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服務出口數字化交付國際競爭力：定量測度與提升路徑*

康金紅 戴 翔 馮 帆

引 言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指出，要“發展數字貿易，加快建設貿易強國”。眾所周知，相比于貨物貿易而言，我國服務貿易不僅規模偏小，而且國際競爭力明顯不足，多年來的持續逆差就是明證。因此，在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背景下，依托數字賦能提升中國服務出口國際競爭力，無疑是建設貿易強國的重要路徑。當前，世界經濟正經歷深刻調整和變化：一方面，建立在服務業全球化和碎片化分工基礎之上的全球服務貿易呈現迅猛發展勢頭，并成為全球貿易增長的新引擎。世界貿易組織(WTO)的統計數據顯示，全球服務出口額從2010年的3.98萬億美元上升到2020年的6.21萬億美元，年均增長率高達5.11%，遠高于同期貨物貿易出口年均2.44%的增長率。另一方面，以數字技術為代表的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已初現曙光，由此推動了全球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發布的《2021年世界投資報告》預測指出，未來數字技術將成為驅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數字經濟將成為世界經濟的主導形態。由此可以得到的一個基本判斷是，未來服務業開放和服務貿易增長將成為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內容和方向，而其中的主要動力機制之一就是“數字賦能”。這意味著，基于數字賦能的服務出口競爭力將成為一國未來參與全球合作與競爭的重要衡量指標。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的開放發展主要發生在制造業領域，服務業開放起步相對較晚且發展相對滯后。進入高質量發展新階段后，中國進一步擴大服務業開放和提升服務貿易競爭力，無疑是邁向更高水平開放的重要內容。因此，從建設數字中國和貿易強國的角度看，現在關鍵的問題是，中國能否順應服務貿易發展大趨勢，并抓住數字革命和數字技術帶來的重要戰略機遇，通過數字賦能提升中國服務出口競爭力。目前，針對上述重要問題的研究還較為少見。雖然對服務貿易競爭力的測度，無論是在總體層面，(1)陳虹、章國榮：《中國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的實證研究》，《管理世界》2010年第10期。還是在細分服務行業層面，(2)曹瑛、王耀中：《內地與香港金融服務貿易競爭力的比較及啟示》，《國際經貿探索》2009年第11期。均有豐富探討，但現有研究均未考慮到數字賦能因素。而從數字經濟角度開展的服務貿易研究，則多集中于數字服務貿易壁壘以及服務業全球價值鏈等問題。(3)齊俊妍、強華?。骸稊底址召Q易壁壘影響服務出口復雜度嗎——基于OECD-DSTRI數據庫的實證分析》，《國際商務(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學報)》2021年第4期。鑒于此，本文力圖對中國服務出口數字化交付國際競爭力作出初步探討。

在個別財務人員的頭腦中，因為近些年受到拜金思想的影響，他們的頭腦中有嚴重的享樂主義思想滋生，對人民群眾及我國財務制度的利益產生嚴重的侵害?；诖?，公路養護事業單位中，財務管理人員需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強化道德修養，加強理論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堅持廉潔自律，時刻牢記工作職責，做遵紀守法的財務工作人員，提高公路養護事業單位整體財務管理水平。

服務出口數字化交付國際競爭力：測度方法與數據說明

(一)測度方法

測度服務出口數字化交付國際競爭力，首先需要測算服務出口數字化交付的真實出口額。在全球價值鏈分工條件下，利用總值核算法統計的服務出口額顯然無法反映服務出口的真實情況。服務出口數字化交付真實出口額的計算實際上包括兩個步驟：第一步是計算服務出口國內增加值，第二步是在服務出口國內增加值基礎上，分解出服務數字化交付出口額。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一個部門，其產出從用途上看都有兩種：一種是作為中間投入品，另一種就是作為最終消費品。當這種投入產出關系拓展至全球后，即在全球價值鏈分工條件下，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一個部門的產出，無論是作為中間投入品使用，還是作為最終消費品，都既可以在國內完成，也可以出口到國際市場在國外完成。借鑒庫普曼等學者的研究思路和方法，(4)Koopman R., Wang Z., and Wei S.J. “Tracing Value-Added and Double Counting in Gross Expor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04, No.2, 2014, pp.459-494.假設有N個國家A個部門，則由全球投入產出關系可知，經濟體t的出口國內增加值(EDV)的計算公式如下：

EDVt=Vt(I-Ait)-1Et*t=(1，2，3，…，N)

2.風險評估。風險評估主要是識別風險，可以分為事項識別、風險評估、風險反應。風險評估在黨風廉政建設中亦非常適用。廉政建設說到底是人財物權的控制，風險評估對關鍵崗位必須有所作為。對于廉政建設本身，我們現行的做法就是對風險的反應，如簽訂黨風廉政建設責任狀，對上級機關來說，就是風險轉移，對下級機關來說，就是風險承擔。這些類似的做法彰顯了我們對腐敗現象的零容忍態度。

(1)

第三，部分服務部門出口數字化交付國際競爭力提升速度較快?；诒?的結果可以發現，雖然大部分服務業部門的出口數字化交付國際競爭力指數并無規律性變化，但也有部分服務業部門出口數字化交付國際競爭力指數呈現顯著規律性變化，主要包括通信業(C39)，計算機編程、咨詢和相關活動和信息服務業(C40)，總部的法律和會計活動與管理咨詢活動(C45)，建筑和工程活動、技術測試和分析(C46)，科學研究和發展(C47)，廣告和市場研究(C48)，教育行業(C52)?？傮w來看，上述幾個服務業部門出口數字化交付國際競爭力指數，在樣本期間內雖然略有波動，但總體表現為上升態勢。換言之，不管是一直處于劣勢的服務業部門，還是具有相對優勢的服務業部門，其出口數字化交付國際競爭力指數整體都處于上升態勢。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幾個服務業部門均屬于知識密集型部門。這種變化可能意味著，數字賦能使服務業發展格局發生調整和變化，可能會出現跳躍式發展，即學術研究中所說的“彎道超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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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中，Yth(t，h=1，2，3，…，N)代表第h個經濟體對第t個經濟體最終產品吸收部分，Ath表示第h個經濟體在生產過程中使用來自第t個經濟體中間投入品的系數矩陣。利用上述方法便可計算出各服務部門出口國內增加值EDV。將EDV中代表服務業各部門出口國內增加值相加后可以得到總服務出口國內增加值，也可以按照要素密集度特征對服務部門進行分類，然后計算具有不同要素密集度特征的分行業層面出口國內增加值。

由于本文研究的是服務出口數字化交付國際競爭力，而服務出口國內增加值顯然并不都是數字化交付的出口增加值，也就是說，以數字化交付的服務出口國內增加值只是服務出口國內增加值的一部分。因此，還需要在上述指標基礎上，進一步測算服務數字化交付出口國內增加值。然而，就目前的統計數據而言，尚沒有關于數字化增加值的詳細統計數據，因此，數字化交付的出口國內增加值需要在前述指標基礎之上進行估算。為此，本文引入數字化系數滲透的概念，并將之定義為國家t的某服務業部門g在服務提供過程中用到的來自數字產業部門的中間投入，占服務業部門g總產出的比重，即服務業數字化程度(dg)。據此可以測算任一服務業部門的數字化滲透率，即服務業數字化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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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多數部門“數字賦能”效應不明顯。在34個服務業部門中，陸路運輸和管道運輸(C31)，水運行業(C32)，航空運輸業(C33)，物流倉儲行業(C34)，郵政快遞業(C35)，出版業(C37)，傳媒業(C38)，金融服務業(C41)，保險、再保險和養老資金(C42)，金融保險輔助行業(C43)等服務業部門，一直表現出顯著的比較劣勢，也就是說在服務出口的數字化交付國際競爭力方面非常薄弱。而且，從具體的部門分類上看，有兩個部門即出版業和傳媒業屬于知識密集型部門，其余8個部門均是資本密集型部門。當前中國服務業發展同樣處于轉型升級的關鍵階段，資本密集型部門實際上已經取得了一定的發展成就，(8)李曦輝、弋生輝、黃基鑫：《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中國經濟發展新戰略》，《經濟管理》2021年第7期。但是從本文的測算結果看，目前服務發展的成就仍然基于傳統的發展方式和模式，數字賦能的作用和程度可能還十分有限。這或許正是從數字化交付角度看，資本密集型服務業領域很多部門的國際競爭力指數仍然較低的關鍵理論邏輯。況且，考慮到全球價值鏈分工向服務業領域的拓展和蔓延，服務業呈現全球化和碎片化發展趨勢，高附加值創造環節和階段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那么在出口國內增加值本身較低的情況下，如果數字賦能力度不夠，就更難以從根本上提升服務出口國際競爭力。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表3第(3)列基于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測度結果顯示，與資本密集型服務業相比，尤其是與勞動密集型服務業相比，其RCA指數在樣本期的前幾年還比較低，但是近年來有了明顯好轉，并且逐步從劣勢轉變為優勢。因此，一方面，從橫向部門的比較來看，具有不同要素密集度特征的服務業部門之間，在服務出口數字化交付國際競爭力方面，確實呈現一定差異性；另一方面，從動態變化的縱向比較來看，不同服務業部門的轉型升級能力和程度也有所不同。更確切地說，知識密集型服務業部門在數字化條件下得到了快速發展，至少從服務出口數字化交付國際競爭力角度看，確實如此。這在一定程度上進一步印證了前文判斷，即在技術變革推動下，產業結構變遷存在“躍遷”可能性。從產業結構變遷看，在數字技術進步的推動作用下，服務業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未必一定會遵循從傳統勞動密集型服務業到資本密集型服務業再到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按部就班式路徑。借助新技術手段和工具，產業完全有可能以“高起點”開局起步的方式發展。長期以來，中國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不足，從勞動密集型服務業部門到知識密集型服務業部門國際競爭力均不高，但在數字經濟背景下出現的上述現象和變化趨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就是“躍遷”式發展的明證?？梢?，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中國不僅要擴大服務業開放以順應經濟全球化大勢，更要抓住機遇實現服務業產業結構“躍遷”，提升服務業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和國際競爭力。當然，這并不是說傳統的勞動密集型服務業部門不再重要，恰恰相反，上述情形可能說明數字技術在傳統服務業領域的滲透和融合程度還不夠，還存在著巨大的提升空間。當然，這也是由建立在數字技術基礎上的數字經濟所處具體發展階段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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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將服務數字化交付出口國內增加值代入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公式，所得結果即為服務出口數字化交付國際競爭力指數：

推薦理由：這套圖畫書是日本繪本大師熊田千佳慕先生，花費他一生的精力向法布爾先生致敬，精心繪制的一套圖畫書。書中的每一幅插畫與原畫的大小完全一樣，熊田千佳慕令人贊嘆的繪畫技巧和寫實本領在這本《昆蟲記》中表露無疑。

清華老校長梅貽琦生前曾告戒黌門學子：（你們）“要有勇氣去做一個平凡的人,不要去追求轟轟烈烈?！边@樣的話語,現在幾乎已經沒有人會這樣說了,我們的時代似乎也已經拋棄了這樣的說法。人生能有幾回搏？！在這樣的語境下,我們的孩子從學齡起就被熏陶“不能輸在起跑線上”,提倡“生當做人杰,死亦為鬼雄”，人生就是要追求“轟轟烈烈”。以至使一些人還來不及去享受人生的樂趣就走向了生命的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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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據來源及說明

測算服務出口國內增加值要用到全球價值鏈數據庫。國際上的WIOD數據庫以及國內的UIBE GVC(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全球價值鏈研究院)提供的ADB-MRIO數據庫，在學術研究中使用相對廣泛。為了盡可能地涵蓋更多且更細的服務業部門，并采用最近年份的數據，我們同時使用上述兩套數據庫。其中，2016年版的WIOD數據庫提供了2000—2014年44個主要經濟體的56個產業部門的投入產出表數據；UIBE GVC中的ADB-MRIO2018數據庫提供了2011—2017年61國35個行業的出口附加值分解結果。在具體測算過程中，我們主要基于WIOD數據庫對2000—2014年中國服務業部門數字化交付出口國內增加值進行測算，將所得結果與基于ADB-MRIO2018數據庫計算所得的2000—2014年服務出口國內增加值進行擬合回歸，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利用基于ADB-MRIO2018數據庫計算所得的2015—2017年服務出口國內增加值，模擬預測基于WIOD數據庫計算的2015—2017年中國服務業部門數字化交付出口國內增加值。

WIOD數據庫的56個產業部門中有34個服務業部門，產業代碼為C23—C56?；谶@些產業部門分類，可以在整體和細分層面上測度相關指標。為了能夠從不同要素密集度特征角度進一步深入研究服務數字化交付問題，借鑒既有文獻的研究方法，(5)邱愛蓮、崔日明、逄紅梅：《生產性服務進口貿易前向溢出效應對中國制造業TFP的影響——基于制造業行業要素密集度差異的角度》，《國際商務(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學報)》2016年第5期。將服務業部門劃分為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三大類。除此之外，更為關鍵的問題是如何確定數字產業，這是計算服務業部門數字化交付出口國內增加值的關鍵。為此，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字經濟及其核心產業統計分類(2021)》對數字產業的定義和分類，確定WIOD數據庫中的數字產業。服務業和數字化產業分類具體情況詳見表1。

表1 服務及數字化產業部門劃分

服務出口數字化交付國際競爭力：測度結果及分析

(一)服務出口數字化交付國際競爭力：基于細分層面的測度

表3中,第(1)列至第(3)列匯報的是區分勞動密集型部門、資本密集型部門以及知識密集型部門的服務出口數字化交付RCA指數；第(4)列至第(6)列匯報的是基于貿易增加值法測度的勞動密集型部門、資本密集型部門以及知識密集型部門的RCA指數。表3第(1)列的結果表明，勞動密集型服務業部門在樣本期內，出口數字化交付的RCA指數并無顯著規律性變化，甚至在近年來出現了微弱下降趨勢。這種變化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了國內勞動密集型服務并未隨著經濟高速增長而邏輯地呈現“轉型升級”發展趨勢，甚至表現出了“未老先衰”的征兆。之所以如此，可能主要受到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方面，近年來隨著國內生產要素價格尤其是勞動力成本的逐步上升，低成本競爭優勢已經不復存在，從而使勞動密集型服務部門發展未能“享受”到人口紅利，但人力資本等新型比較優勢又尚未形成，或者至少可以說尚未在勞動密集型服務業體現。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述，受到服務業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影響，服務出口的國內增加值創造能力在相對下降，而數字技術進步或者說數字賦能，尚未精準滲透到勞動密集型服務業部門，因此，在其他積極因素逐步衰弱，而新的科技進步因素如數字技術賦能作用尚未充分體現的情況下，出現上述變動趨勢便容易理解。表3第(2)列基于資本密集型服務業的測度結果，與第(1)列基于勞動密集型服務業的測度結果在理論邏輯上基本一致，此處不再贅述。

表2 2000—2017中國服務出口數字化交付國際競爭力指數

基于表2的結果，我們可以得出如下幾個方面的基本判斷。第一，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部門相對較少。在所測算的34個服務業部門中，大部分服務業部門服務出口數字化交付國際競爭力指數都比較低，僅有5個服務業部門的服務出口數字化交付國際競爭力指數高于1，且主要得益于近年來的逐步提升。這5個服務業部門分別為計算機編程、咨詢和相關活動和信息服務業(C40)，建筑和工程活動、技術測試和分析(C47)，廣告和市場研究(C49)，其他服務業(C54)，建筑業(C55)。需要指出的是，從要素密集度特征上看，這5個服務業部門并非集中在某一特定要素密集型的服務業，建筑業(C55)屬于勞動密集型部門，其他服務業(C54)屬于資本密集型部門，而其他3個則屬于知識密集型部門。這種部門分布特征表面上看雖然分散于三大要素密集型部門，但分散之中也有相對集中，即5個部門中有3個部門屬于知識密集型部門。這種分散中相對集中的分布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在當前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特定階段，數字技術對不同服務業部門的影響具有差異性，也就是說，數字技術發展和進步雖然與其他各產業領域均有深度滲透融合關系，但在起步階段，主要還是聚焦于知識密集型服務業部門。這一點與現有研究文獻發現中國服務出口的現行比較優勢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型部門(7)許志瑜、張夢、馬野青：《全球價值鏈視角下中國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及其影響因素研究》，《國際貿易》2018年第1期。顯然不同。這種差異性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在數字經濟背景下，對中國服務出口尤其是數字化交付國際競爭力，確實需要從新的視角、采用新的方法予以分析和探討。

結合式(1)便可計算數字化交付出口國內增加值：

式(1)中，EDVt是一個A維列向量，表示第t個國家的A個部門的出口國內增加值。I是一個A×A的單位矩陣。Vt表示第t個國家的出口國內增加值率的對角矩陣，該對角矩陣中對角線上的元素分別代表第t個國家的A個行業直接出口國內增加值率，而除對角線以外的其他元素均為0。Ait表示第t個國家的國內投入產出關系，其投入產出關系所構成的矩陣Ait中第i(i=1，2，3，…，A)行中的各列元素，代表對應該列的生產部門產出一單位時所需要用到的由國內第i個生產部門提供的中間品投入量，而Ait中第(j=1，2，3，…，A)列中的各行元素，代表對應該行的國內生產部門在產出一單位j時，其中有多少被作為中間品投入量。Et*代表第t個國家中所有A個部門出口的A×1維列向量，Et*的具體計算公式見式(2)：

(二)服務出口數字化交付國際競爭力：基于要素密集度特征的測度

基于綜合比較需要，表3第(4)列匯報的是基于貿易增加值核算法測度的勞動密集型服務出口國際競爭力的RCA指數。與出口數字化交付的測度結果相比，基于貿易增加值核算法測算的勞動密集型服務業部門的RCA指數，出現“低估”中國服務出口國際競爭力的現象。從部門的橫向比較角度看，勞動密集型服務業部門仍然是我國在國際合作與競爭中劣勢相對較小的部門，突出表現在勞動密集型服務業部門的RCA指數雖然小于1，但是卻略高于資本密集型服務業部門和知識密集型服務業部門的RCA指數。但是這種關系在近年來有所變化，自2014年以來，知識密集型服務業部門的RCA指數開始高于勞動和資本密集型服務業部門。這種變化的理論邏輯與前文分析也是一致的，即在數字技術進步和數字賦能條件下，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屬于“近水樓臺”，而且很多數字產業本身就屬于知識密集型服務業領域，因此，近年來受到“數字賦能”的更多影響，從而在附加值創造能力等方面有所提升。比較第(3)列和第(6)列的測度結果可以看出，近年來出口數字化交付的RCA指數已經顯示出一定的競爭優勢，而這一結果映射在第(6)列的結果上，可能就是數字化提升了出口國內增加值創造能力，進而以此計算的RCA指數也不斷提高。

目前高職學習外貿函電的相關專業學生英語水平都較弱，導致教學過程中進不得不花很多的時間及精力去完成基本英語語言的寫作指導，減少了對外貿函電思想內容和組織結構的關注。這給外貿函電教學實施造成了一定的困難，也導致訓練時間不夠，學生寫作效果不夠理想。同時，部分高職院校40～50人左右的班級規模，也造成課堂管理難度增加，教師無法在寫作訓練中兼顧所有學生，導致部分學生寫作積極性不高，同時也影響到整體的教學進度和教學效果。

表3 2000—2017基于要素密集度特征劃分的RCA指數

根據前文介紹的測度方法和數據來源，本文測度了2000—2017年中國34個服務業部門的服務出口數字化交付國際競爭力指數(RCA)，所得結果詳見表2。(6)受篇幅所限，部分年份和部門的測算結果未列出，感興趣的讀者可向作者索取。

（2）內部物流體系低能高耗、漏洞百出。鄂州市大中型工商企業幾乎80%都擁有自營的物流公司，但總體運營情況都不好，既抵減了物流市場的活力與動力，又擴大了自身的物流成本和資產秏費，有的管理混亂漏洞百出。比如在鄂城某鋼廠，“靠車吃飯”“靠船吃飯”“靠中介吃飯”等，常常發生“面上干工作、底下攬私活”的行為，這些“吃里扒外”的人和事，致使出現了物流越忙、虧損越多的尷尬境地。同時，第三方物流體系雜亂、層級與結構不配匹，物流業態呈畸形生態。

DEDVt=dgt×EDVt，t=(1，2，3，…，N)

為了進一步認識當前中國服務業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尤其是數字賦能對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的影響，本文按照要素密集度特征對上述34個服務業部門的服務出口數字化交付國際競爭力進行分類考察(具體劃分情況見表1)。為了便于比較分析，表3還一并匯報了基于貿易增加值核算法測度的RCA指數。

(三)服務出口數字化交付國際競爭力：基于中美的對比分析

為進一步分析中國服務出口數字化交付的國際競爭力，我們選擇在全球服務業發展格局中處于領先地位的美國作為參照對象，進行相應的對比分析，以此明晰中美之間的差距及變動趨勢。

活動安排的時間是一天，有聽報告、聽課、參觀校園等，內容比較翔實而常規，但時間安排比較寬松，我們有足夠的時間在校園“游蕩”。隨后的接觸、所見所聞，隨意的溜達，徹底顛覆了剛來時的那點“灰灰”的印象。

從表4匯報的結果可以得出如下幾個方面的基本判斷。第一，從服務出口國內增加值角度看，中國與美國在服務出口方面一直存在較大的差距。比如，2000年中國服務出口國內增加值僅為783.54億美元，而同期美國服務出口國內增加值已經達到3746.11億美元，兩者相差2962.57億美元；2017年，中國服務出口國內增加值擴大到3464.01億美元，但同期美國服務出口國內增加值已經擴大到9001.18億美元，兩者的差距進一步擴大為5537.17億美元。第二，從服務出口數字化交付額角度看，兩國差距亦是如此。比如，2000年中國服務出口數字化交付增加值僅為173.91億美元，而同期美國服務出口數字化交付增加值已經達到2018.92億美元，兩者相差1845.01億美元；2017年，中國服務出口數字化交付增加值擴大到1886.97億美元，但同期美國服務出口數字化交付增加值已經擴大到5877.88億美元，兩者的差距進一步擴大為3990.91億美元。第三，雖然兩者在某個特定時點的絕對值確實存在較大差距，但令人欣慰的是，從動態變化角度看，中國服務貿易出口競爭力有不斷提高的可喜變化。比如，從2007年到2017年，中國服務出口國內增加值增長了4.42倍，年均增長率接近9.14%；相比較而言，同期美國服務出口國內增加值增長了2.41倍，年均增長率為5.29%。再比如，從2007年到2017年，中國服務出口數字化交付增加值增長了10.85倍，年均增長率接近15.06%；相比較而言，同期美國服務出口數字化交付增加值增長了2.91倍，年均增長率為6.49%。因此，雖然兩者的絕對值有較大差距，但主要是因為發展起步時間不同、所處階段不同和原有基數不同，而在增長速度上，中國則呈現出領先勢頭，尤其是數字化交付增加值的增速在樣本期內中國要遠遠高于美國。這種差異性表明在數字經濟興起背景下，中國面臨著巨大機遇，依托數字賦能提升服務出口國際競爭力，具有較大空間。

表4 2000—2017年中美服務出口數字化交付額 單位：億美元

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以服務出口數字化交付RCA指數為國際競爭力的代理變量，基于2000—2017年中國經驗數據的測度結果顯示：第一，總體來看，大部分細分服務貿易部門的RCA指數處于下游水平，說明服務出口數字化交付國際競爭力相對較低；第二，不同服務業部門的RCA指數表現出顯著差異，更為重要的是，RCA指數處于上游水平從而表現出相對較強國際競爭力的部門，反而主要集中在知識密集型服務業部門；第三，從動態演變的趨勢來看，大部分服務業部門的RCA指數在樣本期內并無顯著的規律性變化，只有少數部門的RCA指數在微弱的波動中呈現上升趨勢，并且這些部門主要集中在知識密集型服務業領域，更為重要的是，部分知識密集型服務部門的RCA指數近年來已經高于1，處于上游水平，表現出相對較強的國際競爭力；第四，與美國相比，目前中國仍有較大差距，但動態演變趨勢表明，上述差距正在逐步縮小。

1. 孵化器的運營以綜合孵化模式和專業孵化模式為主。調查顯示，孵化器的三種運營模式中，物業支持模式只有1家，占4%；綜合孵化模式有16家，占64%；專業孵化模式有8家，占32%。目前孵化器企業的運營模式以綜合孵化模式為主，專業孵化模式為輔。

本文研究不僅有助于我們在數字經濟背景下認識中國服務出口競爭力，而且對于探尋擴大服務業開放和提升服務出口競爭力的科學路徑也有重要啟示。

第一，加快數字賦能服務出口發展，推動貿易轉型升級。以數字技術進步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技術創新進入空前密集活躍期，正在重構全球創新版圖、重塑全球經濟結構。在此背景下，抓住數字革命和數字技術進步帶來的重要機遇，依托數字賦能推動服務出口貿易轉型升級，提升服務出口數字化交付能力，是當前及未來一段時期內提升中國服務出口競爭力的根本邏輯和主要路徑。為此，中國必須順應乃至引領這一發展趨勢，全力推動數字賦能服務貿易發展，提升服務出口數字化交付的國際競爭力，從而在未來全球服務貿易領域謀取新的競爭優勢。

第二，抓住數字技術帶來的戰略機遇，夯實服務出口數字化交付的產業基礎。通常而言，貿易是流，產業是源，貿易能否實現轉型升級，從根本上取決于產業能否實現轉型升級。從這個意義上說，以數字賦能服務出口的創新發展，其實就是要抓住數字技術進步帶來的戰略機遇，夯實貿易發展的服務業根基。伴隨數字技術的進步，數據成為關鍵生產要素后正在改變以往產業發展和貿易發展的根本邏輯?；诋a業轉型升級的貿易發展方式轉變，可能不再遵循以往按部就班的漸變式演進邏輯，而依托數字賦能完全有可能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躍遷”，從而在高端產業發展上實現“高起點”開局起步。因此，盡管中國服務業發展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相比仍有不小差距，但是，如果能夠抓住數字技術帶來的戰略機遇，強化數字賦能，完全有可能實現“彎道超車”，為提升服務出口數字化交付國際競爭力夯實產業之基。

第三，加快推動數字技術進步及其在各服務部門的融合滲透。實際上，無論是從服務業總體發展層面看，還是從服務貿易的出口數字化交付層面看，依托數字賦能所能實現的國際競爭力提升程度，從根本上取決于數字技術進步的速度和水平，尤其是在某些領域率先實現突破并確立全球領先地位的程度。因此，依托數字賦能提升中國服務出口數字化交付國際競爭力，不僅需要加大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培育和積累數字技術領域的人力資本，營造能夠對數字技術創新活動產生激勵作用的營商環境，更需要在開放融合創新中跟蹤世界數字技術發展的前沿，通過融入全球創新鏈整合和利用全球創新資源，推動數字技術的開放式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