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大與浙江

王祖強/中共浙江省委黨史和文獻研究室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國共產黨在廣州東山恤孤院路后街31號（今恤孤院路3號）召開三大。圖為大會會址（原址現已不存）

100年前的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中共三大確定了中國共產黨同中國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政策，正確地估計了孫中山的革命立場和國民黨進行改組的可能性，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

不僅如此，中共三大實現了黨的工作重心的第一次戰略轉變，從中共二大所確定的以反封建軍閥的工農民主革命為重心，轉到以實行國民革命為中國革命現階段的主要任務和中心工作；明確規定，在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時，黨必須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保持自己的獨立性；第一次修訂黨的章程，對二大黨章進行了若干修改，首次規定新黨員有候補期，首次規定黨員可以“自請出黨”；既提出了《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又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修正章程》，為中共七大將黨章、黨綱有機統一、完美結合進行了初步的準備；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關于黨中央組織結構、職權分工、工作制度等的第一個法規性文件；通過的《農民問題決議案》，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個農民問題決議案；還首創了在黨的代表大會上唱《國際歌》的先例。

中共三大上，不僅繼續有更多浙江籍的中共黨員與會，而且中共浙江地方組織第一次選派出自己的代表參加了這次大會，會議正式選出的中央領導集體名單中第一次出現了浙江人的名字。從此，黨在浙江的影響日漸深入，浙江地方組織日漸擴展，浙江人加入中國共產黨組織日趨踴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浙江人民更加堅定地投身人民革命事業當中，為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進行了不懈的奮斗。

1 中共三大各項準備工作與浙江

1.1 西湖會議的召開

西湖會議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于1922年8月29日至30日在杭州召開的一次特別會議。這是中共一大南湖會議之后黨在浙江召開的又一次規格很高、內容十分重要的會議。

這次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與國民黨合作問題。出席會議的有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高君宇及馬林、張太雷共7人。馬林傳達了共產國際的7月決定和8月指示，再次提議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在討論中，大多數與會者起初反對“黨內合作”的建議，認為這不符合共產國際二大的決議精神，擔心加入國民黨會混合了階級組織和牽制了共產黨的獨立政策。經過馬林耐心的解釋與說服，與會者為尊重共產國際的紀律，勉強地接受了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的提議，但決定中共少數負責人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同時勸說全體黨員加入國民黨。為宣傳中共二大的政治主張，大力開展國民革命運動，會議決定創辦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向導》周報。會議還對張國燾為首的“小團體”活動，提出批評并取消了這個“小團體”。西湖會議的召開，標志著中共的政治主張發生了重大改變，即同國民黨合作形式由“黨外聯合”轉變為“黨內合作”，為中共三大確定全體黨員加入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的策略方針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1.2 從中共杭州小組到中共杭州支部

浙江地方黨組織的創建在中共二大之后。徐梅坤擔任了上海和江、浙地區黨的負責工作后，立即著手在杭州開展建黨工作。1922年7月，中共上海地委改組為上海地委兼區委，領導上海與江蘇、浙江兩省的工作，委員為徐梅坤、沈雁冰、俞秀松3人，徐梅坤任委員長。8月底，徐梅坤專程來到杭州。這時，中共北京地方執行委員會也選派一批骨干到外地開展建黨工作，其中青年團天津地方執行委員會書記部主任于樹德由李大釗發展入黨后，被派到了杭州，在浙江法政專門學校任教，并與上海地委兼區委取得了聯系。他們還與浙軍陳儀師連副金佛莊、滬杭鐵路閘口機修廠工人沈干城取得了聯系。金佛莊在保定軍校時已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沈干城當時是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駐滬杭鐵路特派員、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員。徐梅坤首先將沈干城發展入黨，隨后又將金佛莊轉為中共黨員。1922年9月初，也就是在西湖會議結束后不久，即在杭州皮市巷3號正式成立了中共杭州小組，于樹德任組長，成員金佛莊、沈干城，隸屬中共上海地委兼區委。這是浙江最早建立的中共地方組織。與此同時，莊文恭受黨中央委派也曾來杭州開展建黨活動。1923年春，中共杭州小組發展了第一批黨員，杭州小組擴大為支部，仍由于樹德任書記。

中共浙江地方組織建立后，指導和聯合團組織，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宣傳中共二大關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揭露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努力深入到工農群眾中去，推動工農運動的發展。金佛莊積極撰寫文章，在杭州《嘉言報》等報刊上，宣傳新思潮，并抨擊吳佩孚等軍閥統治；他還積極參加團杭州地委組織的杭州青年協進會和編輯出版的《協進報》半月刊的工作，并由團杭州地委安排，為公開發行的《浙民日報》分擔編輯責任。沈干城在閘口鐵路機修廠仿照京漢鐵路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團結工人出身、有進步意識的廠長，于1922年10月創辦了工人自修夜校；他自任語文教員，又動員了其他工人擔任數學、英文教員，吸引青年工人到夜校學習，通過夜校培養工人運動骨干。倪憂天利用擔任杭州文化印務局協理的身份，組織武林、弘文印刷廠和《全浙公報》的排字工人50余人，于1923年3月發起成立了杭州印刷工人俱樂部，并被選舉為部長；俱樂部設有“新文化報刊販賣部”，除公開向社會出售《新青年》等書刊外，還秘密出售《向導》《中國青年》等黨團刊物，向工人群眾宣傳馬克思主義，自身會員也發展到150余人。

1923年5月，于樹德、金佛莊作為浙江黨組織代表前往廣州出席中共三大，上海地委兼區委派安體誠（安存真）來杭州接替于樹德任書記。

中共浙江地方組織的建立，是五四運動以來馬克思主義在浙江的傳播和浙江工農運動蓬勃發展的結果，使浙江人民革命斗爭有了領導核心，出現了新的生機和活力。

1.3 著手創建紹興黨團地方支部

紹興具有較好的建黨基礎。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中俞秀松、邵力子均屬紹籍。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最早的8名成員中，除俞秀松之外，葉天底也屬紹籍。

徐梅坤在杭州建黨后，不久就到紹興開展建黨活動。徐梅坤在紹興，發展了小學教師何赤華、唐公憲以及印刷工人王承緯。1923年2月，他們在紹興發動了以印刷工人為主體，聯合錫箔工人參加的罷工斗爭。5月，中共黨員王承緯等發起成立紹興印刷工人聯合會。

也在這一時期，徐梅坤派何赤華到紹興，以紹興縣立女子師范（紹興女師）附屬小學教師的身份為掩護，開展建黨、建團工作。1923年3月，在社會主義青年團杭州地委的領導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紹興支部建立，有團員3名。5月，朱少卿主持紹興女師，廢舊革新，公開聘用社會賢能來校任教，學校面貌大變。徐梅坤根據這一情況，派共產黨員徐白民、唐公憲到紹興女師任教，并介紹青年團員和進步學生到校讀書，紹興女師成為紹興縣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的活動基地。6月，何赤華受徐梅坤派遣再次回到紹興縣，受聘擔任紹興縣立第二小學教導主任，開展建黨工作。7月，中共紹興（黨、團）地方支部在縣城龍山倉頡寺成立，何赤華任書記，有黨員6名、青年團員3名，由上海地委兼區委領導，黨的活動機關設在紹興縣立第二小學。

中共三大召開前后，中共紹興（黨、團）地方支部積極開展工作，組織黨員、團員深入群眾，開展革命文化宣傳，喚醒各階層民眾的愛國熱情和政治參與意識，推動紹興等地革命活動的開展。

1.4 浙江黨員隊伍的不斷壯大

浙江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較早的地方之一。覺醒起來的熱血青年積極靠攏并加入黨的組織。隨著杭州、紹興等地黨組織的建立，浙江的黨員人數不斷增長。

浙江籍先進分子在1921年建黨前加入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有：俞秀松（諸暨）、施復亮（金華）、陳望道（義烏）、邵力子（紹興）、沈定一（蕭山）、周恩來（紹興）、沈雁冰（桐鄉）、沈澤民（桐鄉）。

1922年底前加入中國共產黨組織的有：胡公冕（永嘉）、徐梅坤（蕭山）、王一飛（上虞）、張秋人（諸暨）、朱寶庭（鎮海）、莊文恭（紹興）、張人亞（北侖）、金佛莊（東陽）、梁茂康（鄞州）、楊賢江（慈溪）、張寅仲（杭州）、張新錦（浦江）、施味辛（平陽）、蔡鴻猷（縉云）、顧作之（嘉興）、梁柏臺（新昌）、何赤華（諸暨）、謝文錦（永嘉）、何孟英（諸暨）、王承緯（紹興）等。

1923年三大召開前后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還有：華林（富陽）、汪壽華（諸暨）、夏之栩（海寧）、唐公憲（遂昌）、徐白民（諸暨）、鄭復他（諸暨）、宣俠父（諸暨）、葉天底（上虞）、卓愷澤（奉化）、倪憂天（鄞州）、韓步先（紹興）等。

浙江籍的黨員大多在上海等地加入組織，也有留蘇期間加入組織的，值得關注的是，這一時期開始在浙江杭州、紹興等地有更多的先進分子加入到組織中來。他們之中，金佛莊、汪壽華、謝文錦、何赤華、卓愷澤、鄭復他、張秋人、葉天底、王一飛、張人亞、梁柏臺、宣俠父等均為革命事業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

這樣，中共三大召開前后，浙江籍的黨員按照組織的要求與其他地方在浙江開展革命工作的黨員一起，承擔起了發動工人運動、青年運動、農民運動、婦女運動，推進并幫助國民黨改組，積極投身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斗爭。

2 中共三大召開過程與浙江

2.1 中共三大上的浙江代表

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沒有浙江籍的代表，只有浙江籍的會務工作人員王會悟（桐鄉）；中共二大的12位代表中，有一位浙江籍的代表施存統，代表的是團中央，也在二大上作了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情況的報告，但那時浙江還沒有中共地方組織。到中共三大召開時，不僅有代表上海地委兼區委的當然代表浙江人徐梅坤，還有代表中共浙江地方組織杭州支部的于樹德、金佛莊。

徐梅坤（1893—1997），浙江蕭山人。他曾在杭州當印刷工人。1920年初參與發起成立了杭州印刷公司工作互助會，任宣傳股長。12月創辦《曲江工潮》。1921年到上?！睹駠請蟆飞缬∷S做工。同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遭通緝，回家鄉建立農民組織，響應衙前農民運動，領導農民開展抗租減租斗爭。同年冬經陳獨秀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商務印書館發展一批黨員，擔任上海印刷工人聯合會主任。1922年7月至1924年4月任中共上海地方執行委員會兼上海區執行委員會委員、委員長。1922年8月到杭州開展建黨工作，9月成立浙江第一個黨組織——中共杭州小組。1923年6月到廣州出席了中共三大，當選為中共第三屆候補中央執行委員。

金佛莊（1897—1926），浙江東陽人。他于1918年考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1919年五四反帝愛國運動興起，對“從軍報國”產生懷疑。1920年離開軍校，考入福建廈門大學學習。后因學費無力解決，于1921年10月重返保定軍校。1922年上半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同年秋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在校組織“壬戌社”，目的是“羅致各省革命軍人同志，以謀中國之革命”。1922年夏軍校畢業后，分配回浙江陸軍第二師當排長，后任連副。1922年9月至1923年春，任中共杭州小組成員。秘密聯絡同志，編輯《協進》《浙民日報》，宣傳革命思想，教育青年群眾。1923年6月，作為浙江黨組織代表到廣州出席了中共三大。會后在浙江駐軍中升任營長。

于樹德（1894—1982），河北靜海人。曾與李大釗同學。較早接觸馬克思主義。1921年冬經李大釗介紹以新中學會代表身份赴蘇聯。1922年初在莫斯科出席遠東各國共產黨和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不久回國，經李大釗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3月參與領導成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天津地方執行委員會，1922年3月至6月任青年團天津地方執行委員會書記部主任，后轉往浙江法政專門學校任教員。9月中共杭州小組成立，任組長。同年冬返回天津任中共天津小組組長，領導籌建青年團天津地委。1923年春仍到杭州任教，并擔任中共杭州支部書記。1923年6月，作為浙江黨組織代表到廣州出席了中共三大。會后參加國民黨改組工作，特別是1924年1月，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參加北京執行部的工作。

2.2 徐梅坤記憶中的中共三大

徐梅坤回憶：1923年5月底，黨中央派人口頭通知我去廣州參加黨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因為我是區委書記，所以被指定為當然代表。當時規定上海地方兼區委可派兩名正式代表出席三大，我便指定負責區委工運的王振一（即王仲一）為出席三大的另一名代表。出席三大的代表，沒有規定具體條件，但代表名單要上報中央，經過批準才能與會。開會之前，中央通知我們有什么問題都可以向中央提出，并要求我們匯報工作。我曾向中央提出，杭州支部的于樹德和金佛莊，作為列席代表參加三大，得到了中央的同意。

6月初，我和王振一、于樹德、金佛莊一行4人，從上海乘英國輪船“怡和”號前往廣州。根據規定，出席三大的正式代表是公費，列席代表是私費。記得于樹德當時的生活很困難，沒有錢買船票，急得沒辦法，來找我商量。我給他出主意，他就把鄰居一位朋友妻子的金手鐲借來賣掉，買了船票。與我們同船赴廣州出席三大的還有：李大釗、陳潭秋、鄧培、孫云鵬、王俊。大釗坐的是官艙，我們8個人坐的是統艙。路上，我常到大釗坐的船艙里跟他交談。他對我說，共產國際的意見，是叫我們黨同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搞聯合，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這次開黨的三大，主要是討論國共合作的問題。當時船不能從上海直開廣州，途中必須在香港停留一天，記得在香港停船時，我和大釗還上岸去喝了一點酒。船到廣州，在太古碼頭上岸。廣州天氣已經很熱，街上賣荔枝的很多，價錢很便宜。到廣州后，廣東黨組織派人在長堤碼頭接我們。我們隨身只帶一個小包，從碼頭沿珠江岸邊步行到三大會址。

我記得出席三大的代表有20多人，他們是：北方區：李大釗、鄧培；兩湖區：毛澤東（湖南）、陳潭秋（湖北）；江浙區：徐梅坤、王振一；廣東區：譚平山、馮菊坡、阮嘯仙、劉爾崧；中央：陳獨秀、張國燾、張太雷；京漢鐵路：王俊、孫云鵬；津浦鐵路：沈茂坤；杭州支部：于樹德、金佛莊；法國回國：蔡和森、向警予；蘇聯回國：瞿秋白；劉仁靜以中共出席共產國際四大代表的身份列席了會議。廣東區的羅綺園擔任會議記錄，但他不是代表。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自始至終參加了會議。

會議期間，毛澤東、張太雷、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及馬林等在“春園”；沈茂坤、于樹德、王振一、徐梅坤、金佛莊、王俊、孫云鵬、陳潭秋等住在會址樓上；廣東代表都住在家里。

三大前夕，黨中央機關已由上海遷至廣州。為了開好三大，陳獨秀、毛澤東、蔡和森、向警予、瞿秋白、張太雷以及馬林等提出來廣州，進行各項籌備工作。具體事務性工作由廣東區譚平山、阮嘯仙、劉爾崧、羅綺園等負責。

三大會議由陳獨秀主持召開，沒有舉行開幕儀式。第一天上午，首先由陳獨秀代表中央作工作報告，他著重談了二大以來的革命形勢和黨的發展情況。下午，馬林報告國際形勢與國際工運問題。他英語講得很好，張太雷作翻譯。

討論陳獨秀的報告。

各地代表匯報工作。瞿秋白簡要介紹了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的情況。張國燾報告鐵路工會的情況。陳潭秋作了京漢鐵路二七慘案的報告，其中談到烈士施洋，講了他的家庭情況，孩子小，生活苦等等。孫云鵬講京漢鐵路大罷工被捕工人的救濟工作。他帶來剛出版的《京漢工人流血記》小冊子，在會上發給人手一冊。

第四天是大會發言。我在會上談了農民運動情況。毛澤東發言主張黨的工作重點應放在城市工人運動上，同時也應特別注意農民運動。他以1922年長沙第一紗廠和1923年京漢路罷工為例，說明工人是有覺悟的。他還說到歷史上農民斗爭的力量是很大的。

三大的中心議題是討論國共合作及共產黨員是否加入國民黨。關于國共合作問題，開會以前就在黨內作過醞釀，共產國際也作出過指示。在一個多星期的三大會議上，幾乎天天都在辯論這個問題，尤其是在討論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問題時，爭論更是激烈，出現了兩派分歧意見。陳獨秀發言認為，我們的黨員不多，力量不強，工人沒有文化，覺悟不高，不懂革命，也沒有革命理論，甚至污蔑工人有流氓習氣。所以他主張暫時不要共產黨的獨立工作，全部合并到國民黨那里去，中國革命應該由國民黨來領導。張國燾發言反對國共合作，尤其反對全體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支持他的有蔡和森、王振一等。他們只要知識分子和工人的聯合，認為這樣就可以完成中國革命。

張國燾發言后，我接著發言，狠狠地罵了張國燾，我氣得站起來拍桌子，罵他不像共產黨員。他不但反對國共合作，還搞小組織宗派活動，所以我主張開除張國燾。會上，毛澤東、瞿秋白、張太雷，還有馬林等都反對張國燾的觀點。張國燾見勢不妙，參加幾次會后，就偷偷溜走了。他走后蔡和森成了反對加入國民黨的主要發言人?？墒?，向警予卻反對蔡和森的觀點，他們夫妻倆在會上會下爭吵得很激烈。

李大釗匯報了北京工作情況，但他在會上講話不多。張太雷主張國共合作，他的發言慷慨激昂。毛澤東在開會期間很活躍，多次發言，提出主張國共合作的種種理由。他利用休息時間經常去“簡園”。當時湖南軍閥譚延闿住在“簡園”。我曾問毛澤東去“簡園”干什么，他告訴我，主要是跟譚延闿談國共合作問題，譚有兵權，耐心做譚的工作，想把他爭取過來。

會議最后一天，是通過各項決議案、宣言和黨章。毛澤東、蔡和森、張太雷、陳獨秀、瞿秋白以及馬林等都參加了黨章起草工作。關于共產國際四大決議案及三大宣言，由馬林起草；農民問題決議案由毛澤東、譚平山起草；婦女問題決議案由向警予起草；關于國共合作決議案由毛澤東起草；青年運動決議案由張太雷、劉仁靜起草；勞動運動決議案是集體起草的。在舉手表決國共合作問題決議時，蔡和森和王振一沒有舉手，他們是少數，張國燾沒有參加表決。

馬林的理論水平較高，三大通過的宣言和各項決議，馬林的貢獻很大，他自己帶來一部英文打字機，他把會議討論的意見集中整理好，打成英文，再由張太雷、瞿秋白翻譯成中文發下來討論。

通過各項決議后，與會全體代表到黃花崗烈士墓舉行悼念活動，馬林也參加了。由瞿秋白指揮，大家高唱會議期間剛學會的《國際歌》。中共三大就在雄壯有力的歌聲中勝利閉幕了。

2.3 正式進入中央領導層的第一個浙江人

中共三大已經認識到中央領導層人數偏少給實際工作帶來的不利影響，陳獨秀在報告中講到：中央委員會的人員太少，搜集不了很多材料；又說，中央組織機構的人手有限，中央委員會的成員只有五人。為此，三大選舉產生的領導人當中，不僅增加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的人數，還第一次選舉產生了候補執行委員。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則由原來規定的5名增至9名。修正章程還規定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下設常務機構中央局和中央特派員（5人組成中央局、其余4人分派各地擔任中央特派員）。大會選舉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毛澤東、王荷波、朱少連、譚平山、項英、羅章龍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選舉鄧中夏、徐梅坤、鄧培、李漢俊、張連光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由陳獨秀、蔡和森、毛澤東、羅章龍、譚平山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委員長，毛澤東任秘書，羅章龍任會計。

據羅章龍回憶，馬林關于大會選舉講過，政治路線是國共合作，組織路線則應盡量安排工人代表到中央，特別是黨的中央常委要有工人代表，最好是參加工農運動中涌現出來的分子。在此背景下，從事過工農運動的浙江蕭山人徐梅坤由此成為正式進入中央領導層的第一位浙江人。

徐梅坤是在衙前農民運動失敗后，于1921年底來到上海，通過邵力子的關系，在《民國日報》社印刷廠工作。邵力子把徐梅坤介紹給陳獨秀。由于徐梅坤從事過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的經歷，引起了陳獨秀的關注。陳獨秀親自找徐梅坤談話。徐梅坤向陳獨秀說明此行上海的來意，陳獨秀叫徐梅坤談談組織印刷工會和農民協會的情況，隨后動員徐梅坤參加共產黨。陳獨秀說：“你的工作做得很好，你愿意加入共產黨嗎？我可以作你的介紹人。共產黨完全是替窮人說話辦事，維護窮人利益，叫窮人翻身的組織?！毙烀防ぎ敿幢硎?，自己對共產黨還沒有什么認識，文化很低，又沒有本事，不夠條件。陳獨秀說：“這不要緊，文化低入黨以后可以幫助你?！毙烀防ふf：“如果你們認為行，我就參加；認為不行，我就不參加?！标惇毿阏f：“你表現很好，我們需要工人同志?！本瓦@樣，徐梅坤由陳獨秀介紹，在上海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江浙地區最早的工人黨員之一。

中共二大以后，黨中央決定在上海出版發行中央機關政治刊物《向導》周報，陳獨秀和蔡和森負責編輯工作，也是《向導》的主要撰稿人。那時，徐梅坤任中共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委員長。因黨中央在上海的人手不夠，中央決定由徐梅坤兼管《向導》的出版發行工作。徐梅坤當時的公開身份是光明印刷廠排字工，一面做排字工作，一面做黨的工作。每期稿件都是由徐侮坤到陳獨秀和蔡和森的住處取回來，然后，徐梅坤和廠里的五六個青年工人進行排印。

1922年9月，徐梅坤創建中共杭州小組后，又赴紹興、寧波等地發展黨組織。當選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后，1923年7月，徐梅坤在紹興組織成立黨團支部。當年7月至9月，徐梅坤任中共上海地方執行委員會兼中共上海區執行委員會秘書兼會計，并主持《向導》周報的出版發行工作。1923年9月至1924年1月任中共上海地方執行委員會兼中共上海區執行委員會勞動運動委員，1924年1月至4月任上海地方執行委員會兼上海區執行委員會代理委員長。以后，徐梅坤還曾任上海印刷總工會委員長、商務印書館黨團書記，上?？偣M織部長，全國印刷總工會委員長等職，在參與浙江等地中共地方組織的創建與全國工人運動的組織發展中作出過重要貢獻。

2.4 徐梅坤幫助確定中共三大會址

由于歷史久遠，記載不詳，中共三大會址一度成為中共黨史之謎。后來，在徐梅坤等當事人的幫助之下，謎底才徹底揭開。

1971年，廣州市紀念館、博物館調專人組成三大會址調查小組，著手開展工作，其中一項重要工作就是訪問中共三大代表。他們致函國務院參事室，擬請徐梅坤來穗調查中共三大會址。報經國務院辦公廳批準，徐梅坤于1972年10月12日抵達廣州。

調查工作從次日開始。已近八旬的中共三大代表徐梅坤在調查組的陪同下，在東山步行尋訪了幾天，走遍了可能性較大的新河浦路、瓦窯街、恤孤院路、培正路等許多大街小巷，又和當地一些老居民進行過多次座談，了解街道環境和房舍變遷情況。終于，大家認為，恤孤院路一帶的舊式建筑可能性較大。于是，他們又請徐梅坤去實地考察。走到瓦窯街與恤孤院路交界西北處，恤孤院路一棟三層仿西式的花園別墅前，徐梅坤抬頭仰望，屋頂上赫然刻著：“1922”?！斑@座別墅叫逵園，三大會址就在它對面”，徐梅坤十分激動，說當年開會時，透過窗戶，他天天都能看到“1922”這幾個字，因此印象特別深刻。參加中共三大的代表大多來自外省，都把它作為路標。

當年，徐梅坤在晚上到新河浦蓮塘畔散步，常與居住此樓的黨的三大代表招手致意。簡園，在培正路，位于會址的東方。中共三大期間，徐梅坤看見毛澤東到簡園拜訪譚延闿。有了春園、逵園、簡園三座建筑作為坐標，中共三大會址的位置便可以確定了。徐梅坤指出：逵園對面有一幢兩層磚木結構的房子，是中共三大開會的會址。但現在此處的平房（恤孤院路臨3號）不是當年開會的房屋。原來，此處已被日軍炸毀，徐梅坤看到的平房，是廣州解放后建的臨時倉庫。徐梅坤回憶：會址的四周比較空曠，北邊有逵園，是華僑女青年讀書的地方，南邊走一段路就是春園，西邊有一片荒草地和一個魚塘，東邊是簡園。會址是臨時租用的，一幢兩間兩層磚木結構的普通樓房。樓下南邊一間是會議室，北邊一間是飯廳。樓上兩間是宿舍，一部分代表就住在這里。屋內灰白色的墻壁，由于失修顯得很臟很舊，看上去這房子很長時間沒住人了。會議室當中擺放著一張西餐式的長方臺子，西邊是一列簡陋的長條凳，前后兩端都是小方凳。

這樣，中共三大會址才算最終確定下來。

3 中共三大精神傳達貫徹與浙江

3.1 中共三大精神在浙江的傳達貫徹

中共三大之后，從廣州回到上海后，徐梅坤等人立即向江浙區的黨員傳達了三大的情況和會議精神。此后不久，王振一從上海地委兼區委調走了，鄭復他從杭州調到上海，幫助徐梅坤工作。當時，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由王荷波擔任。委員有沈雁冰、徐白民、顧作之、徐梅坤。區委派徐梅坤到杭州、寧波等地去傳達中共三大決議精神。過了兩三個月，徐梅坤才回到上海，區委進行改選，由施存統擔任委員長，未到前由徐梅坤代理，王荷波負責鐵路工運，徐梅坤還兼任勞動運動專職委員。

1923年7月8日，成立了中共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隨后接連召開了六次會議，其中第六次會議召開于8月5日，參加會議的浙江人有徐梅坤、沈雁冰。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密令時任浙江省警務處處長夏超的警備團營長金佛莊相機作反戰宣傳；毛澤東在會上還代表中央提出三點建議：一是勞委會與勞書部負責人應一致，二是國委會委員長應改人，三是對邵力子、沈定一、陳望道態度須緩和，并編入小組。

1923年11月，中共三屆一次全會在上海召開。會上，中共中央局向三屆一次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的報告中，就黨務工作指出：南京、杭州、四川、江西、福建均可望有新的發展。這次會議通過了《國民革命決議案》，提出共產黨要“努力站在國民黨的中心地位”，要在國民黨內建立共產黨的黨團組織，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在政治上須接受本黨的指揮。初步提出了無產階級政黨要在即將完成統一戰線組織的國民黨內發揮領導作用的思想。這次全會還提出，凡有國民黨組織的地方，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要全部加入進去；凡沒有國民黨組織的地方，如浙江等地，由共產黨員幫助建立國民黨組織。

中共三大和三屆一次全會以后，國共合作的步伐逐漸加快，黨的各級組織做了許多思想工作，動員共產黨員和進步青年加入國民黨，積極推進國民革命運動。中共杭州黨組織在西湖游船上召開了全體黨員會議，由三大秘書長、三大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徐梅坤傳達了三大會議精神。團杭州地委也召開團員大會，表示對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各項決議案“絕對服從，努力進行”，“宣傳國民革命和政黨救國，隨時加入并介紹國民黨作努力的奮斗”。隨后，全省20多名黨團員均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至1924年1月初，浙江的國民黨員從原有的數名發展到50余名。其中包括共產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員宣中華、金佛莊、黃中美、沈定一、俞秀松、汪性天、安體誠、唐公憲、王貫三、胡公冕、倪憂天等20余人，從而為浙江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國共合作在浙江的實現，促進了全省工農運動的發展。

3.2 中共黨團組織在浙江的進一步發展壯大

中共三大之后，在浙的中共黨員逐步奉令加入國民黨。在積極幫助國民黨進行改組、建立和發展各級國民黨組織的同時，中共黨團組織也在逐步發展起來。

杭州作為浙江的省會，是全省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也是產業工人較為集中的城市，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黨的組織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1923年10月，因部分黨員根據工作需要調離杭州，在杭的黨員只有5人。為此，經上海地委兼區委研究決定，將杭州黨員編為中共上海地委兼區委第五組，組長安體誠。后為發展浙江全省黨務，曾設想把小組擴大為地方委員會，但終因人數少而未果。1924年1月，中共上海地委兼區委討論通過了宣中華、戴任兩人加入黨組織，又將杭州小組恢復為中共杭州支部，仍由安體誠任書記。1924年4月，上海地委兼區委改為上海地委，杭州支部改屬中央直接領導。

1924年4月，上海地委派張秋人、俞秀松到紹興指導工作，將黨團支部分設，單獨成立中共紹興地方支部，仍由何赤華任書記，歸屬中央直接領導。

臺州地區最早的中共組織建立于1924年3月，當時團杭州地委秘書宣俠父到海門省立甲種水產學校進行建黨活動，發展了金輔華等人入黨，建立了海門黨小組，直屬杭州支部領導。

從1923年起，上海黨組織先后派張秋人、徐梅坤到寧波開展革命活動。1924年下半年，張秋人在上海介紹甬籍革命者周天僇、汪維恒、楊眉山、許漢城等加入黨組織，為中共寧波支部的建立創造了條件。

1924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為開辟和發展浙南地區的黨組織，派謝文錦回到溫州老家開始籌建黨團組織。

嘉興中共組織的籌建工作始于1924年夏，當時中共黨員顧作之受上海地委指派回家鄉嘉興從事建黨活動。

在浙江全省中共黨組織得到進一步發展的同時，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也有了一定的發展。青年團二大接受了中共三大所確定的與中國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的方針，努力協助中國共產黨在全中國擴大中國國民黨組織。從團一大到團二大期間，團中央經常在一起工作的有4個人，就是俞秀松、張太雷、沈澤民和施存統，他們大多是浙江人。

1923年9月，社會主義青年團全國第二次代表大會后，根據大會通過的修正章程草案，團杭州地委進行了改組和支部的劃分，共有團員23人，下轄6個支部。為便于開展工作，團地委組織了一個青年協進會，公開對外團結革命青年。1924年3月，團員已發展到33人，青年協進會會員已達64人。

1924年6月，俞秀松奉團中央指示，調查考察杭紹甬一帶的國民黨黨務工作，檢查了紹興和寧波兩地團組織情況。紹興原于1924年4月單獨建立團地方支部，由何赤華任書記，隸屬團中央領導，后改屬團江浙皖區兼上海地委管轄。同年7月13日在張秋人主持下社會主義青年團寧波地委成立，由趙濟猛、謝傳茂等先后擔任主要領導人。

全省各地黨團組織的建立和發展，有力地促進了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鞏固和發展，并在國共兩黨的共同努力下，帶領廣大人民群眾將反帝反封建軍閥的國民革命運動不斷引向深入。

3.3 浙江代表參加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中共三大之后，革命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1923年11月12日，中國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了《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通過了《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草案）》，決定1924年1月在廣州召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經國共兩黨協商，全國每省參加國民黨一大的代表名額為6人，其中3名由孫中山指定，另外3名由各省選舉產生。浙江代表的選舉工作由以前參加過國民黨活動的沈定一負責召集。

為討論選舉出席國民黨一大的浙江代表，1924年1月6日，浙江國民黨黨員在杭州西湖劉莊召開會議。浙江由孫中山指定出席國民黨一大的3名代表為沈定一、戴季陶、杭辛齋，其他3名由會議選舉產生，選舉結果為國民黨黨員戴任、中共黨員胡公冕、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宣中華三人當選。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廣州召開。出席開幕式的代表共165人，其中共產黨員23人。大會通過了由共產黨人幫助起草的以反帝、反軍閥為主要內容的宣言，明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會議期間，沈定一作了浙江省政治及黨務報告，戴季陶作為大會宣言審查委員，報告了宣言審查結果，并解釋了修正、增加的各點。大會還對原定浙江代表杭辛齋的不幸病逝致電哀悼。在大會準備選舉產生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之前，中共中央討論了派遣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中央和各省組織的人選問題。決定派遣干部的原則是：李大釗、張國燾等9人參加中央執行委員；林祖涵、沈定一等參加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各省市黨部委員由國共雙方經地方黨部決定；領導工人運動的中共中央委員及各級工運干部，原則上不參加國民黨。依此原則，中共中央向孫中山提出了參加選舉名單。選舉結果浙江籍代表戴季陶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沈定一當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張靜江在沒有到會的情況下，由孫中山提名為中央執行委員。

2月4日至6日，國民黨召開一屆一中全會，決定派遣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執行委員分赴各重要區域組成地方執行部，發展各地黨務。其中由中央執行委員胡漢民、汪精衛、葉楚傖、于右任、張靜江和候補執行委員毛澤東、邵元沖、茅祖權、瞿秋白、沈定一等10人組成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管轄江蘇、安徽、浙江、江西的黨務。2月25日，上海執行部宣布成立，浙江籍的施存統、沈澤民、胡公冕、張君謀、楊之華、張琴秋等曾在執行部任職。在上海執行部的直接領導下，浙江國民黨組織的籌備工作迅速開展起來。1924年3月初，根據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和上海執行部決定，由沈定一擔任國民黨浙江省支部籌備員，會同在浙江的宣中華、俞秀松等，著手籌建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和各級地方黨組織。

中共三大前后的浙江，在風起云涌的大革命即將到來之際，中共浙江地方組織與那一時期的浙江共產黨人作出了浙江的回答，留下了浙江的印跡。我們要深切感悟那一代共產黨人頑強奮斗所蘊含的初心力量，堅決扛起傳承紅色基因、守好“紅色根脈”的歷史使命，用黨的奮斗歷程和偉大成就鼓舞斗志，用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砥礪信念，堅定歷史自信，增強歷史主動，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新時代新征程中贏得更大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