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轉型中鄉村產業發展的基礎與潛力

何宇鵬

1.清華大學 中國農村研究院,北京 100084;2.正大集團,北京 100020

引 言

農業和農村同步發展,一直是困擾全球的難題。對發達國家來說,表現為以農業補貼為主的支持和保護過度問題[1]10;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則表現為發展極化帶來的農村凋敝[2-3]。早期的發展經濟學,無論是劉易斯的“二元經濟”還是佩魯的“發展極”理論,都強調了這種不平衡發展的合理性。但是,農村發展不平衡,卻是全球和各國公共政策和治理的最重要議題之一[4]。對于中國來說,補齊農業短板、實現“四化同步”、縮小城鄉差距和推進城鄉融合發展,更是一以貫之且不斷遞進的政策目標。

但是,無論政策設定如何,必須看到,由于產業、就業向城市積聚,農業的四大貢獻即產品貢獻、要素貢獻、市場貢獻和外匯貢獻隨工業化進程深入而下降[5],農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份額也在不斷下降。這是發達國家借助收入支持和區域發展等政策工具[1]100-104,[6]補貼農業、農村和農民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尋求現代化轉型背景下鄉村發展的產業基礎,具有重要政策意義。

對于中國農村來說,從最近可以觀察到的事實出發,有幾個趨勢為鄉村產業發展帶來了機遇。第一,隨著國民收入水平提高,農業從提供產品功能向提供服務功能轉變,這為農業的服務業轉型提供了機遇。第二,信息化疊加到工業化,使得企業區位選擇分散化成為可能[7]17,為農村再工業化和農村城市化(rurbanization)提供了機遇。第三,農業經營方式從土地經營規?；椒战洜I規?；膭撔?為加快中國式農業現代化進程提供了機遇[8],[9]1。

一、農業從提供產品向服務功能的轉變:農村三產的發展機遇

農產品需求彈性低,是農業增長受到限制的原因。但是,隨著國民收入提高和向高收入國家邁進,服務需求擴大卻是沒有限制的。在這種情況下,農業的生態服務功能和農村的文化承載功能因其稀缺性凸顯了經濟價值,需求不斷增加。

農業的服務功能是如何發揮作用的?舉例而言,以前種油菜是為了吃油,這是它的產品功能。但是,油菜籽的成本收益多年為負,從經濟上來說并不是一種合算的作物。隨著城市居民生態服務需求的增長,看油菜花成為一種出行選擇。那么本不具備產品價值的油菜花,因觀賞需要而具有了衍生的服務經濟價值,成為旅游業越來越重要的組成部分。油菜花觀光目前已發展成為一個全國性的產業。從2月的云南羅平,到7月的青海門源,人們追隨著花期,從南到北,觀光旅游。網絡還評選出了“十大油菜花?！?包括云南羅平油菜花海、青海門源百里油菜花海、江蘇興化千垛景區水上森林油菜花、江西婺源油菜花海、重慶潼南油菜花海、新疆昭蘇油菜花海、陜西漢中龍灣油菜花海、貴州興義萬峰林油菜花海、湖北荊門油菜花海、廣西陽朔遇龍河油菜花海(1)資料來源:微信公眾號“學之道國學館”2023年4月1日的推文《美到令人沉醉的十大油菜花海,讓人想去赴一場春天的約會》。。綜合有關資料,以青海門源為例,2022年,門源油菜籽種植面積1.87萬公頃,產值1.98億元;百里油菜花海年接待游客148萬人次,實現旅游綜合收入3.13億元;油菜花服務產值是油菜籽產品產值的1.58倍(2)資料來源:根據孫海玲《看一朵油菜花如何演繹“花海經濟”》(《農民日報》2022年8月16日第3版)和《門源縣2022年度油菜籽生產成本收益情況分析》(海北藏族自治州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微信公眾號“HBFG海北發改”2023年4月11日發布)提供的數據整理計算。?？梢?從產品向服務延伸,可以大大提高農業的經濟價值。發展油菜花觀光產業最早的江西婺源縣,在2020年油菜花開的高峰期,接待游客475萬人次,旅游綜合收入29.6億元,分別比2009年的110萬人次和5.5億元增長了3.32倍和4.38倍,其中,篁嶺景區村民人均年收入從3 500元增長到40 000元(3)資料來源:根據《婺源油菜花“長”出產業鏈》(江西省人民政府網站2009年6月12日發布)、劉利農《小小油菜花撬動多地鄉村經濟大發展》(《農經》2021年第3期第76-79頁)和《婺源做優做強做大“花海經濟”》(上饒市人民政府網站2021年3月26日發布)提供的數據整理計算。。

像江西婺源,服務不僅體現在農業功能轉型上,也體現在文化產業升級上。婺源以徽派建筑保護為古村開發的核心,推進與徽劇、儺舞、歙硯和綠茶制作等非遺項目傳承的結合。早在2001年10月,婺源縣全域就以“婺源文化與生態旅游區”獲評國家3A級旅游景區,截至2020年末,婺源全縣共有國家5A級景區1個、4A級景區14個,成為國家4A級以上景區最多的縣,帶動了全縣70%以上的人口吃“鄉村旅游飯”。這不僅救活了一批像篁嶺這樣瀕臨消亡的村莊,還讓一批貧困村一躍成為全國知名的小康示范村和全省鄉村振興示范點。2019年,婺源全縣共接待游客2 463萬人次,游客接待量連續13年位于江西省縣級第一;旅游綜合收入244.3億元,其中門票收入僅占2.25%,這改變了傳統旅游“上車睡覺,下車拍照”留不住人的現象(4)資料來源:《以村興旅 以花為媒 以文鑄魂——婺源縣發展全域旅游擦亮“最美鄉村”金字招牌》(《江西日報》2020年11月22日第1、3版)和《國家4A級以上景區》(婺源縣人民政府網站2023年4月2日發布)。。婺源所屬的古徽州地區,古村落文化游已成為一種現象級產品,黟縣宏村水圳、歙縣棠樾牌坊、績溪龍川宗祠、徽州(區)呈坎古鎮等,都是鄉村旅游的經典去處。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新興的徒步產業,鄉村獨有的地理生態系統正在轉化為巨大的市場空間。在收入低的年代,旅游“夫夷以近,則游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而隨著國民收入提高,“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于險遠”之地,游者日增。地處梅里雪山深處的云南省德欽縣雨崩村,是一個幾乎與世隔絕的小山村,2012年9月才通電,是云南省最后一批通電的自然村之一,至今未通客運公交,僅靠一條18公里的人馬驛道與外界相連。按照傳統的區位分析,這個村遠離客源市場,交通不便,設施簡陋,接待能力嚴重不足,不是理想的旅游目的地。然而,地處“三江并流”世界自然資源遺產的腹地,正讓地理位置的劣勢轉變為徒步旅行的優勢。這個只有42戶藏族人家的村莊,開起了130多家民宿客棧(5)資料來源:周磊、王明玉《點亮雨崩千帳燈》(新華網2023年1月27日報道)。,徒步成為帶動農民致富的新興產業。據有限的資料,2001—2005年,雨崩村村民家庭旅游業年收入從13.93萬元增長到62.81萬元,2005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就達3 451元,是當年迪慶藏族自治州人均水平1 425元的2.4倍,早早超過了2010年的貧困標準2 300元。到2008年,雨崩村旅游收入快速增長到308萬元(6)資料來源:根據王麗麗、張晶晶《梅里雪山雨崩村旅游扶貧受益機制研究》(《昆明冶金高等?？茖W校學報》2011年3月第27卷第2期第84-87頁),保繼剛、孫九霞《雨崩村社區旅游:社區參與方式及其增權意義》(《旅游論壇》2008年8月第1卷第1期第58-65頁)和《迪慶藏族自治州二○○五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迪慶藏族自治州統計局《迪慶藏族自治州統計年鑒2005》第10頁)提供的數據整理計算。。據統計,截至2021年底,以徒步為主的全國戶外運動參與人數已超過4億人,2025年產值預計超3萬億元(7)資料來源:《體育總局 發展改革委 工業和信息化部 自然資源部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 文化和旅游部 林草局 國鐵集團關于印發〈戶外運動產業發展規劃(2022—2025年)〉的通知》(中央人民政府網站2022年10月25日發布)。。徒步業態對鄉村產業轉型和升級來說是一個重大機遇。

農業農村向滿足隨著收入不斷增長的服務需求轉變,詮釋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生條件和增長空間。據統計,2021年,我國農林牧漁業休閑觀光與農業農村管理服務實現增加值7 239億元,相當于農林牧漁業增加值的8.3%(8)資料來源:《2021年全國農業及相關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16.05%》(國家統計局網站2022年12月30日發布)。,發展空間巨大。其增長潛力亦可從以下統計數據得到佐證。2012—2021年,云南全省鄉村旅游接待游客數量從0.56億人次增加到3.22億人次,年均增長21.35%;鄉村旅游總收入從263.80億元增加到1 793.98億元,年均增長23.74%;文化旅游累計帶動80.85萬貧困人口增收脫貧,占全省脫貧人口的12.2%(9)資料來源:《云南鄉村旅游人氣旺 來看這些村子發展的絕招》(云南網2023年4月3日發布)。。據農業農村部、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門數據,2019年,我國鄉村休閑旅游業接待游客33億人次,營業收入超過8 500億元;預計到2025年,鄉村休閑旅游年接待游客超40億人次,年營業收入1.2萬億元,較2019年分別增長21.21%和41.18%;2012—2022年,鄉村旅游的游客年均增長在20%左右,2012—2018年營業收入年均增長在27%左右(10)資料來源:《鄉村休閑旅游業年營收超8500億》(《人民日報》2020年12月6日第1版)、《農業農村部:到2025年鄉村休閑旅游年接待游客超40億人次》(央廣網2021年11月19日發布)、《2022年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行業現狀及發展前景分析》(中研網2022年5月16日發布)、《國家統計局10位司局長解讀2023年中國經濟“半年報”》(中國經濟網2023年7月18日發布)和《文旅部:疫情沖擊不改變旅游業國民經濟支柱產業地位》(中國新聞網2022年8月18日發布)。。年均20%以上的復合增長率,意味著巨大的產業增長和就業空間。

二、“互聯網+”:農村二產的發展機遇

城市化是經濟集聚的結果。但是,信息化的出現,使得經濟主體在分散狀態下也能借助信息通信技術獲得集聚交流的正外部性,從而導致經濟空間分散化成為可能[10]。我們充分認識到互聯網積聚和分散兩個效應同時存在對產業空間分布影響的復雜性,但是,探究分散性對農村再工業化和農村地區城市化的影響,對中國經濟地理格局重塑,具有深遠意義。對2003—2016年地級市的研究顯示,互聯網確實導致了企業區位選擇的分散化[7]15。體現在農村地區,就是以淘寶村為代表的農村電商經濟,似乎正在實現“鄉鎮企業”的二度崛起,或者“新自下而上的城鎮化”[11]。根據阿里研究院、南京大學空間規劃研究中心的統計,淘寶村數量從2013年的20個增加到了2022年的7 780個,2022年淘寶鎮數量也達到2 429個(11)資料來源:羅震東、左臣明《2022年“淘寶村”名單正式發布》(阿里研究院2022年10月31日發布)。。

首先,一批在區位上很難受到城市經濟外溢作用的村、鎮,通過平臺連接,聚集了某類產品的生產,使得專業村鎮再度大量出現。比如,河北青縣馬廠鎮的化妝刷約占全國市場的50%,河北肅寧縣(9個鄉鎮均為淘寶鎮)的魚竿約占全國市場的60%,山東曹縣大集鎮的戲服約占全國市場的70%,浙江諸暨市大唐街道的襪子約占全球市場的1/3,江蘇灌云縣東王集鎮的情趣內衣約占全球市場的一半,山東曹縣莊寨鎮的棺木占據日本市場的九成以上。觀察淘寶村和淘寶鎮的興起,在形態上大約有以下一個或幾個特點:一是需求分散,在城市開實體店經銷成本特別高的產品,比如山東曹縣大集鎮的戲服、博興縣灣頭村的草柳編、顧家村的老粗布等。二是在大城市生產成本太高的勞動密集型產品,比如江蘇睢寧縣沙集鎮的電腦桌、山東膠州市膠西街道的勞保手套、臨朐縣寺頭鎮的護欄等。三是具有某種地理標志或地方特色的資源性產品,比如湖北鄖西下營村綠松石、新疆烏魯木齊倉房溝村的黑蜂蜂蜜、浙江諸暨市山下湖鎮的淡水珍珠等?；ヂ摼W作為平臺,起到了關鍵的市場連接作用,使得鄉鎮企業再度興起。那么,這些專業村鎮能不能像改革開放后通過鄉鎮企業發展起來的長三角和珠三角的小城鎮那樣,對經濟地理重塑產生重要影響呢?以“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的代表蘇州和溫州為例,當時溫州的橋頭鎮被譽為“中國紐扣之都”,柳市鎮被譽為“中國電器之都”,更不用說被譽為“中國印刷城”“中國禮品城”的龍港鎮,已從第一座“農民城”發展成為首個“鎮改市”的縣級行政區域。這些率先工業化的專業鎮,對溫州城市化乃至甬臺溫沿海城市群的形成,起到了支撐作用;遍地開花的蘇州鄉鎮企業,強有力地支持了縣域經濟發展,使得蘇州下屬縣市全部連年成為全國縣級經濟“十強縣”,昆山更是穩居榜首多年,蘇州因此成為全國城鄉差距最小的地區之一。當然,那些已然工業化、城市化的地區,也通過“互聯網+”,強化了產業基礎。像浙江省的杭嘉湖(湖州除外)、甬臺溫、江蘇省的蘇州、廣東省的穗禪莞等老牌經濟強市的淘寶村數量,都位于全國20強之列(12)資料來源:阿里研究院發布的2020年、2021年《淘寶村數量城市排行榜》和《2022年淘寶村名單》。。

其次,淘寶村、淘寶鎮在空間上的聚集,在地理延長了大城市經濟的擴散效應,推動那些非都市圈或城市群輻射范圍的農村地區城市化。對淘寶村的研究表明,2015—2020年,淘寶村的擴散距離不斷縮小,平均觀測距離降至5公里以下,淘寶村空間分布格局的時空演化在總體上呈由中心向外圍逐漸擴散的特征,在區域上呈現顯著的空間集聚強度逐年增強,高強度集聚范圍逐年擴大,呈現出由村而鎮而縣而區域集聚的特征[12-13]。例如:山東曹縣大集鎮從2013年丁樓、張莊做影樓服飾成為第一批淘寶村開始,到2017年,實現了鎮域內25個行政村的淘寶村全覆蓋,大集鎮以表演服飾為核心,帶動了布匹、輔料、電腦繡花、印花、攝影、物流等配套產業發展,逐步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條和產業集群;同樣,睢寧縣、肅寧縣分別從2007年沙集鎮東風村的第一家簡易家具網店和2012年西乾泊村的第一家魚竿網店開始,到2020年實現了縣域18個鄉鎮和9個鄉鎮淘寶鎮全覆蓋,形成了全國性的家具和漁具產業集群。2022年,浙江義烏市淘寶村數量達222個,覆蓋全市村居的40.8%(13)資料來源:根據《2022年淘寶村名單》(阿里研究院2022年10月31日發布)和《2022義烏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概況》(義烏市人民政府網2023年5月11日發布)提供的數據計算。,是全國縣級最大的服裝和小商品電商村集群;同樣,山東曹縣的演出服和木制品、永康市的健身器材和五金產品、睢寧縣的簡易家具、潮州市潮安區的日用品等,都形成了全國性的產業集群,推動了縣域經濟的發展。進一步從淘寶村分布上看,淘寶村數量地市級排名全國第一、第二的山東菏澤和浙江金華,都不是所在省傳統意義上的老牌經濟強市,也都不在大濟南、杭紹甬都市圈輻射范圍內;江蘇徐州和宿遷的淘寶村296個,占全省淘寶村數量的38%,數量上蘇北超過蘇南;潮汕地區(潮州、揭陽、汕頭)的淘寶村517個,占廣東的35.27%,與珠三角地區的62.82%在廣東省兩翼齊飛(14)資料來源:根據《2022年淘寶村名單》(阿里研究院2022年10月31日發布)提供的數據計算。。如果把蘇北的徐州和宿遷、魯西南的菏澤按地理相鄰原則歸并,這個區域屬于蘇魯豫皖四省交界的淮海經濟區,雖然起步較晚,但也正成為蘇魯豫皖四省的新興增長極。那么這個擁有1.2億人口的全國農村勞動力輸出最多的跨省域地區,是不是像當年的長三角城市群一樣值得期待呢?這是值得觀察的?？傊?傳統意義上各省經濟發達的高度城市化地區膠東、蘇南、浙江沿海、珠三角正通過“互聯網+”的擴散效應,向較不發達的魯西南、蘇北、浙江山區、潮汕拓展連片。當然,由于東部地區有全國92.8%的淘寶村、74.2%的淘寶鎮(15)資料來源:羅震東、左臣明《2022年“淘寶村”名單正式發布》(阿里研究院2022年10月31日發布)。,這種擴散效應目前還主要體現在粵蘇魯浙四省的欠發達地區。電商平臺的帶動效應,還不能在經濟體量上得到顯示。但從以下三個方面看,電商對農村發展的潛力還是值得期待的。一是區域樞紐的形成。國家郵政局公布的2022年中國城市快遞業務量10強,金華(義烏)、揭陽、汕頭分別列1、4、8位(16)資料來源:《2022年郵政行業發展統計公報》(國家郵政局網站2023年5月26日發布)。,這表明電商產業集群對區域物流網絡樞紐的形成是具有重要影響的。二是農民增收的帶動。菏澤市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十三五”期間連續5年保持全省第一(17)資料來源:《菏澤市2021年政府工作報告》(菏澤市人民政府網站2021年2月1日發布)。,這表明電商產業集群對農民增收的作用是明顯的。三是擴大就業的潛能。2021年農村網絡零售額達2.05萬億元,從業人員達2 000多萬人[14],這表明電商對非農就業的形成和擴大具有不可小覷的作用。

最后,農村電商產業集群的形成,加上產業的區域轉移,導致農村勞動力流動出現某些轉折性變化,即由跨省流動為主向省內流動為主轉變。當然,也可以將電商產業集群的形成視為區際產業轉移和區域經濟格局重塑的一部分內容?；仡櫸覈r村勞動力轉移歷程,農民工就地轉移、跨省流動和省內流動分別在不同階段發揮著主要作用。從農民工監測調查等數據(18)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情況調查》、國家統計局《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到1997年,鄉鎮內轉移還占53.2%,這一時期是鄉鎮企業大發展的時期,“離土不離鄉”的就地轉移是農民工流動的主要形式;1998年是個轉折點,鄉鎮內轉移降到48.3%;到2010年,異地轉移特別是跨省流動成為這一時期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主要特征,其間跨省流動始終占外出農民工的一半以上;從2011年起,省內轉移取代跨省流動成為異地轉移的主要形式,這一年省內流動從上年的49.7%上升到52.9%,到2022年,繼續上升到58.9%。進一步地,從2012年起,鄉鎮內就地轉移再次成為農民工增量的主要貢獻者,從2012年增量貢獻率的51.9%上升到2022年增量貢獻率的94.2%,占農民工總量的比例也由2012年的37.8%回升到2022年的41.9%;同時,在東部地區務工的農民工數量,于2012年達到16 980萬人的峰值后,開始波動式下降,至2022年下降到15 447萬人,比例從占農民工總量的64.9%下降到52.4%;中部地區成為農民工輸入地增量的主要貢獻者,2022年增量貢獻率為63.7%。農民工監測調查等數據的統計分析提示了三點趨勢性變化:第一,從區域上看,總量上東部地區農民工就業已經開始減少,增量上中部地區農民工就業貢獻顯著。第二,從總量上看,省內就近轉移成為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主戰場。第三,從增量上看,鄉鎮內就地轉移成為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主陣地。如果就近就地(省內流動+本地就業)轉移成為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主要渠道(事實上,2022年,中部地區農民工就近就地轉移率68.7%,西部地區77.1%,分別比2008年提高了16.2和13.9個百分點),尤其鄉鎮內就地轉移是農民工增量的主要來源,那么中西部鄉鎮工業化和鄉村發展的產業空間,確實通過農民工的“腳”清晰地圖示出來了。

三、服務外包:農村一產的發展機遇

困擾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農業現代化的最大問題是土地經營規模過小,但是通過土地流轉實現土地規模經營,對“大國小農”國情的東亞國家并不現實。從經驗上看,日本自1980年推出《農地利用增進法》以促進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以來,戶均經營耕地只從1980年的1.2公頃增加到2020年的5.9公頃(19)資料來源:根據《日本統計年鑒1980》和《日本統計年鑒2023》提供的數據計算。;韓國自20世紀90年代放開對農戶經營規模限制以來,戶均經營耕地只從1990年的1.2公頃增加到2022年的1.5公頃(20)資料來源:根據韓國統計廳(http://kostat.go.kr)歷年農林漁業調查和農業面積調查提供的數據計算。;就算是在人地條件更為寬松和土地交易更加自由的西歐國家如法國,戶均經營耕地也不過從1955年的15公頃增加到2020年的65公頃(21)資料來源:根據劉長全《以農地經營權配置與保護為重點的農地制度改革——法國經驗與啟示》(《中國農村經濟》2020年第11期第131-144頁)、法國統計局《法國農業普查2020》數據表《2010—2020按經濟規模和方向劃分的農場數量、UAS、FTE和PBS(RA 2020-2010 Nombre d'exploitations, SAU, ETP, et PBS, par taille économique et par orientation)》提供的數據計算。,與美國的178公頃(22)資料來源:美國農業部數據庫(https://data.ers.usda.gov/)城鄉實況數據(State Fact Sheets)2017年的農業普查數據。、加拿大的328公頃(23)資料來源:加拿大農業部(https://agriculture.canada.ca/)2022年的農業概覽(Overview of Canada's agriculture and agri-food sector)。無法相比。由此看來,即便理論上允許大幅度的土地轉讓,中國通過流轉擴大土地經營規模,實現與新大陸國家在農業競爭力上比肩,在現實中也是受限的。但是,如果不解決競爭力問題,糧食安全的國內自足程度即自給率下降,就會成為國家進入高收入階段后農業政策的焦點難點[15]。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農民的智慧繼“大包干”后再次爆發。既然通過土地流轉解決不了規模問題,那么土地密集型農產品實現現代化的出路在哪里?農民的實踐表明,托管服務可能是又一重大創新。托管,可以是“保姆式”的全托管,就是把整個生產經營過程都交給服務組織去做;也可以是“菜單式”的半托管,就是把生產中的一個或幾個環節交給服務組織去做,最常見的是機械耕種收。2022年,全國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超過72%,10年間提升15個百分點;19.34萬個農機服務組織累計完成機耕、機播、機收、機電提灌、機械植保等5項作業面積達到4.75億公頃次(24)資料來源:常欽、李曉晴《農機增動力 豐收添底氣》(《人民日報》2022年9月2日第18版)。。采取何種形式的托管方式,由農戶根據家庭勞動力資源配置等情況決定[9]3-4。其實,農民所謂的托管,與政策倡導的社會化服務在內容上是一致的。早在1983年,中央一號文件就在發展適度規模經營之前提出了發展社會化服務的要求。社會化服務所謂“五統一”“六統一”“七統一”等幾個統一服務不斷增加的過程,就是半托管向全托管轉變的過程。出于學術考慮,我們借用管理學上的外包概念,把托管或社會化服務的實踐歸納為農業生產經營的服務外包,半托管為環節服務外包,全托管為全程服務外包[9]4,[16]3-5。服務外包之所以從環節到全程服務外包逐步發展,是因為生產各環節的技術進步并不同步。首先發展起來的是耕種收機械服務。從1991年起,一批農民根據區域間農作物成熟期差異,開始進行農機跨區作業;到2015年,第一代無人機產品發布,標志著植保機械化技術取得突破,植保服務得以推廣;2016—2017年,烘干技術取得突破,烘干服務隨之興起。當最后一項技術突破完成后,從產前的種子和化肥購買服務,經產中的機械耕種灌防收服務,到產后的烘干、儲運和銷售服務,就能夠完全被服務組織整合起來,使得全程服務外包成為可能。正是在這種背景下,2017年,農業部辦公廳根據三部門聯合下發的《關于加快發展農業生產性服務業的指導意見》(農經發〔2017〕6號),提出《關于大力推進農業生產托管的指導意見》(農辦經〔2017〕19號),對推進農業生產托管提出明確要求,農業生產托管統計也就此開始。從環節服務外包到全程服務外包,農業技術進步和經營方式創新是互為支撐、共同發展的。

由于生產各環節技術進步不同步和農戶家庭勞動力轉移程度不同等原因,農業生產服務外包發展經歷了一個較長的歷程,才從環節服務過渡到全程服務?？芍淖钤缛谭胀獍霈F于2008年,陜西長安近4 000農戶把土地交公司托管(25)資料來源:李佑明《長安近四千農戶把土地交公司托管》(《陜西日報》2008年10月23日第1版),這是作者已知的關于全托管的首篇報道。,此時距農村改革發軔已經30年。雖然全程服務外包起步較晚,但在經營規模和績效上卻取得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成果。從經營規模上看,據統計,2017年,土地流轉面積為3 413萬公頃,土地托管面積為1 547萬公頃;通過土地流轉實現規模經營的家庭農場平均經營耕地面積為16.11公頃,通過土地托管實現規模經營的服務組織平均經營耕地面積約為68.15公頃(26)資料來源:根據農業農村部農村合作經濟指導司《中國農村經營管理統計年報(2017年)》、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農村經濟司《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年度報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網站2018年4月19日發布)提供的數據計算。。顯然,土地托管在擴大經營規模上顯然更具優勢,平均經營規模幾乎達到美國平均水平的40%。換言之,外包服務市場的發育,誘導農戶卷入分工,從而產生農業分工經濟性,促使小農戶嵌入現代農業發展軌道[8]144,并使農業經營從“土地規模經濟”轉向“服務規模經濟”[17]。研究顯示,從生產效果上看,農戶采取全程服務外包,小麥每公頃節本增效5 340.75元,玉米每公頃節本增效5 832.6元(27)資料來源:韓俊《加快發展農業生產托管 推進社會化服務高質量發展》(《農村工作通訊》2020年第21期第4-8頁)報道的19個省份共875個托管案例的定量分析結果。;在東北,相比農戶分散自種和土地流轉,全程服務外包的玉米分別實現利潤增加4 737元/公頃和3 487.5元/公頃,大豆分別實現利潤增加3 810元/公頃和2 910元/公頃(28)資料來源:根據張瑞娟、宦梅麗《農業生產托管:模式、成效及啟示:來自黑龍江省蘭西縣的經驗》(《重慶社會科學》2020年第10期第5-17頁)表1提供的數據計算。。如果是這樣,那么和美國相比,玉米單位面積生產成本將由約高40%轉變為約低10%,通過全程服務外包來實現的服務規模經濟的競爭力就顯示出來了[16]5。

更加重要的是,服務外包有利于穩定糧食播種面積。調查表明,在流轉土地中,55.2%用于糧食生產,其中公司轉入土地只有15%用于糧食生產[18]。而在托管土地中,77.1%用于糧食生產,其中全托管99.1%用于糧食生產[9]9。部分原因在于,流轉后經營權在轉入方手中,土地租金現金化,轉入方更傾向于種植附加值更高的經濟作物,從而更有利于調(種植)結構;而外包經營權仍在轉出方手中,農戶基于家庭生活基本保障和勞動力配置以及糧食作物全程機械化技術更成熟等原因,更傾向種糧食,從而更有利于保(糧食)供給。這樣,推進外包從環節服務向全程服務過渡,就對加快農業現代化進程、特別是農業現代化的首要任務是保障糧食安全,具有極其重要的政策含義。

四、政策含義

放在經濟史背景下去看,在國家現代化進程中,農業份額不斷下降這一統計事實使得城鄉同步發展面臨諸多約束,但是,城鄉經濟的深入互動也意味著農業發展不再局限于提供農產品。隨著國民收入提高,農業多功能性釋放的市場條件趨于成熟,為農村產業發展贏得了機遇。從中國式現代化轉型過程看,首先是收入提高導致人們對生態文化服務需求增長,可能在農村地區衍生出一個體量龐大的農文旅服務業,這個由農業衍生出來的三產增長速度將超過農業本身;其次是隨信息化疊加到工業化,可能像當年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一樣在農村地區形成新的制造業產業集群,這個將為農村地區城市化和經濟增長釋放更多潛力;最后是隨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推進,服務規模經營不斷擴大將實質性轉變農業發展方式,這個將為補齊“四化”同步發展中的農業現代化短板找到出路。因此,既要看到農業的弱質性,找準痛點進行反哺,也要看到農村的成長性,找準方向加以推進。

首先,推動平臺由產品經濟向服務經濟延伸。目前農村的電商經濟平臺,從供給角度看,主要的作用是農村工業品和農業土特產品的上行。在農業功能轉變的條件下,還缺少類似攜程那樣的服務平臺,把分散的農文旅供給像城市旅游那樣整合起來。這一塊涉及多方面的改革。一是平臺建設和商業模式創新,需要通過市場試錯來完成。特別是商業模式,要通過市場機制找到企業和農戶銜接的合適方式。二是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激發資源變資本的活力。三是加強基礎設施建設,需要更多向農村地區傾斜。

其次,抓住信息化疊加的時間機遇窗口,推動城市經濟外溢,促進城鄉融合發展。在傳統三大城市群農村勞動力吸納能力下降而農業就業依然過剩的背景下,“互聯網+”的工業分散化布局較有可能在農村勞動力存量大、輸出多的地縣,通過像淘寶村、淘寶鎮聚集那樣的專業化(localization economy)推動傳統農區像當年鄉鎮企業發展那樣的新一輪就地就近城市化(urbanization economy)。從沙集到大集,其分別所在的睢寧縣和曹縣,“七普”和“六普”相比,常住人口都出現了回流和增加,分別增加4.9萬人和1.9萬人,這與10年間全國縣域人口平均規模減少2.1萬人的趨勢相反,淘寶第一縣義烏市的人口更是增加了62.5萬人(29)資料來源:根據國務院人口普查辦公室、國家統計局人口和就業統計司《中國2010年人口普查分縣資料》和國務院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中國人口普查分縣資料—2020》提供的數據計算。。為此,應順應“互聯網+”帶來的產業轉移空間分布特征,更加關注人口大縣集中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變動趨勢,在大城市由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產業升級的背景下,推動產業鏈前端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人口大縣轉移,擴大城市化對農區的外溢作用,縮小城鄉和區域差距。

最后,推進農業支持保護政策由單項目標向復合目標轉變,使農業政策更具兼容性。長期以來,我國農業政策多以單項目標為主,難免在不同問題對接上造成沖突,使得政策連續性常常不得不讓位于問題迫切性,比如農業上保(糧食)產量和調(種植)結構的矛盾,部門間農業生產和生態環保的矛盾,政府增產目標和農戶增收目標的矛盾等。因此,協調大食物安全觀下的數量、質量和生態安全多維目標,要用國家調控和農戶選擇激勵相容的政策工具,將加強耕地保護、擴大規模經營、保障谷物自給、促進結構調整、發展現代農業和提高農民收入等目標一攬子整合到農業支持保護政策體系中來。結合國內發展現代農業的成功做法和國際支持農業農村的通用手段,建議如下:一是實施區域發展計劃,對糧食生產功能區和其他農業功能區進行劃分,對不同區域實施差別化財政支持手段,在穩產量和調結構之間給出政策彈性。二是推動以糧食保護價為主要手段的收入支持政策向以種糧收入保險為主要手段的收入支持政策轉變,這既是適應WTO《農業協定》的工具性調整,也是實現穩糧增收國家農業現代化首要目標的戰略性改革。對糧食功能區種糧農戶,將“黃箱”價格支持、種糧“四項補貼”等普惠性手段整合為政府種糧收入保險全補貼,穩定種糧農民收入。具體可以劃定區域內3年或5年移動平均的糧食品種市場價格和產量為基準,當農戶種糧收入低于3年或5年移動平均水平時,啟動收入支持的補差機制,保障種糧農戶收益。這樣既可以穩定糧食種植面積,也可以解決當前農業保險定災定損難等一系列問題。三是參加政府全補貼收入保險計劃的農民,需符合相關農業政策的配套要求,如同時參加東北地區的黑土地保護、華北地區的地下水超采治理、長江經濟帶的土壤修復等,實現生產目標、環保目標和收入目標的統一。四是用足用好多種補貼手段,加強對農業生產性服務組織的支持,倒推其發展各種契約關系和服務平臺,與種糧農戶進行銜接,推動糧食生產服務規?；洜I,加快農業現代化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