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宋代《韓愈年譜》的編纂及意義

卜曉雪,焦體檢

(河南大學 文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1)

北宋元豐七年(1084)左右呂大防所編《韓吏部文公集年譜》是現存較早的年譜之一。北宋中期,以唐宋八大家為代表的古文運動在學界掀起一股高潮,韓愈作為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文學界的地位也水漲船高。這一時期“韓學”成為顯學,有“千家注杜、百家注韓”之說,此時興起的年譜便將韓愈納入譜主的范圍。據吳洪澤《宋代年譜考論》考證,僅北宋一朝編輯的年譜現存11部,其中韓愈年譜占有6部,杜甫年譜占2部[1]104,韓愈為譜主的年譜數量占一半以上,可見,年譜興起之初與韓學的興盛有著某種程度上的聯系。厘清韓愈年譜在宋代的編纂情況,既梳理出年譜由草創期逐漸發展成熟的歷程,也從側面窺見韓愈在宋代的地位與影響。

一、宋代韓愈年譜的興起

年譜興起于宋代,姜亮夫為《中國歷代年譜總錄》所作的序中提到:“年譜者,人事之史也,所關至宏偉。小之則一技一藝之珍聞雅記,因之而傳,大之則足補國史之缺佚,為宋以來流暢于民間之一大業?！盵2]1編纂年譜的目的主要是通過考證譜主所生活的年代背景及其生平經歷從而更深入、確切地了解譜主作品所表達的思想、學說。比如呂大防整理韓愈年譜的目的便是:“予苦韓文杜詩之多誤,既讎正之,又各為年譜以次第其出處之歲月。而略見其為文之時,則其歌時傷世,幽憂竊嘆之意,粲然可觀?！盵3]6宋人編纂的韓愈年譜為充分把握韓詩創作的時代背景,研究詩歌創作本意以及詩人的思想演變歷程保留了珍貴的材料。

北宋之初,韓學為顯學,韓愈一生以儒家道統繼承者自居,對儒家思想進行全面的梳理和思考,對儒學后世的發展有著撥亂反正的作用。在宋代開國之初,經歷五代十國的紛爭亂離,文化學術的傳承衰敗沉寂。在這樣的局面下,儒學再次興起,承擔著振奮世道人心,建設積極向上的社會風氣的責任。那么韓愈對儒家學說的大力整理便是現成的素材,經由劉開、穆修等人的大力提倡,韓愈在北宋聲名初顯。慶歷年間,以孫復、石介、歐陽修為代表掀起了研究韓愈詩文的風潮。這三人都是北宋引領一時風氣的儒家學者,這三人對韓愈的大力推崇使韓愈在這一時期成為孔孟之后儒家的代表人物。韓愈文集一時風行于世,成為學者爭相研究的對象。

年譜的興起與傳統學術中的“知人論世”密不可分,而且年譜誕生之初是作為詩文集的附庸出現的體裁,與譜主文集的盛行有關?？梢哉f,譜主的影響越大,為其編撰的年譜越多。因此,年譜作為研究譜主個人生平事件的體裁,在興起之時便將韓愈列入譜主的范圍,出現了多部以紀傳體和編年體結合的形式,融合了譜牒、行狀、宗譜等內容,以韓愈為中心按年月順序記載韓愈生平的年譜。

二、宋代韓愈年譜的編纂

在宋代編纂的文人年譜中,韓愈年譜的種類是比較豐富的?，F存宋人所編韓愈年譜多集中于南宋魏仲舉所編《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所附《韓文類譜》?！俄n文類譜》是現存最早的匯刻年譜,共有7卷,包含五本年譜,分別是:呂大防《韓吏部文公集年譜》、陳傳道和程俱《韓文公歷官記》、洪興祖《韓子年譜》、樊汝霖《韓文公年譜》、方崧卿《韓文年表》。除此之外,宋代所編年譜還收錄在一些唐詩選本和類書中,如計有功《韓文公年譜》便附在《唐詩紀事》中。

現已亡佚的宋代韓愈年譜在宋代書錄《直齋書錄解題》和《郡齋讀書志》中有所記載,如黃大輿《韓柳文章譜》記于《郡齋讀書志》,張敦頤《韓文公歷官記》記于《直齋書錄解題》,這兩本年譜現皆亡佚,但在書錄中保留了其體例特征的資料,對當今研究韓愈年譜編纂體例在宋代的發展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此外,趙子櫟編纂《韓文公年譜》的事跡記于《雞肋編》中,其譜已亡佚。

自宋以降,韓愈年譜種類繁多,散佚甚多,根據現存宋人所編韓愈年譜進行大致梳理,厘清宋代韓愈年譜形式從簡單到多樣,考證逐漸翔實嚴謹,發展為成熟的學術體裁。為明晰以上諸本韓愈年譜在宋代年譜發展過程的影響和地位,現從年譜編纂形式和體例與年譜的內容和考證兩方面展開論述。

(一)宋代韓愈年譜的編纂形式和體例

韓愈年譜的體例在宋代已發展完備,經歷了從草創期到成熟期的全過程?？v觀上述宋代諸本韓愈年譜,將其以編纂形式分為文譜、表譜兩大類,以分類視野厘清韓愈年譜的體例在宋代逐步發展完善的過程?，F將文譜分為五類:一是基本體例的文譜;二是專譜;三是多種形式結合的年譜;四是合譜;五是“增考類”年譜。表譜僅有方崧卿所編《韓文年表》一卷,不再細分。

1.基本體例的年譜

此類年譜以年月為序記敘傳主的生平,逐年紀事,與詩文作品結合,敘事簡略,形式單一。呂大防所編《韓吏部文公集年譜》一卷既是最早的韓愈年譜,也是現存較早的年譜之一,成書于元豐七年(1084)。該年譜產生于年譜的初創期,因此記事簡單,內容比較簡略,以年號為綱,其下介紹詩人的行跡或部分詩作。

作為最早的文學家年譜的開創者,呂大防開創的編年體例基本為后世撰譜者沿襲。首先是記年,其次介紹作者此年的行跡經歷,并對譜主的作品加以系年。作品系年可以說是年譜中的精華部分,對研究作者思想變化提供了十分簡潔直觀的形式,這種形式是后世年譜編纂的主流。因此,此譜雖簡略短小,且無必要的說明和考證,但其作為韓愈年譜編纂的先行者,有其獨特的地位。

此外,還有趙子櫟《韓文公年譜》。此書成書于宣和中年(1119-1125)。趙為宗室子弟,《雞肋編》中記載了其于宣和中進杜詩、韓文二譜的事跡。趙子櫟所編的《杜工部年譜》尚存,但其《韓文公年譜》已佚。其所編《杜工部年譜》的體例與呂譜體例相同,唯一不同之處在于趙譜未逐年排列年號干支,而是以事系年,無事則不記?！俄n文公年譜》與其《杜工部年譜》體例應一脈相承,資料較少,不做贅述。

樊汝霖所著《韓文公年譜》一卷。樊汝霖,字澤之,宣和六年(1124)進士,有《韓集譜注》45卷,是較早的注本韓集之一。本年譜僅附在《韓文公志》之后,以作呂譜之修訂補充?！俄n文公志》今已不存,從其內容來看,是對韓愈生平的史志資料和其文集序跋的匯編?！俄n文公年譜》后記表明了編寫此譜的目的和體例:“其譜所未盡也,則為此年譜于其后,證據甚明,覽者其詳之?！盵3]89其體例形式以呂譜為摹本,采用了以年號干支為綱的記事形式,無事可記便空置年號干支。此譜記事十分簡略,與呂譜相同,僅簡要敘事并加以少量作品系年。

計有功《韓愈年譜》附在《唐詩紀事》之后,編于乾道年間(1165-1173)?！短圃娂o事》共81卷,收錄唐代詩人1150家,收錄范圍廣泛豐富,僅杜甫和韓愈兩位詩人名下多出一卷年譜。此譜先記年月,后記詩人及其詩歌,最后紀事。其中韓愈年譜的形式和內容都和呂大防所作年譜大同小異,是由呂譜增刪而來。在形式上,此譜將呂譜的作品系年與紀事的位置進行了對調,在年譜體例上,并無新的發展和創造。

2.專譜

專譜,僅側重敘述譜主某一方面,例如,陳傳道、程俱《韓文公歷官記》一卷。此譜只記韓愈的仕官經歷,此書成于崇寧元年(1102),共一卷,主要記載韓愈的官職變化。此書有崇寧元年(1102)八月一日程氏自序,云:“予友彭城陳傳道師仲,少時嘗稿具韓文公歷官出處之概,凡傳不載而見于他書者,將一一以記。比出舊稿示予,予疑未廣,因補次其遺,十增七八”[3]7根據此序可見,本譜是由陳傳道首創,梳理韓愈的仕宦生涯,隨后程俱收集資料,在陳稿的基礎上加以擴充考證,成此譜。陳傳道的舊稿早已亡佚不存,程俱修訂本現行于世,作者多署兩人之名。

此書體例略有不同,并不屬于嚴格的年譜之列?！按藭环謼l提行,雖不合今例,然記韓愈一生歷官事跡皆按年編次,宋人魏仲舉將呂大防、洪興祖二譜及此記,同輯入《韓文類譜》,可見宋人對年譜并無定例?！盵4]121《韓文公歷官記》并未嚴格地排列年號順序,僅記載韓愈官職變動的年份,后排列事跡。以其“貞元二年”一條所記舉例,在此條排列了韓愈本年至京師,至八年舉進士,三選吏部不得官,再到貞元十一年離開京師的經歷,時間跨度有九年,都記在貞元二年下。

類似僅記韓愈仕宦經歷的年譜還有張敦頤《韓文公歷官記》一卷。此書已佚,編于乾道六年(1170)。張敦頤(1097-1183)為紹興八年進士,此譜僅在《直齋書錄解題》卷七有記載:“頗疏略。其最誤者,序言擒吳元濟、出牛元翼為一事,此大謬也。為裴度行軍司馬,在憲宗元和時;奉使鎮州王庭湊,在穆宗長慶時?！盵5]213從這段書錄中可以看出此譜紀事“頗疏略”,且考證并不嚴謹,錯誤較多,應是失傳原因之一。

3．多種形式結合的年譜

此類年譜是以文字記事與其他形式的結合,例如洪興祖《韓子年譜》,便是圖譜與文譜的結合。此譜共一卷,成書于宣和七年(1125)之前。魏仲舉輯編《韓文類譜》將其分為5卷,后多沿用5卷之說。洪興祖(1090-1155),字慶善,博學強聞,著作頗多。洪興祖曾搜集韓愈文集各個版本,并加以校訂,但其校訂的韓集如今已失傳。

洪譜創造性地引入圖譜的形式,增列“世譜”一節。在梳理韓愈生平之前, “世譜”首先考辨不同傳世文獻中對韓愈出身之地的不同記載(一說南陽、一說昌黎)。并列舉相關文獻如“《武昌去思碑》《唐書宰相世系表》《漢書地理志》《元和姓纂》《女拏墓志》”[3]16,詳細考證了韓愈的籍貫,梳理了韓愈的家族世系及遷移。在此基礎之上,用家譜的形式排列了韓愈先祖支系,并對列入其中之人簡略介紹了生平功績和評價?！笆雷V”和年譜的結合進一步提升了年譜的嚴謹性和全面性。

洪譜的體制十分完備,是年譜的成熟之作。從韓愈出生開始逐年記事,幼年沒有事跡可記,便只排列年號干支。與呂譜相比,洪譜對韓愈去京師之前的經歷也多有記載,如韓愈三歲而孤,養于伯兄韓會,大歷九年隨兄長去洛居秦,十三年南遷之事等。除此之外,洪譜不僅只將目光集中于韓愈,對于一些與韓文創作背景相關的重大的社會事件也加以說明,如“貞元元年”條目下,便介紹了朱泚之亂的前后戰爭和發生地點,這一時期的韓愈“以中原多故,避地江左……見《示爽詩》”[3]23。

4．合譜

合譜,顧名思義是指兩人及以上,記載多人生平的年譜體例。以黃大輿《韓柳文章譜》為例。這是最早的合譜?！俄n柳文章集》編于紹興三十二年(1162),將韓愈、柳宗元二人生平合成一譜。其體例在《郡齋讀書志》中有記:“《韓柳文章譜》一卷。右皇朝黃大輿撰。大輿之意,以為文章有莊老之異,故取韓愈、柳宗元為三譜。其一,取其詩文中官次、年月可考者,次第先后,著其初晚之異也;其一,悉取其詩文比敘之;其一,列當時君相于上,以見二人之出處。極為詳悉?！盵6]1080此書已佚,其原本面貌已不可考,根據上述可推知其大概體例。

5．“增考類”年譜

“增考類”年譜內容并不追求全面完整,僅為一本或多本前人所作年譜加以輔助補充,非獨立成書。此類年譜以方崧卿《增考年譜》為例,方譜對呂、陳、樊、洪諸譜加以完善考證?！对隹寄曜V》已佚,據現存魏仲舉所編《韓文類譜》中在呂譜、程譜、洪譜下所附出自《增考年譜》的按語,可推知其大概面貌:“既名‘增考’, 未必像完整的年譜一樣,每年必錄,只是在需要辯說的地方加以討論而已?！凑Z中保存的四十四條《增考》中的文字,保守地說,可能占到《增考》原文的一半兒以上?！盵7]110雖《增考年譜》已佚,但其主要的學術成果在《韓文年表》中得到了傳承。

6．表譜

方崧卿的《韓文年表》是現存最早的表譜,在宋代所存年譜中,方表是唯一以年表的形式存在的韓愈年譜。其書分為五欄,第一欄記年月干支,以年月為綱;第二欄“紀行”,記韓愈生平事跡;第三欄則是“賦、古律詩、聯句”;第四欄為“書序、表狀、雜文”;第五欄是“碑、墓銘、祭祝文”。此譜將以往年譜所記內容分為三類:首欄記年月,次欄紀行,三、四、五欄則分門別類專記詩文。這種形式非常簡略直觀,幾乎可以稱為韓愈個人的百科詞典。

方崧卿《韓文年表》創造性地使用表譜形式紀事,編排體例較之前諸譜更加細致完備,一目了然。不僅是宋代韓愈年譜編纂的集大成者,在年譜的發展史上也有其獨特的地位。其譜不僅代表了表譜這種新形式的出現,而且開辟了詩文分類的學術研究視野,對后世編纂表譜提供了完備的體例,為后世對譜主作品系年進行分類編年研究提供了先例。

(二)宋代韓愈年譜編纂的內容及考證

宋代韓愈年譜經歷由初創期紀事簡略、考證粗糙到成熟期紀事完備、考證完備精詳的過程,逐漸發展成獨立成熟的學術門徑?，F存宋代韓愈年譜有《韓文類譜》中收錄的呂、陳、洪、樊、方五本年譜和計有功所編附于《唐詩紀事》的《韓文公年譜》?，F以時間順序梳理這六本宋代韓愈年譜的內容及考證的發展過程,已亡佚的年譜由于內容缺失,暫不做參考。

呂大防《韓吏部文公集年譜》作為最早的韓愈年譜,其內容并不完善。此譜從代宗大歷三年韓愈出生自韓愈25歲進士及第中間無紀事。其后記韓愈于某年某月官職行跡的變化及當年詩文作品,列事件、詩文名而無考證說明?？甲C不詳,紀事粗糙。這與呂大防作譜的目的有關:“予苦韓文杜詩之多誤,既讎正之,又各為年譜以次第其出處之歲月。而略見其為文之時,則其歌時傷世,幽憂竊嘆之意,粲然可觀。又得以考其辭力,少而銳,壯而健,老而嚴,非妙于文章,不足以至此。元豐七年十一月十三日汲郡呂大防記?！盵3]6可見,呂大防對韓愈的思想和文章極為欣賞,為此作譜簡記韓愈一生經歷與其文章的“為文之時”結合。其創作目的是為韓愈詩文做背景介紹,未將年譜看作嚴肅的學術文獻,因此,在文獻考證方面并不嚴謹。

陳傳道、程俱所編《韓文公歷官記》除正史之外,引入其他資料,如李翱所作的《韓文公行狀》、皇甫湜所作《韓文公神道碑》《韓文公墓銘》。行狀的作用是為修史提供依據,記事翔實嚴謹;碑銘則品評一人平生功績,刻在墓碑之上,更重文采。韓愈的墓銘是在韓愈去世之前親自指定,由他的故交好友皇甫湜所寫:“長慶四年八月,昌黎韓先生既以疾免吏部侍郎,書諭湜曰:‘死能令我躬所以不隨世磨滅者,惟子以為囑?！盵3]191韓愈去世后,皇甫湜即為其撰寫了神道碑和墓志銘。從程俱此譜開始,后世學者極重視這些可信度較高的資料,將其與正史互相補充,以完善韓愈的生平經歷。另外,《歷官記》紀事較之呂譜更為豐富翔實,雖《歷官記》僅注重韓愈的官職變化,但其紀事多有前因后果,還引入韓愈本人所做詩文加以互證。資料翔實,考證嚴謹,這一做法也多為后來編纂韓譜者沿用。

洪興祖著作頗多,他曾搜集韓愈文集各個版本,并加以校訂,其校訂的韓集如今已失傳。其《韓子年譜》序云:“予校韓文,以唐本、監本、柳開、劉燁、朱臺符、呂夏卿、宋景文、歐陽公……及近世所行諸本參定,不敢以私意改易,凡諸本異同者兼存之?？細q月之先后,驗前史之是非,作年譜一卷。其不可以歲月系者,作辯證一卷,所不知者闕之?！盵3]15其《辯證》一卷今已失傳,其編纂年譜的目的是為自己所校韓愈文集中的作品系年,其次便是考證諸多版本、史料,系統地梳理韓愈之生平。由其參考文獻之翔實可見洪興祖對韓愈生平考證之嚴謹,態度之審慎,其年譜歷來為學者所重,是韓愈年譜的集大成者。

相比于呂譜和程譜的簡略,洪譜在篇幅字數上有了質的提升。呂譜不到2000字,程譜5000字左右,而洪譜多達30000余字。這和洪譜采用的歷史資料全面、豐富有關。呂譜內容簡略,為“知人論世”而作,程譜關注官職,為韓愈政治方面的全面考證而作。兩者作為年譜草創期的作品都各有不足,并未突出年譜的史志特征。洪譜采用的歷史資料比呂、程二譜范圍更廣,除了研究韓愈的基本史料《韓文公神道碑》《韓文公墓銘》《韓公行狀》和新舊《唐書》之外,還大量引用了《順宗實錄》《憲宗實錄》《穆宗實錄》等皇帝實錄以及譜牒類文獻《元和姓纂》、筆記小說類文獻《唐摭言》《唐語林》等。

洪譜的創作目的是“驗前史之是非”,從創作之始就具有“史”的品格,所言皆有據。不僅記載事跡更翔實,而且通過各種史料和韓愈詩文相結合,糾正不少前人記載的錯誤。在“大歷五年”條目下,洪興祖根據《祭嫂鄭夫人》《乳母志》李翱《行狀》《盧東美志》推理出韓愈三歲時父親去世,養于伯兄韓會,糾正舊唐書“不悟宗兄為大宗小宗之宗,遂云愈養于從父兄”[3]21之誤。

洪譜中所涉及的作品系年質量也有大的提升,洪譜“把作品系年與紀事考辨自然地結合在了一起。它常常在某一年、一事下,用大量有關的詩文佐證紀事,補充細節,與此同時,詩文的寫作年代和處境也就一目了然了?！绻蛔髌窡o助于事實的考辨,但卻可以確切地知道其寫作的年代,則徑系于該年之下”[7]。洪譜的作品系年方式已十分成熟,其編纂唐人年譜的范式成為后世的典范,也是年譜從詩文集的附庸地位中剝離成為獨立學術門徑的開端。

樊汝霖所著《韓文公年譜》以呂譜為摹本,篇幅短小,紀事簡略,與呂譜相差無幾,但較呂譜多了些文獻依據。樊譜后記中記錄了其參考的歷史資料:“予既集公《行狀》《墓志》《神道碑》、新舊《傳》、祭文、詩、《配饗書》《辯謗文》《潮州廟記》《文錄序》、集序、后序、歐呂所書,與夫汲公所譜,分為五卷,目曰《韓文公志》。其譜所未盡也,則為此年譜于其后,證據甚明,覽者其詳之?！盵3]89在記事之下,樊譜會列出文獻依據,書中多有“見祭文及行狀”“見歐陽生哀詞”“見公復讎狀”等極簡略地交代出處之句。此譜附在《韓文公志》之后,以呂譜為基作修訂補充。紀事簡略與呂譜相似,雖有考證,但無洪譜翔實。洪譜成書于宣和七年(1125)之前,樊汝霖為宣和六年(1124)進士,于紹興壬戌年(1142)年編寫完畢,在其跋中未提到洪譜,具體紀事也不見洪譜痕跡。因此,樊譜成書時間雖在洪譜之后,但未將洪譜列入參考,很大可能樊汝霖沒有見過洪譜。樊譜的編寫時間雖在洪譜之后,但并未達到洪譜的高度。

計有功《韓文公年譜》附在《唐詩紀事》卷第三十四韓愈下,大致成書于乾道年間(1165-1173)。此譜可以看作呂譜的修訂本,從德宗貞元八年韓愈25歲登第起紀事,相比呂譜紀事稍詳,呂譜詩文系年僅附一詩文名,計譜附部分詩文以展示這一事件對韓愈的影響,表明韓愈對其事所持態度。如貞元十五年下紀事,呂譜僅記“是年晉死,愈從喪歸,作汴州亂詩”[3]2。計譜在此基礎上增加了“宣武軍亂,殺行軍司馬陸長源”[8]521一事,并于此條后附上了這兩首汴州亂詩的全文。計譜以詩文內容和紀事相結合,突出作品發生的背景與韓愈對其事的感受和態度,以呂譜為綱而無仔細考證。

方崧卿《韓文年表》文字簡略,紀行、作品系年皆簡略紀事,而無文獻依托,但其作為韓愈年譜的集大成者,其紀事和作品系年皆有極大的準確性和可信度。方崧卿(1135-1194)隆興元年舉進士,是南宋的儒學名家,也是韓學大家。他曾廣泛收集各種韓愈文集,有刊本、校本、館閣本、孤本、金石文獻等多種來源的書籍加以考證,?？表n集四十卷。此外還有《外集》十卷、《附錄》五卷、《韓詩編年》十五卷、《韓集舉正》十卷、《增考年譜》一卷、《韓文年表》一卷。

自宋代呂大防《韓吏部文公年譜》始,其后宋代各個時期的學者對于韓愈年譜的編撰傾注心力,持續對韓愈生平事跡及詩歌創作情況加以考證完善。至方崧卿,已積累了大量前任韓愈年譜編纂者研究的成果,有呂譜、程譜、樊譜、洪譜等考證詳細的年譜著作作為參考,在現有的歷史、學術資料上,方譜最大程度上真實、詳細地還原了韓愈的一生。

方譜在作品系年數量上達到了400多首,幾乎囊括韓愈的全部作品。方譜將韓愈的作品分類編排,由于韓愈的碑志文成就較高,因此碑志文單放一欄,與詩賦、雜文并列,從方譜的分類可見其前沿的學術視角和對韓愈作品研究的深入程度。方譜對韓愈作品的這種分類為后世學者所沿襲,成為韓愈作品分類研究的濫觴。方譜作為宋代韓愈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既梳理了韓愈的生平經歷,又將現存的韓愈作品幾乎全部做了系年,代表著宋代韓愈年譜編纂的最高成就。

三、宋代韓愈年譜的文獻學意義

年譜并不是簡單的傳記體裁,將譜主詩文作品與譜主的個人經歷相結合是它最大的特征,也是其成為獨立學術門類的主要原因。宋代韓愈年譜的記事、體例縝密準確,具有“史”的品格,可做史書的補充,對研究韓愈生平、韓學思想、韓集編年都有重大的意義。宋代文人在對年譜譜主的選擇和這一時期年譜的數量也是當代學術態勢的反映。

(一)考證詩文編年

宋代是年譜的開創時期,宋人所編年譜對后世具有范式的影響和作用,年譜誕生之初,作為詩文集的附錄,其創作目的是為更深入地理解作者思想演變的創作歷程,以更好地把握其創作內涵。因此宋代學者十分重視作品系年問題,將對韓愈生平的考證和作品的創作結合起來。經由歷代的發展,這條線索始終未斷絕,并在洪譜和方表中,達到了韓愈詩文紀年的最高成就,這兩本年譜基本覆蓋了韓集詩文的全部系年。

在閱讀前代人物的作品時,由于社會的發展、新事物新名詞的產生,語言的含義已發生了變化,在理解作品含義時常有誤讀。雖有注解,但仍無法明確其表達的主旨和內涵。年譜的誕生目的之一便是解決此類問題,當明白作者的寫作背景,寫作的原因和環境,便能得到正確品讀相關作品的鑰匙,明了其作品表達的思想內容,領略韓愈思想真正的魅力。對譜主的作品系年研究不僅有利于正確地理解作者寫作時的真實意圖,而且借此開辟了對韓愈詩文集編年研究的新學術領域。

(二)補正史傳缺訛

考證翔實、嚴謹的年譜可以起到與史互證的作用,一本考證精詳嚴謹的年譜可以為史書提供細節補充。比如洪興祖所編韓愈年譜便是集中了碑記、行狀、其他史志材料和別集、總集中的材料互相補充,現其引用的其他史志資料有些已不傳,但洪譜對其的收集整理卻保存了其存在的痕跡。為編年譜,宋代學者聚集了大量關于韓愈的歷史材料,除了作為譜主的韓愈本人,往往還涉及其家庭成員、師友、各地游歷的資料內容。這不僅為韓愈的研究提供了翔實的文獻,其年譜中其他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記載也可補正史的空缺。

正史中的傳記由于史書體例所限,文字從簡精練,所以史官認為無關宏旨的生平細節便記載不詳,這些資料的缺失可以在年譜中得到很好的補充,甚至可以反推正史之誤,還可以解決一些因文獻不足產生爭論和空白的問題。例如關于韓愈晚年是否煉丹服藥的爭議,在方表中得到了解決,起因是白居易《思舊》中“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一句,被陳師道認為是韓愈服藥的證據,方崧卿根據《衛府君墓志》考證,得出服藥之“退之”并非韓愈,而是衛中立,因其人之字也為“退之”造成了誤解,并推理出衛中立與白居易的交集,證明白詩是寫給衛中立。除此之外,方崧卿還列舉韓愈《李于墓志》中對服食丹藥的態度,徹底對韓愈未曾煉丹服藥一事蓋棺定論。

(三)考察學術態勢

年譜也從側面驗證了一個時代的風潮以及主流價值的演變。在《中國歷代人物年譜考錄》的序中,姜亮夫對年譜的意義做了以下闡述:“年譜者,大體逸在下民,而其人亦足以范世,其才亦足以益民,而人好之,為之年譜,而時紀之,其事蓋亦史之不可缺者。正史記一國之事,年譜表一道一術之源委,蓋亦正史之輔車也。無正史,則紀綱不立,無年譜、私傳,則道術無所托。而終始之端緒不具?！盵4]1

編纂年譜不僅起到了解譜主生平、仕官經歷、家族世系、作品寫作背景和環境的作用,而且根據同一譜主在不同時期其年譜的編纂情況,可梳理出譜主在不同社會時期的影響力,借以反饋某一時期的學術風氣、流派源流,借年譜與史傳相互補充結合梳理出更嚴謹的學術脈絡,理清譜主在文學發展中起到的作用。前文提到北宋時期編纂的年譜共有11部,其中韓愈的年譜有6部,杜甫只占到2部,北宋韓學盛行,導致了韓愈年譜數量占比過半,年譜的數量反證了當時韓學之盛,也從側面印證了年譜和學術態勢的密切相關。

四、結語

年譜雜糅了紀傳體和編年體的體例形式,其所記譜主的生平事跡按年月排列,要求所記事件言必有據,事件、地點、發生年月缺一不可。無法考證的傳說、逸聞奇事,皆不入年譜。韓愈年譜的編纂幾乎貫穿了有宋一代,韓愈年譜編纂不同階段的成果,基本貫穿了年譜體例逐漸發展完備的過程。從呂譜作為初始期的粗糙和簡略,到洪譜已代表年譜作為一類有獨特體例著作的成熟和完善,其后方譜將表譜的形式引入韓愈年譜的編撰,進一步豐富年譜的形式,使年譜擺脫單純的文字紀事,代表著年譜形式的多樣化發展。凡此種種,宋代研究韓愈的文人筆耕不輟,治學嚴謹,一步步提高年譜在學術上的地位,使年譜由詩文集的附件逐步發展為新的學術體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