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開最窄的門走向最寬的路

章夫

一

擺在你面前的，是一本再造的《窄門》。這本書初版于2007 年，適逢“ 最后的成都滿城聚落”——寬窄巷子全面改造升級。這一版先后印了十數次，成都頗具影響的見山書店（散花書屋）主理人廖蕓女士告訴我，這是他們在寬巷子店賣得最好的寫成都的書。

漸漸地我發現，這本“通俗讀物”有很多局限性。很多想說的還遠遠沒“說到位”，沒有“說到位”的不僅僅指歷史縱深感，還有人文厚重感，很有必要再進行“深加工”和“精加工”。后在出版社鼓勵下，我進行了全面的“改造”與“升級”。也就是說，擺在你面前的這本再版的《窄門》，除了書名和極少章節內容之外，里面的很多文字都是全新的。

只因案頭文債過多，一直難以沉下心來全身心投入，一拖就是5 年。

改版后的《窄門》，從書的副題《公元1718—1911，成都寬窄巷子歷史斷章》可以看出，重點放在大清中晚期近200 年間。透過“寬窄巷子—滿城—成都—大清—世界”由小及大的敘事邏輯，讓讀者徜徉在這段歷史的時間和空間。因為這段歷史太過精彩，眾多研究機構、各路寫作者的各類讀物可謂汗牛充棟。很大程度上講，我也只是以此為楔子，從一個小小的側面（或剖面）抽絲剝繭，從而串起“千年未有之變局”，權當宏大敘事下的由頭。

二

書名仍堅持用《窄門》，是因為我欣賞“窄門思維”。聽過一個寓言故事：“發大水了，所有動物競相跑過大河到對面山頂避難。河上有一座大橋和一座獨木橋可供選擇，動物們都選擇走大橋，只有一只山羊走上獨木橋。最終大橋不堪重負垮塌了，只有走獨木橋的山羊活了下來……”岔口前，愿意放棄人人趨之若鶩的大道，而走上屬于自己的獨木橋，這就是“窄門思維”。

所謂的“窄門”，其實就是選擇大多數人不愿走的路。意味著最初時荊棘滿布，只能苦熬堅守，在吃過常人所不能承受之“罪”后，一旦跨過去，后面的路會越走越平，越來越寬，可謂苦盡甘來。而與之相對的寬門，則是相反。

以有形的路與無形的路作喻，其實也不難理解，就是我們老祖宗留下來的那句俗語：“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傳承下來的此類格言和警句頗多，但凡讀過書的人都能信手拈來。v要真正以此為人生路標，踐行其中的真諦，卻不是人人能做到的。人生之路有兩種，擇大門而路險，過窄門而途寬。真正厲害的人，明白唯有堅持“窄門思維”，不偷懶?；辉固煊热?，下硬功夫死功夫，方能贏得屬于自己人生的那道燦爛彩虹。能跟上時代變化的人，即使生活安逸，也始終保持窄門思維，不斷挑戰新事物，將自己的路越拓越寬。

三

推開最窄的門，走向最寬的路?！妒ソ洝分械囊d似乎早有預感，他告誡門徒：“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彼滥軋允氐阶詈蟮娜瞬欢?，隨后，他又警告“你們要防備假先知”?；蛟S他正是看到了尋找窄門不易，所以必然會衍生出各形各色的“假先知”，帶領世人誤入歧途。但他不曾也無法料想的是，在身后千年的除魅世界里，世人的信仰渴望與沖動雖在，但真正的窄門里卻依舊形單影只。

進窄門，走遠路，見微光?？胺Q人生最難的修行。

不只是西方，東方思維方式之下也有同樣的結晶。明代思想家洪應明曾言：“苦時之坎易逃，而樂處之阱難脫?！睉撜f，中國紛繁復雜的歷史長河里，有著“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清末民初，是很值得作家們觀照的。人們在熙熙攘攘的大道上一路狂奔，無論是帝王將相還是販夫走卒，無論是賢達智者還是蕓蕓眾生……概莫能外。

雖然我們都自恃甚高，卻很少有人能看清前行的路，比如大清最后的守夜人末代皇帝及其“愛新覺羅集團”，比如一度不可一世的封疆大吏趙爾豐，還有自以為看清了世界的清末重臣端方，又如書中寫到的保路運動眾多志士仁人……人們都在以不同方式，在時代泥沙俱下的裹挾中，攜手擁擠在人滿為患的大道上……最后所收獲的，多是事與愿違的苦澀。

那些“寬”與“窄”，那些“輕”與“重”，那些“大”與“小”……如同萬花筒一般的亂象，構成了“大變局”前后的眾生相。透過這特定歷史背景下的滿城風物，我似乎聞到了歷史的胎音。

因之，此次再版所增加的內容，更多為體現出以下一些權重與考量。

四

視野更為宏闊。將成都放在世界背景下進行審視與對比。分階段分場景，全方位展示直接引發辛亥革命的四川保路運動——這個具有史詩般意義的重大歷史事件。從各色人等到各階段情況，力求站在歷史深處進行淘井般的史料挖掘。旨在拋棄一般意義上的宏大敘事，試圖透過一些鮮為人知的正史野史，拿起微創的手術刀，給讀者不一樣的歷史視覺。比如，從一只股票引發的“骨牌效應”入手，來洞悉清末時局的混亂與不堪。那支濫觴于大洋彼岸的“蘭格志股票”，如一只蝴蝶般扇動著翅膀，其所引發的蝴蝶效應，最終將大清送上末路。

1910 年3 月29 日，大清股市剛開盤不久，龍頭股蘭格志（一個橡膠公司的名字）股價便迅速攀升至1675 兩白銀一股，發行價不過100 兩白銀一股的蘭格志，迎來了帝國歷史性的瘋狂時刻。

多米諾骨牌效應是指在一個相互聯系的系統中，一個很小的初始能量就可能產生一系列的連鎖反應。上帝欲讓你滅亡，必先令你瘋狂。這樣的“ 骨牌效應”直接決定了晚清的末路。

除此，還特地把康熙皇帝布防成都這個決策，放到整個歷史大視野和地理大空間中去審視，從而因時因地牽出愛新覺羅家族的嬗變史與進化史。即，他們如何從偏安一隅到滾雪球一般不斷發展壯大后，徹底完成合圍，逐鹿中原，最終成為紫禁城的主人。

由大到小，由內及外，層層解剖。呈現在讀者眼中的“滿城”這個大清“麻雀”，顯得更為立體而豐滿。

這樣的大視野的鏡頭還伸得更遠。保路運動引發的辛亥革命直接開啟中國新政，而中國新政的直接學習對象便是近鄰日本。由此深入歷史管道，探究日本新政的成因，即使如小小日本，開化也并非一蹴而就，同樣有一個慘痛分娩的過程。將成都新政與中國新政乃至日本新政進行梳理，就有了一個清晰的脈絡，彼此有機連接起來表達，不僅有了歷史縱深感，且讓人們從中感受到一種開闊的視野。

從“看得見”的變化做起，向“看不見”的地方滲透。費正清最有才華的學生芮瑪麗可謂一語中的，“正是清政府的改革，摧毀了這一推行改革的政府，因為它不能控制其自身政策造成的加速度”。這期間，有很多西方人來到中國，來到成都，來到滿城，用“他者”的眼光來留駐成都鏡像。比如在成都生活了近3 年的美國人路得·那愛德。那正是風起云涌的中國時局下，成都最為精彩的三年變局。1910 年6 月24 日，年僅31 歲的路得·那愛德從美國伊利諾斯州安而拔那市家鄉出發，來到成都，與大清國四川高等學堂（今四川大學）簽訂了教授一年化學和算學的合同。后來在成都的歲月里，他留下了大量書信和圖片。這些書信和圖片以“他者”的視角，成為我們研究“1910 年成都”的寶貴史料。其實，清末民初之際，像那愛德這樣行走在中國大地上的“他者”還有很多。是他們，或直接或間接地將一個真實的中國形象，帶到了被認為世界主流的西方世界。

這里尤須向王玉龍先生表示謝意與敬意。王先生對路得·那愛德在中國拍攝的圖片做了大量勘察與考證，并愿意提供給本書使用。真所謂一圖勝千言。百年過去，透過那些微微發黃的圖片，我們仍可直觀地感受到近代中國波瀾壯闊的歷史時刻。

五

史料更為翔實。歷史往往通過一些精彩的瞬間和鮮為人知的細節而讓人難以忘懷，我努力窮盡自己的視野，廣泛搜集那些不易察覺的史料，特別是一些看似碎片化的歷史細節，常常令我興奮莫名，它們會在宏大的歷史敘事中，讓讀者眼睛一亮。新聞從業已30 年的我堅信，只有那些感人的細節，才能讓歷史不斷鮮活且豐富起來。比如清末的政治改革，我以“資政院”這個特殊的視角為突破口，找到了當時最為原始的記錄，讓讀者如身臨其境一般，穿越到百年前的中國政治場景里。

作為晚清君主立憲重要內容的資政院，近百年來因與主旋律不搭調，其形象一度被歪曲而漸漸被人遺忘，丟進歷史的故紙堆。好在他們留下了一本“速記錄”。歷史的細節真的太有趣，未曾想資政院第一次常年會召開的半年之前，就特別開設了速記學堂，旨在培養議會所需的速記人才，這才有了遑遑120 萬言的《資政院議場會議速記錄》。

不得不感謝當年資政院那幫老人的眼光——他們或許早已意識到，他們所做的一切，在中國一定是開天辟地的，也一定會進入歷史且讓歷史記住的。

2011 年上海三聯書店整理出版了這本“速記錄”，成為后世研究這段歷史最為原始、最為詳盡也最為權威的第一手資料。直覺告訴我，這本書的印量不會太大，應該也不會賺多少錢（很可能會虧本），這就是作為出版者的歷史眼光和職業擔當?？梢哉f，一家優秀的出版社，就是靠這些并不掙錢但卻能影響后世的書，支撐起屬于自己的鐵桿讀者群。

我花了一周時間細讀，也特別關注書中兩次所涉四川保路運動的相關議題。第一次是清宣統二年十一月初一（1910 年12 月2 日）下午，“資政院第一次常年會第二十三號議場”。這天下午共有14 個議題，大體有新刑律、修正禁煙條例、著作權律、確定義務教育以謀教育普及議案、擬請明諭剪辮易服具奏案等。到場議員140 人。

著名史學家蒙文通教授之胞弟蒙思明先生曾云，史學方法“并不是一種神奇的東西、秘密的寶藏，而實際只是一些合乎邏輯、合乎常識，可以使人依賴的批判原則和工作程序”。我的理解，史學方法的基礎，就是邏輯和常識。也合乎孟子所說：“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余師?！保ā睹献印じ孀酉隆罚?/p>

《窄門》的一大特色，便是關注史料中那些處于夾縫中的歷史小人物。歷史的主角是人，我們很容易把目光放到那些叱咤風云的“大人物”身上，因為他們留下的史料最多，也最容易識別。作為不起眼的個體，那些“小人物”很容易被人忽略，但卻對歷史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诖?，即使諸如帝王似的“大人物”，我也力求將他們置于普通人的視角去挖掘。因為人性是相通的，帝王將相的生活與愛好也如你我一般。這也是我致力于撿麥穗，通過“細節”來表達宏大歷史的思維方向。

六

細節更為豐富。對于過往的一些歷史事件，往往只因缺乏更多的史料作證供，就難有一些出彩的細節來豐滿，全景式“大概”加“估計”的寫作思路就成為必然，大而化之的宏觀描述也就成為當然。瞿秋白曾說，想要“了解一國的社會生活，決不能單憑幾條法律幾部法令，而要看得見那一社會的心靈”。一個社會的心靈，當然是反映在社會中的人身上。任何個人的觀感都有其個別性，然正如滴水可見太陽一般，個人的觀感也無不映射出所謂的時代精神。呂思勉先生也提醒我們，“抽象的理論，言者雖屬諄諄，聽者終屬隔膜”。因而此次修訂，更加注重挖掘情節和人物，特別是涉及一些人物和事件的歷史細節。

用整整一個篇章的篇幅來表達的四川末代總督趙爾豐，無疑是全書一個極為重要的主角，也是保路運動最重要的當事人。若干年來，趙爾豐已被各類文學作品描摹為“屠夫”形象。面對人們思維里已經“臉譜化”的這個惡魔，如何去尋找更多更細小的故事，哪怕是極小的歷史瞬間，便成為我尋找素材時的重要考量。人是復雜的綜合體，世上還很難找到一個完全十惡不赦之人。很多人不知曉的是，作為真正的封疆大吏，趙爾豐在清末的涉藏州縣，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某種意義上無疑是一個能臣。有專家甚至感嘆，趙爾豐“孤膽赴藏”，堪稱大清滅亡前最后的“史詩般遠征”。趙爾豐在涉藏州縣強行實施的改土歸流和各項民族政策，為維護搖搖欲墜的中央集權，無疑有著“定盤星”般的作用。就在清軍進軍藏南、設立察隅縣后幾個月，辛亥革命爆發。隨著趙爾豐被處決，駐西藏的清軍也發生兵變，官兵紛紛跑回四川。多米諾骨牌倒下一般，趙爾豐苦心經營數十年的成果轉瞬即逝，西藏又回到了之前那種封閉落后的狀態。而下一次改革，只有等到1959 年了。

成都血案，是趙爾豐一生中在歷史上唯一難以洗清的惡名。那個風云突變的年代里，每個人物都如浮萍一般，在時代命運的海洋里隨波逐流。潮頭之上的弄潮好手，很可能在下一秒便墜入深淵。從封疆大吏落到死刑罪囚，從民族英雄淪為人民公敵，從大器晚成變得晚節不?！@一過山車般的迷人履歷，趙爾豐只用了短短百余天。

有一個歷史細節很有意思。理塘冷谷寺堪布大喇嘛很會神機妙算，趙爾豐曾專門找他掐算過，這位大喇嘛捻著珊瑚珠串，瞇著雙眼，不緊不慢地說：“大帥以后走西則善，走東則兇……”趙爾豐意外一怔，向西是西藏，向東是成都?！拔抑荒芰粼谖鞑?？我不能回成都了？”趙爾豐向來不信鬼神。他之所以前去問卦，無非是想要冷谷寺大喇嘛給他這個朝廷一品大員說些吉利話，讓他高興，沒想到大喇嘛卻如此認真。當時他雖然閃過一絲不快，卻也根本沒放在心上。沒想到一語成讖。

歷史是大樣本的人性實驗室，雖然不同時代的演員不同，但道具沒變。今天的信息時代每天制造、推送海量的信息，而往往信息越多，了解真相越難，因為幾乎所有的信息源頭都可能被“污染”。一如趙爾豐的形象，在一些人腦海里早已“臉譜化”。

細節的豐富和精彩，無疑會使人物和事件更為豐滿，使文本的質量得以升華。比如描寫“成都新政”的內容里，就特地添注了這樣的細節：成都市近現代著名的悅來戲院，迎來了地方自治的春風——警察特許他們向婦女售票。警察局幾經研究權衡，最后還是決定向婦女開放。要求悅來戲院設計兩個完全分開的入口，一個供男人進出，通向主要的座位區；一個入口專為女性設置，通向用屏帳隔開的樓廳。

讓細節本身說話，讓細節為情節和觀點服務，是我在寫作中的不懈追求。但要在惶惶史海中“大海撈針”般地淘到歷史細節，真是一件令人頭疼的苦差事。國學大師錢穆曾言：“古往今來有大成就者，訣竅無他，都是能人肯下笨勁?！睂Υ宋腋惺芤嗌?。

七

表達更為嚴謹。全書以八旗兵進入成都為主線，重點在第一章、第三章和第六章三個章節來層層展現。他們是一群什么樣的人？他們為什么要來成都？他們是如何進入成都的？他們來成都干了些什么？其間有怎樣的邏輯關聯？趙爾豐如何從一個能吏一步步墮落為一個屠夫，從而走向不歸之路？

要拉伸一個又一個問號，必須甄別史料，層層鋪排，經緯分明，梯次推進。

旗制是一道墻界?！耙云旖y人，即以旗統兵”，用“統”的辦法來串管人口，圈出來的總是一個有限的空間。八旗以京師為根本，“親王不得出京師三十里外”。入仕的滿族人雖可遠走四面八方，但解任之后皆須帶著眷口“回旗”。所以督撫、兩司、將軍、都統，其子孫都在京城里生根結果。這種專門修起來的“長垣”阻隔了兵民，也阻隔了滿漢，而駐防所到的地方也必有“長垣”，由此劃出的區域民間通稱“滿城”。旗籍即是兵籍，“滿城”里的人們遂長在不可自由移動之中。八旗制度多立墻界，顯示了滿族君權本有的種族意識。墻界守護的都是滿族從關外帶來的種性和面目，詔書稱作“期復舊俗，永保無疆”。

18 世紀的康、雍、乾三朝，一面是君權的種族意識與士人的種族意識相遇而引發出連年的文字獄，一面是帝王在接受中國文化的過程中步步儒化。18 世紀的中國，與連年文禍同時出現的，是一個輕賦立國的盛世，滿族君權造出了傳統中國的最后一個盛世，而其間的義理則取自于中國文化所蘊結的王道政治。當文字獄引發的凌厲和緊張使士人世界不得安寧的時候，盛世里的田夫耕氓正各安其業。這個多數人的世界里，很少有人會感受到來自“那一頭”的沖擊和窒迫。

八旗制度多立墻界，滿漢之間能夠相往來的地方便只有官場。當19 世紀中葉內憂外患交迫而來的時候，滿漢之間積久的失衡便在潰決中現出本相。庚子之后行新政，后來成為“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意外地以漢人身份授正黃旗蒙古副都統，覲見之際賞頭品頂帶時，光緒皇帝憂慮地說：“你這要與旗人共事了，他們都糊涂哇?！笔穼W家楊國強先生敏銳地稱這是“一種同悲哀融在一起的苛薄”。而端方“自為滿人，偏詆滿人為不肖”，曾使酒罵座，肆口痛詈“旗人作外官，一事不懂，一字不識，所有事件皆請教于門政，門政即是爸爸”，楊國強認為，這是“苛薄之中又羼入了許多刻毒”。

甚為喜劇的是，在一個滿族人都看不起滿族人的時代里，聚八旗聲勢與漢人爭一日之長短的意識，一定不會成為茁長的東西。久蟄的反滿意識勃然涌起于中國社會的時候，在20 世紀最初十年里喚來滿天風雨，便成為必然。

掌握大量如許史料的同時，合理地將它們按照寫作邏輯，織成一個又一個“邏輯鏈”，那些讓人眼睛一亮的細節，都源于這樣一個又一個的“邏輯鏈”。力爭做到既符合讀者閱讀習慣，又能清晰地通曉人物命運的起承轉合。

還有，引人注目的保路運動人物眾多，背景復雜，如何與國際國內大氣候有效契合？需要盡最大可能回到歷史現場，讓一個個鮮活的人從歷史中“走”出來，讀者便會身臨其境，產生一種“在場”感。

“在場”二字，就是要從一些人們“看不見”的地方扎進史料堆里，力求從中找出“不一樣”的東西來。此間，成都滿蒙學會（成都市滿蒙人民學習委員會的簡稱）給了我很多幫助，在他們的協助下，我陸續采訪了一些生活在成都的滿蒙后裔，他們中大多已是年屆耄耋的老人，但一提到他們眼里的父輩祖輩，都會滔滔不絕，精神煥發。何天祥老人是何氏骨科的傳人，他的祖上就是八旗軍的隨軍醫生，十多年前接受我采訪時，談及滿城的歷史過往仍是感慨萬千。他的兒子何濬氚如今是成都滿蒙學會的掌門人，他對自己民族文化的研究令人敬佩，細致入微，十分嚴謹。一次聚會聊天時，何濬氚的幾個蒙古朋友彼此用蒙古語交流，何濬氚十分嚴肅地提醒他們：“我的這位朋友聽不懂你們的話，都說漢語吧，相互尊重?！甭劥?，他的蒙古朋友立即換用漢語交流。這些看似不起眼的細節，能讓人感受到一種內在的不一般。

“愷廬”是寬巷子的標志性建筑，拉木爾·羊角就住在這里?！袄緺枴毕笛蚪敲晒抛逯械男帐?，為了能準確地表達“拉木爾”的意思，何濬氚十分認真地拉住我解釋了半天，他反復用蒙古語和漢語之間如何轉換向我示范，雖然他自己也承認“我的蒙古語也不標準了”，但他身上那股扭住民族元素緊緊不松手的韌勁，讓人動容?！袄緺枴ぱ蚪谴汗澢半x開了我們，太突然了。一天前還來過我這兒，精神好得很?！?023 年春節后的一個下午，我來到位于黃瓦街的成都滿蒙學會所在地，何濬氚告訴我這個消息時，我也同樣意外，雖然近幾年少與羊角兄見面，但微信上一直在互動，他天生具有藝術細胞，音樂、美術、書法樣樣都“拿得出手”。

十余年來，因為寫作的關系，我與他們這群“外來人”聯系不少，從這些特殊移民及其后代身上，我也學到了不少。將那些看似冰冷的史料，有效地編織成一個特有的邏輯體系，又將大量采訪到的人文素材有效整合在這個邏輯體系里，游刃有余地羅列那些看似見慣不驚的素材，使之表達更為嚴謹。這也是我此次修訂中的一大感受。

八

歷史的主體是人。司馬遷的寫作精神就是“以人物為歷史主體”，因之他的《史記》也“以人物為中心”。既然歷史的主體是人，歷史的主體性也當表現在人身上。歷史學家羅志田先生曾提出“把隱去的‘人召回歷史”，構建以人為主體的思想史。我以為，也只有將每一當事人還原為具體場景中活生生的人物，方可避免將其過度抽象化，才不至于使具體的人被“物化”。后人對前人的歷史解讀，有如問案一般，各種證據鏈齊備且相互印證，方可真正成為可信的史料。

作家余華在小說《兄弟》里有這樣一段話：“寫作就是這樣奇妙，從狹窄開始往往寫出寬廣，從寬廣開始反而寫出狹窄?！绷硪晃蛔骷覄櫼苍f過類似的話：“選擇容易走的路，會像吸毒一樣慢慢上癮，一旦給自己找到邏輯自洽的理由，就會越來越沉迷簡單，最后趨于平庸?！边@，或許是我再次修訂并創作《窄門》的緣由。

（作者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成都市作家協會副主席、《成都商報》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