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慕士的翻譯立場
——以《三國演義》英譯本為例

胡 娟

（景德鎮學院外國語學院，江西 景德鎮 333400）

一、引言

羅慕士（1937-）是美國著名的漢學家，同時翻譯了數本經典的中華文化典籍。羅慕士受邀于中國外文出版社，專門從事《三國演義》的翻譯工作。該譯本被視為繼鄧羅譯本之后，《三國演義》在英語世界公認的最成功的英譯版，羅慕士也因此成為馳名中外的優秀翻譯家[1]。本文以《三國演義》全譯本中負載文化觀念的習俗、典故、史實、詩詞的翻譯為例，通過文本分析和對比分析的方法，探究羅氏所采取的翻譯立場，解讀該漢語典籍翻譯取得成功的深層原因，為中國傳統文化典籍的其他翻譯實踐提供參考和指引。

二、文化異質性與譯者的翻譯立場

不同語言與文化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由此構成了翻譯的必要性以及翻譯的重要目標：打破文化隔閡、促進了解與溝通[2]。在中國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之下，中國傳統文化典籍的翻譯不僅面臨著語言之異，更面臨著承載在語言之上的思維、文化等差異。法國翻譯學家烏斯蒂諾夫曾指出“一種語言不僅是詞匯集合，更是一種思維、夢想、想象和看待世界的方式。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人們在觀念聯合、心理建構和理性思考方面各有差異?！盵3]因此，凝結著習俗、哲思等鮮明民族特色的傳統文化典籍的翻譯便只有在超越語言、文化與思維的隔閡下才能順利進行，在這個過程中，典籍譯者承擔了重要的角色。譯者所采取的“翻譯立場”是譯者主體性的重要體現，法國翻譯理論家安托瓦納·貝爾曼在《翻譯批評論》中將翻譯立場定義為“譯者面對翻譯時的自我定位”，貝爾曼對翻譯立場的解釋強調了譯者的主動性與受動性——譯者的翻譯立場存在個體因素造成的差異，同時也受歷史、社會、文學、意識形態等影響[4]?；谝陨辖忉?，本文認為羅慕士的翻譯立場對其進行漢英兩種語言背后的異質文化觀念之間相互理解與解釋的適應性處理具有引領性的作用，因此將通過對其重要譯著《三國演義》英譯本的文本分析，探究其所采取的翻譯立場，并進一步討論其翻譯立場的形成原因，為其他典籍譯者提供參照。

三、羅慕士翻譯《三國演義》的文本分析

為了更好地理解羅慕士翻譯的立場，特以其翻譯的《三國演義》為例，從習俗、儒家文化、典故、歷史等四個方面來進行分析：

（一）習俗

習俗是一個民族在長期的生產實踐和社會生活中形成的較為穩定的文化事項。以下將以“烏牛白馬祭禮”和漢族喪葬習俗為例，探討羅慕士所采取的翻譯策略和其中體現的翻譯立場。

例1：次日，于桃園中，備下烏牛白馬祭禮等項，三人焚香再拜而說誓曰……[5]

此處出自劉關張三兄弟桃園結義的部分。白馬與烏牛在中國古代社會備受尊崇。因此古人設祭盟誓時，以白馬祭天，以烏牛祭地，以顯示結盟立誓的莊重性與神圣性。在這里，羅慕士采用直譯的方式，將白馬與烏牛分別譯為“white horse”與“black bull”。同時，為了讓目的語讀者更好地理解該行為背后的風俗人情，羅慕士通過加注的方式，在文末進行了長達一百五十余字的注釋說明：“Horse sacrifice may have non-Han origins. In his commentary to the SJ, Takigawa Kametaro notes:“The Xiongnu killed horses to offer to Heaven…During Luo Guanzhong’s lifetime there was an anti-Mongol rebel league called the Red Scarves;this group performed horse and ox sarcrifices”[5]該注釋道明了烏牛白馬祭禮的具體操作，還點明了該習俗并非原產于中原，而是從匈奴民族傳入，可見羅慕士在翻譯中并非滿足于字面意義的轉換，更煞費苦心地通過嚴謹的文獻考證為西方世界的讀者還原付諸其上的文化淵源，促使西方讀者對中國多元的民俗文化有全面具體的認識。羅慕士在翻譯中極為重視副文本的使用，該譯本有長達200 多頁的詳盡注釋，還增附地圖、主要人物、大事紀年表索、職官及專用名稱對照表等。其還原和傳播真實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翻譯立場在此處可見一斑。

例2：至晦日，徐氏先召孫、傅二人，伏于密室帷幕之中，然后設祭于堂上。祭畢，即除去孝服[5]

中國作為文明古國，幾千年來形成了嚴謹復雜的殯喪習俗，包括小檢、報喪、奔喪、停靈、守靈、大檢、下葬、燒七、守孝和掃墓。此句中，“設祭”指為過世的人陳設祭品，而“孝服”則是居喪期穿的白布或麻布喪服。中華民族的殯葬習俗富有特色，且與西方社會的殯葬習俗有所出入。比如主要的歐美國家并不會在人去世后設祭，因此，羅慕士保留了“設祭”并將其譯為“sacrificial ritual”,意為獻祭儀式。雖然“sacrifice”在西方更多是指將動物殺死獻給神靈, 而非過世者。然而結合語境，西方讀者較容易在此處推斷出這里的獻祭是為過世者準備的，通過意識到此處包含的文化異質成分而激發其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了解興趣。羅慕士在翻譯中傾向于事無巨細地保留充滿異域感的中國傳統習俗，也可見其傳播中國文化的翻譯立場。

（二）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是以儒家學說為指導思想的文化流派。以下將選取《三國演義》中有關儒家文化知識進行案例分析。

例3:“玄德不能隱諱，遂曰：“舍弟見操僭越，故不覺發怒耳?！背醒诿娑拊唬骸俺⒊甲?，若盡如云長，何憂不太平哉！”玄德恐是曹操使他來試探，乃佯言曰：“曹丞相治國，為何憂不太平？”承變色而起曰：“公乃漢朝皇叔，故剖肝瀝膽以相告，公何詐也？”玄德曰：“恐國舅有詐，故相試耳?！庇谑嵌腥∫聨гt令觀之，玄德不勝悲憤”[5]

三綱五常（綱常）是中國儒家倫理文化中的重要思想，儒教通過三綱五常的教化來維護社會的倫理道德、政治制度，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即所謂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三綱。董仲舒認為，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則是處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關系的基本法則，治國者應該給予足夠的重視。

僭越指超越本分，古時指地位低下的冒用在上的名義或器物等等，尤指用皇家專用的（出自《三國演義》）。例句《魏書·清河王懌傳》：“諒以天尊地卑，君臣道別，宜杜漸防萌，無相僭越?！?/p>

曹操違背了三綱五常中的“君為臣綱”，首創“挾天子以令諸侯”之舉，又殺死漢獻帝劉協的伏皇后、董貴人以及伏后所生兩個皇子。曹操以下犯上，超越了臣子的本分。

對中文讀者來說，“僭越”的意思很好理解。然而對英文讀者特別是沒有相關知識儲備的英文讀者來說，要理解“僭越”并沒有那么容易，并且在英文中也沒有相對應的詞來翻譯“僭越”，故而羅慕士采用意譯的方法，將“僭越”翻譯為“insolent ambition”即“無恥的野心”，這樣的譯法既能較為忠實地傳達出原文的意思，又有助于英文讀者理解其意思。

例4：操曰：“五關斬將之時，還能記否？大丈夫以信義為重。將軍深明《春秋》，豈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乎？”云長是個義重如山之人，想起當日曹操許多恩義，與后來五關斬將之事，如何不動心？[5]

對于外國讀者來說，“大丈夫”是比較難理解的。在中國，大丈夫指有志氣、有節操、有作為的男子。見《孟子·滕文公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痹谌寮椅幕杏泻芏嗪痛笳煞蛳嚓P的名言，如：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窮？ 唐·杜甫《前出塞九首之九》從某一種程度上說，大丈夫代表了儒家精神。羅慕士將“大丈夫”意譯為“A man worthy of the name”即“名副其實的人”，這樣的譯法既能較為忠實地傳達出原文的意思，又有助于英文讀者理解其意思?！百栽健薄按笳煞颉碧N含著中華民族古樸又深奧的哲思，羅慕士對儒家文化的注解體現了傳播中國文化的立場。

（三）典故

文章中引用與過去有關的人、地名、事件、傳說、故事或語言文字，即為用典。用典可以增加文章的典雅度，能佐證文章論點，抒發作者暗藏意圖，簡化文章辭藻。下文將對比鄧羅和羅慕士的譯文探討回目中用典的翻譯方法。

例5：孫權降魏受九錫 先主征吳賞六軍[5]

八十二回目用典處為“受九錫”。錫，在古代通“賜”字。九錫指九種特賜用物，九錫是中國古代皇帝賜給諸侯以及有殊勛大臣的九種禮器，根據《禮記》記載，這九種器物分別是：車馬、衣服、樂、朱戶、納陛、虎賁、斧鉞、弓矢、鬯，表示皇帝對其的最高禮遇，這些禮器通常只有天子才能使用?；实圪p賜九錫，其形式意義遠大于使用價值。

鄧羅將“九錫”意譯為“is rewarded”，省譯原文中的典故“九錫”，丟失原文本的修辭美。鄧羅譯本中，連用兩個同樣的動詞“reward”會從視覺上造成審美疲勞，不符合英文的行文習慣。羅慕士將“九錫”直譯為“Nine Dignities”，一方面保留原文本的典故修辭，另一方面能激起目的語讀者的興趣，促使他們了解中國文化，有利于中國文化“走出去”。

例6：武侯預伏錦囊計 魏主拆取承露盤[5]

第一百零五回目運用的修辭格有對偶、借代及用典。本處分析重點為回目中用典修辭的翻譯方法。

本回目中用典之處為“承露盤”。因漢武帝晚年好神仙之道，為求長生不老，耗大量民力、物力建造了一系列接待神仙的建筑，承露盤即是其中之一。從某種意義上說，承露盤是漢朝興盛的象征。曹睿下令將承露盤由長安拆往洛陽，體現了漢王朝的衰微，這是這一用典暗藏的含義。鄧羅譯本中，將“承露盤”譯為“the Bronze Statue with the Dew Bowl”，采用了意譯的翻譯方法，增譯“the Bronze Statue”，便于目的語讀者理解。而在羅慕士的譯本中，他將“ 承露盤”譯為“the Ambrosia-collecting Bowl”，“ambrosia”起源于神話故事，意為神仙的食物，食之可長生不老。羅慕士用“ambrosia”一詞譯出了“承露盤”的內在含義。表面上雖然丟失了原文中用典的形式，目的語讀者卻能經由“ambrosia”感受到此處的內涵。羅慕士在此處仍然采用歸化的翻譯方法，盡量在譯語文本中以目標語讀者理解的方式營造原文的語境氛圍。

（四）歷史

中國有著五千年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悠久歷史，三國作為中國經典歷史故事，無疑是西方讀者了解中國歷史的重要窗口。以下選取羅慕士對于《三國演義》史實部分的翻譯進行案例分析。

例7：周末七國紛爭，并于入秦；及秦滅之后，楚、漢紛爭，又并入漢……[5]

在第一回中，原文以“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拉開序幕，繼而又介紹引文所示的歷史背景。值得注意的是，該引文雖然只有24 個漢字，但在書末羅慕士補充了多達譯本一百余字的英文注釋：

“The Zhou dynasty,founded in the 11th century B.C., was conquered in 256 B.C. by the western state of Qin, which established its unified rule over the empire in 221 B.C. In its fifteen-year dominion (221 to 206 B.C.)the Qin dynasty organized the realm into a system of imperial districts and counties (jun and xian), thus laying the geographical and bureaucratic foundation for the succeeding dynasty, the Han(206 B.C. to A.d.220),China’s longest and mightiest.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403 to 221 B.C) preceded the Qin-Han era of unity; the Three Kingdoms era (A.d.220 to 280)followed the Han.”

在這段注釋中，羅慕士補充了大量原文中沒有敘述的史實，概述了中國從周到漢的朝代更迭，同時標注了每個朝代存在的歷史時間，并點明秦、漢兩朝的歷史影響。這無疑使西方讀者在閱讀譯本的同時，了解了大量豐富而真實的中國歷史，對于進一步激發讀者的探索欲、點燃讀者對中國文化的興趣意義重大，可謂成了原文之外，對外傳播中國文化的重要橋梁。同時，也為學院派讀者提供了了解中國的重要史實性材料，其翻譯立場可見一斑。

例8：漢朝自高祖斬白蛇而起義，一統天下，后來光武中興，傳至獻帝，遂分為三國[5]

在古代中國蛇是妖孽的象征，因此也有“蛇妖”一說。 將“白蛇”這一意象融入進漢高祖起義的過程，是歷史事件與神異敘事交融的典范。由于目標語的讀者群體對于中國歷史的了解有限，因此在這里羅慕士采用了增詞的翻譯方法，不僅補充了“Wang Mang’usurpation”的王莽篡漢的 歷史，也增加了“Two hundred years later”和“two hundred years down to the reign of Xian”等時間標記，通過時間的量化，譯入語讀者能夠更加直觀地感受漢朝綿延四百年的滄桑與波折，有力地再現了原文中磅礴雄厚的歷史感，可見羅慕士還原中國歷史的立場。

四、羅慕士翻譯立場及其成因

通過以上幾個案例分析，可見羅慕士總體傾向于以目標語讀者可理解的方式，保留和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的翻譯立場。從標題到后記附錄、從文末注釋到插畫，羅慕士以客觀的文化立場，在副文本中對中國文化意象與哲思的深入解讀，尤其借助人物畫像和事件插圖，為西方準確且客觀地了解三國、了解中國傳統文化提供了直觀的資料，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幫助巨大，更是搭建了溝通原作、譯者和作者的三角橋梁。在《三國演義》的翻譯中，羅慕士不僅僅停留在講好三國跌宕磅礴的演變故事的層面，還致力于讓西方讀者通過中國故事，了解中國文化。在面對“烏牛白馬祭禮”等民俗文化和“承露盤”等典故文化，羅慕士始終堅持在譯入語中保留這些富有文化異質性的內容，對其進行了具體、詳密的解釋，實現了最大程度的文化傳真。而對于文中富有特色的詩詞翻譯，羅慕士則深入剖析了詩詞中所包含的意蘊，原詩的意境、韻律和形式在翻譯過程中的流失降到最小，使譯入語讀者可以切實體會到中國詩歌的意美、音美、形美。通過對現存的羅慕士生平以及訪談資料的分析，其翻譯立場的成因有如下幾點：

（1）主動性：對中國文化的興趣和熱愛成為其基本的翻譯沖動

羅慕士是美國紐約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哲學、中國古典文學、現代中國文化、中國傳統詩歌等方向的研究。青年時期便癡迷中國文化，羅慕士1958 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學士學位，1960 年獲哥倫比亞大學英文專業的碩士學位，成功發表博士論文The Metaphysical Context of Confucius’Analects，最終在 1966 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中文專業的博士學位。早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時起，羅慕士便對“三國文化”情有獨鐘。1976 年，他在同事、好友兼導師鄭僧一（C. N.Tay）的幫助下，節譯了《三國演義》，該節譯本《三國：中國的壯麗戲劇》（Three kingdoms China’s Epic Drama）在1979 年出版，一經出版便受到廣泛好評；1983-1984 年間，羅慕士受邀來到中國，在外文出版社專門從事《三國演義》的翻譯工作，羅慕士還寫過關于《三國演義》的文章，如：“Why Did Zhuge Liang’s Recitation of the Bronze Bird Rhapsody Provoke Zhou Yu?”和“Zhuge Liang and Filial Piety in Three Kingdoms”等。正如羅慕士在一次采訪中所說“在翻譯中，我會注重中國文化的傳播”，羅慕士看似輕描淡寫添加的詞，折射了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多年鉆研，可見正是其對中國文化的興趣支撐了他數十年的漢學研究，促使其翻譯建立在對中西兩種文化融會貫通的基礎之上，因此可以在翻譯中成功超越語言和文化的差異隔閡，以西方讀者感興趣的方式傳播中國文化。

（2）受動性：中國國際地位日益提升的歷史環境

羅慕士在二十世紀的九十年代完成了《三國演義》的全譯本工作，與二十世紀初的另一譯者鄧羅所處的歷史環境相比，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中國在經歷了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改革開放之后，已與晚清羸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狀態完全不同。經濟實力的提升也帶來了文化地位的提升，越來越多的西方人士愿意去接受并且深入了解中國傳統文化，同時中國也日益注重在國際舞臺上傳播中國文化，提高文化軟實力。鄧羅當初的翻譯受雇于英國商人在上海開設的出版公司別發洋行，而羅慕士的翻譯贊助人則是中國的國際化專業出版機構——外文出版社，有著“以外文介紹中國，以圖書溝通世界”的宗旨，因此羅慕士在翻譯時便自然承擔著在西方世界傳播中國文化的基本任務。

五、結語

典籍翻譯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梁，承載著傳播中國優秀文化的重任，有利于增強世界對中國的正確認識，同時進一步提高中國人民的文化自信。譯者的翻譯立場對翻譯結果發揮著隱性作用，因此在典籍翻譯工作中，譯者應建立起對中國文化的濃厚的興趣，以傳播中國文化為己任，對典籍文本所屬的政治、歷史和哲學環境具有全面系統的理解，在此基礎上進行翻譯實踐，才能更好地實現中國文化走出去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