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為詩”本義考論*

周子翼

“以文為詩”最早見于北宋陳師道的《后山詩話》，陳氏以此說明韓愈之詩不工的原因，其后逐漸成為詩學批評中或用以褒、或用以貶的風格論與創作論。關于“以文為詩”的內涵，元明清三代學人很少作具體論述。當代學者大多認為“以文為詩”就是以古文的章法、句法入詩，以議論入詩，論述的方法基本上是以具體的詩作進行分析，指出某一詩句是散文句法，某類章法結構是散文式的。所論似乎有理，但總覽歷代詩作，似乎不僅宋詩如此，《詩經》《楚辭》以及陶淵明的不少作品都可稱之為“以文為詩”。如果“以文為詩”是普遍存在的現象，那么古人運用其批評某一時代或某人的詩風又有何意義？還有學者從“尊體”“破體”的角度論述，認為“以文為詩”是詩歌發展演變中的一種開拓創新，但這與“以文為詩”是以否定態度提出的不能相洽。雖然我們可以重新構建“以文為詩”的定義，但是尊重古人的話語體系畢竟是廓清這一概念的基礎。因此，關于古代“以文為詩”的語境與內涵，還需要回到歷史原點，作進一步的探討。

“以文為詩”在宋元明清詩學批評中的應用與含混解讀

《后山詩話》中有兩處提到“以文為詩”，以其先后順序，一是記述黃庭堅論詩：“黃魯直云：‘杜之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庾信，但過之耳。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耳?！倍亲髡咦允觯骸巴酥晕臑樵?，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1)陳師道：《后山詩話》，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上冊)，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03、309頁。對于這兩則詩話，我們不禁有這樣的疑問：黃庭堅被認為是宋代“以文為詩”的代表詩人之一，他是真的反對“以文為詩”嗎？《后山詩話》不滿“以文為詩”的創作觀在當時具有普遍性嗎？古代對“以文為詩”的看法都是一致的嗎？

我們先考察第一個問題。黃庭堅是否說過這句話，很值得懷疑。首先，楊萬里見過黃庭堅論杜甫詩法出于杜審言的手跡，沒有“韓以文為詩，故不工耳”的說法。(2)詳見周子翼：《〈后山詩話〉考辨》，《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4期。其次，范溫《潛溪詩眼》中記載黃庭堅少年時與孫覺、王安國等人討論韓愈的《南山詩》，認為：“若論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以與《國風》《雅》《頌》相為表里，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3)范溫：《潛溪詩眼》，郭紹虞輯：《宋詩話輯佚》(上冊)，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327頁?？梢婞S庭堅在藝術技巧上對韓愈這首“以文為詩”的代表作《南山詩》是持肯定態度的。范溫是范祖禹之子，秦觀之婿，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說他“學詩于黃庭堅”，(4)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卷第一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02頁。范氏所言應當可信。由此，我們可以確定黃庭堅不是“以文為詩”的反對者，不可能以此批評韓愈之詩不工。

再看否定“以文為詩”在當時是不是主流詩學觀。雖然《后山詩話》記錄黃庭堅批評韓愈“以文為詩”的文獻不可信，但北宋時期士人有關韓愈“以文為詩”的討論還是存在的，而且人物與時間均早于《后山詩話》的記述。魏泰《臨漢隱居詩話》云：“沈括存中、呂惠卿吉父、王存正仲、李常公擇，治平中，同在館中談詩。存中曰：‘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爾，雖健美富贍，而格不近詩?！冈唬骸娬斎缡?，我謂詩人亦未有如退之者?！偈谴嬷?，公擇是吉甫，四人交相詰難，久而不決?！杳吭u詩，多與存中合?！?5)魏泰：《臨漢隱居詩話》，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上冊)，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13頁。這是英宗治平時期詩人對韓愈詩風的不同態度，其時蘇、黃尚未主盟詩壇。與魏泰相同的記述又見于惠洪的《冷齋夜話》，惠洪復述了魏泰《臨漢隱居詩話》中的四人論詩后，說“予嘗熟味退之詩，真出自然，其用事深密，高出老杜之上”。(6)惠洪撰：《冷齋夜話》，張伯偉編校：《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頁?；莺樯谖鯇幩哪?1071)，卒于建炎中，與魏泰并世。顯然他引述魏泰詩話的目的在于表達自己不同意沈括和魏泰對韓愈詩風的批評，可以說是隔空喊話?；莺榕c魏泰針鋒相對的觀點，體現了北宋時期士人評論韓愈“以文為詩”褒貶參半的情形。盡管北宋士人對韓愈“以文為詩”提出不同看法，但既沒有人不同意用“以文為詩”來描述韓愈詩歌的創作特點，也沒有人談論“以文為詩”有哪些具體表現。

宋代詩歌的發展演變與前代有很大的不同，它的每一次詩風轉變都與主流詩人標榜的取范對象發生轉移有關。北宋初期，詩壇上主要是“晚唐體”“白體”與“西昆體”，韓愈的詩歌沒有成為取范對象，直到歐陽修登上文壇，韓愈詩歌才受到人們的重視。葉夢得《石林詩話》云“歐陽文忠公詩始矯‘昆體’，專以氣格為主”，(7)葉夢得：《石林詩話》，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上冊)，第407頁。劉攽《中山詩話》說“歐公亦不甚喜杜詩，謂韓吏部絕倫”，(8)劉攽：《中山詩話》，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上冊)，第288頁?！锻踔狈皆娫挕芬舱f“永叔本學退之”，(9)王直方：《王直方詩話》，郭紹虞輯：《宋詩話輯佚》(上冊)，第86頁。張戒《歲寒堂詩話》認為“歐陽公詩學退之，又學李太白”，(10)張戒：《歲寒堂詩話》，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上冊)，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452頁。嚴羽《滄浪詩話》說得更為具體，認為“國初之詩，尚沿襲唐人，歐陽公學韓退之古詩”。(11)嚴羽：《滄浪詩話》，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下冊)，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688頁。緊隨歐陽修之后步入詩壇的重要詩人是王安石。王安石深受韓愈影響，詩中大量化用韓愈詩句，其集四家詩，就選杜甫、歐陽修、韓愈、李白。對此，今人錢鍾書在《談藝錄》中有詳細的論述，認為“荊公詩語之自昌黎沾丐者，不知凡幾”。(12)錢鍾書：《談藝錄》，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69頁。稍晚于王安石的蘇軾有“詩之美者莫如韓退之”(13)王直方：《王直方詩話》，郭紹虞輯：《宋詩話輯佚》(上冊)，第5頁。之說，對韓愈詩歌的藝術成就推崇備至。至于黃庭堅，如上考辨，他不是“以文為詩”的反對者，而是對“以文為詩”的藝術形式有充分的肯定?？梢哉f，北宋主流詩人群體對韓詩的態度是肯定的，沒有指責韓愈“以文為詩”的說法，《后山詩話》以“以文為詩”批評韓詩不工，至少在北宋前中期不是主流詩學觀。

最后，我們來看古人對“以文為詩”的看法。關于北宋詩人對韓愈詩歌的評價，身處兩宋之交的張戒認為褒貶均失之過當，他在《歲寒堂詩話》中說：“韓退之詩，愛憎相半。愛者以為雖杜子美亦不及，不愛者以為退之于詩本無所得，自陳無己輩皆有此論。然二家之論俱過矣?！睆埥洫殬岁悗煹?，自然是因為在憎韓派中陳師道的影響最大，而所謂“自陳無己輩”，也許還包含了陳師道為首倡者的意思。他執中的觀點，體現了他調和的態度?！逗笊皆娫挕分信u韓愈以文為詩雖然在北宋不是主流詩學觀，但在南宋詩話中卻被廣泛收錄或應用，如胡仔《苕溪漁隱叢話》、魏慶之《詩人玉屑》、阮閱《詩話總龜》、嚴羽《滄浪詩話》、陳善《捫虱新話》等。除了陳善《捫虱新話》有推許之意外，(14)陳善：《捫虱新話》卷之九：“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世傳以為戲。然文中要自有詩，詩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文中有詩，則句語精確；詩中有文，則詞調流暢?！鄙綎|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08頁。其他詩話只是收錄，并無評判意見。對不發表意見的詩話編纂者，我們無法知道他們的態度。就能見到的態度而言，在南宋時期，人們對“以文為詩”或許有肯定的傾向。

兩宋以后，有關“以文為詩”的論述，就起源來說，一般認為是始于韓愈，但也有不同的看法，如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簽》卷六云：“長篇沈著頓挫，指事陳情，有根節骨格，此杜老獨擅之能，唐人皆出其下。然詩正不以此為貴，但可以為難而已。宋人學之，往往以文為詩，雅道大壞，由杜老啟之也?！?15)胡震亨：《唐音癸簽》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7頁。認為“以文為詩”始于杜甫的觀點在此前后多有，不過胡氏以“雅道大壞”進行貶抑，顯得尤為突出。而清代何焯認為：“陳無已謂昌黎以文為詩，妄也。吾獨謂義山是以文為詩者，觀其使事，全得徐孝穆、庾子山門法?！?16)何焯：《義門讀書記·李義山詩集卷下》第十六冊，清刻本，第3頁。據何氏之意，“以文為詩”是以駢文用典的方式寫詩，始于李商隱。何焯的這一說法在古代詩論中不多見，可謂獨樹一幟。但以用典為視角論“以文為詩”卻也不是前無古人，前引惠洪《冷齋夜話》評韓愈詩“用事深密，高出老杜之上”，正是從用典的角度肯定韓愈“以文為詩”的詩歌風格。還有人認為“以文為詩”始于屈原，如清代鄧繹《藻川堂譚藝》云：“以文為詩者，始于屈原之《離騷》，而杜、韓之詩歌繼之?！?17)鄧繹：《藻川堂譚藝·唐虞篇》，清刻本，第9頁。這一說法顯然無視宋人提出“以文為詩”的針對性，與宋人所論不在同一邏輯層面。另有人認為韓愈“以文為詩”只限于古體，近體則不然，如元代袁桷認為：“以文為詩者，韓吏部始，然而舂容激昂，于其近體猶規規然守繩墨，詩之法猶在也?！?18)袁桷撰，王颋點校：《清容居士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134頁。清代趙翼亦有類似的說法，其《甌北詩話》卷三云“昌黎詩中律詩最少，七律更無一不完善穩妥，與古詩之奇崛判若兩手”。(19)趙翼：《甌北詩話》，郭紹虞輯：《清詩話續編》(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169頁。還有一些學人純粹從審美風格來說明韓愈“以文為詩”，如清人姜宸英認為：“若韓之于詩，硬句排奡，橫鶩別驅，以文為詩者也?！?20)姜宸英撰，黃叔琳編：《湛園集》卷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三二三冊，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年版，第624頁。以上論述可歸為三類，第一類提出“以文為詩”不始于韓愈，與我們要討論的什么是“以文為詩”沒有直接關系，第二類認為韓愈“以文為詩”只限于古體，第三類從創作風格論的角度來討論什么是“以文為詩”，這兩類與《后山詩話》批評韓愈“以文為詩”直接相關，但不夠詳明，不足以釋疑解惑。

今人對“以文為詩”解讀存在表象化的歧誤

今人對“以文為詩”的論述有兩個重要觀點，且影響極大。一是如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所述：“散文化的最主要的表現，是打破詩的對稱，回環的節奏、韻律，而完全采用了散文的句式?！⑽幕挠忠惶攸c，是變詩的高度濃縮跳躍，而為連貫的明白敘述?！?21)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286—287頁。一是錢鍾書《談藝錄》中所云：“荊公五七言善用語助，有以文為詩、渾灝古茂之致，此密尤得昌黎之傳?！卞X氏進而認為“陶淵明通文于詩，稍引厥緒”。(22)錢鍾書：《談藝錄》，第70—73頁。如果按照羅氏的說法來觀照宋詩，我們會發現“以文為詩”能不能看作宋詩鮮明的創作特點，還是一個問題。比如代表宋詩創作風格的詩人黃庭堅，他的詩作思致深折，跳躍性很大，很難說是“連貫的明白的”散文化的敘述，同時我們也很難說其聲律拗峭的詩句是屬于散文化的。而如果按照錢鍾書的說法，古代卻很少有對陶淵明“以文為詩”的批評。不能不說這兩種說法都存在問題：一是運用虛詞以及散文句式是不是可以作為“以文為詩”的衡量標準，二是打破詩的聲律與采用散文章法是不是“以文為詩”的構成要素。

如羅宗強所說，“以文為詩”是用散文句法“打破詩的對稱，回環的節奏、韻律”。這一點在被認為是以文為詩的詩人作品中確實存在，最明顯的就是律詩，如黃庭堅的一些七律。然而“以文為詩”是不限于律詩的，如袁桷、趙翼等人就認為韓愈以文為詩只是體現在古體詩上。如果說韓愈作古體詩，刻意避免律詩的格律，使他的詩作打破了詩的韻律，但這不是始于韓愈的，在盛唐時期很多古體就是如此，清代翁方綱的《五言詩平仄舉隅》《七言詩平仄舉隅》、趙執信的《聲調譜》、翟翚的《聲調譜拾遺》均有例證。至于以古文章法作詩，如方東樹評韓愈《山石》詩云：“只是一篇游記，而敘寫簡妙，猶是古文手筆?！?23)韓愈撰，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系年集釋》(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頁。下引韓愈詩不再出注。如果將這種說法看作“以文為詩”，似乎有理，實則不然，如謝靈運的山水詩一般都是寫景、紀行，最后以玄言詩的方式收尾，也是游記的作法，卻很少有人認為謝靈運以文為詩，更何況詩和文在章法結構上從來就沒有硬性的規定。

至于虛詞在詩歌中的運用問題。錢鍾書在《談藝錄》指出荊公五七言善用語助，得昌黎之傳外，還說：“詩用虛字，劉彥和《文心雕龍》中《章句》篇結語已略論之?！币藻X氏之說，詩句中使用語助，是“以文為詩”的一個特點。據錢氏與劉勰所舉字句，其所謂的“語助”，主要是詩句中使用之、焉、然、而、哉、矣、夫、者、也、以、乎、兮等字。劉勰從“兮”字在《詩經》中用于句中，而《楚辭》常用于句末的特點，來論述語助在句首、句中、句末的作用，認為“據事似閑，在用實切。巧者回運，彌縫文體，將令數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24)劉勰撰，詹锳義證：《文心雕龍義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285頁。顯然劉勰關注的是語助在詩句中的作用，而不是詩句散文化的問題。就魏晉南北朝時期詩歌用語助的詩句看，有些成為一種句式，如以“矣”對“哉”，陸機《長歌行》“逝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謝朓《晚登三山還望京邑》“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歡宴”，這樣的例句很多，錢鍾書在《談藝錄》中不僅大量列舉了兩晉南北朝的詩句，還舉了不少唐詩例句，可以參看。在宋代，這樣的詩句也不少見，茲略舉陸游詩為例，其《歲暮》“久矣當長往，悠然尚小留”，《送趙叟赴省試》“久矣扁舟弄江月，往哉骎馬踏京塵”，《聞仲高從兄訃》“久矣吾已衰，哀哉公不淑”，《野堂》“久矣不堪東閣客，歸哉無愧北山文”，(25)所引陸游詩，均見陸游撰，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蛭逖?，或七言，或略有變化，但均為此格。不難看出，這些詩句中雖然用語氣助詞，卻都不是文從字順的散文句式，而且自兩晉南北朝至唐宋均不乏此格。當然，錢鍾書“以文為詩”用語助的看法與羅宗強認為“以文為詩”“完全采用散文的句式”的說法并不一致。

不難發現，無論是羅宗強還是錢鍾書，所談的“以文為詩”的句式特點在韓愈以前都是司空見慣的現象，而且韓愈使用語助的創作特征在他現存的近體詩中并不突出，甚至很難找出有說服力的例子。事實上，我們從唐宋詩中找出如“文”那樣文從字順的詩句，與找出不遵從“文”的語法結構的詩句一樣輕松易得，而且很難找出整首詩所有句子都不遵從“文”的語法結構。楊萬里《誠齋詩話》中分析蘇軾《汲江煎茶》詩句“雪乳已翻煎處腳，松風仍作瀉時聲”云：“此倒語也，尤為詩家妙法，即少陵‘紅稻啄余鸚鵡粒，碧梧棲老鳳皇枝’也?！?26)楊萬里：《誠齋詩話》，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上冊)，第138—140頁。所謂“尤為詩家妙法”，說明此詩句法結構與文的句法不同。稱為“妙法”，必然是不常見的。再下一轉語，就是大多數詩的句法結構與文并沒有太多的不同。中國古代很長時間是文言分離，古代詩與文在語法結構上沒有我們想象的差別巨大。一首詩中出現一兩句顛倒文詞、不合文法的句子，也不過如主要食材上點綴的配料，盡管它讓菜色味俱佳，可也不能否定主要食材的根本地位。如果僅以詩句是否近于文句的標準來評判一首詩是否是“以文為詩”都難以令人接受，更何況一個詩人全部的作品，甚至是一個時代的詩人創作呢？因為這既不合理，也不符合詩歌創作的實際。

由于“以文為詩”涉及詩與文兩種不同的體裁，當今有些學者又認為“以文為詩”的提出體現了宋代詩人打破詩的體裁限制，借體破體，那么能否從古今學人對詩文兩種體裁的分辨中來把握“以文為詩”的內涵呢？

關于詩與文的區別，清代吳喬有一個非常形象的比喻，其《答萬季野詩問》云：“二者意豈有異？唯是體制辭語不同耳。意喻之米，文喻之炊而為飯，詩喻之釀而為酒；飯不變米形，酒形質盡變；噉飯則飽，可以養生，可以盡年，為人事之正道；飲酒則醉，憂者以樂，喜者以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如《凱風》《小弁》之意，斷不可以文章之道平直出之，詩其可以已于世乎？”并批評“子瞻、魯直、放翁，一瀉千里，不堪咀嚼，文也，非詩矣”。(27)吳喬：《答萬季野詩問》，丁福保輯：《清詩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7、26頁。吳喬所說體制不同，指的是詩歌易于辨識的聲律形式，同時認為詩僅有聲律形式還是不夠的，蘇軾、黃庭堅、陸游的詩作雖然有詩的聲律形式，但是“平直出之”，“一瀉千里，不堪咀嚼”，缺少余味，不能算是詩，只能是文，這大概就是他認為詩應該有詩的“辭語”吧。有意思的是，吳喬不滿黃庭堅“以文為詩”，并沒有提出陳師道記述黃庭堅批評韓愈“以文為詩”的可疑，而陳師道本人又對黃庭堅的詩歌創作十分推崇，二者之間的矛盾說明吳喬對蘇、黃、陸三家的批評不夠精嚴。我們經常引用袁枚的話說“文似看山不喜平”，可見文也不應該“平直出之”，至于吳喬批評黃庭堅、蘇軾、陸游的詩作“一瀉千里，不堪咀嚼”，以三人的創作實際看，也不完全符合事實。吳喬的比喻雖然非常巧妙，具體的論述卻難以令人信服。

今人朱光潛在《詩與散文(對話)》一文中認為：“散文求人能‘知’(know)，詩求人能‘感’(feel)?！F精確，作者說出一分，讀者便恰見到那一分；‘感’貴豐富，作者說出一分，讀者須在這一分之外見出許多其他的東西。因此，文字的功用在詩和散文中也不相同。在散文中，文字的功用在‘直述’(state)，讀者注重它的本義；在詩中，文字的功用在‘暗示’(suggest)，讀者注重它的聯想?！?28)朱光潛：《朱光潛全集》第三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05頁。根據這個說法，嚴羽所說的“以議論為詩”，本質上也是“以文為詩”，這一點與我們現在對“以文為詩”的理解是相通的。在《詩論》第五章《詩與散文》中，朱光潛又認為詩和散文的區別“要同時在實質與形式兩方面見出”“詩是具有音律的純文學”。(29)朱光潛：《朱光潛全集》第三卷，第112頁。這樣說也似乎有道理，但像張衡的《歸田賦》、王粲的《登樓賦》、曹植的《洛神賦》一類作品，從實質與形式看，好像也是“具有音律的純文學”，可我們從來沒有把它們當作詩來看待。當然，朱光潛是從審美的角度討論文與詩的體裁差異，并不涉及“以文為詩”的詩學觀，如果生搬硬套，顯然是不行的。

“以文為詩”的本質是去“比”“興”而用“賦”

其實，“以文為詩”還是在詩的范疇討論詩的問題，雖然它繞不開文，但“以文為詩”畢竟是詩，而不是文。既然韓愈的詩歌被普遍認為是“以文為詩”的代表，那么分析韓愈的詩作也便成了理解“以文為詩”的關鍵。

先審視其古體，以名作《山石》為例，全詩寫景、敘事、抒情相結合。從詩的結構看，詩人采用記敘的方式，從頭一天的黃昏寫到第二天早上的山行，最后抒寫人生應當追求無拘無束的感慨。這種按照時間推移作記敘式的描寫并非始于韓愈，如前所述，南朝謝靈運的山水詩多用這種方式。我們沒有理由把這種詩歌結構歸為散文式的，認為這就是“以文為詩”。如果這樣認定，那所有的敘事詩必定都是“以文為詩”，《詩經》中的一些作品和漢樂府的多數作品都將被視為“以文為詩”，“以文為詩”也就不能成為批評韓愈等人詩風的專用名詞。至于抒情，顯然不可以認為直抒胸臆就是“以文為詩”，這在韓愈之前和韓愈之后都是常見的。只有寫景這一點，如果用王國維所說的“一切景語皆情語”來分析這首詩，其中寫景的句子如“黃昏到寺蝙蝠飛”“芭蕉葉大梔子肥”等，沒有抒情意味，根本就不是“情語”。何焯說它是“直書即目，無意求工，而文自至”，(30)韓愈撰，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系年集釋》(上冊)，第148頁。是符合該詩的創作特點的。遍檢韓愈古體詩作，我們會發現其中很多“景語”只是“景語”，不是“情語”，和一般意義上的借景抒情有很大的不同，最典型的就是他的《南山詩》。它不是傳統的比興手法，景和情之間的關聯淡化了，或者說很難看出來，甚至是完全沒有。我們將《南山詩》和杜甫的《北征》中的寫景進行比較更能看出韓詩有別于傳統的特點，《北征》寫景先說“青云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再寫“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蚣t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繼而發出感慨“緬思桃源內，益嘆身世拙”，充滿了人生不易的感嘆。而《南山詩》極力鋪陳，一連用54個“或”字，寫景之后，僅作贊嘆“大哉立天地，經紀肖營腠”，最終以“斐然作歌詩，惟用贊報酭”作結，沒有比興式的情韻蘊含其中。黃庭堅所說“若論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以與《國風》《雅》《頌》相為表里”，是切中肯綮。杜詩“與《國風》《雅》《頌》相為表里”，走的是傳統比興的路子，韓愈純以賦的直陳，以工巧生出了新的境界。今人為表象所迷惑，僅僅從“或”字句如文句看杜甫、韓愈詩作的相同點，認為二者都是以文為詩，這是誤會；同理以一些句式來觀照陶淵明的詩歌，認為陶詩也是以文為詩，是相同的誤會，但這樣的誤會在古代詩歌批評中是極少出現的。

如果把韓愈詩歌古體與近體的寫景部分作更多的比較，我們會發現韓愈絕大多數詩作是古體寫景不含情思，近體寫景則多寓寄托。如其古體詩名作《雉帶箭》《詠雪贈張籍》《陸渾山火一首和皇甫湜》，《東雅堂昌黎集注》評《雉帶箭》云“讀之其狀如在目前，蓋寫物之妙者”，(31)韓愈撰，廖瑩中集注：《東雅堂昌黎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71頁。王元啟評《詠雪贈張籍》云“此詩自‘千株照耀’以下，皆止詠雪，并無譏刺”，(32)韓愈撰，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系年集釋》(上冊)，第170頁?！短扑卧姶肌吩u《陸渾山火一首和皇甫湜》云“只是詠野燒耳，寫得如此天動地岐，心花怒生”，朱彝尊則批評該詩“只是競奇，無甚風致”。(33)韓愈撰，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系年集釋》(上冊)，第699頁。這些評語都認為韓愈詩中的一些“景語”的寫景不在于抒情，“只是競奇”而已，是沒有“興寄”的。再看韓愈那些被稱為“猶守繩墨”的近體詩，如七律《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中頸聯寫景“云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程學恂曰：“時未離秦境，而語已及此，其感深矣?！?34)韓愈撰，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系年集釋》(下冊)，第1100頁。五律如《前字》中頷聯寫景“野晴山簇簇，霜曉菊鮮鮮”，朱彝尊曰：“此詩敘景述情，猶覺稍出新意?！?35)韓愈撰，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系年集釋》(上冊)，第683頁。七絕《晚春》“誰收春色將歸去，慢綠妖紅半不存。榆莢只能隨柳絮，等閑撩亂走空園”，張鴻稱其“有寄諷意”。(36)韓愈撰，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系年集釋》(下冊)，第884頁。由此可見，韓愈古體詩中的寫景，是“直陳其事”賦的手法，是逞才競奇的趣，不是托物言志的情，這在韓愈之前的詩作中是為數不多的。而韓愈的近體詩基本是遵循傳統的“比興”方式創作的，但這不是韓愈的主要風格，不是他獨具特色的風格，不是“以文為詩”的風格。吳喬《答萬季野詩問》說“晚唐雖不及盛中唐，而命意布局，寄托固在。宋人多是實話，失《三百篇》之六義”，其《圍爐詩話》卷一又云“宋詩率直，失比興而賦猶存”，(37)吳喬：《圍爐詩話》，郭紹虞輯：《清詩話續編》(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82頁。說出了唐、宋詩歌發生重大轉移的關捩所在。而促使這一轉移的關鍵人物，就是宋人所熱議的“以文為詩”者韓愈。

毫無疑問，詩的抒情方式可以多種多樣，未必要用寫景來作比興，韓愈的一些古體詩就有完全沒有“景語”的。如《落齒》：

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俄然落六七，落勢殊未已。余存皆動搖，盡落應始止。憶初落一時，但念豁可恥。及至落二三，始憂衰即死。每一將落時，懔懔恒在己。叉牙妨食物，顛倒怯漱水。終焉舍我落，意與崩山比。今來落既熟，見落空相似。余存二十余，次第知落矣。儻常歲落一，自足支兩紀。如其落併空，與漸亦同指。人言齒之落，壽命理難恃。我言生有涯，長短俱死爾。人言齒之豁，左右驚諦視。我言莊周云，木雁各有喜。語訛默固好，嚼廢軟還美。因歌遂成詩，持用詫妻子。

這首詩沒有一句寫景，如查慎行所言“曲折寫來，只如白話”，朱彝尊稱這詩“真率意，道得痛快，正是昌黎本色”。(38)韓愈撰，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系年集釋》(上冊)，第174頁。所謂“曲折寫來”“道得痛快”，指該詩體現出來的是語言表達的趣味，給人最突出的感受不是被詩人抒發的曠達之情所打動。程學恂在評韓詩《謁衡岳廟遂宿岳寺題門樓》中認為“文與詩義自各別，故公于《原道》《原性》諸作，皆正言之以垂教也。而于詩中多諧言之以寫情也”，(39)韓愈撰，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系年集釋》(上冊)，第283頁。并對該詩的諧趣作了很好的分析。程氏指出韓愈這首詩以詼諧戲謔的語言來抒寫情感的特點，在韓愈的很多作品中都有體現。蔣抱玄批評《詠雪贈張籍》一詩說：“寫景純用白描，看似場面熱鬧耳。此種功夫，須從涵泳經史，烹割子集而來，確為韓公一家法，他人莫能語也?！?40)韓愈撰，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系年集釋》(上冊)，第171頁。蔣氏雖然不滿韓愈刻意雕刻，極力鋪排描寫雪景一味逞露才氣，卻又十分佩服他的才學。這種矛盾反映出一般文人喜歡逞露才學的心態。對詩歌抒情的審美期待轉向追求語言表達趣味的審美關注，這是文人的情趣，也是韓愈“以文為詩”的表征。

古代學人對“比興”為詩的論述，以及對不以“比興”為詩的批評，二者構成的話語體系也可以印證上述對韓愈詩歌“以文為詩”創作特點的分析。比興是中國古代詩歌創作的重要手法，鐘嶸的《詩品》就說：“文已盡而義有余，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41)鐘嶸：《詩品》，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上冊)，第3頁。明代李東陽《懷麓堂詩話》闡述更為具體：“詩有三義，賦止居一，而比興居其二，所謂比與興者，皆托物寓情而為之者也。蓋正言直述，則易于窮盡而難于感發，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寫，反復諷詠，以俟人之自得。言有盡而意無窮，則神爽飛動，手舞足蹈而不自覺，此詩之所以貴情思而輕事實也?！?42)李東陽撰，李慶立校釋：《懷麓堂詩話校釋》，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80頁。反觀韓愈詩作，正是“正言直述，易于窮盡而難于感發”，是重事實而少情思。吳喬批評“以文為詩”是“平直出之，一瀉千里，不堪咀嚼”，難道不是因為這些詩作缺少比興嗎？

上述情形，還可從古代批評規摹韓詩者的論述中見出。如作為北宋較早取范韓愈詩歌創作的歐陽修，賀裳《載酒園詩話》云：“歐公(歐陽修)古詩苦無興比，惟工賦體耳?！矊W韓，韓本詩之別派，其佳處又非學可到，故公詩常有淺直之恨?！?43)賀裳：《載酒園詩話》，郭紹虞輯：《清詩話續編》(上冊)，第411頁。賀裳批評歐陽修“古詩苦無興比，惟工賦體”，正是學韓的結果。歐陽修對韓愈詩歌的接受不僅是少比、興，工于賦，還有韓愈詩歌的諧趣，其《六一詩話》云：“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為文章末事，故其詩曰‘多情懷酒伴，余事作詩人’也。然其資談笑，助諧謔，敘人情，狀物態，一寓于詩，而曲盡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論?！?44)歐陽修：《六一詩話》，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上冊)，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72頁。所謂“固不足論”，是認為“資談笑，助諧謔”乃理所當然。歐陽修被稱為宋詩風格的開先人，是因他學韓之辟新境；被批評“有淺直之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的詩歌缺少“比興”而又沒有韓愈“涵泳經史，烹割子集”的筆力。追隨者的足跡，可視為先行者的倒影，睹影不一定能識人，但大概輪廓還是可以確定的。不難看出，以歐陽修的“苦無比興”來理解韓愈的“以文為詩”是理據皆有。

于此，我們可以總結“以文為詩”的內涵，并考察它與古代詩學理論在邏輯上能否融通。說韓愈“以文為詩”，不以比興寄托思想情感，并不是說韓愈的詩歌沒有思想情感的寄托，而是寄托思想情感有時根本不采用比興的方式，它與傳統詩歌的審美習慣不同。胡震亨《唐音癸簽》云：“景聯所摹物色，或興而賦，或賦而實比，皆其義也?！?45)胡震亨：《唐音癸簽》卷六，第19頁。所言“或興而賦，或賦而實比”，是用“賦”擔當起比興的功能。如果不是這樣，則詩淪為純粹的文字游戲，詩評家的批評就沒有立足點，也就沒有必要討論什么是“以文為詩”了。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以文為詩”是改變《詩經》以來的比興傳統，而采用“敷陳其事而直言之”的創作方式，即便是寫景也多為直陳，不作比興寄托。比興寄托不再作為抒情的主要方式，同時詩在以情動人之外，追求諧謔的趣味。

韓愈這種用賦的創作手法，炫奇逞才以動人心目的詩歌風格，與前人“搖蕩性情，形諸舞詠”以情感人的詩歌大不相同，成為他最具特色的風格，也就是他“以文為詩”的風格。喚起情感是詩的主要特點，辨明事理是文的主要功能。韓愈詩歌炫奇逞才、諧言寫情給讀者更多的是“趣”，抒情的效果大打折扣。如朱光潛所言“散文求人能‘知’，詩求人能‘感’”，這是詩和文的不同特點，而“情”和“趣”的差異，也可于“知趣”“感情”的組詞中分別出來，其“知”與“感”正合于“文求人能‘知’，詩求人能‘感’”。據此，韓愈的詩歌不正是近乎文的理路嗎？這不是巧合，賦作為一種文體，如漢大賦，雖然它也押韻，但我們卻不把它歸為詩，而是作為文的一種，如果僅以“賦”為詩，當然可以說是“以文為詩”。柳宗元《楊評事文集后序》云：“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于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于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于簡策也。比興者流，蓋出于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于麗則清越，言暢意美，謂宜流于謠誦也?！?46)柳宗元：《柳宗元集》卷二一，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579頁。按照柳宗元的說法，以比興的方式創作稱之為詩，否則就是著述之文，韓愈那些沒有比興的詩作，稱之為“以文為詩”，不亦宜乎？

用典是“以文為詩”內涵的外現

前人討論“以文為詩”與韓愈詩風多涉及用典問題，這一問題今人很少討論，在古代詩話中也缺少清晰的論述，如北宋惠洪在贊賞韓愈“以文為詩”的創作方式后，稱“其用事深密，高出老杜之上”，清代何焯則從用典的角度認為“以文為詩”始于李商隱。雖然用典不是“以文為詩”的本質問題，但作為外延部分體現了詩人恃學矜才的審美偏向。

用典可分為“事典”和“語典”兩種，“事典”就是用古人故事，如杜詩“羞將短發還吹帽，笑倩旁人為正冠”，即反用孟嘉“龍山落帽”的故事?！罢Z典”是只用古書當中出現的詞語，而不涉及故事。如王安石詩“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護田”出自《漢書·西域傳》序“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排闥”出自《漢書·樊噲傳》“噲乃排闥直入”，就事而言，與詩的內容毫不相干，僅僅是字面的意思而已。宋人尤其重視“語典”，以顯示學問。葉夢得《石林詩話》：“荊公詩用法甚嚴，尤精于對偶。嘗云用漢人語止可以漢人語對，若參以異代語，便不相類。如‘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之類，皆漢人語也。此法惟公用之不覺拘窘卑凡?！?47)葉夢得：《石林詩話》，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上冊)，第422頁。王安石這首詩題為《書湖陰先生壁》，是一首七言絕句，前兩句是“茅檐長掃靜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采用的還是傳統的寫景抒情的方式，葉夢得只就該詩用典精工的特點發表意見，以點出王安石寫詩的苦心孤詣，可見宋人審美趣味之所在。

關于“語典”，最突出的說法就是“無一字無來處”。黃庭堅說：“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后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于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48)黃庭堅：《答洪駒父書》(三)，《全宋文》第一○四冊，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版，第301頁。這是黃庭堅創作的甘苦之談，與上述葉夢得評價王安石的詩作可相吻合。魏泰《臨漢隱居詩話》批評黃庭堅：“好用南朝人語，專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綴葺而成詩，自以為工，其實所見之僻也。故句雖新奇，而氣乏渾厚?！边@和蔣抱玄說韓愈“涵泳經史，烹割子集”“然看似場面熱鬧”并無二致。魏泰絕非反對用典，“好用南朝人語，專求古人未使之事”給人“新奇”之感，未嘗不好，只是“氣乏渾厚”，不能做到像王安石那樣“用之不覺拘窘卑凡”就不好了。楊萬里《誠齋詩話》對黃庭堅這種創作方法是肯定的，他認為：“初學詩者，須用古人好語，或兩字，或三字，如山谷《猩猩毛筆》‘平生幾兩屐，身后五車書’?！缴殖觥墩撜Z》?！砗蟆?，晉張翰云‘使我有身后名’?！畮變慑臁?，阮孚語?！遘嚂f子言惠施。此兩句乃四處合來。又‘春風春雨花經眼，江北江南水拍天’?！猴L春雨’‘江北江南’詩家常用，杜云‘且看欲盡花經眼’，退之云‘海氣昏昏水拍天’。此以四字合三字，入口便成詩句，不至生梗。要誦詩之多，擇字之精，始乎摘用，久而自出肺腑，縱橫出沒，用亦可，不用亦可?！笨梢钥醋魇屈S庭堅“自作語最難”“取古人之陳言”的釋例。韓愈主張陳言務去，黃庭堅與之不同，認為要“以俗為雅，以故為新”。對此，《誠齋詩話》緊隨上文說：“詩家用古人語，而不用其意，最為妙法。如山谷《猩猩毛筆》是也。猩猩喜著屐，故用阮孚事。其毛作筆，用之抄書，故用惠施事。二事皆借人以詠物，初非猩猩毛筆事也?！庇藐愌詫懗鲂乱?，楊萬里認為是“最為妙法”。宋人得意于語典的巧妙運用，由此可見一斑?！白宰髡Z最難”是因為自鑄偉辭不易，所以要胸羅萬卷，如嚴羽所說“以才學為詩”。這與韓愈“涵泳經史，烹割子集”是一脈相承的。

可見，喜用語典是“以文為詩”在情韻之外活化胸中才學，求得語言表達的趣味，只是“以文為詩”在審美趣味上的外在表現，不是“以文為詩”內涵的本質所在。我們可以從“以文為詩”的本質來解釋這些外在的表現，卻不可以把這些外在的表現看作是“以文為詩”。這就像我們可以說太陽是發光的，卻不能說發光的就是太陽，其間邏輯是一樣的，只可由本及末，不可指末為本。

結 語

明白了上述各種關系，我們可以對“以文為詩”這一詩學命題作一總結?！逗笊皆娫挕冯m然有很多疑點，但是以“以文為詩”批評韓愈的詩歌創作是直指根本，所以其后被普遍接受，成為詩學理論的重要批評術語?！耙晕臑樵姟钡摹拔摹辈贿^是“《詩》六義”中的“賦”的手法而已，和我們所說的散文文體沒有關系。傳統詩歌有賦、有比、有興，而韓愈一些具有自我風格的詩作少有比興，只是賦的直陳，所以《后山詩話》批評韓愈以文為詩。使用虛詞、散文句式以及用典等都是“以文為詩”的外在表現，不是“以文為詩”的本質。但表象不等于本質，如果忽視“《詩》六義”的傳統，將“以文為詩”之“文”視為我們熟悉的散文，就會陷入將表象混為本質的紛繁錯亂之中。有鑒于此，今人認為“以文為詩”體現宋人破體為詩的說法恐怕還需斟酌。

嚴羽說“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從不以比興寄托情思，純用賦體作詩的方式看，“以文為詩”確實也是“非古人之詩”，盡管為嚴羽所不滿，卻是宋人從唐詩中走出來、開辟出新境界的主要手法之一。這也應該是區分唐音與宋調之間的紅線。不難看出，這條紅線是自然形成的合理總結。只是這條界線有如長江和鄱陽湖的分界，遠看清濁分明，置身其間，卻不易覺察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