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城市到精神
——上海城市現代化道路與理念

郭思恒

城市，是現代生活的重要空間，城市化也是衡量現代化的重要尺度。作為實體的城市，往往有著一種鮮明的風格，但是風格與印象之下，其意涵卻又具有多重的復雜性。一方面，作為物質空間的城市是一種實存，其中現代化的交通網絡縱橫交錯，整齊規范的區域劃分凸顯其功能定位的分殊；另一方面，“城市”也是一種具身性的體驗，現代人徜徉其中既構成城市的“風景”，也被城市塑造著新型的感知經驗。而在此二者之上，城市亦有著更為高層的維度，便是作為“精神”而言的城市。當“城市”被作為“精神”來談及之時，城市并非是被抽象為一種形而上學之物來言說的，而是作為一種鮮活可感的理念貫穿在城市的日常生活之中。

要了解中國現代化道路的復雜進程，不得不考察中國現代城市的發展。而考察中國現代城市的發展歷程，便也不得不考察上海的發展，正如學者羅茲·墨菲曾在《上?！F代中國的鑰匙》一書中指出：“上海，連同它在近百年來成長發展的格局，一直是是現代中國的縮影?！雹倭_茲·墨菲：《上?！F代中國的鑰匙》，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頁。上海作為近代以來較早對外開埠的城市，是接觸外來文化的前沿陣地；作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上海是紅色文化重要的孕育之所；改革開放后，上海一直作為改革開放的排頭兵，積極探索著加快建設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道路。習近平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間，對上海的城市精神提法進行了創造性的完善。2007年，習近平同志在早先提煉的“海納百川，追求卓越”的基礎上，加上了“開明睿智，大氣謙和”八個字。2019年，習近平同志考察上海楊浦濱江時，富有創見地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的重要論斷和城市治理理念?？梢哉f，習近平同志對上海城市精神與治理理念的完善與概括，不僅豐富了上海的城市精神品格內涵，也拓寬了上海城市精神的闡釋空間。加快做好立足于實際的、貼近人民生活的上海城市精神闡釋工作，不僅是對上海城市物質繁榮面貌的積極展示，更是推動新時代城市精神文化發展的歷史要求，同時還可為探索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提供個案經驗。

一、歷史的上海與上海的歷史：一種現代化道路的縮影

上海的歷史與歷史上的上海，在歷時與共時中相互疊加形成諸種上海印象，學者張仲禮等人指出：“近代的上海是中國第一大都市、遠東巨埠、世界名城。既有‘東方明珠’的美稱，也有‘藏污納垢’的惡謚，有‘文明窗口’的令譽，也有‘罪惡淵藪’的臭名?！雹購堉俣Y、熊月之、潘君祥、宋一雷：《近代上海城市的發展、特點和研究理論》，《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4期。作為城市空間的上海，與作為“精神”的上海也在歷史與當下之間不斷前進。對當下生活的興趣反過來促使著我們研究過去，同樣，我們今天對上海城市歷史的回溯，不僅僅是為了追求“真實”的歷史化還原，也是為了立足當下對上海過往的“再歷史化”。

上海，在其發展的歷史過程中積淀下了自己的“歷史”，此處加引號的“歷史”不是單指上海的城市史本身，它還關涉各個歷史階段的人們對于上海的體驗、觀點甚至是想象。上海的都市空間是被“疊加”而成的，其間混雜著各種文化類型，這是由歷史與地理共同決定的。從歷史上看，上海作為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被動獲得了對外開放交流的機會，這使得它最早接受到了異質文化的沖擊；從地理上看，作為沿海城市與長江下游的城市，上海的地理位置賦予了它具有對外溝通與向內沿江帶動周邊地區的潛能。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加之意料之外的歷史機遇，共同鑄就了上海城市的起源基礎。

上海淪為西方列強的半殖民地的同時也開啟了艱難曲折的發展。列寧曾指出：“在人類從今天的帝國主義走向明天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上，同樣會表現出這種多樣性。一切民族都將走向社會主義，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卻不會完全一樣”②《列寧全集》第28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63頁。，同理“現代化”進程也存在著多樣的道路。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中，多種現代化道路在上?；祀s并行，最后融合吸取，并生成獨立的不同于西方現代化的道路經驗，這可為我們今日思考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生成提供一種個案經驗。不論是作為資本主義對華殖民的最早通商口岸之一，還是作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上海在各種意義上具有“開端”的意味。西方式的現代化道路通過對外侵略擴張的方式，強行加給了當時的中國，上海于晚清被迫卷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按照羅茲·墨菲的描述：

就在這個城市，中國第一次接受和吸取了19世紀歐洲的治外法權、炮艦外交、外國租界和略精神的經驗教訓。就在這個城市，……兩種文明走到一起來了。兩者接觸的結果和中國的反響，首先，在上海開始出現，現代中國就在這里誕生。①羅茲·墨菲：《上?！F代中國的鑰匙》，第4—5頁。

羅茲·墨菲的所舉事例是一種事實，但是結論卻略顯偏頗，他所認為“現代中國就在這里誕生”，這里所謂“現代”是何種現代，是有待考察的，盡管墨菲在其研究中已經相當注意到了上海的特殊性，然而其結論似乎依舊隱藏著“沖擊—反應”的價值觀念。盧漢超在其《霓虹燈外：20世紀初日常生活中的上?！分袑@種論調表達了不滿：“幾十年來在‘沖擊—反應’模式的影響下，上海被看作是‘近代中國的鑰匙’，代表著中國要走的道路?！雹诒R漢超：《霓虹燈外：20世紀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段煉、吳敏、子羽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4頁。

如果將此種所謂“現代化”歸結于西方帶來的“工業化”及其資本體系在中國的建立發展，那么毫無疑問上海的確是中國的“現代”誕生地。外國資本主義的進入，帶來了諸多現代化的新鮮事物。1891年，英國在上海海關稅務司的一位工作人員裴式模（Bredon）在他的報告中如此回憶開埠后的上海：“早期在上海經商的是一些掌握大資本的人，他們把大量貨物運到此地寄存待售，或者買進貨物，運回本國去尋找市場?！雹叟崾侥＃骸逗ｊP十年報告之一》，見《上海近代社會經濟發展概括（1882—1931）》，徐雪筠等編譯、張仲禮校訂，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年，第9頁。上海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使其開埠之后獲得大量外貿訂單，是上海邁向繁榮發展的一面。另一位稅務工作者好博遜（Hobson）則認為上海的發展并非是一種“周期性的繁榮”，他站在殖民者的角度對上?！伴_放對外貿易”50周年紀念（1893年）津津樂道：

……一些老上?；貞浟碎_埠早期的商行生活和低級伙食，把1893年的美麗的外灘和早期沿江的泥濘小路作了對比，并預言說，作為本港開埠頭50年的鮮明特點的成長和發展，將在以后的50年重現。④好博遜：《海關十年報告之二》，見《上海近代社會經濟發展概括（1882—1931）》，第37頁。

商業繁榮的背后緊接著是市政的近代化改造。上海的市政格局呈現出“一市三治”的特點，學者熊月之指出：“所謂‘一市三治’，是指上海在近代大部分時間里，存在三個行政管理機構，即公共租界、法租界與華界。三家各自為政，互不統轄?！雹菪茉轮骸渡虾３鞘屑酃δ芘c中國共產黨創立》，《學術月刊》2021年第6期。三家雖然各自為政，但在城市設施完善上，卻呈現一種互動的局面，往往租界進行了城市設施改造之后，華界也會競相模仿，學者周武將這種現象概括為“租界創始于前，華界繼踵于后”。⑥周武：《晚清上海市政演進與新舊沖突——以城市照明系統和供水網絡為中心的分析》，見張仲禮、熊月之、沈祖煒主編：《中國近代城市發展與社會經濟》，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第183頁。1865年9月上海英租界“自來火房”完成了煤氣管道鋪設工作，1867年法租界也在其主要道路安裝了路燈。1885年，上海自來水廠開始進行供水，電話、電報也相繼出現，各類城市設施的完善，使得上海的市政近代化不斷前進。進入20世紀之后，上海城市現代化也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成為中國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①張仲禮、熊月之、潘俊祥、宋一雷：《近代上海城市的發展、特點和研究理論》，《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4期。

近代上海的城市現代化是現代化道路的“一種”縮影。這樣一種現代化，首先充斥著偶然性，又暗含著歷史規律的必然。此外，這種現代化又是復雜乃至獨異的，它一方面與中國廣大內陸地區所代表的傳統保持著深邃隱秘的聯系，并逐步帶動周邊地區的現代化進程，一度向內部產生某種標桿作用②關于這方面的研究可以參考周武的《從江南的上海到上海的江南》一文，載熊月之編：《都市空間：社群與市民生活》，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8年，第235—255頁。；另一方面，上海卻又與外來文化保持融合之態，邁著獨特的腳步進入世界的體系之中。華洋雜處之間，上海道與工部局兩個并不徹底的行政體制所形成的異質空間相互滲透，學者劉建輝以“雜糅”形容這種充滿張力的狀態，③劉建輝：《魔都上?！毡局R人的“近代”體驗》，甘慧杰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頁。正是這種雜糅狀態在物質基礎之外生成了上海獨特的精神空間。

二、精神空間：作為“符號”的上海

學者白吉爾（Marie Claire Bergere）指出：“要真正認識上海的特性，除了需要研究上海的經濟成就和社會演變，還要在蓬勃發展的‘海派文化’中去找尋?！雹馨准獱枺骸渡虾Ｊ罚鹤呦颥F代之路》，王菊、趙念國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第173、181頁。海派文化具有著豐富內涵，這一術語不僅指涉一種新的日常生活方式，同樣也指一種文化藝術流派。海派文化所具有的海納百川的文化品格是在悠久歷史下積累而成的，它所產生的現代性是前所未有的獨異景觀，一方面它與與其緊密相聯的傳統江南乃至廣大內陸呈現出巨大的割裂感，顯得如此“不真實”，無怪乎盧漢超指出“對‘真實’的中國而言，上海是外來事物”；⑤盧漢超：《霓虹燈外：20世紀初日常生活中的上?！?，第284頁。另一方面，它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時，卻又成為我國最早形成民族主義覺醒和進行民族動員的城市之一，具有悠久的反帝反封建傳統。這種割裂與雜糅并存的形勢不僅存在于物質生產意義上的工業化、市政系統的現代化上，更表現在文化生產上，上海因此在文化上凝結為一個復雜的“符號”，并保持著它旺盛的生命力。

城市商業設施與交通系統的新變帶來了不同的生活方式，隨即帶來了文化上的新變。1917—1918年首批大百貨公司的開張，日用商品與奢侈品在一幢幢百貨大樓內共同生成消費景觀，而刺激消費需求的中國現代廣告也就此誕生在上海，并擴散全國。據白吉爾考證，上海最早的廣告出現在1905年，英美煙草公司“進口了先進的印刷設備，委托一些中國藝術家設計出能夠刺激中國同胞想象力的畫面”，⑥白吉爾：《上海史：走向現代之路》，王菊、趙念國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第173、181頁。不少企業、醫院、學校、飯店酒家爭相效仿制作廣告為自己的產品與服務進行推廣。正如有學者所言：“現代城市集生產和消費于一體，首先要滿足的是人們的物質層面的需求，廣告是一種與新興城市和大眾媒體的物質需求發展并肩而來的新型媒介，對于市民的審美觀念、消費觀念有很重要的影響力?！雹邨顣粤郑骸丁炊Y拜六〉與上?，F代市民文化的形成》，《上海文化》2019年第4期。新興商業文化刺激新的商業需求，新的商品消費又為廣告業生產出了巨大市場，廣告的最初載體是月份牌和報紙，月份牌本身也是一種“現代”產物，它象征著一種“現代時間”，是融入新式商業與工業生產的必需品。而報紙也對現代城市居民起到一種思想塑造的作用，它向民眾告知著此刻其他地方正在發生的事情，以此來突破農業時代“山高皇帝遠”的空間隔絕感。①實際上，報紙采用公歷，同樣具有使人們時間意識“多樣化”的效用，李歐梵如此寫道：“值得注意的是，最早采用西歷的是《申報》，該報由西人創辦，1872年開始在頭版并列標注農歷和西歷。到1899年，自梁啟超聲言他的旅美日記采用西歷時，‘時間意識’才真正發生轉換?！币娎顨W梵：《上海摩登》，毛尖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第52頁。

可以說在現代商業文化催生下的大眾媒介，從多個方面突破了人們原有農業社會的時空感知。上海正是在這樣一種大眾媒介生產出來的文化傳播中，一方面對外塑造了上海城市的形象，一方面對內塑造了上海市民本身。最早的現代印刷技術由傳教士帶進上海，據學者克里斯托弗·A.瑞德（Christopher A.Reed）研究《古登堡在上?！罚℅utenberginShanghai）來看，從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30年代，這一時期在上海印刷市場里“傳教士基本上退出了技術前沿，取而代之的是中國的印刷資本家”，②Christopher A.Reed,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1876-1937,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2004,p.26,27,27.他指出：“1905年后，中國設計的字模（Chinese-designed type fonts），可以用于快速凸版印刷機，淘汰了平版印刷和舊的傳教士字體，正好用于晚清的教育和革命運動?！雹跜hristopher A.Reed,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1876-1937,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2004,p.26,27,27.中國人在吸收西方技術的同時融入了自己的創新，以運用于社會革新運動的思想傳播，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反駁了“沖擊—回應”模式。借助新式的印刷技術與商業媒介的結合，上海很快成為近代重要的印刷出版中心。以晚清維新變法為例，據不完全統計，在1895到1898年間，維新派在全國創辦的近40種報刊雜志，其中有27種在上海發行。④唐振常、沈恒春主編：《上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16頁。辛亥以后，上海的出版行業更是蓬勃發展。新文化運動時期，鼓吹新文化運動的重要陣地——《青年雜志》（后更名《新青年》）便是在上海出版，即便1917年編輯部北遷，出版也一直是由上海群益書社負責。正如克里斯托弗·A.瑞德所言：“西方印刷技術為……改革者和革命家提供了印刷硬件，使他們能夠廣泛、快速、相對匿名地傳播信息”，⑤Christopher A.Reed,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1876-1937,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2004,p.26,27,27.上海在近代成了傳播維新變法與革命思想的古登堡。

上海的書報出版媒介不僅廣泛地傳播新思想以促進“政治”意義上的社會變革，其媒介所承載的文學敘述、視覺藝術形象等，也在審美感性層面上變革著更深意味的“政治”。李歐梵認為誕生于上海商務印書館的《東方雜志》《小說月報》等刊物為當時的人們提供著一種典范的現代性“文本”資源。⑥李歐梵：《上海摩登》，第53、53—54、54頁。特別是《東方雜志》，在直到被茅盾接手改版為新文學期刊之前，它所致力的目標是“向讀者提供于日常生活有實用價值的知識”。⑦李歐梵：《上海摩登》，第53、53—54、54頁?！缎≌f月報》則是面向都市主婦、青年男女，其中選編林譯小說的廣告也明言：“足以解頤家庭新智尤切日用為居家者所必讀”，⑧李歐梵：《上海摩登》，第53、53—54、54頁。儼然一副在解悶消遣的小說中注入“情感教育”的架勢。

上海書報媒介的興盛，讓情感教育的“生意”風生水起，也為一批職業文人在上海的出現提供了物質基礎，無論是“鴛鴦蝴蝶派”還是后來的新文學旗手們都從中獲得稿費與讀者群。生產與消費的辯證關系，一方面刺激著作家生產，他們有意無意地將上海寫入紙端，施蟄存筆下的百貨大樓、咖啡館，劉吶鷗《都市風景線》（1930年）里的舞廳與跑馬場，甚至于茅盾《子夜》（1933年）中的公館舞會、證券交易以及火熱的工人抗爭，這些場景與“事件”都在生產著“上?！?。另一方面，讀者們也從報刊小說中學習“上?！?，文學青年男女模仿其中的生活方式，而對上海進行“再生產”。書報刊物也為各類文學論爭提供空間，并為文學背后的意識形態開辟了斗爭的場所，隨著蔣介石發動“4·12”反革命政變后，其掀起的“白色恐怖”使得中國共產黨與左翼進步人士遭受到巨大的生存壓力，“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中，一場激烈的爭論席卷上海：作家的作用和文學的功能是什么？”①白吉爾：《上海史：走向現代之路》，第199頁?！拔膶W的革命”在艱難中轉向了“革命的文學”，大批進步作家與青年聚集在左聯周圍，租界的存在也為革命文學的論爭提供了安全場所，從而埋下了更多革命的火種。②熊月之先生的《上海城市的國際性與中共的創立及早期發展》從更為廣闊的視野分析上海城市多租界并存的現象對中國共產黨創立及早期活動的影響，可參考此文所討論的上海出版業、社會主義運動信息網構建與上海城市國際性的特點之關聯，見《世界歷史》2021年第2期。

在京海論戰之時，京海兼濟的魯迅站在頗值玩味的立場上說了一句“‘京派’是官的幫閑，‘海派’則是商的幫忙而已”，當然他亦在后文中表達了對北京文壇的失望。③魯迅：《“京派”與“海派”》，見《魯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453—454頁。魯迅在一定程度上發現的海派文化的特點，同時也是它在文化上的卓越與缺憾之處，即商業性。事難兩全，海派文化在其形成的早期階段，彰顯其兼容并包特性的同時，也因其商業逐利的氛圍而成為藏污納垢的“罪惡淵藪”，芥川龍之介的《上海游記》甚至有一章以“罪惡”為題專章書寫。④芥川龍之介：《中國游記》，施小煒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0—43頁?，F代化的道路曲折蜿蜒，除了“罪惡淵藪”，上海及其文化所生成的精神空間常常被“符號”化地指涉為紙醉金迷的“十里洋場”，村松梢風則將其稱之為“魔都”，⑤村松梢風：《魔都》，徐靜波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67頁。符號化的指稱是對上海文化的凝練表達，眾多符號并置，如同“星簇”璀璨，而恰恰在“星簇”之間的間隙可以孕育眾多可能性。這正是華洋雜處、一市三治的城市格局的文化差異體現，這些市政管理縫隙之間遍布各種緩沖地帶，為各種文化形態構筑庇護之所，由此也在客觀上埋下革命之火種，同時鑿開了海納百川的精神源流。

三、折疊之域：區隔縱橫的“魔都”

回顧上海的“現代化”歷程，研究者們都帶著一種復雜的情感。羅茲·墨菲對上?，F代化的闡釋脫離不開“沖擊—反應”的固化模式，當我們自己思考起“上?！敝F代化時也可能產生“自我東方化”傾向，不僅僅接受了一些西方研究者對上海歷史的指認，甚至“自然地”將其挪用甚至擴充以作為自我表達一種話語形式。實際上，我們只需回到最為根本的問題上，那就是此種“現代”果真是一種人人可享受的現代化嗎？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上海的開埠為上海帶來了現代城市化，但是隨之而來的也是資本主義現代化與城市化的諸多弊端。正如大衛·哈維所言：“資本主義的城市化永遠都可能摧毀作為社會的、政治的和適于生活的共享資源的城市?！雹俅笮l·哈維：《叛逆的城市：從城市權利到城市革命》，葉齊茂、倪曉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81頁。合理的城市發展需要通過科學的規劃來防止可能出現的環境污染、住房擁堵等城市病，但近代上海卻在這方面疏于治理，這些城市病的受害者又往往是城市底層的居民。近代上海的生活污水和工業廢水處理問題做得并不如人意：

在生活污水和工業廢水處理方面，問題更為嚴重。開埠初期，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都把原有的縱橫交錯的河流當作現成的排水和處理污物的渠道?！鞘形鬯蠖嗖唤浫魏翁幚砭椭苯优湃胩K州河和黃浦江，使上海的水質遭到了污染?！趶堉俣Y主編：《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06、507頁。

舊上海環境污染嚴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工業發展的無序盲目，還包括當局管理者的短視與疏忽，沿河而建的棚戶區住戶則是城市河流污染的最大受害者?！白饨绠斁趾椭袊y治者不惜巨資經營上海的高級住宅區，但是對于改善棚戶區的環境衛生卻毫不在意?！雹蹚堉俣Y主編：《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06、507頁。在《上海棚戶區變遷》一書中有一段對比鮮明的描寫——肇嘉浜北岸的徐家匯路的工廠之后是“以整齊、幽雅著稱的衡山路，緊連著的是一大片幽靜的高等住宅區”，然而浜岸水面上則是水上棚舍，“它一邊筑在河岸，另一邊則臨空懸在河面上……肇嘉浜令人作嘔的臭氣，使得過往行人都要掩鼻疾走，但住在浜上的人，不但無處可避，而且還要忍受臭浜中孳生的各種蟲害的折磨”。④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城市經濟組：《上海棚戶區的變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6—17、19頁。殖民當局與舊社會的統治者并不思考如何改善棚戶環境，反而“不斷以‘妨礙衛生’等為理由拆除棚戶”。⑤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城市經濟組：《上海棚戶區的變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6—17、19頁。1865年上海建起了第一家煤氣工廠，但煤氣供應的普及從來沒有普及到大部分上海家庭，“截至1949年，只有2.1%的上海家庭使用煤氣灶”，⑥盧漢超：《霓虹燈外：20世紀初日常生活中的上?！?，第228頁。更多的家庭一直使用的是葦桿、豆梗以及煤球。

城市公共資源的分配也呈現出極大的不公平，一方面體現在上述的貧富差距之中，另一方面則一度以華洋區隔體現出來。從一段法國人的游記當中，我們可以從其視角中看出其對上海華洋之間的不同態度：

（引者按：租界）新的馬路，次第修筑起來，新的房屋，也到處建起。河浜填平了，并時時有新的商店增設?，F在，幾于最新的發明，沒有一種不被利用的。

世界上真沒有個城市能如上海，沒有個城市能與上海相比。在上海，是什么語言都通行的，并且，還可見到各式各樣的建筑（……）至于在華界，那里的人，其不講衛生，簡直比狗也不如。①Georges B.Maybon：《上海印象記》，見馮仰操編：《海上行旅——民國上海游記》，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9頁。原載《當代》1928年第1卷第1期。

殖民者驕傲地炫耀“開化”上海的成就，并對華界的街道與衛生充滿鄙夷之情，顯示出了濃厚的歧視意味。華洋矛盾在城市公園的開放上也尤為突出，市政當局所設立的公園原本是現代市政的服務理念的價值體現。②關于近代公園的觀念以及租界外灘公園禁止華人進入所反映的華洋雙方心態及觀念的討論，可參考王馨培、李廣益：《“文明”觀念與空間重構——以晚清文學中的“公園”意象為中心》，《上海文化》2023年第2期。然而，自1868年建成的上海外灘公園，1928年6月才對華人開放。同為租界納稅人的華人被租界工部局拒絕承認其享有的入園權利，這60年來租界華人不斷派出代表抗議談判最終獲得本應屬于自己的權益。③對這段歷史的研究，可參考王敏、魏兵兵等：《近代上海城市公共空間（1843—1949）》，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第37—58頁。

華洋矛盾還體現在城市公共交通運營之中。例如，1922年商人董杏生組織“公利汽車公司”籌辦公共交通業務，然而通車之后卻遭到了工部局的百般刁難，“每季度要其繳納執照費銀100元，道路捐每英里收銀10元”，④上海市公用事業管理局：《上海公用事業（1840—198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49—350頁。除此之外工部局又允許英商安利洋行所屬的公共汽車公司申請專利權，英屬公共汽車公司在公利汽車公司運營路線上營業，董杏生的公利汽車公司壓力倍增，不得不于1924年2月歇業。在上海華洋雜處的格局下，中外雙方不得不就城市公共交通的運營進行復雜的合作與斗爭，其中雙方合作基礎往往因為外部條件的轉移而變得脆弱，更多時候是采取惡性競爭的方式，⑤可參考陳文彬：《近代化進程中的上海城市公共交通研究（1908—1937）》，上海：學林出版社，2008年，第166—183頁。其中涉及華洋雜處格局下，中外雙方對路權、公共汽車運營的諸種合作與斗爭。這阻礙了上海城市公共交通的進一步發展。正如有學者指出：“在治外法權沒有收回的情況下，近代上海根本無法根據城市發展的需要進行公共交通線網整體的合理規劃與布局?！雹揸愇谋颍骸督M程中的上海城市公共交通研究（1908—1937）》，第183頁。

在舊社會，上海城市化的發展成果并不由全體市民共享，華洋之別和貧富鴻溝橫亙在城市的空間之中，外來殖民資本主義的城市化注定無法解決這些問題，正如大衛·哈維所言：“如果不被監管的話，個別資本的積累永遠都會威脅著所有生產形式賴以存在的兩大基本共同財富資源：勞動者和土地?！雹叽笮l·哈維：《叛逆的城市：從城市權利到城市革命》，第81頁。在資本主義的城市現代化中，空間資源與精神文化資源的分配始終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市政建設也往往無法得到整體性的科學規劃，人與城市，乃至城市中的不同社群之間都存在著諸多有待解決的矛盾。

四、重新回答：“人民城市”的新型城市現代化道路

“我們一定能夠克服一切的困難而建設起一個光明燦爛的新上海和新中國?！雹佟渡虾＝夥乓荒辍?，上海：解放日報出版社，1950年，序言第4頁。這句話是1950年由解放日報出版社出版的《上海解放一年》的序言結尾，它展現出一種開天辟地的魄力與上海人民對光明未來的渴求。這句豪言壯語，不僅是對過往的告別，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上海人民對上海城市發展道路探索的宣言之先聲，是中國共產黨對如何建設上海的強有力的回答。從“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光明燦爛的新上?！钡健拔鍌€中心”再到“人民城市”的生成，中國共產黨與上海共成長，帶領著人民以實踐品格和理論創新回應著上海如何發展，走何種現代化道路的問題。

習近平同志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雹诹暯剑骸陡吲e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在黨和人民的努力下，上海走出了自己的現代化城市發展道路。上海的發展有其獨特性，正如學者鄭崇選指出：“上海建設國際文化大都市，雖然可以在客觀形態指標上借鑒發達國家國際大都市文化建設的經驗，但上海是社會主義中國的上海，不可能成為中國的紐約、倫敦或巴黎”，③鄭崇選：《提升上海城市文化軟實力的價值追求與基本路徑》，《上海文化》2021年第8期。如其所言國際經驗在客觀上可資借鑒，但是根本內因上，上海之發展離不開“人民城市”理念所涵蓋的共產黨人為人民謀福利的建黨初心，更離不開中國共產黨與上海人民的在城市實踐努力上的獨特智慧。

“人民城市”的理念形成及其現實建立，每一步都滲透著黨和人民的智慧。城市的發展本質上便是為了人的全面發展與美好生活。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談及：“城邦的長成出于人類‘生活’的發展，而其實際的存在卻是為了‘優良的生活’。早期各級社會團體都是自然地生長起來的，一切城邦既然都是這一生長過程的完成，也該是自然的產物?！雹軄喞锸慷嗟拢骸墩螌W》，吳壽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7頁。誠然，亞里士多德的“城邦”（polis）概念與現代意義的“城市”概念并不等同，但是二者也有其內在的淵源。亞里士多德也道出了早期人類文明中的共同體為“優良的生活”而相聚的事實。歷數上海城市發展的歷史，那“十里洋場”“罪惡淵藪”等符號印象如萬花筒一般照出分裂隔離的上海城市圖景，所謂“優良的生活”實在無從提起。西方城市理論家對現代資本主義城市建設中存在的貧民窟、貧富差距、犯罪率等以及后工業時期進行了猛烈的批判，有學者指出這些問題的本質其根本在于沒有把握城市歸屬于“誰”的問題。⑤徐錦江：《全球背景下的“人民城市”發展理念與上海實踐》，《上海文化》2021年第12期。中國共產黨給出了這一問題的答案——人民！

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上海時總結當代中國城市發展狀況，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的發展理念，這一觀念的提出是“對中西城市發展理論的有機創新”，“既是依據中國當代城市現狀所作出的深刻歸納，也體現了現代城市理論在發展中不斷凸顯的人文轉向”，⑥徐錦江：《全球背景下的“人民城市”發展理念與上海實踐》，《上海文化》2021年第12期。其本質意義上與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全面發展”觀念相吻合，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城市發展實踐的又一次結合，更是對中國共產黨對上海乃至全國城市治理實踐經驗的歷史回顧與高度總結。

早在上海解放初期，中共中央就高度重視上海的接管與市政工作。1949年6月，上海出現金融風暴，而后又有“棉紗之戰”、搶購風潮等問題，時任上海市長陳毅在毛主席、中共中央領導下一一平息風波。①周振華、熊月之等：《上海：城市嬗變及展望·上卷——工商城市的上海（1949—1978）》，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8、290頁。與過往的城市管理者不同，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伊始，上海市人民政府便下決心改善上海勞動人民的居住環境，為把中共中央“要逐步地、有計劃地解決工人住宅問題”的指示貫徹落實，上海市政府把建設工人住宅新村作為重點工作來抓。②周振華、熊月之等：《上海：城市嬗變及展望·上卷——工商城市的上海（1949—1978）》，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8、290頁。新建曹楊、天山、鳳城等6個新村，而后又在此基礎上擴建，極大滿足工人群眾的居住需求。計劃經濟體制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在一定時期內推動了上海城市的發展，但改革開放之后，新的發展需求也要求上海進行變革。20世紀90年代初，鄧小平在上海視察時指出，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兩者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其發揮市場經濟功能的指示指明了上海進步的方向，③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鄧小平在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92、219頁。由此上海開始革新之路，積極進行產業結構調整，重建自身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另一方面則是將開發浦東提上議程，早在1988年5月，時任市委書記的江澤民同志就從總結歷史經驗的高度闡明了開發浦東的必要性，他強調“要再造上海經濟中心功能和對外樞紐的功能”，④徐建剛、嚴愛云、郭繼：《上海改革開放三十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4頁。之后在鄧小平“抓緊浦東開發，不要動搖，一直到建成”的指示下，上海抓緊開發浦東，為帶動上海乃至長三角的發展提供躍上新臺階的機遇。⑤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鄧小平在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92、219頁。

從計劃經濟時期一直到改革開放以來，上海在黨中央與國務院的領導下，不斷求新求變，快速發展，2009年國務院在《關于推進上海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的意見》中明確了上海建設國際金融與航運中心的目標，賦予了上海代表國家參與全球競爭和奪取全球發展話語權的歷史重任。⑥周振華、熊月之等：《上海：城市嬗變及展望·下卷——全球城市的上海（2010—2039）》，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36頁。由此，上海的城市格局定位更上一層，“五個中心”的定位與邁向全球化現代性大都市的目標，成為上海城市發展的重要導向。

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追求物的全面豐富和人的全面發展、社會的全面進步，人民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得到提升，上海在此潮流之下，也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上海作為黨的誕生地，不僅是中國共產黨革命初期的搖籃。在新成國成立后，在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指引下，上海不斷謀求新的發展道路。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上海成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直到新時代的今天，上海成為黨和人民探索建設國家化大都市的范本與試驗田。201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上?？疾鞎r強調：“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是塊大試驗田，要播下良種，精心耕作，精心管護，期待有好收成，并且把培育良種的經驗推廣開來?！雹賱⑹堪?、謝衛群、方敏：《用心耕好這塊“大試驗田”——寫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十周年之際》，《人民日報》2023年10月6日。

上海，在發展中深化了對城市本質的理解，并以自己的努力實踐詮釋著城市如何讓生活更美好的命題。2020年6月，十一屆上海市委九次會議通過了《中共上海市委關于深入貫徹落實“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重要理念，譜寫新時代人民城市新篇章的意見》重要文件，其中提出的“五個人人”是對人民城市理念的進一步探索，是城市經濟發展、軟實力提升的方向坐標。建設人民城市，走出城市發展的中國現代化道路，上海將在這條道路上不斷前行，把人民城市的理念精神注入城市實踐的物質空間！