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工經濟從業者的技能演進形態與職業教育應對

摘要：數字化技術改變了勞動者與勞動資料的結合方式，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進而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協作關系，催生了依托平臺經濟的零工就業群體。在智能數字化技術對工作任務形成補充與替代的影響下，零工勞動市場愈發顯現職業崗位極化的發展趨勢，重塑著勞動者的技能結構需求，繼而對以培養技術技能人才為目標的職業教育提a出新的要求。為應對這一新變化，職業教育人才培養需在培養目標、專業結構、課程體系、教學方式等方面進行系統性調整優化。

關鍵詞：零工經濟；技能結構；職業教育

中圖分類號：G710?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672-5727（2023）09-0009-06

近年來，電商、外賣、打車等互聯網平臺相繼出現，對社會生活產生顛覆性影響，成為新經濟時代的重要產業組織形式。伴隨互聯網平臺業務的快速拓展，其內涵也在不斷豐富，由此引發按需經濟、共享經濟等諸多新經濟形態的出現，并且催生了一系列周期短、靈活性高的彈性工作，形成“零工”這一就業新形態。華南理工大學零工經濟研究中心發布的《2021數字化零工就業質量研究報告》指出：“2020年我國零工經濟就業人員突破2億，其中依賴互聯網平臺工作的零工人群超過8 000萬?！盵1]“零工經濟”從業群體的不斷壯大必將推動新一輪的勞動力市場變革，繼而重塑企業管理者對人才的價值考量，折射出個體勞動者新的就業需求與職業能力傾向。因此，從技能型社會建設出發，完善以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輸出為價值旨歸的職業教育人才培養機制，更新零工群體的知識結構與專業素養，幫助其實現整體技能供給質量的提升以及特殊性行業技能的積累理應成為“零工就業”時代的重要研究方向。而就目前研究現狀來看，鮮有基于職業教育視角多元化零工技能形成的培養機制與路徑的系統性研究，故如何發揮職業教育面向零工時代就業支持作用的相關研究亟需加強。因此，本文通過梳理零工就業的勞動性質與就業趨勢，分析零工勞動市場對就業者的技能結構需求，從而在培養目標、專業設置、課程結構、教學方式等方面提出職業教育的系統性應對措施。

一、 零工經濟的產生與發展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關系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而生產關系又反作用于生產力?！傲愎そ洕弊鳛樯a過程數字化變革下的新型勞動關系，只有將其置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中予以研究，才能從理論上認識生產關系變化的原因以及新舊生產關系更替的依據。

（一）零工經濟發展的物質基礎：數字化生產技術

伴隨“互聯網+”戰略的制定與實施，數字化軟硬件及其組成的信息基礎設施系統已成為各行業、各領域普遍使用的勞動工具，而“零工”的興起也是數字化勞動資料對產業鏈研發和生產過程進行重塑繼而催生大量商機的結果。數字化技術的發展一方面催生大量的電子類平臺企業，如淘寶、阿里巴巴、1號店等；另一方面，通過勞動資料的數字化，人與人、人與物之間的時空限制得以突破，集聚供求信息、客戶資料等數據資源的平臺企業也得以蓬勃發展。目前，國內外在各領域具有影響力的零工經濟平臺已有不少，例如國內的滴滴出行、美團、餓了么，國外的Uber、Lyft、Postmates、Etsy等。這些平臺皆需利用“互聯網+”的網絡服務所提供的數字化基礎設施和數字云工具，進行功能結構各異的市場重組、工作安排、業務變化等，并在“協作消費”“個性化定制”等新興生產方式下不斷創造和獲取價值。此外，數字化生產技術的應用還促使勞動力資源的匹配速度和有效性得以提高。借助平臺服務，勞動力供需雙方能夠以最少的時間和成本進行快速匹配，達成及時有效的用工協議，實現勞動力的臨時性按需匹配[2]，使得勞動者可以在線接單、靈活工作，既擺脫了傳統的依賴固定雇主的全職就業模式，也不需要像傳統的模式一樣去注冊公司并承擔創業相應的成本與風險，這是零工從業群體不斷發展壯大的重要因素[3]。

（二）零工勞動的社會性質：數字化分工體系

生產力是生產的物質內容，生產關系是生產的社會形式，技術作為生產的物質基礎，在推動勞動工具和勞動對象的數字化演進過程中，必然也會影響勞動的社會組織方式。對于商品交易環節數據資源的壟斷使得個體勞動者不得不依附于數字平臺并融入其分工體系中實現價值連接，這也意味著數字化平臺在社會分工中的重要作用不斷顯現，社會分工領域被拓展至物理—網絡的雙重空間，即社會分工主體不僅作為物理世界的生物存在，同時也作為網絡世界的“數字源”存在，成為相互賦能的“數字鏈條”節點，每個節點都是獨立平等且相互依存的存在個體，遵循公平協作、互利共贏的基本價值準則[4]。因此，傳統的勞資雇傭模式已轉變為基于個體自身價值基礎的合作模式，勞動者獲利的大小取決于自身的人力資本價值，而不是資本的意志。誠然，在勞動關系動態化、彈性化的轉變中，擁有較高人力資本價值的高技術、高素質勞動者可以通過不斷的優化匹配最大限度地實現自身價值，取得個人成功。然而，基礎性的低端零工從業者通常會以犧牲自身的工作條件、休息時間、安全保障為代價提高自身的市場競爭力，其背后的原因有學者稱之為“數字泰勒主義”[5]，即在全方位、無死角的數字化分工精準計算下，勞動者的各項行為都可以成為數據采集點，基于對數據進行提煉、分析與優化形成新的算法模式，不斷加強對勞動者勞動過程的規訓與控制，而本身不具有人力資本提升空間的勞動者并沒有能力與之對抗，只能被迫卷入此種約束與監督，在越買越多、越跑越快、在線時間越來越長的“數字流水線”上不斷消解自身生產與休閑的邊界，將自身自由發展的時間與空間讓渡給平臺資本用于生產剩余價值。

二、零工勞動市場的技能結構與演進方向

如上所述，數字化時代的“零工”發展源于技術進步。通過變革勞動者與勞動資料的結合方式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進而改變勞動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協作關系，促進生產關系的變革。隨著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調整升級，勞動力市場所呈現的職業結構也必然發生相應變化。

（一）補充與替代：技能結構的需求變遷

美國經濟學者大衛·奧特爾（David H. Autor）、法蘭克·列維（Frank Levy）、理查德·莫尼恩（Richard J. Murnane）研究證實技術進步會對不同類型的工作任務產生補充與替代兩種效應[6]：在執行需要靈活性、創造力、問題解決和復雜溝通的非常規任務方面，技術資本補充勞動力；在執行可以通過遵循明確規則來完成的常規認知和手工任務方面，技術資本替代勞動力；而技術進步對于從事非常規體力勞動（如門衛、個人護理、助理等）的工人的影響潛力是有限的，因為此類工作涉及人際關系、環境適應、溝通交流等人類特有的技能。

1.工作任務升級：彰顯高級認知技能的重要性

數字化時代，以互聯網應用融合為主要推動力的技術變革是一種技能偏向型科技增長[7]，主要依賴擁有“批判性思維”“決策能力”“復雜問題解決”“自我反思調整”等高階認知技能的技術技能型人才，僅僅是有關事實性知識習得、再現、記憶、重復等較低層次的認知能力極容易被數字化智能設備所替代。因而，于零工市場而言，數字化投入與生產—消費過程的深度融合，不斷催化傳統大規模標準化生產模式向個性化定制生產轉變。如何更好滿足客戶個性化需求、增強產品設計及其性能的獨特性成為生產與供給的目標方向[8]，由此在增加工作內容復雜性、提高工作任務社會化程度的基礎上重塑了人力資本的角色需求：創新型人才、復合型人才、高技術人才能更多地從數字化技術催生的零工勞動市場中獲取紅利，比如咨詢業、創意設計、藝術創作、編碼分析等。

2.工作任務替代：突出非認知性技能的優勢

“中間階層”所從事的職業雖具備一定的技術含量，但這些工作通常不要求勞動者具備較高的自主創造能力，而只需執行程式化的操作流程[9]。相較于人工智能的運行速度和精確性，這部分工作中勞動者作為人的優勢無法發揮。因此，技術進步對就業的替代效應主要發生在處于中等技能水平的常規工作任務中，繼而導致對高技能和低技能勞動力需求的相對增加。在技術變革下，一部分并未擁有應對復雜勞動、駕馭智能設備等高端技能的中間階層勞動者只能被迫選擇從事技術難以復制的工作領域，即低技能端的非常規性零工工作（餐飲服務、個人護理、家政保潔）。雖然這類工作看似簡單，但往往需要勞動者基于自身的常識經驗、情感態度、價值需求等隱性知識在復雜的社會關系網絡中與被服務對象進行語言表達、靈活溝通、有效交流等互動，而這一系列非程序化的思維邏輯是智能機器無法理解與涉及的領域。因而，勞動者的非認知性技能，即在與人交往和參與活動時所表現出來的行為技能，如合作意識、適應能力、溝通能力及社交能力等不能完全通過教育測度的人格特征[10]，在數字化技術催生的零工勞動市場中也顯得尤為重要。

（二）崗位極化：職業形態的演進方向

技術進步效應減少了對常規性工作任務的勞動力需求。勞動經濟學的大量研究發現，很多發達國家和地區都相繼出現職業極化現象，即中等技能勞動者的職業份額不斷下降，而高等技能勞動者和低等技能勞動者的職業份額不斷上升，不同技能水平勞動者的職業呈現U型分化趨勢[11]。此種勞動力市場極化現象也在零工經濟的職業結構中得以體現，在全球制造業退潮與服務業興起的宏觀背景下，涉及日常生活服務的駕乘、快遞、外賣、保潔等勞動密集型領域吸納了一批又一批從常規性工作崗位上被淘汰下來的工作人員，形成“零工就業”的巨大蓄水池，而這也進一步加劇了零工市場勞動力的內部分化趨勢，即基礎性零工從業者表現出鮮明的“去技能化”特征[12]，只能進入低端服務行業從事各種分散且缺乏長期保障的非正式工作；而高技能零工從業人員的人力資本價值則在數字化分工體系下愈發得到勞動力市場青睞，其自身也可以不斷強化議價能力和自我保護能力。相較于正規就業，零工就業具有臨時性、項目性的特點，當某一項目完成，雙方的勞動關系即告終結。因此，零工就業更為看重匹配的速率和質量，也必須進行高頻次匹配，才能保證零工就業人員獲得持續的收入。史蒂文·瓦拉斯（Steven Vallas）和朱麗葉·斯格爾（Juliet B.Schor）依據零工工作的技能與復雜性以及空間范圍，將零工工作分為四類：低技能、本地性；高技能、本地性；低技能、全球性；高技能、全球性。參見圖1。低技能零工就業更多受益于匹配速度，接單的數量與完成的速度直接成為衡量其收入的主要指標；而高技能零工就業更多受益于匹配質量，在匹配中不斷優化的技能組合是其獲取利益的途徑，高技能、高素質的勞動者自身也具有更大的自主權和自由發展空間。因此，零工勞動市場內部不同群體之間的界限逐漸清晰，造成階層矛盾與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擴大。

三、 職業教育的應對策略

零工經濟發展加劇了勞動力市場極化的就業趨勢，重塑了從業者的工作任務和技能需求。在此背景下，必須變革傳統職業教育人才培養模式，結合勞動市場就業格局發展的實際狀況，適時調整培養目標、專業結構、課程體系與教學方式，強調學生非程序性認知技能、非認知性技能等綜合素質的培育，以更好適應未來中等技能水平需求空心化的就業格局。

（一）明晰就業分化趨勢，保證培養目標的靈活均衡

為經濟社會發展輸送高質量的職業技能人才是職業教育類型屬性得以確立和發展的價值所在，而職業技能人才的培養首先必須明確人才培養目標。培養目標是職業教育課程與教學的邏輯起點，對于人才培養具有方向性、指導性的作用，職業教育一系列的改革與實踐皆需圍繞人才培養目標的落實來進行。然而，從現狀來看，有關職業教育培養目標的規定與執行已成為一個似是而非的問題，一貫將人才培養定位成“高技能人才”，但“高技能人才”的定義、標準、評價等方面一直模糊不清，使得大多數職業院校偏重于培養“工具人”，僅僅重視學生動手能力的培養而忽視道德情感、價值態度等職業素養的提升[14]。在數字化平臺催生的零工經濟形態下，是否擁有高級認知技能與非認知性通用技能成為衡量人力資本價值的重要標準，職業教育也應根據零工經濟發展的動態趨勢，進一步調整人才培養目標。鑒于零工就業內部存在的分化趨勢，職業院校作為職業技能人才的重要供給主體，一方面需在高等職業教育、職業本科教育的人才培養過程中強調高度復合型、創新性技術技能的培養標準，實現人才培養層次、規格的整體上移，以適應高端零工類型就業的人才需求；另一方面，需在以促進就業為導向的中等職業學校人才培養過程中注重語言表達、人際交流等非常規性、可遷移性工作能力的培育，為具有很大可能性從事基礎性零工職業的學生奠定未來職業晉升所需的核心素養。零工經濟市場中多元化的人才需求標準促使職業教育的培養目標朝著靈活均衡的趨勢發展，不同層級的職業院校必須依據自身的培養規格與層次制定符合零工經濟發展需要的培養目標，以滿足勞動力市場內部就業結構的未來變化需求。

（二）緊密對接零工市場需求，增強專業設置的彈性化

專業是任一教育類型貫徹落實人才培養目標的基本單位，而職業教育作為與勞動力市場聯系最為緊密的教育類型，其專業設置、專業規模、專業建設、專業層次等必然應依據產業發展的規模、結構及類型進行相關資源條件的調配組合，進而才有可能實現學生所學專業與產業發展需求的緊密對接。技術進步與全球化貿易分工的愈演愈烈，承載常規性工作任務的職業崗位在補充與替代效應之下不斷消退，所對應專業培養的學生在畢業后必然面臨職業崗位急劇減少的就業困境，既造成大量培養資源、人力資源的浪費，又會影響相關專業的辦學質量與效率，形成職業教育辦學困境的惡性循環。這就意味著職業院校需盡可能掌握勞動市場的充分信息，把握數字化時代的職業替代規律，建立靈活、高效的專業動態調整機制，以紓解區域勞動力市場結構性變革對職業教育專業辦學造成的沖擊[15]。伴隨社會分工的日益細化，零工經濟依托互聯網平臺和人們新的消費需求，許多新的職業形態與工作種類應運而生，成為引領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也急需源源不斷的人才支撐新業態、新職業的誕生與發展。因此，呼吁職業教育能夠擴大服務目標和服務對象，尤其是將零工經濟相關行業人才也視為技能型社會建設與勞動力培養的重要目標，并且及時分析和把握零工經濟崛起背景下現代新型服務產業的發展現狀，科學預測其未來動向，根據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和勞動力市場需求變化動態設置專業、調配資源。一方面，國家相關部門需對職業教育加大財政投資力度，幫助職業院校建設市場行情預警機制與就業崗位前瞻性調研系統，督促職業院校盡早規劃和調整專業設置，避免專業教育資源的浪費與學生就業發展機遇的錯失。另一方面，專業開設、增補與撤銷等決策的作出也需要綜合考量學校師資、實訓條件、生源情況等多種因素，循序漸進地予以推進，避免專業設置和調整的隨意性。

（三）分層設計課程內容與課程結構，提高課程體系的適應性

職業教育范疇的專業和課程皆是建立在社會職業需要之上的，且專業建設是課程建設的上位統領，即要以專業建設規劃引領課程設置、調整課程目標、明確專業核心課程和主干課程的建設目標，依據專業人才培養規格構建課程體系[16]。課程內容與課程結構則是課程體系設計的主要內涵和關鍵，就課程內容而言，職業本科院校、高職院校、中職學校等不同層次的職業教育在零工市場職業極化趨勢下理應依據自身的學生培養定位合理設計課程內容：承接零工經濟領域高技術技能人才職業技能和綜合素質培養任務的職業院校應采取“工作分析法”，通過對典型性、復雜性的職業活動進行觀察分析，確定個體在職業活動中所需的知識、能力和態度，再依據學習價值調整工作程序，轉化為易于學生接受和教師教學的課程內容；承接零工經濟領域低技術技能崗位勞動力素質培育任務的職業院校并不需要花費大量時間、人力等資源進行職業活動觀察分析，而應更多考慮學生自身的特長優勢、興趣天賦等個性特征，依據學生的個性發展需要增設高質量的多樣性選修課程與通識課程，幫助學生在專業課程之外開闊視野、拓展興趣；此外，素質教育類課程、公民生活類課程、職業生涯和心理類課程的開設應貫穿于整個職業教育體系，在實踐性、專業性、生活性等多元化課程內容整合與應用的基礎上，培育學生良好的人文素養、健全的人格，完善學生適應職業遷移的復合能力[17]。就課程結構而言，不同職業院校應根據自身課程內容的功能和主旨進行針對性模式設計。例如，如若職業院校遵循學生本位、素養導向的課程主旨，課程模式就應圍繞技術素養養成進行統籌組織，尤其需要促進學生基礎性認知思維能力、技術文化能力、技術應用與實踐能力的形成；如若職業院校遵循能力本位和行動導向的課程主旨，課程模式就應圍繞工作過程經驗和行動能力的獲得進行統籌組織，采取項目和過程結構化的課程序化結構策略；如若職業院校遵循學歷導向和知識本位的課程主旨，課程模式就應圍繞學生升學所需的扎實理論基礎和高級認知能力進行統籌組織，采取文化基礎、專業理論、專業實踐三段式的課程結構[18]。

（四）創設真實教學情景，促進學生能力素養的全面發展

構建與多元化零工技能形成相適應的人才培養體系，僅僅調整培養目標與課程體系設置還不夠，必須進一步落實到具體的教學過程中，即采取與課程目標相符合的實踐教學模式。零工經濟背景下的人才培養需要采取以技術素養為導向的實踐教學模式，遵循建構主義、情境主義、多元智能、關鍵能力等學習理論，將學習者置于知識生產和能力顯現的真實物理環境和文化情景之中，幫助其專業技術能力和關鍵職業能力更有效地形成。鑒于零工就業具有臨時性、項目性的特點，在實踐教學過程中，需進一步加強校企合作的力度，引入大跨度的實用性職業項目，在真實項目流程的不斷演練中培養學生適應零工就業環境的綜合素養。再者，零工技能的具體培養實踐中還應注重現代教學技術的運用加持，通過交互式的網絡系統為學生創設更接近生產實際的實踐教學情景，豐富項目學習的教學資源與途徑。此外，未來零工市場的競爭必將愈來愈激烈，崗位與技能的變遷也將處于極大的不確定性之中，職業院校培養端也必須打破以往浮于表面的評價指標體系，回歸學生能力素養培養的扎實根基，通過過程性評價與終結性評價相結合的多元評價方式，考察學生在各類場域（課堂教學、自主學習、企業實習、國際交流、家庭社區等）下的技能發展程度，尤其注重高級認知技能與具體社會行為技能等可以在不同工作崗位中轉移使用的關鍵能力組合，例如可將批判性思維、創造性思維、語言表達能力、交流溝通能力、抗壓能力、心理調節能力等設為重點指標，不斷給學生、家長、班主任、教師等主體實時反饋，以及時調控和矯正學生的學習，奠定學生在未來職業發展中所需的核心素養，以此在專業技能、通用技能、心理素質等方面促成學生的全面均衡發展，強化學生應對未來工作世界不確定性的競爭資本。

四、 結語

靈活多樣的零工模式適應了新經濟多層次、多形式的發展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部分低端就業問題，緩解了就業市場的壓力，同時也為職業院校學生的就業與創業提供了新的契機。如何引導學生在零工經濟框架下更好地實現就業與創業，已然成為職業院校人才培養工作面臨的新挑戰。職業院校尤需厘清零工經濟對未來勞動力知識、技能、素養等方面的新要求，以此變革自身的人才培養理念、培養形式與評價標準。此外，鑒于零工經濟行業生態中充斥著大量缺乏社會保障的低技能勞動者，職業教育理應承擔更多的社會服務職能，將平臺經濟下的勞動者納入自身體系，為其提供技能培訓與職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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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楊在良）

Skills Evolution of Gig Economy Practitioners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ponse

WANG Shu-rui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1804， China）

Abstract： Digital technology changes the way of combining workers and labor materials，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ity， changes the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gives birth to the gig employment group relying on the platform econom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ntelligent digital technology to supplement and replace work tasks， the gig labor market increasingly show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occupational polarization， reshaping the demand for workers' skill structure， and then putting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aimed at training technical talents.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is new change， vocational education personnel training needs to be systematically adjusted and optimized in training objectives， professional structure， curriculum system， teaching methods and other aspects.

Key words： gig economy; skill structure; vocational education

作者簡介：王淑芮（1999—），女，同濟大學職業技術教育學院2021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職業技術教育。

基金項目：2018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教育學一般項目“德國職業教育治理體系應對‘工業4.0’的進程、舉措、方向研究”（項目編號：BJA18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