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恕道精神為中心探究體育倫理道德之迷思與突圍

王 迪，林千楓，李畑存，樊君麗

（1.廣東省中山市第一中學，廣東 中山 528400；2.韓國全北國立大學 教育學院，全羅北道 全州 54896；3.廣西國際商務職業技術學院 體育部，廣西 南寧 530000；4.上海體育學院，上海 200438）

當今社會因為社會飛速發展， 人們充分享受了優質生活和高科技發展所帶來的前所未有的便利。 在體育界，因為當今日新月異的科學技術的投入， 體育的科學化的發展也如火如荼的開展。 但是，體育的倫理道德問題，例如興奮劑的使用，“勝利至上主義”，賽場上不道德的行為等，并沒有隨著科學化的發展而得到緩解，反而因為科學的不斷進步而不斷嚴重化，諸多不仁不義的體育倫理道德問題伴隨著體育科學化的發展，全世界國家價值意識的多元化而產生，導致在賽場上運動員與運動員的，甚至國家與國家關系緊張與對立頻發。 針對這一問題人們不僅要追問， 為什么隨著社會的進步與科學的發展，體育界的倫理道德問題卻更加嚴重了，這一切的現象背后最深刻的根源何在？ 導致這一現象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而本文認為，當今在體育界的恕道教育的缺失，是一切體育倫理道德問題產生的根源。 因為“儒學以實用主義為原則，講究經世致用，知行合一，注重發揮文化對于人類的教育功能，將個人、社會與國家的治理聯系起來，注重相輔相成、相互促進。 ”［1］由此可見，在體育界進行恕道精神教育，建立人們對恕道精神觀念的認同，是當今解決倫理道德問題困境的關鍵。

1 恕道精神及其當今價值

在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體系之內，“恕道” 思想可謂是源遠流長。 在儒家尚未出現之前，在《尚書》《春秋》《周易》之中就出現了與恕道精神類似的“寬”“讓”“容”等字眼。 但是上述的著作涉及面較廣，并不是純粹的儒家思想，而且未構成完整的體系。 所以并不能代表恕道精神。 而儒家的開創者孔子，借鑒上述著作，提出了以“仁”為中心的儒家思想體系。 在他認為，達“仁”就必須要以“寬，容，讓”等方法為中心的恕道入手，并將之升華為人類“終身行之之事”的地位。 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寬以待人”“推己及人” 的恕道精神在孔子看來是恰當的處理人際關系的方法，這種以自身的切實感受為出發點，履行對于他人的道德責任的精神， 能夠協調社會不同人群之間矛盾的方法，使社會協調有序的發展。

繼孔子之后，儒家學派的諸多代表人物都紛紛對恕道精神進行了詮釋。 《大學》一文中，將恕道精神定義為：“薭矩之道”。這是以推己度人為標尺的人際關系處理法則， 指內心公平中正，做事中庸合德。孟子提出了“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的恕道思想，這種以性善說，四端之心說為基礎恕道思想，尋求了恕道精神存在的依據。 由此可見，“忠恕之道就是推己及人的原則，他建立人與人之間相互信任、和諧關系的關鍵，也是儒家倫理精神的精髓”［2］。

總之， 儒家的推己及人的恕道精神， 是一種處理人際關系，使人類和諧共存，達到社會和諧發展的一種思想，這種思考人與人的關系，人與社會關系的精神，是解決矛盾的一種行之有效的思維方式。 所以和諧的關系的產生，需要從恕道精神的教育開始。 因此，恕道精神對于體育倫理道德問題的解決提供了一種有效的理論方式，對于體育倫理道德問題的解決，應該從恕道精神的教育為出發點。

2 恕道精神教育的可行性分析

當今競技體育之中，在勝利至上主義的影響之下，各種不道德的體育行為，例如服用違禁藥物，吹黑哨，偏裁偏判、運動員賽場非倫理的體育行為等等體育倫理道德問題日益嚴重。競技體育之中如果要出走當前的困境， 營造和諧的競技體育的氛圍，那么就要重視恕道教育，使“將心比心”“推己及人”的恕道精神重新進入競技體育相關者的內心之中，因為，恕道存在的核心就是“心性”，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態度，如果每個人都能采取推己及人的態度來思考人與人的關系， 那么競技體育便會從當前的迷失之中走出來，重新煥發新的生機。 所以，通過一些措施將恕道精神運用在競技體育之中時可行的。

2.1 “泛意識”的存在是恕道精神的基礎

近年來，在我國政府大力度的精神文明建設之下，我國國民精神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但社會中依然存在著諸多不和諧的因素。 競技體育中尤為如此。 一方面，隨著近代以來的兩次文化運動，人們對于儒家文化中的價值觀念，例如君臣父子，三綱五常等觀念的認同逐步喪失，儒家主體地位崩潰，另一方面，隨著社會的信息化，知識出現碎片化，零歲化的特征，導致出現了各種不同的價值觀念， 而新的主流的價值體系尚未出現，這種多元價值觀讓人們出現了道德迷失，不知道正確的價值究竟是何物，沒有了超越性的情感寄托，運動員作為人類的一個群體自然也不能置身事外［3］。 另一方面，隨著國家經濟能力的提高與科技水平的進步，為了促進競技體育“勝利”這一目標，在競技體育中投入了大量的科學技術，這也確實促進了經濟體育科學化發展。 但是多種科學技術的運用也使得少數人在競技體育的道路上走的更遠，也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價值體系多元化和競技體育科學化的雙重作用之下， 競技體育必然會走向“勝利至上主義”，對于勝利的過分追求以及價值觀體系的崩塌， 那么競技體育之中出現的多種非倫理行為也就是一種必然。 這就是當前競技體育的道德迷失［4］。

其實，人類無關種族，有一種泛意識的存在，那就是“不忍人之心”。 這種不忍人之心與膚色，國界，種族無關。 世界上的每個國家，每個種族的人當他看到生靈被涂炭，他絕不會欣喜若狂，絕不會存在任何偏見，而只有同情、共情，甚至恨自己無法去助一臂之力。 這一點無需懷疑。 在體育比賽之中，當我們看到運動員展現了高尚的體育道德的時候， 我們誰也不會不受感動。 這究竟是為什么，因為這種不忍人之心，不就是每個人都能有將心比心、推己及人的心性嗎？ 所以作為生活在社會這一共同體中的個人具有普遍性的生理、 心理、 以及精神情感，人的人性與膚色，國界，種族均無關。 而恕道的基礎就是人類內在良知和理性，這也是人類意識的永恒性基礎。 從身心一元論的角度來看，人的行為就是內心在外部的展現。 所以在競技體育之中，基于恕道的價值觀就是要在賽場上推己及人，基于寬容的價值共識，用恕道來規范自我的行為，并指導自身的行為，最終達到和諧。 因此，儒家的恕道精神來緩解當下非倫理性的道德行為的蔓延不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

2.2 合理的制度的建設是恕道實行的保障

綜上所述，引導競技體育界重塑恕道精神，以恕道規范個人自我行為，不僅對于解決倫理道德問題是可行的，也是解決體育倫理道德困境所必須的。 那么，如何有效的推進恕道精神的教育？建立一種行之有效的制度是恕道教育的基礎。合理的制度則是恕道精神在競技體育界重塑的首道屏障。 合理的體育制度，不僅僅是要建立一種完善的體育制度，更決定于能否順利的貫徹這一種完善的體育制度。 正如鄧小平所言：“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 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5］?！贝_實如此，在當今的競技體育界，由于種種原因，缺乏對于不道德行為的處罰制度，也缺乏對于高尚行為的弘揚制度， 這就導致了運動員及其團隊為了利益以及勝利會做出種種不道德的行為。 而且對于體育制度本身，也存在著可以被鉆漏洞的空子，這也為不施恕道，獲得利益的人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便利。 因此， 尋求合理的制度和實施程序，是真正重塑恕道，解決體育道德問題的保障。 在競技體育中，強化人的責任意識與監督執行能力，通過規范倫理激發理性和良心，是當務之急。 一方面，完善競技體育中的體育監督制度，對不行恕道的個人加強監督與處罰，使其無法肆意妄為地做出非道德的體育行為，防患于未然，這是其一。 其二，要大力完善體育法，加強法律對體育倫理道德的懲戒力度，通過立法的形式強制人們遵守恕道。 所以， 制度地完善對于恕道精神，以期合理的解決體育倫理道德問題是至關重要地。 因為恕道訴諸于每個人都有的道德判斷，寬以待人，推己及人，從自己的具體情況考慮別人的情況， 把彼此的意見帶入自己的視野，最大限度地消除彼此的差異。 但是人因為人的本性，喜歡趨利避害，那么如果沒有一種合理的制度，恕道精神則難以進入追求利益的人的內心之中。 所以，只有對為了追求利益做出種種非道德行為的個體進行嚴厲的處罰，既消散其既得利益，又付出慘痛代價的基礎之上，訴諸于人的泛意識，對競技體育者進行恕道精神的教育， 讓恕道真正的進入人的內心之中并向外在表現出來。 競技體育之中的種種不道德行為才能逐漸好轉。

2.3 人類內心的自覺是實施恕道的關鍵一步

通過恕道來解決當下競技體育之中存在的種種不道德的行為的話，一個合理的，并且能夠得到施行的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只存在這種合理的制度也是不行的。 不能否認的是，每個社會個體都具有人性，了解推己及人的重要性，知道通過將心比心可以解決競技體育中存在的道德問題， 但是問題是“為什么每個人都知道，卻又做不到？［6］”。 由此可見，不僅要訴諸于合理的體育制度， 讓恕道精神在競技體育之中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那么培養每個個體“慎獨”的功夫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個體內心的寬容的道德心的覺醒，才是恕道教育最為關鍵的一步。

恕道精神是一種穩定的生存方式， 這是與長期人類地歷史相結合之產物，是人的本質地外在對象化，是人的內在需求向外在表現的結果。 恕道精神，應該融入人的內心，構成一種內在的行為方式。 我們應該將恕道精神重新回歸于競技體育中個體地內心， 通過內心對恕道精神地認同從而在內心限制和影響競技體育個體外部行為表現。 那么，如何在現在競技體育界“勝利至上主義”地影響下，在利益至上思維模式下，對競技體育中地個體推進恕道精神， 改變如今地種種非道德體育行為地出現就顯得至關重要。 所以，重建競技體育中對恕道這一價值觀地認同， 使人們對恕道思想有正確的認識并從根本上認識他，并在競技體育之中遵循恕道精神原則且付諸實施，最終實現在競技體育之中對恕道地堅守與執著， 成為當今解決體育倫理問題地當務之急。

因此，在競技體育界廣泛地開展恕道教育，就顯得尤為重要。 在恕道教育之中，對于青少年地教育是至關重要地。 青少年正處于成長期，他們地價值觀尚未形成，還沒有一套完整的對于事非地判斷標準。 而一種好的道德行為，一定要讓其被接受，在認可之后，才會成為具體地有指導性行為的準則。 所以，恕道精神地的首要任務是究竟如何才能在競技體育之中被認可和接受。 青少年因為具有培養的不確定性，所以對青少年兒童地恕道教育就是推行恕道教育之時地應有之義。 所以，在競技體育之中要首先注重對基層體校運動員地恕道精神地培育。 只有在個體地幼年階段接受了深刻地恕道教育，才能從根本上影響個體地人生觀與價值觀， 這樣才能整體提升一代運動員道德水準， 在成年之后就會自覺地抵制種種非道德行為地出現。

另外，在恕道精神教育地過程中，對于教練員地精神教育也是至關重要地。 因為恕道要求的治理主體從自己地內心真實感受出發，推己及人，將被治理者和自己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以自己的切身感受作為教育地出發點，在教育地過程中觀察被治理者與自我之間的差異性、多樣性，只有這樣才能在一個郵寄地整體之中來把握恕道教育，形成將心比心重疊共識。只有像對待自己一樣，將他人視為具有自由的個體，正視他人的合理利益，保障其自由表達個人表達意愿的能力，才能在治理與被治理者關系者之間獲得利益最大的公約數。 但是在恕道教育過程中，所要求的從自我出發，這絕對不是“自我主義”的一種，而是從內心反求諸己，把別人當作自我一樣來關懷別人的感情，嚴以律己，不能強迫要求對方。 所以，在競技體育之中，教練員就是治理者，運動員就是被治理者，根據恕道的教育原則， 恕道教育絕對不意味著使用任何強力手段來被迫受教育者就范， 而是要通過自身的德行去影響受教育者的行為取向。 教練員具備完善的德行，就能激發運動員內在的道德意識，依孔子之意，以恕道，就好像北斗星一樣，處在自己的位置上，群星自動環繞著它。 只有教練員充分意識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用推己及人的態度來對待運動員，和運動員之間形成一種良性的互動， 這樣才能使運動員更好的接受恕道。

同時， 利用社會手段宣傳恕道精神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種方式。 如利用網絡，電視，報紙等媒體，積極宣傳恕道精神，對推行恕道的運動員或者教練員進行宣傳， 同時利用道德手段對做出非體育道德行為的個體進行強烈的批判， 從而減少競技體育界的恕道不施的現象，提升恕道在競技體育界的影響。體育媒體應該利用自己的大眾媒體手段， 效仿中央電視臺開展的“全國道德模范”“感動中國十大人物”等評選活動，通過媒體來宣傳道德行為，并與人類內心深處的道德相呼應，在體育界形成廣泛的對恕道精神的認同感，因此，應該以恕道的教育為基礎，再對多種形式的社會獎勵辦法和對策進行探索，形成再競技體育界廣泛的恕道價值觀念，并使恕道觀念常態化，習慣化，發揮恕道教育引領人的作用。 這樣體育界中的利益關系必然弱化，非道德行為必然會得到有效減少。

3 結語

傅佩榮教授曾經講到：“善就是人與人之間適當關系的表現。 ”儒家所謂的善，如果說是一種內在思維的外在表現的話，那么恕道精神無疑就是這種善的表現形式之一。 恕道精神作為儒家文化的精華，是中國人內在思維方式的基礎，是中國文化中姜酒與人為善的精神來源， 這種精神支撐中華民族的歷史從未間斷，并且再漫長的歷史河流中穩定、不間斷的發展。在當下，面臨著多種價值觀的出現與儒家精神的弱化，如何改善競技體育界因為“勝利至上主義”而出現的種種非道德的問題這一點令人深思。未來競技體育倫理道德的發展究竟該何去何從？ 徐復觀先生曾經說過：“人類基于現有能力的限制，對于未來的發展不能一蹴而就，只能順著已經走過的路來與未來之路聯結，這就等于是數學中要靠若干已知數來達到求證未知數的目的是一樣的。 雖然人類的前進道路不會有窮途末路，但是在行路的過程中迷了路的人是會感到窮途末路的。 ”［7］正是如此， 再當今競技體育界亂象叢生， 經濟倫理道德陷入迷茫之時，我們只能重新沿著已經走過的道路來尋求未來的出路。 當競技體育界原有的道德倫理關系被實用主義， 個人主義所替代的時候，需要出現一種個人與他人，與群體之間的和諧發展之路之時，那么以推己及人為基礎，主張以恕己之心恕人，將心比心，實現人與人之間互相理解，互相體諒，化解矛盾，消除隔閡，促進人際關系的和諧的恕道精神，對當今解決競技體育倫理道德問題無疑提供了一種內在的心理基礎。

在當代，我們在體育界重塑恕道精神，不是意味著讓儒家的恕道精神強植于競技體育之中， 也不意味著要讓恕道精神原封不動的出現在競技體育界，而是要讓一種充滿人性的，感性的， 基于推己及人的恕道精神對競技體育倫理道德問題的解決提供一種充滿人文色彩的價值尺度。 通過弘揚推己及人的精神，自覺的提高道德意識水平和加強自律性。 同時我們要重視把社會道德風尚與道德體系同體育結合起來， 為保育道德的形成創造良好的氛圍環境［8］。讓競技體育界重新煥發高尚的倫理精神，讓人文主義精神發揚于競技體育之中，在解決競技體育倫理道德的同時，讓和平，有愛與團結的奧運精神重新彰顯，提升當代競技體育的文化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