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的“中國觀”：建構、嬗變與動因

王星星

【內容提要】 韓國的“中國觀”具體表現在其民族歷史觀、政治安全觀、經濟發展觀、地緣政治觀等層面。從韓國“中國觀”嬗變的歷史軌跡看，“事大主義”和“中國典范”是兩大基本邏輯。其歷史流變在認知維度上表現為“中共觀”與“中國觀”經歷統一期、清晰期、模糊期的演變，在橫向維度上體現為經貿發展、政治軍事、意識形態和社會人文領域交錯形成“遠華”“近華”的二元對立變化，在縱向維度上呈現出從敵對到友好、再到有可能走向疏離的歷史變遷。韓國“中國觀”的建構與嬗變受其民族心理與意識形態、政治體制與經濟架構、國內與國際定位、社會民意與輿情塑造以及中韓重大歷史事件的影響。為有效塑造韓國積極的“中國觀”，中國應推動雙方共同在政治安全領域建立智庫交流合作機制，在經貿領域建立人員定期交流溝通機制，在民族文化領域挖掘兩國共有文化意涵、打造共同文化產業。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和美國強化與中國戰略競爭的時代背景下，一些中間國家的對華戰略選擇及其走向，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它們如何看待和認識中國，即其“中國觀”。韓國作為這些國家的一員，與中國地緣相近、文緣相通、人緣相親，在過去短短幾十年中由對華敵對性國家變成友好國家，但當前又有可能追隨美國成為與中國進行戰略對抗的國家，其“中國觀”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绊n國的利益得失與對華感知存在著正相關關系——當其經濟和安全利益上獲利，并被所尊重的國家認同時，韓國對華正面認知傾向突出，反之亦然?！盵1]Scott Snyder, South Korea at the crossroads: Autonomy and alliance in an era of rival powe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p.233.新時期中韓關系的這一現狀為我們提出了嚴肅命題：“中國觀”的學理模式為何？如何溯源？何以塑成？本文基于這些問題，立足新的時代背景，聚焦中韓建交以來韓國“中國觀”的建構特征、嬗變軌跡及塑造動因，透析韓國在涉華議題上內政與外交行為變化的心理根源，以期為更好地推進中韓各領域合作、構建兩國契合新時代要求的雙邊關系提供參考和啟示。

一、韓國“中國觀”的建構特征

“中國觀”的內涵常以“對華認知”“中國印象”“中國形象”等形式表述，其主體包括一個國家的領袖人物及政治和知識精英、普通民眾等各個階層在不同歷史時期、從自身立場或需求出發并在不斷受到其他階層認識影響后所形成的對中國各有側重的認識。韓國“中國觀”的建構因素既包括固有認知框架，也包括韓國現實的國家利益；既包括韓國的自我定位，也包括其對兩國關系的認識；既有歷史遺留問題，也有兩國關系發展的最新因素。韓國的“中國觀”具體體現在其民族歷史觀、政治安全觀、經濟發展觀、地緣政治觀等層面。

（一）從民族歷史層面看，韓國在歷史文化、民族自主、民族心理等維度上的“中國觀”呈現不同特征

在民族歷史維度上，韓國的“中國觀”主要基于認同性與認知性兩個因素，呈現出“繼承”與“叛逆”兩個特點。認同性因素是指中韓兩國文化同源同性，同屬中華文明圈。認知性因素是指韓國為樹立自我民族文化認知，強調其獨立性與異質性，以“文化叛逆”凸顯本國文化的輝煌，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韓國將其首都的中文名稱由“漢城”更改為“首爾”，將“泡菜”的譯名修正為“辛奇”。

在民族自主維度上，韓國對華情感的形成受領土、海洋等主權性因素和民族獨立發展因素的影響。在幾千年的朝貢體制下，韓國在其“受害”心結與現實因素碰撞時易將中國異化為挑戰其主權的潛在威脅。過去的朝貢體系與戰爭經歷，尤其是對朝鮮戰爭的記憶與所謂的半島分裂“中國責任論”，使韓國形成了對華恐懼性的思維定勢。

在民族心理維度上，韓國對華印像殘存著冷戰思維，一旦政治制度和價值理念成為影響認知的重要因素，其對華印像就易受價值觀的影響滲透。時至今日，韓國所謂的“對華嫌惡情愫”就是從這一思維衍生出來的（詳見表1）。[1]???,《?·??? 30 ?? ??? ??》,《???? ??》, 2022 ??31 ?2 ?,pp.1-33.

表1 影響韓國“中國觀”建構的主要民族文化事件

續表1

（二）從政治安全層面看，韓國“中國觀”受朝鮮半島分裂與安全局勢震蕩、國內政權更迭與對華政策調整、國際環境變化與國家戰略轉型等因素的影響

朝鮮半島的南北分裂及韓國的安全認知、安全利益和安全現實結構等因素影響著韓國的“中國觀”。韓國在韓美同盟框架下與朝鮮長期對峙的安全結構及中韓在涉朝問題上的政策分歧，加深了韓國對華的安全利益威脅認知。[2]???,???,《???? ????‘???? ??’ ? ?? ??》,《??????》, 2022 ? ?135 ?, pp.7-39.朝鮮半島分裂因大國博弈而生，未來統一進程亦將受大國博弈影響。韓國在民族統一和安全利益上對中國期待與憂慮并存。[3]王曉玲：《什么因素影響韓國民眾在中美之間的立場?——基于韓國民意調查的統計分析》，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2 年第8 期，第20—35 頁。

韓國的國內政治輪替和對華政策調整都對其“中國觀”具有重要影響。韓國進步與保守政權的輪替及其相應的對華政策和態度左右了韓國對華社會民意，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及中美戰略競爭等國際形勢變化也深刻影響著韓國對華政治安全觀。韓國國內近年來存在“中國還是美國”“經濟還是安全”“多邊還是單邊”“同舟共濟還是獨善其身”等諸多爭議（詳見表2）。[1]Jeong Jae Ho, Between Ally and Partner: Korea-China Relations and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45-50.

表2 影響韓國“中國觀”建構的主要政治安全議題

（三）從經濟發展層面看，中韓經貿關系正在逐步從互補型向競爭型轉變，韓國對華經濟觀表現為機遇與競爭、期待與警惕并存

一方面，在韓國對經濟機遇的認知上，中國作為韓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出口市場、進口來源國和海外投資市場，為其經濟發展提供了巨大機遇，成為解決其國內經濟困境的突破口。中韓建交30 余年來，經貿交易規模增長了約39 倍，經貿合作在兩國關系發展過程中一直起著“壓艙石”的作用。

另一方面，韓國對華經濟依賴與威脅感知并存。在中國經濟技術實力日益增強和韓國對華經濟依賴度較高的情況下，韓國開始對雙方經濟合作產生越來越多的擔憂。中國科技的進步和產業轉型升級的提速，加劇了中韓出口貿易的競爭，雙方的海外市場競爭未來可能越來越激烈。韓國在對華經貿合作的一些領域獲利減少或不再獲利，導致其形成“受害者心理”。[1]???,《??? ??? ?????》,《?? ??????》, 2023 ? ?11 ?1?, pp.136-140.

近年來中韓之間發生的一系列事件進一步增加了韓國民眾對兩國未來經貿合作的憂慮，尤其是“薩德”事件及所謂的“限韓令”誘發了韓國民族主義和反華情緒的抬頭，“尿素溶液事件”[2]“尿素溶液事件”是指2021 年中國政府針對尿素等29 項化學原料商品實行出口管理完善措施，因韓國對華“尿素溶液”進口嚴重依賴，國內車用尿素溶液一時陷入短缺危機，威脅物流、建筑、公共服務等多個領域。韓國《朝鮮日報》等媒體借此渲染中國用“尿素溶液外交”向韓國施壓誤導民眾，引發了韓國內關于對華貿易高度依賴現狀的反思。2023年11 月韓媒稱中國海關叫停對韓出口尿素溶液的通關流程，兩年前的“尿素荒”可能重現，引發韓國高度緊張。盡管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表示，中方此舉并非出于政治原因而是國內供需狀況所致，但韓國國內依然存在針對中方意圖的臆測。等讓韓國誤以為中國政府有意打壓、牽制韓國。尹錫悅政府上臺后，韓國在對外政策上由“安美經中”（即安全依靠美國、經濟依靠中國）轉為“安美經世”（即安全依靠美國、經濟放眼世界）的論調反映了韓擺脫對華經濟高度依賴的意圖，折射出其對華經濟觀的轉變。

目前，韓國在其經濟騰飛的“亞洲四小龍”時期形成的對華居高臨下的經濟優越感正在逐漸消失，尤其是其地緣經濟產業結構存在缺陷、投資結構發生逆轉、中韓經貿發展呈現不對稱性及產業鏈同質化競爭激烈等情況，使韓國進一步認為來自中國的經濟威脅在增加（詳見表3）。

表3 影響韓國“中國觀”建構的主要經濟發展議題

（四）從地緣政治層面看，韓國的“中國觀”一直未能擺脫冷戰時期遺留的片面視角，以及其政治邏輯、極化政治、政治架構和“冒險主義”的影響

首先，后冷戰國際秩序的變動導致韓國的安全利益發生重大變化，中美戰略競爭對韓國造成結構性威脅，其因缺乏國家安全自主性而在中美競爭的激烈震蕩局勢中面臨站位難題。

其次，韓國的“二元主義”（即政治邏輯的非黑即白、極化政治的螺旋式升降、政治架構的顛覆式動蕩）和“冒險主義”（即韓國在中美等大國博弈中存在的獲利沖動）對其“中國觀”具有雙重影響（詳見表4）。[2]Victor Cha, Ramon Pacheco Pardo, Korea: A New History of South and North,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3, pp.138-140.

表4 影響韓國“中國觀”建構的主要地緣政治議題

二、韓國“中國觀”的嬗變

從韓國“中國觀”嬗變的歷史軌跡看，“事大主義”和“中國典范”是其兩大基本邏輯。韓國對中國奉行的“事大主義”外交理念大體可追溯至新羅王朝對唐朝的朝貢，這種朝貢關系一直延續至清朝統治結束。明朝之于朝鮮王朝是一個經濟繁榮、社會穩定、武力強大的“中國典范”，明朝的保護政策尤得朝鮮王朝傾心。明滅清興后，朝鮮王朝經歷了“反清”“疑清”“納清”到“尊清”又“思明”的轉變過程。清朝的衰敗使朝鮮半島從古代中國的“華夷秩序”中剝離出來。[1]邵磊：《韓國“中國觀”轉變的歷史軌跡》，載《公共外交季刊》2021 年第4 期，第95—106 頁。

韓國于1948 年8 月成立后，基于其立國理念、統治正當性和外交道義上所謂的“民主”“自由”“文明”理念，一直抵抗所謂的共產主義“極權”“專制”。[1]???,《??‘??? ????? ??’? ???-???? 30 ?? ??》,《?????》, 2022 ? ?100 ?, pp.553-586.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并將中國國民黨當局趕到臺灣后，韓國曾支持“中華民國反攻大陸”。韓國與臺灣當局的“外交關系”存續40 多年，雙方在20 世紀80 年代之前始終是所謂的“兄弟之邦”。20 世紀70 年代以來，在韓國的“北方外交”[2]“北方外交”起初也稱作“北方政策”，最早由韓國前外長李范錫于1982 年6 月至1983 年10 月期間提出。其主要目標是：實現韓國與中國、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關系正?；?，加深國際社會對朝鮮半島事務的了解，維護半島的和平與穩定，進而實現和平統一。參見沈定昌：《韓國外交與美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年版，第87—104 頁。與中國的“改革開放”相互碰撞下，韓國對中國共產黨的態度從“反共”“疑共”漸漸轉變為“納共”。從冷戰時期到中韓建交再到現在，韓國“中國觀”的歷史流變，可從“中共觀”和“中國觀”分裂與融合的認知維度，從意識形態、政治軍事、經濟發展、社會文化各領域的橫向維度，以及從敵對到友好、再到有可能走向疏離的縱向維度，進行全方位、立體式考察。

（一）從認知維度看，韓國的“中共觀”與“中國觀”經歷了統一期、清晰期、模糊期的演變

從冷戰時期至今，韓國對中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中國觀”和對中國共產黨的“中共觀”經歷了從分裂到統一再走向融合的變遷。這一過程基于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可劃分為以下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對“中共觀”與“中國觀”等同認知的時期，即冷戰時期到中韓建交前從“中共”到“中國”的認知轉變時期。這一時期韓國的“中國觀”主要基于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和政治理念區分敵我。韓國將“中國”稱作“中共”，這與當時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對立的世界格局和韓國的“反共親臺”政策密切相關，其“中國觀”的本質是“反共的冷戰形態的中共認知”[3]Chul Heo Jai, Kim Wonho Yeon, Lee SangBae, Lee Seungjoo, Lee Joonkoo, Lee Wang Hwi Lee, “Geopolitical Risk in the Era of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and Economic Security,” KIEP Research Paper, World Economy Brief 22-35, edited by Chul Chung, Kore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2023, pp.1-22.，即認為只有“民主主義自由臺灣”才具有國家正統性，并錯誤地將中國和蘇聯認作朝鮮半島被分而治之的“始作俑者”。韓國的這一思維定式通過社會教育形成了一種具有世代相傳特性的集體共識。[1]Wang Xingxing, Jiajia Wang,“How to Make and Destroy a‘Blood Alliance’? The Ups and Downs of China-DPRK Relations,”Pacific Focus, Vol.37, Issue 1,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ha University, Wiley, 2022, pp.95-124.

第二個時期，是“中共觀”與“中國觀”的清晰期，即區分看待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主權國家，大致從中韓建交前韓國推出“北方外交”、中國實施“改革開放”到李明博政府后期中韓關系惡化這一階段。韓國認為中國實行的市場經濟與韓國自身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有諸多契合之處，因此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差異不再是影響其“中國觀”的主要因素。這一時期中韓關系實現了從“面向21 世紀的中韓合作伙伴關系”到“全面合作伙伴關系”再到“戰略合作伙伴關系”的“三級跳”。

第三個時期，是“中共觀”與“中國觀”的模糊期，大致從李明博執政后期至今，這一時期韓國對“中共”與“中國”兩者的認識再次變得逐漸模糊。雖然中韓在樸槿惠執政初期經歷了一段“蜜月期”，文在寅政府時期也就解決兩國分歧達成一定共識，但這一時期兩國關系總體上處于建交以來的最低谷。尤其是尹錫悅政府上臺后提出韓版“印太戰略”，將人權、價值觀等奉為外交指南，強化在“普世價值”和“基于規則的秩序”方面擁有共同戰略利益且立場相近國家間的聯系與合作，使中韓之間的猜忌與對立進一步增加。簡言之，這一時期韓國的“中國觀”逐漸從基于現實主義區分主權國家和執政集團向基于建構主義以價值觀為基礎將二者融為一體的視角回歸。

（二）從橫向維度看，韓國“中國觀”的流變，在經貿發展、政治軍事、意識形態和社會人文領域交錯形成“遠華”“近華”的二元對立變化

第一，在經貿發展領域，韓國若從中韓經貿合作中受益則更易“近華”，反之則更易“遠華”。中韓建交以來，兩國在生產、技術和市場方面形成了優勢互補、互利共贏、深度鏈接的良好局面，韓國的“近華”心理不斷加強。但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和產業升級，兩國經貿合作基于產業結構和競爭力差別的互補性降低，從以垂直分工為特征的互補型結構向以水平分工為特征的競爭與合作并存型結構轉變，從而導致韓國對與中國開展經濟科技合作的疑慮陡增，觸發其“遠華”心理。[1]Lee Sang-sook,“An Overview of China’s‘Two Koreas Policy’: China’s Korean Peninsula Policy in the Era of US-China Rivalry and Korea-China Cooperation,”Ifans Focus,29, 2022, pp.1-3.

第二，在政治安全領域，中韓從冷戰時期的軍事對抗到兩國建交后確立戰略合作伙伴關系，雙邊關系內涵逐步拓展和深化，韓國在韓美同盟與中韓合作框架下曾長期力求在中美之間保持平衡或“中立”。但在中美戰略競爭背景下，韓國在軍事安全領域“遠華”心理凸顯，尤其是允許美國在韓部署“薩德”反導系統嚴重威脅中國安全，引起中國反制。尹錫悅政府2023 年6 月正式出臺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更是刪除了“中韓戰略合作伙伴關系”的表述，稱要在“相互尊重互惠基礎上發展對華關系”[2]《??? ??? ??????:??,??,??? ??? ????》, ?????,2023 ?6 ?7 ?, https://www.president.go.kr/newsroom/press/D26t9Wdf.，其實質是認為中國“無權干預”美國在韓部署“薩德”反導系統及其正在推進的其他戰略資產在韓部署，也“沒有資格干預”韓國和北約加強合作等屬于其“自身發展道路”的事情。韓國政府近年還在涉及臺灣、南海等中國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問題上多次置喙中國內政。2022 年11 月美日韓三國領導人在柬埔寨金邊會晤以及2023 年8 月美日韓首腦戴維營會晤后發表的聯合聲明，都提及所謂“維護臺灣和平的重要性”。2023 年4 月，韓國總統尹錫悅接受路透社采訪時，誣稱臺海緊張局勢因中國“試圖用力量改變現狀”而產生，并錯誤地把兩岸關系與韓朝關系相提并論，聲稱臺灣問題“不單純是兩岸之間的問題”。[3]《中國大使一番大實話，為啥讓尹錫悅政府急眼？》，新華網，2023 年6 月15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3-06/15/c_1212199371.htm。2023 年11 月，尹錫悅訪英期間與英國首相蘇納克簽署《唐寧街協議》，宣稱“臺海和平穩定是國際社會安全與繁榮不可或缺的要素”，“考慮到東海和南海狀況的嚴重性，強烈反對區域內任何單方面改變現狀的企圖”。[1]《中方回應韓英領導人涉華言論：敦促有關方面謹言慎行》，中新網，2023 年11月24 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23/11-24/10117380.shtml。尹還在接受英國《每日電訊報》專訪時指責中朝俄合作,并再次妄提“維護臺海和平穩定、基于規則樹立南海等域內海洋秩序的重要性”。[2]“World is facing‘polycrisis’warns South Korean president ahead of UK state visit，”The Telegraph, November 19, 2023, https://www.telegraph.co.uk/worldnews/2023/11/19/south-korea-president-yoon-suk-yeol-state-visit-uk/.由此可見，韓國在軍事安全領域的“遠華”心態未來可能會進一步增強。

第三，在意識形態領域，當韓國在經濟安全等領域從中國獲益時，兩國的意識形態差異便潛伏在底層，而當韓國在對華交往中獲益相對減少時，其“遠華”心理便會疊加在歷史文化領域的“受害感知”逐漸浮現。[3]董向榮、李永春：《從歷史教科書看韓國人的中國觀——以中韓認知沖突為中心》，載《國際論壇》2012 年第6 期，第45—50 頁。在社會人文領域，中韓建交后人員往來和相互交流大幅增加，逐漸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新冠疫情暴發前，兩國人文交流蓬勃發展，韓國的電視劇、電影、歌曲等風靡中國，“韓流”“漢風”一度交相輝映?！皷|北工程”和“高句麗歷史問題”成為韓國產生負面“中國觀”的重要轉折點，之后相繼發生的“泡菜之爭”“韓服之爭”等歷史文化歸屬問題糾葛，沙塵暴、霧霾等社會公共衛生事件，以及韓新冠疫情“中國責任論”等，推動了韓國的“中國觀”由“近華”向“遠華”衍變。

（三）從縱向維度看，中韓關系經歷了從敵對到友好、再到有可能走向疏離的歷史變遷

從中韓建交前后到當今時期，韓國在情感認知上對中國的遠近親疏可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中韓從敵對到友好的逆轉期（即自朝鮮半島分治至中韓建交和開始友好合作時期，1978—1998 年）。這一階段韓國從“反華”認知轉變為完全相反的“親華”認知，是韓國對華認知由“中共觀”向“中國觀”轉變的兩國關系“蜜月”期。

第二階段是韓國“中國觀”的多元與分裂期（即金大中政府、盧武鉉政府時期，1998—2007 年）。這一階段韓國在中國崛起的時代背景下從期待獲得巨大經濟利益到“中國威脅論”蔓延、“高句麗歷史問題”紛爭、領土主權威脅等對華認知，是中韓關系急劇下降時期。

第三階段是中韓關系亦敵亦友的結構性惡化與劇烈震蕩期（即李明博政府、樸槿惠政府時期，2008—2016 年）。這一階段，在中美競爭加劇以及“天安艦事件”發生和中韓在“薩德”部署等問題上矛盾激化的背景下，韓國對中國在解決朝鮮核問題上的作用從期待轉向懷疑再到認為“中華霸權主義”抬頭。[1]王星星、[韓]殷棋洙：《當前韓國民眾對中國和中韓關系認識的實證研究》，載《東北亞論壇》2014 年第2 期，第79—87 頁。

第四階段是兩國關系的低位徘徊與未來巨大不確定時期（2016 年至今）。文在寅政府時期中韓關系曾一度短暫修復，但韓國民眾在中國調整經濟結構、對解決朝核問題所發揮的作用以及應對新冠疫情等方面的認識逐漸惡化并在低位徘徊，韓國從“安美經中”轉向“安美經世”，從在中美之間搞“均衡外交”逐漸轉向對美“一邊倒”，其“中國觀”有陷入對抗性回歸的較大可能性。

三、韓國“中國觀”的建構動因

在西方反華思潮裹挾及域外勢力的唆使蠱惑下[2]徐步：《把握住中韓友好合作關系的未來》，載《中國報道》2022 年7 月14 日，http://www.chinareports.org.cn/zhjj30zn/2022/0817/29732.html。，韓國“中國觀”的建構受到其民族心理與意識形態、政治體制與經濟架構、國內與國際交錯定位、社會民意與輿情塑造等四個維度的深度影響，同時中韓之間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也塑造了韓國“中國觀”的建構邏輯和思維定勢。

（一）韓國的“中國觀”是其民族心理與意識形態的折射和體現

從民族心理來看，歷史慣性使韓國呈現東亞傳統社會結構的超穩定性。同時，其民族心理上的愛走極端和黨派斗爭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等對韓國“中國觀”的建構都發揮著較大作用。

從意識形態來看，韓國呈現出“散裝國家化”特征。[1]???, 《???? 30 ? ??? ????? ?? ??-????? ?? ??????》,《????????》, 2022 ? ? 64 ?, pp.9-27.其一，韓國擁有消滅和解構傳統社會共識的眾多因素，比如韓國分化的社會階層、各種小團體主義和地方自治，以及打著“自由主義”旗號以消解社會凝聚力為代價的混亂思潮等。其二，韓國的政治分裂固化，保守勢力更加親美而進步勢力相對近華，并且政治理念在地域、性別、年齡等維度上的分化使韓“中國觀”變得紛繁復雜。其三，韓國的價值觀蘊藏著“反共主義”情愫，主要體現在神權介入政治的宗教因素以及“崇美”“恐美”的美國因素影響。韓國素有“宗教博物館”之稱，宗教種類繁多，主要有佛教、基督教、天主教、本土宗教等。雖然韓國憲法規定宗教與政治分離，但宗教介入政治的現象依然嚴重。韓國接近半數人口為宗教信徒，其中基督教徒最多，而韓國基督教的根基是“反共親美”，尤其是“反共”價值觀根深蒂固，對社會主義國家有著天然的隔閡甚至敵視。[2]Joseph Yun, Frank Aum, “A practical approach to North Korea for the next US president,”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October 2, 2020, https://thebulletin.org/2020/10/a-practical-approach-to-north-korea-for-the-next-us-president/.意識形態因素與“崇美主義”“恐美主義”相結合，與“反朝”“反中”“反共”形成了捆綁式思維。[3]???,《?? ?? ????? ??? ????? ?? ????》,《???????》, 2020 ??53 ?, pp.187-209.

（二）韓國的“中國觀”深受美韓政治體制和社會經濟牢固綁定的影響

韓國實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的總統共和制，總統由全民選舉產生，政黨根據選舉結果輪替執政。這種與美國趨同的政體結構以及韓美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歷史淵源使美國的政治軍事手段對韓國保持了幾乎是壟斷性的影響。同時，韓國分層的社會架構、政經勾聯的社會生態、發達國家經濟體的經濟形態以及出口導向型的源泉性技術美國化的產業政策，均體現了韓國社會經濟與美國牢固綁定的基本狀況。

其一，韓國的自治主義分散化和進步、保守、中道勢力的碎片化對立化權利分布，構成韓國的基本社會架構。韓國核心利益群體及其話語權的關鍵掌握者由美國人或其代理人構成，涉美利益具有美國代表化、整體美國化特征。[1]吳心伯：《冷戰后韓國的安全政策》，載《當代亞太》1996 年第2 期，第40—44 頁。其二，韓國經濟形態呈現政治獻金盛行、財閥與大企業勾連、金融資本與美國資本融合的政經勾連特點。冷戰時期，韓國作為前線國家在美國扶持下對抗中國與蘇聯，并成為美國產品轉移與傾銷的重要對象。同時，美國允許韓國保留并不斷發展一部分高附加值產業，但其實是美國資本通過對韓國金融資本的大量滲透，使韓國成為受美國嚴格控制的“提款機”。其三，從產業政策看，韓國的源泉性技術大多來自美國，受美國貿易、技術、金融掌控，其產業鏈的完整度也受到美國的壟斷與控制。由于韓國政治、社會與經濟綁定，美國可以輕易使韓國由服務于美國政治軍事利益轉變為服務于美國經濟技術利益的對抗前沿國家。[2]William Overholt, ed., “North Korea: Peace? Nuclear War?: Foreward, overview,”Mossavar-Rahmani Center for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July 25, 2019, https://dash.harvard.edu/handle/14/1000143?Show=full.在中美戰略競爭日益激化的背景下，韓美之間的牢固綁定必然會影響到韓國“中國觀”的走向。

（三）韓國的“中國觀”是其國內與國際定位交錯融合的結果

從國內定位看，韓國在政治制度上號稱是民主主義典范國家。作為美國在東亞的民主盟友，韓國對外宣稱自己是韓朝體制對抗的勝利者和民主主義國家成功轉型的標桿性國家。從國家利益實現模式看，韓國保守派利益與美國趨同，這更加有助于其被美國扶植成為對抗體制不同國家的前沿地帶。其一，在經濟結構上，韓國號稱是成功轉型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典范。其出口導向型的貿易結構所奠定的各種金融與經濟貿易體系是維護“全球價值鏈”的重要一環，同時也是美國供應鏈的重要節點，還是美國資本利用美元優勢地位與金融工具收割獲利的對象。其二，在文化結構上，韓國繼承了儒家文化傳統，同時也深受美、日等多元文化影響，具有恃強文化與受害情結雙重表現，呈現出東西方拼接的文化特征。

韓國的國際定位由如下兩個方面構成：其一是從“東北亞中心國家”到“全球樞紐國家”的全球戰略，從“實用外交”“均衡外交”到“價值觀外交”與逐漸“對美一邊倒”的外交戰略，從“新南方政策”“新北方政策”[1]“新南方政策”和“新北方政策”均由韓國文在寅政府于2017 年提出?！靶履戏秸摺敝荚趯㈨n國與東盟國家的關系提升至韓國與美、中、俄、日等“傳統伙伴”關系的地位?！靶卤狈秸摺敝荚诩訌婍n國與俄羅斯在遠東和北極地區的合作，開拓新的能源資源基地，打造連通韓國與俄羅斯、歐洲的戰略走廊。參見《韓國推‘新南方政策’擴大與東盟合作，爭取東盟支持半島對話》，環球網，2019 年11 月28 日，https://m.huanqiu.com/article/9CaKrnKo21h；《?????》,《???? ?????》, 2019 ?10 ?16 ?,https://www.korea.kr/news/policyNewsView.do?newsId=148865644。到配合美國的“印太戰略”。其二是從以實力求和平、追求自主國防轉向引進美國戰略資產，由朝鮮半島轉向“印太”地區的安全戰略；統一方式由和平協商到“吸引統一”、對朝態度由同胞到敵人、促朝棄核由“討價還價”到“大膽計劃”[2]韓國統一部于2022 年7 月22 日發表“大膽計劃”，旨在通過給予朝鮮相應的經貿利益與安全保障，促其放棄發展核武。參見《??, ?? ‘??? ??’ ???? ??》，https://www.ulsanfocus.com/??-??-???-??-????-??/。的統一戰略。上述國際定位是韓國自我定位與審視世界的出發點。尹錫悅政府上臺后，韓國的國際定位很大程度上配合了美國的戰略調整，因此其“中國觀”走向進一步“遠華”也不可避免。[3]房廣順、劉宇?。骸兑a悅政府“印太戰略”評析》，載《現代國際關系》2023 年第4 期，第132—152 頁。

（四）韓國的“中國觀”是其輿情塑造與社會民意建構的產物

其一，韓國主流媒體崇尚美國等西方國家所謂的民主自由價值觀，本身具有政治傾向性色彩。多數韓國媒體精英接受的是美式西方教育，保守性傾向較重，在對華報道上受西方價值觀影響而歪曲丑化中國的現象屢見不鮮。其二，韓國主流媒體在民族主義情緒推動下往往夸大和過度解讀涉華議題，且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存在成見，認為中國涉韓的一切都由國家許可默認，因此多對華進行偏見式報道與解讀。[4]徐玉蘭：《黨爭之下韓國媒體生態發生變化》，載《環球時報》2023 年6 月1 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7456366498031876&wfr=spider&for=pc。其三，韓國媒體奉行商業化至上理念，為博眼球、吸流量，不惜通過歪曲事實、以偏概全來進行煽情，把攻擊中國與詆毀中國網民作為討好韓國網民的一種策略。其四，韓國涉華輿情的塑造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所主導的世界反華輿論戰線的延長。長期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油管（Youtube）、X（即原來的Twitter）等社交媒體上大量散布抹黑中國的輿論，其觀點不斷滲透到韓國民眾尤其是青年群體的對華認知之中。[1][韓]張榮熙：《韓國知識論述上的中國觀:從前近代至當代的軌跡》，載《成均中國觀察》2020 年第30 期，第144—149 頁。其五，韓國涉華輿情與決策部門的對華政策相互塑造。如針對沙塵暴和新冠疫情“中國責任論”等的請愿游行、以韓國青年群體為先鋒的“反華”“排華”民調，綁架了韓決策部門的對華政策，而這些對華政策又反過來對涉華輿情產生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五）韓國的“中國觀”是其歷史記憶與現實實踐碰撞的結果

近年來，中韓之間的“脫北者”“大蒜風波”“高句麗歷史”認知、西海捕魚及經濟水域等問題，既涉及人權和歷史歸屬問題，也涉及領土紛爭，對韓國的“中國觀”發揮了較強的塑造作用。

其一，韓國的歷史記憶塑造了其“中國觀”的建構邏輯和思維定勢，折射出中韓之間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及兩國在重大議題上的考慮和認知差異。中韓經貿關系從互補向競爭轉變的態勢初顯，經濟結構的不對稱性上升；中韓在蘇巖礁歸屬、防空識別區以及對待“一帶一路”與“印太戰略”等問題上的立場迥異；尹錫悅政府在臺灣問題上的言論與舉措顯示其越來越背離兩國建交初心等，都成為中韓之間潛在的風險性議題[2]《外交部回應尹錫悅涉臺言論：解決臺灣問題不容他人置喙》，觀察者網，2023年4 月20 日，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3_04_20_689201.shtml；U.S.Department of State, “Joint Statement on the U.S.-Japan-Republic of Korea Trilateral Ministerial Meeting,” February 12, 2022, Heeps://www.state.gov/joint-statement-on-theu-s-japan-republic-of-korea-trilaterai-ministerial meeting/.，并深刻影響著韓國的“中國觀”。

其二，韓國在重要涉華議題上的內政外交舉措及其在中美之間的戰略選擇是其“中國觀”的具體折射。美國拜登政府發布《美國印太戰略》報告后，加緊推進地區戰略部署，推動美日韓合作“制度化”，利用“離岸平衡”策略打造多層式、網絡化遏華盟伴體系。[1]蘇曉暉：《美國“印太戰略”部署新動向及對中國周邊安全影響》，載《和平與發展》2023 年第5 期，第1 頁。韓國在臺灣、南海、新疆、香港等問題上的立場，在選擇加入西方七國集團（G7）、美日印澳“四邊機制”（QUAD）、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AUKUS）、“五眼聯盟”（FVEY）等問題上的態度，在“薩德”、戰略轟炸機、核潛艇及其他美國戰略資產在韓部署方面所做的選擇，以及在美國對華高科技打壓形勢下是否加入芯片聯盟等問題上的傾向等等，都是其“中國觀”的具體體現。

四、推動韓國“中國觀”向積極方面轉化的思考

中韓關系在過去30 余年之所以能取得輝煌發展成就，在于雙方堅持登高望遠，順應時代發展潮流，不斷為雙邊關系注入新的時代內涵。[2]《習近平同韓國總統尹錫悅就中韓建交30 周年互致賀函》，新華社，2022 年8 月24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2-08/24/content_5706657.htm。在當今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隨著韓國政局和中韓關系的發展變化，韓國的“中國觀”已經逐漸演變成為“疏華”“遠華”甚至“反華”的代名詞，中韓關系存在著系統性的相互依存與認知異步現象[3]李熙玉：《韓朝關系, 韓中關系以及東北亞合作》，載《當代韓國》2008 年第4 期，第14—17 頁。，尤其考慮到具有“反華親美”傾向的部分韓國年輕一代在政壇發揮的作用正在逐步增強，如任其發展下去，中韓關系急速下降的趨勢可能會繼續，甚至不排除類似于中日關系那樣自由落體般跌落。[4]王俊生：《中美在中國周邊競爭對中日韓合作的影響》，載《日本學刊》2023 年第2 期，第77—98 頁。中韓是一衣帶水的鄰邦，歷史淵源深厚。兩國睦鄰友好關系對中國的發展和安全具有重要意義，而中國的發展對韓國也是巨大機遇，兩國利益交融很深?，F在，中國是韓國最大貿易伙伴，韓國也于2022 年成為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國。數據顯示，2022 年中韓雙邊貿易額達3623 億美元，占韓國對外貿易總額的22%，顯著高于韓國同其他主要貿易伙伴貿易額所占的比重。中韓兩國經濟互補性強，合作潛力巨大，廣闊的合作前景將繼續造福兩國人民。[1]洪劍儒：《中韓經貿：深化互利合作，繼續相互成就》，載《國際商報》2023 年10月11 日，第1 版。因此，中國應在總結歷史經驗、深入分析當前所面臨問題的基礎上，對癥下藥采取一些應對措施，努力推動韓國“中國觀”向積極方面轉化，以改善中韓關系健康發展的民意基礎。

其一，中韓兩國關系發展有內生動力和必然邏輯，應防范外部因素干擾，不搞意識形態劃線，不受第三方影響。[2]《王毅同韓國外長樸振通電話》，中國政府網，2023 年8 月31 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9/content_6901348.htm。當前，要著力防范韓國的“中國觀”在未來引發意識形態上“反華”、政治上“惡華”、經濟上“脫華”、文化上“遠華”、軍事上“抗華”等政治風險和地緣風險，采取切實措施緩和、減少韓國等周邊國家的反華情緒，增強文化團結紐帶、擴大經濟合作、增加相互間共同利益，強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層嵌套格局，與中國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經濟發展格局相呼應，探索復雜國際問題條件下的中國方案，確保中國的外交利益。

其二，在政治安全領域，強化智庫交流合作機制，防范韓國精英層的對華認知“脫軌”。應與韓相關智庫及具有影響力或潛力的學者建立良好關系，尤其應加大對韓國青年一代中國和美國問題專家的關注，在中國主要智庫中設置相關項目，以智庫交流的形式邀請韓國專家學者和長期從事中韓關系相關工作的人員來華交流，讓更多客觀的聲音在韓國傳播[3]張蘊嶺：《新形勢下的中韓關系：挑戰與選擇》，載《國際問題研究》2023 年第1 期，第47—57 頁。，推動其建立更加客觀友好的“中國觀”。

其三，在經貿領域，建立中韓經貿人員定期溝通交流機制。中國應仔細摸排尋找新時期中韓經貿合作的新空間，尤其是在5G、元宇宙、醫療、能源等方面的點對點合作。鑒于中韓近年來在科威特阿祖爾煉油廠和中緬油氣管道等第三方市場的成功合作，兩國應建立發展第三方市場合作的專門機制，加強優勢領域和發展目標的相互對接。用好多邊經濟合作機制，深化中韓互利合作。針對中日韓三國產業關聯度高、經濟互補性強等特點，在RCEP 基礎上，進一步提升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自由化的水平和規則標準，打造“RCEP+”的自貿協定，并積極推動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的早日重啟。

其四，在民族文化領域，可挖掘兩國共有文化意涵，打造共同文化產業。如舉辦特色鮮明的中韓文化產業博覽會，吸引兩國文化產業雙向奔赴，讓韓國民眾能看到、聽到真正的中國文化和中國故事。創新兩國媒體溝通合作機制，除相互引進影視作品外，可共同主辦或合作錄制一些從中韓兩國民眾的視角介紹對方國家的節目，增進民眾間的相互了解。

其五，在人文交流領域，進一步為強化中國國際傳播影響力、提升中華文化感召力、提高中國形象親和力、提高中國話語的說服力、筑牢中國國際輿論引導力而積極投入力量。如何跨越悖論鴻溝，對韓國的“中國觀”進行反塑與重構，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實操性強的對韓傳播影響體系、“友華”話語體系與輿論引導機制等，都是重要的課題。如此方能構建以對話和溝通為基礎的高效率、高質量、正能量的新型外交關系，展現中國“可信、可愛、可敬”的國際形象。[1]寧賦魁：《不容樂觀 不容放棄——中朝韓美俄日學者談當前朝鮮半島形勢》，載《世界知識》2019 第22 期，第14—16 頁。為此，應從重點群體入手，搭建長期交流平臺，定期舉行交流活動，逐步消除隔閡、增進相互了解，促進中韓關系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