風貌，志文交代他與洛州司馬皇甫亮友善，兩人深守禮法，亦足見親厚之意，此類文士型商人尤受士大夫推崇，士與商之間身份階層、文化人格等差異日漸消弭，彼此的交往情誼也頗深。

盛唐商業經濟呈現高度繁榮景象，傳統重農抑商觀念逐漸弱化，隨著商人階層不斷崛起，其社會地位亦顯著提升，傳統的士商秩序有所松動。 商人群體通過除科舉之外的非正當手段進入仕途，賦予自身更多的政治追求。 盛唐本土商人墓志沿襲初唐的撰寫規則，墓主名義上的“大隱”背后亦同樣潛藏商人身份認同的尷尬與困窘。 開元二十一年《郭君墓志》云:“(郭君)平生性與詞學周旋，談唯王霸之友，行必中和之侶，得煙霞之勝躅，樂以忘年；殖詩酒之通閑，神惟張王。 出則金覉昭路，寶馬臨云；坐則甲第當衢，家僮若月。 資等王孫之積，財豐猗頓之饒?！盵6]538開元二十一年《唐故李府君(寶藏)墓志銘》云:“(李寶藏)跡混塵俗，心游物表。 室同猗頓，志齊梁疏?！盵15]天寶四年《大唐故上柱國司馬府君(元禮)墓志銘并序》云:“(司馬元禮)幼常讀書，長又習武，……樂天知命，邈無名位之心。 企慕交游，好治資產，嘗顧謂子升曰:總四方會，據一國沖，致天下人，聚域中貨者，曷若旗亭乎! 貧賓主禮，取談笑資，成骨肉親，饀金蘭分者，曷若玉醴乎! ……中山之液，尚谞澆漓；東魯之漿，不其淡薄。 揭相如之牓，未隕家風；解仲舉之蹋，斯延國士。 ……終于蹇足福善里之第。 ……永厝于龍門山天竺寺之東谷?！盵7]1577天寶十四年《唐故侍老張公(四胡)墓志銘并序》云:“(張四胡)負大隱之操，故優游市廊；抱廣度之能，故遷延商旅。 ……終于招德坊私第?！盵8]499統觀以上四方盛唐本土商人墓志，撰墓者為美化商人將墓主描摹成高蹈遠引、遁世自守的高士形象。 相較于道家思想占主導的初唐商人墓主，盛唐商人墓主身上則顯露出儒釋道三教融通的思想氣質。 墓主郭君、司馬元禮分別為長安富賈、洛陽酒肆商家，兩人均具有一定文化修養，郭君為外商內儒的典型代表，其行為舉止、精神氣質超越固屬的等級與身份，外顯文士風范，內懷王霸理想，有救世濟民的遠大人生抱負；司馬元禮儒釋道三教思想互補，再現盛唐文化涵養的大氣磅礴、豪邁慷慨之性情。 與此同時，通過士人題署行為從側面顯示出士商關系之變化，四方初唐商人墓志無任何題署信息，而商人郭君、司馬元禮墓志完整記載撰墓者的相關信息，郭君墓志撰墓者題署為梁州城固丞王利貞，司馬元禮墓志題署為大理寺丞鄭荖萊，商人不能脫離其所身處的社會環境而孤立存在，兩位士族的撰墓者皆為商人墓主生前交游的故友，透過墓志士人題署行為可推斷士商身份界限在高宗之后日益模糊，盛唐時期士商兩者思想文化、性情志趣逐漸融合。 盛唐商人本土墓志還另存一方女性商人墓志，開元二十四年《大唐皇甫賓亡妻楊氏(麗)墓志銘并序》所記墓主系洛陽商婦:“(楊麗)皈依釋教，契龍女之能；經營財產，會陶公之法?！盵7]1456志文披露了墓主的商販身份，通過考證墓主清化里的卒地記載，發現其地理位置毗鄰洛陽北市，確證其商人身份無疑。

初唐入仕禁令具有實際的約束效力，據《新唐書·顏師古傳》記載，初唐秘書少監顏師古因“多引后生與讎校，抑素流，先貴勢，雖商賈富室子，亦竄選中，由是素議薄之，斥為郴州刺史”[16]5642，可見初唐太宗時期的商人仍受入仕禁令限制無法躋身仕途。 因初唐貴族生活奢靡無度，朝廷賞賜過當等原因以致國力空竭，于是賣官鬻爵彌補財政虧空，為商人轉換身份提供絕佳途徑。 初盛唐商人通過捐財助軍、“捉錢令史”、“斜封官”制、假蔭冒名、權貴援引等手段晉升仕途，唐代商人入仕途徑的演變既反映了唐代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又彰顯了他們不同于其他階層的入仕特色。 商人通過助軍輸錢買官之風肇始于太宗，《太平御覽·布帛部七》載:“貞觀十八年，命將征遼東。 安州人彭通請出布五千段以資征人，上喜之，比漢之卜式，拜宣義郎?！盵17]高宗時期商人憑借助軍方式跨越身份鴻溝，直趨政界。 《舊唐書·郝處俊傳》記:“鄉人田氏、彭氏，以殖貨見稱。 有彭志筠，顯慶中，上表請以家絹布二萬段助軍，詔受其絹萬匹，特授奉議郎，仍布告天下?！盵4]2800中宗朝商賈熱衷仕進做官的愿望有增無減，朝廷默許以買賣官爵方式填充國庫，如《舊唐書·辛替否傳》記:“至于公府補授，罕有推擇，遂使富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鬻伎行巫，咸涉膏腴之地?！盵4]3155《新唐書·柳澤傳》記:“神龍以來，綱紀大壞，……因貴憑勢，賣官鬻爵。 妃主之門同商賈然，舉選之署若阛阓然，屠販者由邪忝官，廢黜者因奸冒進?！盵16]4174而“捉錢令史”亦成為政府納資賣官的一種變相入仕途徑，褚遂良《請廢在官諸司捉錢表》直言“諸司取此色人號為捉錢令史。 不簡性識，寧論書藝，但令身能估販，家足貲財，錄牒吏部，便即依補”[2]1504。

唐人筆記大量保存了初盛唐商人通過斜封、假蔭等方式步入仕途的史料。 墨敕斜封官是唐代職官制度史上的一種特殊現象，唐張鷟《朝野僉載》卷一記:“景龍中，斜封得官者二百人，從屠販而踐高位?！盵18]中宗時爵賞愈濫，商人通過斜封非正規的買官方式獲得官職，有力提升了商人的政治地位?！皶r上官昭容與其母鄭氏及尚宮柴氏、賀婁氏，樹用親黨，廣納貨賂，別降墨敕，斜封授官，或出臧獲屠販之類，累居榮秩?！盵4]2173另外，初盛唐商人子弟利用假蔭方式非法入仕，或假借親屬官品，或賄賂地方官吏篡改姓名戶籍，隱瞞身份參加吏部銓選，此類現象較為普遍。 據《新唐書·李懷遠傳》載:“(李懷遠)少孤，嗜學。 宗人欲藉以高蔭，懷遠辭，退而曰:‘因人之勢，高士恥之。 假蔭而官，吾志邪?’”[16]4244商賈為求厚利，鋌而走險，以假蔭方式獲取進入政壇的資格。 “今年三銓選人并行事官等，內有冒名入仕，假蔭發身。 或卜祝之徒，工商之類，既淄澠之一亂，諒玉石之寧分?！盵2]8870唐皇甫氏《原化記》記載了盛唐開元時期商人子弟企圖以假蔭身份入仕的例子。 “開元中，有一人姓劉，不得名，假蔭求官，數年未捷。 忽一年銓試畢，聞西寺有李老善卜，……老人曰:‘今年必不成，來歲不求自得矣?！炔恍?，果為保所累，被駁，生乃信老人之神也?！盵19]同時唐人筆記亦存錄了初唐中宗朝商販與士族權貴交結超秩擢任官爵的文獻:“張仁直，幼時貧乏，恒在東都北市寓居。 有閻庚者，馬牙荀子之子也，好善自喜。 慕仁直之德，恒竊父資，以絡其衣食，亦累年矣。 ……其后數年，仁亶遷侍御史、并州長史、御史大夫知政事，后庚累遇提挈，竟至一州?！盵20]綜上，上述商人入仕的文獻記載，整體展現了初盛唐社會風尚和文化思潮，士商突破了社會的等級結構，推動其關系朝中晚唐互滲一體的格局轉變。

三、中晚唐本土商人墓志之于中唐仇商文化之形成與士商互滲對流模式的建立

安史之亂不僅改變了唐王朝的政治走向，使其由強盛走向衰落，而且改變了唐王朝的經濟結構，小農經濟結構逐漸解體，商品經濟因素開始勃興。 大量流離失所的農民脫離了戶籍，破產的農戶棄農從商，變成商販，“年年逐利西復東，姓名不在縣籍中。 農夫稅多長辛苦，棄業長為販賣翁”[1]4299，“百姓日蹙而散為商以游，十三四矣”[2]6399。 游離的“浮寄人口”更多地向城市涌集，“長安縣所領四萬余戶，比萬年為多，浮寄流寓，不可勝計”[21]，一部分游民為了生計從事商業活動，逐漸向市井商販身份轉換，豪族社會瞬間轉變成平民社會。 在戶籍管理混亂，常有流民的時代，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流動人口的身份問題，沖擊著社會等級秩序:“國家自天寶已后，中原宿兵，見在軍士可使者八十余萬，其余浮為商販，……況斂財日寡，而授祿至多；設官有限，而入色無數。 九流安得不雜! 萬物安得不煩?”[2]10020

中唐商賈大族，雄厚的財富成為他們尋求政治勢力崛起的內在因素，而富商巨賈子弟通過納資鬻爵等方式完成了士人身份的跨越與轉型。 大歷八年(773)《御史中丞晉州刺史高公(武光)神道碑》記載了胡商之子入仕為吏，“(高武光)有詔遷梁州刺史，充山南道觀察。 初商人吏那延，西人之子也，茂遷員來，遇疾而卒，遂殫所得之資，備送終之禮”[2]4526。 溫庭筠《乾月巽子》載錄了長安巨賈竇攀附中唐名將李晟為賈客子弟謀取高官的一則文獻:“(竇)因懷諸賈客子弟名謁(李)晟，皆認為親故。 晟忻然覽之，各置諸道膏腴之地重職?！盵22]白行簡《紀夢》記述長安販粥富商之兄張氏任職小吏:“長安西市帛肆，有販粥求利而為之平者，姓張不得名，家富于財，居光德里。 ……有頃，自外傳呼侍郎來。 競隙間?之，見一紫綬大官。 張氏之兄嘗為其小吏，識之，及言 曰:‘吏部沈公也?！砀对?‘尚書來?！盵2]7102可見，中唐商人子弟納資買官入仕之后雖不能操掌實權沖要之位，但已將政治勢力全面輸送、滲透至官僚體系。

一方面，盛唐安史之亂，商人攀附權貴，輸錢買官現象泛濫不絕，打破了唐太宗立下的商人“不可超授官秩”舊例，皇家禁衛、節度使之武職皆可授市井商販之流。 《舊唐書·安祿山傳》載:“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戰，聞其兵起，朝廷震驚。 禁衛皆市井商販之人，乃開左藏庫出錦帛召募?！盵4]5370《舊唐書·敬羽傳》載:“胡人康謙善賈，資產億萬計。 楊國忠為相，授安南都護。 至德中，為試鴻臚卿，專知山南東路?！盵4]4861而中唐富商不再滿足于物質富足的經濟層面，努力尋求政治地位的改善，通過助軍方式涉足官場。 “其商賈準令所在收稅，如能據所有資財，十分納四助軍者，便與終身優復；如于敕條外有悉以家產助國，嘉其竭誠，待以非次?！盵2]4393中唐朝廷興兵削藩，征戰不斷，底層商販希望投機行伍，勇立軍功而飛黃騰達。 如《舊唐書·王處存傳》載:“王處存，京兆萬年縣勝業里人。 世隸神策軍，為京師富族，財產數百萬。 父宗，自軍校累至檢校司空、金吾大將軍、左街使，遙領興元節度。 宗善興利，乘時貿易，由是富擬王者，仕宦因貲而貴，侯服玉食，僮奴萬指?！盵4]4698入伍從軍成為商販賈客謀求仕進的選擇之一，“神策等兵在城中，多是市井屠沽”[2]4982，“蓋以六軍之兵，素非精練，皆市肆屠沽之人”[2]3366。 然因中唐商人不習戰陣、虛名逃賦等問題畢現，且不守法度之事時有發生，社會民怨沸騰。 宋王讜《唐語林·政事上》卷一記:“劉桂州棲楚為京兆尹，號令嚴明，誅罰不避權勢。先是京城惡少及屠沽商販多系名諸軍，干犯府縣法令，有罪即逃入軍中，無由追捕?！盵23]商賈之子混跡行伍，導致商人在中唐惡聲狼藉，臭名遠播，商販子弟紛紛遭遇除名。 大歷十年(775)故去的開府儀同三司兼左羽林軍大將軍贈工部尚書張維岳神道碑就記載張維岳對市井屠沽之伍，避屬所征役而冒趨戎行者”“悉罷斥”[2]10636。 貞元十九年的特進左領軍衛上將軍兼御史大夫平原郡王贈司空柏良器神道碑也有類似記載。

另一方面，伴隨著中唐商人的財富日益增加，富商家族渴望培養子弟走科舉致仕之路。 盡管經由行伍入仕的捷徑受阻，但富商豪賈與權貴暗中交通，納財買官，商人子弟仍獲得了與士冠清流平等的教育權利。 權德輿在《送從兄穎游江西序》明確指出中唐工商雜品子弟已經獲得入官學的資格:“自十數年間，戎車居天下之半，……其或倚佳名，席勢卿，以取富貴者，皆朝為屠沽，夕拖章組，風波變化，以萬萬計，其次或雜與諸生之徒，冠柱后惠文，持從事使者之檄，溢于府寺，喧于傳置，風流不還，聲實相遠?！盵2]5023-5024初唐朝廷已明令禁止商人及其子弟參加科舉考試，中唐商賈子弟獲得與士族平等的教育權利因而激發士族文官的反對。 韓愈《請復國子監生徒狀》云:“國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趨競，未復本源。 至使公卿子孫，恥游太學；工商凡冗，或處上庠。 今圣道大明，儒風復振，恐須革正，以贊鴻猷?！盵2]5560由于中唐商人群體的政治勢力壯大，不循禮法、高調炫富、譖越等級事件屢屢發生，引發了士族的強烈反抗，呂溫怒斥“班爵于兼并之家，析圭于滯積之室，使屠沽賤隸，陵駕英豪，茍有懷廉恥之心”[2]6338。 中唐士族對商人政治力量的敵視不斷蔓延，整個社會掀起了一股仇商的浪潮。這種仇商意識直接影響了兩方中唐本土商人墓志的書寫體例。 貞元十一年《唐故路府君(江)墓志銘并序》云:“(路江)秉陶朱之術，棄原憲之徒。 雖未展經邦之謀，然眾君子皆韙其德也?！盵24]元和七年《大唐故馬府君(倩)墓志銘》云:“(馬倩)居識時之否泰，出見事之榮辱。 故不求貴仕，坐隱市朝。 ……至乃適于四方，利有攸往。 營陸買之業，以安其子孫；弘陶朱之產，以濟其窮乏。 鄉閭賴其博施，郡國尚其風義?！盵6]833由上述兩方墓志可知，中唐本土商人墓主的身份由初盛唐墓志隱晦表露轉變為主動表明，不再需要隱逸者的形象作為掩飾，這一點足以證明中唐商人勢力日益壯大。 中唐商人墓主經歷盛世與戰亂，置身榮耀與屈辱，努力改變命運終不被士族接納，一直受排擠處于政治邊緣，志文中大量刪減初盛唐本土商人墓志對財富極力炫耀的描述，商人更加顯得自信、理性、內斂，這種墓志內容及語言的調整變化可理解為商人墓主對中唐士族“仇商”思潮的低調回應，他們清醒意識到財富力量終無法與權勢力量抗衡。 中唐政局的動蕩起伏，令人窒息不安的仇商文化環境，墓主幾度沉浮，無意仕途，以“未展經邦之謀”“不求貴仕”宣泄無奈的政治境遇和人生悲嘆。

中唐之后由于商品經濟發展，政治結構相應調整，晚唐時期士商關系朝互滲對流模式發展，表現出商人入仕，士人從商的“士商合流”新動態。 士農工商等級制度在晚唐貴者貧和賤者富的上下對立運動中被財富力量消解。 首先晚唐士人在權勢、金錢兩者的矛盾抉擇之中更傾向于表現出對財富的渴慕，晚唐富商家產不可計數，與權貴往來，勢傾朝市，財富無疑對貧寒士人有著巨大的吸引力。 會昌元年歙縣尉博陵崔府君夫人魏氏墓志記:“嗚呼天乎! 保念倚注，望其成立恩，無報期矣。 茹毒銜冤，終天而止矣。 之心如此。 一旦違恙，家徒壁立。 旨甘藥餌，所向皆闕。冤恨蒼天，實為子不孝，不能賈販執技，竭力報養，使至于是?！盵25]368這則墓志材料折射出晚唐商人尊隆的社會地位，亦反映出士族已完全認可和接受商人生活情態及其人生價值。 其次，官員從商在中晚唐已成社會普通現象，引起朝廷嚴重關注。 為了維護封建等級秩序，陸贄強調“國之紀綱，在于制度，商農工賈，各有所專，凡在食祿之家，不得與人爭利”[2]4759。 晚唐社會政局不穩，官員經商屢禁不止，唐武宗明確規定“古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人爭業，然后利可均布，人可家足。 如聞朝列衣冠，或代承華胄，或在清途，私置質庫樓店，與人爭利”[2]820。 最后，中晚唐“士商殊類”思想日趨沒落，門第身份差距日趨縮小，催生商人獨立人格之形成。 中唐以后逐漸破除門第觀念，賈客之子亦可參加科舉考試，士商融合的現象大量出現，晚唐士族開始大聲疾呼為商人道德正名，商人的社會地位也顯著提升。 王睿在《誠節論》說道:“且臨患難，履顛危，雖商賈小人，屠沽賤品，猶能相拯于窮蹙，尚乃任情于依托。 矧乎頂章甫冠，拖縫掖衣，口誦先圣之文，胸懷德義之典，目曰儒士，而無慷慨之心，不有風云之操，亦何以見分明之男子，磊落之丈夫?！盵2]7472-7473牛希濟《治論》指出:“冠章甫，處同行，望之君子哉，乃小人也。 大凡小人之屬，非高名厚祿貴胄之家而無之也。 負販之列，行君子斯君子也。 軒冕之上，行小人斯小人也?！盵2]8880擁有強烈道德優勢的唐代士族階層開始重新審視士商關系，背負污名的商人在仇商譴責之下終得解脫和洗白，晚唐士族開始以平等態度正視商人政治力量的崛起。

晚唐時期士人棄儒從商已成為時代潮流，這一歷史趨勢在四方晚唐本土商人墓志中得到印證。 會昌三年《唐彭城劉府君(巨川)墓志銘并序》云:“府君名巨川，字居厚，彭城郡之裔也。 ……至于名位顯世，略而不書。 ……府君稟沖和邃，靈懷物外，幽志蛻跡，盛唐之代，韜光商賈之中，開襟高尚之風，適性江山朗月，敦詩閱禮，明庭訓也。 遺名樂道，彰圣時也?！盵6]953大中十三年《唐故昌黎郡韓處士(審)墓志銘并序》云:“皇祖諱垂，隱居不仕，遁世銷聲。 皇考諱仕則，亦高尚其節，養志丘園。 處士即長子也。 ……潔己備其百行，立德載于九。 雖晦跡畎畝，必心堅金石，訓子知方，治家潤屋。 豈圖神不福善，天喪斯人。 ……銘曰:懿哉處士兮晶明英杰，知禮知律兮聲華遠徹。 身雖不仕兮家擬陶朱。 天胡不惠兮殲此賢哲?！盵25]397中和三年(883)《唐故太原祁府君(振)墓志銘并序》云:“公諱振，字慕高，太原祁人也。 ……公挺生儀表，……年未弱冠，詞藝出群，就試明庭，入貢殊等，三造禮部，九霄下窺。 所忌者，要害權門，千變萬化，爭名趣利，山高海深。 是以鶿退丘園，卷舒人事，圓經詠史，不出戶庭，十數年間，致猗頓之富，習游夏之流?！盵26]后唐天成三年(928)《唐代郡李使君故聶氏夫人(慕閏)墓志銘并序》云:“夫人字莫閏，姓聶氏，太原人也。 ……。值世亂繁，豐歲不能自給，因農□聚室相謀曰:斥貪而永富，莫若歸農。 則又農有水旱，所謂農不如工。 則又工有成敗，所謂工不如商。 乃經營四方，貿殖□土。不日不月，家財萬金。 ……父諱和，謙□居采，繼□安父之業。 不廢千家之貨，使精百氏之書。 事佛宗儒，濟貧□苦。 當語里人曰:……鄉中之□曰，子負大才，何不登仕。 公曰:嘻! 子何見事之□，今滿大氛□匝地，兵戈當世，亂而殺者，子所恥也。 吾無仕□，以全長幼之節?！盵27]上述四方晚唐墓志材料充分表明晚唐商人墓主在朝不保夕、官場黑暗的亂世，科舉制度對士族失去了興趣，讀書入仕并非晚唐士人唯一的人生選擇，棄儒從商更是基于對現實的考量。 墓主祁振“三造禮部”，忌害權門而棄儒從商；聶亮被顯貴與貧寒的巨大反差刺痛遂斷仕意，“每歡其先□食祿，不逮其親”；聶和因“繼□安父之業”放棄科舉仕進。 同時，晚唐本土商人墓主具有士人行為范式，雅好藝文，不墜儒風，以道德禮義自律，散發出與士人相同的志趣氣質，但其思想又比初盛唐商人墓主更顯復雜，融通諸子、佛學以涵養情致，不再一味表現出對儒家思想的信仰與實踐。 此外，家族譜系是士人的身份象征，晚唐商人墓主按照士族階層墓志撰寫慣例重視墓志的家世源流敘述，且晚唐商人獨立人格的形成讓商人墓主更顯自信、榮耀，商人墓主毫不避諱在志文中交代家族姓氏和郡望，詳列家族成員的名字，沒有刻意回避難堪的賈客身世，改變了初盛唐商人墓志籠統簡略記錄其家世背景的書寫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晚唐聶亮父子兩代依賴販賣手段發跡暴富，撰墓者借其父聶亮之口傳遞晚唐社會重商意識，揭示出“農不如工”“工不如商”的主流價值，與晚唐姚合《莊居野行》一詩詮釋的棄農從商動機完全契合:“借問屋中人，盡去作商賈。 官家不稅商，稅農服作苦?！盵1]5706聶和對富與仁的辯解，再次展現唐代商人獨立人格衍變及定型的過程，士商關系亦從傳統對立逐漸向兩者融為一體轉變。

四、結語

唐代士商身份的轉換隨著社會演進趨勢及商人政治地位提升不斷調整。 初盛唐時期商人向士人身份的趨近成為士商關系嬗變的一個顯著標志，中晚唐時期則成為商人身份及人格形成的轉折點，士人棄儒從商確立了士商互滲對流模式。初唐時期，商人墓主借用“處士”稱謂遮蓋商人身份，以寄情山水、坐隱市朝的假象為入仕無門編造借口，商人墓主日常行為、性格氣質卻愈加透露出對士人精神旨趣的傾慕及效仿，心中始終隱藏功業抱負，展示出初唐商人向士人人格蛻變的軌跡；發展盛唐階段，傳統貶抑商人的觀念受到沖擊，商品經濟繁榮導致社會等級秩序松動與士人思想圖式發生變化，士商關系漸由疏離走向密切，盛唐商人墓志的士人題署行為進一步證明士商之間身份界限、文化人格的隔閡日愈縮??；中唐商人群體勢力不斷擴大，商賈子弟在武職、文官官僚體制中尋找入仕突破，中唐商人墓主不再需要隱士的掩飾，在志文中公開承認其商人身份、政治追求，由初盛唐商人墓主模糊而尷尬的身份的定位逐漸轉變為對自我身份的自覺認同；晚唐門第觀念淡化，“士商殊類”思想衰落，商人可通過科舉進入仕途，大量出現士商融合的政治現象，商人政治地位發生改變，士族階層開始為商人道德正名，對商人的傳統偏見得以破除，之前依附于士人的商人獨立人格逐漸分離出來，晚唐商人墓主遵循士族墓志撰寫體例在志文中詳細交代家世源流以標榜身份。而晚唐商人墓主放棄仕進，棄儒經商的行為實為“士商合流”之時代產物，這種趨勢致使傳統士商結構產生巨大裂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