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禛蜀道行紀文獻及其文史價值

王小紅 潘逸君

王士禛（1634—1711），字子真，又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世稱王漁洋，山東濟南新城（今山東省桓臺縣）人。清順治十五年（1658）進士，歷任揚州府推官、翰林院侍讀、詹事府少詹事、都察院左副都御使和刑部尚書等職，頗有政聲。自幼工詩，詩負盛名，并創詩論“神韻說”，影響甚大。一生著述頗豐，著有《帶經堂集》《漁洋詩文集》《池北偶談》《居易錄》等270 余卷。

王士禛的著作有很大一部分是寄情山水之作，這與其為官時宦游較多有關。從清順治十五年（1658）舉進士起，到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致仕還鄉，王士禛一生有4 次大的宦游經歷，其間他登臨詠懷，留下了眾多經典篇章。這4 次大的宦游，分別是清順治十七年（1660）揚州任內的江寧松江之行、清康熙十一年（1672）的“奉命典四川鄉試”之行、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奉命廣東祭告南?！敝屑扒蹇滴跞迥辏?696）“奉命陜西、四川，祭告西岳、西鎮、江瀆”之行。正如張九徵所說，王士禛宦游訪古，是“筆墨之外，自具性情；登覽之余，別深懷抱”①。其中清康熙十一年（1672）和三十五年（1696）的兩次蜀地之行是王士禛行走最遠的兩次宦游，由此產生了《蜀道驛程記》《秦蜀驛程后記》兩種游記，以及《隴蜀余聞》《蜀道集》《雍益集》等著作。這些蜀道行紀文獻，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所謂蜀道，顧名思義，指的是進出四川的道路，它是一個內涵十分豐富的語匯，總的來說，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蜀道是指與四川毗鄰的各省通往四川的主要道路，包括經過長江三峽的交通線路①，由云南入蜀的僰道，自甘肅入蜀的陰平道和自漢中入蜀的金牛道、米倉道、荔枝道等，也包括蜀地范圍內的道路，時間從古代延伸到當代。狹義的蜀道是指秦漢至明清時期連接關中與成都平原，穿越秦嶺大巴山的一系列川陜道路的統稱。唐人詩句已多以“蜀道”指稱這條狹義的交通線路，而自李白名作《蜀道難》問世之后，人們通常理解的“蜀道”，主要就是指這條特定的川陜道路，即學術研究中常常提到的“蜀道”。其以漢中盆地為中間站，分為南北兩段：北段以西安、寶雞等城市為起點，越秦嶺抵漢中，從西向東主要有陳倉道、褒斜道、儻駱道、子午道；南段從漢中始，向南翻越大巴山、米倉山，最終到達成都等地，其中西為金牛道，中為米倉道，東為荔枝道，構成“北四南三”的蜀道交通網絡，并且連結著難以數計的分支道路。

王士禛所走蜀道，其自有記載：“康熙壬子，予以戶部郎中奉命典四川鄉試。所過名山，如井陘、霍山、姑射、中條、雷首、太華、少華、終南、太白、云棧、嶓冢、錦屏、天柱、岷山、青城、蟆頤、凌云、峨嵋、烏尤、五峰、涂山、平都、上嵓、瞿唐三峽、巫山十二峰、隆中、峴首、蘇門、百泉諸勝?！雹诳梢娛菑V義的蜀道。

一、王士禛蜀道行紀文獻的文史價值概述

王士禛蜀道行紀文獻內容廣泛，為研究清代蜀道和四川社會風貌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具有重要的文史價值。

《蜀道驛程記》記載清康熙十一年（1672）王士禛第一次入蜀的所見所聞，而一年之后，吳三桂起兵反清，因此該書是為數不多的描寫張獻忠之亂后、吳三桂之亂前的蜀地經濟社會狀況的一手史料。尤其是就蜀道而言，清康熙三年（1664）陜西巡撫賈漢復煅石開道，將連云棧道中的艱險地段整修成為“碥路”，此次修路時間與王士禛首次入蜀的時間相距不遠，因此《蜀道驛程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初蜀道交通基礎設施的變遷?！肚厥耋A程后記》則記載了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王士禛的第二次蜀中之行，他此次入蜀選用的路線與清康熙十一年（1672）在金牛道一段有所不同，也反映出康熙中期蜀道道路變遷情況。此外，雖然他兩次入蜀在關中至漢中路段都選擇了連云道，但是因為前后兩次相隔24 年，連云道很多路段的形制其實已發生變化，尤其經過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川陜總督葛思泰重修之后，其道路樣式與以前相比有較大不同，所以王士禛前后兩次的入蜀路徑，可以清晰反映清代初期蜀道的變遷。另外，王士禛第二次入蜀距吳三桂三藩之亂已過去10 余年，我們將《秦蜀驛程后記》與“三藩之亂”剛結束的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陳奕禧所撰《益州于役記》、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方象瑛所撰《使蜀日記》的記載相結合，可以較為清晰地看出“三藩之亂”后十年間川中社會生產的恢復發展情況。

《隴蜀余聞》的內容包括兩部分：一為對道聽途說內容的考證，一為隴蜀驛路未親歷或必經之地的傳聞。誠如《四庫全書總目》所總結：“是編皆記隴蜀碎事，如吳山、岍山之類，亦間有考證。以其奉使時所記，多非親見之事，且多非所經之地，故曰余聞。兼及趙州、介休者，則以往隴、蜀時驛路所必經?！雹僭摃鴥热菀才c蜀道行旅相關，正如《清文獻通考·經籍考》引惠棟說且加補充曰：“惠棟《精華錄訓纂》曰：‘隴蜀舊游之地，具詳《驛程記》中。此又紀其所未備者也?！雹凇妒竦兰窞橥跏慷G第一次宦游蜀中的懷古詩作之合集，共400 余首，內有部分長篇、短篇，體例多樣，內容豐富，與《蜀道驛程記》的記載相呼應。對此，王士禛在其《居易錄》中已有總結：“迫于王程，或至或不至，凡登望皆有詩，為《蜀道集》，又別為《蜀道驛程記》四卷?！雹邸队阂婕穭t為其第二次宦游蜀中的懷古詩合集，共100 余首，皆為短篇。

王士禛的行紀著述與其他清代同類著述相比，寫作手法更突出“游”。這種寫作手法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一是詳細描述沿途地理景觀，并進行歷史考證，因此其文細致嚴謹，文采斐然；二是從景觀學視角來看，王士禛記述景觀特別重視直線和內外的方向性，形成了獨特的視覺連續感，同時他擅長構造不同尺度的景觀空間，一庵、一宮、一街、一城、一原在其筆下皆為一世界，形成了特色鮮明的空間感?；蛟S正因為此，在王士禛之后，世人多效仿他作宦游之文，王氏可謂開清代宦游文學風氣之先河。學界早已認識到王士禛游記的文學藝術價值，郭預衡更是在《中國散文史》一書中說：“士禎之文，最佳者不在碑版，而在序、記、題跋。長篇短制，都甚有情致?！雹?/p>

《蜀道驛程記》于清康熙三十年（1691）才最終成書，因而考訂甚為詳密，并由王士禛的弟弟王士驪，其子王啟涑、王啟汸、王啟汧和其孫王兆酂仝校。今《蜀道驛程記》《秦蜀驛程后記》《隴蜀余聞》三書的主要版本有清康熙刻本、清代悔堂老人稿本等，點校本均收錄入2007 年6 月由齊魯書社出版的《王士禛全集》（全六冊）中。

目前學界對于《蜀道驛程記》《秦蜀驛程后記》《隴蜀余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王氏生平及著述研究、事功研究及文學研究三個領域。其中，王氏的生平及著述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伊丕聰《王漁洋先生年譜》，該書是對《漁洋先生自撰年譜》和惠棟補注版本的重要補充。此外，還有關于王氏家族世系年表、王士禛墓志銘、王士禛主要詩作和著作年表、王士禛研究論著目錄等多方面的成果。雖或有疏漏，但不可否認這些成果對研究王士禛具有極為重要的文獻價值。此外，駱偉《清初王士禛著述考評》一文，系統整理了王士禛著作的現存單行本，并將其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進行分類，為王士禛的研究提供了文獻線索和依據。關于王士禛的事功研究，主要集中于王士禛的宦游及相關著述反映的歷史交通地理和旅游地理等方面的價值。其中，關于歷史交通地理研究，成果多來源于西南大學歷史地理專業的學位論文，諸如任柳《明清時期蜀道交通地理研究》和李雨奇《〈蜀道驛程記〉中的蜀道交通地理探究》等，都較為系統地分析和復原了王士禛筆下的入蜀棧道和嘉陵江水道，及其宦蜀行紀文獻對研究清初蜀道交通地理的價值。至于其他的史地價值，卻鮮少論及，故本文試作探討。

二、王士禛蜀道行紀文獻的歷史地理價值

王士禛兩次入蜀，相關著述豐富，所記內容包括山川形勝、物產資源、交通地理、人文景觀、城市風貌、民風習俗、奇聞異事等，具有重要的歷史地理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是古蜀道交通地理研究，尤其是路線變遷的研究?！妒竦荔A程記》和《秦蜀驛程后記》所記王士禛兩次取道的蜀道有同有異：“同”體現在兩者皆從鳳翔府寶雞縣起，至漢中府南鄭縣止，即為連云道，此段兩者路徑都相同；“異”體現在自漢中府南鄭縣到成都府的路線——清康熙十一年（1672）選擇的路線是廣元—昭化—蒼溪—閬中—南部—鹽亭—潼川—中江—漢州—新都—成都，而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選擇的是廣元—昭化—劍州—梓潼—綿州—羅江—德陽—漢州—新都—成都。同時，我們將王士禛筆下的蜀道與其他行紀文獻所記蜀道進行比較，可以發現蜀道各路段的變遷。如連云棧道?！妒竦荔A程記》記載：“近陜撫賈中丞煅石開道，自此迄寶雞，凡木石之工九百三十八丈有奇，又于此劖大石，置欄楯，行旅便之?！狈从沉饲蹇滴跞辏?664）陜西巡撫賈漢復煅石開道之事。在此之前，明代王士性《五岳游草》卷10《蜀游下》的《連云?！吩姟斑B云八百里，顛崖架高木”，表明那時連云道多木棧道路。到了清初，連云道中的艱險地段被整修為“碥路”，多用燔山鑿石的方法，目的是化險峻為平夷。連云道的這種變化，時人也有關注和記載，如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的清《陜境蜀道圖》長卷，標有燕子碥、邵家碥、戴家碥、石巖碥等；清黨崇雅《大司馬修棧碑記》記載賈漢復所修碥路工程包括：險碥、險石路、險土路、修偏橋、煅石、去當路大石、壘修木欄桿等。其中，連云道首險——觀音碥，地處青橋驛至麻坪寺站之間，即今陜西省漢中市漢臺區、勉縣、留壩縣三縣交界的褒谷口石門樓道旁，王士禛兩次入蜀對此均有記載。在賈漢復翻修連云棧道之前，此地路險難行，為事故多發之地，經過賈漢復整修后，成為《秦蜀驛程后記》所描寫的那樣：“夾江兩岸，石色如鐵，壁立千仞，時有大石，抵牾橫道，如巨丈夫，頹冠落佩；兩山忽合，疑若無路，從石罅螺旋而下，有橋跨水，纔通人騎。過橋，石壁益險怪，略如藺相如持璧睨柱，發盡上指；又如樊將軍擁盾裂眥，拔刀割彘肩，憤怒郁勃，不可殫形?！彪m仍奇險，但商旅經行已相對便利。

二是反映出金牛道的恢復使用。清康熙十一年（1672）王士禛選擇的金牛道是明代至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蜀道的主要路線，該路線在明黃汴《一統路程圖記》中有記載，其云：“（漢中府）南五十里黃沙驛。至此，路始平……六十里過七盤關界，神宣驛。七十里朝天驛。西北去劍州，即朝天嶺，屬保寧府廣元縣。六十里沙河驛。七十里龍潭驛。六十五里柏林驛。四十里施店驛。五十里槐樹驛。七十五里保寧府閬中縣錦屏驛。六十里柳邊驛南部縣。六十里富村驛……六十里云溪驛。六十里秋林驛。六十里潼川州皇華驛。六十里建寧驛。五十里中江縣五城驛。六十里古店驛。六十里漢州廣漢驛。六十里新都縣新都驛。四十里至四川布政使司成都府成都縣、華陽縣錦官驛。西安府至此一千九百六十里。北京至此四千三百一十里?！雹訇愞褥谇蹇滴醵荒辏?682）、方象瑛在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選擇的路線與王士禛第一次入蜀路線相同，他們分別撰有《益州于役記》和《使蜀日記》，可與王氏日記相互印證。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四月，四川巡撫噶爾圖上疏修復道路曰：“自廣元縣迤南，歷圓山等十二站始達漢州，計程八百二十里，多崇山峻嶺，盤折難行。查得劍門關舊路僅六百二十里，臣乘農隙，刊木伐石，搭橋造船，以通行旅，遂成坦途。裁省驛馬六十八匹，歲省銀二千五十六兩?！雹趶目s短驛道里程、節省驛站開支的角度出發，噶爾圖主持重開劍閣道，川陜間驛道重新回到劍閣道上來，即為王士禛于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取道的金牛道。由此可見，王士禛前后兩次入蜀，撰寫的《蜀道驛程記》和《秦蜀驛程后記》，反映了金牛道舊路在康熙中后期得以修復和重新使用的情況。

三是反映出清初四川社會的變遷。王士禛兩次出入蜀的時間相差24 年，所取路徑也有所不同，其行紀著述雖在相同路段規避了景觀的重復性，但依然反映出四川社會發展的情況。前文已述，王士禛兩次宦蜀行紀所記行程時間具有特殊性，尤其是清康熙十一年（1672）的典蜀試之行，時間是“三藩之亂”的前一年，反映了蜀地在明末戰亂之后至“三藩之亂”前的四川社會生產恢復情況。不少史料都表明，明末戰亂造成的四川各地社會生產破壞程度不同：川東地區由于清軍的快速進駐，社會生產并沒有遭遇毀滅性破壞；川北、川中和成都平原地區則受到嚴重破壞。到了王士禛清康熙十一年（1672）之行時，川北和成都平原社會生產有了一定恢復發展，而川中丘陵地區生產復蘇較緩慢。這些在王士禛的游記中有頗多記載，諸如川北地區的廣元、益昌等地，“皆瀕嘉陵江，自寧羌至此，荒殘凋瘵之狀不忍視聞。近有旨招集流移，寬其徭賦，募民入蜀者得拜官，數年之后當有起色，是在大吏與良有司耳”；川中丘陵的鹽亭縣及其周邊地區則破壞最為嚴重，全縣“縣城堞已毀，居民尚數百家”，富村驛則是“今豺虎窟穴耳。窗外即荒山，蟲聲四起，夜不成寐”，秋林驛“在深箐中，目前種種，如地獄變相，恐復非吳生畫筆可辦。人家十余，結茅竹在箐中”；成都平原附近的潼川和綿州地區也遭受了毀滅性破壞，中江縣“縣頹廢甚于潼川，境內人戶才三十余家”，漢州“故一都會，城中石表咫尺相望，想見盛時，而城堞室廬，鞠為茂草矣”。

清康熙十二年（1673），“三藩之亂”爆發，直至清康熙二十年（1681）戰爭結束，四川地區的社會生產再次遭受毀滅性打擊，尤以川中丘陵和川東山區最為嚴重。正如清陳奕禧《益州于役記》所記載，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閬中以南地區“山皆奇秀寬敞，高地低田，兵余僅見耕耨，審其土脈，悉皆膏腴。自張獻忠之亂，瘡痍未蘇，復遭吳逆，孑遺之民，非數十年生聚休養，蜀地難即富庶矣”；川中丘陵地區再次被兵毀，社會生產基本癱瘓，如鹽亭縣“有鹽井十六，為亂兵所塞，止存其一”。又秋林驛，殘破不堪，大量人居為豺虎所占，故陳奕禧夜宿秋林驛時，“終夕，虎逐鹿鳴聲繞床不絕”。又中江縣，只余“荒民四十家”。漢州，“州北門街道甚遠。父老云，比屋連接十里，煙火相望，有小荊州之稱。自獻賊屠城以后，城內外皆林莽，成虎狼之窟”①。方象瑛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典蜀試時所撰《使蜀日記》，也記載了川中丘陵地區和成都平原地區遭受兩次大規模戰爭后的社會生產破壞情況，如“由靈山鋪至鹽亭縣，川北自保寧以下，舊稱陸海，明末張獻忠屠戮最慘，城廨村鎮盡毀，田野荒蕪，人民死徙，處處皆然”；潼川州“沃野千里盡荒棄，田中書目如拱”；漢州“亂后中僅茅屋數十家，余皆茂草，虎跡遍街巷”；新都縣“無使院民居，周垣不蔽，籬落而已”。②以上蜀道行紀文獻的記載，表明明末清初兩次大規模的戰爭對四川地區造成嚴重破壞：田地荒蕪，城市鄉村多毀，民眾或死或徙。而到王士禛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再次入蜀時，其所經地區，社會生產頗有恢復，較為典型的有成都城內人口的恢復，正如《秦蜀驛程后記》記載：“予去成都二十有五年，今再至，人民廛市殊倍于昔。既庶則富之，既富則教之，惟守土者加意云?！?/p>

王士禛關于蜀道之行的著述，尤其是游記，以記敘形式描寫清初蜀道的風物，再現了蜀地的自然、經濟、生活等情況，對研究蜀道沿線地區的歷史地理提供了豐富資料，因此具有重要文史價值。

（王小紅系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員，潘逸君系四川大學中國史2021 級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