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術投資、CEO風險偏好與企業績效

葉云 劉貝娜 裴瀟

(長江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湖北 荊州 434023)

一、引言

隨著“大智移物云”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蓬勃發展,信息化已經進入了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的新階段?！吨袊鴶底纸洕l展報告(2022)》指出,2021年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取得新突破,數字經濟規模達到45.5萬億元,同比增長16.2%,占GDP比重達到39.8%。以上數據表明,從宏觀層面上來看,在信息化浪潮的影響下,全社會的信息化程度在不斷提高,企業也在不斷進行信息技術投資以尋求信息化的生產經營方式。但從微觀實踐上來看,一部分企業將“數字化““智能化”融入生產、管理、營銷等各個方面,運用新技術、新手段、新理念,開啟線上“云模式”,有效提高了運營效率,探索出了新的發展機會;另一部分企業卻表示其為“信息悖論”“IT黑洞”,認為“數字化轉型是找死,不轉型是等死”。國際咨詢公司埃森哲的有關研究顯示:盡管中國企業正大力投資信息技術進行企業改造和業務創新,但在技術投入和價值實現之間存在落差,僅33%的受訪中國企業對其技術投資的回報表示滿意,而超過60%的企業對信息技術投資回報不滿意。由此引發思考,信息技術投資到底對企業績效產生什么影響?這是本文需要研究和討論的問題之一。

投資與風險息息相關,信息技術投資更是如此。而不同管理者對風險的認知與偏好可能不同。風險規避型管理者傾向于減少投資、規避風險,將資源配置在確定性回報的項目上;風險偏好型管理者傾向于增加投資,挑戰風險,將資源配置于高風險高收益項目上。企業管理者作為企業各項投資決策的主體,因其風險偏好的不同,可能會對企業的投資決策產生不同的態度及影響,進而最終影響到投資效果。信息技術投資作為企業重要戰略性投資的一種,又具備一定的風險,CEO風險偏好是否會對信息技術投資與企業績效的關系產生影響?又是如何影響的?這是本研究需要探討的第二個問題。

為解決上述問題,本文對信息技術投資、CEO風險偏好與企業績效的關系展開深入探究。首先通過實證分析研究信息技術投資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再在此基礎上探究CEO風險偏好對信息技術投資與企業績效關系的調節效應,并進一步探究該調節效應的具體作用路徑。本研究將為企業提升信息技術投資績效以及選擇合適風險特質的管理者提供有益參考。

二、文獻綜述

(一)信息技術投資對企業績效的影響

目前關于信息技術投資與企業績效的研究已經較為豐富,但兩者關系如何尚未得到一致的結論,主要觀點有負相關、正相關、混合相關或不相關幾種。

最早提出負相關的是Solow(1987)的“IT生產率悖論”,即信息技術投資不能帶來生產率和績效的提高[1]。此后國內外部分學者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Beccalli(2007)發現信息技術投資與企業績效呈相反效果[2]。王念新等(2010)認為信息技術資源以及信息技術應用能力因其大額投資會增加企業成本,而不能提高企業績效[3]。隨著互聯網技術不斷發展,特別是大數據、云計算等信息技術的出現以及與企業的不斷融合,信息技術對企業績效的正向促進作用越來越得到廣泛認可,大多數學者認為信息技術投資與企業績效呈正相關。正向影響的路徑包括促進創新產出[4]、增強風險承擔水平[5]等,同時還受到社會信任[6]、企業規模[7]等的影響。也有部分學者提出兩者混合相關或不相關。如王凡林等(2017)研究發現,不考慮公司IT治理水平時,信息化投資強度與公司績效水平間無明顯相關關系[8]。李曉宇等(2019)認為信息技術投資和企業績效呈U型關系[9]。

(二)CEO風險偏好的調節作用

現有關于CEO風險偏好調節效應的文獻較少,且鮮少關注到CEO風險偏好調節效應的作用路徑層面,少部分研究從CEO風險偏好促進企業創新的角度關注CEO風險偏好的調節效應。張傳奇等(2019)認為現金流不確定性會抑制企業創新,而管理者風險偏好的調節作用能夠緩解這種不利影響[10]。王鋒正等(2022)發現環境政策與綠色技術創新存在U型關系,而高管風險偏好能夠正向調節這種U型關系[11]。文佑云等(2022)發現高管團隊穩定性能提高企業的創新績效,而高管風險偏好在其中起到了正向調節作用[12]。

綜上所述,國內外關于信息技術投資、CEO風險偏好與企業績效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還存在信息技術投資與企業績效關系不明、鮮有文獻分析CEO風險偏好在信息技術投資與企業績效方面的調節作用以及具體作用路徑等局限性。本文基于此展開研究,探究信息技術投資和企業績效的關系,以及CEO風險偏好對其關系的調節效應及具體調節路徑。

本文的邊際貢獻可能體現在:一是針對信息技術投資產生的矛盾績效后果進行了理論機制分析和具體實證檢驗,探究其具體影響效果。二是基于信息技術投資過程中常被忽視的管理者風險認知的重要作用,引入CEO風險偏好這一變量,探究CEO風險偏好的調節效應及其具體作用路徑。以上分析對于有效發揮信息技術投資效果、合理選聘高層管理者和CEO以及實質性推動國家信息化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三、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信息技術投資與企業績效

信息技術投資是企業利用先進的信息技術實現資源的高效整合與集成化管理的重要手段,也是企業及時有效地獲取信息、促進創新產出和提升生產效率的關鍵一環。在理想的情況下,信息技術投資能夠完美發揮自身的價值,促進企業績效的增長。原因是:第一,信息技術投資可以發揮信息效應,降低企業的信息不對稱[13]。ERP、大數據分析等可以根據市場變化洞悉企業生產經營的薄弱點,并通過對企業物質、信息、資金等的一體化管理,完成全方位改進;內聯網、區塊鏈等可以方便清晰地傳遞內部信息并全程記錄,使信息公開透明,防止可能的貪污舞弊行為[14]。由此從內外兩方面降低了各種交易成本,促進了資源的配置和供應鏈的管理,進而促進企業績效的提升[15]。第二,信息技術投資可以發揮創新效應,促進創新產出。資源基礎理論指出,企業獲取競爭優勢的關鍵在于企業擁有異質、稀缺且難以被競爭對手模仿的資源[16]。信息技術投資能促進企業內部知識管理和外部知識搜索[17],幫助企業推陳出新或進行商業模式的變革,使企業獲得其他企業無法擁有的優勢,從而提升企業績效。第三,信息技術投資可以發揮技術效應,提高生產效率。將信息技術嵌入生產管理的各個環節,不僅可以為企業的智能化生產、銷售流程再造提供技術支持,還可以為企業的內部組織管理提供信息支撐,最后通過促進各生產要素的協調性帶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18]。尤其是信息技術與制造技術融合建立的“無人工廠”“無人車間”“無人生產線”等,能使產品的生產周期、人工成本、次品率等均顯著降低,極大地提高生產效率[19]。

但是,在實際推進信息技術的過程中,企業可能會受到已有的認知誤區或難以適應全新變化等因素的干擾,導致信息技術投資的效果不如預期[20]。從而出現“前期投入時沒有適應”和“中后期融合時難以適應”兩種行為局面。首先,大多數企業進行信息技術投資屬于跟風,缺乏系統性的思考,由此引發了整體性的失調。企業忽視了信息技術并不會自動產生優勢,而是與企業的資源(營運資金、研發投入等)和企業的能力(知識管理能力、控制協調能力等)相適應與匹配時,才可能獲得基于信息技術的能力集合,并最終轉化為績效。企業盲目引進信息技術投資,若是與企業當前的資源和能力不相符,或是各部門仍然各自為戰、走傳統的老路子,則會背道而馳,即“前期投入時沒有適應”。其次,引進信息技術后,企業還要繼續花費費用學習新的操作方式和工作流程,進行員工培訓、聘請專業人才等,同時還要承擔研發失敗后的相關后果,是一個全新的、有不確定性的、高成本的流程再造過程。因為信息技術投資本質上是通過信息技術的手段,對企業的商業模式進行創新改造,對企業的經營管理進行優化升級,對員工的日常工作進行提質增效。在這一重構企業組織模式的過程中,會出現各種意想不到的問題,企業會陷入既投入了大量資金、額外增加了工作量又得不到理想收益的狀況,導致企業在短時間內難以適應,即“中后期融合時難以適應”。

因此,基于以上分析,信息技術投資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可能不是簡單的正向促進或反向抑制作用,信息技術投資積極效果的顯現可能需要具備一定的前提條件。不論是企業思想觀念的轉變,還是實際操作上的融合,適應這些新變化都是一個痛苦的轉變過程,需要一定的轉換期,但適應后信息技術投資將為企業帶來持續的益處?；谝陨戏治?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1:信息技術投資與企業績效之間存在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關系。

(二)CEO風險偏好的調節作用

根據高層梯隊理論,高層管理者會根據其經驗和價值觀作出決策和戰略選擇,進而對組織結果產生影響[21]。因此,CEO風險偏好的不同會對公司的投資決策及其效果產生不同的影響。信息技術投資作為企業重要戰略投資的一種,又具備一定的風險,其投資過程及結果也必然會受到CEO風險偏好的影響。

CEO風險類型是指CEO為了實現預期目標,在承擔風險的大小、種類方面的基本態度,主要有風險規避、風險中立和風險追求三類[22],本文將其分為風險偏好型CEO和風險規避型CEO兩種:(1)風險規避型CEO在思維和態度上比較保守,在風險的危險和機遇中認為危險占主導,投資時會謹慎選擇,厭惡改變,且普遍不愿承擔過多風險。因為畏懼風險,所以這類CEO傾向于選擇風險收益水平較低的項目進行投資,在存在大量成本投入或變動時會主動選擇放棄,或在需要進行改變時會繼續選擇保守。這雖然為公司當下規避了些許風險,但容易造成公司投資不足,固步自封,錯過良好的發展機會。(2)風險偏好型CEO更具冒險精神,愛好挑戰,傾向于選擇高風險高收益項目[23]。在風險的危險和機遇的雙重可能下,認為“機遇”占主導,更愿意在既定困境既有風險的情況下積極尋找潛在機會,力爭突破,勇于創新。因此在面對信息技術投資實際實施過程中的重重阻礙時,相比風險規避型CEO的避而遠之,風險偏好型CEO可能會迎難而上,敢于挑戰,積極探尋風險背后的機遇,并盡快作出調整,適應信息技術給企業帶來的變化,加快與信息技術的融合,從而縮短企業信息技術投資的轉換期,提前激發信息技術投資對企業績效的積極影響。同時,CEO風險偏好程度提高后發揮出的擴散效應,有助于提高組織的靈活性、革新性和創造性,助力企業夯實在信息化實踐中通過流程更新、商業模式轉型等獲得的各項積累,加快企業通過外部網絡獲得的知識和信息向內部有效轉化的速度,從而發揮知識溢出效應抑制企業績效的不斷下降,進而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信息技術投資使企業績效下降的速度?；谝陨戏治?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2:CEO風險偏好能負向調節信息技術投資和企業績效的U型關系,并使U型曲線拐點左移。

(三)CEO風險偏好調節作用的作用路徑

CEO風險偏好會負向調節信息技術投資和企業績效的關系,那么,CEO風險偏好是通過什么調節的呢?即調節效應的具體作用路徑是什么呢?根據已有研究,戰略變革是企業為了適應環境、資源、高管特質等方面的影響而做出的一系列關鍵資源配置上的改變[24]。且已有研究主要從環境層面(環境不確定性會導致企業進行戰略變革[25])、組織層面(高管團隊[26]、組織期望落差、組織冗余等是促進戰略變革的重要因素)、和個體層面(CEO經歷、性別[27]、任期等也均會對戰略變革產生影響)對戰略變革的驅動因素展開了討論。而關于CEO風險偏好對戰略變革的影響,現有研究暫時沒有給予足夠關注。戰略變革是對已有戰略的顛覆或者改變,受企業內外部環境、資源的影響,變革過程往往充滿著未知性,所以戰略變革也有著風險高、不確定性大、周期長的特點。大多CEO為了自身利益考慮,會安于現狀、規避風險,不愿意進行戰略變革[28],而風險偏好型CEO樂于冒險、勇于改變,可能會導致公司更愿意進行戰略變革。如前所述,大多數企業存在信息技術投資轉換期是因為認知誤區導致的兩種行為困境,即“盲目引進,與企業自身資源和能力不相符”導致的“前期投入時沒有適應”,以及“全新的信息技術帶來變化和不確定性較大”導致的“中后期融合時難以適應”。而無論“前期投入時沒有適應”還是“中后期融合時難以適應”,其落腳點都是需要企業進行戰略變革并最終達到適應[29]。許多企業的CEO都是職場空降兵、高級打工仔,沒有意愿也沒有能力驅動戰略變革,他們通常只是選擇對這只燙手山芋避而不見,進而導致企業在偽信息化的道路上漸行漸遠。而風險偏好型CEO勇于冒險,樂于改變,心理韌性大,會積極促進企業各種資源的調整,推動企業的戰略變革來更快地適應信息技術投資[30],從而早日“達到適應”,幫助企業迅速度過轉換期,減緩或抑制企業績效的不斷下降,使信息技術投資盡快發揮積極影響。因此CEO風險偏好可能是通過戰略變革來負向調節信息技術和企業績效的關系。進一步地,戰略變革包括戰略變動和戰略背離兩個層面的內容,前者為企業偏離歷史戰略水平的程度,后者為企業偏離所在行業平均戰略水平的程度。企業適應信息技術投資有可能是在企業歷史戰略的基礎上進行戰略調整,也有可能是結合行業發展水平,在行業戰略的基礎上進行戰略調整,進而影響信息技術投資與企業績效的關系?；谝陨戏治?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3:CEO風險偏好會通過戰略變革來負向調節信息技術投資和企業績效的U型關系。

H3a:CEO風險偏好會通過戰略變革中的戰略變動來負向調節信息技術投資和企業績效的U型關系。

H3b:CEO風險偏好會通過戰略變革中的戰略背離來負向調節信息技術投資和企業績效的U型關系。

綜上所述,本文理論分析框架如圖1所示:

圖1 理論分析框架

四、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以2014～2020我國滬深A 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并對樣本進行了如下處理:首先,由于金融行業的特殊性和會計處理方法上的差異,刪除金融類上市公司;其次,刪除ST、*ST上市公司以及樣本期間數據嚴重缺乏的上市公司;最后,為消除極端值的影響,將連續變量進行首尾1%的Winsorize處理,最終獲得6328個觀測值。本文數據來源于CSMAR和RESSET數據庫,數據分析采用Stata16.0軟件。

(二)變量定義

1.被解釋變量

企業績效(Tbq)。目前常用來衡量企業績效的指標有總資產收益率(Roa)、凈資產收益率(Roe)、托賓Q值和每股收益(Eps)等。參考王鐵男等(2017)的研究[31],本文選擇托賓Q值來衡量企業績效,因為本文不僅關注信息技術投資的短期績效,也關注其長期績效。相較于其它業績指標來說,托賓Q值能夠反映企業績效的綜合業績指標。

2.解釋變量

信息技術投資(ITinvest)?？紤]到技術投入后產出的時滯性以及投資的不連續性,本文參照石軍偉等(2021)的研究[4],選擇用滯后一期的企業信息技術硬件、軟件和服務的賬面凈值與總資產的比值來衡量信息技術投資。其中硬件價值是指計算機、硬件、網絡設備等用于信息加工、處理、傳輸、存儲過程的各類實物資產當年的賬面凈值;軟件和服務的價值是指各種軟件、系統的賬面凈值和軟件、系統、服務使用費的支付價格。

3.調節變量

CEO風險偏好(Ceorisk)。已有研究對CEO風險偏好主要采用了現金比率法、量表法、主成分分析法和風險性資產占比法來衡量,但是由于CEO行為方式的差異性且能通過各種的財務決策反映出來,本文基于全面性以及數據的可獲得性,參照王鋒正等(2022)的方法,采用總資產與凈資產的比值來衡量CEO風險偏好[11],比值高則證明CEO風險偏好程度高。

4.中介變量

戰略變動(Svsc)和戰略背離(Svsd)。已有研究常用6個關鍵戰略資源的年度變動值來衡量戰略變革,這6個戰略維度分別是:廣告投入(銷售費用/銷售收入)、研發投入(無形資產凈值/銷售收入)、管理費用率(管理費用/銷售收入)、庫存水平(存貨/營業收入)、固定資產更新率(固定資產凈值/固定資產原值)以及財務杠桿(總負債/所有者權益),并根據參照對象的不同進一步分為戰略變動和戰略背離。本文借鑒連燕玲等(2019)的方法[32],先測算上述六個關鍵維度指標在3年內[T-1,T+1]的方差,再用該方差標準化并取均值后的值來衡量戰略變動,用上述六項指標與細分年度行業平均水平的差值的均值來衡量戰略背離。

5.控制變量

借鑒韻江等(2022)的研究[33],本文選取了以下三類控制變量。企業層面選取了企業規模(Size)、企業成長性(Grow)、資產負債率(Lev)、市值(Q)和產權性質(Property);公司治理層面選取了股權制衡度(Balance)和機構投資者持股(Investor);CEO個人特征層面選取了CEO性別(Gender)。此外模型中還考慮了時間虛擬變量。具體定義及測量方式如表1所示。

表1 變量定義

(三)模型構建

為驗證H1,本文構建了模型(1):

Tbqi,t=β0+β1ITinvesti,t+β2ITinvest2i,t

+ρControlsi,t+Firmi

+Yeart+εi,t

(1)

其中,ITinvest2表示信息技術投資的平方項,Controls表示控制變量,Firmi、Yeart表示企業與年份固定效應,εi,t為殘差項。

為了驗證H2,本文引入了CEO風險偏好與信息技術投資一次項、二次項的交乘項,構建了模型(2):

Tbqi,t=β0+β1ITinvesti,t+β2ITinvest2i,t

+β3Ceoriski,t+β4ITinvest×Ceoriski,t

+β5ITinvest2×Ceoriski,t

+ρControlsi,t+Firmi

+Yeart+εi,t

(2)

為了驗證H3,本文參考王陽等(2022)對有中介的調節效應的研究[34],以及蘇昕等對U型關系調節效應作用路徑的研究[35],采用調節路徑分析法,構建了模型(3)和模型(4):

Svsc/Svsdi,t=α0+α1Ceoriski,t+ρControlsi,t

+Firmi+Yeart+εi,t

(3)

Tbqi,t=β0+β1ITinvesti,t+β2ITinvest2i,t

+β3Ceoriski,t+β4ITinvest×Ceoriski,t

+β5ITinvest2×Ceoriski,t

+β6Svsc/Svsdi,t+β7ITinvest

×Svsc/Svsdi,t+β8ITinvest2

×Svsc/Svsdi,t+ρControlsi,t

+Firmi+Yeart+εi,t

(4)

根據已有研究,若模型(3)的α1顯著為正,模型(4)的β8顯著為負,則說明CEO風險偏好通過戰略變革(戰略變動/戰略背離)負向調節信息技術投資和企業績效關系的假設成立。

五、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如表2所示。分析可知樣本企業的績效水平差異較大且整體偏低,不同企業信息技術投資水平相差較大且普遍不太偏好風險,企業戰略變革程度也存在較大差異且整體偏低。

表2 變量描述性統計

(二)相關性分析

變量的相關性分析顯示信息技術投資、CEO風險偏好、戰略變動、戰略背離與企業績效均呈顯著相關,CEO風險偏好與戰略變動、戰略背離呈顯著正相關。變量VIF檢驗顯示,最大值為3.02,均值為1.77,說明變量間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三)回歸分析

1.信息技術投資對企業績效的影響

根據 Haans等的研究[36],U型關系的檢驗要滿足以下三個條件:(1)自變量平方項系數顯著為正;(2)曲線斜率在自變量最小和最大處顯著相反;(3)拐點在自變量取值范圍內。根據表3列(1)有關結果可知:(1)ITinvest2的系數為正,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滿足條件一;(2)當ITinvest取最小值時,曲線斜率為負;ITinvest取最大值時,曲線斜率為正,滿足條件二;(3)拐點值2.375在ITinvest的取值范圍內,滿足條件三。因此,信息技術投資與企業績效呈U型關系的假設成立,H1得到驗證。

表3 回歸結果

2.CEO風險偏好的調節作用

由表3列(2)可以看出,CEO風險偏好與信息技術投資平方項的交乘項系數β5顯著為負,說明CEO風險偏好顯著負向調節信息技術投資和企業績效的U型關系,并通過拐點偏移公式計算得出β1β5-β2β4<0,說明CEO風險偏好能使U型曲線拐點左移。因此,H2得到驗證。

3.CEO風險偏好調節作用的作用路徑

由表3列(3)、列(4)可知,CEO風險偏好對戰略變動、戰略背離均有顯著正向影響,說明CEO風險偏好對企業戰略變革起正向促進作用。由表3列(5)、列(6)可知,戰略變動顯著正向調節信息技術投資和企業績效的關系,戰略背離顯著負向調節信息技術投資和企業績效的關系,說明CEO風險偏好會通過戰略背離負向調節信息技術投資和企業績效的U型關系的假設成立,H3b得到驗證。其原因可能是當企業自身信息技術投資的歷史經驗積累不足時,參照歷史戰略水平指導企業進行戰略變革會存在偏差,而同行業企業具有相似的競爭行為,基于行業平均戰略水平進行調整,更有利于有效改進自身信息技術投資戰略上的不足,促進自身戰略與信息技術投資相適應。

(四)穩健性檢驗

為保證回歸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采用以下方式對模型重新進行回歸。

1.替換變量衡量方式

考慮到大多數文章使用風險資產的比重來衡量CEO風險偏好,本文借鑒王鋒正等(2022)的方法[11],將CEO風險偏好替換為風險資產/非風險資產重新進行了回歸。

2.變更變量指標范圍

在戰略變革的6個關鍵指標中,廣告投入和研發投入的相關數據需采用替代變量,考慮到替代變量的合理性,葉康濤等(2014)學者證明四指標與六指標高度相關[37],建議剔除這兩個指標。于是本文對企業戰略變革的測度選取四指標法重新進行了回歸。

以上回歸結果均顯著且與前文保持一致,故不贅述。

(五)內生性問題

雖然使用固定效應模型以及將解釋變量滯后一期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內生性問題,但是考慮到可能的遺漏變量及反向因果問題,本文使用工具變量法進行進一步處理。借鑒已有研究[38],本文采用同年度同行業其他企業的信息技術投資均值作為工具變量(Ave2)進行2SLS回歸,表4列(1)顯示了第一階段回歸結果,工具變量在1%水平上顯著,F檢驗結果顯著大于10,說明不存在弱工具變量問題;表4列(2)顯示了第二階段回歸結果,信息技術投資平方項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兩者仍呈顯著U型關系,與基準回歸結果一致。因此,在考慮一定的內生性問題后,本文結論依然成立。

表4 內生性問題

六、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信息化水平的提升是國家建設和企業發展的關鍵,而理論和實踐層面關于信息技術投資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效果都還存在分歧。因此本文從資源基礎理論出發,以2014～2020年我國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深入探究了信息技術投資和企業績效的關系,并結合高層梯隊理論進一步探究了CEO風險偏好對二者關系的調節作用及具體調節路徑。研究結果表明:

第一,信息技術投資與企業績效呈U型關系。即企業進行信息技術投資后并不能馬上促進企業績效的提升,而是會先帶來一定的不利影響。在經歷一系列的適應改造后,信息技術投資的積極效應會逐漸顯現。

第二,CEO風險偏好能負向調節信息技術投資與企業績效的U型關系,并使U型曲線拐點左移。CEO風險偏好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增強企業在風險中尋求機遇的能力,進而弱化信息技術投資的消極效果,并加快企業的信息化進程。

第三,戰略背離是CEO風險偏好調節作用發揮的重要路徑。CEO風險偏好水平越高,企業越可能做出調整企業重大業務的決策,進而促進企業進行戰略變革,而戰略變革中的戰略背離是企業適應信息技術投資的根本路徑。

(二)建議

第一,建立信息技術投資的正確認知。對企業而言,信息技術投資并不是一蹴而就。企業在抓住信息化浪潮大力發展的同時,應注意摒棄“不管就要投”“投了就有用”等錯誤的思想誤區,以正確的思維為指導,采取正確的行動,從基礎設施完善、信息系統升級、業務流程優化和員工知識管理等各個維度出發,積極準備、從容應對,為信息技術的快速驅動以及后續的持續輸出奠定堅實的基礎。對國家和政府而言,可積極開展有關企業信息化實踐、數字化轉型的講座和宣講活動,給企業特別是中小型企業了解信息技術投資的實際作用過程、預期效果以及可能遇到的困難提供有效的途徑。

第二,保證信息化實踐補償政策的妥善落實。大部分中小企業規模較小、實力不足導致的“不敢轉”“不愿轉”“不會轉”“轉不好”“轉的慢”等問題,是我國信息化實踐步伐難以一致的根本原因之一。政府可通過制定符合中小企業信息化投資與數字化轉型需求的融資、稅收及補貼政策并妥善落實,來緩解大部分中小企業的信息化實踐窘境,提升企業整體的信息化實踐水平,為國家信息化戰略的實際落地給予一臂之力。

第三,鼓勵管理者風險偏好的有效培育。管理者勇于面對風險、敢于積極改變的特質,是企業在信息化數字化轉型等重要時期或各種突發狀況下,引領企業渡過難關、提升組織內部成員的凝聚力和奮斗精神的重要精神指引。企業可以通過設置各類風險測試或臨場考驗來進行管理者風險應對的選聘和培訓,或者通過采取一定的獎勵或股權激勵措施來激發管理者在風險情境下的思危思變的精神等。政府也可以給予經濟獎勵來鼓勵企業開展求新求變的活動或推出有關的專項優惠政策,調動區域內企業發揮敢于冒險的精神,積極開拓新的業務疆域,有效完善自身轉型,給企業的持續穩健發展提供土壤。

第四,推動戰略變革的積極實施。向信息化數字化轉變已是大勢所趨,但墨守成規、不敢革新卻一直是禁錮企業的牢籠。企業可將風險偏好型的人格特質作為企業董事會選聘CEO來推動戰略變革的重要評價指標,避免讓一味的風險規避成為阻礙企業長期發展的絆腳石。同時企業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注意變革時機、方式的抉擇,以保證變革效果的積極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