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從地域文學到超地域文化的破圈之旅

文｜陳小二

畢嘯南 著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2023年3月定價：49.80元

“生存”一直是文學領域經久不衰的母題，30 年前余華的《活著》出版，至今仍高居各大圖書平臺的熱銷榜，可見在急劇變革的時代中尋求生命的意義和存在的價值，是這代人始終在探索和思考的內容。

同為該主題的作品《生而為人》今年3月面世。這是作者畢嘯南在位于膠東半島昆崳山山腳的家鄉沉淀數月寫下的短篇小說集，忠實地記錄并表達著那里生命的軌跡與感受。而在這場植根于地域的文學之旅里，許多讀者卻讀到了故事之外的認同與力量。

地域文學：膠東大地的異與同

鄉土是中國人安身立命之根，這本書里的故事都發生在膠東這片土地上，在山東威海這座城市里。每個故事獨立成篇，但人物相互之間又不失聯系——細膩的筆調讓讀者仿佛親臨現場，成為膠東大地的一員融入當地的生活。

《小團圓》里經歷白發人送黑發人痛苦的老周婆是《浮生如樹》里帶馮瑛姑去擺攤的鄰居；《小香港》里不得已向丈夫的同性戀人求助的張如娟是《好似初相識》里趙長正和張紅英的介紹人。她們在自己的主線故事里都是不受命運眷顧的失落人兒，卻依舊在他人的故事里努力去拉別人一把……不同故事間人物的關聯，加深了讀者對人物的認知，覺得其真實有血肉，更重要的是，人物們共同構建了膠東大地的生活圖景——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生活在同一個空間，時代的洪流呼嘯而來，他們共同承受又彼此面對，每個人都有自己命運的必答題。

這也恰是地域文學的魅力之一，即一方水土的同呼吸共命運。而除了展現地域間人的互動關系，地域文學的另一種常見的表現方式，是凸顯地域的差異性，如以路遙、陳忠實、賈平凹等組成的“文學陜軍”，其作品分別呈現了陜北的粗獷、關中的厚重和陜南的靈秀。

在《生而為人》里，這種差異性主要通過嵌入小說描繪的自然景觀、人文景觀和風俗等意象來體現膠東大地的文化，將其與故事發展做明暗線交匯和呼應。

如開篇寫道“海邊山城的春意總是比內地要晚來一些”，《浮生如樹》里在四月的某天，讓人望眼欲穿的滿樹櫻桃花苞一夜間如云似錦，讓人翹首以盼的柳芽一夜間吐出新綠，命運的旨意不可忤逆，恰如人類意志在自然界面前的渺小。

俄國作家契訶夫曾提到，如果一個劇本的第一幕里墻上掛著一把槍，那么在后邊一定要放槍，要不這把槍就不必掛在這兒。對于好的小說也如此，所有的景觀和意象描寫都不僅僅是客觀的描寫，它必定契合或推動某種情節發展。若地域文學僅為單純描繪景觀，那就變成地理或歷史讀物了。

超地域文化：結構和個體的二重性

地域文學的破圈，往往是因為作品里面有超地域的文化，讓來自四方的讀者不僅了解地域特色，更收獲精神層面的洗禮或共鳴，而這份認同背后是社會的共性問題以及面對問題的解決姿態。

比如讓很多人落淚的《小香港》，描寫的是在改革開放之初，摩登青年楊揚來到小鎮，如電影海報里的演員般耀眼，他給這座偏安一隅的東海小城帶來了熱鬧和風波——他開的理發店改變了人們對年輕男性作為理發師的偏見，甚至讓人接受可以不理發而單獨洗頭吹頭，人們熱衷聚在那里看電視、吃零食和聊天吹水，直到人們發現他是個同性戀者，于是小鎮起了風暴，“人人都說，小香港是個二刈子，是個神經病，是個大變態。男人們見了小香港都躲得遠遠的，生怕這種病傳染給自己；女人們見了小香港也躲得遠遠的，生怕這種病傳染給孩子”。這里凸顯的是兩方面的沖突：一是時代發展和傳統生活的沖突，二是邊緣人群和傳統思想的沖突。這折射出來的問題是超越地域的，它體現的是無數個類同膠東大地的發展中的地方共性。

小香港的故事只是書里的一個縮影，不同的故事還講了抗美援朝、國企改革下崗潮等過去百年往事對這座小城的影響，刻畫了除邊緣人群外的留守人群、女性群像等，書寫了身在泥濘里的人們的命運浮沉。

于是有個問題呼之欲出，那就是——這些人所面臨的苦難，究竟是時代加予人們身上，抑或是人本身的困境？

社會學領域一直有個兩難的問題：結構還是主體？前者強調的是社會結構帶來的影響，而后者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如果主體作為個體越是堅持“自我決定”，結構就越容易被免責；如果主體越是隨波逐流，結構的重要性就越容易被看到。

作者在自序里提到：“書中的大多數人，是在社會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沒有跟得上時代步伐、沒有登得上前行的巨輪，甚至是被這巨輪無情地拋入大海里的人，可他們不是命運的沉默者，也絕不肯做苦難的幫兇，他們在泥濘里奮力喘息?！?/p>

無論是謝佩秋的堅韌還是徐鳳英的堅守，故事里的主人公們都在陷入困境時，盡了最大的努力去詮釋活著的價值，或者他們堅守著一些大過生命的東西，比如情感、抗爭、信念等。

作者沒有把命運的矛頭歸結到時代，或者籠統的社會結構，而是強調了個體在面對苦難時體現出來的精神與姿態，進而呈現了我們民族的底色及那股生生不息的力量——生而為人，是為了活著，又不只是為了活著。

知識分子式的寫作有別于炫學式的寫作在于，其所思考的事情不僅是作為裝飾性出現的學問，而是那種真切的、與社會現實有共鳴的內容，讓人們找到和生命價值的銜接。

文學的縱深感：對話過去與當下

《美人遲暮》里柳小霞被父親賤賣出嫁的那天，坐在轎子里，依稀聽到外頭有人在交頭接耳：“這是一個女人一輩子最風光的時候了?！彼]著眼睛，回想起自己輕賤的一生，也有過那么風光的一刻：那年她剛過完10 歲生日，正在念小學四年級，期末考試，她又考了班上的第一名，心里歡喜得不得了。那時她并不知道往后的蹉跎命運，甚至都不知曉那是她讀書的最后一天。

文學作品的張力結構，除了情節的跌宕起伏外，更多由其本身的縱深感所展現——它不僅著眼于故事“發生的那刻”，而是對話過去與當下的窗口，就像上面提到的柳小霞，當她處在別人認為的“風光時刻”時回想起自己認為一生中的“風光時刻”，當下的那個片段瞬間和過去的10 歲那年串聯起來，兩者間的落差猶如瀑布般襲來，命運的無常及個體的身不由己也被凸顯出來，而這也為接下來她“順流而下”的人生留下注腳。

如果從整本小說集進一步分析，上述的場景里是以“風光時刻”為載體連接了個體的過去與當下，而當我們以“個體的過去與當下”即故事本身為載體，可以發現其連接的是歷史文化的縱深感和當下生活的現實感——柳小霞的悲劇更是幾千年來父權制社會下的輕女、厭女情結，結下了這個“一父賣六女”及“現代潘金蓮式”的女性悲情果子。

當人們不斷在提倡思想解放的時候，當人們處于時代快速發展的當下，其實擁有了一個對“文明中國”內在價值產生自覺意識的契機，如何同步向歷史的深處和未來的深處眺望，或許恰是地域文學的時代課題，把地方歷史融入當代敘事，直指那些已然發生的及尚未解決的現實問題。

感謝青年學者畢嘯南這次對家鄉的回望，在回溯歷史文化的記憶中打撈和捕捉即將消失的傳統，以及小城里的人與事，通過故事透視和想象膠東大地文明的全貌，將其異質和沉淀以小說的形式表現出來。

愿我們也能用腳丈量土地，去行走、去開展關于過去、當下和未來的對話?！?/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