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幼兒家庭教育的生成邏輯、困囿與脫困之策
——基于布爾迪厄文化資本理論

徐 東，陳 冉

（西華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四川 南充 637002）

2022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印發的《2022年新型城鎮化和城鄉融合發展重點任務》提出，要持續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提升新型城鎮化建設質量發展[1]。新型城鎮化建設使得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動力奔赴城市就業，家庭式流動也愈發普遍。同時，《中國流動人口子女發展報告2022》的數據顯示，我國3～5 歲的城市流動幼兒約1147 萬人[2]。隨著流動幼兒基數的逐年增加，流動幼兒和其所在家庭所面臨的禁錮也逐漸增多。首先，由于戶籍制度的限制，流動幼兒從入幼兒園開始，到之后的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都難以分享與城市幼兒同等的待遇，流動幼兒融入新環境面臨困境；其次，流動幼兒家庭在流動中家庭經濟狀況面臨困境，幼兒教育投入比重失衡，家庭教育往往做減法，難以形成科學的育兒觀；最后，社區和幼兒園對流動幼兒家庭教育上的支持與服務并未真正落地，極易讓流動中的家長和幼兒陷入“信息繭房”困境。本研究試從布爾迪厄文化資本理論剖析流動幼兒家庭教育的生成邏輯，并厘清其中的困囿，即流動幼兒家庭具身化的文化資本缺失、客觀化的文化資本分離、制度化的文化資本割裂是導致幼兒家庭教育出現問題的根源所在。在分析流動幼兒家庭教育問題生成邏輯的基礎上，本研究提出相應的緩解策略，旨在讓流動幼兒家庭順利融入城市生活，流動幼兒也能接受良好的教育。

一、布爾迪厄文化資本理論視角下剖析流動幼兒家庭教育的生成邏輯

法國最具國際性影響的思想大師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最早在《教育社會學研究與理論手冊》的“資本的形式”一節中提出“文化資本”這一概念[3]。他在其后來的著作《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中，將文化資本、社會階層與個體發展聯系起來[4]，即不同社會階級的受教育者因接受不同形式的教育，個體所獲得的文化修養、學術造詣等各種文化范式也就不同[5]。布爾迪厄根據行動者獲得文化資本的難易程度、所帶來利潤的大小、社會制度控制的過程，將文化資本劃分為具身化、客體化、體制化三種形態，并指出不同文化資本之間是可以相互轉換的[6]。具身化的文化資本是與行動者自身相聯系的性格特征，包括行動者的氣質性情、談吐舉止、活動傾向等；客體化的文化資本指的是以物質為載體呈現出來的文化資本，即行動者在教育過程中所接觸到的書本、唱片、畫作等文化產品，其特性在于以知識為載體產生的文化價值；制度化的文化資本是指在合法化的規則和控制下的文化資本，包括認可度較高的學歷、學術資格等，制度化的文化資本具有合法性、穩定性和獨立性的特點[7]。在家庭教育場域中，家庭文化資本包括具身化的文化資本、客觀化的文化資本、制度化的文化資本。家庭具身化的文化資本指的是家庭的教養方式、語言習慣及內部成員性情傾向等對幼兒潛移默化的影響因素；家庭客觀化的文化資本指的是家長對幼兒園、興趣班及書本這類文化產品的教育投入情況；家庭制度化的文化資本包括父母學歷文憑、家庭經濟水平及家庭扶持策略等制度性指標。布爾迪厄認為，子女受教育機會多少與文化水平高低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家庭對文化資本投入的多少[7]。

流動家庭幼兒作為時代的特殊產物，指的是由于家庭經濟條件、成員工作變動、家庭關系調整、自然災害等原因，雖然家庭離開戶籍所在地，但戶口未發生變動或遷移，且家庭成員須包括在流入地居住半年以上的3～6 歲的幼兒[8]。文化資本水平不同的家庭，流動幼兒家長的教育選擇也各不相同。家庭文化資本充裕的流動幼兒家庭往往擁有良好的制度化文化資本，其家庭經濟優渥，家長注重自身對子女的言傳身教，在進行教育選擇時也傾向于優質的文化產品，這些都有助于家庭教育的向上流動。家庭文化資本一般的流動幼兒家庭，其父母受教育水平中等，家庭收入相對穩定，教育方式較合理，在進行文化產品選擇時受限于現實環境，更多考慮的是家庭經濟的承受能力。家庭文化資本較差的流動幼兒家庭，由于父母自身知識水平及能力有限，家長缺乏科學的教育觀念和方式，因而忽視日常生活中自身對于幼兒的言傳身教，其家長對幼兒的家庭教育便做減法。家長在學習用品的購買、就讀學校的選擇、興趣特長的培養等文化產品方面投入很少。另外，受教育競爭機制的影響，低收入的流動家庭也可能會孤注一擲地把絕大部分收入放置到幼兒教育中去，使得逐漸脫離貧困的家庭陷入相對貧困，甚至陷入教育致貧的困境當中。

二、布爾迪厄文化資本理論視角下解讀流動幼兒家庭教育的困囿

（一）流動幼兒家庭具身化的文化資本缺失

1.流動幼兒家庭內部教養方式失全

流動幼兒家庭內部的教養方式往往不科學，多是放任冷漠型、簡單粗暴型及威脅恐嚇型的教養方式。首先，由于家庭教育時間有限，有的家長會犧牲家庭教育時間選擇去兼職賺取生活費用，使得本就“不富足”的家庭教育時間更為緊湊，從而減少了流動家庭的育兒時間。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缺位”，使流動幼兒陷入“無資本、無教育”的困境。其次，流動幼兒家庭來到城市會偏向于選擇城中村或者老舊小區居住，這類住房普遍的特點是價格低廉、環境嘈雜，所住社區提供家庭教育服務指導薄弱，既沒有針對流動家庭的育兒知識宣傳活動，也沒有基礎性的流動家庭育兒指導服務，流動幼兒家庭無法尋求到適合的育兒扶持服務。最后，較低的文化資本難以維持流動幼兒家庭對科學育兒觀的獲取，即使有途徑可讓流動幼兒家庭初步了解如何去建立有助于幼兒發展的教養方式、育兒觀等，但是如何具體施行民主型教養方式及怎樣解決流動中的育兒矛盾等問題，對于流動幼兒家庭來說都是難以突破的。

2.流動幼兒融入新環境失卻

流動后的新環境對于幼兒來說難以融入，幼兒對其適應期較長[9]。首先，家庭流動后，致力于工作或兼職的父母習慣性地在幼兒教育中缺位，使得父母與幼兒之間的親子互動時間減少，從而加劇了親子沖突與矛盾，阻礙了幼兒與家長經常交流。例如，家庭的放任不管會導致流動幼兒在幼兒園內出現性格孤僻、與同伴沖突、情緒暴躁等情況，從而使流動幼兒形成抑郁與焦慮的性格。其次，家庭流動后的幼兒往往短期內難以習慣幼兒園的作息、飲食、語言閱讀、教育方式等。例如，流動幼兒不能流利地用普通話與教師、同學交流，而依舊使用家鄉話與人溝通，使幼兒難以融入新的社交圈，幼兒自我認知內驅力也難以形成。最后，流動家庭父母在日常生活中對幼兒施行的“節約”教育，使流動幼兒與同伴的消費觀念相差較大，并極易映射到流動幼兒未來的生活中，流動幼兒也因此逐漸變得不自信、自卑，甚至出現仇視“富人”的反社會現象。

（二）流動幼兒家庭客觀化的文化資本分離

1.流動幼兒家庭教育物質投入失衡

首先，不同家庭文化資本水平的流動幼兒，家長對其教育投入也不同。低家庭文化資本水平的流動幼兒家庭易出現兩種極端情況。其一，由于父母大多學歷較低，受教育程度依然較低，他們可能會將自己的教育經歷映射到自己子女身上。這樣的家庭在幼兒的教育中投入較少的資本，表現為幼兒家長經常會為孩子選擇收費低的幼兒園，也不會讓孩子去興趣班，并盡最大可能減少文化產品和文化活動的支出。家庭物質投入的失衡極易讓流動幼兒喪失一定的受教育機會，使家庭陷入“寒門難出貴子”的境地。其二，低收入的流動家庭也可能會把絕大部分收入放置到幼兒教育中，目的是希望家庭最終脫離貧困。但現實是，流動家庭在脫貧的過程中又深陷教育致貧的困境。其次，流動初期的家庭大多在文化產品和文化活動的選擇上是盲目且隨大流的，往往缺少對幼兒教育投入的正確判斷與取舍。家長在流動初期對于幼兒教育甚至會“病急亂投醫”，更看重眼前的教育“效益”，毫無計劃地對幼兒教育進行選擇與安排。最后，許多流動后期的家庭雖積累了一定的物質財富，但在家庭教育的經濟投入方面較為嚴謹，教育投入往往偏離了主流文化，大多家長只愿拿出一小部分家庭收入作為幼兒的教育投入，家庭中剩余的大部分財富是為今后返鄉做準備。

2.社區關懷流動幼兒家庭教育服務失范

首先，社區在流動幼兒家庭教育上的服務與支持并未真正落到實處，表現在未定期對流動幼兒家庭進行探訪和幫扶，也鮮少了解其在生活、教育等方面的難處，只是把流動家庭當作是短期的“過客”，將其隔離在社區之外。其次，流動家庭所住社區未能提供專業性的家庭教育服務指導。社區既沒有開展針對流動家庭育兒知識的宣傳活動，告知家長如何在流動后科學選擇幼兒就讀園所、購買教育文化產品等，以及怎樣幫助幼兒緩解在新環境下不適應、焦慮的情緒；也沒有實質性地開展流動家庭教育的服務活動。對于流動幼兒的家長來說，社區的家庭教育輔導站形如擺設，難以發揮其真正的價值和作用。最后，總體而言，流動人口所聚集的社區難以接觸到社會主流文化。例如，流動幼兒的家長不了解新時代的勞動教育為何物，也不知如何在家庭中開展教育，其家庭自然而然地長期生活在貧困文化當中，并且難以脫困。

3.幼兒園助力流動幼兒家園協同合作失措

優質學校、醫院大多集中于城市，家庭希望得到更好的教育和醫療服務必須去往城市，這也是大多數家庭選擇流動的動機。首先，家庭流動之后，家長會根據親戚朋友的教育選擇、園所收費標準和自身對于幼兒園的認定標準等因素進行幼兒入園的考量。目前，公辦幼兒園入園門檻高，只有本地戶口、輻射范圍內的住戶所育的幼兒才能有入學資格；而相對入園門檻低的民辦幼兒園，其收費高、師資水平參差不齊，加之流動幼兒家長在城市中的人脈資源處于劣勢，流動幼兒想要得到和城市本地幼兒一樣的同等教育待遇則是難上加難。其次，流動家庭選擇的民辦幼兒園，育兒知識宣講、家園合作等活動開展的頻次較少，一學期可能只有一次關于科學育兒方面的講座和活動。家長、幼兒園在溝通交流上的單向輸出、輸入，難以實現二者信息的互通有無，加之流動幼兒家長在育兒方面獲取的信息量較少，因此，極易形成信息壁壘與屏障。最后，民辦幼兒園由于自身資金有限，為流動幼兒購買書籍的可能性也不大，幼兒園、家庭二者在育兒方面所使用的文化產品參差不齊，難以在幼兒教育選擇上達成共識，從而加大了科學育兒的難度。

（三）流動幼兒家庭制度化的文化資本割裂

1.政府公共扶持政策失效

入園貴、入園難是流動家庭面臨的普遍問題，其根本原因與政府角色的“缺位”有關。政府作為維持正義的“第一責任人”[10]，針對流動家庭、流動兒童等相關扶持政策尚有需要完善之處。首先，社會經濟發展依靠的是科技的進步及勞動者素質的提高，而流動幼兒家長很難在城市贏得一份高薪的工作。其原因在于：一是流動幼兒家長的文化素質較低；二是政府對流動人口的幫扶力度相對較小。其次，流動家庭選擇幼兒就讀于公辦幼兒園的比重偏低，往往文化資本較低的流動家庭會選擇讓幼兒進入收費低、門檻低、同鄉多的民辦幼兒園。政府對這類幼兒園的公共扶持政策未能完全落實甚至存在缺失，無論是園內安全管理還是教學管理都難以達到公辦幼兒園的標準。由于民辦幼兒園的設施設備、教職工工資等支出大部分來自幼兒的學費，民辦幼兒園很難有更多的資金用來提高流動幼兒的教育水平。

2.流動幼兒家庭經濟支出失能

流動幼兒家庭選擇背井離鄉來到城市，為城市建設與發展作出貢獻，但其家庭經濟水平支出仍存在諸多困境。首先，大部分流動幼兒家庭家長只有初中、高中文憑，其制度化的文化資本偏低，城市對其的容納度也就偏低。流動初期的父母常從事工作時間長、工資低廉、勞動量大的體力勞動，其所獲取的回報遠遠低于付出的汗水與努力。其次，政府對流動幼兒家庭的扶持力度較小，以價格便宜的“公租房”留住外鄉人的方式偏多。但住房只是流動家庭流動后生活的一個方面，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流動幼兒家庭在流動后遇到的很多難題。最后，教育本是公共產品，卻因城鄉經濟差異失去了本該具有的公共性[11]，同時教育的“市場化”，造成許多農村家庭因農村教育落后而選擇讓孩子前往城市接受教育，甚至有的家庭把絕大部分收入投入幼兒教育，以至于家庭陷入“教育致貧”的窘境。

三、布爾迪厄文化資本理論視角下找尋流動幼兒家庭教育的脫困之策

流動幼兒家庭從農村來到城市，脫離了血緣、地緣的關系，家庭內部也面臨著頗多難題。本研究嘗試從布爾迪厄文化資本理論視角下解讀流動幼兒家庭教育的脫困之策。慣習調適——積累流動幼兒家庭具身化的文化資本；資源協同——提升流動幼兒家庭客觀化的文化資本；制度引導——深化流動幼兒家庭制度化的文化資本。其初衷是努力推動流動幼兒家庭融入城市生活，提高家長對幼兒教育選擇的水平和質量。

（一）慣習調適：積累流動幼兒家庭具身化的文化資本

1.促進流動幼兒家長科學育兒觀的養成

首先，流動初期的家長可在流動人口群體中尋求育兒幫助，如在緩解幼兒的流動焦慮、引導幼兒建立新的朋友圈、選擇幼兒入學幼兒園等方面，應借鑒其他流動幼兒家長可取的教育方式，以提升其在流動后期建立民主科學的育兒觀。其次，流動家長可在工作閑暇之時參觀博物館或者游覽公園，進而了解流動后城市的文化底蘊，或去往圖書館瀏覽閱讀書籍，提升自身的文化修養，習得科學合理的教養方式，以增進家庭內部成員的具身化文化資本。最后，流動幼兒家長可以主動選擇融入城市社區生活，構建流動后新的社交關系，并積極參與社區的家庭教育講座、育兒知識宣講等相關活動，進而了解社區關于育兒宣傳的新動態，以知曉更多關于幼兒科學的養育知識。

2.推動流動幼兒家庭常規教育機制的建立

流動幼兒家庭常規教育機制的建立影響著家庭具身化文化資本的積累。家庭常規教育機制的有效建立有利于穩定流動家庭內部關系及提升家庭教育質量。首先，在流動幼兒家庭常規教育實施過程中，父母應發揮好帶頭作用，在日常生活中注重自身的言傳身教對幼兒的影響。例如，在家庭常規勞動教育中，家庭內部制定好各成員的任務清單后，父母等長輩首先應完成自身的勞動任務，在勞動中為幼兒樹立良好的榜樣，助力流動幼兒家庭的家教、家風建設。其次，在流動幼兒家庭常規活動中，父母可為幼兒制定活動標準，并通過檔案記錄給予評定，還可借助網絡平臺等及時、正向地表揚幼兒，激勵幼兒逐步適應流動后的家庭生活方式，同時在家庭中營造積極的學習氛圍，以提升幼兒的學習品質與能力[12]。最后，流動幼兒家庭的常規教育不只是“家事”，即流動后不能將家庭教育僅僅禁錮于家庭之內，應和幼兒園的常規教育保持一致與連貫[13]。在流動幼兒家庭常規教育機制建立過程中，家庭和學校應相互取長補短，實現共同的家庭教育目標。

3.加強幼兒流入后的自我身份認同

作為流動家庭中的關鍵一員，流動幼兒生活學習環境質量較差，他們雖然生活在城市，但是沒有享受到與城市幼兒同等的公共設施、教育資源和醫療服務等，同時流動幼兒較城市幼兒在學習、品行和心理健康等方面遭遇的挫折和問題更多。因此，社會各方要高度重視流動幼兒的各種問題。首先，政府、社區和婦聯等有關部門應加強對流動幼兒家庭的照護，給予流動幼兒基本的理解與尊重。各級政府應牽頭關愛流動幼兒的各項工作，整合社會資源，提升流動幼兒家庭在流入后的語言文化適應能力及當地社會文化認同感，為流動幼兒健康成長創設良好的環境。其次，公安、衛生等部門應發揮自身在流動兒童工作中的職能作用，給予流動幼兒相應的社會援助，保障流動幼兒的安全與健康。最后，學校、社區和家庭應引導流動幼兒融入新群體生活，建立健全一對一幫扶制度，助力幼兒在流動后建立新的朋友圈，同時定期開展流動幼兒心理健康疏導與教育，提升幼兒自我情緒調節、耐挫能力和適應環境能力，逐步推動幼兒流入后城市歸屬感的提升和自我身份認同的實現。

（二）資源協同：提升流動幼兒家庭客觀化的文化資本

1.合理分配流動幼兒家庭教育投入

首先，在選擇幼兒入學的幼兒園時，流動幼兒家長應端正教育理念，摒棄“貴園即是好園”的觀念，從實際情況出發，選擇適合家庭經濟條件、適合幼兒身心發展的幼兒園。其次，家長在對幼兒教育投入時應合理安排額度，做到教育投入有度、分配資源合理，在保證收支比重適當的基礎上，選擇幼兒感興趣、符合其身心發展規律的教育輔導，但切不可揠苗助長，更不要讓家庭陷入“教育致貧”的境地。最后，流動幼兒家長應有計劃、有目標地選擇適合幼兒閱讀的文化產品。特別是在幼小銜接階段，試圖“贏在起跑線上”的家長會給幼兒購買大量小學閱讀書籍、布置超出幼兒認知范圍的作業。殊不知，該階段的教育重點是培養幼兒良好的學習、生活習慣，而不是超前化地讓幼兒學習知識。

2.有效構建社區家庭教育服務體系

社區服務一直是基層治理的主體[14]，在社區服務體系支持下的流動幼兒家庭能更快融入城市生活。首先，社區需要定期提供家庭教育咨詢與召開育兒知識座談會，上門宣傳育兒知識，并對流動幼兒家長進行教育指導，幫助流動幼兒家長改進教育觀念和習得科學的教育行為。其次，社區聯同教育機構應設立選擇多元化、入學條件相對簡單的、有社區配套的普惠性幼兒園，為未能進入公立幼兒園的流動幼兒提供更多入園選擇的可能。另外，社區應建立家庭教育輔導站，指導流動幼兒家長開展家庭教育活動，促進家庭在流動后的和諧與穩定。最后，社區既要提供正式的社會網絡支持，定期組織社區聯誼活動，加深流動幼兒家庭與城市家庭的交往，推動流動幼兒家庭融入新的群體生活；也要助力流動幼兒家庭間自發的非正式社會關系網絡的建立，為流動幼兒家庭提供豐富的文化交流模塊活動，搭建更為多元、開放的交往平臺，擴大流動家庭的交往范圍，從而建設更加和諧友愛的社區大家庭。

3.幼兒園與流動幼兒家庭形成教育合力

首先，幼兒園應認真落實國家的政策要求，推動普惠性幼兒園的建立。幼兒園向外降低幼兒入園門檻，解決流動幼兒入園難、入園貴的問題；向內提升園內師資力量，促進幼兒教師專業化發展。幼兒園還應定期檢查園內衛生、安全設施設備，保障流動幼兒的健康成長。其次，幼兒園應舉辦相關學前教育專家講座，以促進幼兒家長掌握科學民主的教養知識和教育行為，從而使流動幼兒家長在選擇幼兒興趣班、文化產品時更為理智。最后，幼兒園閱讀區應放置適合幼兒閱讀的圖書，為流動幼兒提供更多平等閱讀的機會；同時，幼兒園也應引導流動幼兒家長學會選擇適合幼兒的繪本、書籍等文化產品，讓家長意識到閱讀、書寫對促進孩子語言、行為等方面發展的重要作用。

（三）制度引導：深化流動幼兒家庭制度化的文化資本

1.深化政府公共扶持政策的落實

流動人口中的弱勢群體由農村來到城市，他們脫離了地緣、親緣的社會支持系統，政府和社會的扶持與援助能夠保障其得到基本的生活、教育支持。首先，政府應加強對流動人口的社會救助和制度保障建設，加大對流動家庭在住房、教育及醫療等方面的經濟援助，保障流動人口在城市生存和生活的權益，緩和其在流動后的經濟沖突與生活矛盾。其次，農村與城市分割的戶籍制度成為流動家庭中幼兒入學最大的羈絆。在國家新城鎮化政策的推動下，幼兒園需以政府和公立幼兒園為導向，破除流動幼兒入園的戶籍限制，推行差別化落戶政策，以保證流動幼兒享受均等的公平教育?！读鲃觾和{皮書：中國流動兒童教育發展報告（2019—2020）》指出，當前我國流動幼兒入園政策以“積分入學制”“材料準入制”兩大類為主，幼兒園應以“社保繳納年限、城市居住年限”的積分積累入學制為未來改革的方向與目標[15]51，而不再是以往須有城市戶口才能入園的要求。最后，政府有關部門應提高普惠性幼兒園的覆蓋率，在流動人口之地興辦安全衛生、價格合理的普惠性幼兒園，從而降低流動家庭幼兒的教育支出，以滿足流動幼兒的入園需求。

2.助力流動幼兒家庭經濟地位的提升

首先，流動前的家庭所在地政府需發展當地特色產業，吸引流動人口回流，進而激活農村治理的內在活力，提供更多的工作機會讓當地青壯年“留得下、待得住”，農村也不再是“空巢老人”的聚集之地，而是更多青壯年事業有為之地。此外，政府也要努力落實農村人才培養機制，打造懂技術、有素養、懂管理的高素質農民隊伍，壯大農村集體經濟，提升農村家庭的經濟生活水平。其次，家庭流入地的政府可提供貧困人口幫扶、就業補貼等相關援助，適當加大城市公益性崗位開發力度。另外，流動家庭流入地的當地政府也要努力培育城鄉合作產業，推動城鄉融合，助力新城市居民在公共服務上享受資源均等化的城市環境。最后，流動后的家長應不斷提升自我技術水平，利用城市中的學習環境和資源學習足以謀生的技能，通過繼續教育培訓中心或者網絡學習平臺提升自我職業技能和知識素養，提升家長的制度化文化資本，加強其自我職業的不可替代性，使家庭在流動中不斷積累財富，以便為幼兒入園提供經濟上的支持。

四、結語

經濟發展的今天，家庭式流動已成為時代潮流，但流動中也暴露出諸多問題，使得流動幼兒家庭融入不了城市生活，成為“局內的局外人”。從文化資本理論角度對其進行分析，問題主要表現為流動幼兒家庭具身化的文化資本缺失、客觀化的文化資本分離及制度化的文化資本割裂。因此，流動幼兒家庭教育的改變需積累流動幼兒家庭具身化的文化資本、提升其客觀化的文化資本、深化其制度化的文化資本，方能使流動幼兒家庭脫困及流動幼兒接受良好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