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黑龍江留俄學生文獻史料考述

劉振宇

（沈陽師范大學俄羅斯教育研究中心，遼寧 沈陽 110034）

教育交流是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之一，肩負著促進人類文明相互溝通與進步的歷史使命，在推動教育發展乃至文明進步發展等方面具有巨大作用。留學教育作為教育交流的主要組成部分，其產生與發展有力地推動了各國各地區的人才流動，促進了不同文化之間的互相理解、溝通與融合，加強了教育領域的交流互鑒，由此描繪出鮮活生動、景致多樣的世界教育交流畫卷。

近代以降，大批中國學子為挽救國家民族的命運，踏上了負笈海外之路，揭開了近代中國人求知于異域活動的序幕。其中，清末民初是近代中國人留學教育發軔與演進的重要時期。受內憂外患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以留學教育為代表的教育交流活動成為中華民族培養人才、救亡圖存、強國富民的主要途徑。于此時期，莘莘學子為實現“以西方之學術，灌輸于中國，使中國日趨于文明富強之境”[1]23的目的，奔赴海外求學深造，由此漸趨形成一股留學大潮。廣大中國留學生以其所思所學對近代中國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促進了中國社會的變革。誠如文獻學家楊家駱所言：“華人僑外留學，與外國學者之來華，實為輸入外國文化而令中國文化發生極大變化之主因?！盵2]

就在近代中國留學生的足跡遍及美國、日本及歐洲諸國的同時，俄國亦成為部分中國學生的求學目的地。自19 世紀下半葉起，陸續有中國學子以官費或自費形式前赴俄國的圣彼得堡等地留學，就此揭開了清末民初中國人留俄活動的帷幕。其中，來自黑龍江的留學生是該時期中國留俄學生的主要組成部分，但目前對黑龍江留俄學生群體的研究不僅成果較少，且對相關文獻史料的發掘整理明顯不足。有鑒于此，本文以既有文獻史料為依據，嘗試對清末民初黑龍江留俄學生文獻史料的價值、分類、主題與內容及存在的問題進行深入探討，以期為黑龍江區域教育史、中國人留學史乃至華僑華人史研究的持續深化提供一定助益。

一、清末民初黑龍江留俄學生文獻史料的價值

歷史作為人類社會已經逝去、永不復返的客觀發展過程，是有人類思維的自覺活動。認識歷史及開展歷史研究，必須以史料為依據，以保證研究的客觀性、真實性、準確性與全面性。收集、整理、掌握和分析史料，則是探求歷史的本質和規律的基礎。研究者必須在充分占有和使用大量有價值的各類史料的基礎上，合理運用研究理論與方法開展系統性研究，才能深入探究歷史的本來面目，深刻探討歷史的規律性及其意義價值。恰如馬克思所言：“研究必須收集豐富的資料，分析它的不同的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后，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盵3]23就此而論，整理分析清末民初黑龍江留俄學生文獻史料，其價值主要體現在如下幾方面。

第一，有助于保存地方文史資料。地方文史資料是記述某個地區歷史變遷的主要載體，是反映區域社會演變的客觀記載，具有翔實、生動、具體等特點。保存地方文史資料，對于加強地方史志建設、強化愛國主義教育、促進區域發展、補充正史記錄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義。清末民初黑龍江留俄學生文獻史料是近代黑龍江地區留俄教育活動的歷史佐證，不僅記載了該時期黑龍江留學教育的發展狀況，反映了當時黑龍江留俄學生的學習、生活經歷及其影響，也從不同側面對黑龍江旅俄華僑華人史給予了一定程度的記錄。因此，對清末民初黑龍江留俄學生文獻史料進行整理和分析，不僅能夠為研究黑龍江的地方史、地區文化教育發展史和區域教育交流史提供了更為多樣化的資料，也有助于地方文史資料保存工作的進一步深化。

第二，有助于全面總結留學歷史。就性質而言，受政治、經濟、教育、文化傳統及所處區域等因素影響，近代中國人留學教育活動的發軔與演變具有復雜多樣的特點。因此，要全面總結其歷史經驗，則必須從多方面、多視域、多層級出發給予客觀審視，這就需要多類型、多角度的資料提供有力支持。依此而論，整理和分析清末民初黑龍江留俄學生文獻史料，可為探究近代中國人留學教育活動的全貌提供更為多元的素材，尤其是關于黑龍江地區留學教育及留學俄國教育等較為稀見的材料，從而有利于全面審視和總結近代中國人留學教育活動的經驗與啟示。

第三，有助于提高學術研究質量。一是為相關研究補充高價值的史料。高質量的學術研究有賴于高價值的史料提供支撐。整理和分析清末民初黑龍江留俄學生文獻史料，能夠獲取大量珍貴的第一手資料，這些此前未被發現或未受重視的資料將會為深化相關主題的研究提供更多幫助。二是對既有研究存在的問題予以糾偏補正。對新的清末民初黑龍江留俄學生文獻史料進行發掘整理，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新舊史料對比、鑒別、考證、?？钡?，有利于訂正既有研究存在的訛誤等問題，提升成果的可信性。三是推動研究領域的拓展。對清末民初黑龍江留俄學生文獻史料的整理分析，能夠為相關學術探索提供新的研究視角，從而為中國人留學史、中俄文化教育交流史、華僑華人史等研究領域的拓展創造有利條件。

二、清末民初黑龍江留俄學生文獻史料的載體分類

史料一般可分為文字史料、實物史料和口傳史料[4]3。按照這一標準，文獻史料歸屬于文字史料的范疇。有鑒于文字史料自身的特性，其內部又可細分為檔案、史書、方志、文集、全集、類書、叢書、信札、日記、年譜、傳記、回憶錄、報刊等類型。根據筆者目前掌握的相關史料，清末民初黑龍江留俄學生文獻史料的載體大致可分為如下數類。

（一）官方檔案類

官方檔案作為傳統的主流文獻史料，主要記載了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各類重要記錄。因此，官方檔案是研究歷史的最主要、最核心的文獻史料來源，是探索歷史真相的最有力佐證之一，能夠提供具有權威性和較高可信度的歷史信息，有助于研究者對歷史形成較為完整、客觀的認識。對于清末民初黑龍江留俄學生文獻史料而言，來自官方檔案的記錄同樣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便收錄了部分關于晚清時期黑龍江地方政府派遣留俄學生的官方文獻，如保存在“宮中朱批奏折”檔案中的《奏為黑龍江省籌辦學堂大概情形折》《奏為查明哈喇沁蒙古人阜海能識俄國語言文字請準列入巴爾虎旗當差事》和《奏為黑龍江省選派學生赴俄游學以儲人才事》[5]，這些檔案是反映清末民初黑龍江留俄教育產生發展的直接證據。

（二）政書和公報類

政書和公報是政府機關刊布有關文件的連續性出版物，是研究當時的政府方針政策，以及內政、外交等方面情況的重要資料[6]60。例如：曾任晚清時期東三省總督的徐世昌主持編修的《東三省政略》卷九“學務”，記載了黑龍江將軍程德全派遣留俄學生的大致情況[7]5791-5792；《學部官報》1907年第12 期刊載的《咨復黑龍江將軍留俄學生朱其昌劉雯毋庸派充照料員文》，記載了晚清時期學部對管理黑龍江留俄學生的要求[8]；《政府公報分類匯編》1915年第14 期刊載的《教育部咨廣東巡按使江省官費留俄學生唐寶書歷年所領官費請飭香山縣勒令該家屬如數繳還令》，記錄了北洋政府教育部向黑龍江官費留俄生追繳經費的情況[9]。

（三）史料匯編類

史料匯編是編著者對歷史文獻的系統性搜集、整理、選擇和利用，是相同或相近主題的文獻史料的集成。例如：劉真主編、王煥琛編著的《留學教育——中國留學教育史料》引用晚清留學生監督章祖申呈報清政府的《留俄學生學務報告》，對黑龍江官費、自費留俄生的狀況進行了詳細統計[10]654-668；謝嵐、李作桓主編的《黑龍江省教育史資料選編》引用近代教育家林傳甲所著《黑龍江教育狀況》等文獻，記錄了黑龍江官費留俄生的基本情況[11]473。

（四）文史資料類

政協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寫的《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21 冊[12]，政協黑龍江省黑河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工作委員會編寫的《旅俄華僑史料選》[13]及張福山編著的《哈爾濱文史人物錄》[14]，對于清末民初黑龍江留學生及華僑子弟在俄國的學習與生活情況均有較為明確的記載。

（五）文集類

李興盛、馬秀娟主編的《程德全守江奏稿》（外十九種）收錄了黑龍江將軍程德全上奏清廷的《學生赴俄游學折》[15]384-385，其內容與前述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奏為黑龍江省選派學生赴俄游學以儲人才事》一致。

（六）報刊類

在全國頗具影響力的近代中文日報《申報》及東北地方大報《盛京時報》，都對清末民初的黑龍江留俄學生有所報道。例如，《盛京時報》于1907年9月9 日刊發的《追繳游俄學生咨文》一文，記錄了清政府對黑龍江留俄學生相關資格的審查[16]?！渡陥蟆酚?911年8月26日刊發的《留俄學生被殺之怪劇》，記載了黑龍江留學生在俄遇害的情況[17]；1928年12月27日刊發的《第二集團軍留俄學生回國》，記載了黑龍江官費留俄生朱紹陽的工作業績[18]。

（七）方志類

黃維翰編撰的《呼蘭府志》第7 卷“學務略”[19]，王岱、李麟兮修纂的《巴彥縣志》[20]，柳成棟整理的《清代黑龍江孤本方志四種》[21]，以及萬福麟監修、張伯英總纂、崔重慶等整理的《黑龍江志稿》第25 卷“學校志”[22]，對清末民初黑龍江留俄學生的人數、籍貫等情況均有所記載。

（八）名錄類

北京西洋留學會于1916年印制的《北京東西洋留學會員錄》，刊載了清末民初黑龍江留俄學生在北洋政府的任職情況[23]。

（九）日記類

對近代黑龍江教育發展具有突出貢獻的教育家林傳甲，于1913年負起管理黑龍江留俄學生之責，在其所著《黑龍江教育日記》中有多處涉及管理留俄教育事務的記載[24]。

三、清末民初黑龍江留俄學生文獻史料的主題與內容

清末民初黑龍江留俄學生文獻史料涉及的主題與內容較為復雜，大致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一）派遣留俄學生的動因

《程德全守江奏稿》（外十九種）收錄的《學生赴俄游學折》，翔實記載了署理黑龍江將軍程德全派遣留俄學生的動因。其中明確提出，派遣留俄學生的目的是為黑龍江辦理對俄商務、界務、中東鐵路等外交相關事務，以及研究俄國國情培養人才，從而實現“收安內輯外之效”的目標[15]384-385。這一文獻史料作為佐證清末民初黑龍江留俄教育活動興起原因的權威依據，有力證明了該時期留俄教育與中俄外交關系之間存在的密切關系?！稏|三省政略》則解釋了黑龍江地方政府派遣的官費留俄生中有外省籍人士的原因在于，本地缺乏畢業于中學堂或優級師范選科且能通俄文俄語的人才[7]5791-5792。

（二）留俄學生相關數據統計

對留學教育開展深入研究，離不開與留學生相關的數據統計，其中包含的人數、年齡、性別、籍貫、留學時間、經費資助來源、就讀學校與專業等基本項目，是了解留學生群體概況的客觀依據。在清末民初黑龍江留俄學生文獻史料中，留學生的統計數據主要由清政府的官方文件及有關經辦人員的記錄構成。例如：《留學教育——中國留學教育史料》收錄的《留俄學生學務報告》，分別統計了光緒三十四年（1908）和宣統二年（1910）黑龍江官費、自費留學生的相關數據，具體包括年齡、籍貫、履歷、派遣機構與日期、學費、入學時間、所學專業、畢業時間、既往學習經歷、畢業去向、輟學或退學事由等方面[10]654-668；《黑龍江省教育史資料選編》收錄的《黑龍江教育狀況》，則統計了黑龍江官費留俄生的人數、每人每月所需學費數額、修學經歷與年限及畢業去向等內容[11]473。

（三）留俄學生學習經歷的記錄

有關學生學習經歷的記錄是清末民初黑龍江留俄學生文獻史料的重要內容。例如：《留俄學生學務報告》記載了留學生在俄國圣彼得堡就讀的院校包括皇家大學堂、鐵路學堂、礦務學堂、博藝學堂、軍醫大學堂等，并詳細記述了這些大學的性質及入學資格、學費、畢業年限等方面的規定，還對留學生參加學會等活動有所記錄[10]654-658；《盛京時報》刊發的新聞《追繳游俄學生咨文》，記載了清政府曾對黑龍江官費留俄生鐘鎬的留學資格進行復查，并以“該生游俄于定章有大相違背之處”為由，勒令其從速回國[16]；《申報》刊發的《留俄學生被殺之怪劇》一文，以花邊新聞的形式描述了在黑龍江自費生程世模位于圣彼得堡的寓所中發生的一起兇殺案[17]；《學部官報》1907年第12 期刊載的《咨復黑龍江將軍留俄學生朱其昌劉雯毋庸派充照料員文》，詳細記述了黑龍江省交涉總局向學部提出的擬委任朱其昌、劉雯擔任留俄學生“照料委員”的請求，以及學部駁回請求的回復[8]。

（四）留俄學生的影響

關于留俄學生產生的影響，在清末民初黑龍江留俄學生文獻史料之中也有所體現。例如：《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21 冊收錄了劉澤榮撰寫的《十月革命前后我在蘇聯的一段經歷》，其中記錄了黑龍江官費生朱紹陽、劉雯等人從事僑務工作的活動及其發揮的作用[12]195-231；《北京東西洋留學會員錄》記錄了程世模出任北洋政府外交顧問的經歷[23]104；《申報》刊發的《第二集團軍留俄學生回國》，記載了黑龍江官費留俄生朱紹陽于1928年出任南京國民政府駐芬蘭代辦，并受馮玉祥委托與蘇聯交涉釋放國民革命軍留蘇生相關事宜[14]。

四、清末民初黑龍江留俄學生文獻史料的現存問題

由上述分析可見，清末民初黑龍江留俄學生文獻史料的發掘整理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目前尚存在幾個有待解決的問題。

第一，發掘整理的深度與廣度不足。掌握真實豐富全面的史料是扎實開展歷史研究的前提條件。既有的清末民初黑龍江留俄學生文獻史料，雖然已有力支持了相關研究的開展，為闡釋近代中國人留俄教育發展史提供了切實依據，但就發掘整理的深度與廣度而言仍有明顯不足：一是在深度上，缺乏直接反映中俄官方態度、指示的檔案，導致難以更精準地評價該時期留俄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在廣度上，既有文獻史料涉及的留學生所在區域多局限于俄羅斯的圣彼得堡，且對留學生群體的構成及基本情況的統計較為簡單，尤其是有關學習與生活狀況的記錄不夠全面，導致對清末民初黑龍江留俄學生整體狀況的反映較為模糊。

第二，史料零散，難以整合。史料反映的是已經發生的某個史實，但分散或單獨的史料難以用于準確理解和證實史實。因此，史料自身并非以孤立形式存在，而是與其他相關史料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研究者通過分析史料之間的關系，判斷史料對史實的反映狀況。就既有的清末民初黑龍江留俄學生文獻史料而論，其中存在內容重復、關聯松散等問題，導致研究者面對的史料往往只是東鱗西爪、只言片語，無法進行有效整合，難以充分開展學術探索。

第三，內容存在矛盾與錯誤之處。如前所述，既有的清末民初黑龍江留俄學生文獻史料的種類和來源可謂龐雜，各種史料存有錯誤及彼此之間出現矛盾便在所難免。如據《東三省政略》的記載，程德全派出的10 名官費留俄生均為外省籍，每人每月費用為120 盧布。但按《留俄學生學務報告》及《黑龍江教育狀況》的記載，在10 名官費留俄生中有4 名為黑龍江籍貫，而官費生的費用為每人每月165盧布。又如，車仁恭在官方檔案的記錄中為官費生，但《巴彥縣志》記載其“自備資斧”留學；朱世昌在官方檔案的記錄中為黑龍江官費生，但在1908年和1910年的《留俄學生統計表》中則被登記為江蘇和黑龍江官費生。此外，在1908年和1910年的《留俄學生統計表》中分別出現了“王忠相”和“王惠相”兩名黑龍江官費生，通過對比兩人在統計表內的相關信息，以及對照其他檔案和文件，“王惠相”應為“王忠相”之筆誤。

第四，外文資料的缺位。對于留學教育史的研究而言，外文資料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佐證。目前，已經有部分俄羅斯學者對近代中國人留俄教育史給予了關注。如拉林（А.Г.Ларин）的《中國移民在俄羅斯：歷史與現狀》（Китайские мигранты в России：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以及彼得羅夫（А.И.Петров）的《俄國華人史（1856—1917）》（История китайцев в России：1856—1917г.），皆有專門章節探討包括清末民初黑龍江留俄學生在內的近代中國人在俄國的求學活動[25]。但總體而言，對相關外文研究成果的譯介及文獻史料的發掘整理仍有待深入。

五、結論與探討

作為與華僑并列為近代中國兩大出洋群體的留學生，在中國近現代史的舞臺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影響力，對其進行深入的研究離不開史料的有力支撐。而在研究過程中對史料進行整理分析，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正確認識、反映和評價歷史的前提和基礎，對于發掘和拓寬研究領域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價值和學術意義。就中國人留學史而言，對國內外史料的搜集整理已有力地支持了學術研究的開展。而隨著時代的發展，相關研究領域若要取得新的突破，仍應以史料的搜集整理為著眼點。因此，對清末民初黑龍江留俄學生文獻史料開展進一步的發掘整理就顯得尤為重要和迫切，是深入探索中國人留學史及黑龍江區域教育史、華僑華人史不可或缺的證據環節。借此文以拋磚引玉，期冀有更多史料得到發掘整理，為相關研究的持續深入提供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